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泛泛扯开说一句,“州”这一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确实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却是时废时立,名称更是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州”面临厄运时,往往是政府为了裁减冗员,觉得省-县制也可以高效运转的时代;而这样的政策往往坚持不了多久,也不过是因为这样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最终发现“随便砍掉还真是不行”而已。 对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而言,面对几十个省级地方行政机构(比如中国的三十一个,美国的五十个),政务处理起来也并不轻松;而要“省”也承担这样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划不来了——因此,古代的“州”或现在的“地区”以及“地级市”应运而生,应该说也是必然的——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有两千八百六十二个县级地方行政机构,如果没有“州”这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对应为今天的地区、自治州、盟)作为中间层次,那么它们将直接归属于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样一来,平均每个省级地方行政机构大约要直接面对九十二个县,别说有条不紊地管理,光是想一想头皮都发麻——举例来说,假如你在公司里管着九十二个互相平行的直接下级部门,或许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里头的要命之处了吧…… 回到“博州”这个具体的“州”,它究竟又属于什么类别的“州”呢?以刚才引用的“上防御”来说,应该属于“上等防御州”,也就是从“防御郡”改制而来的机构。而根据《金史•百官志》的介绍, 诸防御州。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 啊哈,防御州的一把手“防御使”,原来是个从四品的官员;那么,对我们文中的“同知博州事”,也就是“同知博州防御使事”的品级介绍,应该就不远了: 同知防御使事一员,正六品。掌通判防御使事。 看起来,这个副职实在有点委屈;比起刚才的一把手,那可是又径直掉了三级啊。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完颜亮在把遥设提拔为“同知博州事”后,还半是安抚、半是戒勉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尔无自比老人。老人亲告朕,尔以告有司,设有撒离喝党人在其间,败吾事矣。 “老人”是谁?原来就是榜样萧玉。完颜亮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无懈可击,正是为遥设“指出不足,找出差距”:人家萧玉直接向我告发,而你却通过“有关部门”上告,万一其中混有奸细,岂不坏我大事? 不严谨嘛。 由此可见,遥设的赌博确实有希望赢得更大一些,毕竟完颜亮也不是什么吝啬官爵的皇帝。可惜,小人也有失算的时候,这位遥设通过当时所谓“正规司法程序”来做一些静夜扪心、难对鬼神之事,结果免去了面君的股栗,却也丧失了进一步飞天的机会——当然,以他这个区区令史,想直接见到皇帝,怕也不比白日飞升容易多少…… 即便如此,遥设还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按我们以前计算的办法,通过这一纸昧着良心写满白字的黑状,遥设升官七/八级,转身就成了地委副书记或副厅长一档。不过,遥设的故事也还没有完,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的。 而最初受理遥设举报的直接当事人,那位不知道是不是完颜的奔睹,由当时的元帅左都监(从三品)晋升为元帅左监军(正三品),位列都元帅、左右副元帅之下。官品晋升一级之外,完颜亮又给他加开府仪同三司;实惠和面子,也算是两全了。 就这么着,这次杀宫,终于也渐渐平息了。 历数几次杀宫,我们不难发现:完颜亮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前朝重臣和宗室子弟,其中位高权重者优先。这些人里,有的惹过他,更多的人跟他完全没有直接瓜葛。但是,为了皇权稳固,完颜亮是不在乎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消除了这些人的潜在反对和威胁以后,不仅儿子的未来皇位更加安全,而且自己做事也要痛快得多、麻利得多。 而且,通过杀宫这招狠棋,完颜亮迅速提拔了一些“新”人。这些资历一般的“新”人,虽然没有都成为日后完颜亮施政集团的骨干,而且很多“旧”臣依然在辅佐着完颜亮,但毕竟明显地冲击了朝局,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至少,这个现象从人事角度,部分地宣告了金熙宗时代的终结。 总的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有些极端,但用于形容完颜亮的时代,多少还是有些靠谱的。 但是,完颜亮如此不择手段地实现目的,确实也有极坏的影响。前文总结过的不多说了,现在我们又能看到一条,那就是:彻底毒化了金帝国的政治文化。 回想本次杀宫中的遥设,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没有之前萧玉的榜样作用,遥设敢于陷害当朝大员么?