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_蒋梦麟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前言：边城昆明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说："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这位教授说：如果他有资本，他或许早已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榜样了。据说那位希腊哲学家预料橄榄将歉收而囤积了大批橄榄。后来橄榄果然收成不好，这位哲学家也就发了大财。可惜我们的教授没有资本，也没有那种未卜先知的本领，而且他的爱国心也不容许他干损人利己的勾当。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联邦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继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的血液。你如果想用刀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衔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最好的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第一部满清末年第一章西风东渐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几位东方的智者，循着天空一颗巨星的指示，追寻到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地。这个宗教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后来在西方国家的生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以和平仁爱为宗旨，要求教徒们遇到"有人掌掴你的右颊时，你就把左颊也凑过去。"基督教的教徒经过不断的磨难和挫折，不顾罗马猛狮的威胁和异教徒的摧残迫害，逆来顺受，终于在罗马帝国各民族之间传播开来了。几百年之后，它以同样坚忍的精神慢慢地流传到中国。景教徒在唐朝(公元六一八——九0五)时来到中国，唐室君主曾为他们建造了景教寺，但是景教徒的传教成绩却很有限，再过了几百年，在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国，终于得到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三)皇帝的垂青。在这同时，活力旺盛的西方民族，不但接受了新兴的基督教，而且发展了科学，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发明，为近代的工业革命奠立了基础。科学和发明渐渐流传到东方，先是涓涓滴滴地流注，接着汇为川流江涛，最后成为排山倒海的狂潮巨浪，泛滥整个东方，而且几乎把中国冲塌了。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这些炮弹是怎么来，因为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保全性命究竟比拯救灵魂来得重要。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故事说来很长，但是都是在短短一百年之内发生的，而且紧张热烈的部分还不过五十年的样子。我说一百年，因为香港本来可以在一九四二年庆祝香港成为英国领土的一百周年纪念，但是这也是历史上偶然的一件事，英国的旧盟邦日本却在前一年以闪击方式把香港抢走了。我提到香港，决不是有意挖旧疮疤，而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欧化的早期历史上，恰恰是现成的纪念碑。大家都知道，香港这群小岛是中国在所谓"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在一八四二年割让给英国的。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继禁止鸦片进口之后，又在广州焚毁大批鸦片。鸦片是英国由印度输出的主要货物，于是英国就以炮弹回敬中国，中国被击败了。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条约同时规定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开放为商埠。这就是所谓"五口通商"。大批西方商品随着潮涌而至。这五个商埠以差不多相似的距离散布在比较繁盛的中国南半部。为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过去中国只有北方和西北那样的内陆边疆，现在中国的地图起了变化，这转变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五个商埠——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由南向北互相衔接，成为西方货品的集散地，舶来品由这五个口岸转销中国最富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西方商人在兵舰支持之下像章鱼一样盘踞着这些口岸，同时把触须伸展到内地的富庶省份。中国本身对于这些渗透并不自觉，对于必然产生的后果更茫无所知。亿万人民依旧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像过去一样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从没有想到在现代化的工作上下工夫。一部分人则毫不经心地开始采用外国货，有的是为了实用，有的为了享受，另一些人则纯然为了好奇。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些种子终于发芽滋长，使中国厚蒙其利——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这时候，日本也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欧化的途程迈进，中国对此却毫无所觉。半世纪以后，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一八九四年出其不意地咬了东亚睡狮一大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我原先的计划只是想写下我对祖国的所见所感，但是当我让这些心目中的景象一一展布在纸上时，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不管它像什么，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第二章乡村生活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给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这情形很像一只桔子，桔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桔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事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身的三十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了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地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朗诵，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成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份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五十年。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汉相通。