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太子：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2

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在做了五年皇帝后，忽然于912年七月时大病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他临终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后世史学家那里，后梁政权是个伪政权，因为它是朱温从早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篡”来的。　　朱温从907年称帝就一直没有立太子，在这位勇猛的武人看来，自己还要活很多年，早立太子不是从另一面说明自己活不长了吗。一天，朱温感觉真的要归天了，终于把接班人问题提到嘴边来，向在床边侍奉他的王氏说，把你丈夫朱友文从汴梁叫回来。然后，又叫来宰相敬翔，说，“友文继承帝位，其他皇子我都放心，只是友珪，我不放心”。　　宰相敬翔对郢王朱友珪也很了解，其狡猾程度不下于朱温。朱温当初从唐昭宗那里抢来帝位，难保他这个儿子在他死后不会这样做。君臣二人叹息了一回，朱温毅然道：让他远离洛阳，去莱州做刺史。敬翔以为这个主意不错。　　但君臣二人都错了，当王氏因心花怒放而将朱温的遗嘱散播出去时，朱友珪早就有了另一番打算。他当时很想不明白，父亲是不是病糊涂了，朱友文只是义子，有着眼前他这个亲生儿子不给，却把帝位传给外人？况且，自己到莱州做刺史，说不上哪一天就会被反复无常的父亲杀了。即使父亲不杀，但不敢保证将来的朱友文也不杀他。　　就在912年七月十八日夜晚，患病多年的梁太祖朱温病情突然加重时，朱友珪带着早已经联络好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和仆人冯廷谔以及诸多士兵闯进了寝宫。朱温惊起，喝问：“反者是谁？”　　朱友珪接口：“你猜！”　　父亲大骂：“果然是你。你这个畜生，杀父之罪，天地不容！”　　儿子再接口道：“老贼本就该碎尸万段！”　　朱温的病忽然就被吓没了，跳起来要逃。朱友珪的仆人冯廷谔大喝一声，抡刀来杀他。朱温绕着柱子跑了三圈，最终因年老体衰，脚步一慢，被冯廷谔追上，在他胸前捅了个窟窿，抽出刀时，把肠子也带了出来。朱友珪命人将父亲的尸体用毡子包起，就埋在了寝宫地下。　　接着，他立即派供奉官丁昭溥，拿着伪诏，驰往东都汴梁，令东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均王朱友贞，速诛友文。朱友贞不知是假，即诱入友文，将其杀掉。友文妻王氏，还没有奉朱温之命去汴梁，就被朱友珪派人杀了。一面又对外宣布伪诏道：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蓄异图，将行大逆，昨二日夜间，甲士突入大内，赖郢王友珪忠孝，领兵剿戮，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令权主军国重事，再听后命。　　这份伪诏大概意思是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多年了，登基称帝有六年，大家过得都还不错。可朱友文这个畜生居然想谋反，昨天晚上，有一刺客进入我房要刺杀我。幸好郢王友珪及时赶到杀了刺客，又诛了朱友文，保全了我性命。但是我因为受到惊吓，病更加重了。连朝政都难理，现在我就把军国重事托付给郢王友珪，他就代表我。　　朱友文，这个一无所知的人就这样间接地被兄弟朱友珪杀掉了。甚至在他死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太子，而且在朱温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国之主。可惜，这一切对死人来讲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死和秦始皇太子扶苏之死是惊人的相似，都是父亲在最后一刻认可的接班人，都是自己的弟弟借着已死的父亲的命令诛杀之。所不同之处在于，扶苏是自杀，便给后人留下了几许伤感；朱友文是被另一兄弟诱杀，所以只是让人感到惋惜而已。　　对于朱友贞是如何诱杀朱友文太子的，史书毫无提及。这对朱友文的轻视可以想见。事实上，关于朱友文，《新旧五代史》中都是异常的简略：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太祖养以为子。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太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东京。　　对于一朝的太子居然简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后人对这位太子并不持认可态度。即使持了这种态度，将这样一位太子放到五代的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里也是没有一点可认真写下来的必要的。　　他的死从表面上来看，是朱友珪大逆不道所致。但要追根溯源，杀他之人非朱友珪，而是他父亲朱温。朱温以背叛黄巢起家，历唐朝三帝：僖宗、昭宗和他所立的傀儡哀帝。在打天下时，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待称帝后，他与宰相敬翔共同为治理后梁作出了诸多贡献。但到了晚年，他却忽然变了一个人，除了年轻时疑心病重和嗜杀之外，还好淫。　　这种淫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当然，谁也想象不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淫的对象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把封建道德礼仪统统地视为脚底泥，他把淫的对象从大臣的妻子儿女上升到儿媳妇身上来。　　朱温共有七个亲生儿，长名友裕，次为友珪、友璋、友贞、友雍、友徽、友孜，友孜一作友敬。算上义子朱友文共称八儿。友裕早死，追封郴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友文受封博王；最小的儿子友孜当时很小，故未得王爵。除了大儿子朱友裕早死，妻子未娶，小儿子友孜年纪尚小未成亲外，其他六个人都有妻子，而这些妻子在丈夫常于外地征战时都在朱温床边，朱温美其名曰：侍寝。　　丈夫在外为其打江山，妻子为其解决生理需求，朱温这个皇帝做得的确乐不可言。但弊端就此产生，妻子总为在外的丈夫打算，所以在大事小事上无论朱温偏向于哪一个皇子，都会引来其他皇子的嫉妒。即使是朱温很客观地为某个皇子办了一件事，在其他皇子那里，也认为是因为该皇子的媳妇的缘故。　　朱友珪很显然就是这种思想的坚定认可者，他虽然自己不具备太子的才能，但因为大哥朱友裕死后，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朱温的长子。在这种心理下，当他听到父亲把皇位传给朱友文——一个外人时，第一想法就是：因为朱友文的妻子王氏。　　于是，才出现了寝宫兵变。朱温在淫上面得到了报应——被穿肠破肚，而仅仅这一点惩罚是难以消苍天之恨的。于是，他唯一的一个有才能的儿子朱友文替他还上了这笔账。　　朱友文之功(1)　　公元883年三月，朱温因平叛黄巢有功，被封为宣武节度使，十月，又兼宣义军节度使，公元898年三月，又被封为天平军节度使，该年五月，又兼护国军节度使。从这以后，朱温领四镇，实力已完全可以问鼎唐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朱温手下的敬翔说，自古兴兵可以成大事者，必要有强大的后盾支持。所以，不可无兵，必须有盐铁与粮食。朱温认可。于是，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了朱友文，任命他为“度支盐铁制置使”。所谓“度支”，是指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职位，所谓“制置使”，是指在军事行动前后为控制一方秩序而设的职位。这样，朱温便开始了他的四方用兵，而朱友文在朱温用兵过程中，征赋聚敛以供军实。自此，到朱温称帝的八年时间里，朱友文为后梁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901年，藩镇主李茂贞将唐昭宗挟持到凤翔，朱温赶到凤翔救昭宗，在经过一次正面交锋后，李茂贞自知不敌，坚守城池不出。朱温远道而来，又屡攻不下，粮草殆尽。只好回师河中，不久，朱友文送来大批粮草，朱温再次起兵攻击李茂贞所坚守的武功。此战一直持续了两年，两年后，李茂贞城中粮食短缺，出城投降。朱温得以围困李茂贞两年，其功全在朱友文。　　公元906年，昭宗让朱温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朱温不做，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有了一个朱友文，这些官职早已在他掌控之中了。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以汴梁为都城，称东都，就是后来的开封。五月，大封群臣与家人。在朱温称帝初期，看他一些所为似乎是一个明君。比如，他以唐朝故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又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他还用尽各种办法搜访贤良。或者是将一些处于下位的有才之人提升。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有处于深山老林中不求闻达的人，派人用厚礼去请。在对待以前的战友上，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在家人的赐封上也是尽其所能，慰其所欲。封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公元908年，把自己曾住过的在汴梁的旧第建为建昌宫，改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他当初四处征战，兵马仓库籍繁，都出于建昌院，改院为宫，足见其对此后勤工作的重视。　　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在汴梁，他做了如下安排：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朱友文为东都留守。　　朱温建国后，首先面临的不是人人的口诛笔伐，而是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等藩镇势力的威胁，为了建万世之业，他只能把重点放到军队上来。想要兵强马壮，就必须要重农。重农既可以保证兵源，又可以保证兵马之食。　　后梁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了十七年，正是得益于朱温的重农改革。而在改革中有两个人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一个是宰相敬翔的智略，另一个就是朱友文的执行力。在当时的中原，河南属于中原地区土地比较肥沃之地，作为东都留守的朱友文推行改革自然责无旁贷。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11年，朱温深切地体会到了朱友文的经济治理能力。所以，当他在西都洛阳肆意淫荡时，可以谁都不见，但当听说是博王来时，必招之前，嘘寒问暖。　　公元911年二月，蔡州发生叛乱，蔡州刺史张慎思懦弱无能。朱温将张慎思叫回洛阳，因为没有合适的刺史人选，所以迟迟不安排蔡州刺史。就在这时，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乘虚作乱。顺化指挥使王存俨没有得到朱温之命便发兵剿灭了刘行琮，随后又将刘之将士纳为己用，他手下的郑遵和将士们想推王存俨总管蔡州。朱友文识其狼子野心，迅速发兵要剿王存俨。兵至鄢陵，朱温急忙给朱友文写了一封信：“王存俨刚剿灭了刘行琮，这是大功一件，如果你现在讨伐他，他一急之下必会反，这样，蔡州就飞了。”　　朱友文只好还军汴梁。他出兵是因为识破了王存俨的阴谋，想要霸占蔡州。而他见多识广的父亲想的却是，保得一时平安就没有必要动兵。况且，他把朱友文留在汴梁作留守，不是为了打仗，而是要他以后可以治理天下。　　朱友文虽然也是从乱唐过来的人，但他只是一个文官。他的任务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乱世里保障父亲的军队不受到后勤的拖累。整个唐末与后梁时期，各地有称帝称王者不计其数。而从朱温总管四镇，以汴梁为根据地到朱温建梁一直到朱友文死，整个汴梁周围没有一人称帝称王。当然，这似乎要归因于朱温的征战杀伐所起到的震慑作用，但朱友文经营汴梁达十年之久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史书说朱友文“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若从这几句话来讲，这俨然是个翩翩美少年，并且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有吃苦的劲头。　　也正是这样的人，对于五代时期“王侯将相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现实特别愤恨，所以，当他一听到王存俨想要以功让朱温允许他总揽蔡州事务时，他怒不可遏。不等朱温下令，便以东都留守的身份对其进行讨伐。　　父亲已是通过不正当渠道称帝了，可既然木已成舟，做儿子的难道还会责怪父亲吗？但他绝不会让人在父亲的统治区域内再生事，出于为维护父亲统治地位的目的也好，出于痛恨众人称帝称王的时代也好，总之，他是怀着仇恨之心想要剿灭王存俨的。　　朱温何时收其为养子，史书没有记载。这位生前不知自己已是太子的人在后梁的建设中很好地巩固了东都汴梁，但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朱友文死的时候，美丽的妻子也随之跟着去了，后梁东都汴梁为之一暗。史书上称，乾化二年（912年），汴州地震。　　现在想一想，朱友贞在杀朱友文时，最后跟他说的是什么？朱友文是否反抗了？用他对后梁的大功加以反抗，用他父亲对他的信任加以反抗。但一切都不得而知，笔者疑心，朱友贞杀朱友文肯定是很痛快并且快乐的。因为父亲对这个外人的宠爱，因为这个人治理东都汴梁的能力屡让父亲在亲生儿子们面前夸奖之。所以，他叫人下手的时候一定是微笑着看着朱友文死去的。更或者，他是亲自动的手。　　如果朱友裕还在(1)　　朱温是非常器重朱友文并疼爱他的，公元910年，朱友文从汴梁到洛阳，父子两人在朱温的寝宫长谈多时。公元912年四月，朱友文又来到洛阳，请朱温还汴梁。朱温同意，但到了黎阳便病倒了。朱友文只好留在黎阳，照顾朱温的饮食起居。