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三《武帝纪》：晋武帝执政后期，“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帝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王）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上文讲过，司马炎是个思考问题全面周详的人，他临死时安排白痴皇帝同母弟弟司马柬都督关中，司马玮都督荆州，司马允都督淮南，用王佑为北军中候，领禁卫军。他们是防谁的呢？一防贾后对皇孙不利，二防杨氏专权，都是针对外戚的。这一点，贾后不可能知道，司马宗室互相之间却心灵相通。所以说贾后是在被宗室利用下吹起反对杨骏的冲锋号。 司马玮安排东安公司马繇率殿中四百人讨杨骏，自己屯驻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率兵屯卫殿中。也就是说贾后干掉杨骏，依靠的主要兵力并非二王的藩卫之兵，而是殿中禁卫军。统领殿中禁军的是北军中候王佑，他是晋武帝留下的隐藏很深的一柄棋子。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却未能完全有效地控制禁卫军权，原因就在此处。据晋书《王峤传》：“父（王）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杨）骏之排汝南王（司马）亮、退卫瓘，皆（王）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政变中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名字，说明他是置身事外，既没有支持杨骏，也没有支持贾后，因为司马炎留给他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皇孙。 那么贾后如何控制了殿中禁卫军的呢？还是通过司马宗室的力量。殿中禁卫军权实际为殿中禁卫军左、右卫将军所掌握。右卫将军未见史册，但左卫将军却控制在一个大大的阴谋家手中。《晋书东海王越传》：“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很明白，杨骏专政时左卫将军由八王之乱中最后胜出的东海王司马越担任，可见宗室的势力无处不在。司马炎生前的部署注定专权的杨骏不会有好下场。贾后政变获胜，但她却发现受到欺骗，因为她和她的后党并未因此获得什么好处。宗室诸王为推翻杨骏立了大功，请看《晋书惠帝纪》载杨骏被诛后的人事变动，自然是朝臣的廷议： “徵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秦王（司马）柬为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东安公（司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东安王。” 德高望重汝南王司马亮被共推回京辅政，他胆小怕事，自然不敢单独辅政，因此他又拉上了卫瓘。卫瓘是当时士族豪门中年龄最长声望最高的大臣，合宗室与士族之力共掌机权，司马亮也算得蛮聪明。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贾后及其她的后党。贾家与卫家有矛盾，卫瓘曾力主废白痴太子司马衷，他的这一举动也为后党与新任辅臣之争埋下伏笔。楚王司马玮因引兵入朝助贾后诛杨骏而立下大功，他提出要做统率禁军的北军中候，因他是武帝之子，他做北军中候自然不会有人敢反对，于是他掌握了宫廷中的禁军。司马繇是诛杀杨峻一族的先锋官，也得以共掌机权。 受封的后族，仅有贾模任侍中、郭彰为右卫将军，统帅殿中禁军的右卫将军肯定是贾后力争的，既然北军中侯给了司马玮，他贾家肯定要留一手，左卫将军怕还是司马越，当时他不是东海王，由于是皇室疏亲，杀杨骏后才封了个五千户侯。 贾家并没有象贾后当初设想的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暴戾日甚”的贾后却以皇后和功臣的双重身份自居，用黄门侍郎贾谧传话递言，频繁干预国事。贾谧就是那个 “窃玉偷香”的韩寿与贾后妹妹贾午的儿子，后来过继给贾家。 贾家典故辈出，好故事不少。贾后的母亲郭槐，性妒忌。本来生有一男，取名黎民，三岁的时候，被乳母抱着在当阁中玩，恰好贾充路过，小孩看到父亲，开心地笑，贾充也高兴，上前爱抚他，可巧被郭槐瞅见。贾充爱抚小孩子，乳母也得逗着小孩笑呀，可能气氛有点亲热吧，郭槐认准贾充和乳母有私情，命人鞭杀乳母，小孩子思念奶妈也死了。后来郭槐又生一男，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乳母抱着小孩，贾充亲呢小孩，用手摸他的头。又被郭槐瞅见，又杀之，儿子又因为思慕乳母而死。这下子好，再也没有生男孩，贾充断后了。（遂无胤嗣。）等死的时候，郭槐让外孙韩谧为黎民的儿子，继承贾家的香火。 贾后对朝事的指颐使气惹怒东安王司马繇，再三要求楚王司马玮把贾后废掉。（繇密欲废后，贾氏惮之）。宗室势力压制下不得任意胡为放纵淫虐的贾南凤本来窝着火，如此一来更咬牙切齿，想出一着极其毒辣的离间计，准备一举摧毁司马宗室的势力。 因为司马玮有野心，他的咄咄逼人让辅政大臣感到害怕。贾后利用司马亮和卫瓘与楚王司马玮之间的矛盾，让人诬告司马繇，说他：“专行诛赏，欲专朝政。”利用这一条罪行让辅政大臣罢免司马繇官职，徙到带方郡，以此削弱司马玮的势力。再让他们免去司马玮北军中侯的职务，而她却暗地里给楚王司马玮手诏，令他带兵诛杀辅政大臣司马亮和卫瓘。 司马玮毕竟年轻气盛，听说辅政要夺他的兵权，勃然大怒。等接到贾后给的晋惠帝的诏令，即刻发兵讨伐司马亮。公元291年6月，司马玮“矫诏召三十六军（驻在洛阳城内外保卫京城宫城的军队）”，杀害司马亮和卫瓘。两家死得很惨，几乎灭门，卫家漏了二个，其中有一个被人看杀的美男子小璧人卫玠。 贾后的凶残到此没有结束，她听从张华之计不承认惠帝曾赐司马玮手诏，并当众宣布“楚王矫诏”，于是“众皆释仗而走”，不但三十六军散掉了，连楚王司马玮北军中候的殿中禁兵也散掉了。“（司马）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贾后以司马玮矫诏害名公宗室父子，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为由，遂斩之，时年二十一岁。其日大风，雷雨霹雳，司马玮临死时拿出怀中惠帝的青纸诏书给监刑尚书刘颂看，痛哭流涕地说道：“我受诏行事，谓为社稷，反倒有罪，我也是先帝之子，为何要蒙受此不白之冤。”刘颂亦歔欷不能仰视。宫廷斗争是残酷的，受冤而死太正常不过，杨峻、司马亮、卫瓘难道不都是忠臣吗？杨峻的外甥在白痴皇帝跟前跪哭时说过：“杨骏受先帝之恩，尽力辅政，而且孤身无子，那有造反之理？”司马玮兵临汝南王府，长史刘准劝司马亮拒战， “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义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司马亮叹道：“我之忠心，可昭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卫瓘府有千兵，却从容束手赴死，难道他们不都是被冤枉的吗？头上三尺有神明，自作孽不可活，作恶多端的贾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贾后自元康元年诛杀楚王司马玮而专断朝政，西晋王朝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贾后专政时期。贾后凭借她的毒辣凶残和二面三刀沉重地打击了司马宗室和士族集团，凭借贾氏及其姻亲集团的势力开始了她的外戚专政。诛杀司马玮有功的张华被委以重任，担任中书监，与中书令裴楷、司徒王戎并管机要。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裴王二家均是贾氏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高门望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张华等后党为稳定朝局，巩固统治出了不少力，此后七八年间，晋朝的局势基本平静。 饱暖思淫欲，男人女人均是如此，朝局安定，贾后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人乱搞，丑声传到宫廷内外。不光如此，她还经常派人在洛阳城内外物色美貌少年入宫和她鬼混。 据《晋书后妃传》中记载：洛阳城南有盗尉部（现代的警察局）小吏，端丽美容止，忽然有一天，他这个小小的公职人员竟然穿起极其华丽的衣服，众人怀疑他借公务之便偷窃，盗尉部的长官审问他。众人好奇，旁听的人很多，有个贾后的远亲也在其中，他来干什么呢？“欲求盗物，往听对辞”。衣服质量肯定相当不错，连靠着豪门势力粘公家小便宜的贾府远房亲戚也惊动了。小吏交待道：“前些日子在路上碰一老太婆，说家人有疾病，巫师讲须找一个住在城南的少年压一压邪气，必有重报。我于是随她去，上车后放下帷帐，将我藏簏箱中，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槛，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然后香汤沐浴，好衣美食招待。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我穿的这些衣服都是她给的，不是偷的。”别人可能听得莫名其妙，以为小吏扯谎编故事呢？贾后亲戚明白呀，一家子的奇闻秩事互相都传，听得有点不好意思，“知是贾后，惭笑而去”。盗尉部长官可能也听说过类似故事，一见贾家的人走了，“亦解其意”，从此不再深究。 个人间的纵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孔子说“食色，性也。”但是一个人过度荒淫堕落不仅仅使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也会使他的志趣、智力、性格等各个方面受到损害。贾后便暴露无遗，长期的淫欲使她的判断力和决策大不如前。 我们说过，西晋王朝最根本的矛盾是不均，是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公开的不均。贪婪腐化的司马宗室和高门士族屈服在贾后的淫威之下，让贾后感觉天下太平。但是另外一个更为有战斗力的阶层站了起来，九品中正制所划定的下品。他们被上品的士族豪强压制，发迹无路，升官无门。压抑的力量一旦爆发，所凝聚的能量无比巨大，如果让他们抓住你的伤口，就会撕咬吸尽你的血。 贾后的所做所为让他们揪住小辫子，他们要明正言顺的抢班夺位。贾后有什么小辫子呢？荒淫吗？女人淫乱名声确实不雅，尤其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但这仅仅可以停留在嘴上，要想落实在行动上，作风问题远远不够，宫廷之中上演的一出废太子的好戏使得这些下品庶族地主们加紧他们行动的步伐。贾后放浪形骸，与许多男人淫乱，却只生了三个女儿，四十多岁尚且无子。没有儿子，皇后做得不舒坦。母亲郭槐劝她好生爱护太子司马遹，就是那个被晋武帝司马炎称做小司马懿的皇孙，贾后不听。郭槐想让贾午的女儿嫁给太子为妃，太子也愿意亲上加亲，贾后死活不同意。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长得漂亮，贾后偏让贾谧娶，让太子娶王衍的小女儿，小司马懿简直气昏了头，愤愤不平溢于言表。“心不能平，颇以为言。”二人磨擦不断，矛盾很深。贾后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又没有儿子，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个会继承帝位的太子呢？原因很简单，贾后对太子不放心。 虽说司马炎称皇孙象司马懿是夸大其词，但太子绝对聪明，而且性子刚烈。贾后飞扬跋扈，丑事缠身，她对待晋惠帝做的一切，太子会看不出来？贾后怕太子继位后对自己和贾家不利，所以她根本就没想让太子继承皇位。他让宦官教太子学坏，引诱他作威作福、骄纵游逸，败坏自己的品德名声，为以后废黜太子做准备。 贾后的所做所为使贾氏集团感到恐惧不安，郭槐临终时拉着贾后的手，诚切地说：“你千万要对太子好，不要相信赵粲和你妹妹贾午，她们会坏了你的大事，我死后，你不要让他们进宫，一定要记住。”可惜历史给贾南凤的最后一丝机会，她没能把握住。 贾家的有志之士也预测到贾后败亡的命运，为挽救贾家的危难，针对贾后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他的发起人是贾模，贾模字思范，贾充的侄子，“少有志尚，颇览载籍，沈深有智算，确然难夺”。他在诛杀杨骏和司马玮的政变中均立大功，贾后执政，他与张华、裴顗同心辅政，为政局平稳起了一定的作用。贾模对时局看得很准，对贾后的强暴每每规劝，“尽言为陈祸福，”贾后非但不听，反而逐渐疏远他，贾模知道贾后必败，恐怕灾祸殃及自己，偷偷和裴頠、王衍密谋废掉贾后，王衍胆小怕事，应允后又反悔，政变没能发动，贾模终于忧愤发病而死。 贾南凤加紧与赵粲等人密谋，一边大肆宣扬太子的过失，一边偷梁换柱，假称自己怀孕，把贾午的儿子抱来抚养，谎称是白痴皇帝的儿子，准备用他来取代太子。她的步伐走得越快，离鬼门关也就越近。第八章 八王之乱 公元299年，晋元康九年十二月，皇后贾南凤诈称惠帝得病，呼太子入朝。太子入宫后，贾南凤让人把它领到别的房间，派婢女陈舞以皇帝的旨意赐太子酒，逼太子喝醉。又让黄门侍郎潘岳起草一份看上去象祷告神灵的书稿，让他子抄写，行文颇为风趣：“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太子醉得迷迷糊糊，便依样抄写下来，字迹大半不成。贾后亲自补好，呈给晋惠帝看。惠帝召集文武大臣，让黄门令董猛拿着太子书和一份写着“（司马）遹书如此，今赐死。”的青纸诏遍示诸公王，“时莫有言者，”谁也没说话，只有张华、裴頠明确反对，张华劝惠帝慎重处理，裴頠则质疑太子之书的真伪。贾后命人取出太子以前的文稿对照并威胁说：“若有不从诏者军法从事。”晋惠帝不是完全一白痴，让他杀死自己唯一的儿子确实下不了手，张华、裴頠坚持反对，廷议直至日西不决，贾南凤怕拖下去产生别的变故，退一步，提议废太子为庶人，惠帝同意，囚太子、太子妃王氏、三个皇孙于金墉城，后押往许昌。 贾南凤废太子举动简单糟糕透了，不仅大失众心，而且引起贾氏集团的分裂，使自己实力受损。虽然诸王和大臣们心怀不满，但屈服于贾南凤的淫威之下，一时噤若寒蝉。庶族地主的代言人，宫廷禁军的中下级军官们看到了机会，做为九品中的下几品，他们想升到高层去无疑只是个幻想，但有志向和野心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皇家的远房亲戚禁军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就是个例子，看着别人争先恐后的去舔贾后一党的马屁，自己挤不上去，再说贾家人怎么会看得上他们？于是另辟蹊跷，把赌注押在冷门太子身上，冒着风险和太子打成一团，指望太子有朝一日为君，自己能得到升迁。果然太子对他们大为恩宠，高级军官们都是贾后的人，太子也只能依靠有胆量的这些中下级军官了。然而太子被废使得他们为自己构画的幸福蓝图破灭，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把所有的怨恨全部集中在贾南凤身上，如果贾氏集团依旧是铁板一块，也许他们只有暗地里咒骂她的份，可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亲手宰了她，从而让心中那副美妙的图画重新成为现实。 