而在大案炮制的过程中,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实,却一再被颠倒黑白;面对玉阶上横流的鲜血、刑场里滚落的人头,还有谁能不自危?不颤栗? “撒谎者有赏,无罪者遇诛”,完颜亮以鲜血和爵禄打造出如此的反馈机制,究竟指望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呢? 不错,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于反对完颜亮了。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愤怒,难道可以永远压制住,永远不让它爆发么?如果说,完颜亮日后会遭到报应的话,那么此时此地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在亲手培育着“恶之花”么? 在完颜亮刀下倒下的,又何止是反对派啊。 杀来杀去,终于杀到反对派噤若寒蝉、保皇派跃跃欲试的时候,完颜亮一展平生抱负的机会也就来了。经过这几次血洗,他平生三大志愿中的第一项,也就是他孜孜以求的“国家大事,皆自我出”,至此已经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别说重臣弄权了,到了这时候,还有人敢对皇帝的主张说个“不”字么? 在这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完颜亮再一次举起了刀;在如水的刀锋上,血痕犹在。 只不过,这一次他要砍的不是人,而是体制了。 至此,《完颜亮的一生【上】》连载完毕,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完颜亮的一生(中) 一:改制 1 皇帝大位,已经成功篡过来了;可疑的反对势力,也陆续被镇压下去。摆在完颜亮面前的,正是一片可以纵情施展拳脚的大好天地;“国家大事”,现在确实可以“皆自我出”了! 只不过,“皆自我出”——这个皆自我出,真的就那么容易实现么?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皇帝就是最高权威”这个貌似不需要怀疑的论断,在实践中却往往会被无情地扭曲,以至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谬误。我们还记得,史书中层出不穷的“权臣”、“权奸”、“势焰熏天”、“天下但知有某,不知有君”……之类的记录,如此等等,也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也还记得那位与完颜亮接受相同教育、并先他一步上台的皇帝,金熙宗。这位年纪轻轻、在“全面汉化”的价值取向上绝不妥协的皇帝,纵然有才华有魄力,最终仍然摆脱不了臣对君的干涉,以至于三代权臣陆续把持朝局,以至于悼后都能伸手管事——而他只有在朝会的时候,以“什么都不说”的悲惨表情,坐在那张豪华的龙椅上。 可是,金熙宗为了亲掌大权,做出的努力还不够多么? ——为了铲除完颜宗翰,他屈尊和臣子完颜宗磐联手; ——为了铲除完颜宗磐,他又屈尊和臣子完颜希尹联手; ——为了铲除完颜希尹,他再次屈尊,选择了臣子完颜宗弼。 每搬倒一位权臣,他的皇权就暂时扩张一些;但是,扳倒权臣的“功臣”很快又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新的权臣——如此这般的螺旋,终于在资源耗尽的时刻指向了深渊——等到养父完颜宗干病逝后,金熙宗再也没办法从叔叔辈的重臣中找到合适人选,来对抗完颜宗弼的专权了。 回思种种,在“利用-铲除-利用-铲除”这个怪圈中,金熙宗身不由己地失去了生杀予夺的权柄,也是情理中事。 在中国悠久的政治斗争史中,我们都能看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一招确实很好使。可是,架不住一“借”再“借”,借到最后,“钟馗”本身越长越壮,倒成了直接笼罩在皇权周边的一个巨大阴影。而且这个虚拟的钟馗一旦成型,生命力就极为顽强;它只要随便附上谁的身体,谁就立刻会变成皇帝的新威胁——正应了那句话,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由此看来,皇帝仅仅指望某个臣子“良心发现”,进而完全彻底地“忠君”,基本上只是个缘木求鱼的想法。那么,皇帝当然要仔细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才能滋养出“钟馗”来? 完颜亮当然不傻。金熙宗养出的“钟馗”,固然有他自己性格软弱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朝局时政。如今,朝局和时政都已经大变,再加上现今的完颜亮已经杀掉了大批可能的“附体对象”,可以说,“钟馗”已经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谁能保证将来它不会复活?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彻底铲除它能赖以生长的“土壤”。 而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证明:金熙宗时代那曾经成功培养出“钟馗”的“土壤”——也就是大金的政治制度,显然是有重大缺陷的;为此,无论是朝廷还是金熙宗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是不是该改一下了? 时光荏苒,一转眼,已是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了;而完颜亮的皇帝生涯,也正好满一周年了。在过去的这三百六十天里,伴随着刀光剑影,大金史册里处处浓墨重彩,隔着书页都能嗅到挥不去的血腥气味。 