为了让父亲的病快些好起来，朱友文在朱温回到洛阳后，将新创的食殿开放。献入内宴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乃即就食殿开宴，召宰相及文武从官等侍宴。酒酣兴发，朱温高兴异常，就想去九曲池划船。池不是很深，朱友文又特意为其准备了一艘大船。谁想到，荡入池心时，突然起了一阵怪风，竟将朱温所乘的舟吹覆。朱温坠入池中，幸亏朱友文与船上侍从竭力捞救，才没有被淹死。　　上岸后，朱温早已经魂不附体，上下牙打架了。经过这一惊吓，朱温的病情便更加严重了。待他回到汴梁后，夜间屡不能眠，常令人通宵陪着，还觉惊魂不定，寤寐彷徨。就在这个时候，与李克用部进行战争的燕王刘守光屡陈败报，一再乞援，朱温病不能兴，召语近臣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猖獗至此，我观他志不在小，必为我患，天又欲夺我余年，我若一死，诸儿均不足与敌，恐我且死无葬地了！”语至此，哽咽数声，晕了过去。　　难怪朱温要晕过去，他与晋王李克用争斗了近三十年，双方各有损失，也有所得。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近三十年的争斗始终不能了结。李存勖在父亲李克用死后励精图治，屡屡在战场上挫败朱温军队。朱温手下并非没有猛将，但真正效忠他的猛将早已死在战场上了，而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给他出力。这个时候，他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大儿子朱友裕，更让他心痛的是，这个本该是太子的朱友裕却早早地死掉了。　　死后被追封为郴王的朱友裕很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特别于射御一技，似有神助。朱友裕年纪稍长，便跟随父亲朱温四处征伐。唐中和中，朱温被封为宣武节度使与李克用追击黄巢。其时，二人共同攻围华州，黄巢的弟弟黄鄴首先用士兵之力死守华州，又用士兵之嘴大骂李克用这个少数民族和朱温这个叛徒。两个人都是性格暴烈之辈，怎么可以忍受这种咒骂。李克用命手下人向城上放箭，箭是射出去了，但骂他们的兵士还在那里站着继续骂呢。　　李克用乃是沙陀人，骑射似乎就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技能。他所率领的“鸦儿军”个个都是神射手，可这一次却丢了脸。朱温见李克用的手下连连不中，便回头看了一眼朱友裕。朱友裕发现李克用的兵士之所以射不中那人，是因为角度有问题。他找了一个适宜的角度，取箭，拉弓，一箭而中。两军将士齐声欢呼，声震山谷。李克用手下猛将多如牛毛，但还是对朱友裕赞赏有加，赐其良弓百矢。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人，却间接地死在了父亲手里。当初，朱温任宣武节度使，镇守汴梁，过不久，朱温伐徐，当时的军阀朱谨领兗、郓之众，在外围骚扰朱温。朱温大怒，命友裕率兵击之，朱友裕一战告捷，斩获朱谨甚众，朱谨领着几员残兵逃跑。朱友裕觉得战争的重点在徐，而不是朱谨，所以，当朱谨跑掉时，他便没有追赶。　　当时的都虞侯朱友恭认为朱友裕这样做必有他图，便写信告诉了朱温。朱温也害怕这个勇谋兼备的儿子造反，就写信令都指挥使庞师古代朱友裕统领部队，让朱友裕暂且主持许州事宜。　　但是，这封信却落在了朱友裕手里，根据对猜疑心过重的父亲的了解，朱友裕大恐慌，便带了亲信数人跑进山里。可后来一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这样一跑反而不是弄假成真了嘛。他派人去四处活动，希望能找到父亲的爱将将自己的冤屈呈上。这件事让朱温的老婆，也就是后来的元贞皇后知道了，她给朱友裕送信，叫他以平民打扮入汴梁，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搭救。　　朱友裕一大早晨就去见朱温，跪在庭中，泣涕请死，朱温大怒，叫左右拉他出去，欲斩。张皇后急忙走进庭来，拉起友裕哭着说：“你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　　朱温的脑袋清醒了那么一时，才赦免了朱友裕，命他掌管许州事务。后又加封为检校司空、武宁军节度留后。接着就是一系列封爵：朱温下东平，封其为天平军留后，加检校司徒。天复初年，命其为国军节度留后。朱温得到河中后，又以他为护国军节度留后，寻迁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兴德尹。在天祐元年（904年）七月，又令他兼行营都统，领步骑数万，经略邠、岐。但就在这年的十月，朱友裕忽然得病，在返回来的路上，死于梨园，归葬汴梁。朱温得知朱友裕死后，痛哭流涕，就和他后来与近臣说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时一样，晕了过去。　　史书说，朱友裕“性宽厚，颇得士心”。大概也正是因此，在围攻徐州时，朱温才听风是雨，觉得他要造反。　　与朱友文相比，朱友裕在军士中声望颇高。在五代那样的乱世，谁掌握军队，谁就有可能称帝称王。朱温后来觉得他的每个儿子都有造反的可能，但只对两个人放心，第一个是朱友文，因为在朱温眼里，这个义子开创不足，但守成有余；另一个就是朱友裕，经过了那次事情后，朱温时不时地把军队大权交予他手，比如天祐元年（904年）七月讨伐邠、岐，他将大部分军队都交给了朱友裕统领。　　如果朱友裕还在，朱温不可能说出那句“死无葬身之地”的话来。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也是武将，但和李克用的大将比起来，实在有儿童与青年的差距。他后来之所以青睐于朱友文而对其他儿子默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儿子里没有一个可以挑起与李克用家族对峙的担子来。按朱温的脾气和武夫特质，他肯定会骂自己怎么生了一群饭桶。　　如果朱友裕不死，太子之位定是他的。因为从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朱温对这个儿子有什么偏见，况且，朱友裕是老大，而且在梁建立后与李克用家族的争斗使得朱温必须要选择一个武人来继承衣钵。那么，就不会发生朱友珪血洗宫廷的惨剧。因为他的这些儿子还是很佩服大哥朱友裕的，即使朱温淫乱不堪，朱友裕掌握的军队却完全可以将这一切摆平。　　当朱友裕死后，朱温身边剩下的不是笨蛋就是有叛逆之心的人。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保护朱温性命的军队随时都会反过来把朱温置于死地。倘若朱友裕还在，保护朱温的使命必将是朱友裕而不是后来跟着朱友珪进去杀他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因为从朱友裕“束身见朱温”一事来看，朱友裕显然不是父亲眼中的谋反之人。况且，倘若他反，早就有反的资本，何必要等到朱温病重时呢！　　但朱友裕却死了，他给父亲留下的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叹和兄弟屠戮的惨剧。关于朱友裕的死，史书上只含糊地说了一句：“友裕以疾卒。”至于什么病，史书并没有讲，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朱友裕的病。　　朱温怀疑朱友裕要反，险些就杀了他。这让这位一直忠心于父亲的儿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总是谨小慎微，如临深渊。但在朱友裕看来，父亲怀疑自己要反只是一个主因，还有几个次要因素。在景福元年（892年），朱温攻郓，朱友裕先行，在斗门驻扎，想不到晚上被郓兵围攻，朱友裕领兵撤退。朱温在赶来的路上，不知朱友裕已经跑了，所以因为没有防备而损失惨重。朱温异常恼火，后在一偏僻村落遇到了朱友裕，这一事件让朱温对儿子的勇猛失去了信心。可过不久，围攻濮州的朱宣时，身为先锋的朱友裕行军速度过快反而与后赶上的朱温失去联络，朱温又很倒霉地遇上了朱宣的几员猛将，扭头逃跑。朱宣的人紧追不舍。朱温跑来跑去就跑到了一大沟前，如果不是沟中有些碎木头让马过去，朱温很可能被活捉了。这两件事让朱温雷霆大怒，但因为在其儿子里确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朱友裕，他还是重用朱友裕。又过了些时日，就发生了朱友裕不追朱谨事件。　　朱友裕的病症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方面，他竭尽所能为父亲出力，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另一方面，又要费尽心思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要父亲相信自己绝不会谋反。身心疲惫之下，自然死神就来临了。　　所以说，朱友裕与朱友文一样，都是间接地被朱温害死的。　　迟到的正义(1)　　朱友珪杀死父亲和朱友文后，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人心不附，谋臣猛将都不听他指挥，加之他本人的放纵，给当时在东都汴梁的朱友贞创造了机会。朱友贞在杀掉朱友文后总心神不宁，他也想报仇。但当时的情形是，他手里没有过多的军队，后梁军队都在杨师厚手里。所以，他首先取得了杨师厚的支持，然后又激怒了在东都的龙骧军，朱温的外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也参加了进来。公元913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他带领人马冲进了洛阳东宫。朱友珪得知这一事件后，便自杀了。朱友贞称帝，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末帝”。　　他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痛苦的姿态对父亲的大业进行颂扬，并略带了点良心似的将朱友文实事求是地夸奖了一番。在其登基诏书中，说道：我国家赏功罚罪，必叶朝章，报德伸冤，敢欺天道。苟显违于法制，虽暂滞于岁时，终振大纲，须归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尝开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载迁都邑，每以主留重务，居守难才，慎择亲贤，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识达古今，俾分忧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兴王之地，一心无易，二纪于兹。尝施惠于士民，实有劳于家国。去岁郢王友珪，常怀逆节，已露凶锋，将不利于君亲，欲窃窥于神器。此际值先皇寝疾，大渐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请严宫禁，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才睹宣头，俄行大逆。岂有自纵兵于内殿，却翻事于东都，又矫诏书，枉加刑戮，仍夺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两深，欺诳何极。伏赖上穹垂祐，宗社降灵。俾中外以叶谋，致遐迩之共怒，寻平内难，获剿元凶，既雪耻于同天，且免讥于共国。朕方期遁世，敢窃临人，遽迫推崇，爰膺缵嗣。冤愤既伸于幽显，霈泽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复官爵，仍令有司择日归葬云。　　此诏书于生者朱友贞还可以给活着的人“明君‘拨乱反正’”的好印象，但于死者朱友文却毫无意义。这是一份迟到的正义，迟到的正义等于没有正义。当初，朱友珪命人杀朱友文，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诏书之伪，但朱友贞却怀着忠于父皇的心将其杀掉了。　　表面来看，朱友珪得到了报应——曾经杀死父亲的仆人冯廷谔在朱友贞的命令下将自己杀死。导致这一结果实现的就是曾杀死朱友文的朱友贞。但实际却是，朱友文的冤并没有被申。因为朱友贞的直接出发点就是夺皇位，而不是替太子朱友文报仇。但他起兵时一定和朱友文掌控近二十年的汴梁官僚们达成了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背景应该就是：为太子朱友文报仇。所以，汴梁的大小官僚都给予了他支持。这除了朱友珪的倒行逆施之外，朱友文的影响力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朱友贞其实也不过一个武夫，也就是在他手里，朱温辛苦打下来的大梁江山一股脑地送给了后唐李存勖。　　生活在周朝时的孔子说，如果我不知道夏朝的礼仪，那我就看商朝的礼仪，如果我不知道商朝的礼仪，我就看周朝的礼仪。因为这三个朝代的礼仪都是循序而进，并在不断地完善中的。　　同样，如果不知道朱温的残暴统治，那么就看朱友珪的愚蠢统治，如果不知道朱友珪的愚蠢统治，那么就看一下朱友贞的愚蠢统治，父子两代对国家的统治可谓异曲同工。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那个时代，大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柔弱的儒家或是略带了些仁慈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无法生存，每一个政权交替时，活跃在台前幕后的都是可恶的武人。他们打下了天下，却又以打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没有不迅疾灭亡的。客观一点来讲，朱友文在那个时代必然要死去。因为乱世容不得“不以武力治天下”的人存在的。　　有人说，朱温之所以选择朱友文当皇帝，是因为朱友文之妻王氏貌美，博得了朱温的宠爱。正所谓夫以妻贵。　　的确，朱温在淫乱上是有别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本事，但如果把他的淫乱与继承人问题等同起来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朱温从参加黄巢起义军，后又洞悉形势回归大唐，又以无数战功被唐昭宗封为梁王，并领四镇。这一切不仅仅是靠蛮力就能得来的，在五代史上，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最狡猾之人非朱温莫属。　　后来之所以敢杀唐帝而篡唐，也是因为他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可与自己抗衡的人所剩无几。并不似其他武人那样手下兵将一多就敢称帝。　　他后期的淫乱只是短短的三年而已，在这三年之前，由于他的老婆张皇后在世，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十分老实的，作为一个皇帝，其品德在五代时期还是说得过去的。　　