废贾后，重新拥立太子。他们四下联络不得志的中下级军官，拉拢了一批人，殿中中郎将士猗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认为光凭他们这些小军官不行，得有个领导人。虽然张华、裴頠赞成太子，但他们毕竟是贾后提拔上来的人不可靠。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人，新近担任禁军头领的右卫将军赵王司马伦。司马伦，字子彝，晋宣帝司马懿第九子，此人名声不好，曾因指使别人盗取御用裘皮大衣犯了死罪，因是皇帝国戚，被晋武帝下诏特赦。后封赵王，镇守邺城。贾后专政，迁征西将军，改镇关中。因其刑赏失当，导致氐族和羌族的反叛，朝廷将其征还京师。入朝后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司马伦不甘心寂寞，“其深交贾（模、谧）、郭（彰），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司马伦以太皇叔的身份甘心为贾后做狗有他的目的，他岁数大了，想享受三公的尊荣，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向贾后求录尚书事或尚书令的职务，均遭到执政大臣张华、裴頠的拒绝，一个小偷可以做宰相么？ 司马伦的卑躬屈膝却赢得贾后的欢心，废太子后，为安抚司马宗室做一个姿态，贾后让司马伦做了右军将军，掌握一定的军权，“愍怀太子废，使（司马）伦领右军将军。”为什么贾后这么放心司马伦呢？因为他的为人和学识都为士人所不齿，史书载：“（司马）伦无学，不知书，” 既然赵王司马伦和贾南凤直得这般近，小军官们能肯定他会领导他们废贾后立太子吗？可以，因为他们与司马伦最亲密的谋士孙秀熟，孙秀，八王之乱中的风云人物，他原本是个庶族小品，史书说他靠谄媚赵王发家 “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 象他这样末品的小人物，也只有不重声誉的司马伦能够重用他。孙秀还是小有才能的，并且在老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基础，他出身于五斗米道世家，这也是司马伦看重他的原因。五斗米道兴起于汉末，是道教的前身，在魏晋间亦有信奉者。东晋时孙恩大起义就是依靠道教的力量发生的，有意思的是，孙恩就是孙秀家族的后人，由此可见孙秀家族在道教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司马伦身边聚集着一大帮子象孙秀这样的庶族人才。 小军官们通过孙秀向赵王司马伦透露出政变的消息，“国无适嗣，社稷将危，大臣之祸必起。而公奉事中宫，与贾后亲密，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祸必及矣。何不先谋之！”话讲得非常策略，太子被废没有嗣君，必定引起祸乱，众人都知道你赵王和贾后是一路人，一旦别人举事，你必遭祸，为何不先下手啊！孙秀非常赞同，这是他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极力怂恿赵王起事，司马伦普通人，“素庸下，无智策，”一切自然听孙秀的，孙秀为了司马伦和自己能够独握大权，又想出一条毒计。他说我们如果迎立太子，太子刚猛，若回东宫执政必不愿受制于人，我们不如等贾后害死太子，我们再以谋害太子之罪声讨，既可免祸，又可掌权。说得赵王心花怒放，当下散布消息，说有人打算废贾后，复立太子。 贾南凤果然害怕，马上派人毒死太子。司马伦立刻约许超、司马雅起事，但两人却不肯再干，史书中说他们“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其实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当时太子已死，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冒天大的风险发动政变。但是此时的司马伦也用不着他俩，殿中的军官们对贾后倒行逆施的行为不满，渴望因此飞黄腾达的人实在太多了。通事令史张林、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皆参其谋。司马伦又找到弟弟大将军梁王司马肜，左卫将军齐王司马冏（老齐王司马攸的儿子），两下一拍即合，殿中的禁军全部把在他们手中。 公元300年四月三日夜，赵王司马伦发动军事政变，矫诏鼓动三部司马：“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司马伦）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众皆从之，至此皇宫内外的军队全部被司马伦掌握。 司马伦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迎帝幸东堂，派齐王司马冏入殿废后。贾南凤惊问道：“卿何为来！”司马冏冷冷道：“有诏收后（贾南凤）。”贾南凤更加奇怪：“诏当从我出，何诏也？” 直到见到晋惠帝，远远还冲他喊话：“陛下有妇，使人废之，等于废自己。” 可见贾后当时反应何其呆滞，纵欲过度的原因。后来才回过神来，又问司马冏说：“起事者谁？”司马冏看着往日凶残暴虐，而今狼狈不堪的皇后，应该很得意地回答道：“梁王和赵王。”贾南凤恶狠狠地道：“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意思是说她干掉了汝南王和楚王，没有再除掉梁王和赵王，本末到置，所以遭殃。其实她只是一厢情愿，司马宗室实力强大，不是她可以全部除掉的，一个统治集团若想长久安定靠内部团结，他杀汝南王、杀楚王、杀卫瓘，甚至最后杀太子，都是在削弱自己的势力。最后使以孙秀为代表的庶人掌权，引发导致西晋灭亡，数十万百姓死去，上百万人民背景离乡、流离失所的八王之乱。一个自身充满邪恶欲望的人是无法明白这一切的，根本不是系狗不系狗的问题，你就是勒死了那条狗，也会有别的狗把你咬死。贾南凤被废为庶人，后来被金屑酒毒死，赵粲、贾午、韩寿、董猛等皆伏诛。贾后乱政是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直接原因。贾南凤死有余姑，是千古罪人。赵王司马伦依靠庶族势力掌握朝廷大权，为实现他个人称帝的野心，大行封赐，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员封侯者数千人。司马伦平庸无智谋，受制于孙秀，孙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孙秀而无求于司马伦。庶人当权，自然引起司马宗室和世族大家的强烈不满。孙秀集团与他们的矛盾越演越烈。淮南王司马允反叛被镇压，孙秀借机排斥齐王司马冏去许昌，杀掉名士潘岳，又杀掉豪富石崇，向世族豪强树威，并怂恿赵王称帝。 公元310年，司马伦即位称帝，以惠帝为太上皇，为收买人心，分封的文武多如牛毛，连奴卒也都封爵。以致每次朝会，满座尽是貂尾蝉饰的文武官员，谚语“貂不足，狗尾续”由此而来。司马伦急病乱投医，治国岂有他这个治法的？ 士族豪强乘机利用司马宗室进行大反击，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在地方豪强势力的支持下传檄天下相应起兵，常山王司马乂、新野公司马歆率众响应。司马颖的兵马南下至朝歌，人马已发展到二十余万。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本意援赵王，但为二王声势震摄，转而起兵附合二王。这是八王之乱中最大的一次战役，是高门士族与庶族势力的大决战。三王之兵围攻洛阳，司马伦派兵抵抗，先赢后输，战争进行的很惨烈，十余万人死亡，其实司马伦有机会的，终因用人不当失利，随后退守洛阳。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司马漼反叛，入宫杀死孙秀、俘虏司马伦，迎齐王入城。 齐王率甲兵三十万入洛阳，赐死司马伦独掌大权，成都王和河间王故作姿态，以退为进，回到封国。此战结束，士庶之争终以高门士族的获胜划上句号，然而他们所支持的宗室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和平，为了各自的利益又展开了长期的争斗，八王之乱愈演愈烈。 齐王司马冏犯了胜利者常犯的骄傲错误，沈于酒色，骄恣日甚，听不进谋士们的建议。为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立惠帝之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太子。一样子剥夺了晋武帝所有儿子的继承权， 引起一同起事的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的不满。 河间王司马颙驻洛阳的亲信翊军校尉李含因在京城受齐王的排挤，为使司马颙掌权，自己能够继续升迁，偷偷溜回长安，假称受惠帝密诏，令河间王诛灭齐王。并献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让河间王发檄文让长沙王讨伐齐王，齐王必定杀掉长沙王，两虎相斗，我们借机谋利。河间王大喜，马上联络在洛阳的长沙王，说自己已经率十万大军开拔，让他作内应，废齐王，让成都王辅政。 长沙王司马乂是晋武帝司马炎第六子，原本对齐王剥夺他皇位继承权不满，接到消息，立刻发兵攻打齐王，长沙王勇猛，与齐王连战三日，火烧齐王府，斩之，并诛其党羽二千余人，掌握朝廷大权。 原以为齐王能干掉长沙王的河间王偷米不成拾把屎，反倒成就了长沙王，恼羞成怒，联络成都王司马颖共同发兵攻打长沙王。 成都王司马颖，字章度，晋武帝第十六子，镇守邺城，河间王许诺事成之后让他辅政，受河间王的诱惑，司马颖发兵二十万联合河间王大将张方进攻洛阳。不想二王接连被兵力弱小的长沙王战败，久攻不下，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洛阳城中出了叛徒，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了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张方活活烤死。 这一次，哪一个王爷也没到洛阳来，河间王毕竟不是晋武帝司马炎直系威望不足，成都王则坐镇邺城遥控指挥，任用宦官控制朝局，洛阳的士庶百姓怎么肯干？以东海王为大都督，让白痴皇帝亲率大军发檄天下，征伐邺城。司马颖不甘示弱，派兵迎战，两家相遇在荡阴，结果东海王大败，皇帝也丢了，自己逃到封国。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马颖也没得好果子，白痴皇帝发檄天下讨伐他，幽州刺史王浚领着一帮子鲜卑人、乌桓人和并州刺史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联合攻破邺城，司马颖和白痴皇帝南逃。 洛阳城已被河间王的大将张方占据，张方的军队劫掠洛阳后，带着白痴皇帝和司马颖返回长安，河间王执政，在长安挟天子可不敢令诸侯。发布诏令，分封诸王，与天下诸候和解。可东海王司马越不买他的帐，公元305年，以“奉天子还旧都”为名，起兵讨伐河间王，一路势如破竹，五月，攻克长安，挟白痴皇帝返回洛阳。 八王之乱结束，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专执朝政。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司马泰之次子。史称：“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司马越的野心名望、才识学度应在诸王之上，也有心治理天下，可惜的是现在的大晋国满目怆夷，由于战乱，天灾频繁，百姓流亡。他把这一切归结给白痴皇帝，公元306年，一块面饼结束了晋惠帝司马衷的生命，不管是谁毒死他，他一生的际遇坎坷映证了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的弊端，无论晋武帝司马炎如何虑尽心机布置得周周密密，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一个平庸的人绝对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这一切不是他的错，而是封建传承制度的悲哀。只要家天下的传承制度不取消，悲剧必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 八王之乱，动摇了士族集团的统治地位，宗室和士族的势力消耗殆尽。一些低级官吏、下层士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看出晋朝即将灭亡，纷纷起兵欲取而代之，公元304年，匈奴族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率匈奴五部起兵， 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公元303年，荆州蛮人张昌在安陆率流民起义；306年，山东刘伯根起兵反晋、东莱士族王弥响应；宁州五苓夷反叛；成都王司马颖旧将公师籓、汲桑打着迎立成都王的旗号造反。一时间烽烟遍地起，四面楚歌声。第九章 徙戎论 在这大大小小的叛乱中，最终将西晋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随后鲜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到底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西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五胡乱晋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们仍是众说纷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的是一个叫江统的人，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时任晋国山阴令。 上文我们曾经介绍过，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鲜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乌桓人也在三国时被迁入塞内。西晋时期，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又再次出现，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并州（今山西地区），鲜卑族进入辽东、幽州、凉州（今辽宁、河北和甘肃）。西晋征伐高句丽，一部分高句丽人被迁到河南。汉族名称的由来源自汉朝，以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开始杂居并处。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压迫，经常武装反抗，晋惠帝时上党的匈奴人起兵，随后关中的羌人、卢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纷纷起兵，击杀建威将军周处（除三害的那个英雄），不过都被晋廷镇压下去。 