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_蒋梦麟-2

大概是出于好奇吧，学生们常常喜欢到校长官舍附近去散步。校长不高兴学生走进他的住宅，不速之客常常被撵出来。有一次，一位强悍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走开，结果与一位路过的教员发生冲突。围观的人渐聚渐多。那位学生说先生掴他的耳光，同时放声大哭，希望引起群众的同情。这场纷扰遂即像野火一样波及全校。学生会多数决议，要求校长立即开革那位打人的教员。校长断然拒绝学生的要求，群众的情绪愈涨愈高。校长冷然告诉学生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请他们卷铺盖。不到两个小时，全体学生都跑光了。我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就此结束。但我毫不后悔，我巴不得早一天离开这个学校。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会突然发生呢?其实这不只是学生桀傲难驯的表现而已，那耳光不过是导火线。这类事件也绝不局限于这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学生反抗学校当局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风气。一年以前，上海南洋公学首先发生学潮。一位学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教授的坐椅上，教授不注意一屁股坐了上去，弄得全身墨迹。教授盛怒之下报告了校长，接着几个嫌疑较大的学生被开除。这引起了学生会和学校当局之间的冲突，学生会方面还有许多教授的支持。结果全体学生离开学校。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一般老百姓看到中国受列强的侵略，就怪清廷颟顸无能；受到国父革命理论熏陶和鼓励的学生们则热血沸腾，随时随地准备发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当局。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着起了风潮。起因是一位学生与来校视察巡抚的一名轿夫发生龃龉，结果全校罢课，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类似的事件相继在其他学校发生，卒使许多学府弦歌中辍。学潮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思想较新的人同情罢课的学生。斥责学校当局过于专制；思想守旧的人则同情学校当局，严词谴责学生。不论是同情学生或者是同情学校当局的，似乎没有人体会到这就是革命的前夕，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短短八年而已。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十八世纪的个人观念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全国普遍显现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中的急先锋而已，使全国学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墨水瓶，不是一个在教会学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学生，也不是一次学生与轿夫之间的龃龉而已。我们离开那所教会学校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取名"改进学社"。这个名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给我们起的。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声郭橐，溢于堂外。他说，改进的意思是改良、进步。这当然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的妄想是，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得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一样，真是稚气十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尝到幻灭的滋味。不到半年学生就渐渐散了。结果只剩下几个被选担任职务的学生。当这几位职员发现再没有选举他们的群众时，他们也就另觅求学之所去了。我自己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我原来的名字"梦熊"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因此就改用"梦麟"注册。我参加入学考试，幸被录取。当时的高等学堂，正当罢课学潮之后重新改组，是一向有"学人之省"之称的浙江省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是前辈学者做学问的一贯态度。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课程中包括一些外国语和科学科目。后来新学科愈来愈见重要，所占时间也愈来愈多，求是书院终于发展为一种新式的学校，同时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这个学堂既然办在省城，同时又由政府负担经费，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它的课程和中西学堂很相似，不过功课比较深，科目比较多，先生教得比较好，全凭记忆的工作比较少。它已粗具现代学校的规模。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霎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自然那只是一种粗枝大叶而且模模糊糊的了解。但是这一点了解已经鼓起我对西洋史的兴趣，同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我渐渐熟悉将近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同时对于历代兴衰的原因也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是我后来对西洋史从事比较研究的一个基础。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一八九四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童年时代所看到的彩色图画曾使我对它产生错误的印象；其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那是我在中西学堂读书时所发生的；再其次是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我在上海时曾经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消息；然后是一九0四年的日俄战争，我在杭州念书时正在进行。每一件事都有丰富的资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我们也可以用倒卷珠帘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丧失了越南；太平天国始于一八五一年而终于一八六四年，其间还出现过戈登将军和华德将军的常胜军；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元朝有马哥·孛罗来华游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非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中山先生认为共和政体胜于君主立宪，同时他认为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统治，而不应由腐败无能的满洲人来统治，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但是日本政府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则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事实上，清廷腐败无能的实例，在校门之外就俯拾即是。杭州城墙之内就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做为驻扎杭州的"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一直就住在这里，名义上仍旧是军人。满汉通婚原则上是禁止的，但是满人如果愿意要汉人为妻是准许的，实际上这类婚姻很少就是了。太平军围城时，杭州的旗人全部被杀。内战结束以后，原来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来填补空缺。这些从荆州来的旗人当时还有健在的，而且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道地湖北人很容易察觉这些旗人的湖北口音。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里有十名旗人子弟。这几位青年人对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后裔，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因为他虽然是旗"兵"，却不是满人。这些所谓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荡，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的鄙夷。他们所引起的反感，比起革命宣传的效果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后来时机成熟，理想和行动兼顾的孙中山先生终于决定性地战胜主张君主立宪的新士大夫阶级。