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黄仁宇-9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50户至300户编成一“谋克”，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户数编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则上谋克与猛安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马之来源关系极为重大。这限制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出，画幅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短少情景迫切。马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繁殖，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区所育马匹一般较为瘠劣。所以我们揭开中国历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谓“经济枢纽区域”之解说，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作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成对照的则为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却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已相当复杂。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科技的进步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宋朝的覆亡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职之前。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忽必烈与马可·波罗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是如此。蒙古大帝国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远征日本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 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备低劣，士气消沉。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蒙古武功的极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蒙古的统治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caste）了。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财政问题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 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 亩收税。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帝国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