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昕，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为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蒋姓的始祖是三千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第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纪录可考。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七世。蒋姓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来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一九一一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两百五十年之久。我们村上只有六十来户人家，人口约三百人，是个很小的村庄。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河中盛产鱼、虾、鳝、鳗、龟、鳖。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他们安定地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民丰衣足食。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里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身上。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何等的达观!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更高的福禄。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善恶当然有公认的标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道使中国家庭制度维系不堕：贞操则使中国种族保持纯净。敬老怜贫，忠信笃敬也被认为善行。重利盘剥，奸诈谎骗则列为罪行。斥责恶行时常骂人来生变猪变犬。商业往来讲究一诺千金。一般而论，大家都忠实可靠。欺诈的人必然受亲朋戚友一致的唾弃。婚姻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通例是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八而嫁。妻子死了，丈夫大概都要续弦，中上之家的女人如果死了丈夫，却照例要守寡。守寡的可怜人算是最贞节的，死后皇帝还要给他们建贞节牌坊。这种碑坊在乡间到处可以看见的。村里的事全由族长来处理，不待外界的干涉。祠堂就是衙门。"族长"不一定是老头子，也可能是代表族中辈份最高一代的年轻人。族长们有责任监督敬先祭祖的礼仪遵奉不渝，族人中起了争执时，他们还须负责加以评断。没有经过族长评理以前，任何人不许打官司。族长升堂审判叫做"开祠堂门"，全村的人都可以来参观。祖宗牌位前面点起香烛，使得每个人都觉得祖先在天之灵就在冥冥之中监视似的，在祖先的面前，当事的两边不能有半句谎话。一般而论，说老实话的居多。仲裁者力求做得公平。自然，村中的舆论也是重要的因素，还有，邻村的舆论也得考虑。族长们如果评断不公，就会玷污了祠堂的名誉。因此，争执多半在祠堂里得到公平的解决，大家用不到上衙门打官司。实际上真需要"开祠堂门"来解决的事情并不多，因为大家认为"开祠堂门"是件大事，只有特别严重的案子才需要这样做。一般的纠纷只是在祠堂前评个理就解决了。读书人和绅士在地方上的权威很大。他们参加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田赋由地主送到离村约二十里的县库去，粮吏从来不必到村里来。老百姓根本不理会官府的存在，这就是所谓"天高皇帝远"除了崇拜祖先之外，大家要信什么就信什么。上佛寺、拜神仙、供关公、祭土地，悉听尊便。没有宗教限制，也没有宗教迫害。你信你的神，我拜我的佛，各不相涉，并且还有把各式各样的神拼在一起大家来拜。这就是通常所称的"道教"。如果基督徒肯让基督与中国神祗并供在中国庙宇里，我相信村里人一定会像崇拜其他神佛一样虔敬崇拜基督。一般老百姓都是很老实的，人家说什么，他们就相信。迷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百年积聚下来的迷信，当然是非常可观了。我提到过村里的人相信灵魂轮回之说。这似乎与散鬼游魂之说互相矛盾的。不过，凡关于鬼神的事，我们本来是不甚深究的，几种矛盾的说法，可以同时平行。据说灵魂与鬼是两回事。灵魂转入轮回，鬼则飘游宇宙之间。伟人圣哲的鬼就成了神，永远存在于冥冥之中，凡夫俗子的鬼则逐渐飘散消逝，最后化为乌有。鬼能够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出现。它可以住在祠堂里，也可以住在坟墓里，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国不惜巨资建造富丽堂皇的坟墓和宫殿式的祠堂，大概和这些信仰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鬼话各地皆有，虽各有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脱人本位的色彩。如果鬼神与活人之间毫无关系或毫无接触，那末大家就不会觉得鬼神有什么用处，或许根本就不会相信它们真的存在。寺庙祠堂里固然有神佛的塑像，也有祖宗的灵牌，但是这些偶像或木主虽然令人望之生畏，却不能走出神龛直接与生人交谈，除非在梦中出现。人们需要更具体更实际的表现，因此就有了巫婆、扶乩和解梦。如果一个人怀念作古了的朋友或去世的亲戚，他可以请一位巫婆把鬼魂召了来。当巫婆的多半是远地来的女人。被召的鬼魂来时，巫婆的耳朵就会连续抽搐三次。普通人是不能控制耳朵的肌肉的，巫婆的耳朵能够自己动，使得大家相信它的确有鬼神附体。她说话时，压着喉咙像猫叫，因此她讲的话可以由听的人随意附会。如果巫婆在谈话中摸清了对方的心思，她的话也就说得更清楚点，往往使听的人心悦诚服。真也好，假也好，这办法至少使活着的亲戚朋友心里得点安慰。五十年前，我自己就曾经透过巫婆与我故世的母亲谈过话，那种惊心动魄的经验至今还不能忘记。扶乩可比较高级了，扶乩的人多半是有知识的。两个人分执一根横木条的两端，木条的中央接着一根木棒，木棒就在沙盘里写字。神佛或者名人的鬼魂可以被请降坛，写字赐教。扶乩可以预言未来，可以预言来年的收成，也可以预告饥荒，甚至和平或战乱，几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完全不会作诗的也能写出诗来。写的人也能写出素昧平生的人的名字。懂一点心理学的人大概都能解释，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但是有好几位外国留学的博士学士，到如今还是相信扶乩。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于抗战期间任盐务某要职。扶乩报告预言，推测战局，终被政府革职。巫婆只能召至去世的亲戚朋友的鬼魂，扶乩却能召唤神佛。在做梦时，鬼魂和神佛都能自动地来托梦。我听过许多关于做梦应验的事，但是多半不记得了。我记得一个圆梦的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曾叔祖到杭州去应乡试，俗称考举人，他在考棚里梦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手伸进窗子。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手，这个梦就被解释为他将独占鳌头的征兆。放榜时我的曾叔祖居然中试第一名，俗称解元。神佛、死去的亲戚朋友或者精灵鬼怪可能由托梦提出希望、请求或者警告。一位死了的母亲可能要求她儿子给她修葺坟墓。死了的父亲可能向儿子讨纸钱。死人下葬时总要烧点纸钱，以备阴间使用。我们村里发生过一件事，好几年以后，大家谈起来还是娓娓不倦。一位叫阿义的青年农夫预备用船载谷子进城市。那天早上，他坐在家里发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前一晚他死去的母亲来托梦，警告他不要走近水边。他的游泳技术很高明，他猜不透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黄昏时，他安然划着船回到家，用竹篙把船拢了岸。他对站在岸上的朋友开玩笑，说他自己的危险总算过去了，说罢还哈哈大笑。突然间他足下一滑就跌进河里去了。挣扎了一阵子，他就沉入水底。朋友们赶紧潜水去救，但是到处找不到。半小时后他被拖上来了。