况且，他虽然淫乱到儿媳，但并没有将对儿媳的宠爱转移到儿子们身上。也就是说，他还不糊涂，不然，他不会说出自己死后将无葬身之地的话来。　　在他临死前的一年里，他还在与李克用家族争斗，并四处搜访贤良，与宰相敬翔商讨国家事务。临死前对朱友珪的安置可看出其并不糊涂。　　他之所以选择朱友文，不过是因为平时就对此义子倍加宠爱，王氏在他身边只不过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至于大问题大方向，以狡猾而闻名五代的朱温还是凭着自己的头脑来进行策划并运作的。　　可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所精心策划的一切还没有运作起来，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彻底地打乱了。　　朱友文以谋反罪名被诛的冤屈在一年后才得以昭雪，而这个昭雪的人正是当初杀他的人，命运似乎跟朱友文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对于这份迟到的正义，朱友文，这个五代时期的第一位太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是心甘情愿为父亲偿还淫乱之债，还是悔恨自己生不逢时，遇到了朱温这个混账干爹？！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满族人进关后，一切都效法汉人，在立太子上也效仿了三代帝王，直到允礽的出现。他不但在清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两立两废，害得活了那么多年的康熙都有些烦躁不安了，但这位明君却不死，还活着。而他在活着的同时还“培养”了无数个儿子来充当无耻的小人，允礽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败，然后回光返照似的崛起，最后又失败。　　事实上，鉴于清朝前几代帝王的“文成武德”，我们无法猜测允礽执政后的功绩是否会超过雍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光明磊落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雍正绝不如他。　　首立首废(1)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礽被立为太子，其时才两岁。这是清以来诸帝中第一次打破旧制，明立太子。但他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被明立太子的皇子。　　康熙对这个小太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在他略懂事时，就亲自为他讲书。允礽也是聪慧异常，四岁时便能熟读四书。两年后，康熙又请当时的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任皇太子师傅。并建“无逸斋”当其书房，还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有时间，康熙就会去“无逸斋”，用各种问题考查太子。太子的回答常能让康熙满意，在允礽十岁左右，康熙便决定培养他的从政能力，常常带着他四处出巡，熟悉各地风俗习惯与当时的百姓疾苦，为的是让太子知道江山稳固之不易。　　康熙的宠爱和大力培养，太子的聪慧好学，使得其少年早成。文武兼备，更为难得的是，太子体格健硕，相貌堂堂。在康熙身边，每当遇到康熙所不能解决或是左右为难的问题时，太子会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来，总让康熙心花怒放。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太子十七岁那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人一遇到病自然就会想到自己最亲的人，他派人去招太子和皇三子来塞北行宫请安。而两个儿子见到父亲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神情来。太子见到康熙的清瘦模样，却毫无悲戚之情，仿佛是看着别人的老父亲生病一样。皇三子却是泪痕满面，恨不得替父亲生病。　　康熙当时就想，我带兵在外打仗，胜了还可以，若是不胜，这份忧愁谁来替我分担。我叫你们来不过是想分担一下我的忧愁，而这个允礽却没拿自己的这份意思放在心上。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现在得了重病，你居然没把我当回事！这个儿子是不是木头？！　　这种想法是康熙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他充当父亲角色的同时还充当着皇帝的角色，这个角色如果对允礽的态度进行评价，事情就大了。康熙后来以皇帝的身份评价太子，愤懑道：“此人绝无忠爱君父之心。”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我们知道得病的人神经脆弱，敏感，别人平时的一举一动可能根本引不起自己的注意，但自己生病时，这种举动就被他完全地吸收在眼里和心里了。当时的允礽不过十七岁，对于生老病死或许懂得一点，但绝对不是很深。况且，在他印象中，父皇永远都是那么健康，精神矍铄，老而不死的。康熙将这件事记在心里甚至达二十多年，可见其小题大做之能事。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康熙是很看重孝道的。　　康熙本人就是个孝子，他侍奉孝庄文皇后近三十年，至爱尽诚，恭敬有加，有始有终。但他要求太子也如此，未免有些过分了。他能做到孝，人人称赞。但如果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了。况且，太子孝顺与否仅凭这一件事就妄下结论，史上称其为明君，实不敢苟同。但允礽的这件事情的确在康熙心上留下了不好印象，却是事实。　　太子似乎和噶尔丹前生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还是康熙第三次征噶尔丹，让太子处理朝中事务。比如行郊祀礼、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如果是很重要的事就必须要诸大臣议定。　　该年六月，康熙大破噶尔丹，返回京师，允礽率领文武百官迎接康熙。第二年，康熙又出兵宁夏，还把朝中事务交归太子管理。　　但就在康熙回到京城后，听到这样一件事：太子似乎疯了，见谁打谁，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宫女侍卫，一律屈服在他拳脚之下。康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只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就训斥太子或是给太子加上一个什么罪名，未免有些不入情理。打大臣算什么，他还经常处死大臣呢。　　可这件事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啊，既然不想治主人，那就打狗吧。于是，康熙惩罚了太子身边的几个人。由此以后，康熙对太子的宠爱在渐渐消退。但太子的疯病却越来越厉害了，首先表现在行为上，时时刻刻出手伤人；在起居上，白天睡觉，晚上生龙活虎；在饮食上，仿佛是饿死鬼托生，一顿要吃七八碗饭，饮酒必须要醉。由上可知，允礽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可这样一个人居然害怕打雷，一听到雷响，就如老鼠一样四处逃窜，魂不附体。　　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八月，康熙巡幸塞外，他总能发现允礽偷偷地在帐篷外向里窥探，这让康熙觉得太子是不是想谋反。当时正巧皇十八子允祄重病，康熙回京城试探，可康熙一想到太子的所作所为，居然对大臣们说了这样一段话：“允礽的病没有事，一个小孩子得病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看看我，上有皇太后之忧，下系天下臣民之望，多难啊！”　　这显然是一番气话，意思是太子盼望他早点死，可他还不能死，因为上有一个老皇太后，下面还有一群臣民。　　该年的九月，康熙把太子召来，又集合了诸王大臣，谕：“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肆恶虐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这就是废太子诏，当时的太子跪在下面，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偶尔还笑两声。康熙听完自己所草拟的废太子诏后，大哭起来，最后因为哭得动作太过于剧烈，居然倒在了地上。　　废黜太子后，康熙每每提到允礽，就失声痛哭，就像是一个自己经营多年的杂货铺倒闭了一样。大臣们里有人说，允礽虽然行事乖张，但谋反是绝不可能的。康熙现在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允礽是否有谋反的心已经不重要，他废黜允礽无非是因为允礽违背了自己多年来对其的教导，这多年来在这位老而弥坚的皇帝来讲已是三十多年。做皇帝做三十多年，即使再做五百年也可以，可做太子的如果做三十多年还看不到自己做上皇帝的希望，那滋味无论是谁都受不了的。　　康熙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允礽的感受，但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身体正壮，国内外还有诸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处理，怎么可能就因为允礽做了无聊的三十多年太子而把皇位让出去呢？　　在废黜太子的许多天后，有人提到了允礽的疯病。一位大清帝国的太子养尊处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怎么会患上疯病呢？康熙也觉得奇怪，他亲自教育过太子多年，太子所读之书也不算少，允礽虽然于他事无知，难道连人心也失掉了？竟然做出这么多荒唐之事来？康熙似乎提到了问题的重点：作为皇太子的允礽虽然三十多年看不到皇位的希望，但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应该能帮助他懂得“忍”与“熬”之道。在皇宫中，他即使不能如雍正那样假装念佛，但也绝对不会如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居然还会去偷窥父皇的帐篷！他如果不是脑袋进水，他应该明白所做的这一切对自己的前途而言是多么的愚蠢。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性格突变，行事乖张，不符合常理似的把太子之位拱手让父亲拿了回去。在这位太子身上，似乎一切符合逻辑的推理都不能起到作用，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符合人之常情。我们研究他，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下手，而这个角度在他三十多年的太子生涯中就一直在照着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影子。　　允礽被废后(1)　　允礽被废不久，皇三子就开始为其申冤。他告诉康熙，允礽性情大变都因为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康熙不知道儿子怎么会和喇嘛扯上关系，皇三子就把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据他所言，皇长子曾经请过这个喇嘛用巫术镇魇皇太子，并且拿出了证据——一套严格按照巫术所规定的纸人纸马。　　康熙大惊，说：“我曾经想过这种事，但毕竟是传说啊。看来，传说的东西也不可不信。此术果然能让人移情别恋，性情大变。”　　他又接着分析道：“一个正常人醉后伤人，醒后就后悔。可如果中了此术，似乎就是长睡不醒，自己所做的坏事，自己却不知道，有点梦游的意思。我觉得太子平时学问才艺都是人中之龙，他之所以到了这步田地，定是巫术所致。”　　倘若我们对当时情景有所了解，就会对康熙的这段话表示莫大的怀疑。透过事情的背后，我们发现，早在允礽当太子时，朝中就已经形成了两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太子党，这股势力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太子身边都会有一群人为其出谋划策。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出于对这位准皇帝的溜须拍马，一小部分是为了教育太子而保江山社稷永远。第二股势力是以皇八子为核心的八阿哥党，其成员有大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等，朝中有一些元老级的大臣也支持八阿哥。一方面，八阿哥允禩的确才德兼备，聪明能干，交际能力突出，很是得朝臣之心。另一方面，康熙总是不死，允礽做了三十多年太子，即使他自己不着急，别人也着急。就像是看着一棵果树上的果子多年不落，果树的主人不摘，外人也很想去摘一下了。八阿哥就是这个外人，而且在很早以前，他就想摘这个果子了。　　清朝因为是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天下，所以，在他们这些人眼里，最有效而让人信服的方法就是使用武力。这种思想波及了立储问题上来，就是允礽虽然被立为太子，文治多么优秀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武功。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八阿哥党里的头目并不是大阿哥，而是老八。　　皇三子给老爹报信说大阿哥曾请喇嘛用巫术镇魇太子，康熙感叹了一阵后就想到了这是不是太子之争的延续。从各种史料来看，康熙的确考虑过要立八阿哥做皇太子。因为这个儿子的确有做太子的能力，并且，朝中大臣对这位太子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好。在一次征询大臣们立太子的意见时，他满心欢喜地提到了八阿哥的才能。这种明目张胆的暗示对于那群乖巧的臣下来讲简直就是告诉他们，自己要立老八为皇太子。大臣们自然不会丢掉这个给未来皇帝拍马屁的机会，以大学士马齐为首的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让康熙立皇八子做太子。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康熙看到了朝臣们随声附和的奏疏的时候，脑筋一拧，他大怒。他想，好不容易把太子党剪除了，又冒出了一个皇八子党。