江统由此意识到少数民族入内，会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因此，他写了一篇古今传颂、影响深远的文章《徙戎论》。其文写道：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於计为长。” 从徙戎论文章可以看出江统的主导思想就是将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江统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胡适先生曾经指出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江统最适合第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徙戎论问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帝，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称王，五胡十六国勃然而兴，西晋亡国。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认为如果晋王朝采取政策迁徙少数民族，则可以避免亡国之祸。 徙戎论做为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呈到晋惠帝司马衷的御案上，白痴皇帝显然无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扰世界的民族问题。晋朝的统治者们怎么看待这一方案呢？ 历代封建王朝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无非是两个字，“抚”与“战”，最佳的莫过于抚战结合，恩威并施，可为什么总不见效果呢？因为他们缺少二个字“平等”。汉族总喜欢以华夏自居，称少数民族为夷、胡、蛮等等。在这种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上述两个字。江统开出的药方，是个“迁”字，他所能带来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战”字。 民族迁徙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事，也不仅仅是东方才有的事，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勃郎弟人、央格鲁与萨克逊人先后进入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以及北非。他们所向无敌，打败西罗马帝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所有人的野蛮人都是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存的渴望来的。如果你强行让他们回到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对过上舒服的日子，习惯农耕生存的民族来说，可能吗？肯定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必定是持续不断的战乱。纵使你用武力把他们迁出去，他们难道不会再来吗？还是会发生战争。 如何解决大晋国的民族问题，晋武帝司马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允许匈奴、羯族继续内迁，反对朝臣的意见，不杀匈奴杰出的人物刘渊已经表明态度，他对少数民族要“抚”。然而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摆脱不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限制，不能平等的对待少数民族，对刘渊不杀但也不用。如此的民族政策虽然能够拖延民族矛盾爆发的时间，但危机迟早会出现。五胡乱晋是西晋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士族秉政的必然产物。只有消灭战争，才能消除战争带来的所有苦难。然而有民族则必有民族之间的矛盾，有矛盾则必有民族之间的战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排外，不是单纯拥护本国文化，不是建设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要建设一个融合的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民族可以包容世界上一切民族。美国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美利坚是个移民国家。一旦他取消或者限制其移民政策，美利坚民族会逐渐衰败。在中国，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包容天下民族的襟怀，因为汉朝国盛年久影响深远，汉朝亡国之后，人们依旧自诩为汉人，汉族由此诞生。然而随着民族的迁徙，此后的中华大地，不仅仅生活着汉族人，还有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高句丽等等民族在一起繁衍生息共同生活。为消除民族间的战乱，获得和平，前秦天王苻坚首先举起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大旗，用他自己话说，叫做“混四海于一家、视夷狄如赤子”。可惜他功业未就而身先死，苻坚没有白死，北魏的孝文帝在他的经验和教训上进行了民族融合的汉化改革，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一翻曲折磨难之后，民族融合政策造就一个强大的唐王朝。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的一个“仁”字，便包含西方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儒学著作历朝历代均有注解，我们满脑子里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历代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的演绎。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我们不该迷信历代的注解，沉迷于古人的思想中。儒学应当现代化，孔孟经典应该进行现代化的诠释（不是翻译而是诠释），摒弃为时代所抛弃的糟粕，坚决弘扬其基本精神。现代化的儒学应该成为世界大同的一种文化，成为世界大一统的一面旗帜。 之所以讨论民族和文化问题，因为下一章我们就要进入民族矛盾尖锐、文化冲突激烈、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五胡乱晋时代。成功的解读文化与民族矛盾的前因后果，也就读懂五胡十六国，读懂南北朝。举一个极为通俗的例子，民族征服者总是拿着刀剑去占领大片的土地，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必须捧起书本。我们看一下五胡中第一个称王的匈奴人刘渊，他是怎么做的呢？第十章 匈奴汉国 刘渊，字元海，匈奴族人，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中国历史上十六国第一个王国 - 匈奴汉国的创立者（在他称汉王同年，氐人李雄自称成都王，两年后方建立大成国），五胡乱晋的始作甬者。 提到刘渊就不能不提到大汉王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因为刘渊正是刘邦和亲政策的产物。和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相互之间联姻司空见惯，但和亲做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一种外交手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始自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00年，中国历史上南北王朝的大决战在白登山展开，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三十余万大军被天之骄子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这一场两大王朝之间均倾尽全力的大决战，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戏剧性收场，刘邦不费一矢一箭突出重围，留下千古之谜。白登之围诞生了大汉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 - 和亲。 和亲政策历代史学家褒贬不一，认为和亲的做法卑躬屈膝，辱没一个王朝的尊严，似乎在他们眼里，只有战争才是解决一切民族与国家矛盾的唯一手段。然而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用他的智慧或者说狡猾平定边患，为汉王朝的强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王朝的反攻赢得宝贵的时间。文景之世，汉与匈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保证国库中的钱粮堆集如山。勇敢和剽悍的大匈奴被刘邦一个小小的花招摧毁。 我们讲和亲政策是不是剑走偏锋，与我们北魏王朝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有，不仅仅与北魏，而且与十六国王朝的兴亡生死攸关。 刘邦的“和亲”到苻坚的“视夷狄如赤子”，再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直至毛泽东同志的“民族团结”政策一脉相承，逐渐被发扬光大，最终成为解决民族矛盾的最佳政策，没有刘邦的和亲，恐怕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民族。 南匈奴投降后，匈奴人逐渐入塞定居，刘渊的父亲刘豹在三国魏武帝曹操分五部匈奴时被任命为左部帅，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刘渊少年时代，酷爱读书，以当时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常对人们说：“一物之不知者，周君子之所耻也。”因此可见他的汉化程度之高，颇受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人的器重。稍长兼修武学，射艺精熟，膂力过人，又生得体貌伟岸，须长三尺，姿仪不凡，深得时人崇重。 刘渊曾以侍子（即人质）身份留居洛阳。西晋伐吴前夕，王浑向晋武帝推荐刘渊，“帝（晋武帝）召（刘渊）与语，大悦之，”司马炎对刘渊之才大为赞赏，对王济说：“刘渊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王浑乘机举荐刘渊伐吴，“刘渊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由余、日磾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 司马炎正欲应允，大臣孔恂、杨珧搬出一句最具种族歧视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臣观刘渊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司马炎默然。泰始初，鲜卑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李熹建议任命刘渊为大将军，发五部匈奴兵西征凉州。孔恂又反对，认为刘渊比树几能更加可怕，让他平定凉州，只会增加他的实力。“刘渊若能平凉州、斩树几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司马炎终于没让刘渊去。 晋室朝廷对刘渊的不信任，终于让其心灰意冷，后来，他的好朋友东莱士族王弥从洛阳东归，刘渊给王弥饯行于九曲之滨，把酒哭泣道：“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刘渊意识到民族之间有着多么深的鸿沟，报国无门不说，身家性命尚且难以保证。齐王司马攸时在九曲，听闻此事，劝司马炎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你越是排斥人家，人家离你越远，不能用则杀之，多么无奈的举动啊，这岂非民族之间永世的悲哀。晋武帝却不能杀他，杀了刘渊，连抹在民族裂痕上的那点虚伪也会被剥光。司马炎对刘渊的任用上，显示了封建王朝典型的少数民族政策，抚而不能用。 刘豹死后，刘渊继父职做左部帅，因其推诚接士，轻财好施，幽、冀名流，纷纷不远千里，前来归附。晋惠帝继位后，由杨骏辅政，杨骏署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后因过失免官。 李特起义、八王之乱爆发后，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一度执政，为拉拢匈奴人，任命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协守邺城。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都流徙其它地区，并州胡汉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刘氏贵族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对其族人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左贤王刘渊姿器绝人，斡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晋书载记刘元海）并派人联络邺城的刘渊。 公元304年，司马颖此时正受到司马越的讨伐，幽州刺史王浚率鲜卑和乌桓人进攻邺城，司马颖欲弃邺城逃走，刘渊劝他坚守，假托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救援邺城，乘机返回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刘渊回到左国城后，被诸部匈奴共推为大单于，二旬之间，拥众五万。刘渊准备救援司马颖，刘宣等匈奴人却劝他恢复大匈奴的事业：“晋朝人像奴隶一样使用我们，现在他们骨肉亲人之间互相残杀，是上天抛弃他们而让我们光复呼韩邪的事业。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刘渊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初欲为晋朝效力的一片忠心，但他却不屑仅仅做一个大单于，雄心勃勃地表示：“你们说得对！不过大丈夫当为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何足效哉！”