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对这一切活动都感兴趣。我喜欢搜求消息，喜欢就所获得的资料加以思考分析，同时也喜欢使自己感情奔放，参加行动。但是我常常适可而止。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并且我觉得革命似乎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我有时候非常胆小而怕羞，有时候却又非常大胆而莽撞，因此我对自己的性格始终没有自信。所以我的行动常常很谨慎，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喜欢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时，我总是考虑再三才能作决定。如果犹豫不决，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决定，我必定坚持到底。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没有让时代潮流把我卷走。第七章参加郡试郡试快到了。一天清早，我从杭州动身往绍兴去，因为我们那一区的郡试是在绍兴举行。行李夫用一根扁担挑起行李走出校门，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扁担的一端系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网篮，另一端是铺盖卷。走到校门口，碰到一位教师，他向我微微一笑，并祝我吉星高照。穿过许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过许多迂回狭窄的小巷，我们终于到了钱塘江边。渡船码头离岸约有一里路，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板通过一条便桥到达码头。渡船上有好几把笨重的木桨，风向对时也偶然张起帆篷。船行很慢，同时是逆水行驶，所以整整化了两个小时才渡过钱塘江。当时谁也想不到三十年之后竟有一条钢铁大桥横跨宽阔的江面，桥上还可以同时行驶火车和汽车。上岸以后雇了一乘小轿。穿过绵亘数里的桑林，到达一个人烟稠密的市区，然后转船续向绍兴进发，船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我们只能直挺挺地平躺着睡，如果你缩一缩腿，原来放腿的地方马上就会被人占据；如果你想侧转身睡一下，你就别想再躺平。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房间又小又暗，而且充满了制扇用的某种植物油气味。晚上就在菜油灯下读书，但是灯光太暗，看小字很吃力。我们不敢用煤油灯，因为屋子里到处是易燃的制扇材料，黑暗中摸索时还常要跌跤。考试开始时，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昂然坐在长桌后面。他戴着蓝色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考棚了。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考生鱼贯进入考棚，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弥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考试的题目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所以每个考生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我在家塾里以及后来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已经在这方面下过苦功。题目写在方形的灯笼罩子上，白单子上写着黑字，灯笼里面点着蜡烛，因此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擎得高高的，在考生座位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所以大家都不会看漏题目。将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每一份考卷的最末一行都盖上印子。下午四点钟左右，炮声响了，那是收卷的第一次讯号。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着。缴了卷的人完全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第二次缴卷的讯号大约在一小时以后发出，同样鸣炮奏乐。第三次下令收卷则在六点钟左右，这一次可不再鸣炮奏乐。考试以后，我们要等上十天、八天，才能知道考试结果。因为放榜以前我们可以大大地玩一阵。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碰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我认识他，因为他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想不到不出数年，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安徽巡抚恩铭灵前致祭，因他为革命刺杀了恩铭。街头巷尾还有象棋摊子，棋盘两边都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两句俗语。街上有临时的酒楼饭馆，出售著名的绍兴酒和价廉物美的菜肴。一毛钱买一壶酒。醉蚶、糟鸡、家乡肉，每盘也只要一毛。如肯费三四毛钱，保管你买得满面春风，齿颊留香。城里有流动的戏班子，高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戏。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面守候。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图，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图，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号码是黑墨大字写的，但是我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几次眼，发现自己的号码的的确确排在榜上的大圈圈内，这才放了心。连忙挤出人群，回到寄宿的地方。在我往外挤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考生也正在往外跑。他打着一把伞，这把伞忽然被一根栅栏钩住，他一拖，伞就向上翻成荷叶形。可是这位兴奋过度的考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的伞翻向天了，还是匆匆忙忙往前跑。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初试录取的还得捏一把汗。复试时运气还算不错。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居中的某一行上。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写一篇文章以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皇帝训谕士子的上谕)；但是我们每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这次考试由学政(俗称学台)亲自莅场监考。试院大门口的两旁树着两根旗竿，旗竿上飘着长达十五尺的长幡，幡上写的就是这位学台的官衔。记得他的官衔是："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尺长，四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贵府相公某蒙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当讨价还价正在进行的时候，父亲恼怒了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旁边一位老先生说，那是说不得的。从前有一位才子金圣叹，因为讥笑老师，说了一句"把孔子牌位取消，把财神抬进学官"的话，奉旨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叹道："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离开绍兴时，房东告诉我，一位同住在他店里的考生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学台简直瞎了眼，居然取了像我这样目不识丁的人，其意若曰像他那样满腹经纶的人反而落第，真是岂有此理。我笑笑没说什么，考试中本来不免有幸与不幸的!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奉父亲之命回到乡间，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那时我是十九岁，至亲们都希望我有远大的前程，如果祖坟的风水好，很可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二哥已早我几年考取了秀才，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们听说京师大学四个字，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想不到十五年之后我竟为时会所迫承乏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回想起来，真令人觉得命运不可捉摸。在绍兴时曾经收到一份捷报，不久，试差又用一份同样以红纸写的捷报，敲着铜锣分向我家乡的亲戚家属报喜。开筵庆祝的那一天，穿起蓝绸衫，戴了一顶银雀顶的红缨帽。好几百亲戚朋友，包括妇孺老少，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在乡间住了三个星期，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了半年光景，到暑假快开始时，又离开了。