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帝国兴亡---北魏评传-9

刘牢之能说出这话，他有底气，因为司马元显的使者、北府旧将庐江太守高素策反他来了，带来司马元显的重诺：“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你只要造王恭的反，他的官职你来干。这个重诺也只有年青无畏的司马元显敢发，在门阀士族秉政的东晋，下等士族、庶族不可能成为方面大员，更别说刘牢之祖祖辈辈不过是一将，谢安就曾说过：“刘牢之，不可独任。”绝不能让庶族专兵。司马元显看到的是眼前利益，只要干掉王恭，什么都成，至于以后如何发展，管不了那么多。　　　　谁也抗拒不了这么重的诱惑，何况二人本就不睦，刘牢之当即应允。王恭似乎感受到气氛异常，为拉拢住刘牢之，当众置酒，拜刘牢之为兄，让他率精兵为前锋，同时许下诺言：“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然而为时已晚，刘牢之已经决心投靠朝廷了。　　　　当时形势对三藩有利，荆州水师突至湓口（即今九江），江州刺史王愉毫无准备，匆匆逃走。荆州军攻入江州的同时，谯王司马尚之攻克豫州，与荆州军在白石激战，桓玄大破官军，进至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京都震动，司马元显据守石头城，征讨王恭的王珣和谢琰回兵防守建康。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进兵到竹里的刘牢之突然宣布归顺朝廷，回兵攻打王恭，王恭战败，单骑逃走，由水路行至长塘湖（在今江苏溧阳），准备投奔桓玄，为人所告，被擒获，送京师，斩于倪塘（今南京江宁区）。王恭临刑，仍旧一派名士风度，“犹理须鬓，神色自若，”对监刑官说：“我暗于信人，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的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愿百世之下知有王恭。”　　　　王恭之败并非如他所言，败于轻信刘牢之，而是败于他轻率的性格，被第一次胜利冲昏头脑，试想，桓温多大的英雄豪杰，北伐屡立战功，声威卓著，拥有一支忠于他的大军，尚不敢向朝廷称兵，王恭凭什么？军队听你的？还是老百姓听你的？什么叫做忠？忠于个人？还是忠于百姓？难道桓温做皇帝不比司马昱强吗？还是曹操做皇帝不比刘协强？只要能给国民带来世界上的财富，让国民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就可以做国家领袖，我们就可以忠于他，其它的所谓忠全是骗人的鬼话。　　　　不过，王恭的确是魏晋风流名士的杰出代表，“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死算得了什么呀！他死后，头颅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司马道子仔细地看着他的头说：“你何故要急着杀我呢？”　　　　荆州军逼近石头城，刘牢之打败王恭后，马不停蹄进军新亭（在今南京江宁区），杨佺期、桓玄畏北府军声威，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司马道子采纳桓冲儿子简文帝附马桓修的主意，做工作瓦解荆州军，下诏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诏书一下，荆州军内部果然大乱，桓玄、杨佺期喜出望外，殷仲堪勃然大怒，“内相疑阻，势不得不合，”仓惶退兵。荆州兵退至寻阳，三人回过味来，互相交换子弟为人质，重新确立结盟形式，王恭死了，众人共推桓玄为盟主，朝廷只得召回桓修，重新委任殷仲堪。然而，这个结盟矛盾重重，破裂仅仅是时间问题。　　　　　　　　桓玄以名声和家族地位登上盟主宝座之后，愈自骄矜倨傲，占据江州之后更不把殷仲堪放在眼里，杨佺期更不肖说，对桓玄来说就是寒士一个，其实杨佺期世代高门，他是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之后。从杨震开始到杨准，“七世有名德。”他的祖父杨林赶上西晋北方战乱，父亲杨亮从小就在北方做官，寻个机会全家到了江南，被委任为梁州刺史。杨佺期沉勇果劲，兄弟三人都强犷粗暴，以武功出名，杨家兄弟自以为门户高贵，江表莫比，有人把杨家比做琅琊王氏，杨佺期都恨得要命，可惜杨家过江太晚，又在少数民族朝廷中做过官，杨家的婚姻不是在高门士族之间联姻，所谓“婚宦失类，”江南名士品评起来，杨家不上数。杨佺期慷慨切齿，欲立大功，北伐中屡败前秦军，为河南太守之时曾经“自湖城入潼关，累战皆捷，斩获千计，降九百余家，”安全地回到洛阳，朝廷嘉军号龙骧将军。纵是如此，桓玄照旧看不起他，杨佺期劝殷仲堪杀死桓玄，说桓玄终为后患，殷仲堪一心维系三方联盟，怕有一方出闪失，自己控制不住荆州的局势，不许杨佺期动手。　　　　公元399年（北魏天兴二年），荆州大水，平地三丈，殷仲堪把府库中的储备粮食全部拿出来赈济饥民，江陵财力空虚。桓玄终于撕下他的假面具，借口救援被后秦姚兴大军围困的洛阳，尽起江州军队西上，夺取荆州屯粮之地巴陵（在今湖南岳阳），打败殷仲堪的援兵，兵锋指向江陵。殷仲堪连忙派人去襄阳求救兵，杨佺期说 ：“江陵无粮，何以拒敌！可率军北来，共守襄阳。”殷仲堪指望保全军队和地盘，不肯弃荆州，骗他说：“最近我们征集一些粮食，储备很足。”杨佺期相信了，率步骑八千来救江陵，雍州兵皆是劲卒，精甲耀日，等到江陵城却吃不上肉菜，只能喝些米粥，杨佺期大怒道：“这回完了！”连殷仲堪也不见，立马向桓玄发起进攻，等吃不上饭，仗就不能打了，桓玄先行退却，第二日,利用杨佺期急于求战之心，用伏兵打败雍州兵，攻入江陵，杨佺期和殷仲堪先后出逃，均被追兵杀死。　　　　当殷仲堪的死讯传到江陵，桓玄与众人正在讲解《论语》，讲到下面一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桓玄闻报，心情、脸色都很不好，“意色甚恶。”桓玄用欺诈和背叛的手段谋占荆州，不够正大光明，当为君子所不齿，连他自己都感到脸面无光。然而心中的一丝不快马上被巨大的成就感一扫而光，东晋朝廷下诏以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后将军，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兼并西夏、独霸荆州，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正巧赶上一年中的第一场雪，五处官府都来祝贺，五封贺信一同送到。桓玄神采飞扬，在官厅上于信后起草作答，皆粲然成章，文采斑斓，互不混杂。　　　　由桓玄阴谋发动的高门士族与皇权、地方官府与朝廷的战争，以桓玄与司马元显共治收场，然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被高门士族压抑的庶族地主乘机引发了一轮规模浩大的夺权运动，孙恩、卢循、刘裕接踵而起，江东烽烟遍地，孙恩大起义揭开了这场残酷无比的战争序幕。第五十章 孙恩起义　　　　　　孙恩起义又被称为孙恩、卢循起义，是两晋南朝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历史学家对其众说纷纭，甚至有人不承认它农民战争的性质，因为他的领导人是两名低级士族，各级指挥官皆是庶族地主，它身披宗教战争的外衣，目的并非要推翻东晋王朝的统治，可不容分辩的是它的大多数参与者是会稽、三吴地区（指当时的吴、吴兴、会稽三郡）的贫苦农民和奴客，起义军狂扫江东，诛杀了大批门阀地主，各郡县军队望风奔溃，大批庄园被捣毁，经济被迫重建，为新兴庶族地主的发展扫清道路，成就刘宋新兴王朝，为“元嘉盛世”奠定根基，使南朝有了与北朝铁骑争霸的本钱。　　　　不管孙恩领导的这场暴动是否农民战争，我们不能抹杀做为人为自己争取基本利益的努力，它代表了两大阶层的利益，一是南渡下等世族和吴中豪强的利益，二是广大农民的利益。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不提倡武装暴动，不讲阶级斗争，难道他们要和历代的统治者们一样，继续欺骗人们的眼睛，愚弄地位低下的人民吗？当今中国正在形成一个贵族集团，一个上流社会，这是历史必然。自夏朝建立伊始，至今四千余年的历史，纵观古今中外，也就毛泽东时代做到了基本公平，文化大革命消除象苏联、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特殊化，然而文革的破坏性出奇的强大，事实证明绝对公平不可能存在，私有制、贫富分化在生产力没有达到新的高度前肯定会存在。但上流社会必须记住的是，你们吃上肉，我们必须吃上馒头，而不能让我们去吃残渣剩饭，否则这场战争就是未来写照。　　　　如果想客观全面地了解孙恩起义，我们就必须从五斗米道讲起，五斗米道也叫天师道，是道教早期教派之一。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道陵学道于蜀郡鹤鸣山，自称太上老君降命为天师，造作道书以教百姓，入道的信徒出米五斗，故世称五斗米道。　　　　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和孙子张鲁相继嗣教而行其道。张鲁占据汉中之后，在当地实施政教合一统治。张鲁自号师君，以“鬼道”教民。其初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者号曰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号为治头大祭酒。祭酒以《老子五千文》教民诵习，以符水禁咒为人治病，并设“净室”，使病者处其中叩头思过。又设鬼吏，主管为病人请祷鬼神。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但令自首其过。又置“义舍”，内置米肉供给行路者。犯法者先赦免三次，然后行刑。有小过者罚修路百步以抵其罪。　　　　五斗米道经张鲁的改造，发展壮大起来，三十年间，当地各族民众“皆信向之”，使汉中几乎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曹操破汉中，张鲁投降，汉中政权覆灭，但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未被消灭，随张鲁及其部曲的北迁，又将五斗米道传播到中国北方。　　　　历经曹魏和西晋，至东晋时，五斗米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江东的五斗米道除了信奉以前的教义之外，还相信天官、地官、水官，尤其信仰水仙；相信长生久视之道，自号“长生人”；相信信奉天师道即可成仙，投水者成水仙，被诛者亦称“尸解”、“蝉蜕”；他们也相信能役使鬼神，请神兵相助等。豪门士族中有了信徒，出现许多著名的天师道世家，如琅邪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 在以上众多的士族信徒中，钱塘人杜子恭是其重要首领。他有很多弟子，著名者皆出身江南世家大族。杜子恭有道术，人多惑之，敬之如神，“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晋书记载了一则故事，表明杜子恭神异之处：有一次，他向人借瓜刀，想必切西瓜吃，刀主问他什么时候还，他说一会就还给你了，刀主坐船行到嘉兴，有一条大鱼跃入船中，破开鱼腹得到借出去的那把瓜刀。此事在我们现代看来，绝无可能，纵是魔术也无法完美地表演，但晋书说类似的神奇还有许多。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杜子恭已是半个神仙，他有个徒弟叫孙泰，孙泰的侄子就是孙恩。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出自孙秀之族，世奉五斗米道。孙秀，我们以前介绍过，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谋主，曾经利用五斗米道的势力协助赵王登上帝位，事败，被齐王司马冏杀死。中原战乱，孙氏家族过江移居三吴，他们并非司马越一系，也非第一批过江的中原人氏，在江东不为世人所重，求官自然无路。孙恩的叔叔孙泰利用自身家族的优势拜杜子恭为师，大力宣传五斗米道。　　　　创立和宣传宗教的目的不外乎有三：渡人、参政、敛财。以解除世人苦难为目的，无疑是高尚的，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如果教义有哲理深度便会经久不衰，比如基督教、佛教、道教。如果仅仅为了敛财，那么你就是极端可耻，因为你利用了人的脆弱，欺骗人的良心，譬如世界各国的各种邪教、中国的法轮功等等。我想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宗教可以超越基督、佛学和道教，那些邪教的教义毫无哲理，满口胡言乱语，于国于家于人毫无帮助，应该予以严禁。当然另有一种除外，它与国家紧密结合，一出世就是国家扩张、掠夺财富的工具，《古兰经》使伊斯兰教成为国家宗教，直到现今，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孙泰所做的就是要使五斗米道成为干预国家政治的宗教并以此进入国家权力中心。　　　　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五斗米道在他的传播下取得飞快的发展，成为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引起高门士族的猜忌，王珣进言司马道子，将他流放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不是现在繁荣富庶的广东地区，一片荒蛮之地。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放光，孙泰在广州仍旧辛勤传道，“南越亦归之”。