也就在这个十二月,完颜亮发布了一道新诏令;在《本纪第五》中,这道命令被叙述得很简单: 罢行台尚书省。 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 诏改定继绝法。 最后一句是《大金帝国继承法》的修改更定工作,这里不去提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这两句;数一数,一共只不过十五个字。 比起完颜亮“多姿多彩”的一生来说,比起《金史•本纪第五》全文洋洋洒洒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五个字的篇幅来说,我们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对这两句“走马观花”地 “如无无字之境”;以如今时髦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选择性无视”。 但是,也正是貌不惊人、只占总篇幅0.12%的这十五个字,却实实在在地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完颜亮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正式开始了! 开篇的时候我们说过,完颜亮是一位“奇人”,那时主要是讲他的晋升之“奇”;到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政治改革之“奇”吧。 而要把政治改革讲清楚,怎么也少不了的几个问题是“要改的是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的”、“结果如何”。按这个流程处理,即便不写成八股,肯定也是写起来痛苦、看起来心烦。那么,还是按照本文的一贯风格,依旧从“人”讲起;不过,从谁讲起比较好呢? 想来想去,还是从两位进士说起吧。 我们知道,正牌的进士,那可是读书人的偶像,全是生生蹦过了龙门的一流才子。不过,话是这么说,蹦过去的一流才子也不少,谁又知道是哪两位进士呢? 那么就再明确一下吧: 这二位不仅都是进士,而且,还都是如假包换的汉奸。 二、篇外之三:两位汉奸 1 [ 以下两篇,都属于【完颜亮的一生】的篇外篇。之所以把它们摆在前面,也是为了让后面行文的时候比较顺畅。追看完颜亮事迹的朋友,这两个篇外篇已经扯出了九千六百多公里,可以直接跳过了;对金史有兴趣的朋友,看看篇外篇似也无妨,呵呵 ] 首先得说一句的是:这里说的“汉奸”,与我们平日理解的“汉奸”还略有一点区别。首先,文中的汉奸指的是出卖汉族利益、曾经在宋朝为官的汉族人;其次,它只是个称谓,我们不对它进行道德评估和考量。 生逢金宋乱世,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面对气势汹汹、趾高气扬的的异族军队,大宋境内的很多汉人选择了沉默。也有很多汉人无法继续忍受,于是啸聚山林,或者投奔宋军,走上了以暴易暴的反抗道路。 当然,沉默和反抗之外,也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一走上去就会遭到臭骂,但是,这条“耻辱之路”却始终没有寂寞过…… 比如,我们文中的两个进士,就鱼贯走了上去。 第一位进士,名叫张邦昌。 这位伪皇帝的事迹足够有名,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咱们这里,也就泛泛提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事情吧。 张邦昌曾经出使大金,并因此被金朝看中,选做傀儡,这一段比较著名。但既然是“出使”,总得有个名目吧?我们知道,自隋唐以来,字面意义上只是个皇家通讯员的“使”,其实往往是个大得不得了的中央派遣职务,例如节度使之类,以至于有“出将入相”乃至“使相”的说法——那么似乎也可以研究一下,这张邦昌的“使”,又是个什么使呢? 历史告诉我们,堂堂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先生,不是什么“节度”地方的“节度使”,而是割地求和的“割地使”,具体来说,则是“河北路割地使”…… 实际上,割地使当然不仅张邦昌一位,也当然不止河北路一路。迫于大金的军事压力,宋钦宗总算想通了,于是按约定派出多位割地使,把太原、中山、河间等“三镇”割给金人。这样一来,大金总该领情了吧? 他没想到的是,不领情的居然是当地百姓和驻军,有的割地使甚至被激愤的人们打死——结果,没有一位割地使能够完成任务,通通辱了“使命”。而我们要说的,其实还不是这些使者究竟辱不辱使命的问题,而是朝廷居然就能设立这么个职务,末年的北宋也实在是够可以的了…… 金军攻陷汴京后,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后来又讽刺性地分封为昏德公、重昏侯),并把捕来的皇族和官员浩浩荡荡押回了大金。大宋已灭,而康王赵构再建的宋朝廷——也就是南宋政权——还得等到半年以后才能出现在历史书上;如此一来,放眼原大宋的疆域,就出现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景象。 仗打赢了,敌国灭了,地盘也扩展了一大块儿,可是却没有政府来管理,这还了得?那就设个政府呗——而出人意料的是,“设立什么形式的政府”这个问题,竟然也成了金人的一大心病。 最简单的方案,无非是将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大金的行政建制序列,多建几个省一级的“路”也就搞定了。这样一来,管理者势必是金人,或者至少是大金的肱股之臣。 可是谁能想的到,这么个活计,居然就是没人乐意干…… 起初,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亲自点名,让萧庆留守汴京,并以此为节点,将新占领的地区牢牢控制住。 关于萧庆,现在能找到的记录不多。