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萃-3

——“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奸妇下场用“私刑”来惩罚犯奸的女人，历来的例子太多了!一般中国的英雄好汉们，他们对付自己或别人戴绿帽子的难题，似乎不愿诉诸法律，他们宁愿亲自动手，以达到“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的境界!在这个境界的追求中，武大郎是失败者，武松则是成功的英雄。这一类事件在历史、小说和传闻里，简直多得不得了，《元曲选》己集下里的“酷寒亭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种规模较大的私刑是“宗族制裁”，所谓家法、族规是也。族人对“淫妇”的制裁似乎比正式的法律还普遍!单在《刑案汇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奸妇”、“淫女”被“活埋”、“勒死”和“砍杀”的例子。——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用刑“科学化”有一种叫“身体刑”或“体刑”或“肉刑”的，在摩登的法律条文中是禁止了，虽然事实上，全世界许多极权国家还日新月异的流行着。这里说日新月异，是说极权国家虽然在自由思想上大落其伍，但在专制道具上却超越前进，并且完全合乎最新的“科学方法”。从希特勒式的招供药丸，到史太林式的浑身通电，这是古人们再也发明不出来的科学花样。何况还有现代的内科医生一旁伺候，保证可使任何人死去活来到极限境界而不致暴毙，这比古人修理专家动辄使人死去而不能活来的笨手笨脚，的确高明万分。何况“科学方法”还有不落痕迹的妙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干净利落，证据完全没有，煞是厉害。《孟子》里说“威武不能屈”，《正气歌》里说“鼎甘如饴”，但把孟夫子交给希特勒，文天祥交给史太林，老希老史祭起“科学方法”修理老孟老文，不但文天祥可以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孟夫子还可以把不知道的也都说出来，外加检举文天祥是蒙古间谍!——“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中国传统强奸罪必须一提的是关于强奸罪。此罪的鉴定非常令人惊异。按唐宋元明清律，都说被强奸的妇人无罪。可是按清律小注，必须合乎下列四条件才能以强奸论：一、　有强暴之状。二、　妇人有不能推脱之情。三、　须有人闻知。四、　须损伤肤体，毁裂衣物。这是何等荒谬!在左近无人之处，或一点点麻醉剂，就可以强奸女人而以和奸论罪!这是多么不合理!更荒唐的是：清律小注又说，虽具备上面四条件，最后若让强奸者达到了目的，仍以和奸论!这样说来，天下几乎无强奸情况而言了!我们不能想像，在我们这礼义之邦中，有多少可怜的女子在遭受暴行之后，竟又被目为淫妇而加以判刑!——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阶级——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最可耻的阶级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快看“独白下的传统”拿笔杆人的责任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论所有的宝全押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快看“独白下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在美的中国人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李语录三○三真理从唱反调而来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论唱反调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古人不了解中国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丸有两个，洋鬼子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快看“独白下的传统”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文化太保”谈梅毒论正视我觉得做为一个“知识人”的最大耻辱，乃是漫无心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陶醉，或是在“许多同样的他”里相与俯仰，对捧一通。至于做“文字警察”，做“御用文人”，整天拍马屁，抱屁股者，则更等而下之，不足多说矣!——论正视论台湾的知识分子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中国的娼妓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且从青史看青楼思想变化“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起飞吧，大脑!让青年们尽量奔跑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十三年和十三月青年的社会责任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够出面关切思想运动、政治动向、社会改革，那么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们能善用他们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轻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们群体的进步，一定来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环境说，有带头作用的老一辈和中年一辈的人物，实在已经少得可怜，而青年一辈又多在机会缺少的高压底下，爬不起来。因此偶尔有脱颖而出——不管是从哪一个路数脱颖而出——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十八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从“秀信箱”到“上下古今谈”学者专家大陆时代的学者专家，他们站在政府对面，骂政府是盗贼；现在台湾的学者专家，他们躺在政府怀里，为盗贼上条陈。(王八蛋!)——李语录六九知识分子与政治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过早的答案书呆子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人生拾零今日青年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 of action，实为一大进步。——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写一本“唾儒面”的书写一本“唾儒面”的书《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快看“独白下的传统”特立独行很难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快看“独白下的传统”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香江托孤文件特立独行的例子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快看“独白下的传统”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宁鸣而死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鸟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看到坏的，我要说；不让我说，不可以!——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促进思想之变化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十八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过早的答案文丐与文警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一、　文丐类二、　文警类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 in 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 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文警论及附件论中西文化李敖语萃论中西文化——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中国固有文化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西餐叉子吃人肉抱祖宗大腿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义和团思想义和团思想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骨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半吊子西化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模型，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后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西餐叉子吃人肉皮毛的西化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胶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化思想上的困惑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刮子的现象。——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守旧分子的食古不化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佾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孟学报”写篇“ 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对外来文化的抵制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鄙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祖法和历法西化中，国粹不会沦亡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定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璧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现代化不可靠“祖宗”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象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地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西方文化不可选择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文化太保”谈梅毒潮流挡不住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耶，可是耶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东方文化在没落东方文化在没落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最底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智识分子从学理中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老小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兴!——敬答吴心柳先生东方文明瓦解是趋势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错以“文化”征服别人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地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地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多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长城还在动呵!中国思想史中的“反孔系统”“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 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谈“梅毒”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 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文化太保”谈梅毒反西化三百年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跨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固有文化捣的鬼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民族主义”乃西方新思潮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地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沉痛地指摘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呢?——长城还在动呵!论中西戏剧习惯了“西皮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倍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为何?也就一看便知。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论中西戏剧脱衣舞与旧中国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乃至六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舒而脱脱兮!”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脱衣舞考脱衣舞考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说到这个strip 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瑞尼。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亥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又一个例子是公元五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六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二十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意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舒而脱脱兮!”脱衣舞与警察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舒而脱脱兮!”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大中华·小爱情师夷长技以制夷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新物与旧物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新物与旧物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它还是不倒，它真行!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斜气下的真理历史探索李敖语萃历史探索——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学历史的人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海盗万岁“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一九○三—一九○五)，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中国历史演义总说论英雄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幸亏有我中国历史家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中国民族“性”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知追求真相只知追求真相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研究”前记解释历史人物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历史家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孙中山研究”自序先跟历史搭线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且从青史看青楼从夹缝中透视历史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中国民族“性”历史系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十三年和十三月史学家与史学方法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第一是“外批评”；第二是“内批评”。“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历史只讲求真相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直笔——“乱臣贼子惧”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我为什么不看电视?中国历史与“性”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中国民族“性”英雄不失败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李语录二四审慎判忠奸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要清白，请长寿!中国古书知多少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古书有多少呢?古书多得吓人。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吓人吧?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快看“独白下的传统”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直笔——“乱臣贼子惧”春秋直笔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直笔——“乱臣贼子惧”活人与死人对活人打问号，对死人打句号，如此防人，可以无大过矣!——李语录二六○中国帝王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