什么时候兴起了拉党结派了？这种习气要不得。这个时候，被人家告了一状的大阿哥站出来了，对康熙说，父亲您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话，我会尽我所能来辅助他。康熙还没听完他的话，就把他踢翻在地。这位老头当时想的肯定是，你怎么尽你所能找几个巫师神汉来咒别人死？　　如果单从康熙踢翻大阿哥这件事来看，康熙简直是个混蛋。首先，是他暗示大臣们皇八子是个不错的太子料。当大臣和大阿哥按照他的暗示这样做的时候，他又反悔了。我们可以说，他是个糊涂老头，因为年纪大了，而患上了喜怒无常的坏脾气。　　但是，当时的情况只能容康熙如此做。允礽被废后，皇八子党的势力从以前的遮遮掩掩变成了明目张胆。与大臣结交，大臣们自然也是聪明居多，看到康熙已老弱成那副德性，迟早要玩完的，便找将来的靠山，而皇八子无疑是最佳人选。在允礽没有被废黜时，势力还如三足着地，康熙在这两股势力中仍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为另外两股势力当时并不针对他，而是各自在咬。可当他把允礽这股势力切除后，另一股势力就开始咬他了。虽然，作为文治武功的康熙大帝并不怕自己的小毛孩，但他必须要考虑身后事。他可以安安全全地去死，但死后，他的大清江山谁来做主？他的孩子们会不会立即在他棺材前抽刀拔剑，一不小心再把自己的尸体刺一窟窿？　　这一切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老人都害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而是怕死后不该发生的事。　　他决定，再次立允礽为太子。虽然，这个废太子还在发疯，但一个疯人平息眼下的事情是最好不过的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这份诏书，诏书中用满文和汉文合璧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再立再废(1)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废太子允礽复立。短短的五个月，允礽从失去太子之位到再得到太子之位，一点也没有欣喜之情。太子之位对于他来讲，几乎等于可有可无了。如果他不疯，他的真心想法就是想当皇帝。康熙再立他，他或许也应该知道为什么，第一，是为了稳定内部各皇子之间的倾轧纷争，在立他的同时，康熙将诸子大都封王。第二，康熙之所以再立他，是因为康熙的确很疼爱他，又因为发生了喇嘛事件，康熙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受到了妖术所致。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康熙相信妖术这一说，但就其当时的情形来讲，复立允礽的确是平息一切矛盾的最好办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允礽都有被立的资格。第一，他是废太子，而当时康熙所找到废黜的原因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是有人搞鬼，所以，这就是一件冤案，现在复立他不过是给他平反而已；第二，皇八子的势力正在逐渐扩大，必须要找出一个与他抗衡，或者说吸引这股势力转向的力量。这力量必须是允礽，其他人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本。　　这样看来，康熙之所以再立允礽，一半原因是出于感情因素，另一半是出于把皇八子压到自己身上的重量分出一半给允礽。可康熙老头似乎忘了一件事，允礽的疯病的确是受到其他皇子的压力所致，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总不死，而让允礽感觉前途渺茫。他欲复立允礽时问他，当初你做了什么还记得吗？允礽回答，朦胧，朦胧，什么都不记得了。康熙便对大臣们说，太子的确是被坏人给搞成这样的，现在重新立他为太子，希望他的病马上能好起来。假设，允礽的疯病没有好，那么，立这样一个疯太子又有什么意义？假设，他的病好了，允礽会忘记自己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太子却还得不到皇位的事实吗？他会忘记自己最亲近的大臣索额图被父亲处死的事情吗？　　史料证明，允礽的疯病好了。所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右，康熙发现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其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在其中。康熙恼火非常，他认为这是太子又想成立太子党。步军统领托合齐本是太子乳母的丈夫凌普的朋友，曾任内务府总管，凌普的贪横弄权为康熙所深知。步军统领其实就是九门提督，等于后来的京区卫戍司令兼警察署长，如果成为太子的死党，康熙的安全就很容易受到威胁。当初索额图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也是正一品，也是握大权的要职。清制，武职之正一品官与文职之大学士相当者，即为领侍卫内大臣，掌统领侍卫亲军。现在去了索额图，来了托合齐，康熙当然放心不下。不久，他便以对付索额图的办法将托合齐、齐世武处死。处死理由为：两人贪污受贿太子二千两白银。并发了一道上谕说：“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允礽在这件事以后，病又复发。但这次病症主要表现在言语上，“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他向着苍天大喊，质问苍天，并且也间接地质问父亲。　　他在太子之位并没有四十年，他似乎在四舍五入。也许四十年不过是一个虚数，他那声长叹还可以这样来叙述：古今天下，岂有一辈子太子乎？　　他被复立太子后，企图重新结纳亲信，扩张势力的欲望本就很正常。这时的他已经三十五岁，而其他几个皇子的势力正在慢慢地扩大，这样的形势放在任何人面前都会有所担心的。万一出变故该怎么办？万一，自己再被废了该怎么办？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预知，也不可能让他放心。就在他时时担心的时候，又有谣言说“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这话对他来讲犹如惊弓之鸟。这个时候，他太着急了，慌中难免会出错，可这怪不得他。因为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嗅到了那种腥风的味道，他只是想尽快即位做皇帝而已。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康熙将允礽黜废，禁锢咸安宫。从此，允礽消失了，彻底地消失在皇帝宝座前。只是因为他那句仰天长叹的话，只是因为康熙觉得这个太子仍旧如从前一样结党营私。也是从这以后，康熙彻底放弃了再立太子的打算，后来，他虽然命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但到死也没有使用，或许是没来得及使用。　　允礽太子的第二春只不过三年零七个月，在这三年零七个月里，皇八子党并没有闲着。有关太子允礽的坏事一件都跑不了，他们都将这些事情上报给康熙，没有的事，他们就捕风捉影。康熙将允礽废黜后，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可过不久，这些人又跳了出来。　　有一天，康熙忽然发现，允礽已经没有力量再与皇八子党抗衡了。他的结党活动完全是小儿科，难成大事了。这样一个太子，即使有一天把位置传给他，他能保得住吗？康熙叹息，这个可爱的老头也不想想，是谁把太子的势力折腾成现在让他叹息的田地的。一方面，他想要允礽长得更加茁壮，另一方面却总挖允礽的墙角。矛盾，后人可以看到他矛盾的心态，而他自己却觉察不出来。也正是因为允礽的力量被严重削弱而允礽却想要增加力量，所以，太子之位的争斗更加白热化。最后，康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废黜允礽。后来史学家认为，允礽的再废，防止了政变的发生。如果不废，允礽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纠纷必将愈演愈烈。　　但是，允礽的被废黜，并没有改变后来雍正对兄弟的杀戮，反而因为允礽的被废黜才导致了雍正这个奸诈小人的“归来”。　　不该有的浮沉(1)　　如果可以给历史人物加一个属于人性的评论，那么在允礽的评论中，就应该有一句话是：他失败了，败在了人性上。从这位大清第一位皇太子也是最后一位皇太子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不适合打仗的满洲贵族。　　康熙对他的教育完全是中原文化的那一套儒家思想，但是，允礽对这一套思想似乎并没有领悟透彻。在这位皇子身上，同时有满族马上的征战杀伐血液，而康熙又强行把仁义那一套儒家思想灌进他的血管里。两种血液并不会交融，只会抗衡。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这种抗衡只能导致了允礽既有儒生忍辱的一方面，也有骑士性情暴躁的另一方面。当两者到了完全不能融合的时候，就会突现出来。所以，允礽能做太子达三十多年，又不能忍到最后。　　其所犯之疯病，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性格的另一面在作怪，也不愿意相信是巫术的力量。　　和允礽有关的事情大概只有那么几件，第一件是他性情大变，把人往死里打，第二件是他偷窥康熙。　　如果我们把第一件事放到当时的环境下来讲，大概有如下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他血液里本来就有的满洲民族的暴躁脾气被儒家思想围追堵截了多年而爆发出来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大阿哥找的那个喇嘛在拿针扎一个小人，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第三个解释是，很可能是儒家思想的变相搞怪。孔子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允礽错误地理解成，有道则好好做太子，无道就拼命折腾，以示对康熙活了那么多年的反抗。　　至于他的第二件事，就有点鬼怪了。偷窥这种行为本身是必须要有目的性在里面的，不然，就不是偷窥，而是偶尔撞上。如果历史记载属实，那么允礽偷窥康熙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有如下解释。第一，允礽是故意的，因为他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实在是不想当太子了，要么让自己滚蛋，要么把皇位让出来，不然，我就以怪诞的行为来骚扰你。第二，他的确是被那个口中念念有词的喇嘛控制了，身不由己地跑到康熙帐篷边上往里看，并且还故意弄出大响动来让康熙察觉。第三，他想刺杀父亲，目的还是因为父亲活的时间太长了，自己做太子的时间也太长了。　　第三个解释肯定不成立，因为当时康熙的帐篷旁边都是卫兵，允礽不带兵器肯定不敢刺杀；第二个解释属于迷信范畴，我们暂不考虑。可两个解释都否定了，第一个解释又不是很让人信服。这该如何是好呢？如果不能解释，那么，我们只能证明这件事情是假的。虽然康熙也说，自己在帐篷里正要脱衣睡觉，看见允礽贼一样的眼睛，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疑心康熙在撒谎，不然就是史官在撒谎。　　但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答案了。康熙对允礽的态度转变（据历史记载）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要十七岁的太子来看望他的那一年，他忽然发现这个苦心教育的孩子很不孝顺，枉读了那么多儒家典籍。　　也正是从这以后，允礽也忽然觉察出了父亲对自己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心理的落差让这位太子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在上面我们分析过，康熙在允礽的心目中永远都是不会倒下去的，况且，康熙那次的病并不是很重，与太子同去的皇三子显然有演戏之嫌。之于允礽，一个永远不倒的父亲偶尔病重，难道自己一定要装出如死了亲爹一样的难受吗？　　康熙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让这位太子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理脆弱和他所受到的教育严重地干预到了他的思考方向。他认为，父亲定是另有新宠了。太子在十六岁前并没有结党之所为，在十八岁那年，他曾大宴宾客于东宫。这件事更让康熙为之愤怒，其时，康熙还没有担心他能做出什么来，所以，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康熙只是斥责了几位参加宴会的大臣而已。可这件事依旧在太子心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父亲真的有“新宠”了。　　或许是出于撒娇，或是出于对父亲另有“新宠”的报复，他开始做出种种不合常理的事情来。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把那个喇嘛抬出来，因为巫术的特点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也正是因为太子本身的原因和那个喇嘛，才让他后来性情大变。一部分是生理原因，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对父亲的提醒，甚至是挑战。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对当初允礽的确受了喇嘛的诅咒而表示怀疑。据告密的皇三子说，此是大阿哥所请的喇嘛所为，大阿哥本是皇八子集团的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太子之争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这一切难道康熙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这样一个被千古传颂的英明帝王不会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无所察觉，更不会置之不理。他曾想尽各种办法平衡两股势力，直到难以平衡的时候，他则痛下杀手，将快要威胁到自己的那股势力铲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允礽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就仿佛是精心浇灌的一朵玫瑰花到后来却成了一盆仙人掌。