但是已经手足冰冷，一命呜呼。原来他跌入河中以后，手足就被水边的一棵陈年老柳的盘根缠住了。大家说他是被水鬼抓下去的，或许那是一只以柳树根作窝的水猴子。好几个游泳技术很好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淹死。村里的人常常看到那个"水鬼"在月光下坐在附近的桥上赏月。它一看到有人走近就扑通一声钻到水里去。各式各样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使迷信的雪球越滚越大，错觉、幻象、梦魇、想像、巧合、谣言都是因素。时间更使迷信愈积愈多。村中的医药当然也很原始。我们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在大镇里找到草药医生，俗称"草头郎中"。对于通常的病痛或者某些特殊的病症，中国药是很有效的。但是对于许多严重的病症，草药不但无效而且危险。我自己曾经两次病得奄奄一息，结果却都给草药救起了。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月，瘦得只剩皮包骨，结果是一位专精儿科的草药医生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染了白喉，请了一位中国的喉科专家来医治。他用一根细针在我喉头附近刺了一遍，然后敷上一些白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喉头凉爽舒服，很像抽过一支薄荷烟的感觉。喉头是舒服一点了，病状却起了变化。我的扁桃腺肿得像鹅蛋那末大，两颊鼓起像气球，我甚至连流质的食物都无法下咽。鼻子一直出血不止，最后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了。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父亲认为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于是他就在古老的医书里翻寻秘方，结果真地找到一剂主治类似症候的方子。我吃了好几服重药。头一剂药就发生验效，一两个小时之后，病势居然大有起色。第二天早晨我的扁桃腺肿消了许多，个把星期以后饮食也恢复正常。我曾经亲眼目睹跌断的腿用老法子治好，伤风咳嗽、风湿和眼睛红肿被草药治好的例子更是多不胜举。中医很早以前就发现可以从人体采取一种预防天花的"瘴苗"，他们用一种草药塞到病婴的鼻孔里，再把这种草药塞到正常儿童的鼻孔里时，就可以引起一种比较温和的病症。这样"种了痘"的孩子自然不免有死亡，因此我父亲宁愿让孩子按现代方法种牛痘。我们兄弟姊妹以及许多亲戚的子弟都用现代方法种痘，而且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我们村子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治疗疟疾。我们只好听它自生自灭地流行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我们村子附近总算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患了病的人虽然伤了原气，倒还没有人因此致命。后来传教士和商人从上海带来奎宁粉，叫做金鸡纳霜，吃了很有效，于是大家才发现了西药的妙用。村里有些人相信神力可以治病。他们到寺庙里焚香祝祷，然后在香炉里取了一撮香灰作为治疗百病的万应灵丹。这是一种心理治疗，在心理学应用得上的时候，也的确能医好一些病。我家的花园里，每月有每月当令的花，阴历正月是茶花，二月是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凤仙，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水仙，十二月腊梅。每种花都有特别的花仙做代表。最受欢迎的季节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和菊花。季节到来时，村里的人就成群结队出来赏花。过年过节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高兴一阵子。最重要的年节，通常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灶神就在这一天上天报告这一家一年来的家庭琐事。中国人都相信多神主义的，在道教里，众神之主是玉皇大帝。据说玉皇大帝也有公卿大臣和州官吏卒，和中国的皇帝完全一样。玉皇大帝派灶神监视家庭事务，因此灶神必须在年终岁尾提出报告。灶神是吃素的，因此在它启程上天时，大家就预备素斋来祭送。灶神对好事坏事都要报告，因此大家一年到头都谨言慎行。送灶神和迎灶神时都要设家宴烧纸钱、放鞭炮。除夕时，家家都大鸡大肉地庆祝，叫做吃年夜饭。吃年夜饭时，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得参加。如果有人远行未归，也得留个空座位给他。红烛高烧到天明，多数的大人还得"守岁"。要坐到子夜以后才睡。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正月初一早晨，一家人都参加拜天地。祭拜时自然又免不了点香烛，焚纸钱和放鞭炮。新年的庆祝节目之一是灯节，从正月十三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八，十八以后年节也就算结束了。灯节时家家户户和大街小巷到处酿灯结彩。花灯的式样很多，马、兔、蝴蝶、蜻蜓、螳螂、蝉、莲花，应有尽有。我们常常到大城市去看迎灯赛会，街上总是人山人海。五月里的端午节和八月里的中秋节也是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有龙舟比赛。庆祝中秋节却比较安静，也比较富于诗意——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在月色下散步，欣赏团圆满月中的玉兔在月桂下捣药。迎神赛会很普遍，普通有好几百人参加，沿途围观的则有几千人。这些场合通常总带点宗教色彩，有时是一位神佛出巡各村庄。神像坐在一乘木雕的装饰华丽的轿子里，前面由旌旗华盖、猛龙怪兽、吹鼓手、踩高跷的人等等开道前导。迎神行列经过时，掉狮舞龙就在各村的广场上举行。踩高跷的人，在街头扮演戏剧中的各种脚色。一面一面绣着龙虎狮子的巨幅旗帜，由十来个人扛着游行，前前后后则由绳索围起来。这样的行列在旷野的大路上移动时，看来真好威风呀!这种举大旗游行的起源，据说是明代倭寇入侵时老百姓以此向他们示威的。碰到过年过节，或者庆祝神佛生日，或者其他重要时节，活动的戏班子就到村庄上来表演。戏通常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开始，一直演到第二天早晨，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以便大家吃晚饭。开演时总是锣鼓喧天，告诉大家戏正在开始。演的戏多半是根据历史故事编的，人民也就从戏里学习历史。每一出戏都包括一点道德上的教训，因此演戏可以同时达到三重目的：教授历史、灌输道德、供给娱乐。女角是由男人扮演的，这是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演员涂抹形形色色的脸谱象征忠奸善恶。白鼻子代表奸诈、狡猾、卑鄙或小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指这一类人为白鼻子。红脸代表正直、忠耿等等，但是红脸的人心地总是很厚道的。黑脸象征铁面无私。这种象征性的脸谱一直到现在还被各地国剧所采用。这就是我的童年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第三章童年教育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男孩子在家塾里准备功课应付科举或者学点实用的知识以便经商，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一道上学，要读书就得另请先生，穷苦人家的子弟请不起先生，因此也就注定了当文盲的命运。一位先生通常教数十位学生，都是分别教授的。家塾里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我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空的。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性善论是儒家人生哲学和教育原理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曾对十八世纪的大光明时代的法国学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甚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自动地重新去上学了。