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我的近亲当中曾经发现有人患精神病，我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父亲和叔祖都说过，我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不同。我还记得有一天伯祖骂我，说我将来如不成君子必成流氓。虽然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我心里想，一定要做君子。这个世界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我也真的发了疯吗?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的瓜分。革命正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投身革命运动的青年学生愈多，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清室覆亡已经近在旦夕了。我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因为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有一天早晨，无意中闯进禁止学生入内的走廊，碰到了学监。他问有什么事，我只好临时扯了个谎，说母亲生病，写信来要我回家。"哦!那太不幸了。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学监很同情的说。回到宿舍，收拾起行李，当天上午就离开学校，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那是一九0四年的事。为争取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第八章西化运动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化。但是也有一班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问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时已经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在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德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先救己。于是决心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一九0五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毅然宣布废止科举。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废科举的诏书是日本战胜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举的是抄袭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中国现在总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在这以前，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希腊的城邦媲美。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学接受课本知识之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学习的性质居多，谈不到积极工作。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叫《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科举废止的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中山先生被选为主席。这一年也就是日本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日俄战争的一年。日本在击败西方列强之一的俄国以后，正蠢蠢欲动，预备侵略中国。十年之后，日本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十六年以后，发动九·一八沈阳事变，最后终于在民国二十六年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当时，上海正在热烈展开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学生和商人联合挨户劝告中国商店店主不要售卖美国货。店主亟于卖掉被抵制的货品，只好削价脱售，有许多顾客倒也乐于从后门把货色买走。群众大会中，大家争着发表激烈演说，反对排华法案。有一次会中，一位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捶胸顿足，结果把鞋跟顿掉了。鞋跟飞到听众头上，引得哄堂大笑。翌年也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江浙两省的绅士同上海的学生和商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投资建筑苏杭甬铁路。示威的方式包括群众大会、发通电、街头演说等等，同时开始招股准备用本国资金建筑这条铁路，路线要改为由上海经杭州到宁波。以上海代替苏州的理由很奇怪，说苏州是个内陆城市，铁路不经过苏州，可以使苏州免受外国的影响。英国人对路线让步了，铁路也在第二年动工兴建。那几年里，全国各校的学生倒是都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校外活动的兴趣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给学校当局找些无谓的麻烦已经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他们做饭的厨子身上去了。当时上海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钱；在内地，只要三块钱。因此饭菜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学生对伙食很不满意，不是埋怨米太粗糙，就是埋怨菜蔬质地太差，因此常常要求加菜——通常是加炒蛋，因为炒蛋最方便。当时鸡蛋也很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有时候，学生们就砸碎碗碟出气，甚至把厨子揍一顿。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饭厅风潮"。一九0七年，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一次昙花一现的革命。革命领袖是徐锡麟，我们在前面曾提起他过。他是安徽省警务督办，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过书。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及。(中西学堂就是我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我在那里学到地球是圆的。)他中过举人，在中西学堂教过几年书以后，又到日本留学。他回国后向朋友借了五万块钱，捐了道台的缺，后来被派到安庆。他控制了警察以后，亲手枪杀安徽巡抚，并在安庆发动革命。他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是他们因缺乏军事训练，无法使用大炮，结果被官兵冲入，徐锡麟当场被捕。他的两位亲信，一名叫陈伯平的阵亡了，一位叫马子夷的事后被捕。马子夷是我在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他和陈伯平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逗留一个时期。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大谈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还约我同他们一道去安庆。但是一位当钱庄经理的堂兄劝我先到日本去一趟。那年暑假，就和一位朋友去东京，顺便参观一个展览会。我们离沪赴日的前夕，马子夷、陈伯平和我三个人在一枝春酒楼聚餐话别。第二天我去日本，他们也搭长江轮船赴安庆。想不到一枝香酒楼一别竟成永诀。初次乘大洋轮船，样样觉得新奇。抽水马桶其妙无比。日本茶房礼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长崎，优美的风景给我很深的印象。下午经过马关，就是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我们在神户上岸，从神户乘火车到东京，在新桥车站落车。一位在东京读书的朋友领我们到小石川二十三番君代馆住下。东京的街道当时还没有铺石子，更没有柏油，那天又下雨，结果满地泥泞。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到日本后约一星期，君代馆的下女在清晨拿了一份日文报纸来，从报上获悉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如果我不来日本而跟那两位朋友去安庆，恐怕我不会今日在此讲"西潮"的故事了。我对日本的一般印象非常良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强迫教育使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是我在日本停留一月后带回来的印象。后来赴美国学教育学，也受这些感想的指示。但是国家兴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让我等机会再谈罢。不久以后，又开始为学校功课而忙碌。第二年暑假，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未被录取。