他望着这盆仙人掌惋惜又痛恨。惋惜的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把玫瑰变成仙人掌的；痛恨的是，玫瑰怎么一点定力都没有，就被人变成了仙人掌。如果把他和允礽调个位置，相信，他也会从玫瑰变成仙人掌。那简直是一定的！　　结局谁做主？　　允礽被废黜十年后，在公元1722年冬，康熙忽然不行了。多年来的病情积攒到一起会聚成一股强大的能量找上了这位老而不死的老头。据史料载，他当时传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入见。在御榻旁，康熙讲了他的遗诏，最后一句是：“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对于这份遗诏，后人有太多的评论与猜测。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新任皇帝，这个后来称为雍正的家伙是如何对待允礽的。　　从历史可以得知，允礽第二次被废后，就被康熙禁锢在咸安宫。满脸憔悴，头发已白。十年的囚禁生涯早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废物，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东山再起了。虽然，他一直希冀的老而不死的父亲已经离去，但此一时彼一时了。我们真的很替允礽抱屈，在他被废后，康熙还活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被废，必须还要等上十年。老天睁着一双视天下苍生为刍狗的眼，看着人间帝王家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替允礽高兴，他终于被废了，不然，再等上十年，他肯定会在等待中寂寞地死去。　　在十年禁锢生涯结束的那一刻，当允礽看到高高在上的皇帝不是皇八子时，他肯定很高兴。他本以为父亲一死，上台的肯定是八弟，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如今，不是八弟，也不是八弟党的人，他松了一口气。　　可他放松得太早了，相反，这口气就根本不该松。雍正继位后并没有放了他，出于皇帝登极有大赦天下一说，便将其封为理郡王。而雍正这个瘪三在同一年命于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到那里继续幽禁。第二年，允礽死去。　　他辛辛苦苦地等了三十年，等到一个十年禁闭，好不容易等到老父亲死去，迎接他的依旧是永无止境的禁闭。这样的一个命运，要它还有何用。　　在他临死时，他是否还会记起自己当初扈驾在边行宫，夜间对月而作的诗：　　赤乌才下黄金丸，碧霄飞上白玉盘。　　边城盛夏无暑气，凉夜清露何。　　长空万里浮云净，圆光素影如悬镜。　　行宫此夜满琼瑶，人间天上相辉映。　　词客漫言边境苦，白草萧萧塞上土。　　只今四海为一家，雁塞龙沙驻翠华。　　但见居民安本业，曾无戍卒忆天涯。　　寒辉顿觉炎威失，仿佛珠光射银阙。　　今宵心迹喜双清，试咏新诗对明月。　　与他的父亲康熙和他的弟弟雍正相比，他的文才绝对是第一。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就如他在黄河边上所作的“黄河天下艰难险，万古亘乾坤。不睹灵涛壮，安知禹力尊。水雷无定响，江河欲全吞。此际乘槎稳，安澜荷圣恩”一样，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都跟着康熙到另一面“荷圣恩”去了。　　从整个允礽两立两废事件来看，他自己多少要付点责任，但更大的罪魁祸首是康熙，也正如允礽所怨恨的那样：世间哪有做太子做一辈子的？　　康熙长寿，于他个人来讲是好事，于允礽而言，却是大不幸。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可怜允礽而让康熙早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人性。　　我们讨论一个人在当时环境下的悲惨遭遇，过多地是将其纳入到那段大历史当中去。每个人都仿佛是一个符号，在大环境下机械地做事，身不由己地思想。喜欢大谈历史特谈历史的人总将允礽之结局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请问，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允礽难道一生下来就跟自己说，自己绝对当不上皇帝，自己最终会被雍正禁锢而死？　　如果一定有历史的必然，那这种必然就是，康熙活的时间太长了。第二　　不该有父皇　　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倘若扶苏不死，而顺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史料未记载任何关于扶苏理政的才能，可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其实，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结局，那么悲伤而零落，让人还没有品赏完他的名字就开始对他的结局伤感了。秦朝之灭，无数的人有无数的看法，并且有理有据。这其中的看法里，却有一种假设，如果是扶苏当国，秦朝会不会按照始皇帝的意图二世三世万万世地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因为关于这位封建帝国的第一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了。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来探悉出他的“仁德”，我们不需要再探悉出“治术”，因为在当时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术”。　　扶苏何以死？因为一纸假诏！但从其与秦始皇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凭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识不出诏书的真假。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始皇。　　扶苏之死(1)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作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扶苏在上郡(1)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扶苏被派往上郡（今天的陕西绥德）做大将蒙恬的监军。其实，蒙恬根本就不用任何监军，他对秦帝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也没有任何人怀疑的，包括秦始皇在内。　　从繁华的咸阳来到荒凉的上郡，扶苏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出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父亲把自己放逐了，远在四方巡视的秦始皇也想不到扶苏会这样想。在这位千古一帝的父亲看来，儿子太“软弱”，太“妇人之仁”。　　一个用法家思想从脚跟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从臣子到布衣早已经习惯了严刑峻法。而扶苏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自己弃法从儒，这非但不可能，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所以，他看到了在眼前站着的扶苏，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恐慌。大秦从祖宗孝公时就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立国，到他这里已经六世，祖宗成法不可变！也变不了！　　他想，绝不能再让这个扶苏在政治权力中心晃荡了，他迟早会把自己和祖宗经营多年的国家毁于一旦。他真想把扶苏踢趴下去，然后指着帝国的版图告诉扶苏：这一切都是用杀戮得来的，如果单靠仁义道德能让我拥有这么大的版图吗？！　　摆在他面前的处置扶苏的路有两条，第一，让他参政，用他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刁民四起的帝国；第二，杀掉他，免得以后他改祖宗成法。　　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既不杀他也不用他，而是要他到蒙恬处去体验一下生活，要这位儒生看看，凭道德礼仪这些虚的东西能否使天下臣服。　　蒙恬在上郡到底干什么呢？他用秦帝国的主力主要在做两件事：尽可能地击败匈奴、修万里长城防御匈奴。　　击匈奴就要战争就要死人，这俨然违反了儒家的“以德服人”的宗旨。修万里长城就要用大批农民，也要死人。这又违反了儒家的“以仁治国”的思想。　　总之，在今天看来，扶苏在上郡所见所闻的痛苦比之他在咸阳见父亲所作所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如今陕西的绥德有这样两处景点：扶苏望月台与扶苏呜咽泉。从名字上来看，这两处景点都充满了悲哀之情绪。望月是想家，呜咽或许还是想家，更或许是见到生灵涂炭而伤心难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他或许是想父亲了，父亲已年迈，时常有病，那个寻找多次的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迟迟没有结果。父亲身边的人都以杀戮刑罚为能事，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为父皇担心。　　当公元前212年，希腊人阿基米得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也是公元前212年，扶苏被流放到上郡去体验生活，秦始皇也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大秦帝国。　　秦始皇的本意是想要扶苏跟蒙恬处理好关系，这对他以后亲临大秦帝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蒙恬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秦朝主力都在这位蒙大将军手里。他想把扶苏交给蒙恬，虽然他没有直接告诉蒙恬，好好培养扶苏。可他想，蒙恬又不是傻子，定会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的。　　但秦始皇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一介武夫的蒙恬和崇尚“仁者才可无敌”的扶苏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况且，作为长子的扶苏并没有正式被确定为太子，而且由于秦始皇对手下将领的法治严酷，蒙恬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　　蒙恬是什么人？亲眼看着战争、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一只老狐狸，当扶苏还没有被立为太子，秦始皇还在人间的时候，他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他要避嫌。老实说，秦始皇到了晚年，喜怒无常，任何人似乎都无法真正了解他，即使在他身边的赵高有时候都会犯嘀咕，老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远在千里之外的蒙恬怎么会知道他把扶苏安排在自己身边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老皇帝是想监视自己，还是因为扶苏总是忤他意，想借刀杀人呢？　　由上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错就错在没有马上立扶苏为太子，而导致了与蒙恬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融洽的地步。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除了望月就是呜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在那里生活得并不开心。眼所见之事、心所想之意都与蒙恬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开心呢？他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安定的朝堂之上都没有市场，到了战火硝烟的边疆更是屠龙之技了。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从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的思想对蒙恬的所为起过影响。从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蒙恬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长城，他手中秦国的主力军却不用，而征农民修长城。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当时的“监军”职责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并不大。不然，一向鼓吹仁义的扶苏不可能不对蒙恬的大征百姓修长城而置之不理。　　他的老父亲正在四处巡游，以示千古一帝的风范，而他自己却在上郡见人死人悲，却毫无办法。这仅仅是扶苏一个人的悲哀吗？五年后，我们知道了这是大秦帝国的悲哀。而这种悲哀的产生，仅仅因为秦始皇把扶苏调到了上郡，却不给他任何他应该有的名分，也不给蒙恬明确的指示，使得扶苏在上郡的两年不过是浪费了七百多天的光阴。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始皇死时，扶苏在都城，事情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这种假设实属于徒劳，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扶苏自裁的那一幕。