我带着一张自备的竹椅子，家里一位佣人跟着我到了家塾，把竹椅子放到木架上，使我刚好够得着书桌。先生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我曾经逃过学。但是我注意到好几位同学对着我装鬼脸。我讨厌他们，但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爬上椅子坐在那里，两只脚却悬空挂着，没有休息的地方。我的课也上了。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那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划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朗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先生警告我们，念书不能取巧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字句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就会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守规矩，而且要绝对服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二十一直到正月二十。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之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的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因此念起书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按照儒家的理想，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其中深义到后来我才完全体会。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他们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到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大人告诉我们，大约二百五十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得兼，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当然，后来大家看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初次剃发留辫子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从这位讲故事的长者口中，我们总算学到了一点历史，那是在家塾中学不到的。此外，我们还得到一点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故事是这祥的：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那时的人可说介于人与猿猴之间。人猿年岁长大以后，他的尾巴就渐渐变为黄色。人猿的尾巴共有十节，十节中如有九节变黄，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他就爬到窑洞里深居简出，结果就死在窑洞里面。再经过几千年以后，人的尾巴掉了，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尾巴，但是尾巴的痕迹仍旧存在。不信，你可以顺着背脊骨往下摸，尾巴根儿还是可以摸得到的。下面是一则关于技击的故事：一位学徒在一家米店前卖米。在没有生意的时候，这位学徒就抓着米粒玩儿，他一把一把地把米抓起来，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把米掷回米筐里。有一天，一位和尚来化米，那位学徒不但没有拿米给和尚，反而抓了几颗米掷到和尚脸上。想不到那几颗米竟然颗颗深陷到和尚的皮肉里面去了。和尚似乎不生气，反而向那位学徒深深一鞠躬，双手合什，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走了。七天之后，一位拳师经过村里，他看到米店学徒脸色苍白，就问学徒究竟是怎么回事。学徒把和尚化米的事说了，拳师听了不禁摇头叹息："啊呀，你怎么可得罪他呢?他是当今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呀!他在向你鞠躬的时候，你已经受了致命的内伤，不出七七四十九天，你就活不成了!幸好我还有药可以给你医治，不过你要赶快躲开，永远不要再撞上这位和尚。四十九天之后他还会再来的。赶快备口棺木，放几块砖头在棺材里，假装你已经死了入殓待葬就是了。"四十九天之后，和尚果然又来找学徒了。人们告诉他学徒已经死了。和尚叹口气说："可怜!可怜!"和尚要看看棺材，大家就带他去看，他用手轻轻地把棺盖从头至尾抚摸一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走了。和尚走了之后，大家打开棺盖一看，里面的砖头已经全部粉碎。小孩子们全都竖起耳朵听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我们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家塾里的先生，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其中之一是位心地仁厚然而土头土脑的老学究。他的命运多舛，屡次参加府试都没有考上秀才，最后只好死心塌地教私塾。他的脸团团如满月，身材矮胖，一副铜框眼镜老是低低地滑到鼻梁上，两只眼睛就打从眼镜上面看人。他没有留须，鼻子下面却养着一撮蓬松的灰色胡子。碰到喝蛋花汤的日子，他的胡子上常常挂着几片黄蛋花。他的故事多得说不尽，简直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但是他的文才很差，我想这或许就是他屡试不中的缘故。不过人很风趣，善于笑谑。他在有些事情上非常健忘，看过朋友回到家塾时，不是忘了雨伞，就是丢了扇子。老是这样丢三落四究竟不是事，于是他就把他出门时必带的东西开了个清单：烟管、雨伞、毛巾、扇。每当他告辞回家时，他就念一遍："烟管、雨伞、毛巾、扇。"冬天不需要带扇子的时候，他也照样要按清单念扇子。有时候他也记得根本没有带扇子出门，有时却仍然到处找扇子，他的朋友和学生就在暗中窃笑。我童年时的知识范围，可以说只局限于四书五经，以及私塾先生和村中长辈所告诉我的事。我背得出不少的古书，也记得很多的故事。因此我的童年教育可以说主要的是记忆工作。幸而我生长在乡村，可以从大自然获得不少的知识和启发。有一次，我注意到生长的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角一样的角，这些角和枝上的刺长得一模一样，人家告诉我，这些甲虫是树上长出来的，因此也就和母体长得很像。不过我总觉得有点相信不过。我心里想，如果一棵树真能生下甲虫，那末甲虫产下的卵也就应该可以作皂荚树的种好了。甲虫卵既然种不出皂荚树，那么甲虫的角和皂荚树的刺这样相像一定另有原因。后来我看到一只鸟在皂荚树上啄虫吃，但是这只鸟对于身旁长着鹿角的甲虫却视而不见。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甲虫的角是摹拟着刺而生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免被鸟儿啄死。河汊的两岸长着许多桕树，桕子可以榨油制蜡烛，因此桕树的土名就叫蜡烛树。冬天里农夫们用稻草把树干裹起来，春天到了，就把稻草取下烧掉。一般人相信，这种办法可以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杀死寄生虫。事实上这件事毫无神奇之处，只要我们在树干上扎上足够的稻草，寄生虫就只好在稻草上产卵，烧掉稻草等于毁掉虫卵，寄生虫也就无法繁殖了。在我童年时代里，这类对自然的粗浅研究的例子很多，举了前面的两个例子，我想也就够了。