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黄仁宇-12

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改造帝国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清初盛世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内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在位61年，也正是满清在中国巩固其统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治的抬头。因他而流传下来的侦探政事，带有惊险的色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仍在幕后操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代开始之日，皇位左右备有大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熟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论。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的后果。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较今日为广。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国家，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中，活动较受节制。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前言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茄?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地缘因素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