于是向父亲拿到几千块钱，预备到加利福尼亚州深造。第二部留美时期第九章负笈西行我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衣帽杂物和一张往旧金山的头等船票，其余的钱就以两块墨西哥鹰洋对一元美金的比例兑取美钞。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浪而去。我拿到医生证明书和护照之后，到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请求签证，按照移民条例第六节规定，申请以学生身份赴美。签证后买好船票，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旧金山。那时是一九0八年八月底。同船有十来位中国同学。邮船启椗，慢慢驶离祖国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秋千，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这只邮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户时所搭的那艘日本轮船远为宽大豪华。船上最使我惊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得特别仔细，惟恐有人患砂眼。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我们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钟头，还到唐人街转了一趟。我和另一位也预备进加州大学的同学，由加大中国同学会主席领路到了卜技利。晚饭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馆吃，每人付两角五分钱，吃的有汤、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和一杯咖啡。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尔太太的一间房子。柯尔太太已有相当年纪，但是很健谈，对中国学生很关切。她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必定要关好自来水龙头；花生壳决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决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时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我就是了。我很了解客居异国的心情。你就拿我的家当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气。"随后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到卜技利时，加大秋季班已经开学，因此我只好等到春季再说。我请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学给我补习英文，学费每小时五毛钱。这段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读旧金山纪事报，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TheOutlook)周刊，作为精读的资料。《韦氏大学字典》一直不离手，碰到稍有疑问的字就打开字典来查，四个月下来，居然字汇大增，读报纸、杂志也不觉得吃力了。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既然这样固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日月如梭，不久圣诞节就到了。圣诞前夕，我独自在一家餐馆里吃晚餐。菜比初到旧金山那一天好得多，花的钱，不必说，也非那次可比。饭后上街闲游，碰到没有拉起窗帘的人家，我就从窗户眺望他们欢欣团聚的情形。每户人家差不多都有满饰小电灯或蜡烛的圣诞树。大除夕，我和几位中国同学从卜技利渡海到旧金山。从渡轮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对岸的钟楼装饰着几千盏电灯。上岸后，发现旧金山到处人山人海。码头上候船室里的自动钢琴震耳欲聋。这些钢琴只要投下一枚镍币就能自动弹奏。我随着人潮慢慢地在大街上闲逛，耳朵里满是小喇叭和小鼗鼓的嘈音，玩喇叭和鼗鼓的人特别喜欢凑着漂亮的太太小姐们的耳朵开玩笑，这些太太小姐们虽然耳朵吃了苦头，但仍然觉得这些玩笑是一种恭维，因此总是和颜悦色地报以一笑。空中到处飘扬着五彩纸条，有的甚至缠到人们的颈上。碎花纸像彩色的雪花飞落在人们的头上。我转到唐人街，发现成群结队的人在欣赏东方色彩的橱窗装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使人觉得像在中国过新年。午夜钟声一响，大家一面提高嗓门大喊"新年快乐!"一面乱揿汽车喇叭或者大摇响铃。五光十色的纸条片更是漫天飞舞。这是我在美国所过的第一个新年。美国人的和善和天真好玩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欢笑嬉游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是个年轻的民族。那晚回家时已经很迟，身体虽然疲倦，精神却很轻松，上床后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起身。早饭后，我在卜技利的住宅区打了个转。住宅多半沿着徐缓的山坡建筑，四周则围绕着花畦和草地。玫瑰花在加州温和的冬天里到处盛开着，卜技利四季如春，通常长空蔚蓝不见朵云。很像云南的昆明、台湾的台南，而温度较低。新年之后，我兴奋地等待着加大第二个学期在二月间开学。心中满怀希望，我对语言的学习也加倍努力。快开学时，我以上海南洋公学的学分申请入学，结果获准进入农学院，以中文学分抵补了拉丁文的学分。我过去的准备工作偏重文科方面，结果转到农科，我的动机应该在这里解释一下。我转农科并非像有些青年学生听天由命那样的随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慎重决定的。我想，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同时我幼时在以耕作为主的乡村里生长，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此外我还有一个次要的考虑，我在孩提时代身体一向羸弱，我想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我身体一定大有裨益。第一学期选的功课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英文、德文和体育。除了体育是每周六小时以外，其余每科都是三小时。我按照指示到大学路一家书店买教科书。我想买植物学教科书时，说了半天店员还是听不懂，后来我只好用手指指书架上那本书，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植物学这个名词的英文字(botany)重音应放在第一音节，我却把重音念在第二音节上去了。经过店员重复一遍这个字的读音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买了书以后心里很高兴，既买到书，同时又学会一个英文字的正确发音，真是一举两得。后来教授要我们到植物园去研究某种草木，我因为不知道植物园(botanicalgarden)在哪里，只好向管清洁的校工打听。念到植物园的植物这个英文字时，我自作聪明把重音念在第一音节上，我心里想，"植物学"这个英文字的重音既然在第一音节上，举一反三，"植物园"中"植物"一字的重音自然也应该在第一音节上了。结果弄得那位工友瞠目不知所答。我只好重复了一遍，工友揣摩了一会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举一反三的办法出了毛病，"植物(的)"这个字的重音却应该在第二音节上。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任何美国的俚语村言，否则恐怕"他×的"一类粗话早已脱口而出了。英文重音的捉摸不定曾经使许多学英文的人伤透脑筋。固然重音也有规则可循，但是每条规则总有许多例外，以致例外的反而成了规则。因此每个字都得个别处理，要花很大工夫才能慢慢学会每个字的正确发音。植物学和动物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植物学教授在讲解显微镜用法时曾说过笑话："你们不要以为从显微镜里可以看到大如巨象的苍蝇。事实上，你们恐怕连半只苍蝇腿都看不到呢!"我在中国读书时，课余之暇常常喜欢研究鸟兽虫鱼的生活情形，尤其在私塾时代，一天到晚死背枯燥乏味的古书，这种肤浅的自然研究正可调节一下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慢慢培养了观察自然的兴趣，早年的即兴观察和目前对动植物学的兴趣，有一个共通的出发点——好奇，最大的差别在于使用的工具。显微镜是眼睛的引伸，可以使人看到肉眼无法辨别的细微物体。使用显微镜的结果，使人发现多如繁星的细菌。望远镜是眼睛的另一种引伸，利用望远镜可以观察无穷无数的繁星。我渴望到黎克天文台去见识见识世界上最大的一具望远镜，但是始终因故不克遂愿。后来花了二毛五分钱，从街头的一架望远镜去眺望行星，发现银色的土星带着耀目的星环，在蔚蓝的天空中冉冉移动，与学校里天体挂图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的经验真是又惊又喜。在农学院读了半年，一位朋友劝我放弃农科之类的实用科学，另选一门社会科学。他认为农科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他说，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那末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其次，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我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史，也研究过西洋史的概略，对各时代各国国力消长的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对于这位朋友的忠告颇能领略。