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因为有了一个嬴政。　　世间何以有嬴政(1)　　嬴政就是秦始皇，习惯地称他为千古一帝。因为是他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生于公元前259年，终于公元前210年，姓嬴，名政。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在位，公元前238年亲政。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郡县制度，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长城，防御匈奴等，同时还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并派人去寻找不老长生药。其治国思想为法家思想，在他去世的前几年里，身后左右除了女人就是法家的人。　　这可以算是秦始皇的简历，但我们并不是要讨论他的简历，而要说的是，为什么秦朝会有这样一个皇帝，脑袋里总装着法家的“刑名”之学？　　想要知道这点，就必须从商鞅说起。诸多学者都讲，秦朝之亡实亡于商鞅，此种论断是对是错，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历史上对商鞅之功绩的传颂大都集中在他的改革促进了秦国的强大方面，从而能让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侵吞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商鞅之变法的确促成了秦朝的强大，但同时，他也把法家思想彻底地灌输给了秦国，使得后来的秦国君主无不以“刑名”为治国之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诸候国或许其他东西少之又少，但人才却是相当的多。因为当时没有户籍制度，所以这些人才可以四处奔走希望能将自己所学卖于赏识自己的国君。巧的是，商鞅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秦国，把自己的“刑名”之学倾情授于秦孝公。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对秦国实施大手术。　　在政治上，商鞅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第一，制定二十级爵。制定二十级爵的做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做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首级”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另外，还规定，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做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第二，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他把秦国分为四十一县，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第三，实行什伍制度。秦国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到了商鞅这里，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近似于后来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其政治方面的措施有利处，但也有不利处，就是刑罚的严酷。　　在经济方面，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他的确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在当时的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用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田地。此后秦国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第二，重农抑商政策。秦国当时“据崤函，拥广雍州之地”，占尽了地利。所以，他必须要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　　第三，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如有违犯要重罚。　　在社会方面，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为：凡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现在谈商鞅的这一系列改革似乎很轻松，也很有激情。其改革方案头头是道，让人不得不佩服商鞅的治术，但这一系列改革却是在血与泪中完成的。　　“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是当时秦国社会一现象，没有人不怕死，商鞅在变法中酷用严刑，甚至把脏东西倒在路上都要受刑罚，他后来的死也就不言而明了。　　贾谊说，“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一心于进取”，两年后，秦国的社会风俗便败坏了。本来秦国就是一蛮夷，因为礼仪关系而不被中原各国认可，商鞅的大变革更是雪上加霜。而同时，因为商鞅的变法让六国感觉到了危机。他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对秦国嗤之以鼻了，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　　历史往往是这样，当所有人都把礼仪当回事，并坚持礼仪的时候，一个不坚持礼仪、不把礼仪当回事的人就能把这些人击败。　　秦国即是如此，野蛮的国家往往会取得暂时的大胜利，因为它一门心思只在进取上。至于仁恩礼仪，与它毫无关系。　　或许也正是屡屡挫败六国的胜利现象，让秦国从秦孝公以后的各个君主都认为仁义纯粹是扯淡。只要有强大的土地、人民和军队做后盾就可以了，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就让它尘封吧。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始，秦国君主的思维里仍旧存留着这种思想。秦始皇用法家代表人李斯，时时处处听他的意见并采纳之就是明证。　　在开创时期，用法家之术当然是明智之举。可当帝国已成，犹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犹不知仁义之厚，还相信“民之畏死，当以死惧之”的荒唐理论，岂不哀哉？　　后人评价说，秦孝公“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商鞅的确谋了上述之功绩，但他同时也为秦国谋划了“以刑治国，一千年不变”的治国思想。　　秦之亡，实亡于商鞅，难道没有道理吗？如果不是他，秦始皇怎么可能容不了欣赏儒家的儿子？如果不是他，扶苏何以会因为有那样一个刻薄寡恩的父亲而自杀？扶苏不死，大秦不灭，还需要证明吗？　　李斯、赵高、胡亥(1)　　直接毁了扶苏的就是这三个人：李斯、赵高、胡亥。三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结成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杀人组织的确让人惊讶不已，因为在始皇帝生前，这三个人对始皇帝毕恭毕敬，几乎不敢多走一步路，生怕被夺了性命去。可当始皇帝一死，他们人性里最肮脏的一面就立刻暴露出来了。　　如果单纯地将这三个人的丑行归罪于法家的不施教化，实在是太冤枉法家了。不过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这三个人的确是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把扶苏送上了黄泉路。　　始皇帝的第五次巡游可以看作是死亡旅行，当他的尸体还没有发臭时，李斯、赵高和胡亥已经达成了杀掉扶苏的共识。　　在今天看来，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李斯怎么会和阉人赵高走到一起呢。李斯，楚国上蔡人。生性聪颖，幼年苦读诗书。年少时，曾当过一个小吏。后来与韩非一起跟荀卿学“帝王之术”。当学成时，他放眼天下，发现六国皆无一前途，包括自己的祖国楚国。于是，他去了秦国。先是在吕不韦门下充当了一个舍人，吕不韦见其有奇才，便经常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这样，他则有机会见到秦王。他把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第一篇奏章《论统一书》中，力劝秦王趁六国皆弱之机，对之“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秦始皇大加赞赏，从此视他为心腹，每事与他议决，又拜他为案卿。　　公元前231年，秦王忽然下令驱逐外地人口，很文明地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便向秦王献上《谏逐客书》。他写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得……”总之，大概意思是说，驱逐外地人口并不是好事，这些外地人为秦国作了很多贡献，如果将他们驱逐，秦国就无法成为泰山、无法变成江海。　　秦王看后点头称是，立即下令废除《逐客令》，留下所有愿为秦国效力的人，并专门派人把踏上离秦之途的李斯请回，官复原职。此后，秦始皇对李斯更是刮目相看，言听计从。利用李斯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大政方针，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仅十年时间秦王就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李斯由廷尉晋升为丞相。　　在其丞相生涯中，他辅助秦始皇开疆扩土，并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设天下为三十六郡，中央任免各级官吏，运全国于掌握之中。同时，统一法律政令，使举国法令一致；统一度量衡，便于全国公平交易；车同轨，修直道，便于交通往来和战争之急需。可以这样说，秦代的典章制度都是出于李斯之手，后来各个朝代的政教法制也多从这里继承。　　写得一手好字的李斯怎么看也看不出能和赵高那样的人为伍，但他的的确确参与了杀扶苏的计划。扶苏死后两年，李斯也被赵高杀死。在临赴刑场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想再与你一起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还能做得到吗？”这和他年少时看着茅厕里的老鼠叹息“做老鼠也要做仓中鼠”的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两句话里便看出李斯对权力的渴望之情，越是渴望的东西当失去时才会顿然醒悟：我真该牵着狗去追兔子；做老鼠也可，即使在厕所里也可。　　赵高后来被子婴杀掉的时候，什么感叹语也没有。这个把秦朝折腾得只剩下一个“大秦帝国”空名的人在当初何以会有违反秦始皇诏书的行为呢？　　暂且不管他的身世，这个人的真正的出现似乎就是在他矫诏杀死扶苏拥立胡亥继位后。他想立胡亥，不过是因为跟胡亥太熟的缘故，胡亥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秦始皇命他授胡亥秦朝律法等事。况且在他眼里，胡亥就是一个笨蛋。拥立这样一个笨蛋皇帝可以左右之，另外，扶苏万一登基，自己的前途堪忧啊。　　他也是这样劝李斯的。　　“万一扶苏登基，你说丞相的位置会给谁？”　　李斯茫然，难道还能出现废丞相之事？　　“肯定会给蒙恬，因为他们两个熟啊。”　　扶苏与父亲：儒与法的缠绵(1)　　法家思想最突出的就是“以力兼人者也”。就是说用武力来得到天下。这其实并不为过，自古就有“打天下用申韩”的思想。但是，法家最大一个弊端就是守天下时却认为，“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把天下的人都当作“奸民”来治，完全符合了法家的“人性本恶”论。“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是好事，但“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就有些太残忍了。想用这种方法达到“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的目的或许在某一时间内起作用，但长此以往多是弊有余而利不足。　　秦始皇之所以能吞灭六国，是和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历史上，历史往往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而改变方向。秦始皇无论是对六国还是对手下臣民都是以“严酷”闻名的。　　后人多对当初刺杀秦始皇的刺客荆轲报以同情，原因就在这里，秦始皇的残忍所为的确该杀。他想要把这种性格让全天下人知道而因此不敢反对自己，他就必须要让身边的人也明白自己的奢杀性格，扶苏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扶苏的“仁懦”不知师从何人，当初，帝国未成时，秦国上下都在杀人放火；帝国初成时，又大兴各种各样浩大的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帝国未来太子的扶苏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学习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呢？　　在秦朝“法家”铺天盖地的气氛中，怎么会有人敢对崇尚法家的老头子秦始皇的儿子进行儒家教育？我们持着这种怀疑不妨来读一下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谈到的扶苏，暂将其原文引下：　　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张居正认为扶苏就是受儒家教育多年的一个准太子，还指出，如果扶苏上台，他一定会将秦朝的治国之思想改变，从而使秦朝加速灭亡。