孝武帝加强皇权，王雅乘机将孙泰召回，封为辅国将军、新安（在今安徽歙县）太守。　　　　王恭叛乱，孙泰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王）恭。”他的行动获得司马元显的好感，“数诏（孙）泰求其秘术，”与他一起研究道术。以此为契机，孙泰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五斗米道的势力，“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的成功源自两方面的支持，一个是下等士族和庶族地主的支持，一个是信道的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孙氏本身就是渡江的下等士族，在他周围聚集起渡江后不得志的利益集团，由于他对普通老百姓的号召力，被高门士族压抑的三吴本地的士族和庶族地主也开始支持他，希望通过他获得朝廷权力。五斗米道孙泰一系的蓬勃发展引起高门士族的极大恐慌，“朝士皆惧（孙）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孙泰在王恭战争中支持朝廷有功，当时司马皇权与高门士族、地方权贵、庶族地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是高门士族的王恭战败，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各霸一方，谁都害怕说错话，办错事，召来杀身之祸。　　　　有一个家族受不了，跳了出来，陈郡谢氏。我们知道，谢氏家族是在三吴地区发展，确切说在会稽（这个不用解释，浙江绍兴一带），它的庄园，它的财源都在那儿，说是门阀显贵，没有财富支持，用不了几代就衰败。谢氏家族在淝水战后卸掉兵权，拼命在会稽封山占水，广造田园，以求永世之资。谢玄之子，著名的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勾画出谢氏庄园的庞大，“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孙泰势力在会稽的发展吓坏谢氏家族，会稽内史谢輶上表称孙泰谋反，我们知道，谢輶是谢安重用的人，在谢氏家族和孙泰之间，朝廷很快做出选择，司马元显当即诱杀孙泰。孙恩逃往舟山群岛，道徒们没有人认为孙泰死了，都以为他蝉蜕登仙，继续给予孙恩支持，运粮送水，孙恩在海岛中纠集一百多名亡命徒众，时刻准备复仇。　　　　如果东晋朝局平安无事，孙恩很难掀起风浪，然而上天仍旧给了孙恩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是东晋各个阶层矛盾的总爆发，年青鲁莽的司马元显一脚踩上一颗足以让大晋王朝从此灰飞烟灭的地雷。　　鉴于王敦、桓温、王恭的教训，面对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占据荆、江、雍、秦、梁、益、宁诸州地区，专擅赋税，不事朝廷的局面，司马元显希望彻底改变自东晋以来，高门士族掌握军队，而朝廷无兵可用的局面，着手组建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这支新军的人员和装备从哪里出呢？以上七州不可能，江淮地区需要戍边，况且已有北府诸军，也无可能，只能是三吴地区。东晋自建国以来，面对北方的威胁，屡次遣师北伐，常由荆州担纲，桓温死后，谢安当政，北伐重任落在江淮地区。支持江淮战场的物资供应全部来自三吴，谢安动用三吴财富打赢淝水战争，谢玄又用三吴财富从事北伐，司马元显用三吴财富对抗王恭和殷仲堪。三吴地区成为东晋政权赋税徭役渊薮，在朝廷和门阀世族的双重贪婪索取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一年“殆无三日休停”，五斗米道在三吴地区飞速发展就在情理之中。　　　　魏晋以来的兵制是世兵制，实行兵、民分籍，凡入兵籍的士兵及其家属为兵户。兵户世代为兵，它起源于三国曹操。汉代实行征兵制，汉末战争频繁，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征兵制逐渐衰落。为保证稳定的兵源，以适应征战戍卫之需，于是有了世兵制。兵户男子年满16岁以上，国家可随时征调为兵，士兵行军作战居无常处，衣食不周，生死难卜，被人视为畏途；而兵户仍须承担国家各种徭役义务，士兵逃亡，又罪及家属，使兵户的处境十分艰难。总之一句话，好汉不当兵。　　　　豪强地主拥有大批附属农民、客、部曲的情况，江东甚至比中原地区更为严重，这是历史形成的，庄园经济是东汉、魏晋时期的主体经济，渡江以来，大量的农民挂靠在豪强家族，江东士庶也竟相收容破产的农民，国家控制的编户农民很少。再说，自由民根本不愿意当兵，这就是东晋朝廷中军组织不力的原因。司马元显发现一批人适合当兵，什么人呢？“免奴为客”者。什么是“免奴为客”的人呢？奴是古代地主阶级役使的奴婢，就是奴隶，客和部曲一样，是指地主们的依附人口。奴隶没有自由，客是半自由身，对于主人来说仍旧是世代的隶属关系。 “免奴为客”就是说由奴隶被放免变成客这部分人，这部分人仍旧是主人的私产，非经朝廷放免，或主人放遣，或自赎，没有离开主人的自由。　　　　　　现在，司马元显用朝廷的名义下诏，放免这部分人离开主人，有个附加条件，你必须当兵。强制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中的壮丁到京都建康当兵，“号曰乐属”。王莽改制的时候不是把奴婢称为“私属”吗？他把这部分客叫做“乐属”，就象现在某些捐款一样，自愿的意思吧。　　　　此诏一下，“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夸张，民怨沸腾！首先，浙东的高门士族、庶族地主一齐反对，第一，为什么浙东地区搞，其它地区不搞呢？地方歧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欺负；第二，客原本是地主们的私产，壮丁整劳力，你朝廷一纸诏书说弄走就弄走了。其次，“免奴为客”的农民不愿意，本已经从奴隶上升到半自耕农，却被征发为地位更为低下的士兵，自然不情愿，还美其名曰乐属，搞得好象很乐意似的。　　　　浙东地区民心骚动，孙恩一看，机会来了，公元399年（北魏天兴二年）十月，孙恩从舟山群岛率百余众登上大陆，他让我想起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的拿破仑，一路势如破竹，几乎兵不血刃，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攻入会稽郡。　　　　　　会稽内史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琅琊王氏也是世奉天师道，王凝之得知孙恩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出兵，不设备，不过人家和蒋介石先生不一样，蒋先生那是战略退却，他另有一支大军。每天去道堂磕头念咒，手下官员请求派兵出城讨伐孙恩，王凝之念念有词：“我已请来得道大仙，借来鬼兵把守各个险要关卡，每个地方都有鬼兵数万，贼不足忧。”五斗米道役使鬼神、神兵相助的法门想必王凝之练得很熟。可他忽略了一点决不该忽略的事情，孙氏也是五斗米道世家，孙恩也是天师，你的鬼兵胆敢阻挡孙天师吗？　　　　　　等到孙恩的兵马突破鬼兵把守的各个关隘，王凝之才发兵抵敌，孙恩的大军已经杀到山阴（会稽郡治所）城下，攻克山阴城，王凝之和它的几个儿子均被杀死。可惜王羲之一代名士，唐诗宋词晋字汉文章，王羲之是“泼墨汉家子”的代表人物，《兰亭序》被唐太宗品评为天下第一行书，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儿子呢？王凝之的妻子，那位曾经作出“未若柳絮因风起”诗句的才女谢道韫品藻他这位丈夫的时候说：“没想到天地之间，竟有王郎这种人！”　　　　谢道韫初嫁王家，非常轻视王凝之，回到谢家后，大为不满意，叔叔谢安开导她说：“王郎，逸少之子，相貌、人品也不坏，你为什么竟不满意到这种地步？”谢道韫说：“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谢道韫列举的这些位人物都是谢家的优秀人才，她这意思说我就没见过王凝之这号人。看起来，人不能太专注，你过于专注某一项事物，尤其是科学啦、哲学啦、宗教啦，这不，老婆都不希见。最好你能陪着她风花雪月，尤其做她喜好的事，好象这样的老公不多吧？当然，他们的婚姻是包办婚姻的产物，没有爱情。不过，有爱情又能怎么样啊？爱情如果在婚姻中逐渐消逝，岂不更加痛苦。　　　　我之所以要提谢道韫，不是因为她大薄夫婿的举动，而是她做了一件巾帼女子才能做出来的事。当他听说孙恩杀死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一点没有惊慌，从容不迫，命令婢女们抬着肩舆，握佩刀出门，“手杀数人，乃被虏。”乱军要杀她只有数岁的小外孙刘涛，谢道韫正容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如果要杀，先把我杀了吧。”孙恩“为之改容，乃不害（刘）涛。”　　　　　　孙恩这个人，史评“毒虐”，残忍酷虐，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象“陈胜、刘邦、张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没有不残暴的，不是狠角色谁敢造反呀。孙恩也是一样，把义军称为“长生人”，都死不了。百姓中如果有不跟随他，就连婴孩一起杀掉，为顺应义军的报仇血恨的要求，他甚至把一些县令的尸体剁成肉酱，集合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吃下去，如果拒绝吃，便被支解分尸。起义军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和官府的仓库，砍伐树木、填堵水井。在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下令将婴儿投水溺淹，然后祷告道：“贺你先登仙堂，我随后就来”。誓言不好乱发，没过多久，孙恩也成水仙了。孙恩不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是一个士族，文章写得好，后世有本《孙恩集》，起义失败后，他逃入海岛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许多贴子，说明他喜好书法。他不会害自己尊敬的人，谢道韫才名满天下，自然不会被加害，小孩也没杀。但是，孙恩对于王、谢等高门士族心肠不会那么好。　　　　　　孙恩起义得到三吴地区庶族地主的大力支持，受到当地的客佃和奴隶们的热烈拥护，浙东农民纷纷响应，遍举义旗。会稽谢鍼、吴郡陆瑰、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同时起兵，杀长吏响应孙恩，短短十五天之中，起义军达到数十万。义军诛杀了吴兴大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谢家子弟首当其冲，谢邈、谢冲都是谢氏的人。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王崇、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三吴地区是东晋的大后方，很少战乱，民不习战，各郡县兵望风奔溃，浙东八郡归孙恩所有。孙恩并没有建立政权，他所代表的是浙东庶族地主的利益，不可能与东晋朝廷彻底决裂。一时的胜利让他飘飘然，认为大功告成，自称征东将军，上表晋安帝，将起兵的罪责全部推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身上，历数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得意地对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　　　　起义爆发后，京都畿内诸县盗贼蜂起，孙恩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未能及时扩大战果，趁胜直取建康，给东晋王朝留下喘息之机，仅仅过了一个月，在司马元显的指挥下，谢安之子谢琰和刘牢之各率一支大军分别从建康和京口南下，先后攻克义兴、吴兴和吴郡，刘牢之的北府军迅速向钱塘江一线推进。　　　　孙恩起初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对属下大言说：“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践也。”所料不及的是北府军很快渡过钱塘江，向会稽猛扑过来，孙恩不肯和精锐的北府军决战，马上决定放弃浙东，率二十万义军及家属东撤海岛，临行，效仿赤壁战败的曹操说了一句狠话：“孤不羞走！”我逃跑不丢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还会回来！”曹操仰仗的是北方坚实的后盾，北中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孙恩仰仗的是什么呢？他会组建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起义军有家口，孙恩跑得慢，下令将抢来的大批金银珠宝、美女尽皆丢弃，道路上“粲丽盈目，”北府军一看开心了，竞相争夺，没人再想追击，孙恩因此安全地登船逃回海岛。