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32

要达这种大目的，就要农民同政府合作。农民同政府合作之后，便可以一致实行民生主义，为大众谋幸福。大家知道，民国是要人人得安乐的，中国的农民向来都是痛苦。今日开这个农民联欢会，是中国政府同农民见面的第一次，是政府为农民谋幸福的第一日，为农民争利益的第一日。你们到这个会的人，知道了办法，回去乡村之后，第一步奋斗的工夫是要大家联络，结成真团体。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好团体之后，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工夫是什么呢？就是为农民争利益。但是第一步工夫如果没有做好，决不能够乱说就要做第二步工夫。先要把第一步工夫谨慎去做，做好了之后，然后举代表来报告政府，再来开大会，政府便教你们做第二步工夫。倘若你们不谨慎，在第一步工夫没有做好之先，便说商人赚你们的钱，去抵制商人，商人决不准你们去联合。或者你们以为田主收你们的租钱太贵，便要抵制田主，或是抢田主的钱，田主也是不准你们联合的。所以你们要先组织团体，以后才可以争利益。若是真有二千四百万人的一个大团体，不待你们来争，无论什么人都要给你们以大利益。如果先不联络团体便要去争利益，就象俗话说“未学行先学走”，一定是有祸害的，以后田主、商人等更要压制你们。所以今日这个联欢会，关系你们的身家性命，关系你们的祸福。你们做得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福；做不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祸。这是你们农民不可不谨慎的。今日这个农民联欢会，在中国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我们做这个第一件事，很要得一个很好的结果；要得一个很好的结果，就要大家去奋斗。大家能够奋斗，就可以成大功！据《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一九二四年九月编印中的《孙中山先生对农民党员联欢会训词》同盟会之成立，于今十数年矣。昔吾辈同志开会讨论，惟于海外能之，今日竟能于内地设置机关，且能自由言论，呜呼盛哉！虽然，今日革命虽告成功，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私心者也。愿诸君以推倒满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为吾人目的到达之日，而对于政纲所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三民主义者，同盟会唯一之政纲也，曰民族主义，曰民权主义，曰民生主义。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是。夫民族、民权之二主义，在稍有人心者，举莫不赞同之；即有坚持君主国体之说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辩论，即归消灭。而独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义，居然有起而反对者，其言曰：“社会主义之实际，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且今日外国之资本家，以金钱之势力垄断我国财，苟吾国不极力提倡资本家，图实业之发展，以资本之势力抵制外人，则当今经济竞争之世界中，无中国人立足地矣。”听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辈之所以为此说者，盖未知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地矣。苟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盖国家之设施，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非如少数人之垄断，徒增长私人之经济，而贫民之苦日甚也。虽然，国有之策，满清政府以之亡国，吾人所反对者也。然则向之反对铁道国有者，岂与本政纲抵触者乎？是不然。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论者又曰：“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瞢然言民生主义，人民知识、社会组织皆无此程度也。”呜呼！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要之，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洒几许热血而获今日之成功，则今后更宜极其心思，尽其能力，以达最后之目的。此则予之所深望于同志诸君者也。据上海《民权报》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天仇戴季陶笔述《孙中山演说词》学生诸君：你们这次毕业，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你们毕业之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首先便要一般农民知道对于国家有什么责任，农民仰望于国家的有什么利益。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造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要一般农民都觉悟。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大家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感觉呢？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大家都知道，中国向来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为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比较起来，最辛苦的是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在农民自己想起来，以为受这种辛苦、尽这种义务，这是份内应该有的事；这种应该有的事，是天经地义、子子孙孙不能改变的；祖宗业农受了这种辛苦，子孙也应该承继来受这种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样。这种思想，是从前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有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现在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农业社会和俄国不同，从前俄国有大地主和农奴，地主和农奴的财产过于不平均；现在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这般小地主和农民的财产同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情形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讲，这是讲得过去的。但是切实调查起来，用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俄国从前的情形比较来说，是中国的农民享幸福些呀，还是俄国的农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国的小地主专制些呀，还是俄国的大地主专制些呢？依我看起来，从前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方里甚至于几千方里，那些大地主对于许多农奴自然不能精神贯注，因为精神贯注不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我们这些小地主，总是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确，还要等你们再去调查。就我个人心理上的比较，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厉害得多。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田主便要受损失。但是受损失的地主，现在都是稍为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我们要免去现在的冲突，要农民将来能够抵抗，大家此时便要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让一般农民都知道。农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觉悟。农民有了觉悟，自然要来向政府求救，解除他们的痛苦。好象近来我们在香山举行农民运动，要解除农民的痛苦，便有许多农民向政府说：“政府既是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政府反向我们加抽沙田捐呢？这岂不是加重我们的痛苦吗？象这个样子，我们农民的痛苦究竟是怎么样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这种问话，一时便不容易答覆。再者，现在这个革命政府有很多军队，我们要维持目前这样多的军饷，便不能不多抽税。这种税源都是从穷人来的，富人所受的负担很少。如果不讲明白，农民还不知道。若是现在讲明白了，农民都知道很痛苦，他们一定是要求免去这种痛苦。所以你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生出许多情形，是自相矛盾。对于这种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就是要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如果全体农民都能够觉悟，便有方法可以解决。譬如广州一府的农民能够全体觉悟起来，便可以联络成一个团体；广州府的农民可以都联络起来，便可以解除广州府农民的痛苦。推到广东全省农民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劝农民结团体。农民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实在的权力还是在农民手内。如果由一府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象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络起，然后再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当联络的时候，还是要农民自己去出力；不过要怎么样出力的方法，就要你们指导。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动的结果，要这种劳动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了。现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们从前没有工夫做发现这种不公平的宣传，这回的宣传是第一次。诸君去实行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此时农民没有联络之先，便要暂时忍耐，将来才可以享幸福。要农民将来可以享幸福，便要诸君赶快去宣传联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大成功。