如果分析一下当时张居正所面临的情况就不难得知，因为他想改革，所以借了这个“仁懦”的扶苏来阐释想要变法，必须要向“申韩”取经，而不是什么仁义道德。　　儒与法的斗争到秦朝时已经不算是斗争了，只能看作是法家这个卤莽少年在欺负着儒家这个小孩。秦始皇可以随便杀书生，把所有他认为该烧的书都烧掉。而作为长子的扶苏只能看着，大不了说上几句话。　　儒家的学说从古至今都像是一个穿着厚重的盔甲站在那里的柔弱妇女，人们来往中向她看去，果然非同凡响。可是一旦有个混蛋上前把她推倒，她就很难站起来。而法家则像一个赤条条地拿着斧头的汉子，看着就已经让人胆战心惊，更何况是他开始抡斧子了呢！但也正如老子所言，砍人的人迟早被人砍。　　法家的思想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活力，因为它是“禁于已然之后”的，所以，效果显著，不像儒家“禁于将然之前”那样藏头露尾，不被人注意。　　秦始皇无疑就是那个赤条条的汉子，拿着斧头砍完了六国又开始砍那个早就被他推倒的柔弱妇人。事实上，扶苏师从何人学儒家思想已经不重要，他在当时的秦朝因为性格仁慈就俨然一个儒家的代言人了。　　当初，假诏到他面前时，他几乎没有加以考虑就挥剑自裁。因为，他太了解父亲了。父亲对他的主张从来都是大肆反对的，所以父亲让自己死在他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也没有听蒙恬的建议去找父亲问一问，为何要赐自己死。用他的话来讲，父亲让儿子死难道儿子不死吗？　　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应该就是，在那个到处都是杀伐的时代，在那个强者生存的时代，他的柔弱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他在上郡的两年因为眼所见，耳所闻，已经对当时的世界失去了信心。而这种信心的失去正是他父亲的“刚猛治国”造成的。　　有一个传说是关于扶苏名字的，据说其母郑妃是郑国人，喜欢吟唱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始皇便将两人之子取名“扶苏”，“扶苏”是古人对树木枝叶茂盛的形容。可惜后来，秦始皇亲手砍了这棵树。　　胡亥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死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当然也有没有被他弄死的，但终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朝廷大权都掌握在赵高手里，于是有了“指鹿为马”这一成语，有了李斯去遛狗的想法。　　倘若扶苏不死，而顺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史料没有记载任何关于扶苏理政的才能，可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戾太子刘據：他反了吗？　　戾太子刘據：他反了吗？　　父亲的影响力太大，以至于遮蔽了这位太子的光芒。父亲晚年太过于昏聩，以至于把他逼上了绝路。有人说他是造反，但大臣田千秋却道：儿子玩弄父亲的兵器该当何罪？他的自尽从另一面反映了汉武帝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帝王的另一面。儿子被人诬陷，却不敢找父亲解释，是谁之过？答案已不言自明。　　巫蛊事件(1)　　一切都应该从汉武帝的两个梦说起，这一年是公元前92年，汉武帝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人一老，就喜欢睡觉，但却睡不安稳，还常常做梦。他的第一个梦是在中午时候进入他脑袋里的，一个高个男子举着一柄长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然后举起剑来，正要砍下去，他大呼一声，醒了，蒙眬中发现一个男子从门口逃了出去。人一老都怕死，汉武帝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派人去追带剑男子。两个侍卫队长领着侍卫搜了大半天，鬼影也没有。这两个队长只好报告给汉武帝，说连个鬼影都没有。　　汉武帝不相信自己是在做梦，既然不是做梦，那么，那个男子就是真的要杀他。而这些人竟然没有搜到，喝道：“推出去，斩！”　　两个队长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捉不到皇上梦里所见的人而被杀的，汉武帝杀了这两人后，命令下去先搜皇宫，接着是后苑，最后连京城老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士兵搜了个遍。结果是：连个鬼影都没有。　　汉武帝那几天颇不自在，他用他早已经糊涂了的脑袋想：既然不是人，那很可能是鬼怪妖魔。因为在他统治的那几十年里，国家流行巫蛊术。所谓“巫蛊”，就是将桐木雕刻成木偶作为自己的仇人的象征挖个坑埋了，大意是我祝你早日入土。然后，每天都要对着所埋木偶之地念念有词。这个“词”，不确定。素质高一些的可念一些“祝你早日升天”，若是素质低的直接就念：“去死吧。”　　汉武帝对付鬼怪妖魔，的确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于是，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宠臣江充。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瘪三，他是赵国邯郸人，当初，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他也因此而成了太子府的常客。不过，这个人的所作所为颇不让刘丹满意，有一天，就让他滚出了太子府。此人一气之下，也不管妹妹日后的幸福了，跑到了长安告发刘丹在地方上违反法纪，武帝大怒，把刘丹捉进牢里，不久，刘丹死了，而江充却升了。到了公元前92年时，他已经是西汉最大的“特务机构”的头子了（指绣衣使者）。　　江充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找出汉武帝梦中所见的人，深牢大狱传出有人要告发朝廷重臣的消息来。江充乐坏了，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是一个叫朱安世的草莽要告大臣公孙敬声用巫术害皇上。　　公孙敬声官居太仆，其父公孙贺之妻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公元前103年，公孙贺被升为丞相。父子两人都居高位，自然就骄横无比。公孙敬声有一次居然动了军饷多达两千万。案发后，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请抓捕朱安世以赎子之罪。汉武帝非常高兴，他恨死了这个被阳陵人称为大侠的朱安世了。　　不久，公孙敬声真的就把这个大侠朱安世活捉了，被扔进大牢时，这个大侠对公孙敬声道：“公孙家从此可矣。”　　公孙敬声并没有当回事，还得意地踢了这位大侠两脚。可这位大侠向来都是一诺千金的人，他在牢里就开始琢磨怎么让把自己活捉的这个人完蛋，最后，他终于想到了汉武帝的忌讳，其实，这是所有君王的忌讳——巫蛊*。　　江充把大侠写的文字润色了一下，呈送给汉武帝。大侠先告的是公孙敬声与皇后卫子夫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接着就是，两个人之所以私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想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诅咒皇上的言语恶毒之极。汉武帝魂不附体，就把当初那个带剑男子和这件事扯上关系了。于是，开始对公孙贺父子下手，两父子在江充手下的酷刑之下，不久就死于狱中，其整个家族都被处死。几个月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而被处死。　　卫子夫着急了，太子刘據也着急了。他们觉得汉武帝这是在对自己的骨肉开刀，也就是说，下一步，刀锋就要转向自己了。两个人虽然着急，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就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第二个梦准时地出现了。这个老头爱做梦的程度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公孙贺案结束后，汉武帝突然就病倒了，一天中午，汉武帝睡梦中见许多人拿着大棒，向他的脑袋纵横驰骋。他大惊，忽地从床上坐起，浑身冷汗。急忙把江充找来，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江充想了一想，就说道：“巫蛊。”　　汉武帝道：“公孙父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江充道：“恐怕另有他人。”　　汉武帝抹了一把汗：“查！”　　江充慢慢地走出汉武帝的住所，就开始查办。所谓的查办，就是到处挖地，一旦挖到木头之类的貌似人形的东西就把该地的主人找出来，严刑逼供。如果有钱，送点钱就算了事，倘若没钱，那就等着收尸。公元前91年这一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太子刘據见到江充如此胡作非为，常常站出来为被陷害者说话，有时候还指着江充的鼻子大骂其是奸佞。为此，江充记住了太子。每当夜幕降临时，他就想，皇上已经快要老死了，一旦太子继位，自己岂不是尸骨无存？　　汉武帝的梦还在继续着，江充就找到汉武帝，对汉武帝道：“皇上龙体不安，肯定是皇宫中有人用蛊气在害您。”　　汉武帝大惊：“该如何是好？”　　江充道：“可到甘泉宫养病，为臣好在宫中查是谁在诅咒皇上。”　　汉武帝马上就走，他一走，江充就拿着诏书，在宫中到处搜掘木偶。当然，他先把木偶放在那里，然后去挖，肯定能挖到。挖了几天后，就挖到了东宫。　　因为他有汉武帝的圣旨，所以，太子刘據不敢不让他挖。他也不客气，命令手下，用心地给我挖。一群人几乎把东宫挖了个底朝天。刘據等这些人一走，忽然发现，自己的床没有地方摆了。　　挖了几天后，江充挖出了如下东西：桐木人无数个、帛书一卷（上面写了谁也看不明白的咒语，但江充一下就看明白了，得出结论：是诅咒皇上早死的咒语）。　　他挖到这些东西后，就跟太子说：“你看，巫术那一套东西你这都有了，我要去甘泉宫报告皇上。”　　太子刘據冷笑两声，对于江充和自己的父亲，他都很愤恨。父亲现在拒不接见自己派去的使者，而江充这个混蛋又总找自己的麻烦。他对父亲失去了信心，父亲爱做梦，做完梦就杀人，在这个时候，谁有木偶，他就杀谁。刘據冷笑两声后，就找到了太子少傅石德。几天后，江充为自己所犯的罪行付出了死的代价。　　“造反”有理　　石德见到太子，得知了全部事情的经过后，不语。刘據不知道这位师傅在想什么，就催问。石德还在想，如果太子有事，自己肯定也得完蛋。见太子催问之急，就说道：“太子可还记得公孙贺父子事件？”　　太子道：“当然，我恨死了江充那厮。”　　石德继续道：“公孙丞相一死，您的两位妹妹也被处死。这是您家族的不幸。他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挖出了证据。而现在太子您的情况也是如此，皇上年迈被江充所欺却不知。一旦江充把事情报告给皇上，太子您的厄运就来了。”　　他说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有听明白该如何是好。　　石德卖完了关子才谈到正题：“江充为什么想挖什么就能挖到什么，很简单，他事先埋好了，可皇上不知道，您也无法分辨。如今之计，可以冒用朝廷的符节收捕江充以及其党徒，然后马上处死，再向皇上解释。”　　太子听了大惊，“这是谋反啊。”　　石德道：“现在皇上说是在甘泉宫养病，但生死谁知道？而江充却以皇上的名义如此作恶，太子殿下难道忘了当初秦时太子扶苏被诬杀的事情吗？”　　太子转了几个圈，一咬牙：“好，只好如此。”　　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七月九日，太子先派自己的门客充当使者收捕江充等人。当门客当众宣布圣旨时，江充的同伙韩说跳了起来，说圣旨是假的。门客当场就将其杀死，其他人只好乖乖就范。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跑了出去，快马加鞭奔甘泉宫。跪在地上的江充始终不明白，皇上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竟然要关押自己。　　他大喊，说太子想造反。刘據让他闭嘴，他不但不闭嘴，喊得更加起劲了。刘據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杀死。接着，刘據进宫禀明皇后卫子夫，并将皇后的车马拉来乘载射士，同时调出武库的武器，调动长乐宫卫队，发布告说江充造反已被诛杀。　　与此同时，江充跑出去的手下把长安城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汉武帝。汉武帝老了，而且还经常爱做梦，已经神经衰弱了。他听到只是太子假传圣旨，把自己最信赖的臣子江充给杀了，而且还把宫廷卫队调动了起来，并且把武器拿出来。这显然就是谋反。他下诏令当时的丞相刘屈氂调动军队捉拿刘據。刘屈氂觉得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事，自己最好不要插手，一旦两个人最后和好了，自己在两边都得不到好处。汉武帝见他仍无动静，就又下诏，令京城诸县的将士都归丞相调遣，并把自己印有玉玺的诏书让人交给刘屈氂，上面写道：“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　　刘屈氂这下放心了，从这份玺书中他可以看出，汉武帝是把刘據看成反贼了，杀无赦！在这个时候，父子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他与儿子刘據之间是皇上与逆臣的关系。　　当太子知道丞相是奉父亲之命来剿杀自己的时候，就跟百官说，皇上病危，奸臣作乱，希望大家起来讨伐。百官们都傻了，他们不知道谁是奸臣，谁不是奸臣。太子是不是造反，皇帝是不是还活着。一边是丞相，一边是太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站在丞相一边。太子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率领卫队在长乐宫一带与丞相的正规军拼杀。长乐宫卫队在正规军面前，简直就是小孩与巨人的区别。经过四天的血战，太子一方死伤惨重，无辜的百姓也死伤不少。太子只好转入巷战，但随着汉武帝的回宫，太子部下的纷纷离去，刘據发现，自己彻底失败了，他把母亲扔在了长安城，一个人逃了出去。　　汉武帝捉不到太子，就把怒气撒在了跟太子有关的人身上。将卫皇后贬为平民，皇后哪里受得这样的侮辱，上吊自杀了。太子东宫属官随同太子起兵的，一律诛族，京城中私放太子出城的官员，全部腰斩。汉武帝杀了这么多人觉得还不过瘾，就开始要人指证谁是太子一党的，一旦有人指出，绝不审问，立即格杀。　　