看起来,他似乎是跟随耶律余睹一起降金,尔后连遇提拔的。到了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十一月的一天,他和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同时升官:他当上右丞,而高庆裔则当上了左丞。 说起来,萧庆和高庆裔这二位同僚,还真不止这个同日升官的缘分:他们名字都带个“庆”字,都不是女真族,却都是大金的高级干部……不止如此,翻翻他俩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一个从前当过平阳尹,一个当过大同尹;更有意思的是,俩人还先后死在了曾经提拔过他们的金熙宗手里,而且被杀的性质还都是“陪绑”:金熙宗打算消灭完颜宗翰,于是砍了高庆裔;三年零两个月以后,金熙宗又杀掉完颜希尹,顺手砍了萧庆…… ——冥冥之中,自有天数?说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怕是不太离谱啊。 扯得够远了,把话拉回来吧。听到完颜宗翰提名自己来管汴京,萧庆明确表示不乐意。是啊,汴京已破,大宋已亡,但是大宋子民的抵抗远未停止;而金军限于种种实际困难,又不可能在此久留。那么,金军一走,把自己搁在汴京,面对着四面八方的怒火和刀兵,岂非是极为坐蜡? 不干,说死也不干——没办法,大家只好又推荐都统制刘彦宗来管理汴京。 这位刘彦宗的经历比较复杂一点点。他是汉族人,籍贯宛平(今天的北京市宛平);而从前那位“儿皇帝”石敬塘割给大辽“幽云十六州”,其中的幽州,就包括了宛平。由此,纯种汉族的刘家“六世仕辽”,而且官运亨通,“相继为宰相”。等到了刘彦宗这会儿,大辽终于气运已绝;而这位当时的大辽高干、签书枢密院事,也就投降了带兵前来的金太祖。 由于本人的文才干练,降臣刘彦宗得到了金太祖的青睐,还特别受赐金牌一枚。尔后,他发挥了祖上善于作官的优良家风,以自己的能力,迅速升为大金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再加侍中,尔后又受命辅助军国重臣完颜宗望。而完颜宗望对他也极为信任,以至于 “(完颜)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及至大金伐宋时,刘彦宗又拟定了十条策略,到最终攻破汴京的时候,他已经是节制诸军的都统制了。 一个大辽降臣,能够成功地进入大金的核心统治阶层,本就为数不多;而刘彦宗更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掌握了大金的军事重权,如此际遇,完全可以称得上罕见了。只是,所有的光荣都属于过去,而现在,对他寄予厚望的女真集团,要求他来管理汴京了——又该怎么办? 还是俩字:不干。噢,萧庆能看出危险来,我刘彦宗就看不出来?谁也不傻,大天白日朗朗乾坤地,为什么要主动去坐这个火山口?那不是有病么……? 结果就是,把汴京直接纳入大金行政建制序列的想法,就这么因为大金内部没人乐意当汴京一把手,而彻底流产了…… 但是到手的肥肉,能说不要就不要么?于是完颜宗望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既然我们自己没人愿意管理汴京,大金朝廷也确实暂时没有治理整个大宋疆域的能力,那我们就扶持一个新政权,让它来管理以汴京为代表的原大宋土地吧。 此计一出,大家纷纷同意。这样一来,一个在大金绝对控制下的新政权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了。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傀儡政权的头头呢?想来想去,既然大金内部没人乐意出头,那么为了平息新征服区人民的怒火,索性从汉族人中间找一个算了。 这种手法,也就是“某人治某”,古、今、中、外简直是史不绝书;无论是“汉人治汉(这里的“汉”是指原宋疆域内的汉族人)”、“港人治港”还是“阿富汗人治阿富汗”、“伊拉克人治伊拉克”,都是这一原理的各种变形。当然,每个例子间的区别非常之大,意义也完全不同,咱这里不过是泛泛一提而已,大家就别叫真了,呵呵。 而为了这个新政权头头的位置,大宋唯一的漏网王爷——康王赵构,那是想方设法,又摇橄榄枝又递小话,必欲争得而后快。而金人已经恨透了赵家父子的言而无信,立谁都可以,就是绝对不能考虑赵家骨血。在《大金吊伐录校补》中收录的《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里,就很明白地表明了这个意思: 寻以赵氏父子不守信誓,为罪之深,将所以必废赵氏之意。 长话短说,历经重重的内部斗争以后,金人最终选定了张邦昌来做这个新政权的头头,也就是伪皇帝;国号,则是“楚”。我们上面提到的《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也正是行(元帅)府为立楚而发布的告示。 我们都知道,汉奸十分该死,为了一己私利,就出卖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看,张邦昌这个汉奸,当得还真是有点特殊——当金人选定他来做皇帝时,张邦昌居然誓死不从,并打算“引决”,也就是自杀! 看到这里,事情就变得非常怪异了:既然不惜以死拒绝卖国,张邦昌当得这又算是哪门子汉奸?而且,第二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那就是:既然他不怕死,为什么还要当傀儡皇帝,去坐实这个汉奸的罪名呢? 原来,就在张邦昌打算动手消灭自己的关键时刻,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 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 是啊,您从前没有战死城外,今天反而打算给金军一个屠城的借口么? 