军队能够明正言顺的抢劫一切很不容易，机会难得，北府军原本就是流民部队，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　　　　　　孙恩撤回舟山群岛，悄悄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朝廷任用谢琰用错人了，孙恩主动退出浙东地区，给谢琰留下假映象，以为孙恩不过如此，并未因之加强武备，将领们都劝他：“强贼近在海浦，伺机而动，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悔过自新的道路。”谢琰与孙恩仇深似海，谢家人被杀了不少，庄园被捣毁，怎么肯善罢干休，在辖区内大肆报复义军，并狂妄得对众人说：“苻坚百万之众，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败死入海，何能复出！如果他真得敢出来，是老天爷准备杀他了。”　　　　孙恩说话算话，次年五月，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陆成功，直指余姚，再次攻破上虞，进至距山阴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日后，义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阴进军。谢琰正在吃饭，得知晋军失利的消息后，大怒，饭也不吃了，发誓说：“当先灭此贼而后食。”跨马出战，孙恩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发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发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发箭猛射，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晋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　　　　　　会稽战争的胜利，震动东晋朝廷，司马元显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调动各路兵马围攻起义军，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一位震古烁今的名将应运而生，他只身挥舞一柄长刀驱赶数千敌人，做为大汉民族的英雄，他接连砍下慕容鲜卑和羌王的首级，踩着无数的头颅登上刘宋王朝的皇帝宝座，开创了一百六十九年南朝基业。桓玄机关算尽、孙恩浴血奋战换来的一切全都为他做了嫁衣裳，请看下集《寄奴曾住》。第五十一章 寄奴曾住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登上悬水峻壁、江山相雄、风景壮美的京口北固山，眺望浩浩荡荡的长江，吟下这首千古传诵大气苍凉的不朽词篇，将溢美之词毫无吝惜地赋与以武力北伐中原，取得克复两京辉煌胜利的宋武帝刘裕，称赞他的英雄业绩足以与千古江山交相辉映。昔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安在呢？斜阳草树掩映下京口的寻常巷陌中！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位于晋都建康以东，长江之南，此地连冈三面，一水横陈，群山环抱中的一间不起眼的茅屋便是刘裕的出生之地。　　　　　　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祖上是彭城人，汉楚元王刘交之后，八王之乱，刘氏过江迁居晋陵郡京口，祖父刘靖曾任东安太守，父亲刘翘，本郡功曹，母亲赵宗安乃平原太守之女。公元363年，赵宗安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刘裕，然而二十一岁的赵安宗却难产撒手人寰。刘翘悲痛万分，迁怒于刘裕，视为不祥，欲将其弃之。同族兄弟刘万的妻子、刘怀敬的母亲可怜刘裕，将其抱入家中，断了刘怀敬的母乳喂养刘裕，并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两年后，刘翘聘娶洮阳县令的女儿萧文寿为继室，连生了两个儿子，刘道怜、刘道规。萧文寿庶族小姐，知书达礼，说服丈夫，将刘裕接到身边，对这个身世凄凉的孩子怜悯疼惜，宠爱有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盛年的刘翘却因病去世。萧文寿母弱子幼，家道中落，陷入贫困无依的境地，但她天生傲骨，拒不改嫁，为维持生计，白天务农，夜晚织履。做为两个弟弟兄长的刘裕，早早地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从小就“耕种”、“砍柴”、“捕鱼”、“贩履”来养家糊口，艰难度日。潦倒困顿的日子，丝毫磨灭不了刘裕天生的豪气，成年的刘裕生得风骨奇特，好樗蒲，也就是赌博，有大志，好出大言，街坊邻居都不太喜欢他。　　　　　　时事造英雄，黄巾大起义造就了刘玄德，孙恩大起义造就了刘寄奴，借镇压农民军之机，刘裕从一个默默无闻、小小的北府军司马，一跃成为中国大地叱咤风云的英雄，败孙恩、灭桓玄、破卢循、斩刘毅、北伐南燕、西入长安，将不可一世的慕容皇族、羌族姚氏一并拉到建康闹市砍头，一步步建立了刘宋皇朝。　　　　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曾将刘裕和慕容垂两相对比，问大臣崔浩说：“刘裕之才何如慕容垂？”崔浩答道：“胜之。慕容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投靠他就象夜虫飞向火光，稍加倚仗，容易建功。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如果他才不过人，安能如此！”有人将刘裕比作曹操，曹操除了诗词文章非刘裕可比之外，无论从自身才能与事业性格，还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作为来说都略输一筹。就象崔浩所评说的那样，刘裕出身微贱贫寒，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凭借。曹操呢？虽说是宦官之后，难与袁绍等世族豪强相比，但东汉宦党权势薰天，曹操陈留起兵得到曹氏、夏侯氏、卫兹等地方豪强的鼎力相助远非刘裕可比。　　　　刘家自诩汉室宗亲，东汉亡国近二百年，又有谁会去管这么一个皇亲国戚呢？按照九品中正制的划分，到了刘裕这一辈，下等士族划不上，顶多算一个破落庶族。刘裕不读书，好赌钱，又常赖帐，郡县府衙怎么敢用他这种人物，只得去投军。他家住京口，京口就有一支强兵，北府兵就是京口兵。刘裕投军不必当兵，士兵有兵户，他是去做军官，当然，只能做一个下级军官，一直做得默默无闻，一则他是庶族，二则京口老乡，熬来熬去，熬到北府将军孙无终的府司马，按照现在来讲，大体相当于师部参谋的角色，其年已经三十六岁。古人生命周期比现代人短，又得给大人接班，必须成熟早，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十六、七岁的年纪好些人已经独挡一面，三十六岁离退休不远了。孝武帝以后，东晋对北方各国处在战略防御的位置上，大的会战没有，如果不是孙恩大起义，刘裕恐怕就得从北府军中退居二线，若桓玄当上皇帝的话，那么就会被强迫转业为乡。　　　　机遇不会埋没人才，时代需要他这种人才，孙恩把浙东沿海搅了个天翻地覆，北府兵出动了。刘牢之点将点了刘裕，由孙无终府司马上调都督府司马，参军事，就是说刘裕上调军区任参谋。　　　　北府军推进速度很快，从京口出兵，一直打到吴郡（治所在今苏州市），孙恩的吴郡守兵沿大路下寨，刘牢之派刘裕率几十名战士侦察义军的虚实，不料，正遇上义军出动，好几千人，换上一般的侦察员，赶紧溜掉，刘裕不，迎头而上，下令攻击。虽然说孙恩的军队没有经过训练，乌合之众，可人家也有几千人，对付你们几十个人满手是空。刘裕等人且战且退，一会儿，几十个人都被砍死了，刘裕身后是条河流，不小心跌进岸下。起义军追到河岸，岸下的刘裕突然舞动长刀仰面砍杀了数名追兵，“奋长刀仰斫杀数人”，然后，一跃而上，大吼着冲向敌群，追兵惊退。　　　　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在军中等刘裕不见回来，使率骑兵去接应，正好看见刘裕一个人手持长刀驱赶砍杀几千敌兵的壮观场面，“咸共叹息”。三国孙坚，世之虎将，最多也只是一个人吓跑几十个海盗，刘裕一人独战数千人，长坂坡七进七出之赵子龙，那是评书，刘裕之事却被载入正史，正可谓一身都是胆也。　　　　如果你以此认为刘裕是一名张飞式鲁莽神勇的武将的话，那么你可是大错特错，刘裕城府之深、谋虑之远，虽曹操不及，称得上两晋南北朝第一奸雄。曹操还没有篡位呢，朝野内外沸沸扬扬，曹操只得当众出面辟谣，而刘裕直到坐上宋王的宝座，普天之下竟然只有北魏大臣崔浩洞悉其用心，他最亲密的朋友刘穆之临死方知，他的宠臣傅亮也是在他的旁敲侧击之下才悟，你能说他只是一名勇士吗？刘裕一战成名，北府军因之士气大振，推锋而进，平山阴，将孙恩赶下大海。不想，第二年，孙恩卷土重来，杀谢琰，再度攻陷山阴城。这一回，刘牢之有将可用，刘裕正式成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孙恩见北府军攻来，故伎重施，再度退入大海。东晋朝廷任命刘牢之督会稽五郡军事，屯兵上虞，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刘牢之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构筑第一道防线，浙东又重新被晋军所控制。　　　　孙恩不可能呆在海岛里不出来，公元401年（北魏天兴四年）二月，起义军三度登上大陆，出浃口，攻句章。句章城小，容纳战士不过数百人。刘裕被坚执锐，带领守军拼死抵抗，每战摧锋陷阵，身先士卒，把起义军牢牢地钉在章句防线。刘牢之乘机向孙恩发起攻击，义军再次撤回海岛。　　　　吸取上次久攻句章不下的教训，孙恩三月份避开刘裕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得到报告之后，不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功业全在孙恩身上，马上率兵以急行军的速度火速赶往海盐，并在当地的旧城之上加固城墙。孙恩的海军进至海盐，根本不知道刘裕已到，轻率攻城遭到失败，义军大将姚盛被杀。孙恩大怒，仰仗人多势众，日日攻城不休，城中兵少，眼见城破，刘裕想出一条只有戏文里的诸葛亮才想得出来的空城计。夜间偃旗息鼓，把精锐部队埋伏起来，次日凌晨打开城门，让几个老弱残兵登上城墙，义军一看，远远地向他们打听刘裕到哪里去了，“遥问刘裕所在。”老头小孩们说：“昨天夜里已经逃跑了。”起义军上当了，争相入城。刘裕突然向他们发动猛攻，“奋击，大破之。”孙恩知道有刘裕在，不可能把这座城攻克，于是改向沪渎进军，刘裕马上放弃海盐，弃城追击孙恩。　　　　刘裕契而不舍，性格也够坚韧，咬定青山不松口，一定要在孙恩身上扬名立腕，有一个人坏了他的大事，海盐令鲍陋的儿子鲍嗣之，当地的豪强。他率领吴兵一千，请为先锋。刘裕不同意：“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锋失利，必败我军，你们可以在后面制造声势。”鲍嗣之一听不乐意了，我们就适合在你屁股后头摇旗呐喊，噢，就你们京口人善战，我们吴人不会打仗，想当年我们夫差称霸中原的时候，有京口这地方嘛，你刘裕怕我立功是不是？不行，非在前面。刘裕没办法，知道他一定不行，提前埋伏下多处旗鼓伏兵，每一处不过数人。前锋一交上火，刘裕在后面下令各处举旗鸣鼓，孙恩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伏兵，慌忙退兵，鲍嗣之一看，孙恩也就这两下子，不怎么样，领兵追击，刘裕只得跟上来。孙恩回军死战，起义军人多势众，鲍嗣之战死，官军惨败，且战且退，死伤贻尽。眼看全军覆没，一个也跑不了，刘裕急中生智，心生一计，等军队退到刚开始交锋的战场时，下令左右脱下死人的衣服拿走，以示闲暇。孙恩果然满腹狐疑，是不是有伏兵啊，这么从容，不敢逼近。刘裕突然大喊一声，指挥军队往回杀，起义军恐惧异常，掉头撤退，就这样，刘裕安全地带着部队返回。　　　　　　安全是安全了，但刘裕所部死伤众多，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刘裕浮海击孙恩收获不浅，不仅使自己声威大增，而且获得浙东诸郡当地士族和庶族地主的赞誉和支持。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孙恩的主力是浙东的庶族地主吗？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地主支持朝廷。北府军的军饷因为各地战乱，不是很足，各级将领们借着平息孙恩之乱，大肆劫掠当地财富。“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军队如果不讲军纪，和强盗没什么区别。只有刘裕的军民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严禁自己的军队劫掠，“唯高祖（指刘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 ”这和仗打得好也有关系，你取胜了，地方豪强和平民指望你，捐钱捐物就多。我们讲过，刘裕是有心机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嫡亲势力，没有自己的士兵。没有土地，没有财富，你养不起士兵。用你，你是一将军，不用你，你狗屁不是。所以，刘裕和地方势力关系处理得很好，比如，和会稽庶族地主山阴令孔靖交情不浅，“高祖东讨孙恩，屡至会稽，季恭（孔靖的字）曲意礼接，赡给甚厚。”包括对海盐令鲍陋，明知他的儿子担不起前锋的重任，会连累自己吃败仗，还是做了让步。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地方豪强对他的支持，后来桓玄称帝，刘裕准备起兵时，他的好友何无忌就曾劝他在会稽起兵，原因就是他在会稽有基础。　　　　