刘渊说这话，表面上一看雄心壮志更大，欲做中原的皇帝，不做匈奴的单于，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匈奴人如果想拥兵自重，必然要与晋国作战，汉族人多，匈奴人少，如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出师要有名，国家要有道。有正统才能争人心，于是刘渊抛弃匈奴人的外衣，祭出他的政治纲领，指出晋朝是非法的，他解释说：“汉朝长久的拥有天下，人民崇尚汉朝，昔年汉与匈奴和亲，公主屡次出塞，我们大匈奴就是汉朝的外甥，是兄弟，兄亡弟继，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刘渊建国号为汉，并以天下未定为理由，暂不称帝，依汉高祖刘邦之例称汉王。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做汉三祖、五宗神主进行祭祀，不祭历代匈奴单于。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渊做了大汉的儿皇帝。刘渊的这套措施果然争取到一部分汉人的支持，包括山东的大士族王弥成为他在关东（延续三国的称法）的得力战将，刘渊的声势一天天高涨。 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忙率兵前往镇压，为刘渊所败。司马腾大为恐惧，再加上并州连年的饥荒与战争，百姓难以存活，便率吏民三万余户下山东，沿路找寻食物，这部分人被称作“乞活军”。 刘渊则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法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太原市）、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县）等地。谋士刘殷、王育等向刘渊进言平天下的策略，让他先取山西，再取关中，以关中为基地与晋朝争天下。“殿下自起兵以来，偏守一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指黄河之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刘渊依计而行，发兵攻克了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市）据有河东全境，声威大振。 公元306年六月，氐人李雄在蜀中正式称帝，建立成国。十一月，白痴皇帝晋惠帝食饼中毒身亡。第二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立惠帝的弟弟，晋武帝司马炎二十五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司马炽为帝，史称晋怀帝，改元永嘉，西晋王朝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冀州的汲桑与石勒攻破邺城，晋朝兖州刺史苟晞经过大小三十余战，总算打败汲桑和石勒及山东地区的刘伯根等叛军。 苟晞，字道将，河内山阳人，是乱世西晋为数不多的名将之一，曾经单骑赴会，败汲桑九垒，平邺城。随后又接连打败刘伯根，破汲桑故将公师籓，败石勒于河北，威名甚盛，时人拟之韩白（韩信与白起）。苟晞用刑严刻，史称“（苟）晞练于官事，文簿盈积，断决如流，人不敢欺。”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苟晞的姨母一直跟着他过，苟晞对她非常尊重，“奉养甚厚”。姨母为他的儿子求一武官，茍晞不同意，说我从来不徇私枉法，将来不要后悔。姨母再三坚持，茍晞任命他姨母的弟弟为督护。后来触犯法律，姨母叩头求情，茍晞不听，持节斩之，素服流涕道：“杀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其执法如此。 司马越原本与苟晞关系融洽，后来有人散播谣言，说苟晞有大志，非纯臣，兖州是战略要地，曹操因之得天下，不可让其居兖州，司马越出于猜忌，将苟晞调任青州，二人之间出现裂痕。司马越这一手无疑是招臭棋，将兖州要地拱手与人，造成事实上的战略退却，使得日后石勒可以从容出入黄河南北。 苟晞对待叛乱的人，不管是少数民族也好，汉人也罢，只是一个字“杀！”他每天都要杀人，“日加斩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屠伯”。山东地区的汲桑、王弥、石勒等反晋的队伍为其所逼，纷纷越过太行山归降刘渊。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刘渊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匈奴汉军将领刘景在延津口大败晋军，将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黄河，刘渊闻讯后大怒：“刘景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再说上天难道能容忍这种残忍的行动？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百姓有什么罪？”把刘景降职为平虏将军。 公元308年（永嘉二年），刘渊见时机已到，正式称帝，迁都平阳，国号为汉。此时刘渊却未按照先前的规划取关中，而是兵分两路，以刘聪率十将南据太行，派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事实证明刘渊的这次军事战略方针对攻占洛阳，最后灭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让刘聪的军队为正兵威胁洛阳，牵制晋军主力，让石勒出奇兵，攻打洛阳的外围，切断各地通往洛阳的补给线。然而刘渊还是急攻冒进，在石勒未能在洛阳外围展开攻势的情况下，直接命令儿子刘聪、侄子刘曜率五万精骑进攻洛阳，意图一举灭亡晋国。虽然汉国军队强大，但司马越率晋军英勇抵抗，洛阳上下士民一心，刘渊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击败。以至于谋士鲜于修之对刘渊哀叹道：“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刘渊强攻洛阳不下，战略的重点转移到石勒的奇兵上，石勒必须拿下洛阳的外围城市，使洛阳真正成为一座孤城。刘渊仅仅占领山西一隅，其它的地方全部控制在晋军手中，石勒能完成战略目标吗？第十一章 奴隶皇帝 石勒，字世龙，幼时起名叫匐勒，上党郡武乡（山西武乡县）羯人。他的祖先属于匈奴别部羌渠族。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硃，都曾经做过部落小头领。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典型的中亚人特征，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入塞之后在上党郡与汉人杂居共同生活。 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属羯族贵族。石勒从小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十四岁跟家乡商人郭敬到洛阳贩卖货物，在洛阳上东门倚门长叹（倚啸上东门），引起时任晋廷太尉王衍的注意，王衍对左右随从道：“这个小胡声音奇特，恐怕将来会给天下带来灾难。”（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派人去抓时，石勒已经离开上东门。 石勒年长之后，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后代父为小帅，因管理有方，深得部众信任。太安年间（晋惠帝年号公元302-303年），并州发生饥荒，好些人被活活饿死，石勒部众亡散，各自到四方讨生活去。 石勒为填饱肚子，东跑西颠，四处流浪，先后到过许多地方均混不上饭吃，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投靠小地主宁驱。当时天下大乱，流行抓胡人到中原去卖钱，强盗也抓，官府也抓。石勒在宁驱的保护下未被抓走，但藏在宁驱家里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得再度出走，路上饿得实在没办法，仗着胆子打劫行人吃口饭，看起来，强盗不是定一生下来就是强盗。可巧遇上家乡熟人做小买卖的郭敬，他乡遇故知，石勒流着泪哭诉自己的悲惨命运，衣服穿不上，东西没得吃。郭敬相顾流泪，世道就这样，不光你石勒吃不上饭，好些人都吃不上饭呀！郭敬也够义气，把货物低价卖掉，给石勒买上衣服、食物。石勒给郭敬出主意说：“总是吃不上饭这也不是办法呀!现在羯人饥饿无食，不如我们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卖了，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这翻话表明当时羯人的生活可想而知。郭敬表示同意，两人刚刚骗了一伙羯人，准备把他们卖了。不料当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在做这笔买卖，军队四处捉拿胡人，两人一枷，卖到冀州换取军需物资。石勒二十出头，身强力壮，自然逃不过去，一并卖到茌平（山东茌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师欢见石勒相貌堂堂，勇健有谋，认为他将来必定是个人物，又怕他闹事，解放了他奴隶的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自由民。 从少数民族贵族到奴隶再到平民的遭遇让石勒对社会世道极度不满，对西晋统治者充满憎恶。八王之乱进入高潮，战争频繁中原大乱，他在山东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人结义为盗，后来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又加入他的小团体，十八人骑骏马纵横山东、河北，打家劫舍，来无影去无踪，号“青冀十八骑”。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盗贼、强盗、绿林、江湖，这些名词就是称呼石勒他们的。如果不是为了生计，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欲望，别着脑袋进入黑道实不足取。 八王之乱接近尾声，成都王司马颖被杀，刘渊借为司马颖报仇起兵建立汉国。司马颖的旧将公师籓自称将军，起兵冀州，反对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众至数万。石勒以十八骑相投，并正式给自己起名字叫石勒。公师籓死后，汲桑成为队伍的首领，石勒到处劫牢反狱招收山泽亡命之徒，拉起一支凶悍的队伍，追随汲桑，转战河北等地。 石勒受尽苦难，九死一生，从奴隶到将军的历程，养成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干，也养成强烈的破坏倾向和快意恩仇的性格。他对晋朝的高门士族仇恨极深，认为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贪官污吏和坐享其成的高门地主，他的军队凡俘获二千石以上晋官，除去清廉的官员，其余全部杀死。他攻入城池，烧杀劫掠，俘获敌军，尽皆坑杀，一场战争下来，活埋的俘虏成千上万。 公元307年，他和汲桑攻破邺城，杀死晋国新蔡王司马腾，杀害士民、掳掠妇女、抢夺珍宝，并学楚霸王项羽火烧宫室，曹操费尽心血营建的邺宫一片火海。司马越反攻邺城，屠伯苟晞为前部，汲桑石勒战败。石勒渡过黄河西投刘渊，凭借自己的才干屡次招降各地的义军，深得刘渊器重，被刘渊委以方面重任，让他总督山东征讨诸军事。 公元308年（晋怀帝永嘉二年）是石勒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被汉主刘渊任命为辅汉将军率军转战赵魏之地（河北河南一带），正式成为方面大员，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并在第二年建立了附属自己的政治集团- 君子营。 石勒以三万之众先后攻克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石勒对壁垒的垒主一并授予将军、都尉印绶，挑选五万强壮者编入军队中，而后继续攻掠巨鹿、常山，人马迅速发展到十万余众。石勒十分注意吸纳人才，将归附的有身份的人士，特意编成君子营表示尊重之意，如此一来，以赵郡张宾等一大批智谋之士纷纷聚集到石勒身边，石勒以张宾为谋主。至此，石勒笼络了一批下级士族、庶族地主为其出谋划策，以羯人、匈奴人为军队中的主力为其攻城掠地。 石勒不识字，但悟性和理解力出奇的好，他让君子营的儒士给他讲读《左传》、《史记》、《汉书》，听完之后，总会提出正确的意见和独到的看法，羯族是个小族，最终能在他的带领下取得中原政权，和石勒的才干是分不开的。自古成大事者必有智谋之士的辅佐，石勒也不例外，他的诸葛亮就是张宾。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少年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志，常自比西汉张良，叹自己未遇良主，“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等到石勒的军队至山东（崤山以东地区），张宾对身边的人说：“我一一观察那些战将，没有比得上这位胡人将军的，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大业！”（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然后手提长剑诣军门大呼请见，石勒以其为一介书生，并未重视。张宾多次向石勒献计，“机不虚发，算无遗策，”石勒奇之，安排他做军功曹，凡事必和他商量。“以为谋主，动静咨之。成（石）勒之基业，皆（张）宾之勋也。” 石勒和张宾可谓一对千古知遇的君臣，张宾在石勒的后赵累任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群臣没有可比拟的，但他本人却谦虚恭敬，折节下士，杜绝私情，以身作则，入朝时直言规谏，出外却将美誉归功于主上，石勒非常看重他。每次上朝，经常因为张宾的缘故端正容貌，修饰辞令，以右侯称呼张宾，不叫他的名字。张宾死后，石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将葬，亲自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道：“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后来程遐代替张宾为右长史，石勒每与程遐议事，意见有所不合，总要叹息说：“右侯舍我而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张宾之死那是后话，石勒在汉人中的下品士庶、怀才不遇的儒生们帮助下，加上他的英勇善战，横扫河北，很快在当时成为一支无敌的力量，他的最终任务并不是河北，而是洛阳。 公元309年十月，已经称帝的刘渊第二次攻击洛阳再次遭到失败。