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在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个知识来源是听故事，这使我在欣赏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第三个知识来源是对自然的粗浅研究，不过在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上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可能完全改观。每一个小孩子所具备的感受力、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等等天赋，都可能被我童年所受的全凭记忆的传统训练所窒息。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用功读书，因为我不喜欢死记，我愿意观察、触摸、理解。我的先生们认为这是我的不幸，我的个性上的祸根。我喜欢玩，喜欢听故事。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使大人感到讨厌。我喜欢看着稻田里的青蛙捉蚱蜢，或者鹅鸭在河里戏水。我欣赏新篁解箨。我的先生认为这些癖好都是祸根。我自己也相信将来不会有出息。但是命运是不可捉摸的，我的这些祸根后来竟成为福因，而先生们认定的某些同学福因结果都证明是祸根。那些好学生后来有的死于肺痨，有的成为书呆，有的则在西化潮流横扫中国时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落伍了。第四章家庭影响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影响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中所养成的习惯，不论好坏，将来都很难根除。大致说来，我所受到的家庭影响是良好而且健全的。我的父亲是位小地主，而且是上海当地几家钱庄的股东。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相当可观，同时父亲生活俭朴，因此一家人一向用不着为银钱操心。父亲为人忠厚而慷慨，蒋村的人非常敬重他，同时也受到邻村人士的普遍崇敬。他自奉俭约，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常常大量捐款给慈善机构。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存心骗人的话，因此与他交往的人全都信任他的话。他相信风水和算命。同时他又相信行善积德可以感召神明，使行善者添福增寿，因此前生注定的命运也可以因善行而改变。我父亲的道德人品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学到父亲的榜样。我的母亲是位很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我童年时对她的印象已经有点模糊了。我记得她能够弹七弦古琴，而且能够抚琴幽歌。她最喜欢唱的一支歌，叫做"古琴引"，词为：音音音，尔负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过故人。悽悽切切，冷冷清清，悽悽切切，冷冷清清。有人说：像我母亲那样青春美貌的妇人唱这样悲切的歌，是不吉利的。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这排竹子也就成为我家的篱笆。竹丛的外面围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荫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团树，但是这两棵树只能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谛听小鸟的啭唱，也可以听到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满是名家书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则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则雕着凤凰。她去世以后，客厅的布置一直保留了好几年没有变动。她的一张画像高悬在墙的中央。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她用过的古琴用一块软缎盖着，仍旧放在红木琴几上。我有时不禁要想像自己就是那个饮泣孤塚幽幽低诉的古琴。我母亲去世还很年轻。我看到母亲穿着华丽的绣花裙袄躺在棺里，裙袄外面罩一个长长的红绸披风，一直盖到足踝，披风上缀着大红的头兜，只有她的脸露在外面，一颗很大的珍珠衬着红头兜在她额头发出闪闪的亮光。我的继母是位治家很能干的主妇，待人也很和气，但不久也去世，此后父亲也就不再续弦了。我的祖父当过上海某银庄的经理。太平天国时(一八五一——一八六四)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发展为小钱庄，进而成为头等钱庄。这种钱庄是无限责任的机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墨西哥鹰洋传到中国成为银两的辅币以后，洋钱渐渐受到国人的欢迎。后来流通渐广，假币也跟着比例增加，但是钱庄里的人只要在指尖上轻轻地把两块银元敲敲，他们就能够辨别那个是真，那个是假，我祖父的本领更使一般钱庄老板佩服，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不幸他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切去，祖父也就因为血液中毒辞世。父亲当时还只有十二岁左右，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在当时说起来，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遗产了。父亲成了无告的孤儿，就归他未来的丈人照顾。由于投资得当，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渐增加，三十年之后，已经合到七万两银子。从上面这一点家庭历史里，读者不难想像我的家庭一定在早年就已受到西方的影响。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来，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按照尺寸照样打造。他自己设计过造房子，也实验过养蚕、植桑、造楼(照着西方一种过时了的式样)，而且按着他的想像制造过许多别的东西。最后他想出一个打造"轮船"的聪明办法，但是他的"轮船"却是不利用蒸汽的。父亲为了视察业务，常常需要到上海去。他先坐桨划的木船到宁波，然后从宁波趁轮船到上海。他常说："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因此他就画了一个蓝图，预备建造一艘具体而微的轮船。木匠和造船匠都被找来了。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我父亲的计划造船，隔了一个月，船已经造得差不多。小"轮船"下水的那一天，许多人跑来参观，大家看了这艘新奇的"轮船"都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我家附近的小河里，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不禁欢呼起来。不久这只船的速度也逐渐增加。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的速度也不增加了。乘客们指手划脚，巴不得能使船驶得快一点，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只船似乎很顽固，始终保持原来的速度不增加。父亲把水轮修改了好几次，希望使速度增加。但是一切努力终归白费。更糟的是船行相当距离以后，水草慢慢缠到水轮上，而且愈积愈多，最后甚至连转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那条"轮船"最后改为普通桨划的船。但是船身太重，划也划不动。几年之后，我们发现那条船已经弃置在岸上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的一层青苔。固然这次尝试是失败了，父亲却一直想再来试一下，后来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表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存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这个造轮船的故事也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不过，在人伦道德上父亲却一直不大赞成外国人的办法。