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黄仁宇-8

补给上的弱点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宋朝的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的路线也长。在军事部署上讲，将多数物品同列于军需之内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满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仍无力充分的供应。所以这尝试可谓过早提出而逾越了当时的能耐。除了内地河流和运河上有相当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间事业全无以商业作主之征象，是以赵家王朝无可避免地须承担其本身过早突出的后果。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那么在宋朝第6个皇帝赵顼期间，王安石的变法最能将此中情节一览无余地揭露。宋朝很早就企图铲除辽之盘踞。可是公元979和986年两次战役部一败涂地。第一次战役宋主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他亲自指挥战斗时曾受箭创。随后当契丹采取报复行动时，发动了无数次的边境冲突。公元1004年他们全面入侵。因为开封位于一个平原地区上，契丹直逼国都，第三个皇帝赵恒因之仓皇地批准了一段和议。和议中虽然宋辽彼此以兄弟之邦的地位同等对待，但宋朝从此被迫每年供给绢20万疋银10万两。从历史的后端看来，这1004年的协定有它的作用。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可是这种看法必须全部放弃当事人的观感，而接受地缘政治的仲裁，当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应；他们无法承认这种妥协为事理之当然。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1042年他们要求增加岁币时即以武力为后盾。宋朝之中国更未将西夏放在眼里。理论上西夏占领着中原领土之一部，向宋称臣。当公元1038年西夏独立自称皇帝时，宋廷立即称之为“反”，并且停止互市。可是中国派兵征剿，连战皆北。宋朝一再派兵，却连失城寨，而且死伤惨重，迁延到1044年， 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因之中国也年“赐”绢银茶时共25.5万疋两。王安石与新法在这背景下赵顼于1067年登极。当时他年方十八，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步宋朝首创者赵匡胤之后尘，赵顼也觉得中国的资源足以发动达到这目的。他在宫廷大内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念来则如：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译成白话文，则为“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后者已有卓越的声名），因为两者都有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之着眼，因之一见如故。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免役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不同的批评一时甚嚣尘上。新法中无一项目得到确切的效验，它只使官僚机构分裂，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黜后，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当日称江宁），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赐以公爵的名义而退休。这一连串情事之发生使皇帝赵顼终生不快。新法之目的在富国强兵，然后对付北方之强敌，但这种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朝中一位敢言的大臣甚至上书，希望他一心保持和平，最好20年不谈兵。在赵顼为帝期间，尚再割地给契丹。虽在西北宋军终击败羌人，可是这胜利之前已有一连串的失败。当前方军事不利的情报到达宫廷的时候，赵顼夜不成寐，只是绕榻而行。公元1081年的攻势据说投入战场的有32万人，遭到空前大量的死伤之后，宋军只攻占了四座堡寨。当赵顼在公元1085年36岁去世时，主和的朝臣决定将这四处得地奉还西夏，以克兵连浩劫。他们知道在长期战事中，宋军无法取胜。新政的起落转折接赵顼皇位的为太子赵煦，其时尚未10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这期间王安石所作新法一律停罢，他所用之人也一律辞退，以便迎纳反对派的朝臣（当中最有名望的乃是任宰相的历史家司马光）。公元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年17岁，实际期政，他再来一次转变。他又重行新法而罢免反对派人物。他的改革牵涉了很多朝臣，有时已去世多年者仍被波及，连科学考试的内容也大不相同，除了褫夺太皇太后的头衔一项提议未被采纳，甚至大行皇帝赵顼一朝的实录也整个重写，以便支持朝政之大转变。这还没完。公元1110年赵煦辞世，年方23岁，定位由异母弟赵佶接替。此为宋朝第8个皇帝也是有名的画家。他对新法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置：最初的两年他站在反对派的一边，兹后他转变方向支持改革派。此时王安石逝世已将近20年，他的声名也随着朝政的改变而上下。公元1104年他的声望达到最高峰，一道诏书颁称他为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在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同时反对他的309个朝臣，以司马光为首，贬为奸党，他们的名字被镌石立碑，使他们的奸邪千秋彰著。王安石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里的一大题目，几世纪以来对他作褒贬者不知凡几，迄至现代仍左右国际的视听。记载他作为的书文，也有不同文字的刊出。显然的，他的功业是一值得争辩的题目。可是很多类似之出版物，对一般读者毫无用处。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改革的盲点与障碍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目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之内，有更多不相符合之处。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农民，其最后之目的在将改革成果带到华北战场。如此的一种商业组织是不能缺乏农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可是宋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这种情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般不由农业存积资本的情形，在当日和现在没有基本的差别。当这种种条件继续的过程中有关服务性质事业即不能建立而展开。付费公路既未曾修建，一种正规之邮政也付之阙如。法庭的费用无力支付，则迟滞新式民法之展开。地方官发现，农民只能集体的指挥对付。所以来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因为他们缺乏我们今日的认知，所以宋朝官僚只在道德的立场上争辩，而在言辞之中暴露了当日社会的情形。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利的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放债的资金来自仓储，原为筹备赈荒之用。而各县实际的储存，甚有出入，有些县分即缺乏仓存，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这些县分虽未贷款，其县令也不得不在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应向上级缴付的利息。市易法也无从吸引太多商人与政府做生意；他们大多数害怕与衙门牵连。