后话不提，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歼灭晋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尽起主力大军，率“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震骇，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冠军将军高素、丹阳尹司马恢之、将军桓谦等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急令刘牢之自山阴火速回兵堵截孙恩。刘牢之远在山阴，大军行动迟缓，命刘裕集合附近精锐千人赶往京都。刘裕从海盐日夜兼程，一路急行军与孙恩的部队几乎同时赶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刘裕兵少，加之涉远疲劳，原丹徒守军莫有斗志。孙恩大军登岸，鼓噪而前，占领城西的蒜山。面对十万敌军，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发起突袭。孙恩根本没有料到晋军敢于决战，刘裕大破之，义军投崖赴水者甚众。孙恩狼狈逃回船上，撇开刘裕不顾，继续率船队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东晋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用海军迅速占领建康。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日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精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出奇制胜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率船队浮海北上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然后再向北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　　　　　　东晋渡过一难，正式加封与起义军作战屡战屡胜的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军赴郁洲讨伐。刘裕的军事才干充分展示出来，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再次登船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登船自浃口退守舟山群岛，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东晋朝廷忙于应对孙恩起义的同时，桓玄打败殷仲堪和杨佺期，独霸荆州，控制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地区，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为桓玄所有，桓玄兵势强盛，野心膨胀，劫断长江通往京都的漕送，厉兵训卒，有图朝廷之意，当他听说孙恩的大军逼近建康，马上集结军队，建牙聚众，上疏朝廷，请求发兵勤王。司马元显如何敢让他进入京城，那不是董卓入洛阳，引狼入室吗？下诏严禁桓玄出兵，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异常紧张，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请看下集“梁王安在？”　　第五十二章　梁王安在　　　　　　东晋王朝自孝武帝死后，连年战乱，王恭、殷仲堪、桓玄、孙恩先后起兵，战火燃烧着整个江南大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朝廷因军旅数起，导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的官员，每天只能领七升粮食。纵然如此，把握朝权的年青的司马元显却沉浸在自己平定王恭和孙恩之乱的胜利中，他与父亲司马道子同录尚书事，名义上共掌大权，时人称司马道子为东录，司马元显为西录，其实东晋的大权完全把在司马元显手中，“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张罗。”。司马元显对高门士族的排斥心态，使他的府中多是庶族人物，阿谀奸佞的小人将司马元显吹捧为一时英杰、风流名士。司马元显日益骄侈，不顾百姓死活，不停地搜刮民财、聚敛钱物，其富有程度竟然超过帝室。　　　　针对朝廷内部离心离德，百姓怨声载道的形势，桓玄致信司马道子，痛斥时敝，义愤填膺，将锋芒直接指向当政的司马元显，他说孙恩退兵并非朝廷的战功，执政冤杀王恭，重用奸邪，这才导致天下窘迫的局面：“孙恩上次逼近京城，因为风不顺没有攻进京城，又因为天下雨，没有机会运用火攻，所以在粮食吃完之后，自然退去，并不是力量不足。过去，王国宝死了之后，王恭没有乘机统领朝政，足见其心。但是，您却说他不忠。现在的朝中的权要贵官、国家的心腹栋梁，深孚众望声名远播的人有谁啊？能说没有更好的吗？是您不能相信他罢了！日复一日，遂成今日之祸。在朝君子皆畏祸不言，我桓玄远在外任，才有胆量揭露这样的事实。”　　　　桓玄的信如同讨司马元显檄，让元显大为紧张，恐惧不已，桓玄流露出要进入朝廷主政的野心。司马元显的谋士张法顺劝他说：“桓玄承借家世的名望和资历，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您所控制的地区只有三吴。孙恩为乱，东土涂地，公私困竭，朝廷、百姓积蓄枯竭，生活窘困，桓玄一定会乘此机会实现他阴险目的。不如趁他刚刚占领荆州，人情未附，未暇他图之机以北府军为前部，您率大军继进，出兵讨伐， 桓玄可灭。”司马元显表示同意，派他去联络刘牢之，刘牢之却觉得征讨桓玄很困难。张法顺从京口回来，急忙对元显说：“我观刘牢之言谈举止，必有二心，不如召入朝廷杀了他，不然，败人大事。”元显正要指望北府军，不听，下令大治水军，征兵装舰，准备讨伐桓玄。　　　　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正月，朝廷下诏历数桓玄之罪，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兵发荆州。　　　　　　即将出兵前，张法顺固请司马元显让刘牢之诛杀京都中的桓氏兄弟，一来宣示与桓家势不两立，二来考察刘牢之的忠心，把刘牢之死死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司马元显再三不听，反而委任桓冲的儿子的桓谦为荆州刺史，打算用这种方法收买荆州百姓的人心。　　　　朝廷出兵的消息传到荆州，桓玄大吃一惊，原以为朝廷方值孙恩之乱，地方饥馑，漕运不继，自己又禁断长江通道，江东公私匮乏，军队只能用粮食的麸皮和橡树的果实为口粮，万不曾想到能来讨伐自己。慌乱中下令将军队集结到江陵城固守，长史卞范之笑道：“明公英威振于远近，司马元显乳臭小儿，刘牢之大失民心，若我大军兵临京畿，敌人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怎么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境内呢！”桓玄猛得醒悟过来，向朝廷上表，传檄天下，揭露司马元显的罪状，举兵东下。　　　　司马元显见檄大惧，登上战船却不敢出发。两军交战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断断不能示弱。你害怕，敌人可能比你更害怕，司马元显的成功就在于年青的锐气，他的失败缘于锐气的丧失，未战已败。　　　　桓玄兵发江陵，心中忐忑不安，毕竟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害怕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成功，真正打起会战来，一战定输赢，连翻本的机会都不存在。“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心里老想着回荆州守城去，等到水师过了寻阳，连朝廷军队的一个影子也没看到，桓玄“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这时，朝廷的使者齐王司马柔之手持驺虞幡命令荆、江二州罢兵，桓玄下令将其斩首，围历阳，与谯王司马尚之的军队在洞浦(即洞口，今安徽和县南)，展开激战，此时刘牢之的北府军已至溧洲(今南京西南长江中)，刘裕请命出战，刘牢之没有同意，司马尚之战败被俘，历阳失陷。　　　　刘牢之为什么坐视司马尚之兵败没有出兵呢？从他与儿子刘敬宣的对话中可见端倪，刘敬宣劝他与桓玄决战：“今国家衰危，天下之重在父亲与桓玄。桓玄借父、叔之资，据有全楚，割晋国三分之二，一朝纵之进入朝廷，等到桓玄威望既成，再想图谋铲除他，恐怕就更加困难了。”刘牢之勃然大怒道：“我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今日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是，扫平桓玄之后，你让我如何对付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刘牢之对儿子发怒，说明心情极其烦燥，他是东晋王朝第一个由庶族出身的武将成为方面大员的，晋书评价此人“沉毅多计画”，我感觉是指军事上，在政治方面，刘牢之基本是个弱智，这也是环境使然，东晋崇尚门阀、名士，将军必须是儒将，以至于象桓温这样的英雄人物竟以比不上刘琨为恨事，刘琨有什么才干？军事武功一塌糊涂，却为天下所重，除了志向远大之外，诗咏曲赋是其长项，名士风流。桓温不行，刘牢之更突破不了时代束缚。　　　　　　东晋朝野对刘牢之的排斥让他唯知握紧北府军权，不知其它，在东征孙恩过程中纵兵抢掠，给士庶百姓留下很坏的印象。司马元显也不是真心重视他，他任命刘牢之为前锋，当刘牢之从京口来到建康去见他的时候，竟然吃了闭门羹，原因是事先没有约定，司马元显那天喝醉了，元显和他父亲司马道子一样，“日夜昏酣，”直到晋安帝出来为司马元显饯行，刘牢之才与他匆匆相遇。刘牢之为他出卖王恭，司马元显却令他寒心，唯恐自己灭掉桓玄，司马元显把他彻底抛弃。　　　　　　桓玄似乎看透了刘牢之的心理，派他的本家舅舅去劝降：“自古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有谁呢？越之文种，秦之白起，汉之韩信，皆事明主，为之尽力，功成之日，犹不免遭到诛戮，况为凶愚者所利用呢！您现在无论战胜、战败，终难逃一死，何如翻然改图，可以长保富贵。况且桓玄与您本无宿怨！”刘牢之被一席花言巧语说动，派刘敬宣到荆州军营中请降，他的外甥何无忌和刘裕苦谏，刘牢之不听。　　　　为安抚刘牢之的心，桓玄设宴款待刘敬宣，并把一些著名的书画陈列出来，陪同他观看欣赏，刘敬宣是老实人，毫无查觉，荆州佐吏莫不相视而笑。　　　　北府军投降，桓玄水师大举东进，攻入石头城，建康最后一道防线告破，军士登上桓玄的坐舰，报告说石头城守将梁王司马珍之叛逃了。大局已定，舟舰之上笳鼓并作，桓玄得意非常，高声朗诵阮籍《咏怀》诗中的佳句：“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桓玄大军进入建康，斩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张法顺等人，将司马道子废黜，白痴皇帝晋安帝下诏，以桓玄统领文武百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兼任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桓玄任命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东晋的天下成为桓氏家族的天下。　　　　桓玄主政，东晋又重新回到高门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得到高门士族的支持，名士羊孚大赞桓玄说：“近来世事纷扰，我内心郁闷。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国家太平让饱受战火蹂躏的百姓感到欣慰，同样支持桓玄，晋书称桓玄“黜奸佞，擢隽贤，京师欣然”。　　　　普天同庆的美好局面却让桓玄的野心弄得支离破碎，桓玄不满足象他父亲那样做九州伯，要完成他父亲不敢完成的事业，改朝换代，登上帝王的宝座。为实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掌握北府兵权的刘牢之成为他的心头大患，桓玄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削去他的兵权。　　　　刘牢之知道大祸临头，刘敬宣主张立即出兵袭杀桓玄，刘牢之犹豫不定，移师班渎，私下问刘裕说：“我们去广陵，联合高雅之，举兵匡扶社稷，你能和我一起去吗？”刘裕回答得非常坦率，气愤无奈，“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归附，广陵您到得了吗？我刘裕也只有脱去军装，回京口老家了。”　　　　刘裕的判断非常准确，当刘牢之聚集北府将领们商议讨伐桓玄之策时，根本没有人拥护他，参军刘袭说话更加刻薄：“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造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指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指元显），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说完，转身出帐，“佐吏多散走”。