他的话使我一再考虑，因为我已再度面临三岔路口，迟早总得有个决定。我曾经提到，碰到足以影响一生的重要关头，我从不轻率作任何决定。一天清早，我正预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学。我忽然想起：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作育人材呢?农场不去了，一直跑上卜技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我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我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从山头跑回学校时已近晌午，我直跑到注册组去找苏顿先生，请求从农学院转到社会科学学院。经过一番诘难和辩解，转院总算成功了。从一九0九年秋天起，我开始选修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英国史，我的大学生涯也从此步入正途。岁月平静而愉快地过去，时间之沙积聚的结果，我的知识也在大学的学术气氛下逐渐增长。从逻辑学里我学到思维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方法来思考。观察对于归纳推理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我开始观察校园之内，以及大学附近所接触到的许许多多事物。母牛为什么要装铃?尤加利树的叶子为什么垂直地挂着?加州的罂粟花为什么都是黄的?有一天早晨，我沿着卜技利的山坡散步时，发现一条水管正在汩汩流水。水从哪里来的呢?沿着水管找，终于找到了水源，我的心中也充满了童稚的喜悦。这时我已到了相当高的山头，我很想知道山岭那一边究竟有些什么。翻过一山又一山，发现这些小山简直多不胜数。越爬越高，而且离住处也越来越远。最后只好放弃初衷，沿着一条小路回家。归途上发现许多农家，还有许多清澈的小溪和幽静的树林。这种漫无选择的观察，结果自然只有失望。最后我终于发现，观察必须有固定的对象和确切的目的，不能听凭兴之所至乱观乱察。天文学家观察星球，植物学家则观察草木的生长。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种称为实验的受控制的观察，科学发现就是由实验而来的。念伦理学时，我学到道德原则与行为规律的区别。道德原则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若干公认的规律切合某阶段文化的需要；行为规律只要求大家遵守，不必追究规律背后的原则问题，也不必追究这些规律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受公认的行为规律所规范的。追究这些行为规律背后的道德原则时，我的脑海里马上起了汹涌的波澜。一向被认为最终真理的旧有道德基础，像遭遇地震一样开始摇摇欲坠。同时，赫利·奥佛斯屈里特(HarryOverstreet)教授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传统的教授通常只知道信仰公认的真理，同时希望他的学生们如此做。奥佛斯屈里特教授的思想却特别敏锐，因此促使我探测道德原则的基石上的每一裂缝。我们上伦理学课，总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平常不敢参加这些讨论，一方面由于我英语会话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卑感而来的怕羞心理。因为一九0九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前途也很少自信。虽然不参加讨论，听得却很用心，很像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狗竖起耳朵听它主人说话，意思是懂了，嘴巴却不能讲。我们必须读的参考书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约翰福音和奥里留士等。念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使我对希腊人穷根究底的头脑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四书富于道德的色彩，希腊哲学家却洋溢着敏锐的智慧。这印象使我后来研究希腊史，并且做了一次古代希腊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的比较研究。研究希腊哲学家的结果，同时使我了解希腊思想在现代欧洲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希腊文被认为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原因。读了约翰福音之后，我开始了解耶稣所宣扬的爱的意义。如果撇开基督教的教条和教会不谈，这种"爱敌如己"的哲学，实在是最高的理想。如果一个人真能爱敌如己，那末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敌人了。"你们能够做到爱你们的敌人吗?"教授向全班发问，没有人回答。"我不能够，"那只一直尖起耳朵谛听的狗吠了。"不能够?"教授微笑着反问。我引述了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作答。教授听了以后插嘴说："这也很有道理啊，是不是?"同学们没有人回答。下课后一位年轻的美国男同学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爱敌如己!吹牛，是不是?"奥里留士的言论很像宋朝哲学家。他沉思默想的结果，发现理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如果把他的著述译为中文，并把他与宋儒相提并论，很可能使人真伪莫辨。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譬如说，如果一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飞机像一只飞鸟，也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他就会了解飞机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小孩根本没有见过鸟或船，使他了解飞机可就不容易了。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渐渐增加了自信，减少了羞怯，同时前途也显得更为光明。我对学问的兴趣很广泛，选读的功课包括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甚至译为英文的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是爱不释手，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我参加过许多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公开演讲会，听过桑太耶那、泰戈尔、大卫、斯坦、约登、威尔逊(当时是普林斯顿校长)以及其他学者的演讲。对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和哲学我全有兴趣。也听过塔虎脱和罗斯福的演说。罗斯福在加大希腊剧场演说的，曾经说过："我攫取了巴拿马运河，国会要辩论，让它辩论就是了。"他演说时的强调语气和典型姿势，至今犹历历可忆。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偏狭的教育，事实上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中国古书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政府制度、军事、外交等等。事实上绝不偏狭。古书之外，学生们还接受农业、灌溉、天文、数学等实用科学的知识。可见中国的传统学者绝非偏狭的专家，相反地，他具备学问的广泛基础。除此之外，虚心追求真理是儒家学者的一贯目标，不过，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问，这也许是他们欠缺的地方。在某一意义上说，书本知识可能是偏狭的。幼时曾经读过一本押韵的书，书名《幼学琼林》，里面包括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到草木虫鱼无所不包，中间还夹杂着城市、商业、耕作、游记、发明、哲学、政治等等题材。押韵的书容易背诵，到现在为止，我仍旧能够背出那本书的大部分。卜技利的小山上有满长青苔的橡树和芳香扑鼻的尤加利树；田野里到处是黄色的罂粟花；私人花园里的红玫瑰在温煦的加州太阳下盛放着。这里正是美国西部黄金世界。本地子弟的理想园地。我万幸得享母校的爱护和培弃，使我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游子得以发育成长，衷心铭感，无以言宣。加州气候冬暖夏凉，四季如春，我在这里的四年生活确是轻松愉快。加州少雨，因此户外活动很少受影响。冬天虽然有阵雨，也只是使山上的青草变得更绿，或者使花园中的玫瑰花洗涤得更娇艳。除了冬天阵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恶劣的气候影响希腊剧场的演出，剧场四周围绕着密茂的尤加利树。莎翁名剧、希腊悲剧、星期演奏会和公开演讲会都在露天举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的母校争取荣誉。美育、体育和智育齐头并进。这就是古希腊格言所称"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践。在校园的中心矗立着一座钟楼，睥睨着周围的建筑。通到大学路的大门口有一重大门，叫"赛色门"，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浮雕裸像。这些裸像引起许多女学生的家长抗议。我的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老图书馆(后来拆除改建为陀氏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就有维纳斯以及其他希腊女神裸体的塑像。但是男学生的家长从未有过批评。