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33

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我所发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实行，固然需要种种筹备；但是要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如果这个会议可以解决国家的纠纷，诸君在新闻界便应该竭力鼓吹这个会议，俾民众明白这个会议的性质、实行这个会议的办法。从前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乡去运动，人民因为不知道国会的重大，便不问想做代表人的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们做议员，成立第一次国会。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后来北方政府毁法，解散国会，国会更是没有用处。西南政府护法，在广州、四川召集国会，以维法统而与武力相持。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是那些议员总是不顾民利，只顾私利，到北京之后，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于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真要看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小者侯”，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要现在解除国民的痛苦，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是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后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争巡阅使一样。至于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路，那都是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挽救。就第一点说，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十几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年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这样可惊可怕的事，是受什么大影响呢？依我看起来，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后乱是再不停止，全国人口当更要减少，推到极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这就是民生主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中国前途不至亡国灭种，便要赶快解决这种民生问题。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场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他各种兵灾的影响，生活不遂而死。我们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问题。就第二点说，是对外问题。中国从和外国通商以来，便立了许多条约，那些条约中所载的极不平等。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国还赶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中国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讲起来，中国比较高丽、安南和菲利宾所受待遇当然好些。但事实上是怎样呢？高丽做日本的殖民地，高丽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个日本；日本做高丽的主人，所得到的权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尽的义务也不少。如果高丽有了水旱天灾，日本设尽种种方法去赈济，常常费到几百万，日本人都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至于美国之待菲利宾，不但是急时赈济灾害，平时并且费很多的人工、金钱，办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国平时要改良社会，急时要赈济水旱天灾，有什么人来尽义务呢？只有几位传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悯人的心理来救济；如果费了几十万，便到处宣传，视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丽和菲利宾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国的人，做奴隶的要得到一国主人的欢心，当然很容易。中国现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几国，如果专得英国人的欢心，美国、日本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若是专得日本和美国人的欢心，英国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正是俗话所说：“顺得姑来失嫂意。”要得到众主人的欢心，是很艰难的。今日《大陆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条约神圣》。这篇论文所以发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我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记者昨日发表了我的这言论，所以该报今日便有这篇论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废除国际间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有两国已经行过了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暹罗。东亚只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是日本、暹罗。日本、暹罗之所以能够完全独立，就是由于废除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条约，是用兵威；暹罗国小，没有大武力，废除条约，是用公理向各国力争。所以国际间强大国家束缚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不是不能废除的，只看我们所用废除的方法是怎么样罢了。我们常常笑高丽、安南是亡国奴，他们都只有一国的主人，做一国的亡国奴；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国的亡国奴。最近新发生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除了俄国之外，还有德国、奥国也废除从前在中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交回一切特别权利。德国、奥国都是欧战打败了的国家。那些欧战打胜了的国家，见得打败了的国家还可以放弃中国的特别权利，为什么打胜了的国家不可放弃呢？他们因为研究到这个问题，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主张把从前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放松一点；因为研究放松条约的办法，所以才有华盛顿会议。但是他们一面会议，主张放松条约；又一面说中国常常内乱，不能随便实行，总是口头上的主张。外人在口头上放松束缚中国的条约，不是从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义和团之后，各国联军打到北京，赶走中国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国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国内极文明，有许多人看到各国在中国太野蛮，太对中国不住，便出来讲公道话，主张要把英国所占的特别权利送回中国。英国政府在当时也赞成这种主张，但是又附带了一个条件，必须各国一致退回在中国所占的特别权利，然后英国才可以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赞成那种公道的主张，又一方面使许多小国象西班牙、葡萄牙来反对，弄到结果，彼此推诿，至今不能实行。这还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国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这种动机，我们不争，他们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象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约契，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是可以达得到的。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譬如就通商而论，这本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进口货极多，出口货极少，进出口货总是不能抵销。据最近的海关报告，进口货要超过出口货五万万，这就是中国损失了五万万，换言之，就是中国由于通商，每年对于外国要进贡五万万。就我们所住的租界而论，租界是什么人的主权呢？都是归外国人管理的。中国人住在租界之内，每日纳税、买货以及缴种种保护费，又是多少钱呢？再就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的情形而论，外国货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再运入内地，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抽过了百分之七点五之后的外国货物，无论运到什么地方去卖，都不必再抽税，都可以畅销。如果有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到四川重庆去卖，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以后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夔府等处，总有十多处厘金关卡，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总算起来，经过这些关卡，商家该当纳多少税呢？中国商人因为要免除这种重税，所以许多商人便请一个外国人出面运货，说是外国的货物，每批货物只抽百分之七五的税便可以了事。中国商人请外国人保护货物的这种举动，好比是请保镳一样。外国压迫中国，除利用经济势力来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种种方法，间接来吸收中国人的钱。不过中国最大批的损失，还是进口货的五万万。我们受这样大的损失，在外国人美其名说是通商；就事实上论起来，何异强夺豪取！更就洋布洋纱而论，当欧战的时候，本是中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当时之所以赚钱，是由于洋货不能入口，没有洋货来竞争。我这次进吴淞口的时候，沿途看见纱厂布厂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来，问那些由上海来接我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工厂在这几年中极亏本，早已停工。亏本的原因，是由于和洋纱洋布相竞争，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纱都不能赚钱。当这个时候，假若海关是归我们中国人管理，我们便可以把进口的洋布洋纱抽重税；如果在中国所织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们加抽洋布的税，便要弄到他每匹的价钱要高过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国布的价钱一样，然后中国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竞争。这种抽税的方法，是保护税法，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中国现在因为受国外压迫，不能行这种保护税法，所以上海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纱相竞争，便要亏本，纱厂便因此停工。工厂停工，工人自然是失业。当布纱生意极盛的时代，这种工厂在上海之内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这十万人现在因为停工失业，谋生无路，总有多少是饿死的。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间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和国际经济压迫的影响。