刘牢之见人心已散，派儿子去京口接家眷，刘敬宣有事耽搁了，过了约定的时间没回来，刘牢之以为谋反的事情暴露，全家已被杀死，遂率部曲过江，路上思来想去，懊恼不已，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事。可怜淝水大战杀得苻坚魂飞胆丧的一代虎将就这样窝囊的死去。　　　　我以前就曾讲过，刘裕是个机深虑远的人，他会本本份份地去做一个农民吗？当刘牢之的外甥、刘裕的好朋友何无忌问他说：“我该怎么办？”，刘裕斩钉截铁地说道：“吾观镇北将军（指刘牢之）难逃一死，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刘裕一眼看穿桓玄的篡逆之心，也看透桓玄必定任用自己，同时，他很清楚，只要桓玄阴谋暴露，他就有机会。　　　　刘裕有见识，弃官回老家，桓玄果然对北府诸将痛下杀手，高素、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北府旧将均被其杀害，司马道之亦被毒死。　　　　桓玄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务，孙恩义军被困海岛，由于人多地少，导致瘟疫流行，加上得到不给养，病死了许多人。孙恩只得率领剩余的人冒险登上大陆，被晋军击败，起义军死亡殆尽。孙恩心灰意冷、万念俱灭，蹈海而死，他的妓妾和上百名义军将士追随孙恩，相继投海。孙恩虽然死了，但孙恩大起义并没有结束，另一位义军领袖卢循接过旗帜，继续坚持战斗。桓玄对起义军采取安抚的手段，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义军确实需要休整，卢循顺水推舟的同意了，三吴地区表面上趋于平静。　　　　然而，经过孙恩大起义，持续三年的战乱，三吴地区土地荒芜，引发了大饥荒，户口减少整整一半，临海、永嘉两地人口则几乎全部死亡。纵使是穿着绫罗绸缎，怀里抱着金玉的富贵人家，也只能关起门来相互之间眼睁睁看着饿死。　　　　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桓玄却梦想坐上皇帝的宝座，急不可待地逼晋安帝禅让帝位，十二月，桓玄正式称帝，楚国建立了。　　　　东晋皇亲司马休之带着忠于晋室的刘敬宣、高雅之、刘轨、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人逃往北魏。北魏国正在发生剧变，他们的都城从塞上草原南迁了，请看下集《魏都平城》。　　第五十三章 魏都平城　　　　　　滴翠流霞，川原欲媚，坡草茂盛，群羊点缀，……挹其芳澜，郁葱可冷。　　　　　 摘自《云中郡志》　　　　　　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内长城蜿蜒其南,外长城横卧其北,东连太行,西临黄河，天高云阔，山关相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塞北重镇。平城古城始建于战国初年，是赵国的重要军事要塞。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的描绘，当时的平城草木丰茂，风景秀丽。　　　　公元398年(北魏天兴元年)七月，平城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风光的时刻，拓跋珪决定迁都平城。迁都平城是北魏从奴隶制游牧文明向封建制农耕文明转型的重要标志，自此北魏正式确立了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为根基逐渐完成对北方的统一。　　　　关于拓跋珪对都城的选择，我见过网上一篇《北魏前后期汉化政策与六镇起兵》的文章，作者叫做浅井紫茗。他提出拓跋珪开始可能想迁都邺城，原因是“邺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粮仓；周围的水陆交通有颇便利；兼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城中基础建设一一齐备、保存完好；在拓拔珪攻占的中原城池中，是最适合于定都的一座。而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属古之径北地区，当时这一带人口稀少、缺乏农耕传统；自然条件也比较差；更何况交通不便，粮运困难。两相比较，邺城的优势显而易见。”从而推断汉人崔宏曾力荐拓拔珪定都邺城。并举例子，说《魏书•太祖纪》记载：“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　　　　　　此时，在中国北方，关中地区有后秦；慕容宝逃到辽东地区；退守山东地区的慕容德杀掉慕容麟，建都广固，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对当时的北魏政权来说，迁都邺城绝对是不可能的，崔宏也不可能劝拓跋珪定都邺城。原因有三，其一，经过一年多的伐燕之战，魏军伤亡大半，该到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拓跋珪停止军事行动，既不打击后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不攻击山东的南燕。为平息后秦皇帝姚兴的怒气，减少边境摩擦，他毅然杀掉仅仅在书信称呼上对姚兴不够恭敬的亲信大将奚牧，可见他根本不想在南方用兵。如果迁都邺城，必然要受到南燕、后秦、东晋的军事威胁。其二，当时北魏的经济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兵源靠拓跋部及其部落联盟供给，他不可能把都城定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其三，崔宏做为一个新降的燕国官员，在国号问题上可以畅所欲言，一旦涉及到关系鲜卑贵族切身利益的迁都大计，从他的为人和性格看，是不可能出来表态发言的，拓跋珪称帝后期，汉臣和鲜卑贵族被诛杀废黜许多，唯崔宏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没有陷入到汉人与鲜卑人的争斗中去。再说，从他儿子崔浩反对魏明帝拓跋嗣迁都邺城来看，他本心也不一定就赞成迁都邺城。魏书之所以有以上记载也好解释，拓跋珪以占领者的身份第一次进入邺城，看看以前的宫殿，游览遗址，感叹一下朝代的兴替很正常。“将有定都之意，”只是当时的人或者后来治史者的猜测罢了，那有一月份还要定都邺城，七月份已经把都城迁到平城的道理，那样做，岂不是太草率了吗？　　　　　　以迁都为契机，拓跋珪加紧封建化的过程，“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魏王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十二月，拓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改掉以前留发辫的习俗。“追尊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谥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曰献明皇帝。”按照北魏的旧习俗，每年的夏初都要祭祀天神和宗祖庙，每年的夏末都要率领部众去阴山作退霜的祈祷，每年的秋季刚开始时要去西郊祭天。现在改了，完全依照汉族的古制，制订了在祭庙、朝会使用的礼乐。　　　　　　拓跋珪模仿古都洛阳、长安和邺城，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营造新都，先后建天文、天华、中天军殿24座；建西宫、北宫、南宫、东宫、宁宫等宫15处；建东苑、西苑、北苑、鹿苑4处；建华林、永林、永兴等园3处；建鸿雁、天渊等池6处；建云母、金华等堂6处；建蓬台、白台等台7处；建玄武、无武等楼3处；建凉风、临望、东明等观3处；还建有郊坛、方坛、五精帝坛3处；建太庙、太社、太稷帝社、孔子庙、虎圈、圆丘、方泽、明堂、灵台、辟雍等。其建筑规模、数目之繁多、布局之道严、规划之完整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平城分皇城、外城、郭城。外城方二十里，外郭周围三十二里，有门十二，“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京畿范围东至代郡（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及善无（右玉县南古城村），南及阴馆（朔县东南夏官村），北尽参合（阳高县东北）。其京甸“东至上谷军都关（昌平县北），西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包头市西）”。 北魏政府为改善环境，从城北引如浑水，从城西引武州川水入城，使魏都大街西岸有潺潺流水，东西鱼池有游鱼嬉戏，水旁弱柳、丝杨、杂树交荫，配上巍峨的宫殿楼阁，真是花团锦簇一般。唐代文人张嵩在他的《云中古城赋》描绘了平城昔日的壮丽：“灵台山立，壁水池园，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旌林森，堂殿胶葛”。　　　　拓跋珪把各地的官员、豪强尽数迁到平城充实人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经过其后历代北魏帝王努力，直到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在平城建都97年，历经六帝七世，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百万人口。　　　　都城的迁徙，对草原上拓跋联盟中牧民的生活造成冲击，就象清朝末年，人们从土地耕种中走向机器大生产一样，怀疑、排斥、反抗，从牧民到贵族，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不断漫延，拓跋珪准备拆散他们部族，加快汉化，“离散部落”的政策悄悄地诞生了。离散部落顾名其义，就是将部落中的牧民离散，在北魏它是一项国家政策，它的策划者是汉人张衮。我们讲过，拓跋部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地理环境决定生存方式，拓跋部从大草原到代北再到中原，他们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而不能让环境去适应他们，用术语讲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拓跋珪是个有着雄心大志的君主，他的志向在于平定四海，一统天下，这一点张衮很早就看出来了。　　　　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祖父张翼，曾任晋朝辽东太守。父亲张卓，做过昌黎太守。张衮起初在郡里做一名五官掾的小官，五官掾没有固定的职务，就是太守的左右手，幕僚角色。张衮性格纯厚笃实，好学，有文才。拓跋珪复兴代国称王，张衮被选为左长史，成为拓跋珪决策圈子中的一员，史载“常参大谋，决策帏幄”。在破刘显、击柔然、抵御燕军入侵、入主中原等一系列战役中，张衮为拓跋珪出谋画策，算无遗漏，拓跋珪言听计从，也算一对千古知遇的君臣。张衮在拓跋珪尚未建立功业的时候就经常对人说：“昔乐毅杖策于燕昭，公远委身于魏武，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主上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跃之功者，非人豪也。”张衮自比乐毅、荀攸，也看准拓跋珪是一位能够统一天下的英雄。　　　　游牧民族要想入主中原，在魏晋之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匈奴人谱写了这个神话，羯族人和氐人，还有慕容鲜卑人继续了这个神话，最终的结局却是以悲剧收场。张衮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予以解决，因为解决不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单纯靠武力统一不了天下。鲜卑民族想要在中原立足，比起匈奴、羯、氐和羌各族来，困难更多，匈奴和羯族在东汉末年已然入塞，氐羌更不用说，长久以来，一直和汉人共同劳作生息，适应农耕文明生活方式比较快，而鲜卑人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大草原，对农耕很陌生。为了尽快得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张衮提出“离散部落，编户齐民”的国家政策。　　　　　　张衮是北魏汉化第一人，他成功地推动北魏从奴隶制游牧文明向封建制农耕文明转型。从史书中我们并没有明确看到张衮的汉化政策及实施的记载，原因其实很简单，魏书成书于北齐，当时朝廷中的鲜卑和汉人之间的斗争仍旧非常激烈，魏书的作者魏收因为编纂史书不实大受抨击，曾经三易其稿，至于到底是魏收编写得不真实，还是指责的人别有用心，我们现在恐怕就象对鲜卑语的考究一样不得而知了，我们只能就某些蛛丝蚂迹进行推测。　　　　离散部落最初出现在《魏书•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贺讷传》中，“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这段历史是在贺兰部被燕国击败，拓跋珪率兵解贺兰之危后发生的，当时北魏的执政大臣是八部大人，他们不可能提出离散部落的主意，因为他们多为部落首领。