说到这里,“天下”这两个字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上一回,完颜旻就被这个借口说动了,于是同意登基;这一回,张邦昌也被这个借口说动了,于是也同意登基。当然,都准备登基了,自然也就不“引决”了。 张邦昌的选择,就是自己承担骂名,来保护汴京官民能够活下去。而这个选择到底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还是稍稍扭捏一下,为自己在历史上多少保护一点点名节,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了。特别是,联系到后来他的作为,似乎也不能说,他就是个铁了心的戏子,非要又当皇帝又立牌坊——既然很难分辨,我们姑且就把这个疑问留在心里吧;唯一可以定案的,就是:汉奸毕竟是汉奸,“天下”照样只是借口——汪精卫还说“曲线救国”呢,今天的各位会相信呢? 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张邦昌,而是那个劝张邦昌的人。跟许许多多的类似事件一样,历史同样没有留下他的名字,却只留下了他说过的话。在我们几千年的史册里,关键时候从来就不缺这位“旁边的人”。他或者他们到底是谁,历史没有留下清楚的记录,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个影子;可是,这个影子的言行,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比如这句“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搭台子又送梯子”的话,不就是一个例子么? 认真说起来,如果张邦昌事先真的曾经打算以死抗命的话,那么这位以全城官民性命为说辞的“旁边的人”,至少也应该负担一半的汉奸责任——而他,却轻飘飘地从我们眼前掠过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能揪住他;于是,张邦昌也就只能独自承担所有的骂名。 ——或者,这就是历史吧。 说话间,正好来册封他的金使到了。就这样,在金人的卵翼下,张邦昌“北向拜舞”,就位了。 但是,就位后的张邦昌,和我们一般印象中借势作威作福的伪皇帝不同,表现十分低调。当时,赵家王朝几乎被金人一网打尽,只有康王赵构因为不在汴京而躲过一劫;也因此,赵构已经成为宋人心目中大宋的正牌继承人,这一点,张邦昌自然知道。 按说,有金人全面撑腰,张邦昌就算仗势欺人也很“正常”:即便你赵构完全应该继承大宋的皇位,又能把我如何?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实话实说,傀儡皇帝张邦昌的所做所为,应该说是相当收敛的: 皇帝都是“南面而坐”,他则“东面而立”; 皇帝在正殿办公,他避而不去; 皇帝每日朝会,他不搞; 皇帝要接受群臣山呼万岁,他不许; 皇帝自称“朕”,他自称“予”; 皇帝发“诏书”,他发“手书”; 皇帝被称为“陛下”,他只许别人称他“相公”; 皇帝必有年号,他不立。 而他给臣子封官时,前面还一律要加上“权”字——而这个属于臣子官职前缀的“权”字,本来一般是级别略低的上级除授下官时才用的;在这里,却似乎正好描述了“相公”张邦昌的内心真实感觉:这个皇帝位置,不过是“事急从权”、不过是“借”来的而已! 为了敷衍“上头来人”,张邦昌也会煞有介事地暂时恢复皇帝的作派和威严;但金朝来使一走,他马上又低调下来,根本不用什么“天子礼仪”; 金人北撤时,曾经先后表示,愿意给张邦昌留一些军队作为支持,或者留一些女真官员,扶持他、保证他坐稳位置,而张邦昌一律婉言谢绝…… 从以上种种细节我们不难看出,张邦昌确实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名“临时皇帝”的;换言之,至少在那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理所当然的皇帝。那么,在张邦昌的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皇帝,又是谁呢? 两个字:赵构。 说到这里,我们姑且多扯两句吧。 这个时候,赵构手下的群臣百姓,对张邦昌“沐猴而冠”是极为愤慨的。回看过去,他们屡次要求金人不要册立张邦昌,改立赵构。但在金人的强大兵威和断然拒绝下,大家渐渐地不爱吱声了;只有一位御史中丞,冒死再次上书大金元帅府,说: 今若册立(张邦昌),恐元帅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 这就是说,元帅你带兵回大金以后,老张肯定会大干坏事,如此一来,岂非是辜负了你出兵拯救百姓、讨伐罪人的本来期望么——“吊民伐罪”倒不是他空口白牙地乱奉承,而是引用大金对宋用兵时,写在檄文里的原话。 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文字今天看来比较肉麻,而在当时的情境下、在众多要求册立赵构的上书中,也实在不算出格——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载,后来当赵构被追杀逃命时,给完颜宗翰写信,其中更有这样的文字: ……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躯。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指宋,关于“中国”含义变迁的问题,后文会专门讲述),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 ……愿削去旧号,自此一……者。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成……一尊之人也。 