固然也认为"外国人倒也同我们中国人一样地忠实、讲理、勤劳。"但是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外国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话虽如此，他却也不反对他的孩子们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的先生却反对我父亲的看法。他说："'奇技淫巧'是要伤风败俗的。先圣以前不就是这样说过吗?"他认为只有朴素的生活才能保持高度的道德水准。我的舅父也持同样的看法。他用一张红纸写下他的人生观，又把红纸贴在书桌近旁的墙上："每日清晨一支香，谢天谢地谢三光。国有忠臣护社稷，家无逆子闹爷娘，……但愿处处田稻好，我虽贫时也不妨。"我的舅父是位秀才，他总是携带着一根长长的旱烟杆，比普通的手杖还长。他经常用烟管的铜斗敲着砖地。他在老年时额头也不显皱纹，足见他心境宁静，身体健康，而且心满意足。他斯文有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他说话很慢，但是很清楚，也从来不骂人。第五章山雨欲来风满楼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些画的是国家大事，有的则是戏中情节。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短短九年之内，中国已经相继丧失了三个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国，最先是越南，继之是缅甸，现在又丢了高丽。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临时雇工气喘如牛地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跑了出来。他说在书房里听到一阵叮当的声音，但是房里找不到人影。他说那一定是鬼在作怪。后来一追究，原来是时钟在报时。从无可稽考的年代起，乡下人一直利用刀片敲击火石来取火，现在忽然有人从上海带来了几盒火柴。大人们对这种简便的取火方法非常高兴。小孩们也很开心，在黑暗的角落，手上火柴一擦，就可以发出萤火虫一样的光亮。火柴在当时叫"自来火"，因为一擦就着；也叫"洋火"，因为它是从外洋运进来的。时钟实际上并无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二三个钟头，迟二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成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末，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偷偷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的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的新行业。有的人发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竞争之下又一落千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的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走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激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田野里追逐嬉戏，我忽然听到一阵紧急狂骤的锣声。敲锣的人一面狂奔着，一面高喊堤塘已经冲塌了，洪水正向村中漫过来。我拼命跑回家里，并把这消息告诉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人。大家马上忙做一团。我们赶快准备好船只、木浴盆，以及所有可以浮得起来的东西，以便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有的人则决定爬到大树上去暂避。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冲进我家的大门，水头像巨蟒一样奔进院子。到了中午时，小孩已经坐上浴盆，在大厅里划来划去了。堤塘缺口终于用沙包堵住，曹娥江也不再泛滥了。洪水在我们村里以及邻近村庄停留约一星期，然后慢慢退到低地，最后随江河入海，同时卷走了所有的稻作。大约一星期以后，一只大船在傍晚时分载着许多人向我们村庄划过来。这只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也纷纷离船上岸。我们为防意外，赶紧闭起大门。他们用大石头来捣大门，最后终于排闼而入。领头的人身材魁伟，显然孔武有力，辫子盘在头顶上。他带着一伙人走到天井里，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借粮。"其余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搜索了谷仓，但是没有马上动手搬；他们要"借"。最后经过隔壁一位农人的调停，他们"借"走了几担谷子以后，就回船启航了。这是随后发生的一连串变乱的首次警号。性质相近然而比较严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邻村发生。开始时是"借"，随后就变质为抢劫。抢劫事件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乡间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无法加以阻遏。而且抢粮食不能处以极刑，但是在那种情势下，恐怕只有极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暂时不至如此猖獗。"借粮"的事件一直延续至那年冬天。不久之后，杀人掳掠的暴行终于在孙庄首次发生。被害的孙君在上海有一片生意兴隆的木行。孙君的父亲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营造工程而发了大财。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夜，孙庄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窝去了。有人从窗子里发现黑暗中有一队火把正从大路上向孙庄移动。火把临近孙庄时，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强盗来了!强盗冲开孙家的大门，抢走了孙家所有的金银财帛——名贵的羊裘皮袄、金银器皿、珍珠宝石，无一幸免。他们并且掳走了孙君，把他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然后又把他压到河底。第二天孙家的人拖起竹竿才发现他的尸体。抢劫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村庄。几百年来乡村人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我们没有一夜能够安稳地睡。我父亲从上海买来了手枪以及旧式的长枪。大家开始练习放枪，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拿鸟雀当活靶，因此连鸟雀都遭了殃。我们轮班睡觉，值班的人就负责守夜。一听到犬吠，我们就向空放枪警告盗匪，自然有时是虚惊，有时却的确把强盗吓跑了。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常常在枪声中夹带些爆仗。永远这样紧张下去究竟不是事。父亲最后无可奈何地带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来。我们搬家之前的两年内，我曾在绍兴继续我的学业。我还在家垫里念书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预备做官。我的两位哥哥都已经决定步入仕途。父亲要我决定之前，仔细考虑一番。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轻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我也很希望将来能做官。