北魏决策圈中的汉人只有燕凤、许谦和张衮，燕凤和许谦都是什翼犍时的老臣，在拓跋珪时代虽受尊重，但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言行。《魏书•燕凤列传》中仅记载了一句话“太祖即位，历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礼重。”而许谦的行为只限于出使秦国，别无任何记载。可见这一时期拓跋珪最器重的汉人还是张衮，离散部落的主意自然出自张衮。　　　　　　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分给土地让部落的牧民耕种，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不再隶属于部落大人，一方面加强皇权，另一方面为进入中原做准备，可谓一举两得。拓跋珪借贺兰部战败之际，拿贺兰部开刀，使他的亲舅舅贺讷成为无所统领的孤家寡人。当然他不可能仅仅离散一家部落，这不过是个开头，被解散的部落牧民变成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徒，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　　　　　　魏军攻克中山后，迁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平城，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他们和分土定居的鲜卑人一道成为北魏的农民。为给鲜卑人做示范，拓跋珪甚至亲耕藉田，带头务农，为百姓作表率。　　　　当时北魏的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游牧守旧势力依然强大，北魏境内并存着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他们各自的代表为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斗争，这种斗争贯穿整个北魏历史，甚至直到北魏灭亡，他们仍然在战斗。　　　　　　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被激化，冲突不可避免。“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魏书太祖纪》中的一句话把矛盾显露无疑。部落联盟中许多人的子孙失业了，估计他们不肯务农，拓跋珪只得安慰性地赐他们爵位。以拓跋仪和穆崇为首的鲜卑贵族开始反攻，他们把矛头指向汉人领袖张衮。　　　　　　张衮在南征过程中为解决治民官的缺乏，不断地向拓跋珪举荐汉人为官，往往均被录用。这些汉人多为出色的高门士族，才能是有的，对于他们是否肯真心为北魏服务，张衮便不得而知。魏军几乎是一战平定并州，占领城市无数，为尽把占领区治理好，张衮推荐官员多少有些仓促，比如卢溥。卢溥与张衮同乡，二人就谈了那么几次话，张衮便把他推荐给拓跋珪，卢溥出自范阳卢氏，乡里的势力很大，拉拢卢氏加强北魏的统治原无过错，可后来卢溥与北魏政权发生矛盾聚党谋反。还有一人就是崔逞，张衮根本就没见过他，“闻风称美”，向拓跋珪大力举荐。张衮一心追随拓跋珪，又是共患过难的，深得拓跋珪信任，从来不患得患失，有什么说什么。“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其他的汉人就不可能象张衮这般直率，你越是做事越可能出差错，何况你不计后果呢？鲜卑贵族正是看准他的性格，借机抓住卢溥和“崔逞事件”攻击张衮和他的汉人集团。　　　　　　崔逞字叔祖，清河人，其家高门望族，自曹魏时就历任各朝各代的高官，崔逞少好学，有文才。在前燕、前秦、后燕都做过官，还曾经编修过《燕记》。张兗极力推荐，拓跋珪对崔逞礼遇甚重，拜为御史中丞，任以政事，录三十六曹。　　　　拓跋珪攻打中山的时候，军中乏食，而老百姓藏着粮食自己吃，拓跋珪向群臣问计。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拓跋珪听从崔逞的献计，令百姓缴桑椹当租，崔逞害怕魏军扰民，又说可以让士兵们自己去摘取，不过要快，时间一长，桑椹要落尽了。拓跋珪当时火了，将士们要打仗，怎么能去采果子！鲜卑贵族利用这件事大肆攻击崔逞，说他讥刺我们鲜卑将士是鸮鸟，不是好鸟。拓跋珪果然很生气，不过没有发作。不久，又发生一件事，东晋将领郗恢给拓跋珪兄弟拓跋遵写了一封信，上面有一句话“贤兄虎步中原”，拓跋珪一看，又上火了，心想我是皇帝，你不写尊称说什么贤兄，明明看不起我嘛，于是就叫张衮告诉崔逞，写封回信给我贬一贬晋朝皇帝。崔逞称晋安帝为贵主，这一下，拓跋珪真火了，新帐旧帐一起算，心想我抗着多大的压力保你用你，你却不尽心给我办事，怒斥崔逞说：“贵主何如贤兄！”下令将崔逞处死，此事累及张衮，贬为尚书令史。　　　　　　　　拓跋珪明知此事与张衮无关，但不得不忍痛割爱，当时张衮年过七十，拓跋珪对他绝对是手下留情，张衮从此“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得失。”一年后郁郁死去，临死之前念念不忘北魏平定天下的大业，上疏执著地劝拓跋珪注重文德教化：“臣既庸人，志无殊操，值太祖诞膺期运，遂荷恩宠，荣兼出内。陛下龙飞九五，仍参顾问，曾无微诚，尘山露海。今旧疾弥留，气力虚顿，天罚有罪，将填沟壑。然犬马恋主，敢不尽言。方今中夏虽平，九域未一，西有不宾之羌，南有逆命之虏，岷蜀殊风，辽海异教。虽天挺明圣，拨乱乘时，而因几抚会，实须经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谋。伏愿恢崇睿道，克广德心，使揖让与干戈并陈，文德与武功俱运，则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复隆于今，不独前世。昔子囊将终，寄言城郢；荀偃辞唅，遗恨在齐。臣虽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灵，结草泉壤。”　　　　张衮的功绩是不可抹灭的，他将儒家治平天下的思想灌输给拓跋圭，告诫说尽管魏国武运强大，但四海未服，平天下靠得是文治和武功双管齐下，不可偏废。拓跋珪当时陷于政治斗争之中未能对其褒奖，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后世祖（拓跋焘）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曰文康公。”　　　　张衮对北魏忠心梗梗，一心报拓跋珪的知遇之恩，没有民族偏见，毕生致力于民族融合事业。崔逞则对晋朝抱有好感，他对晋朝皇帝的恭敬是出于汉民族感情使然，其实拓跋珪杀崔逞也并非因为这两件小事，实在是派别斗争的结果，对鲜卑贵族做一些让步。拓跋珪对鲜卑贵族的退让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满意，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接踵而至。请看下集《手铸金人》。第五十四章　手铸金人　　　　公元400年（北魏天兴三年）三月，后燕皇帝慕容宝的小女儿慕容氏被立为北魏国第一任皇后，慕容氏在中山城陷落后被拓跋珪纳入后宫，（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经左丞相卫王拓跋仪等人的请求通过手铸金人成功被立为皇后,别以为它是一场普通的立后，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故事。　　　　拓跋珪做了皇帝，当然要有一位皇后。拓跋珪称帝时二十九岁，此之前，他已经有一任夫人，是匈奴独孤部刘眷的女儿、刘罗辰的妹妹。当初拓跋珪为拉拢独孤部的牧民，分裂亲刘显的势力娶了刘氏，对她非常宠爱，并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华阴公主，儿子叫拓跋嗣，后来的魏太宗明元皇帝，公元392年（北魏登国七年）生人，拓跋圭立后这一年他七岁了。《魏书•皇后列传》中记载了这些史实，“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皇）后（此时的皇后是后世追封，当时她只是夫人）专理内事，宠待有加。”资治通鉴也说她非常得势，“宠冠后庭，”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刘氏出生于匈奴独孤部，匈奴人，长期为拓跋珪打理后宫，并生有一男，理所当然应该母仪天下，可为什么皇后的王冠偏偏落在别人的头上了呢？　　　　慕容氏这个人象大鲜卑山中的石室一样神秘缥渺，构成北魏历史中最大的一个谜团。魏书保持着对女人记载的一惯简约，《魏书•后妃传》短短两行多字记录了慕容氏的生平：“道武皇后慕容氏，（慕容）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拓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群臣议，令（皇）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于郊庙。封（皇）后母孟为漂阳君。（皇）后崩。”结果，简单吧？事实可不简单。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了这一史实，“初，魏主纳刘头眷（即刘眷）之女，生子（拓跋）嗣。及克中山，获燕主（慕容）宝之幼女。将立皇后，用其国故事，铸金人以卜之，刘氏所铸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为皇后。”　　　　　　两个女人的皇后之争是通过“手铸金人”来实现的，刘氏没有铸成，慕容氏成功铸就，成为北魏国唯一一位手铸金人成功而被立为皇后的女人。所谓铸金人是魏晋以来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一种用来占卜吉凶的方法，关于它的来源已无可考。我们试着推测一下，手铸金人测吉凶决非始自拓跋部，晋书曾经记载，武悼天王冉闵曾派遣常炜出使燕国，慕容俊问他：“听说冉闵铸金人为己像，坏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就是说早在冉魏时代铸像问天的方式已经开始流传。　　　　铸像的最早记载源自佛教，传说优填王曾为佛陀立圣像，在中国西汉霍去病出陇西讨伐匈奴时曾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据此推测，这一传统应该是草原文明与佛教结合而产生的，盛行于石氏的后赵，为拓跋部继承，在建国初期作为立皇后的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　　　　　　为什么有人能够铸成，有人铸不成呢？我不清楚当时铸造过程，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点，失败的概率相当高，再一点，所有的参与人员要同心协力，最关键的是铸造人心理素质必须过硬。　　　　　　北魏入主中原，离散部落，迁都平城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大背景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封建皇权与部落民主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宫廷斗争。先是汉官被杀，接着手铸金人立后，然后是立子杀妻、拓跋仪谋反、大诛功臣，最后皇帝被弑。　　　　手铸金人立后的背面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左丞相卫王（拓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群臣议，令（皇）后铸金人，成，乃立之。”拓跋仪为什么请求立慕容氏为皇后而非刘氏呢？因为刘氏不得宠吗？不是，魏书中记载的很明确，刘氏“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专理内事，宠待有加。”可以看出拓跋珪对其相当倚重，刘氏不仅为他生下儿子，还为他打理后宫。　　　　　　拓跋仪为什么要拥立慕容宝幼女为皇后呢？我们必须明确拓跋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拓跋圭有什么关系？拓跋仪生得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从小跟着拓跋圭走南闯北，平定诸部，南征北战，多有战功，被封为卫王，拓跋仪膂力过人，能拉十石硬弓，与陈留王拓跋虔齐名，时称“卫王弓，桓王槊。”我们前文讲过，他是拓跋翰的长子，拓跋觚的哥哥，我们已经知道拓跋觚乃贺氏所生，拓跋仪是不是贺氏所生的呢？魏书没有记载，我认为不是，为什么这么说，《魏书列传第三昭成子孙》中载：“太祖以（拓跋）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意思是说，拓跋圭因为拓跋仪才能威望显著当时，很尊重他，经常去他家，象一家人一样。这就说明，他们原本不是一家人，但有一家人的关系。贺氏改嫁拓跋翰后，拓跋圭与拓跋仪这对原本的堂兄弟成为更加亲密的兄弟。虽非一母同胞，一父所生，但他们同样出自老代王什翼犍的嫡亲一系，同是慕容皝女儿的孙子。　　　　拓跋仪为什么要奏请立慕容宝幼女为皇后，我在百度“慕容冲吧”中曾经与一名叫做“烟雨长安”的网友发过贴，我们只谈了一次，并没有争执，只是互相交换一下意见。我感觉烟雨长安思维臻密，只是阅历尚浅，若假以时日，必为中国未来史学界一朵奇葩。　　　　他持什翼犍纳媳说，认为这跟拓跋仪本人觊觎皇位，阴嫉拓跋珪长子拓跋嗣有着莫大关系。