那段时间，西汉的天空愁云惨雾，官员们哆嗦着上朝，哆嗦着回家。汉武帝以最白痴的姿态坐在龙椅上对太子的“造反”进行了最愚蠢的认定。　　戾太子的末路(1)　　曾放走太子刘據的守门将田仁被汉武帝诛杀时，很平静。他遥望着太子出城的方向默默祈祷。不仅是他，朝中大臣都希望太子能平安。　　因为没有捉到太子，汉武帝像一个疯老头似的杀人。我们实在不明白，父子俩到底能有多大的仇恨，而让父亲咬牙切齿地以杀尽跟太子有关的人为能事。　　朝中大臣虽然希望太子平安，但也更希望自己平安。在这些大臣里，有许多都曾和太子说过话，或者有人会说他们与太子交谈过。在这样的环境下，疯老头汉武帝不会认为你到底跟太子有没有说过话，只要有人说你说过，你就难逃厄运。　　可他们不敢让汉武帝别杀人了，一旦口齿不清，汉武帝会把他也杀了。这个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为一些无辜死去的人和将要死去的人说点公道话才对。于是，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掌教化的乡官“三老”令狐茂登场了。这位连乡长都算不上的“三老”居然向汉武帝上书，替太子刘據分辩。足可以说明当时朝中大臣们是怎么一个饭桶样子了。　　令狐茂给汉武帝的上书如下：“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犹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们的重托，而且他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邪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充。他心怀恐惧，所以子盗父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窃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青蝇》是这样写的：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它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决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據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慰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地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谨在建章宫阙外待罪，昧死上闻。”　　这是一封感人至深而又有理有据的信，它之所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原因就是看这封信的人是汉武帝这个疯老头。他看了信后，觉得文辞优美，抑扬顿挫，好极了。但，“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不变。　　其实，如果不是太子刘據慌不择路而跑到了一个穷乡僻壤泉鸠里，他也不能很快就被人发现。跟着他逃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儿子，另一个也是他儿子。三人在一穷苦人家住了下来，习惯了吃美食的刘據忽然吃起粗粮来，总唉声叹气。久而久之，刘據觉得过意不去，就想到了离这不远有一个他的朋友，家道殷实，不如去召他一见，即使不能重返京城，先吃顿好的再说。于是，他提笔给这位朋友写了封信，差人送去。　　想不到，就是因为这封信，使得邻县的人知道了泉鸠里来了几个陌生人，不久，这件事就传到了地方官吏的耳中。新安县令李寿迅速带兵赶往泉鸠里，按照这位县令的猜测，这三个陌生人里肯定有太子。我们不得而知，他这种猜测的根据是什么。当他把小小的几间民房围得水泄不通时，他似乎很得意。这个笨蛋没有想过，杀人者正是被杀者的老爹。　　刘據一看逃生无望，就返回到里间，关上房门，上吊了。房屋的主人冲了出去，挥舞着擀面杖似的武器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被乱刀砍死在地。太子刘據的两个儿子见父亲关上内房房门不出来，还以为他要逃跑，为了保护父亲逃跑，他们也冲了出去与官兵搏斗，被乱刀砍死。　　李寿像恶狼一样冲了进去，踢开内房的房门，看到太子刘據正在梁上吊着呢，赶紧让人放了下来，摸摸气息，他大喜，人死了。他飞快地派人去京城上表奏功。汉武帝得知儿子死了，虽然有点伤心，但说话算话，还是封李寿为邗侯。李寿以为这下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想不到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背后骂他，诅咒他生孩子没屁眼。李寿被封了侯，倒真成了被人人耍的猴了。　　太子刘據的尸体被运进宫中的那一天，我们不知道汉武帝看到儿子的尸体作何感想。据史料记载，他哭了。哭完后开始对自己的这种愚蠢行为进行反思，最后，他开始调查东宫中挖出木头人的事情。各方面的调查结果呈送上来后，汉武帝差点没有死过去。卫皇后和太子宫里根本就没埋过什么木头人，原来都是江充那厮从中捣鬼，谋害太子和卫皇后。还据史料记载，汉武帝逐渐了解到了太子刘據确是被江充一伙人所逼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动以干戈的，其实太子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　　汉武帝懊丧不已，他对自己以前对太子的所为深深懊悔，不仅死了一个儿子，还死了两个孙子。一想到这些，汉武帝就想哭。正值他为太子之事闷闷不乐、深深懊悔时，管理高祖庙的郎官田千秋知道了这件事，这可是晋升的好机会啊，赶紧写了一奏章。　　上面写道：“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应当受到责打；天子的儿子错杀了人，该怎么定罪？这是我做梦的时候，一位白发老翁教我这么说的。”　　汉武帝看了奏章，恍然大悟。他立即召见田千秋，两个人聊了聊已经死掉的刘據。汉武帝的泪水就下来了，他对田千秋说：“父子之间，外人难以插话。先生你却能阐明得这样简单透彻，这准是高皇帝托梦给先生，让先生来指教朕。先生应当担任朕的辅佐大臣。”　　就这样，田千秋升为大鸿胪。过几天，汉武帝下诏灭江充全家。江充的同党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苏文被捆绑在黄门外的横桥柱上，底下架上木柴，被活活烧死了。　　做完这一切后，汉武帝还是闷闷不乐，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太子知道您为他报了仇，一定会很高兴的。汉武帝大惊，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会不会来找他？为了让太子安息，为了让太子知道他对太子的思念之情，他在太子刘據殉难处建立了一座思子宫，又在其中建有归来望思台。年迈的汉武帝经常到泉鸠里思子宫里住上几天，以此来告诉世人：我十分想念我儿子刘據。　　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他玩的把戏。因为不久后，他又开始了巫蛊案对太子刘據的余波。太子刘據还在时曾有一子刘进，当时称史皇孙。刘进后来娶了涿郡的美女王翁须，生下一子，名叫刘病已，又称“皇曾孙”。刘病已生下才几个月，巫蛊案就爆发了。太子刘據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所有的姬妾都被诛杀。只剩下才几个月的刘病已被收押到大鸿胪所辖下的郡邸狱中。时任廷尉监的丙吉，奉诏主办巫蛊案件。　　这个丙廷尉还算有良心，并没有将刘病已杀掉，而是将其留在狱中，并特意让性情谨慎、为人忠厚的女犯人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征卿给这个“皇曾孙”做奶妈。他还把刘病已搬到地势较高、较干燥清洁的囚室，每隔一天，他都要前往探视一番。　　巫蛊案一拖数年，不能结束。后来汉武帝患病，轮流住在长杨、五柞两宫中。这时一些心怀不轨的家伙风闻太子的后人尚在京城狱中，就诡称：“长安狱中有天子气。”　　汉武帝一听，急了。难道有人想篡位夺权？！遂下令：长安城所有监狱里的囚犯，无论定案与否，无论罪行轻重，一律诛杀。　　当屠杀囚犯进行到郡邸狱时，正是晚上。内谒者令郭穰在狱门外宣读完圣旨，准备执行命令。丙吉不给开门，郭穰大怒，举着圣旨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丙吉说：“任何一个没有死罪的人，都不应该处死，何况此狱中还有皇上的亲曾孙呢？”　　双方开始僵持，郭穰想要攻门，但看到自己身边只有几个半死不活的太监，就打消了这主意。他和丙吉一直僵持到天亮，见无法执行命令，他怒不可遏，撤回手下进宫奏报汉武帝。　　他倒还算诚实，把丙吉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汉武帝听。汉武帝听完了，尤其是最后一句“何况此狱中还有皇上的亲曾孙”让他蓦然惊觉，他叹了口气对郭穰说：“这是天意。”又说，“我要大赦天下。”　　整个长安监狱几乎所剩无几，杀完人之后又玩大赦的把戏，我们可以肯定，汉武帝并没有老糊涂，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狂。这样一个人，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对刘據所做的一切是出于真心的悔悟。历史记载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信，但绝对不能轻信。可相信的事情自然很多，但绝不可以是汉武帝对刘據所做的事情。　　这个在年轻时代穷兵黩武，晚年嗜杀成性的皇帝本性里根本就没有人性这一说，你还指望他能做出一点与人性有关的事情来吗？　　如果他真的对刘據之死有忏悔之心，郡邸狱里的“皇曾孙”怎么解释？既想给人民以“忏悔”的样子，又不放刘據的后人，不正是顾此失彼吗？　　刘據早已有的危机(1)　　刘據出生时，汉武帝已经二十九岁。刘據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七岁时即被立为皇太子。刘據的母亲卫子夫柔情万丈，在舞蹈上又有所造诣，自然很得汉武帝的欢心。　　卫子夫受宠，卫氏势力自然不是一般的热，弟弟卫青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掌管着大汉军队，他们得到了汉武帝彻彻底底的信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卫子夫被封为皇后后，卫家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都分享到了浩荡的皇恩，过起了优裕的生活。当时的长安城到处都传唱着“生女当如卫子夫”的歌谣。这个时候的卫子夫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看着汉武帝慢慢变老，然后儿子登基称帝。　　但是有一天，她发现汉武帝来她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猛地照了照镜子，豁然发现，自己先老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她老的同时，儿子刘據也长大了。　　对于汉武帝而言，这位太子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太过于仁慈敦厚、温柔谨慎。汉武帝告诉他，男子汉大丈夫做事一定要有魄力，这种所谓的魄力也体现在杀人上。刘據却不这样想，他认为父亲太过于凌厉了。父子俩虽然没有争吵过，但内心深处的对立已经形成。卫子夫又年老色衰，傻子都能感觉到一股对自己不利的暗流在慢慢地向他们母子二人涌来。　　匈奴被灭后，霍去病又死了，整个卫氏集团在渐渐地衰落。汉武帝察觉到了卫子夫母子的惊恐与不安，他找到了当时还健在的大将军卫青，跟他谈天。　　“因为国家刚刚建立六七十年时间，一切都没有定型。加上四面外族侵略不已，朕不得不改变先祖的无为而治政策。如果不出动军队平定四夷的话，大汉朝就不能得到安宁。为了这些原因，所以不得不使天下人受劳受苦。”　　武夫卫青听了后，点头道：“这个我很理解，陛下四面兴师，开拓疆域，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臣民有所劳苦，那也是义不容辞的事。”　　汉武帝点到了正题：“假定后世都像朕这样去做，那必定要走上秦王朝亡国的老路上去。太子刘據稳重安详，必定能够使天下太平，所以不让朕担虑。如果要找一个守成的人主，在我的儿子里，似乎没有谁能比太子刘據更合适的了！我听说太子和皇后他们母子心情不安，认为朕不再宠爱他们了，其实哪有这回事？请将朕的意思晓谕皇后和太子。”　　卫青终于听明白了，也为汉武帝的做法表示很高的崇敬。他叩头谢恩完毕，就跑了出去告诉了太子刘據和姐姐卫子夫二人。　　卫子夫皇后听到老弟卫青转告的话，也为自己的疑神疑鬼而惭愧。二十多年后，她还会认为自己当初的疑虑是疑神疑鬼吗？　　事实上，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汉武帝和满朝文武方面，刘據的危机已经开始形成。汉武帝一朝，因为执行酷吏政治，所以酷吏自然就很多。其刑罚严苛又制造了不少冤狱，株连许多无辜。刘據仁厚恭慈，自然就看不惯父皇的做法，常常趁着与父皇见面的机会，劝告父亲不要重用酷吏，应该施行德政。他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种劝阻的危害。首先，他让父亲施行德政，这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性；其次，他让汉武帝不要重用酷吏，这是让那些酷吏失业。如果有人总在你老板面前劝老板把你开除，你该怎么办？　　卫子夫倒还懂得宫廷斗争的艺术，她很为儿子担心，告诫他少过问朝政，以免引起父皇的反感，影响到储位，还怕酷吏们报复，给太子构陷罪名。　　但刘據依旧我行我素，每当军队出征时，他就向汉武帝提出劝阻，让他不要征讨四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汉武帝想发火又发不出来，只好说：“你真是不识好歹，现在由我来承担艰苦，将来由你来享福，难道不好吗？”　　刘據危机的加剧，是在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去世和公元前106年卫青去世后，他母亲卫子夫和他彻底地失去了两根支柱。最初，政府官员中宽厚仁慈的人都依附太子刘據。而那些用法严苛的酷吏，则对刘據百般诋毁。宽厚仁慈的官员们畏惧权势，怕自身难保，因此不敢抛头露面，而严苛的酷吏们却结成一党。于是刘據在舆论上是毁多誉少。等到卫青一死，那些酷吏们不再顾虑皇亲的报复，遂光明正大地开始共同对付太子刘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