《中国大历史》黄仁宇-13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of Madness）为题。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前言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鸦片战争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京条约签字。南京条约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战败之影响：图存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签字时仍无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几十年内，我们也仍无从了解在我眼前的暴力与动乱也还是这长期而惨痛奋斗之一部；这种斗争上溯至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庞大运动的恢弘范围。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割让。所谓“新界”（New 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7年满期，也是刻下预定全部地区归还的日期。北京已保证让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后50年内不更变现有经济体系及法律制度。这政权所标示的“一国两制”如何在将来施行尚待揭晓，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农业管制之方式更换而为商业管制之方式。问题复杂。粗率看来．当一切趋于稳定之际，即国家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都可能因着中国而改变它们习惯上的面具。很明显的，中英处置香港的妥协方案算是得体，乃是因为它处理这问题时将之视作后面一个更大问题之一部。当中有地理与文化之影响，而不仅经济与政治。英法联军本书之叙述，尚要回到19世纪之中期。南京条约签定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和约将中国之商业开放，可是商业有赖于双方自愿的和积极的参与。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僚的鼓励对外来者采取敌视态度，又当如何处置？假使中国商人与外商订约，却又违约而逃赴内地，不在领事职掌之内，又如何处置？外商如何抗议，要是他们照规定关税付税，内地的官吏却在同货品上科以昂贵的转口税？关于鸦片贸易，问题更多。1842年和约始终没有提及鸦片。是否今后其贸易可公开？抑或中国禁烟的法律依旧有效？简概说来，“条约之系统”如果要有实际效率，各通商国家理应在北京设立公使馆驻留永久代表，中国内地应开放外商来往，转口税应有节制，若鸦片贸易已开放，应当明白承认其为合法。1856年有了一个新机会提出以上各种要求。中法和中美条约签署于1844年，内中有12年后可以修订的文句。英国人则根据最惠国的待遇，如果法国和美国提出修约，他们当然也可以坐享其成。自1854年，三国的外交官及海军军官即已在中国海岸南北来往，企图得到中国的反应而有成果。中国官员之中以广州总督叶名琛最为执拗。广州市民也曾在前后数年抗拒英人入城。更使问题恶化的是新皇帝威丰（本名奕詝，1850—1861在位）极端仇外。这种情形促使两个欧洲国家再度用兵，此次的军事行动有些历史家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艘中国的船只在香港注册，悬英旗。叶名琛的兵士登轮将英旗拆下，这就给英人以用兵之借口。不久法国也参加，其缘由则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员杀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印度兵士的叛变（Sepoy Mutiny）将这联合行动迟缓一段时候。可是英法部队一度集结，他们在1857年最后几天毫不费力攻占广州。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广州在战争期间受英人治理3年。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在近距离观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括4种条约。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据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太平天国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湘军与淮军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朝方得改正。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前言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甲午败绩之辱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