我将他的文章引用如下：　　　　拓跋仪《魏书》记载他是拓跋珪的堂弟，秦明王拓跋翰之子，可《魏书》又记载此人一直由拓跋珪母贺氏抚养，曾随贺氏母子一道颠沛流离，并依附贺兰部，假如他是拓跋翰之子，那么从拓跋翰的卒年来推算，他即使是拓跋翰的遗腹子年龄也比贺氏大三岁，要贺氏一个失国失家的青年寡妇带着亲生儿子四处奔波已属困难之举，还让她带上一个大过自己的夫侄情理上也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有专家推测这个拓跋仪实为拓跋珪同母异父的弟弟，贺氏再嫁什翼犍所生，拓跋氏进入文明时代后以这段翁媳婚配的历史为耻，于是就隐瞒了真相，将拓跋仪列为早夭的拓跋翰之子。　　　　拓跋仪为拓跋珪同母弟事后世虽已不明，当世却难以隐瞒，尤其在宗室之中。而拓跋氏早期，父子相承制并未代替兄终弟及制，拓跋仪可以理直气壮地具有皇位继承权，更何况，他曾和拓跋珪患难与共，深为拓跋珪所倚重，建有殊勋，又为内外所推重，甚至有大臣在下面私议：“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跟“宫车晏驾”有关的最要紧的事是什么？言外之意已十分明显。处在这样的地位上，这样的情况下，拓跋仪是很难不对皇位抱有非分之想的。所以当他窥透了拓跋珪欲传子不欲传弟的心思以后，嫉视拓跋珪长子拓跋嗣乃至拓跋珪的所有儿子再正常不过了。《魏书》在《卫王仪传》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就将他嫉视拓跋嗣的心理状态勾划得活灵活现，该传载：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仪入。太祖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太祖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召群臣入，赐仪御马、御带、缣锦等。　　　　拓跋嗣给拓跋珪生下了皇长孙拓跋焘，拓跋珪喜不自禁，在拓跋焘出生的当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喜讯，还特意地独召拓跋仪先入宫中，其深层次的用意不正在于向天下人表明，他要让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继承皇位而决不允许宗室弟兄插入的坚定意愿吗？不正在于向拓跋仪挑明，拓跋仪“为内外所重”，按照拓跋部遗制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原本是最有资格的继承皇位者，现在却是自己准备从继承行列中排除的首要对象。拓跋珪的那句“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令人心悸，拓跋仪的那句“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强自镇定，在表面欢乐的“歌舞”与“对饮”的背后，进行的是一场关于继承权利的严肃谈判。拓跋仪显然是对拓跋嗣生子，拓跋珪大庆非常不爽的，但却无可奈何，在拓跋珪隐隐的压力之下，还不得不“起拜而歌舞”，暂表屈服了。　　　　拓跋仪既如此嫉视拓跋嗣，自然也就会排挤拓跋嗣的母亲刘夫人。他不希望刘夫人成为皇后，拓跋嗣成为嫡子，同时他也不愿意拓跋珪其他有子的妃嫔登上后位，惟有奏请立无子的慕容宝幼女了，慕容宝幼女也会帮着打压打压拓跋嗣母子。拓跋仪“为内外所重”，他奏请什么，他的摇尾系统也自然会跟着奏请什么。　　　　以上论述，可作补证的是，在拓跋珪处心积虑的猜忌下，拓跋仪怨望已久，加上自身野心的膨胀，他也暗地里伙同贵族穆崇策划造反。两兄弟相争的结果，拓跋仪不得不“单骑遁走”，最终被拓跋珪“追执”后“赐死”。　　　　以上则为他的论断，我是不赞同什翼犍纳媳说的，前文有过介绍，有一点，我们观点一致，立慕容氏源自拓跋仪的野心，我所要对以上论点进行补充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一个人光有野心不行，要靠形势推动，曹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想做一个郡守，到想封侯、做周公，最后一不小心，成为太祖武皇帝。我就此揭密为什么慕容氏能够手铸金人成功慕容氏手铸金人成功得益于汉族农耕文明与鲜卑游牧文明的斗争，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拓跋圭和拓跋仪，拓跋圭汉化是为了巩固自身皇权，稳定中原的局势，拓跋仪代表鲜卑贵族的利益，企图以此登上帝位。拓跋圭之前代国的王位传承，象悉鹿、禄官，猗Ｘ、猗卢、弗，贺傉、纥那，翳槐、什翼犍，他们依旧维持着草原民族兄死弟及的传统，从拓跋圭开始便是长子继承制，说明拓跋圭要坚定不移地走汉文明的道路。拓跋仪礼贤下士，素有仁风，许谦、张衮曾经都是冲着他去投靠北魏的，但拓跋仪想做皇帝的话，就必须站在鲜卑贵族利益一边，以便通过兄死弟及的继承制登上帝位，他把自己绑在鲜卑贵族集团的战车上。　　　　为打击拓跋嗣和刘氏的势力，拓跋仪和鲜卑贵族把慕容氏推向前台，当时，北魏国平定河北之后，伤亡大半，一时无力进攻辽东和山东地区慕容鲜卑的残余势力。和慕容氏联姻正好缓和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为北魏带来和平，或者说休整的机会。河北的汉族豪强原先在后燕国的统治之下，乐意看到慕容氏被立为皇后。举国拥戴，拓跋仪的这一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不容抗拒，拓跋圭万般无奈，无法拒绝，只得援引草原民族的风俗，铸金像卜问天意。　　　　我们无法猜测在铸像过程中，是否存在象中国足球黑哨那种猫腻，两派政治势力对慕容氏的支持，对独孤刘氏而言肯定存在不公平。篝火跳跃，青烟缭绕，女巫们摇动的铜鼓声中，两位美丽的女人走向万众瞩目、庄严阴森的祭台，用她们纤弱漂亮的手指铸造金像，同时编织她们心中的梦想，手铸金人的结果让她们一同走向末路。　　　　慕容氏的身世不如人意，他的父亲慕容宝逃往辽东的时候，把她抛弃在孤城，国破家亡，凭借姿色得到拓跋圭的宠幸，宫廷斗争把她推到刀尖上，皇后的桂冠对她来说，仅仅是个虚无缥缈的迷梦罢了，她心如止水，所铸金像光彩照人，上天将慈爱赋给了她。为儿子登上帝位处心积虑的刘氏心浮气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铸像失败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万众欢呼中，慕容氏成为北魏皇朝第一任正式的皇后，上天的垂青挽救不了她凄凉的命运，慕容氏得到后位，得不到爱情，在拓跋圭日益狂暴的咆哮中很快死去。　　　　拓跋仪实施篡位第二步棋，与穆崇设谋，策划发动宫殿政变，埋伏武士伏击拓跋圭。穆崇是立穆陵部的部落首领，拓跋圭的救命恩人，先后揭发刘显和于桓兄弟的阴谋，忠于旧主，大义凛然，连他都要造拓跋圭的反，可见当时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刺杀行动进入倒计时，埋伏的武士已经各就各位，拓跋圭突然召见穆崇的儿子穆遂留，穆遂留正手握钢刀和死士们藏在一处，闻诏大惊失色，以为刺杀行动暴露，跳墙而出，一五一十得向拓跋圭坦白。拓跋圭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召见他另有委派，听他亲口诉说惊天阴谋，大吃一惊，拓跋圭大风大浪里出来的，丝毫没动声色。穆崇于他有恩，拓跋仪是他的兄弟，两人军权在握，党羽众多，立即查办，势必一场腥风血雨，刚刚打压下汉族豪强的嚣张气焰，再去收拾鲜卑贵族，他这个皇帝能不能做得稳？史载拓跋圭对穆崇“惜其功而秘之”，对这次未遂政变只字不提。　　　　　　鲜卑贵族不择手段的反抗，激起拓跋圭血腥的斗志，他自小经历无数狡诈、虚伪、肮脏的政治斗争，无数的刀林剑雨，他不会束手待毙，他要反击！　　　　拓跋圭接受博士公孙表上的《韩非子》一书，向群臣宣示，他要效仿秦始皇“以法治国”。《韩非子》与西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样，教育君主以法术驾驭臣民，从此，拓跋圭放弃儒家与玄学，专以刑杀，成为一个凶残、狠毒的皇帝。大将李栗成为他刀下第一个牺牲品，李栗是雁门人，祖父三代效力拓跋鲜卑，少辩捷，有才能，兼有将略，护卫拓跋圭于颠沛流离之中，是其元从二十一人之一。代国初建，拓跋圭多用亲戚本部人员，唯独李栗非拓跋亲贵而被委以重任，“当世荣之，数有战功”。南下中原之役，李栗率五万骑兵为先锋，“军之所至，莫不降下。”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亲信将领，仅仅因为“舒放倨傲，咳唾任情，”被拓跋圭下令处死。拓跋鲜卑不同汉人礼仪之邦，他们是蛮族，朝会之上，随意咳嗽、吐痰那是常事，“坐坐齐，手放好，”对鲜卑贵族来说，从来没哪个规矩，哪里是李栗的事，分明是杀鸡警猴。诛杀李栗，满朝震动，谦卑礼仪自李栗开始，北魏朝堂再也没人敢清嗓子或者做其它什么小动作。　　　　正当拓跋圭大力加强君权的时候，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五月，西线战事爆发了。这就是拓跋圭冷处理拓跋仪谋反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想法，北魏边境仍不稳固，需要鲜卑贵族们继续为他打仗。起先，为与西邻强国后秦交好，拓跋圭曾经派遣北部大人贺狄干向后秦进献一千匹马，为自己求亲。未曾料到，拓跋仪为首的鲜卑贵族逼自己立慕容氏，后秦皇帝姚兴听说拓跋圭已经册立慕容氏为皇后，大怒，心想你这不是耍我吗？难道我堂堂大秦公主给你做妾不成，下令把贺狄干扣留，拒绝通婚请求，两国交恶。　　　　北魏的将领们以朔方为基地，开始不断攻掠今陕北、宁夏等地后秦国的附属部落，公元401年（北魏天兴四年)十二月，拓跋遵、和跋率军5万人，袭击驻高平(今甘肃固原)的后秦车骑将军没奕干及黜弗、素古延等部落。次年二月，拓跋遵率军进至高平，没奕干弃其部众，率数千骑逃奔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西南)，魏军追至瓦亭(今甘肃固原南)，掠没奕干府库蓄积、马4万余匹、杂畜9万余头而还；迁徙所掳部众到北魏新都平城务农。　　　　魏军兵锋扫荡整个宁夏地区，长安大震，关中诸城大白天紧闭城门。拓跋珪意识到姚兴不可能善罢干休，命令邻秦的并州诸郡在平阳的乾壁(今山西临汾南汾河东岸)积聚粮食，防备秦国的进犯。　　　　　　果不其然，姚兴大阅兵马，不听群臣劝阻，以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4万为先锋伐魏，自领大军后继，御驾亲征。后秦灭掉前秦，此时国势正盛，东征魏国的同时，后秦军六万在姚硕德的率领下西伐凉州，两线作战，鲜有不败的，姚兴的开局不算美妙。秦军东征前锋军团经过两个月的激战，终于攻克乾壁。与此同时，拓跋圭的大军也出动了，拓拔顺、长孙肥的6万前锋骑兵逼近乾壁，八月，拓跋圭的后军到达永安(今山西霍县)，北魏和后秦的柴壁之战正式打响了。　　　　　　姚平遣骁将率二百精骑侦察魏军，全部被长孙肥所俘，姚平探不到虚实，引军退守柴壁(今山西襄汾西南汾河东岸柴庄)，拓跋珪立刻率领大军包围柴壁。姚兴率四万七千秦军前往救援，准备攻占柴壁对岸的天渡（汾河西岸一渡口）运送粮食接济姚平军队。　　　　北魏博士李先洞察姚兴的意图，对拓跋圭说：“兵法讲：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营寨扎在高处必被敌军包围，营寨扎得过低必被敌军俘虏）。姚平的秦军都犯了，只要我们出奇兵抢在姚兴前攻占天渡，让他们不能联系，柴壁可不战而取！”拓跋珪当即下令在军营前后修筑一重又一重的围墙，内防姚平，外拒姚兴。安同建议说：“我们不能被动地防守天渡，汾水的东面，有一个地方叫蒙坑，东西绵延三百多里，没有道路可以与它相通。姚兴如果来，一定会从汾水的西岸，直接逼临柴壁，倘若这样，两处敌军互相呼应连接，我们设下的重重围障再坚固，也不能把他们制服。依我看，不如在汾水之上搭起浮桥，把大部队渡到汾水西岸，在那里筑起围墙，用来抗拒敌人的进攻，这样，敌军即使来到这里，也无从施展他们的智力。”拓跋圭听从他的主张，下令部众架设浮架，进至汾西(今汾河西岸)，筑垒阻击秦军。　　　　姚兴的援军至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迟疑很久才向前推进。拓跋珪亲率步骑3万从蒙坑渡过汾河(今襄汾、曲沃之间汾河以东)，突袭秦军，杀千余人，姚兴败退40余里。姚兴用兵不果敢，前、后秦最后一战，若非尹纬拒不接受他的将令，私自与苻登决战，前秦也不会那么快被消灭。姚兴被击退，姚平更不敢出战，拓跋圭分兵据守各处险要，使秦军难以接近柴壁。姚兴只得屯兵汾西，耍起他的小聪明，凭借山谷建起营寨壁垒，将成捆的柏树从汾河上游纵下，企图冲垮浮桥，均被魏军钩起当做取暖煮饭的劈柴了。　　　　十月，姚平所部粮竭箭尽，乘夜率兵从西南突围；姚兴陈兵汾西，仅举火鼓噪为应，却不敢向围城魏军进击。姚平孤军突围被魏军击败，率部众赴水逃命。拓跋珪命善游者钩捕秦军将士，俘虏狄伯支、唐小方、姚梁国等40余将，士卒3万余人。姚兴力不能救，举军恸哭，声震山谷，数次遣使求和，均被拓跋珪拒绝。魏军乘胜进攻蒲坂，守将姚绪固守不战。正当秦军万分窘迫的时候，从塞上传来一个好消息，柔然人准备入侵魏国，拓跋圭匆匆回军，柴壁之战以秦国的完败告终。　　　　柔然人得知拓跋圭回军的消失马上逃走，魏国四境基本安宁下来，朝廷内部却掀起一场场血雨腥风，无数的部落首领人头落地，独孤刘氏被赐死，拓跋圭也被儿子拓跋绍乱刀砍死。请看下集《立子杀妻》。第五十五章　立子杀妻　　　　　　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这是多少开国之君发自肺腑的慨叹，远的不说，就说眼前，新中国建国五十八年，有人竟将现今中国称之为盛世，多可笑、多荒诞的话，假若你呆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的豪华别墅、宾馆里，你还就真在盛世中。