扫除洛阳的外围，成为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任务，刘渊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并派出征东大将军王弥会合石勒攻掠河南。石勒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洛阳周围的晋军，彻底切断了洛阳与荆江地区和淮南地区的联络，为汉国攻占洛阳打下基础。 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石勒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指挥军队忽东忽西，指南打北。公元309年十一月，石勒自信都南下攻取黎阳，310年正月率军南渡黄河，攻克白马，与王弥带领的三万人会师。二月，石勒袭取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攻占仓垣，杀王堪，司马越弃用苟晞的恶果。就在人们以为石勒要攻打许昌、洛阳之时，他又出人意料地北渡黄河，重新攻占冀州诸郡，“民从之者九万余口”。十月，石勒再次率骑兵二万渡过黄河在渑池打败晋国监军裴邈长驱入洛川。然后军出成皋关，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这次战役被史书这样记载 “为（王）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其实这不过是石勒采用的声东击西之计，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洛阳与荆江和江淮地区的物资补给线，果然石勒率军直扑南阳，晋廷仓卒之间派兵一万防守襄城，被石勒接连打下襄城、宛城，继续向襄阳进发，“攻拔江西（不是现在的江西省，指安徽长江以西之地）垒壁三十馀所。” 石勒的战略目的达到了，洛阳孤城一座。“京师饥困日甚，”太傅司马越再也坐不住了，派遣使者以羽檄征集天下兵马入援京师。晋怀帝对使者哀叹道：“告诉他们，马上发兵还有救，晚了就来不及了。”（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然而各镇长官一则不满司马越专权，再则被石勒声威所震，竟无一人至洛阳。 东海王司马越执政，以王衍为司徒，用其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都督，以琅琊王司马睿为扬州都督，三将分据三地以确保半壁江山。青州战乱，王敦退保扬州，司马越所依赖的地区只有荆江和江淮，现在被石勒切断三地的联系，不但两地的物资供应不上来，后路也被石勒堵死。司马越深知事态的严重，身着戎装入宫面圣请求征讨石勒。晋怀帝大惊，你把兵马带走，洛阳怎么办？（帝曰：“今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后世评论司马越时，总喜欢指责他把晋怀帝丢下不管，是导致洛阳陷落的罪人，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能是唯一解决的办法，试想如果司马越困守洛阳，也许洛阳可以多支持两天，但各地的援兵不到，洛阳缺乏物资粮食供应迟早失陷。如果把皇帝带走，洛阳马上就会丢失，司马越的大军必定会受到汉国主力部队和石勒的南北夹击。把皇帝留在洛阳，激励军民死守的斗志，自己率主力与石勒决战，用他的话说：“臣出，幸出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我与石勒决战获许有机会，固守洛阳只有死路一条。十一月，司马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并将自己的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留在洛阳，派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防察宫省；以潘滔为河南尹，总留事。司马越用太尉王衍为军司，挑选精兵良将悉数带走。“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司马越把老婆儿子留在洛阳，他根本就不想放弃洛阳。 司马越想与石勒决战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惜石勒并不理会。公元311年正月，石勒图谋占据江、汉地区，时任参军都尉的张宾认为不行，史书没有记载张宾的话，但我们可以分析出他当时说的话，说我们占据江汉地区是插入司马越心脏的一把尖刀，他放弃洛阳，把晋国的精锐部队调到许昌为什么呀？就是想和我们决战， 您呆在江汉地区不走，那不是活靶子吗？石勒听从张宾的话，依靠骑兵的机动性，频繁的调动晋军，又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的好戏。石勒渡过沔水攻克江夏（即今湖北安陆一带），司马越果然率军离开许昌，进军江夏，而建业的司马睿也派王导总督各军北上，意图对石勒形成夹击之势。然而石勒旋即放弃江夏，北上攻打新蔡，杀死新蔡王司马确，然后避开司马越的主力直取许昌，杀死平东将军王康后扬长而去。 二月，心知上当的司马越匆忙回兵项城，因找不到石勒的主力，气怒攻心。此时晋朝青州刺史苟晞因受人挑唆，对司马越不满，扬言说：“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苟道将（苟晞的字）岂可以不义使之！”移檄诸州，列举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虽为司马越所立，但对他专权跋扈早感厌恶，又痛恨他把自己留在洛阳守孤城，亲赐诏书给苟晞，让他讨伐司马越。这一对活宝，大敌当前，不思一致对外，反倒起内哄，大晋国算是彻底完蛋了。其实这个苟晞也算晋朝的一个名将，破公师藩，打败过石勒，杀人如麻，流血成川，有屠伯之名，可惜全然不懂顾全大局。司马越得到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又是生气又是忧虑“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病中做出了战略调整，东归下邳，放弃洛阳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东海国。未行死于项城。 他死了，一了百了，可是留下十万大军怎么办？司马越把后事托付给王衍，王衍字夷甫，生得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是晋国名士中杰出的人物。“（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由于王衍人才出众，道骨仙风，又能信口雌黄，百论不倒，成为名士领袖。 看看当时的名流怎样品评他的吧：王衍十二、三岁时曾经拜访山涛，山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兒！”（是哪个老太婆，生出了这样一个小孩子啊！）国丈杨骏想把女儿许配给王衍（不是小杨皇后），王衍认为他家门第不配，装痴卖傻不同意。（衍耻之，遂阳狂自免。）司马炎闻其名，问他的族兄王戎：“夷甫当世谁比？”王戎回答道：“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恃才傲物的王敦过江后常对人称赞王衍：“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著名的画家顾恺之作画赞，称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一个为世人如此崇尚的名士，死后却遭到千万人千百年来的唾骂。因为他背负了一个沉重的罪名“清谈误国”。山涛在说出 “何物老妪，生宁馨兒！”的话后又加上一句，“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后世的东晋将军桓温率水师自江陵出发北伐，与同僚们登上大船的高楼，遥望中原，深有感慨地说：“使神州大地沉沦，百年基业变为废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责任！”（神洲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的记室参军袁宏反驳说：“时运有兴有废，难道一定是这几个人的过错！”桓温勃然变色，讲了一个典故，把王衍比作一头只会吃草料不会干活的老牛，他说“过去刘表有一头千斤重的大牛，吃进去的草料豆饼比一般的牛多十倍，然而拉车赶路时，竟不如一头瘦弱有病的母牛。魏武帝曹操进入荆州后，就把它杀掉让士兵吃了。”王衍临死前总算自个清醒过来，哀叹道：“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至于此啊。”（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实他只是戴了一顶误国的大帽子，清谈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晋亡也不是清谈的过错，社会的贫富不均，豪门的奢侈贪婪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 王衍只会坐谈论道，夸夸其谈，如何懂得指挥军队，众人推他做元帅，“（王）衍不敢当；以让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亦不受。”十万军队竟然找不出一名主帅，众人无奈，只得秘不发丧，载着司马越的灵柩返归东海国，退回老根据地。此时若有名将与石勒放手一搏，孰胜孰败，尚在两可。懦弱的人是不能成为将领的，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王衍连“欲退强进”最基本的用兵之道都不懂，只知一味逃跑，后果可想而知。 他们不敢跟石勒打仗，石勒却不肯丢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亲率轻骑追司马越之丧，在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郸城东北）追上晋兵，把无人指挥的晋军打得大败，“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生擒王衍、司马范、司马济等诸王贵戚，士族豪门。石勒挺有意思，把他们召集到帐幕中坐下，询问晋朝灭亡的原因。王衍不愧坐谈名士，侃侃而谈，把灾祸失败的原因胡乱说了一通，又说什么不干自己事，我本来不想当官，对于世事一窍不通。“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更为可气的是竟劝石勒称帝，可能还想保住自己这条狗命吧。他这通胡言乱语，把个石勒气得够伧，心想我从小受尽苦难，老百姓水深火热，饭吃不上，衣服没得穿，哦，不干你们这帮治理国家的大臣们事儿，哪干谁事呀？晋书的作者房玄龄先生美化了石勒的回答，我想石勒也说不出这么漂亮的文言文来，但石勒就是这意思，他说：“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命令左右将王衍扶出去，可能当时王衍已经瘫痪。众人七嘴八舌，讲些求饶的话，司马宗室之中真有不畏死的人，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呵斥众人道：“今日之事，何复纷纭！”事情到这地步了，说什么呀！石勒奇之，不忍心用刀杀害，半夜，将他们全部用墙压死。石勒又剖开司马越的灵柩，焚其尸，对人说：“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石勒将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结到司马越身上没有什么道理，司马越是八王之一，石勒是把对八王之乱的痛恨转移到司马越身上罢了。当然东海王司马越对八王之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从跟着楚王司马玮起事以来，每一次宫廷政变，第一次战争动乱，总能找到司马越的影子，司马越是个奸雄，也有能力，但不公平和腐败却不是一个司马越能够解决的问题，西晋国的灭亡势不可免。谁能继续撑起大晋国的旗帜呢？请看下一章，司马睿。第十二章 司马睿 司马睿，字景文，司马懿曾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公元276年（晋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晋史载“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及长，白豪（白毛）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一副帝王之相。可惜魏书没有这么客气，不仅未描写他的神异，反而揭露了他不可见人的身世，“晋将牛金子也。”赫赫六个字，真可以让人无地自容，堂堂晋国皇帝，司马氏子孙却是外人之子，汗颜！由此引出一个典故“牛继马后”。相传司马懿当政之时便有经营天下之心，当时流传天下的讖书“玄石图”上载有“牛继马后”的字样，司马懿疑心司马氏得天下之后会被牛姓之人夺去，不惜用毒酒杀掉自己的大将牛金。世事难以预测，等到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琊王之时，他的妃子夏侯氏风流放荡，与小吏牛氏私通产下一子，就是这个司马睿。 到底是否确有其事呢？司马睿是何血统呢？其实我们看看美国人的大选便会心知肚明，党派之间、各个候选人之间互相攻击、讥讽、恶意谩骂；揭短、挖老底，甚至造谣中伤。北魏与晋，以及以后的南北朝就是处于这么一个境地。为争正统不择手段，“牛继马后”就是北朝政权精心泡制的一个丑化东晋王朝的故事。话又说回来，你或你的父母若身正不怕影斜，别人又怎么能丑化得了你呢？ 无论他姓司马还是姓牛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对历史来说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江东政权，使晋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司马睿十五岁继承父爵为琅琊王（王国区域大体在今山东临沂县北部一带），八王之乱中，诸王各怀异志，司马睿“沈敏有度量”非一般之人，因自己并非帝室直系，故而恭俭退让，以“不争”免祸。时人对他并未特别看重（时人未之识焉），只有侍中嵇绍异常推崇，对人说：“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司马越在皇室内乱中脱颖而出，司马睿的封地琅琊国与司马越的封地东海国相邻，因此司马越对他另眼相看，拉拢有加，司马睿也借机成为司马越的党羽。被朝廷拜为员外散骑常侍，后迁官左将军。至此司马睿成为东海王集团中的一名骨干，与司马越参军、世族豪门王导成为至交，二人“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为“王与马共天下”的江东政权打下基石。 我们再来谈一谈王导，王导，字茂弘，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祖父王览光禄大夫，父亲王裁镇军司马，族兄就是上文介绍的太尉王衍。琅琊王氏最终成为显赫的家族，成为高门大族、簪缨世家的代名词，始于王导。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长之后，参东海王越军事。