在另一方面，新近发财的人可以享受新颖奇巧的外国货，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强烈的引诱。名利之间的选择，多少与一个人思想中所已灌输进去的观念和理想有点关联。我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虽然每一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哲学家当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哲人、学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应该是公卿、宰相。中国的贵族阶级除极少数例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达到的。俗语说：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如果我去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功名无缘了吗?因此我决心续求学问。自然，我当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只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我们村子里，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好玩的东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枪、手表等等，多不胜举。至于工匠，我们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儿子们也是的。一位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钗簪之类。至于读书的人，那可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办命案，他乘坐一顶四人扛抬的绿呢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形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怎么来的?读书呀!于是我知道了读书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读书人的好处。他可以一级一级的往上爬，甚至有一天当了大官，还可以在北京皇宫里饮御赐香茗呢!像我这样的一位乡下孩子，足步向未逾越邻近的村镇，他希望读书做官应是很自然的事。我幼稚的心灵里，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再中进士，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县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显赫赫地回到故乡，使村子里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些美丽的憧憬，在我眼前一幕幕展开，我的前程多么光明呀!只要我能用心熟读经书就行了。我的童年教育虽然枯燥乏味，却也在我的思想里模模糊糊地留下学问重于一切的印象。政府官吏都是经过科举选拔的。但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有希望金榜题名。官吏受人敬重，是因为学问本身在中国普遍受人敬重的关系。因此我最后决定努力向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父亲自然欣然同意，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因此父亲把我送到离村约四十里的绍兴府去进中西学堂，我的两位哥哥则已先我一年入学。我们是乘条又小又窄的河船去的。小船的一边是一柄长桨，是利用脚力来划的，另一边则是一柄用手操纵的短桨，作用等于船舵。船岸我们看到许多纪念烈女节妇的牌坊。沿岸相隔相当的距离就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市镇。我们一大早动身，中途在一个大镇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府城。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在这以前，我对西洋的认识只是限于进口的洋货。现在我那充满了神仙狐鬼的脑子，却开始与思想上的舶来品接触了。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溶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我在乡村里曾经养成研究自然的习惯，我喜欢观察，喜欢说理，虽然有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这种习惯在中西学堂里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强于理解而不善记忆，凡是合理的新观念我都乐于接受，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中西学堂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属于文科方面的：中国文学、经书和历史。记忆的工作相当多，记忆既非我之所长，我的考试成绩也就经常在中等以下。我在学校中显得庸庸碌碌，较之当时头角峥嵘的若干学生，显有逊色。教师们对我的评价如此，我自己也做如是观。校中外国语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三组。我先选修英文，后来又加选日文。我的日文教师是中川先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正确的日文发音。英文是一位中国老师教的，他的英语发音错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千辛万苦才算改正过来。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导入歧途，连字母发音都咬不准。最可笑的是他竟把字母Z念成"乌才"。一八九八年，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已经决定废科举，办学校。这使老一辈的学人大惊失色。但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有如昙花一现，不久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国又回到老路子，我放假回到乡村时，看到大街的墙上张贴着黄纸缮写的圣旨，一面是汉文，一面是满文，写的是通缉康、梁的命令。看起来，维新运动就此寿终正寝了。这个维新运动，以后叫做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虽不为革命党人所乐道，而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我记得梁氏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蔡孑民先生和我两人曾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表扬其功业。适值胡展堂先生为主席，一见提案，面孔涨得通红，便开口大骂。于是我们自动把提案取消了事。绍兴的名胜古迹很多，它原是古代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在纪元前四九四年被以苏州为京城的吴王夫差所击败。勾践定下"二十年计划"，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终于在纪元前四七三年击败骄奢淫逸的吴王夫差，复兴越国。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差不多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这则历史教训使一切在公私事业上遭受挫折的人重新燃起希望，它说明了忍耐、勇气、刻苦，和详密计划的重要性。我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领受这个历史教训，自然印象特别深刻。南宋(纪元一一二七——一二七六)的高宗也曾在绍兴驻节。当时金兵南侵，宋康王渡江南迁，京城也从开封迁到杭州，离绍兴府城不远，还有南宋皇帝的陵寝。