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 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 ……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 …… 比一比吧,连赵构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上面所提到的臣子的言论,又有什么过分呢…… 扯太远了,接着说那位御史中丞冒死向金人上书的事情吧——接着,他就再次提出了那个并不新鲜的主张: 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 这就是说,既然大金“以赵氏父子不守信誓”, “所以必废赵氏”,那么就册立一位没参与盟约谈判的赵家子弟,让他成为大金的屏藩,不就行了吗——说白了,还是要求册立唯一不在汴京而漏网的赵构。 问题是,大金元帅府已经三番五次地说过,绝对不立赵氏骨肉,如此顶雷而为,不是找死是什么?果然,看信之后完颜宗翰大怒,当即下令索拿这位御史中丞,将他押回大金。 而这份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绝对堪称感天动地的事主忠心,也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宋金双方;不要说当时心向大宋的臣民,就连“敌酋”金太宗听说了他的事迹后,都非常欣赏他那“不附立异姓之节”。 那么,这位义薄云天、得到敌我双方一致高度赞许的御史中丞,又是谁呢? 不是别个,正是秦桧。 ……就又想起了白居易在贬官路上写的那首名诗《放言•之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回思历史,白居易说得真是一点不错啊……好了,还是继续讲述张邦昌这边的事情吧。 在张邦昌心中,赵构才是正牌子皇上,而自己,实在是不配。于是,他接受了朝臣吕好问、马伸等的建议,而对朝臣王时雍、徐秉哲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最终背着金人开始了“顶风作案”——具体来说,他依次搞了五个“主动”: 主动之一:主动册封元佑皇后为宋太后,迎入延福宫; 主动之二:主动写信,和赵构取得了联系。在信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处境: 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纡国难也,敢有他乎? 主动之三:主动向赵构献上“大宋受命宝”,也就是皇帝大印; 主动之四:主动要求太后垂帘听政,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皇权; 主动之五:主动退位,自我还原为人臣,继续当他从前的太宰。 对比历朝历代汉奸们的所作所为,张邦昌的这五个“主动”,读来实在是令人感慨啊。 但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此时金军已退,各路勤王兵马包括康王人马正在不断地向汴京汇集、逼近,城内也是众议汹汹,民心已去——如此“大环境”、“小气候”,才是张邦昌连续五个“主动”的“主要动力”。 饶是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张邦昌的表现,确实应该算是汉奸、伪皇帝中相当收敛的一位了。换是别人,在异族军队的铁腕支持下,会不会真的自以为是真命天子、进而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呢?而到了这个时候,又会不会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呢? 最终,赵构被他迎了回来;进城那天,张邦昌伏地大哭,要求处死自己,赵构还抚慰了一番。 按说,如此收敛的伪皇帝,真算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就算他登基后的一切作为,都是因为“汉奸怕死”、怕被回来的赵构杀掉而表演出来的,也用不着从始至终都这么逼真吧——毕竟,新皇帝真给迎回来了啊;要只是为了表演,总不至于一点点地把自己往死路上表演吧? 说是死路,果然就是死路。很快,忠臣们就上奏,说张邦昌如此示好,只是因为金军撤走了没有依凭,而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而如果不把张邦昌这样曾经“僭逆”过的家伙赶出朝廷,难道还要大家继续把他看成天子么? 话这么一说,太宰张邦昌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转眼之间,他就被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尔后又被随便寻了个借口,数出了若干罪名,最终在潭州被奉旨赐死。 而他的“大楚”,从立国到废国,寿命也不过四十多天而已。 就这样,又一个值得抚卷长思的人物,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故事…… 在那条汉奸之路上,张邦昌走了没多远,便一头栽了下来;而这所谓的“前车之鉴”,自然会被后人看个清楚,想个明白。 看懂了、想通了之后,咱们故事里第二位进士,也就意得志满地出发了。 三、篇外之四:两位汉奸 2 张邦昌的大楚完了,赵构建立的南宋出现了。可想而知,金人对这个结果是十分愤怒的;很快,金军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伐宋。至于出兵的原因,以《伐康王(赵构)晓告诸路文字》里说的,正是“汴邑更端,推戴赵构,妄称兴复”;出兵的目的,则是废掉赵宋、“复立大楚而已”。 当时,金人还不知道张邦昌已经死在了潭州,声言“如张氏已遭鸩毒,则别择贤人”;金太宗更在诏书里说,“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注]——没办法,大楚模式还是很受大金喜欢的。 [注:“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语出《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而在《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中则记为“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顺便说一句,钱建文所做的很方便的电子版《二十五史》中,以上两处的“藩”字均误为“籓”字;现据中华书局1975年版《金史》修正。] 这次讨伐,却远没有上次伐宋那么顺利。按照金人的初始想法,上次能灭了你北宋,这次再灭个南宋,又有何难?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愿望一直到金朝自己灭亡,也没能实现;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说穿了只有两个字。 大胜。 正是因为金军对北宋用兵的大胜,北宋才会被灭亡; 也是因为大胜,金军才会骄气十足,进而尽情凌辱北宋皇室及官员百姓; 还是因为大胜,金军才有可能在对手的地盘上大肆洗掠,乃至将对方的京城劫掠一空; 同样因为大胜,金军军纪松弛,到处都是犯罪现场…… 如此等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才在南宋激发出了最强的战斗力,才凝聚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抗金统一战线。 对比之下,金宋形势可以说是此销彼长——由于连灭大辽和北宋,金军早已是骄横意满,不可一世。再加上洗掠所得甚多,这支本来连军粮和盔甲、兵器、马匹都要士兵自己买、自己带、自己养的朴素军队,迅速地腐化变质了。过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金军士兵,作战之勇,令对手闻风丧胆;而现在,突然间已经有了私财薄产的士兵,还愿意不愿意豁出性命,没完没了地去搏杀?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大金连年用兵,人已疲、力已罄,本已灭宋,不想又冒出来个南宋,军队的烦躁、厌战情绪,也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军事形势的对比变化,远不是这么几句话就能简单说明白的。但是,事态确实在渐渐变化:从前的金强宋弱,现在正渐渐变得金宋持平;而这,正昭示着金宋关系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一方纸醉金迷,士气平平;一方誓死抵抗,士气高涨。折射在地图上就是:金军进攻的箭头越来越钝,动作越来越支离破碎;从纯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当年攻击汴京时那种优美、连贯、强悍、霸气、所向披靡的进军锋芒,如今再也看不见了——尽管把赵构追的狼狈逃窜,甚至一口气追到了海上,甚至在海上还追出了三百多里——但是,南宋并没有灭亡,而且,还坚持了下来。 我们前面提到,金太宗曾经说过:等到灭宋以后,就要复立大楚。那么,灭不了大宋的前提下,大楚还要不要复立? 当然也要。但到了这个时候,新政权的管辖范围比以前就要小多了——在两河(黄河、淮河)以南,有官有兵的南宋已经出现了;即便大金新扶持一个新政权,也不可能管到南宋那边去啊。 此外,这次又该扶持谁呢? 金人的目光扫来扫去,最终,会聚在了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我们文中的第二位汉奸,进士刘豫。 刘豫是北宋的汉人,二十多岁的时候进士及第,也算是青年得志了。然后,历任大宋殿中侍御史、河北西路提点刑狱。 顺便说一句,“提点刑狱”的简称是“提刑”。一个多世纪以后,另有一位比他小113岁的同行,在专业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只不过那部电视剧的名字起得很有后现代的味道,叫做《大宋提刑官》——这感觉,正如《新中国局长官》一样,妙得令人无言以对,呵呵。 赶紧拉回来。看看地图就不难发现,疆域纵贯今天河北、河南省的河北西路,当年大金灭宋时,它正好对着金军南伐的锋芒;摧枯拉朽之下,河北西路很快就失陷了。而河北西路提刑,咱们那位刘豫先生呢?还提个鸟刑,小命要紧啊;他大印一扔,就穿州越路,一口气逃到了仪真(今江苏仪征)…… 按说,刘豫既然主动放弃了官职,那么这辈子,仕途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何况,他到了仪真以后,不仅老婆死了,还丁了父忧;一时半会的,跟当官是彻底绝缘了。可是,朝里就有那多事的,枢密使张悫(音“却”,恭谨、厚道的意思)居然看着这个逃兵素质不错,把他推荐为济南知府。 按说是个好消息吧?可刘豫一琢磨,老大,您说的是济南吗?开玩笑呢吧?那里盗贼蜂起,还是宋金最前线啊,派我过去,那不是要我命么?我千辛万苦从河北西路跑出来,难道是为了今天送死去么? 再按说,既然怕死不想去,刘豫不答理这茬,接着当自己的老百姓也就是了。可是刘豫毕竟还是放不下这次复官的机会的,生怕过了这村没这店,于是他恬着脸找到宰相,要求换个地方,别派江南了,给我换到江南某一个郡吧。 如此挑肥拣瘦,也真是够可以的。宰相没有答应,刘豫只好“忿忿而去”。忿忿归忿忿,“而去”还得“而去”——济南知府四个字,对一个年纪已经五十六岁的宦海落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吧。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很快,济南知府刘豫,就看见了大批金军迎面杀了过来…… 这一次,正赶上完颜宗翰、完颜宗辅大军进入山东,而完颜昌亲自率军攻击济南。大军压境之时,驻守济南的骁将关胜,多次率军出城与金军作战。