后辅佐司马睿渡江，在建业（今南京）建立了东晋，历任三朝丞相。 王导素有雅志，才干过人。名臣桓彝（桓温之父）初过江，见朝廷微弱，忧惧不乐，对人说：“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该怎么办！”后来见到王导，与之纵谈世事，归来后对人说：“我见到了一个管仲，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一则“新亭对泣”的典故向世人表明王导的志向，过江的名士每逢风和日丽，总喜欢到新亭饮宴，正喝着，有个叫周顗的人突然哭着叹息道：“这里的风景和中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山河不一样了。”众人相视流泪，王导勃然变色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后人评论王导时，说他无北伐之志，克复神州云云，就是做做样子，鼓鼓劲，从来都没有身体力行。其实做事情要量力而为，江左原本实力弱小，大家小国，侨吴两姓，矛盾错综复杂，搞得不好，非但北伐无功，甚至会连累江东沦陷。王导一生致力于调和各方利益，发展地方经济，说句不客气的话，王导一手奠定三百年南朝基业。 我们还是回到司马睿这里，八王之乱中，司马睿跟随司马越奉白痴皇帝北讨成都王司马颖，荡阴之战败北，司马越逃回东海国，司马睿和皇帝百官均为司马颖所掳。他的亲叔叔司马繇因劝司马颖投降遇害，司马睿乘大雾弥漫之机逃出邺城，在黄河渡口河阳津被守兵拦劫。当时司马颖下令“达官亲贵，诸关一律不准放行”，他的随员宋典从后面赶过来，随机应变用马鞭敲打着他笑说：“舍长！朝廷不准贵人通行，你怎么也被拘捕了！”守兵以为他真是一名小小的舍长，不再审查他，任由通过。跑到洛阳一看，城中大乱，他马上把他母亲夏侯氏接着，慌慌忙忙跑回自己封国去了。 风水轮流转，司马越在东海国再度举兵，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司马睿借机请求任命王导做为自己的平东司马，司马越答应下来，随后他率兵打败二王，迎回白痴皇帝，执掌晋朝中枢大权。 匈奴汉国兴起，北方大乱，眼见局势极度恶化，王导向司马睿献计，说徐州四战之地，不如避开战乱向江东发展。司马睿听从他的计策，请求司马越允许他移镇建业。司马越也有经营江南之心，他听从王衍的话，让王澄领荆州，王敦领青州，同时加司马睿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建业。司马睿如愿以偿，随着晋廷一支中心力量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掀起向江南迁徙的狂潮，江南民族大融合开始了，江东地区实力增强，各方矛盾也趋于尖锐。 江东地区原本士风强悍，“吴人轻锐，易动难安”，晋灭吴国之后，江东地区是个多事的地方，司马炎不敢轻易派年幼的皇子出镇，江东多年没有强藩。司马睿移镇建业的政权若没有江东士族的支持难以维持，而江东的望族们对南渡的士族有戒心，也看不起皇族中地位、名望均不高的司马睿。王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没有强权难以保障过江士庶的利益，因此他对族兄附马王敦说：“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王敦是司马炎的女婿，久为扬州刺史，曾奉司马越之命都督青州与司马睿平级，平时为人狂妄傲慢是不会看得起司马睿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过江士庶必须捧起一个人来，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权才能维持各方的利益。终于北方的高门士族们达成一致，三月初三，依江东当地的风俗是禊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乘肩舆，具威仪，（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当时高门士族都坐车，很少有骑马的，江东士庶一见司马睿这派头，都惊了。江东望族顾荣等人原本就没出来，趴门缝里一瞧，“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司马睿自个坐着肩舆（肩扛的小轿），众多的高官名士没一人敢做车，少见，怕是司马越也没这派头吧？“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这才纷纷出来拜见。王导又亲自到顾荣、贺循家里去，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二话不说满口应承。“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王导帮着司马睿一边拉拢吴人，一边吸收北方的名士做官，“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王导参赞政务，朝野倾心，司马睿尊王导为“仲父”；王敦镇守扬州手握军权，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凭借司马睿与琅邪王氏诸兄弟的艰苦经营，终于奠定东晋王朝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并不仅仅是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结合，而是皇权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它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与皇权共天下的格局。 司马睿安生日子没过多久，石勒打败司马越的大军后，率精骑三万复入成皋关(即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与汉国的大军会合。此时刘渊已死，其四子刘聪杀死太子刘和称帝，在得知石勒消灭了司马越的主力大军后，马上命令前锋大都督呼延晏率二万七千人猛攻洛阳，晋朝将士浴血死守，前后十二战，晋军皆败，战死三万余人。匈奴汉军攻入内城，晋军据守各门死战，呼延晏担心自己兵力单薄，撤出城外。晋怀帝喘息未定，汉国各路大军刘曜、王弥和石勒的军队已到，合兵一处，一道攻入洛阳，俘虏晋怀帝。 石勒让功于王弥、刘曜，率兵退屯许昌，打败青州刺史苟晞，苟晞降而复叛被杀，纯系咎由自取，随后诱杀汉国重臣王弥。王弥和石勒是占据关东地区匈奴汉国军队中二支最强的队伍。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士族，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好友刘渊，刘渊依为心腹，与刘曜、石勒等军一道攻入洛阳。在群雄角逐之中，二人互有相图之心，石勒先行下手杀死王弥，收编其军队，称威关东。匈奴汉国皇帝刘聪闻讯暴跳如雷但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刘聪先是派遣使者斥责石勒擅杀大将，目无君王，接着又加封其为镇东大将军，以安抚其心，希望他继续为他汉国攻打晋朝军队。 此时晋朝北方重镇中并州刘琨和幽州王浚各自仰仗鲜卑诸部的势力称威一方，石勒认为不能为他们抗衡，把目光瞄向江东。 公元312年二月，石勒在葛陂（在今河南新蔡）修筑营垒，课农造舟，将攻建业。司马睿大惊，江淮一旦失守，江东危矣。马上征调江南所有兵马屯于寿春（在今安徽寿县），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讨伐石勒。 石勒的军队遭逢大雨，三月不止，军中饥疫死者太半。天时不利，军粮难继，人心惶惶，石勒进退两难，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张宾献上了著名的“葛陂对”，分析天下形式，提出战略方针，指明石勒的出路，奠定了后赵国的基石。 他首先提到不能依附晋国，不讲和。“将军攻陷京师，囚执天子，杀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相臣奉乎！”然后又认为南下条件不成熟，建议放弃南下计划，“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此也。”江东地势险要，有大江天险，三国曹操六越巢湖不成，江东不是那么好打的，本来就不该来。将军您转战南北，“流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没有根据地，流动作战也不成，既然南下之路不通，就该转而北上，取河北！他说“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河北是中原的中心，打下河北，天下就没有超过将军您的了。 现在晋军近在寿春，撤军北上会不会招致追击呢？张宾又说：“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为吾不利邪！将军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辎重既远，大兵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司马睿之所以大发江南之兵而来，是怕我们取建业，如果我们退兵，他们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追击呢？张宾看透江东将相，司马睿做为一个帝室疏亲初到江东，必定不被江东士族重视，看看统兵的将领就知道，纪瞻是江南望族，江南之兵怕不是司马睿能够指挥得了的，他现在第一任务就是安定江东不出问题，怎么肯出来和我们打仗呢。接着，张宾又制定了撤军的方案，让辎重先走，将军您亲率大军逼向寿阳，等到辎重远去，你再率轻军北上，如此一来，万无一失。 石勒大喜，黑暗之中看到光明如何不喜，“（石）勒攘袂鼓髯”，撩衣襟吹胡子很是得意，马上把先前的长史罢黜掉，升张宾为右长史，不称其名，号曰：“右侯”。 石勒采用张宾之计，派侄子石虎率骑兵二千向寿春转进，亲率大军继进，却命令辎重部队北退。纪瞻果然不敢攻击，退回寿春死守。关于楼上朋友所提可汗的问题，我做一个解释，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对拓跋部首领的称呼用的是“可汗”，文中我也提到，比如“力微可汗”，还有那个磨斧头库贤说的话：“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 如果对司马光先生的考据不放心，我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可汗”最早见于鲜卑语,但只是一般的部落首领或酋长的称号,地位并不高,如慕容廆之父祖皆曾被手下称为可汗，因慕容廆是嫡子，他的大哥吐谷浑与其分手时，部众曾称吐谷浑为可汗，《魏书列传第八十九• 吐谷浑》中载：“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乖，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及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落廆追思吐谷浑，作《阿于歌》，徒河以兄为阿于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 “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等同录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5《横吹曲词》，据《旧唐书·音乐志》所载，可知梁代和北朝乐府歌曲中都存有“燕、魏之际鲜卑歌”，且多“可汗之辞”。这些歌曲多是鲜卑人所创，其中的可汗则必为鲜卑语。 在可汗被鲜卑人普遍使用之时，柔然尚未形成一个民族。但真正使“可汗”成为皇帝一说，是柔然的首领社仑,当他于公元402年自称“丘豆伐可汗”、创建了柔然汗国。慕容廆与吐谷浑以及柔然汗国的故事我将在后面的随笔中详细写，柔然汗国是北魏随笔的一个主角。 由此我想到花木兰，木兰辞中天子与可汗的混用，恰恰证明她所处的时候为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只有那时的北魏才会出现天子与可汗的互用。花木兰，我也将在后面的章节予以介绍，希望大家共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上一途着实不易，虽说都城陷落，晋民尚在。长期流动作战，使早先攻占过的河北河南各地随占随弃，加之石勒恶名远扬，他的军队所过之处，百姓坚壁清野，据坞堡死守，以至于军粮短缺。“虏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士卒相食。” 好不容易走到黄河，晋将向冰聚集了几千人在枋头（河南浚县）修筑营垒，石勒欲过黄河，又怕向冰趁羯军半渡之机发动攻击，张宾献计劫船渡河，石勒偷袭向冰泊在河中的船只，渡河大败向冰，夺取大批军资粮饷，军势得以复振。 石勒乘胜欲攻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张宾认为眼下最大的敌人是并州刘琨和幽州王浚，劝他避实击虚先取邯郸、襄国（在今河北邢台），广聚粮储，扎牢基础，防备二敌派兵攻击，然后继续尊奉汉国以图幽、并，才是霸王之业。“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 石勒此时对张宾言听计从，马上发兵占据襄国，修城墙，挖壕沟，积粮草，改变以往流动作战方式，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并州刘琨正与匈奴汉国交战，无暇顾及冀州之事，近在冀北的晋国幽州刺史王浚不干了。公元312年十二月，王浚派鲜卑段部段疾陆眷及段匹磾、段文鸯、段末杯等共5万人进攻襄国。鲜卑人骠悍，石勒屡败，众将都想固守不战。张宾又出主意说，“鲜卑人认为我兵势寡弱，不敢出战，他们必定懈怠。我军趁他攻城之时突然出击，一战可胜。”果然石勒因此大败段部，生擒段部大将段末柸。旋即又释放段末柸与段氏在渚阳（今河北冀县）结盟，段氏遂收兵撤还辽西，石勒趋势攻下邺城，冀州形式向有利于石勒一面发展。 此时的王浚却看不出形势的变化，依旧奢纵淫虐，甚至不可思议的做起皇帝的美梦。张宾看穿他的野心，对石勒说，“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籓，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他要做皇帝，最想得到天下英雄的支持。“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王）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我们该怎么办呢？用骄兵之计，抓住他急于称帝的心理，遣使投降，等到他对我们疏于防范之时灭掉他。 石勒依计向王浚献礼投降，写了封拥戴王浚称帝的书信说：“（石）勒本小胡，出于戎裔，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石）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石）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一翻花言巧语，开始王浚不信问石勒的使者说：“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籓于孤，其可信乎？”