我初次看到这些希腊裸体人像时，心里也有点疑惑，为什么学校当局竞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我猜想他们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在希腊人看起来，美丽、健康和智慧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橡树丛中那次《仲夏夜之梦》的演出，真是美的极致。青春、爱情、美丽、欢愉全在这次可喜的演出中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学校附近有许多以希腊字母做代表的兄弟会和姊妹会。听说兄弟会和姊妹会的会员们欢聚一堂，生活非常愉快。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作客。后来有人约我到某兄弟会去作客，但是附带一个条件——我必须投票选举这个兄弟会的会员出任班主席和其他职员。事先，他们曾经把全班同学列一名单，碰到可能选举他们的对头人，他们就说这个"要不得!"同时在名字上打上叉。我到那个兄弟会时，备受殷勤招待，令人没齿难忘。第二天举行投票，为了确保中国人一诺千金的名誉，我自然照单圈选不误，同时我也很高兴能在这次竞选中结交了好几位朋友。选举之后不久，学校里有一次营火会。究竟庆祝什么却记不清楚了。融融的火光照耀着这班青年的快乐面庞。男男女女齐声高歌。每一支歌结束时，必定有一阵呐喊。木柴的爆烈声，女孩子吃吃的笑声和男孩子的呼喊声，至今犹在耳际萦绕。我忽然在火光烛照下邂逅一位曾经受我一票之赐的同学。使我大出意外的是这位同学竟对我视若路人，过去的那份亲热劲儿不知哪里去了!人情冷暖，大概就是如此吧!他对我的热情，我已经以"神圣的一票"来报答，有债还债，现在这笔账已经结清，谁也不欠谁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拿选举交换招待，同时在学校选举中从此没有再投票。在"北楼"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学生经营的"合作社"，合作社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上帝，其余人等，一律现钱交易。"合作社里最兴隆的生意是五分钱一个的热狗，味道不错。学校里最难忘的人是哲学馆的一位老工友，我的先生同学们也许已经忘记他，至少我始终忘不了。他个子高而瘦削，行动循规蹈矩。灰色的长眉毛几乎盖到眼睛，很像一只北京叭儿狗，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从眉毛下面，人们可以发现他的眼睛闪烁着友善而热情的光辉。我和这位老工友一见如故，下课以后，或者星期天有空，我常常到地下室去拜访他，他从加州大学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学校时开始，就一直住在那地下室里。他当过兵，曾在内战期间在联邦军队麾下参加许多战役。他生活在回忆中，喜欢讲童年和内战的故事。我从他那里获悉早年美国的情形。这些情形离现在将近百年，许多情形与当时中国差不多，某些方面甚至还更糟。他告诉我，他幼年时美国流通好几种货币：英镑、法郎，还有荷兰盾。现代卫生设备在他看起来一文不值。有一次他指着一卷草纸对我说："现代的人虽然有这些卫生东西，还不是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们当时可没有什么卫生设备，也没有你们所谓的现代医药。你看我，我年纪这么大，身体多健康!"他直起腰板，挺起胸脯，像一位立正的士兵，让我欣赏他的精神体魄。西点军校在他看起来也是笑话，"你以为他们能打仗呀?那才笑话!他们全靠几套制服撑场面，游行时他们穿得倒真整齐。但是说到打仗——差远了!我可以教教他们。有一次作战时，我单枪匹马就把一队叛军杀得精光，如果他们想学习如何打仗，还是让他们来找我吧!"虽然内战已经结束那末多年，他对参加南部同盟的人却始终恨之入骨。他说，有一次战役结束之后，他发现一位敌人受伤躺在地上，他正预备去救助。"你晓得这家伙怎么着?他一枪就向我射过来!"他瞪着两只眼睛狠狠地望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似的。我说："那你怎么办?""我一枪就把这畜生当场解决了。"他回答说。这位军人出身的老工友，对我而论，是加州大学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自己也如此看法，因为他曾经亲见加大的发育成长。第十章美国华埠我到美国第一年的十月底以前，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关于这件事，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队里有两种不同的传说：一说慈禧太后先去世，她的亲信怕光绪皇帝重掌政权，于是谋杀光绪皇帝以绝后患。另一说法是慈禧太后临死前派了一名太监到囚禁光绪的瀛台，告诉病弱的光绪帝说："老佛爷"希望他服用她送去的药，光绪帝自然了解太后的用意，就把药吞服了，不久毒发身亡。慈禧太后驾崩以前，已经接到光绪帝服毒死亡的报告，于是发下圣旨，宣布光绪之死，并由光绪的小侄子溥仪继承皇位。不论这些说法的真确性如何，在卜技利的中国学生一致认为"老太婆"(这是大家私底下给慈禧太后的浑号)一死，中国必定有一场大乱。后来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溥仪登基以后，他的父亲载淳出任摄政王。皇帝是个小孩子，摄政王对政务也毫无经验，因此清廷的威信一落千丈，三年以后，辛亥革命成功，清室终于被推翻。我早在一九0九年参加《大同日报》担任主笔。这报是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那一年的一个秋天晚上，我与《大同日报》的另一个编辑，以后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刘麻哥成禺，初次晋谒孙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的一家旅馆里。我进门的时候，因为心情紧张，一颗心怦怦直跳，孙先生在他的房间里很客气地接见我们。房间很小，一张床，几张椅子，还有一张小书桌。靠窗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洗脸盆，窗帘是拉上的。刘麻哥把我介绍给这位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先生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他的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极高，意念坚强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显示了他的坦率和热情。他的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下巴，则显示出他是个勇敢果断的人。他的肌肉坚实，身体强壮，予人镇定沉着的印象。谈话时他的论据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会觉得他的观点无可批驳。除非你有意打断话头，他总是娓娓不倦地向你发挥他的理论。他说话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觉得他的话无不出于至诚。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后来我发现他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他喜欢听笑话，虽然他自己很少说，每次听到有趣的笑话时总是大笑不止。他喜欢鱼类和蔬菜，很少吃肉类食物。喜欢中菜，不大喜欢西菜。他常说："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的菜。"孙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街头演说。头顶飘扬着国民党的党旗，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向围集他四周的人演说。孙先生非常了解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尽量选用通俗平易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他会故意地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听众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就跟着喊打倒满洲佬。接着他就用极浅近的话解释，为什么必须打倒满洲佬，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以后他的计划怎么样，老百姓在新政府下可以享受什么好处等等。在开始讲话以前，他总先估量一下他的听众，然后选择适当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孙中山先生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对于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邃的见解。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可置辩的领袖。他常常到南部各州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回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金山，我和刘麻哥就去看他。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大概晚上八点钟左右，孙先生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顶常礼帽，到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他似乎很快乐，但是很镇静。