从道理上说,知府当然应该全力配合军方守好城池,但在完颜昌的利诱下,刘豫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他杀掉了关胜,开门投降了~ 自毁长城在先,开门揖盗在后,这就是刘豫卖身投敌的第一步;而前文中,我们说张邦昌是个很收敛的汉奸,实实在在,这话就是针对刘豫来说的。很快,我们就能看到汉奸和汉奸的巨大差异了…… 降金以后,刘豫受到了重用。很快,他就被封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如果仅此而已,这位进士还真不值得我们细讲——对那个年代的宋朝官员来说,“降金”简直是个批发行为,又何止一个两个刘豫而已啊。 但是,历史的关节点又出现了——张邦昌的大楚已经消亡,续之而起的南宋面临着金军的报复性反攻,势必坐不久汴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傀儡政权一定还会被建立起来;唯一的问题是:挑谁来干呢?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表现不错”的刘豫,和降金的宋将折可求,都是可能的人选。当然,无论是刘豫还是折可求,都不可能决定自己当不当皇帝——傀儡嘛,得幕后的人来挑才是啊。 而为了这个傀儡皇帝的人选,金朝高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说白了,谁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而这对增强自己在朝廷的发言权,实在是太有用了。 我们记得,张邦昌被选为皇帝后,曾要自杀,又被旁人劝下来,才勉为其难地登了基。 这回轮到刘豫,可就远远没有这么麻烦了。 拒绝金人?别逗了,抢都抢不过来呢——为了让完颜昌推举自己做皇帝,刘豫专门派了儿子刘麟,跑到金人那里公关去了!记在史书里,就是“(刘豫)遣子(刘)麟,以重宝赂虏酋闼辣(闼辣即挞懒,是完颜昌的女真名字汉译)左右,求僭立”。 命令甲当皇帝,甲不乐意;而乙当皇帝八字还没一撇呢,已经开始用行贿的手段去拼命力争了——正所谓“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这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大呢? 而成功拿下济南府的完颜昌,本来也确实想推举刘豫。在他的想法中,刘豫那是自己劝降过来的,属于不折不扣的“自己人”;要是刘豫能当上傀儡皇帝,不仅整个山东,就连原大楚所辖的河南之地(黄河以南地区),不也就成自己的地盘了么? 于是,完颜昌答应了下来——可是谁又想到,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居然也泄露了! 得到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一位陪绑冤魂——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这位心机极为灵动的高参,当然立刻就把事情的本质看透了:果然由完颜昌去上表奏请刘豫登基,不用说,功劳必然归在完颜昌名下。到那时,刘豫最感念的人,还能是谁? 真要那样,又把完颜昌的上级、咱的老大完颜宗翰置于何地?而且,完颜昌要是挟刘豫以自重,问题岂非是更加棘手? 于是,“恐为(完颜)昌所先”的高庆裔,马上向完颜宗翰建议抢先一步册立刘豫,让完颜昌做梦去吧——“元帅盍(音“合”,“何不”的意思)进此议,无以恩归他人”。 完颜宗翰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刻命令高庆裔去山东筹备册立刘豫事项;翻过手,就命令完颜希尹去朝廷上报。以完颜宗翰当时在朝中的分量,金太宗自然是言听计从,几天后就批准了;而刘豫当皇帝这事,也就算定下来了。 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原中奉大夫、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知东平府事、节制大名、开德等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的刘豫,终于成功即位,国号大齐,定都北京(今河北大名)。后来,大齐又连续迁都于东京(今山东东平)、汴京(今河南开封),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 而由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以及后世金熙宗的老师韩昉二人带去的册封令,也即《册大齐皇帝文》中,明确写着: 世修子礼,永贡虔诚。锡(同“赐”)尔封疆,并从楚旧。……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无忽朕命。 意思很清楚:一代代要象对爹一样对大金,永远对大金保持忠诚;还要“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否则,恐怕“厥位”也不那么好保! 如果当时的人们有一双看破历史的慧眼的话,他们必定会发现:册立文中留下的如此话口,已如草蛇灰线一般地埋伏了刘豫将来的命运。 长话短说,就位后的刘豫,对大金可谓是竭尽犬马之劳,而对汉族政权——南宋——的表现,不仅是“不遗余力”、 “十分嚣张”,而且简直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这位汉族进士、这位曾在大宋多年任职的老人,反目成仇的火焰竟然烧得如此之旺,委实令人无话可说——不仅金人交代的他做到了,就是金人没交代的,他也主动做到了! 比如,刘豫在宿州设立了专门招降纳叛的“归受馆”,并先后收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