石使马上大拍马屁说：“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籓岳，威声播于八表，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又说什么“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不是不想做帝王，实在是天意不许啊。”王浚相信了，大悦。他也不好好想想，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公元314年，石勒经过充分的准备即将偷袭幽州的时候又拿不定主意了，摆在他面前的还一道难题，在他远离邺城悬军千里偷袭幽州的当口，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会不会偷袭自己呢？张宾分析道：“刘琨、王浚虽同名晋籓，其实仇敌。若修笺于（刘）琨，送质请和，（刘）琨必欣于得我，喜于（王）浚灭，终不救（王）浚而袭我也。” 究竟刘琨是何谁人也？他到底会不会象张宾分析的那样，对于王浚见死不救呢？请看下一章《猗卢刘琨》。第十三章 猗卢刘琨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一首慷慨激昂的扶风歌，刘琨用他的血泪和悲情向世人表明他荡平乱世的雄心，左手弯弓，右手握剑，与他并肩战斗的是一个鲜卑拓跋部的勇士，拓跋代国的创建人猗卢。他们不仅是莫逆之交，还是拜把子兄弟，兄弟二人成为大晋国在北方抵御匈奴汉国的最后一道屏障。 拓跋部在力微死后，鲜卑联盟解散，“诸部离叛，国内纷扰”，拓跋部还是独立存在下来，力微的儿子悉鹿、绰立和孙子拓跋弗先后成为部落首领，三人做首领的时间仅为九年、七年、一年，可见拓跋部内乱频繁。沙漠汗之死是拓跋部动乱之始，沙漠汗直系与力微诸子各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因之部落毫无起色，直到力微的另外一个儿子禄官接任部落首领之后，拓跋部又开始重振雄风。他将部落联盟分为三部，三人各领一处部落，北魏并称三帝。“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河北易县）北，濡源（滦水源头）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此字打不出，为施字去方旁）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内蒙凉城境内）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 《魏书.帝纪第一》因为猗×和猗卢都是沙漠汗的儿子，禄官三分部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为平衡部落内部的各派势力，但却为拓跋部的中兴打下基础。部落不再内乱，三个首领又都是拓跋部的狡狡者，在他们各自的努力下，拓跋部拓土开疆，不断获得胜利。“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又“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 强大的拓跋部继续力微与晋王朝和好的政策，“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安定，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 “夹道立碣，与晋分界。”禄官为弥合分散的部落，亲自主持了沙漠汗及其妻子的改葬仪式，沙漠汗是以谋逆被杀，如今被平反了。晋朝成都王司马颖特意派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派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派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可见晋朝诸王对拓跋部的重视，依附晋朝的政策使他们成为乱世晋王朝的一根救命稻草。 震动天下的八王之乱爆发了，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反晋，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乞师于鲜卑拓跋部。居于云中郡的猗×二话不说，亲率十余万骑兵入塞，上谷的禄官亦率骑兵大举而来，在西河、上党大破匈奴兵，与司马腾会盟于汾东。为纪念此次会师，禄官特意让卫雄和段繁在参合陂西面建造石亭，树碑旌功。 汾东之盟成为晋朝与拓跋部联合打击匈奴汉国的开始，随着猗×和禄官先后死去，居于中部的猗卢 “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强大的拓跋联盟更是成为晋朝的坚实后盾，使并州成为抗御匈奴的一个战略据点，猗卢与并州刺史刘琨成为莫逆之交。 匈奴和羯族的兴起使得西晋丢失了北方大片土地，坚持在北方抗击胡族的只有两个人，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不可否认二人均逸志凌霄，长久地支持起晋朝在北方的大旗，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依赖少数民族的支持，同样的志大才疏。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年二十六岁则有 “隽朗”之誉，与贾谧、欧阳建、陆机、陆云等著名文人名士在河南石崇的金谷涧别庐文咏赋诗，时号“二十四友’。 刘琨虽出自高门士族，却胸怀大志，以雄豪著称，与祖逖并有英名。史载刘琨与祖逖夜宿司州，中夜闻荒鸡鸣啼，祖逖踢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两人舞剑庭中，奋发图强。后来当他听说祖逖被朝廷委任时，鼓励自己道：“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指祖逖）先吾著鞭。”足见其豪气，可他却并未创建出祖逖的功绩。 八王之乱结束，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汲桑和石勒攻打邺城，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兵败被杀。刘琨被委任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当时的河北、山西已是一片战乱，刘琨只身募得壮士千余人，一路转斗至晋阳。在路上刘琨写下了有名的扶风歌，表达了他要依靠武功平定动乱的决心。战乱后的晋阳已不足两万户，刘琨招抚流民，恢复生产，远近的汉人多来相投。刘琨拢络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加强自身实力对抗刘渊的汉国，与猗卢约为兄弟，把并州安定下来。可惜刘琨始终改不掉他高门士族子弟的弱点，意志不坚定，没有恒心，对于酒色财气虽知不该陷入其中，然终不能改。“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再加上他“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在一天之中投奔他的人有数千，但离他而去的人也络绎不绝。 刘琨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唯有“月夜奏笳退胡骑”成为他一生最经典的一次战役。公元311年，洛阳陷落，312年春，匈奴汉国的大军兵围晋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琨月夜登城，面对数万匈奴骑兵发出一声长长的清啸，划破清冷月光笼罩下的原野，“贼闻之，皆凄然长叹，”刘琨中夜奏起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 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刘琨成功的运用心理战，利用匈奴骑兵思乡之情，奏胡笳以动之。使匈奴人心离散，军心动摇，又不知城中的虚实，撤军而走，晋阳之围遂解。这其中有一半刘琨的功劳，也有一半拓跋部的功劳，匈奴人退走，实际上是害怕围城日久，拓跋部来救援晋阳。 危难一过，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听信善音律懂艺术的徐润的谗言，杀掉生性亢直的奋威护军令狐盛。在群雄争霸战乱纷飞的年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琨宠艺人杀豪杰大失人心。连他母亲也看出来了，劝他不要杀将，“汝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济！如是，祸必及我。”意思是说，你没本事，驾驭不了豪杰，只会把比你强的人除掉来保平安如何了得，这样下去，连我都要跟你遭殃。刘琨不听，果不其然，令狐盛的儿子见老爹遇害，一怒之下投奔匈奴汉国，并把晋阳的虚实一一汇报给汉主刘聪，说雁门关的乌桓人谋反，刘琨要去平叛，城中空虚，城里还有许多不满刘琨的人。刘聪大喜，派儿子刘粲和令狐泥一道攻打晋阳。刘琨还真的率精兵去雁门关了，留守的太原太守高乔举城投降，匈奴人不费一兵一卒占领晋阳，刘琨的父母均被杀害。 刘琨应该悔出肠子来，没办法跑到拓跋部哭诉，猗卢很够义气，闻听大怒，起倾国之兵为刘琨报仇。“遣长子六脩，普根及卫雄、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猗卢）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刘粲为拓跋部气势所摄，焚烧辎重突围遁走，拓跋骑兵随后追击，大败匈奴，连斩数将，匈奴兵“伏尸数百里。”游牧民族喜欢打仗之暇进行捕猎来补充军粮， “猗卢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可见拓跋人的气势，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固请进军。他意气用事，猗卢可不糊涂，对他说：“我没有早来，让你父母遭到杀害，实在是有愧。现在并州已经光复，我们远到而来，士马疲弊，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刘聪不是一仗就可以消灭的。”猗卢知道刘琨也不是什么将才，送给他一千多匹马，牛羊各一千多头和一百辆车后回师，把部将箕澹、段繁等留下来帮助戍守晋阳。 猗卢对他这个把兄弟仁尽义至，刘琨也对得起猗卢，先后上表晋廷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并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给拓跋部（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晋阳之战后，刘琨更是上表朝廷再为猗卢请功，长安的晋愍帝小朝廷封猗卢为代王，猗卢正式受封称王，拓跋代国的雏形由之形成，两人之间的关系达到最顶峰，二人秣马励兵，准备联合进攻匈奴汉国。他们策划率十万骑兵西进，派人联络晋廷，让晋军从蒲坂东渡，东西夹击，欲在匈奴汉国都城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会师。 公元313年对于大晋国来说是军事形势最好的一年。虽然在这一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毒死于平阳，恰恰说明此时匈奴汉国的心虚。311年司马炽被俘，刘聪封他为光禄大夫，第二年又改封会稽郡公，仪同三司，并将自己宠信的小刘贵人赐给他，以示自己宽大的胸怀。然而随着匈奴汉国军事上的失利，司马炽的好日子为时不多了。 汉国的领土仅仅局限于今天的山西南部，太岳山麓两侧，汉国的两员大将刘曜和石勒各自率兵在关中（今陕西）和赵魏地区（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作战。晋朝在关中地区的军队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屡败刘曜的匈奴军。江淮地区的司马睿将石勒赶过黄河，幽州刺史王浚派出鲜卑段部的军队攻打石勒，石勒的处境非常的窘迫。匈奴的主力又在晋阳遭受失败，形势一片大好，所以刘琨提出消灭匈奴汉国的建议，得到了长安诸将的强烈支持，他们拥立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年仅十四岁的司马邺为首领，意图迎回晋怀帝。 匈奴汉主的刘聪却在大修宫殿，选美人，下令挑选大臣们女儿中有姿色的入宫，竟把大臣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一并纳入宫中充当嫔妃。靳准的两个女儿靳月光、靳月华也封了贵嫔，一个皇后不够，设立左右双皇后。妃子多了顾不过来，发生红杏出墙，弄得刘聪心神不定，加上前方战事不顺利，晋人整天吆喝迎接晋怀帝，消灭汉国。刘聪开始拿司马炽出气，出宫行猎时让司马炽执戟充当侍卫头前开路，大宴群臣时 “使怀帝著青衣行酒”。晋朝士庶痛哭流涕，刘聪心虚下令将司马炽杀死，把从前赐给他的老婆收回仍做贵人。 大晋关中诸将不甘示弱，立马拥戴司马邺为新君，即晋愍帝，发檄天下，共讨汉国。新朝廷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下诏三路并进，“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之师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同赴大期，克成元勋。”希图刘琨和王浚合幽并之兵南下，司马睿率江淮之兵北上，司马保督关中之兵西出。新朝廷的战略意图是好的，可惜朝廷没有力量控制诸路兵马，诸侯们各怀异心。各路兵马中，只有刘琨是个忠臣，六月份，他与代公猗卢会师于陉北（山西代县），七月，刘琨进据蓝谷，猗卢派遣大将拓跋普根屯兵于北屈（在今山西吉县）准备攻打汉国北境的刘粲。幽州的王浚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何况石勒已经攻克襄国，对幽州虎视眈眈。最清闲的司马睿也没有北上的想法，不管司马邺怎样催促只是说“江东初平，未暇北伐。”倒是司马睿手下的祖逖接连向司马睿请命北伐，祖逖是范阳高门士族（北州旧姓），前文讲过他与刘琨是好朋友，曾经闻鸡起舞，而且每次总是他把刘琨踢醒，从这件事情上可见二人的优劣，祖逖主动，刘琨被动，祖逖有大志且能坚毅的付诸行动，而刘琨没有毅力改不掉天生的惰性，二人的结果与功绩也是不同的。 祖逖渡江后居住在京口，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原本荒芜贫瘠，中原战乱，北方人纷纷南渡，过江士庶、流民为避战乱，而又希翼重返故园，京口成为他们聚集地。范阳祖逖、渤海刁协、颖川庾亮、东莞徐澄之、臧琨等所率子弟、部曲、闾里士庶数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 祖逖有远见卓识，对时局分析比较透彻，他上书司马睿说，晋室之乱是由宗室争权引起的，“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结果让胡族抓住机会，“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 少数民族占据中原肯定引起汉民的反抗，“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您如果出兵的话必定能收复中原。 “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祖）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虽然他说晋室之乱是由宗室争权引起比较偏颇，但他对中原局势看得很准，不过他看不懂司马睿的心理。司马睿绝对不想北伐中原，因为北伐不管胜负与他有害无利。他是皇室疏亲，好不容易在江东站稳脚跟，一旦北伐失利，他如果在江东立足？如果成功的话，司马邺恢复晋朝基业，他身边的那些皇亲功臣必能秉政，怎么会有司马睿什么事儿？他，也包括一些在江东政权获得利益的士族也不愿意让关中集团得势，所以司马睿心里断然拒绝北伐。 为了顺应民意，不让人看出他另有居心，给天下人留下口实， 表面上他支持祖逖，封他做奋威将军，豫州刺史，鼓励他北伐，却一兵一卒也不给，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 一个名动千古 “击楫中流”的典故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流传开来。祖逖带领自己部曲百余家渡江，船行中流，击楫而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辞色壮烈，众皆慨叹。祖逖自己召募二千人马，在淮阴铸造兵器兵进河南，屡次打败石勒的军队，只不过他的人马太少并没有对匈奴汉国和石勒造成太大的威胁。 关中的晋军也发生分裂，都督长安以西诸军事的司马保拥兵自重拒不出关，晋朝三路出兵恢复天下的意图化为泡影。 历史赋予人们的机会稍纵即逝，所谓风云变幻、世事无常，正当唯一一支实力强大，真心打仗的刘琨与猗卢一腔雄心欲在并州有所作为的时候，塞上和中原的局势均发生了变化。 公元314年，石勒抓住王浚称帝的野心，假意向王浚称臣，借着王浚麻痹大意之机意欲偷袭幽州，因为害怕遭到刘琨的偷袭不敢出兵。右侯张宾认为刘琨绝对不可能帮助王浚，而最终刘琨确实也没有帮忙，是什么原因使一对坚持在北方抗敌的晋臣成为冤家的呢？ 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刘琨认为王浚对晋朝有异心，他怎么可能去帮助一个叛贼，意气用事使他忘记唇亡齿寒的古训。 石勒偷袭王浚得手，直到羯军到达易水（今河北雄县西北)时，王浚仍然坚信石勒是来帮助自己做皇帝的，对劝他出兵抗御的将领们道：“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晋书·石勒载记》。正所谓猪油蒙住眼，人的欲望就是猪油。石勒到达蓟城，叫开城门，怕城中伏兵，把数千头牛羊赶入城中，塞住街巷，声言献礼，使幽州兵不能出战。最后擒获王浚送往襄国斩首，烧毁幽州宫殿而还。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只有刘琨了。刘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此时的拓跋部也发生动乱，随着幽州的沦陷，塞外的羯族和匈奴人开始叛乱，猗卢用血腥的手段进行镇压，引起联盟内部的分裂。猗卢想立小儿子比延为嗣，征召帮助刘琨协守晋北的儿子六修回塞上，六修怕被杀害没听从，猗卢亲自率兵攻打六修，反被六修打败，逃往民间遇害。拓跋普根起兵为猗卢报仇灭掉六修，六修手下的大将卫雄、姬澹率塞内外的晋人以及乌丸三百余家共计三万余人南奔并州投降刘琨。 刘琨得到拓跋鲜卑境内的精兵强将，喜出望外，马上让他们攻打石勒。箕澹、卫雄劝他说：“我的手下虽为晋人，久在荒裔，闲散惯的，不习恩信，难以法御。最好让他们休息一下，感受到晋朝的好处，然后用之，可以立功。”刘琨剿灭石勒心切如何肯听，他后悔当初没有及时出兵偷袭襄国，此次再也不肯姑息养奸，下令箕澹率步骑2万为前锋，自已亲统大军进占广牧(今山西寿阳西北)做后援。然而此时已全面控制住河北和河南北部的石勒远非夕日可比，石勒据险设伏，大败晋军，趁机打下晋阳，刘琨逃往鲜卑段部。不久，为段匹磾所杀。 刘琨虽不长于政治军事才略，但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艰苦抗敌，愈挫愈奋的斗志，以及他那“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们奋勇向前。第十四章 前赵后赵 石勒偷袭幽州计杀王浚，伏击刘琨夺取并州。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控制在他的手中。汉主刘聪拜石勒为大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不过无论再怎么封赐，匈奴汉国无力控制石勒已经成为事实。 公元318年，匈奴汉主刘聪病死，宠臣勒准杀掉刘聪的儿子刘粲，自称汉天王。镇守长安大将刘渊的侄子刘曜与石勒一起发兵讨伐，刘曜攻入平阳，自称皇帝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字永明，刘渊的侄子，他和石勒一道成为刘渊的左膀右臂，他们成就匈奴汉国的辉煌，同时也毁掉了它。 刘曜小时候是个孤儿，史书说他“幼而聪慧，有奇度”。八岁那年，跟着刘渊在西山打猎，“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刘)曜神色自若。” 刘渊感到惊奇，赞叹道：“此吾家千里驹也！”刘曜长大以后，气宇轩昂，性格孤僻，好兵书，善骑射，读书读大略，文采出众。“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从史评上看，刘曜一点也不比石勒差，文武双全，是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因此刘曜有了自负的资本，轻视吴汉、邓禹，自比乐毅、萧何、曹参，别人看不出他的能耐，独独刘聪非常重视他，每每对人说，“永明，他是世祖刘秀、魏武曹操一类的人，以上诸公何足道哉！” 也许正是因为他奇特的容貌，超人的本领，引起当时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抱有成见的人的仇视，20岁时，刘曜在洛阳犯了事，要被杀头，他逃到朝鲜去避祸（当时的朝鲜是晋朝的领土），流浪一阵子后遇到朝廷大赦，返归洛阳，从此不再抛头露面，隐迹管涔山(山西省西北部,吕梁山脉北端,宁武县境内)，整天弹琴读书，等待机会。对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机遇很重要，如果不是八王之乱，恐怕刘曜只有呆在山中做隐士的份了。 刘渊起兵左国城，建立汉国，刘曜追随左右四方征战，历任显职。他与石勒、王弥合兵打下洛阳之后，率大军入关中，开始屡遭失败，后趁着晋朝关中军队的内乱，终于在公元316年打下长安，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邺乘羊车，光着膀子，衔着玉壁投降“肉袒衔壁，舆榇出降”，西晋正式宣告灭亡。此后，刘曜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守长安。 靳准谋反，刘曜与石勒一道起兵靖难攻打平阳，军于赤壁（非三国之赤壁），并继皇帝位。靳准向石勒求和，石勒抓住使者送给刘曜，刘曜玩个花招假意赦免靳准，引起靳准集团的内乱，靳准被杀，靳明为石勒所破，投降刘曜后也被杀掉。公元318年十二月，刘曜迁都长安，建立前赵帝国。 一切顺水顺风，刘曜的皇帝之路铺满鲜花。出奇的顺利往往让人产生骄傲和麻痹大意的思想，刘曜对时局的研判和前赵国大政方针的制定产生极大的错误。西晋虽然亡国了，可紧接着公元318年三月，司马睿在建业称帝，继续着大晋国的事业，史称东晋。刘曜认为胡汉之间的鸿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刘渊刘聪那套祭两汉三祖五宗不可能再欺骗汉人，拓落高亮的性格决定他要光明正大，不搞虚伪欺骗，面对汉人的反抗，他针锋相对，改祭冒顿单于、刘渊为祖宗，正式施行“胡汉分治”。胡汉分治使他丧失汉人的拥护，把中国彻底拖进民族战争的泥坛，使民族矛盾越发尖锐，为他的失败埋下伏笔。 公元319年二月，刘曜再出昏招，在根本无法控制和打败石勒的情况下，听信背叛石勒的小人调唆悍然杀死石勒的左长史王脩。史书称之所以杀死使者王脩是因为他是来打探刘曜虚实的，石勒根据他的回报决定是否造反。其实刘曜根本就是在泄愤，他没有刘聪的忍耐力，对石勒拥兵自重看不惯，石勒本被汉国封为赵公，打败勒明后派王脩报捷，借机要求刘曜封他为赵王。刘曜碍于石勒强大的军事实力不得不封，心中郁闷可知，我当刚上赵国皇帝，噢，你要做赵王，我呸！刘曜杀王脩无非是冲着石勒骂一句，啐一口唾沫而已，做为一名政治家，又怎能感情用事轻易的骂人和啐唾沫呢？很快，他尝到图一时之快的后果了。 此事对于石勒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终于找到与前赵决裂的借口了，听闻王脩死讯，石勒暴跳如雷，对群臣道：我为刘家兄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原指望他们给我封王，看来是我太傻了，什么赵王、赵帝，我要当什么就当什么！（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无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由此，我想起西汉时代的韩信，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展开拉锯战，韩信率一支奇兵，北举赵魏东击齐，拿下了河北、山东大片土地，要刘邦封他做假齐王的时候何其相似，然而韩信不反，那是他的性格使然，当他受胯下之辱的时候就注定他不会是一个帝王。可石勒却不会做韩信，虽然大臣徐光拍马屁，将他比做汉高祖刘邦时，他当着满朝文武对高句丽和鲜卑宇文部的使者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若遇到高皇帝，只能做他手下一将，若遇光武帝，当一较高下，终不学曹操与司马懿。” （人岂不自知，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兒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话虽如此，石勒如果走到韩信那一步，不反？只有鬼才相信！ 右候张宾等人看穿石勒称帝的野心，与文武官员们一道联名上表请求石勒称帝，石勒左遮右掩，还是在十一月登上帝位，国号仍旧是赵。一时间北中国有两个赵国，石勒摆明了要与刘曜唱对台戏，你承晋称赵，我也称赵，我们就看看，到底哪一个赵国是正统！后代史学家将石勒的赵国称之为后赵。 前赵后赵一出生便是生死对头，互相死掐欲制对手于死地，两国之间陆陆续续打了五年战争。公元328年，两国之间的大决战在洛阳开始了。七月，石勒的侄子石虎从太行山轵关径西入，率兵四万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阪，刘曜倾全国精锐水陆大军救援，石虎畏惧，率军退走，刘曜追击。在高候大破石虎，斩石瞻，后赵军枕尸二百余里，石虎逃奔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刘曜从大阳（山西平陆）南渡黄河，兵围洛阳，后赵举国震惊。 十一月，石勒欲亲自率兵救援洛阳，问计于群臣，时右侯张宾已死，左右长史郭敖、程遐等大臣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刘曜乘胜而来，难与争锋，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所筑的小城）粮草足备，他一时也打不下来，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时间一长自然退去，大王您不宜亲自出动，一出动就难保万全。”石勒大怒，手按宝剑把程遐骂跑，想起他的智囊记室参军徐光，徐光被他关起来了，怎么回事呢？ 原来石勒好微服出行，有一天晚间石勒微服外出，检察诸营守卫，他拿着金帛贿赂守门人，请求出门。永昌门守令王假要拘捕他，正巧侍卫来了才停手。第二天一早，石勒召见王假、徐光，赐王假关内侯。记室参军徐光喝醉了没来，石勒把他贬职为牙门，替换王假。轮到徐光当值时，一脸不高兴，面带怨怒之色，连降数级当然不开心，看到石勒装作没看到，（仰视不顾）。石勒火了，心想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瞧你这德行，不想看门拉倒，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道囚禁起来。 事到如今用着人家，想起徐光，派人把他找来，对他说：“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程遐那帮庸人皆谓其锋不可当。但他刘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如果洛阳失陷，刘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来，我们就完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徐光赞同石勒的看法，他说：“刘曜乘高候之胜势，不能进临襄国，反而据守金墉，他的无能已经显露出来。以大王威略临之，刘曜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今一举，机不可失，怎么可以不去。” 石勒闻听大喜，一个人拿不定主意，身边有个吹鼓手就不一样，信心倍增，下令大将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各率本部人马向荥阳进发，石勒亲统步骑四万渡过黄河，杀奔洛阳。石勒骑在马上一边赶路，一边对徐光说：“如果刘曜盛兵成皋关（虎牢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等于束手就擒。” 等到后赵各路大军共计步卒六万，骑兵二万七千会师于成皋关时，关上不见匈奴前赵一兵一卒，石勒大喜，举手指天，复加额道：“天也！”率兵卷甲衔枚，诡道兼行，突然出现在洛阳城下。 刘曜被初战的胜利冲昏头脑，终日在洛阳城下与宠爱的嬖臣饮酒博戏，酒能害人，刘曜就是为酒所误的一个皇帝。直到巡逻洛水的士兵捉住羯人俘虏送来问话，刘曜还不知道石勒已经亲自来了，他问俘虏，“大胡（石勒）自己来了吗？有多少人马？”回答说：“王自来，军势甚盛。”刘曜色变，大吃一惊，赶紧让军队解除对金墉的围守，在洛水西面布阵，“陈于洛西，众十余万，南北十余里。”石勒望见，越发高兴，谓左右道：“可以贺我矣！”石勒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城，令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匈奴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攻击匈奴前锋部队，大战于西阳门。石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门，三路夹攻匈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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