绍兴师爷是全国皆知的。全国大小衙门，几乎到处有绍兴师爷插足，绍兴老酒更是名震遐迩。绍兴府更出过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绍兴府包括八个县，我的故乡余姚便是其中一县。绍兴的风景也很有名，这里有迂回曲折的小溪，桥梁密布的小河，奔腾湍急的大江，平滑如镜的湖泊，以及蜿蜒起伏的丘陵，山光水色使学人哲士留连忘返。我在绍兴读了两年书，知识大增。我开始了解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的意义：日本战胜我国是吸收了西洋学术的结果。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是受了这次失败的刺激。中国预备学敌人的榜样，学校里有日文课程就是这个道理。在绍兴的两年学校生活结束以后，乡村里盗警频仍，使我们无法再安居下去。于是父亲带了我们一家迁到上海。我的大哥已在搬家的前一年亡故。到了上海以后，我暂时进了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念英文，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个法国神父。我心里想，这位英文先生既然是外国人，发音一定很准确。他的发音与我过去那位中国先生确乎迥然不同，过去那位先生把"兄弟"念成"布朗德"，现在的法国先生却教我们念"布拉达"。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英国音或美国音，而是法国音。不过我在这个天主教学校里的时间不久。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父亲就让我二哥到一位美国太太那里学英文，二哥又把学到的英文转授给我，因此二哥就成为学英文的"掮客"了。我对这办法很不满意，但是父亲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省钱。上海在一八九九年前后还是个小城，居留的外国人也不过三四千，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知识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是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总不出这两个极端，印象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李鸿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恶狰狞的一面，因此决定建立海军，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绪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国的陈旧武器驱逐魔鬼。麻烦的是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它有时像是佛法无边的神，有时又像狰狞凶残的魔鬼，但是它凭藉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要就不接受西方文明，要接受就得好坏一齐收下。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没奈何，我们只好向我们过去的敌人学习了。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于是我们连夜举家迁离上海，那是一九00年的事，也就是义和团战争的开始。义和团的人自称能用符咒对付刀枪子弹，拳术也是训练节目之一。因此，义和团有拳匪之称。他们预备破坏一切外国制造的东西，同时杀死所有使用外国货的人。他们要把运进这些可恶的外国货而阻绝他们生路的洋人统统杀光。把这些害人的外国货介绍到中国来的教会、学校、传教士、基督徒都罪无可逭。用刀剑、法术把这些人杀光吧!放把火把外国人的财产统统烧光!朝廷本身也想把康有为、梁启超介绍进来的外国思想一扫而光，免得有人再搞什么维新运动。义和团要消灭物质的外国货而慈禧太后则想消灭精神上的外国货。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反正都是外国货，都是外国人造的孽。杀呀!杀光外国人!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人曾经捣毁了威胁他们生活的机器。义和团做得更彻底，他们要同时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南方的人对外国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欢迎外国货，他们不觉得外国货是盗匪的起因，他们认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腐败无能。他们要革命。北方的老百姓和朝廷，认为外国人杜绝了他们的生路，那是对的。但是他们想藉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却错了。南方的人认为朝廷本身的腐败是苦难唯一的原因，想不到更大的原因是洋货进口。推理是错了，但是展开革命的行动却是对的。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外国人咒骂中国的盗匪，殊不知盗匪正是他们自己的货品所引起的。在我的童年时代里，大家都害怕老虎、鬼怪和强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老虎、鬼怪或强盗。我们只在图画书中看到这些东西。忽然之间，强盗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好像是老虎冲进你的居室，也像是鬼怪在你背后紧追不舍。最后我们所惧怕的是强盗，老虎和鬼怪却都被遗忘了。第六章继续就学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又带我回到故乡。我们怕义和团之乱会蔓延到上海，因此就回到乡下去住。在蒋村住了不久，乡下土匪愈闹愈凶，又迁到余姚城里，我在余姚县里的一所学校里念英文和算术，另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大概一年之后，我到了杭州。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国蚕丝工业的中心和五大茶市之一。杭州的绸缎和龙井茶是全国闻名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风景更是尽人皆知。城东南有杭州湾的钱塘大潮；城西有平滑如镜的西湖，湖边山麓到处是古寺别墅。马哥·孛罗游记中就曾盛道杭州的风景。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故都，南宋曾在这里定都一百五十年之久，因此名胜古迹很多。墨人骚客更代有所出。湖滨的文澜阁收藏有四库全书及其他要籍，正是莘莘学子潜心研究的好去处。我在这个文化城中瞎打瞎撞，进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学校。校长是位木匠出身的美国传教士。我以为在这所教会学校里，至少可以学好英文。事实上却大谬不然。这位传教士抱着一股宗教热忱来到中国，在主持这所教会学校之前，曾经在我的故乡绍兴府传过教。因为他只教"圣经"，我也摸不清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学问。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士、农、工、商，士为首。对木匠出身的人多少有点轻视。我的英文教师更是俗不可耐的人物。他入教不久，灵魂也许已经得救，但是那张嘴却很能够使他进拔舌地狱。我为了找位英文好教师，曾经一再转学，结果总使我大失所望。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学生们每天早晨必须参加礼拜。我们唱的是中文赞美诗，有些顽皮的学生就把赞美诗改编为打油诗，结果在学校里传诵一时。虽然我也参加主日学校和每天早晨的礼拜，我心灵却似紧闭双扉的河蚌，严拒一切精神上的舶来品。我既然已经摆脱了神仙鬼怪这一套，自然不愿再接受类似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根基。这与儒家的基本观念刚好符合。校园之内唯一像样的建筑是礼拜堂和校长官舍。学生则住在鸽笼一样的土房里，上课有时在这些宿舍里，有时在那间破破烂烂的饭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