中国当革命之初，外国人不知道内情，以为中国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轻视，所以赞成中国统一。后来查得内情，知道中国的官僚军阀都是爱钱，不顾国家，所以便帮助军阀，借钱给军阀。军阀有了多钱，于是摧残民气，无恶不作。象袁世凯借到了大批外债，便杀革命党，做皇帝。吴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债，便专用武力，压服民众。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退到天津，本是穷途末路，国民军本可以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在香港的言论，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发生”。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象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象这样的帝国主义还不打倒，不但在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陈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吴佩孚。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这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文自癸丑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二为国人谈也。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罄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人人，犹之辛亥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惜也。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孙文宣言》日本新闻记者问：现在中国国事有全由段祺瑞处理之模样，确否？中山先生答：有此趋势。问：现在外国对中国有强硬共管之说，能否成为事实？答：决不能成事实，因中国国民更有强硬之抵抗。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问：谣传段祺瑞此次出山，向美国借款一万万，确否？答：我不清楚。问：我们看现在处理中国时局，必须有外国财政上之援助，然否？答：我看不必。问：先生对于中国财政，有无办法？答：中国当有办法，不必借外债。中国经此次大变以后，处理国事，当全由国民全体讲话。日本人以后不要再误会解决中国大事，还是任何军人讲话，或者任何外国人讲话。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对内是打破军阀，对外要打破列强的干涉，完全由中国国民作主。问：先生这种意见，究竟能否实行？答：当然可以实行。我从前革命，要推翻满清，一般日本人不相信有这个能力；近来革命，要推翻军阀，一般日本人也是不相信有这个能力。但是在辛亥年已经推翻了满清，最近又推翻了吴佩孚的军阀；更进一步，以后中国国民，当然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日本新闻记者对于中国国民的能力，应该有这种信仰，不可有丝毫的怀疑。这个信仰是根本信仰。倘若中国国民无统一之能力，东亚便要大乱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问：先生要统一中国，是用什么方法呢？答：第一步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的去解决国事。问：国民会议是怎么样组织呢？答：已经由我的宣言发表过了。问：外间宣传广东政府同俄国亲善，将来中国制度有改变没有呢？答：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问：中国将来的制度是怎么样呢？答：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可惜日本人还没有留心。问：吴佩孚近来用兵，听说背后有英国援助，然否？答：确有此事。中山先生又曰：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到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对长崎新闻记者之谈话》各位同志：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民国的名称，是革命党推翻了满清之后才有的。不过十三年以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那一个民族或者那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功。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在韶关，督率北伐军出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若是我离开广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进行。到了江浙战事发生变化，江西赞成北伐军的同志，不敢来归；在韶关的北伐军，也因之摇动，不能迅速前进。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象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象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象天津的段棋瑞，奉军领袖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路过日本，在上海动身及到长崎和神户三处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来见我，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我现在神户，没有工夫来看日本全国的报纸，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于我这种主张的感想是怎么样，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对的。不过我这两日所见日本的旧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这几个朋友，虽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舆论，但是可以担负在日本宣传我的主张的任务。中国要和平统一，为什么我要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呢？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废除条约是外交问题，我们正讲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牵涉外交问题呢？因为中国国内种种力量，都没有革命党的力量大；中国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党。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吴佩孚的历史。吴佩孚是袁世凯以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这个军阀，究竟是从何而起呢？他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是一个无名秀才，没有人知道。就是带兵到湖南衡州，来打南方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旅长。当时南方政府是总裁制，本总理也是几位总裁当中之一，我们南方政府教吴佩孚不要用兵，给他六十万块钱；并说北方政府卖国，教他回师去打北方。他得了我们南方的大批军饷，便回师武汉，进占洛阳。当时北京政府是段棋瑞当国，他便攻击段棋瑞，始而打电报，继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棋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查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吴佩孚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帮助，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便越发大胆，用武力横行于中国，弄到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安居乐业。我们革命党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便联络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诸君听到这地，便知道吴佩孚的成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失败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起家和失败完全是由于民党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当然要大过吴佩孚。至于吴佩孚在这几年中以军阀自居，专用武力压服民众，我们民党也是受他的压迫的原故，是由于吴佩孚得了外力帝国主义的帮助。所以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外国人任中国活动的，象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交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象小皇帝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做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譬如，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张护照的时候，曾声明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广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运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不在广州，是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便教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没有什么举动。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枝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二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那末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的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了。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陈廉伯的羽党，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牵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便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枝。政府也答应他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枝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枝，子弹一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枝的时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口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劏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枝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城内属于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明事理的商团份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点钟，便可以胜利。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于是香港英国的报纸，更以为是反对广州政府的好材料，便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现”的论调，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就是推到全国的情形，也是这一样。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究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