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据他从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顺利，计划在武汉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布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两天以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汉革命，接着满清政府被推翻，这一天也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在孙先生的指导之下，我和刘麻哥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我们两人轮流隔日撰写。我们一方面在加大读书，一方面为报纸写社论，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赶写第二天早上见报的文章。大学的功课绝不轻松，我们，尤其是我，深感这种额外工作负担之重。成功以后，刘麻哥回国了，我只好独立承当每日社论的重任。我虽然深深关切祖国的前途，但是这种身不由己的经常写作，终于扼杀了我一切写作的兴趣。我一直在无休无止的压力下工作，而且仓促成文，作品的素质日见低落，而且养成散漫而匆促的思想习惯，用字也无暇推敲。有时思想阻滞，如同阻塞了的水管里的水滴，但是笔头的字还是像一群漫无目的的流浪者涌到纸上。我对于这些不速之客实在生气，但是我还是由他们去了，因为他们至少可以填满空白。最初担任这份工作时，对于写作的确非常有兴趣，字斟句酌，务求至当。这情形很像选择适当的钱币，使它能投进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如果你匆匆忙忙希望把一大把钱币同时挤进放钱口，机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钱怎也放不进去，结果就散落一地。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浪费的篇幅。一九一二年毕业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份工作，心里感到很轻松。从此以后我一直怕写文章，很像美国小学生怕用拉丁文作文一样。工作如果成为苦差，并且必须在匆忙中完成，这种工作绝无好成绩。这样养成的坏习惯后来很难矫正。在我四年的大学时期里，约有五万华侨集中在西海岸的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仑、圣多树、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华侨集中的区域就叫唐人街或中国城，也称华埠。旧金山的华埠是美洲各城中最大的一个，共有华侨两万余人。主要的街道原来叫杜邦街，后来改称葛兰德路，究竟为什么改，我不知道。葛兰德路很繁华。东方古董铺，普通称为"杂碎馆"的中国饭馆，算命测字的摊子，假借俱乐部名义的赌场，供奉中国神佛的庙宇等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告诉我，她曾在一家东方古董铺中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东西——一尊坐在一朵莲花座上的大佛；她还在一家中国饭馆吃过鸟巢(燕窝)、鱼翅和杂碎。她对这一切感到新奇万分，说得手舞足蹈。她的妹妹们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她。"真的啊!"她的老祖母从眼镜上面望着她，两只手则仍旧不停地织着毛线。"你用筷子怎么喝汤呢?"一位小妹妹满腹狐疑地问。"正像你用麦管吸汽水一样吸汤呀!小妹妹。"我代为回答，引得大家大笑。也有许多华侨开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洗衣店洗，因为手洗不像机器那样容易损坏衣服。这些来自"天朝"的子孙，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在袋里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却慷慨地捐钱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或者把钱寄回广东，扶养他们的家人或亲戚，同时使他们的故乡变为富足。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一方面是广东人在香港以及其他地方经商发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地华侨把积蓄汇回广东的缘故。华侨遍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南美、北美各地。各地的华侨多半是从广东或福建来的。上千万的华侨生活在外国，他们在外国辛勤工作从不剥削别人，相反地，他们的劳力却常常受到剥削。他们除父母所赐的血肉之躯外，别无资本。他们像一群蜜蜂，辛勤工作，节衣缩食，忍气吞声，把花蜜从遥远的花朵运送到在中国的蜂房。他们得不到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也没有携带枪炮到外国来。他们帮着居留地的人民筑路、开矿、种植橡树，以一天辛劳的工作换回几个美金或先令。不错，有些人，尤其是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确发了财，住着皇宫样的大厦和别墅，生活得像印度的土大王，另一些人也跻入中产阶级，买田置产，但是富有的和小康的究竟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华侨必须辛勤工作，而且只有辛勤工作才能糊口或稍有积蓄。在美国的华侨，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可以看到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等类。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有一天，我曾经在萨克拉孟多江沿岸的一处中国城上岸，访一位芦笋园的主人。这位主人叫丁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他拿鲜嫩的芦笋招待我，非常肥美多汁，后来一吃到芦笋，我总要想起他。他还有一间制造芦笋的罐头厂，所制的罐头借用美国商标出售。因此我常常想，美国的某些芦笋罐头，可能就是华侨种植和装罐的。他赚钱的办法的确好，而且很巧妙。他为工人开设了许多娱乐场所，他说，工人们辛苦了一天，必须有散散心的地方；如果他不开办娱乐场所，工人们就会找到他的邻居所开的娱乐场所去。他的用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到他娱乐场所来玩的人，都贡献了一点"肥水"，他的财产也就愈来愈多了。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真不愧为炎黄裔胄。男子留着辫子，女人甚至还缠足。在旧金山的华侨街头，可以发现卖卦算命的摊子。有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一位来算命的白人说："好运道，快快的，大发财。"旁边一位黑人也想算算命，算命先生把同样的话重复一遍，黑人大为得意。如果这位算命先生说到此地为止，自然太平无事，但是他偏要画蛇添足，对黑人说："快快地，不再黑，像他——"同时用手指着那位白人。黑人气得一脚踢翻算命摊子，阿谀过分成为侮辱，此即一例。华侨还有许多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鲞、蛇肉、酱油、鱼翅、燕窝、乾鲍以及其他从广州或香港运到美国的货色。有一次，我到一家杂货铺想买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广东话太蹩脚，没法使店员明白我要买的东西。只好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婆只晓得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却不晓得中国只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看了我写的文字大为惊奇，她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她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好奇的人围住我看，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我回答说："没有。""那末你过去在那里买东西呢?""上海。"我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持旧式的课程。学生们要高声朗诵古书，和我小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它们毫无影响。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形。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是急剧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第十一章纽约生活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的知识学问随之增长，同时自信心也加强了。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我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加大教育学系，并承学校赠给名誉奖，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续学。我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他警告我们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我不预备详谈在哥大的那几年生活，总之，在那几年里获益很大。我对美国生活和美国语言已感习惯，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从所接触的事物汲取知识而无事倍功半之苦。纽约给我印象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地道车和高架电车，高楼屋顶上的炫目的霓虹灯广告；剧场、影院、夜总会、旅馆、饭店；出售高贵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东区的贫民窟等等。