如果你到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兰州、新疆、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广大农村去实地考察一下的话，你就不会发出如此大言不惭的话。如果你再到美国、日本、欧洲、北美等地去转一圈的话，你会感觉到一边是美丽的天堂，一边是平凡的人间，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没有生活在战火纷飞、疫病横行的地狱。　　　　　　贫富不均、地区差距、道德沦丧、思想空虚、贪污常事、农民低保无着、工人生活窘迫，难道这就是所谓盛世？任重道远，何时我们的人均收入能够赶上美国、日本。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我们距离盛世还很遥远，努力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我们的优秀干部难道比不上一个拓跋圭，今人难道比不上古人？拓跋圭为拓跋鲜卑人打下中原，获得无尽的财富，为国家强盛、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改变野蛮落后的部族统治，向新型的社会转型，费尽心力，几近疯狂。　　　　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拓跋圭举步艰难，对拓跋贵族的妥协难以获得认可之后，拓跋圭果断地站在先进社会一边。晋朝灭亡，楚国建立，晋室宗亲司马休之等人准备投奔北魏，到了陈留分为两路，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等人投奔南燕，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人投奔后秦。拓跋圭一开始的时候听说司马休之等人打算前来，非常高兴。左等也不到，右等也不来，差人一打听，人家说：“魏朝声威远被，所以司马休之等人都打算来归附。但是，不久又听说崔逞被杀的事，因此改变主意。”拓跋圭深深懊悔自己逼杀了崔逞，从此以后，读书人即使有什么过错，也能得到宽容和优待。此事对拓跋圭刺激很大，北魏若想赢得人心，成为一个强国，决不能走游牧文明的道路。他下定决心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急剧变化中，拓跋圭与拓跋贵族的关系极其紧张。　　　　　　维持封建皇朝的统治，必须保证君权，拓跋圭意识到最可能威胁到皇位的，不是汉人，而是鲜卑贵族。拓跋珪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所谓候官相当于国家安全局一类的机构，象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六处、苏联的克格勃等等。　　　　拓跋圭通过候官着手剪除对他帝位有威胁的拓跋亲贵和部落首领，让人领略到他的铁石心肠。削除曾在柏肆之役图谋自立的司隶校尉、毗陵王拓跋顺的职务；以醉酒乱性对太原公主失礼为由，将战功赫赫的常山王拓跋遵赐死；以奢豪喜名的罪名处死平原太守、素和部首领和跋，并诛其全家；中垒将军邓渊的从弟尚书邓晖与和跋关系很好，拓跋珪又将邓渊赐死；候官报告说，庾部首领、名冠诸将的司空庾岳和中山太守、莫那娄部首领莫题“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模仿人君”，拓跋圭毫不手软，将庾岳杀死。然后，派人手持当年窟咄之乱中，莫题献给窟咄的那支箭给他看，问话说：“三岁牛犊，能胜重载否？”莫题父子对泣，一家被嘲弄后灭族。　　　　羁押在秦国的贺狄干做为战俘交换回到平城，拓跋圭伐秦期间曾遥封贺狄干为襄武侯，加秦兵将军，此时竟然发现他的语言衣服，和羌人一样，认为他看不起本国文化，下令处死。　　　　贺狄干的死纯是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其他人的死则是对新型北魏皇朝造成威胁。部落首领纷纷被杀，拓跋珪与部落贵族的斗争进入白炽化。恐惧、不安和过度的紧张使得拓跋珪烦闷多疑，精神失常。　　　　拓跋圭恋上寒食散，寒食散是药石，性燥，有春药功效，必须心境平和，寒食散促使魏晋士人形成一种平和、豁达的性格，不轻易动怒。生性野蛮、剽急的北方蛮族人学不来，他们服用，非但起不到神智清明有益一方面的作用，反而导致坏的副作用变本加厉。拓跋圭在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性情更加狂燥，喜怒无常。有时几天不吃饭，有时通宵不入眠，追想自己平生成败得失，自言自语，喋喋不休。　　　　　　北魏境内不断出现自然灾害，受东汉谶纬之学的影响，拓跋圭深信天人感应之说，把灾变归咎于臣下，认为他们没有尽到人臣职责，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整天疑神疑鬼，每当文武百官上前启奏国事，他都往往会记起你过去犯过的错，突然杀掉你。如果有人面色稍变，或呼吸不匀，或步履不稳，或话语出现错差的，就会怀疑你们是不是心中有鬼，居心不良所以才表现在外表上，有时会亲手把人刺死，皇宫天安殿前，每天都摆放着被处决的死尸。　　　　北魏开国重臣穆崇忧虑死去，势单力孤的拓跋仪见拓跋珪象疯狗一样，丧失理智，害怕他记起前次政变，自己难逃一死，逃亡外地，被抓获，赐死。朝廷中人人朝不保夕，官员们苟且偷安，魏都平城盗贼公行，人迹稀少，根本没有人处理政务，也没人汇报工作，离他远远的。唯独吏部尚书崔宏之子、著作郎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　　　　拓跋圭外表狂燥，头脑中的思路格外清晰，在君位传承问题上，继承、发扬了一种残无人道却行之有效的制度，“立子杀妻，子贵母死”。此项制度为汉武帝用来防止母后干预朝政及外戚家族作乱所发明，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担心“主少母壮”重蹈吕后复辙，便以“屡违圣意”为由，把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囚禁于云阳宫。钩弋夫人忧困而死，汉武帝深感内疚，在甘泉宫前建“通灵台”以表怀念。　　　　“子贵母死”在汉朝，仅仅施行了一代，在北魏，做为一条铁的律令，被七代君王严格冷酷地执行，自道武帝拓跋圭末年到献文帝拓跋弘皇兴三年60年间，共有五位皇后残死于这条野蛮的诏令下。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拓跋圭定下这条冷酷无情的政策呢？难道他真的精神分裂了吗？难道北魏数任帝王都是疯子吗？　　母以子为贵，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中，诸皇妃以生儿子为荣，母亲为儿子能继承皇位，对老皇帝争宠献媚，费尽心机，一旦儿子立为太子登上帝位，母亲便被尊为太后，享齐人之福，荣耀无边。这种情况，在北魏宫廷不存在，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立下的规矩是，立太子先杀其母。试想还有哪个母亲愿意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呢？以至于魏书中如是记载：“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拓跋圭立长子齐王拓跋嗣为太子的同时，将太子的母亲，与他一起患难与共的妻子独孤刘氏赐死，并对太子解释说，这是效仿汉武帝防止母后专权，为国家作的长久之计。果真仅仅是效法古人吗？拓跋圭没有其它的想法吗？　　　　当然有，北魏皇朝这条制度并非拓跋圭首创，他无非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已，早在拓跋部从林地走向草原，杀妻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大鲜卑山下来时的拓跋部很弱小，历代可汗通过与草原其它部落通婚壮大自己，为不被比自己强大的联姻部落吞并，总是先联姻，随后发生战争，可汗们的妻子成为牺牲品。　　　　　　拓跋圭注重本族历史，即便在与汉族进行融合，向农耕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吸取历史经验。拓跋部是蛮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经验就是故事，由故事演变出来的世代传唱的歌谣。北魏开国，拓跋圭把拓跋部中流传的歌谣，集中起来编成“代歌”，也就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后来进入北魏乐府，称之为“真人代歌”，掖庭中晨昏歌之。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这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可惜它以汉字写鲜卑本音，鲜卑人懂，别人却不懂，以至于未能流传下来。　　　　　　我们前文讲过的，“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便揭露了这段史实，诘汾可汗的妻子天女不是回天廷，而是被杀；力微可汗不是没有舅家，而是全族被灭。到了猗Ｘ和他的妻子祁氏时代，祁氏凭借强大的后族和分裂后的拓跋联盟，先后立自己的两个儿子为部落联盟首领，干预联盟权力，凌驾联盟之上成为女主。拓跋圭本人也是凭借母亲的部族贺兰部复国成功，他创业的敌人，诸如独孤刘氏诸部、贺兰贺氏诸部、慕容燕国，无一例外都是与拓跋部联姻的部族。这便是拓跋圭确立“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同于汉武帝的假想，外家部族对北魏皇朝的威胁实实在在。另外，拓跋圭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你是皇帝，皇帝无私事，无父母，有的只是天下，有的只是百姓。这条野蛮的制度，使得北魏帝国前期的君位传承井然有序，当这条制度被废除时，北魏亡国了。　　　　野蛮的手段催生文明的效果，这就是集权与民主的差别，权力的集中可以办成许多民主国家无法想象完成的事情。一个女人与国家太平相比，孰轻孰重？但对一个女人来说，该是何等样的残忍？任谁也无法接受，谁能任由自己的亲生母亲被杀呢？太子拓跋嗣听到这条惊人的诏令时，满面流泪，哀泣不自胜，回到住处，整天整夜地哭号悲泣，“日夜号泣”。拓跋圭大为恼火，身为一国储君，不能为天下解忧，为百姓立太平，为一个女人哭哭啼啼，如何做帝国领袖！下旨召拓跋嗣入宫，太子东宫的左右亲信对拓跋嗣说：“太子，你不能去！皇上很气愤，你如果进去，恐怕出不来了。”拓跋嗣纯孝，对母亲孝，对父亲也孝，父皇召见，怎么能不去。侍从们连忙劝：“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父亲处罚儿子，骂几句，打两巴掌，你得受着，往死里折腾，你得跑，万一把你打死了，你就陷皇上于不义，不如暂时回避一下，等皇上的怒气平定之后再进宫。”拓跋嗣一听，有道理。儒学是哲学，哲学是辩证的，我们不能教条式得去理解孔子，真正的儒学是辩证的儒学。　　　　拓跋嗣逃往外地，随行的只有两名侍卫，王洛儿、车路头。王洛儿是平城人，性忠谨，少善骑射，东宫属官，拓跋嗣在一次冬季游猎时，纵马踏冰渡河，连人带马一起掉冰窟窿里，王洛儿把拓跋嗣救出来，自己差点冻死，他和车路头都是拓跋嗣死党。　　　　　　　　　　拓跋嗣前脚出平城，后脚宫廷就发生了一起杀父丑剧，作反的是拓跋圭的二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的母亲是贺太后的妹妹，论起辈份来，那是拓跋圭的姨母，人长得貌美如花，拓跋圭依附贺兰部的时候，一眼看上了，想纳为己有。草原民族不注重伦理，贺太后并没有拿伦理道德来反对，而是说了一句经典名言，“过美不善。太美的东西，一定有不好的地方。况且她已经有了丈夫，不可强夺。”一说这话，可能全天下漂亮女人会齐声反对，歧视美女，幸亏这话是贺太后说的，她也是靓女。其实贺太后并非单指女人，是指所有的事物，她的想法和王猛心心相通，王猛说过善始者不必善终，十全十美原本就是没有的事，太完美的东西必定有它不如意的地方，早晚会暴露出来。拓跋圭当年意气正锐，锋芒在外，怎么会放过一个合心意的漂亮女人呢，派人把她丈夫杀死，纳为夫人，生下拓跋绍。这个儿子，拓跋圭好的地方一点不肖，坏的基因全部继承，为人凶狠无赖，游手好闲。喜欢在大街小巷里游逛，抢劫行人，剥光别人的衣服逗笑取乐。拓跋圭非常不满，曾经把他倒悬在井中惩罚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把他拉上来，身为长兄拓跋嗣也多次教训责备他，拓跋绍本性难移，恶习不改！　　　　公元409年（北魏永兴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拓跋珪把贺夫人大骂一顿，并将其囚禁，准备处死，天黑推迟未决。贺夫人害怕，同床这么多年，不知道丈夫什么样的脾气，满朝权贵说杀就杀，同甘共苦的刘夫人说赐死就赐死，弄死自己哪里会顾念夫妻情意，赶紧秘密通知儿子拓跋绍，要他来救。　　　　怎么救？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一不做，二不休，当天深夜，与帐下武士以及宫中侍卫几个人联络谋划，由宦官引路跳越宫墙闯入拓跋珪的卧室。这是拓跋圭自己结出的恶果，左右侍从因为拓跋圭末年的凶狠残暴，个个恐惧异常，可能都盼他死，没人打援手，只是高喊“有贼！”拓跋圭睡梦之中惊醒坐起，一摸弓箭腰刀都不在，被拓跋绍等人乱刀砍死，可怜肇基北朝一百多年基业的大魏开国皇帝终年只有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