于是官员亲自督卖，使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也只好由这些官员自定。有一次甚至有官衙人员在街上卖冰块与果品，被皇帝谴责。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而保甲法却又与王安石其他新法背道而驰。向全体农民征兵有如以前各朝，必以均田作基础，因为当兵的义务时以视作每户都纳同等之税，而税率又轻的情形下的附带条件。宋朝既已将税率提高，又促进金钱的流通，则全面征兵必使穷困之家更为不堪。而以方田法整理田赋也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之19县须10年才能测量完毕。当这报告提出时，当中已经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新法的失败新法既然遇到如此不能克服之障碍，不免使人怀疑，当初有何凭借使其得以被提出？而且既已失败，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复这问题时，我们必须知道，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们的试验与他们的奋斗。倘使新法不作为全国一致的法令颁布，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带特殊性质之官僚将其局部提出实行，其成败则未可知。但倘使如此，没有上级的督责，也无固定之目标，这些措施，亦不足以称为以金融管制操纵国事。可是在较小规模之内，政府之活动渗入私人贸易之中，并非全不可行。例如唐朝之刘晏即曾将手下所管理之商品买入卖出，因而获利。在王安石将新法推行于全国之前，他任鄞县县令，他亦曾将公款贷与农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满意的成果。类似的事迹使赵顼和他的儿子们满以为反对新法者是有意阻挠。而使局势更为复杂的，则是不论新法适合实况与否，它一经颁布通行，收回亦至为不易，将其废弃也会产生甚多不良后果，所以主持的人不得不踌躇。总之，王安石之进退，扰攘北宋半个世纪，牵涉到力不从心的君主，也确实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只是我们看到主要人物之实力和风格，而他们也卷人漩涡之内，则可以断言这段事迹，只是时代的矛盾。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这一身兼制造业中心的南宋国都，繁华不下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景象。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杭州（临安）在隋朝已负胜名。南北大运河开创后，它是南端终点。它与开封不同，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南宋的国都——杭州，则是制造业中心。造船业、丝织业、瓷器与纸张的制造在南宋尤其突飞猛进。西湖胜景对现代的旅游者而言，离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观光者必往的胜地，当初该处是杭州湾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纪前期尚且如是，后来靠钱塘江的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盐水也就变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西湖在面积上只比杭州市略小。两座大堤将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离缩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苏堤则始于苏东坡，他是诗人、画家和散文作家，在11世纪曾剧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虽说他和白居易两人之间相隔近300年，但他们前后都曾在杭州一带任地方官，也曾前后疏浚此湖。两座长堤即他们的工程所留下的遗迹。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有其用心设计之奥妙，虽盗饺送谖骱裘菜闶鲁雠既唬渥⒅鼗肪持Ｑ肷?则已胜过一般官吏。中国一本歌剧称为“白蛇传”者，以西湖为背景，最近在美国风靡一时。揭幕时观众即面临湖岸。两只蛇之精灵，一白一青，已变成两个姣好的女子，名叫“白素贞”和“小青”。她们在白堤上邂逅一个年轻男子许仙。素贞与之一见钟情，结缡为夫妇之后，生有一子，小青即在他们家里伺候。可是金山寺里的方丈法海，发现了素贞的妖孽来历，即用一只法碗将她罩住，并且在碗上造雷峰塔。根据这段神话，只要雷峰塔在，白素贞免不了埋在万千吨的砖头之下。幸亏小青在当日大祸临头时逃脱，再回来时已率领着大批虾兵蟹将，而许仙与素贞所生子也已成年，加入战斗。他们的解放战终于使白素贞恢复自由。以后下文如何无人道及，只是雷峰塔则名不虚传确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溃，今日只有其痕迹残存。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为不祥。不是蛇在引诱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为蛇蝎。可是这篇故事之结局则表示着充溢生命之活力终能战胜权威，因为后者只能牺牲人本主义去迎合一般习惯，观众自此亦可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同。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失势的英雄——岳飞旅游者经过西冷桥畔，引入苏堤，附近有岳坟。葬在坟中的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位出色人物，从行伍出身，升为下级军官终成为宋朝最有名的大将。公元1141年他为宰相秦桧所诬构，以抗命罪死于狱中。当时秦桧与皇帝赵构密切合作准备与来犯的女真人议和。女真人已组织了一个汉化的朝代称为金，正长驱直入，迫着宋朝南退。岳飞的罪过乃是在这内外混乱之际还能约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盗匪，并且以步兵战术击破了来犯的金兵。他那时候只39岁，如若让他生存，则不仅几费周折谈判刚有头绪之和议可能变卦，而且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会因为能将在旁而感到威胁。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养同时发挥。今日岳飞墓旁已建有庙宇，高14英尺，内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上有匾额，据说“还我河山”四字系根据他本人书法描绘。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个铸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桧夫妇和两个同谋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桧像上。也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枪柄去捣秦桧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战时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才敢说岳飞是一个不能节制的军阀。岳飞不是军阀，事实上他可以节制。要不然在华中大胜金人之后，不会因秦桧以皇帝的名义召他南归，即停止了与女真的战役而就死地。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和与战的彷徨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北宋灭亡。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韩佗胄的悲剧下场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国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数字管理还没成熟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