在社会生活方面，新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各族杂处，和睦如邻，此外还有几千名华侨聚居在唐人街附近。当时在这个大都会里的中国菜馆就有五百家之多。纽约市密集的人口中龙蛇混杂，包括政客、流氓、学者、艺术家、工业家、金融巨子、百万富翁、贫民窟的贫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这些人都是美国的产物。有人说："你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事实上大谬不然。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产生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国才能出现这种兼容并蓄的大熔炉。种族摩擦的事可说绝无仅有。一个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范围，就可以在纽约为所欲为。只要他不太违背习俗，谁也不会干涉他的私人行动。只要能够找到听众，谁都可以评论古今，臧否时政。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理智领域之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纽约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规模的工商业，国际性的银行业务，发明、机械和资源的极度利用，处处显示美国主义的精神和实例。在纽约，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美国主义的缩影。我们很可能为这个缩影的眩目的外表所迷惑而忽视美国主义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在美国其余各地都显而易见。暑假里我常常到纽约州东北部的阿地隆台克山区去避暑。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位中国朋友到彩虹湖去，在湖中丛山中的一个小岛上露营。白天时我们就到附近的小湖去划船垂钓。钓鱼的成绩很不错，常常满载而归，而且包括十斤以上的梭鱼。我们露营的小岛上，到处是又肥又大的青蛙，我幼时在我们乡下就曾学会捉蛙，想不到到了美国之后居然有机会大显身手。一根钓竿，一根细绳，一枚用大小适度的针屈曲而成的钓钩，再加一块红布就是钓蛙的全副道具了。这些临时装备成绩惊人，我们常常在一小时之内就捉到二十多只青蛙，足够我们大嚼两餐。彩虹湖附近的居民从未吃过田鸡，他们很佩服我们的捉蛙技术，但是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这些野蛮的中国人真古怪!"晚上我们常常参加附近居民的仓中舞会，随着主人弹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我还依稀记得他们所唱的一支歌，大意是：所有的户枢都长了锈，门窗也都歪斜倾倒，屋顶遮不住日晒雨漏，我的唯一的朋友，是灌木丛后面的，一只黄色的小狗。这支歌反映山区孤村生活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对城市居民而言，它却刻画了一种宁静迷人的生活。我们有时也深入到枝叶蔽天的原始森林里。山径两旁的杜松发散着芬芳的气息。我们采撷了这些芳香的常绿枝叶来装枕头，把大自然带回锦衾之中，阵阵发散的芳香更使我们的梦乡充满了温馨。有时我们也会在浓密的树林中迷途。那时我们就只好循着火车汽笛的声音，找到铁路轨道以后才能回来。经过几次教训以后，我们进森林时就带指南针了。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城市，的确另有一番愉悦之感。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会显得特别清新可喜；从城市到了乡村，乡村却又显得特别迷人。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鲜明的对照。外国人到中国时，常常迷恋于悠闲的中国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国人到了异国时却又常常留恋外国的都市生活。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我在纽约求学的一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突起变化，以致两国以后势成水火。日本经过约五十年的维新之后，于一八九四年一击而败中国，声威渐震。中国人以德报怨，并未因战败而怀恨在心。这次战衅反而意外地引起中国人对日本的钦仰和感激——钦仰日本在短短五十年内所完成的重大革新，感激日本唤醒中国对自己前途的乐观。甲午之战可说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战后一段时期中国曾力求追随日本而发奋图强。每年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以千计。中国在军事、警务、教育各方面都采取了新制度，而由留日返国的学生主其事。中国开始从日本发现西方文明的重要。日俄战争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了。中国通过她的东邻逐渐吸收了西方文明，但是中国不久发现，日本值得效法的东西还是从欧美学习而来的。更巧的是美国退还了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中国利用庚款选派了更多的留美学生。在过去，中国学生也有以官费或自费到欧美留学的，但是人数很少，现在从西洋回国的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而且开始掌握政府、工商业以及教育界的若干重要位置。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帮助中国教育了年轻的一代。因此，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开始逐渐疏远，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偶像也渐行萎缩，但是日本人却并未意识到这种转变。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突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著名二十一条要求，如果中国接受这些要求，势将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之所以突然提出二十一条，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战事进行中自顾不暇，同时帝俄军事力量急剧衰退，以致远东均势破坏。中国既受东邻日本的逼迫，乃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国家，中日两国从此分道扬镳，此后数十年间的国际政治也因而改观。如果日本具有远大的眼光，能在中国的苦难时期协助中国，那末中日两国也许一直和睦相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也就完全不同了。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泄漏了，那时我正在纽约读书。这消息使西方各国首都大为震惊。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军舰已经结集在中国的重要口岸，同时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军队也已经动员。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四个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终于在两天之后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后来情势演变，这些要求终于化为乌有，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钦慕和感激却由此转变为恐惧和猜疑。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亲善，中国越觉得她居心叵测。我们的东邻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地爱我们?"我们回答说："你们正在用刺刀谈恋爱，我们又怎么能爱你们?"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一位日本将官有一天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挑拨西方列强与日本作对?""为保持均势，以免中国被你们并吞。"我很坦白地回答。"日本并吞中国!我们怎么会呢?这简直是笑话。""一点也不笑话，将军。上次大战时列强自顾不暇，日本不是曾经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吗?如果这些要求条条实现。日本不是就可以鲸吞中国吗?""哦，哦——?"这位将军像是吃惊不小的样子。"一点不错。"我直截了当的回答。第三部民国初年第十二章急剧变化我在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六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阖眼。时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佇望着五年来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时才坐下。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爱人们、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也为之鼻酸。作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戏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