据《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一九二四年九月编印中的《孙中山先生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词》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借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窟，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其可为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爆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一中国蹈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俾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宜急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据《建国粤军月刊》第一期广州粤军总司令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中国国民党宣布北伐之目的》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八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军舰抵粤之期。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关系为最密切。且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本大元帅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挈，力排障碍，共路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敬祝苏维埃联邦共和万岁！中华民国大元帅孙文敬祝据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欢迎俄舰祝词》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徼利，至乃要窃总统以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殄，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孰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衂，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而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吾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匪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贤，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中，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檄到如律令。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孙文印说明：檄文后应由大元帅亲自署名、盖印。但在革命军举义之时，大元帅不在任地，司令长官得代用印宣布。据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中《革命方略》第六编文告《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近组织一所谓中国法西斯蒂党之团体，其倾覆本政府之目的现已披露。叛党拟俟由欧来粤之“哈佛”船所运入口之军械到手，即将实行之。该“哈佛”轮已于八月十日行抵广州，即被本政府扣留。由是叛党及反革命党在广州借罢市名目，即已呈现谋叛状态。惟时余正拟适当方法戡定叛乱，不意忽接驻粤英总领事致本政府一函，内有数言如下：“本总领事现接驻粤英国海军舰队领袖军官来讯，谓经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之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夫中国反革命党既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实为今日反革命党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于深信此哀的美敦书之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孙文据《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为驻粤英领的哀的美敦书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一 十月三日函介石兄鉴：闻仲恺说，械船到时，拟在金星门内起卸，以避耳目。我以为不必如此。若为避人耳目计，则金星门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门之对面即泠汀关，该关有望楼，有缉艇，凡到金星门附近之船，无不一目了然，实在不能避而反露。我门欲规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舰之干涉，因英舰已视此等海面为其范围，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门外年年淤浅，此时之水路当较数年前海图必差数尺，恐致搁浅，此二不可也。又在该处盘运实花费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风雨、盗贼之危险，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来黄埔，公然起卸为妙。而以此为一试验，若英国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后日；如不干涉，则我安心以策将来。若往他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三日○二　十月九日函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此复。再明日果有罢市之事，则必当火速将黄埔所有械弹运韶，再图办法。如无罢市，则先运我货前来，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若兄烦于保管，可运至兵工厂或河南行营暂存俱可。即候毅安孙文○三　十月十一日函介石兄鉴：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在韶关。故望兄照前令办理，将武器速运来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请转知鲍顾问，并请他向各专门家代筹妥善计划，及招致特种兵之人才为荷。文　十月十一日○四　十月十二日函介石兄鉴：运械来韶，如不能立办到，则其次为分给我同志中之队伍，肯为我杀奸杀贼者此指官长与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请兄与汝为细查其各部，何部有此决心，不为奸商所摇动者。如有则合集之，要兄与汝为对彼众要约立决死之誓，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此事当要部队一万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为先有决心，毫无犹豫，负完全责任为我一干，便可将黄埔之械悉数给之，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如汝为不能决断，则无论如何艰难危险，仍将械运来韶关，以练我之卫队。此事可与汝兄切实磋商，立即决断施行为要。商团之七九弹，则运来北伐之用可也。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五　十月二十七日函介石兄鉴：今早收到专人带来之信，匆匆作答，赶车寄回，尚有未尽之话。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时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所练之队为数几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则所余之三千枪，必要即日运韶，以利北伐。因赵成梁部在韶已练就徒手兵数千，彼要求加枪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发费。李国柱湖南最热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步枪一千，令他编入朱培德部内。如此则赵成梁一部有枪四千，朱培德一部有枪四千，湘军有枪万二千，此三部共枪二万其他不计，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发展，当先巩固西南，然后再图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开一联络西北之交通线，如陕甘等地，则西北之经营乃容易入手。盖西北所欠者在人，如无捷径可通，专靠绕道海外，殊属艰难也。三千枪能速运来否？切望即答。孙文据《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上海太平洋书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出版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所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求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由实现。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功，则用以拥护国民之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本党根据以上理由，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据《建国粤军月刊》第期广州粤军总司令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大元帅对时局重要宣言》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甚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犹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协和等相继被黜，静山观望于八闽，组安反复于三湘，介人复盘据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倡议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张之兵联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亦岂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卿、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博泉、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虞失援，英士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复。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也。据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诸君：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曹锟、吴佩孚都是主张武力统一的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离开西南到上海来。兄弟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虽然因种种障碍未有成就，但是对于反对曹吴的武力统一，很有计划，很有筹备。近来筹备将及成功，忽然遇到国民军推翻曹吴，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是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单骑来上海，再过几日就往北京。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这个办法的头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象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这两三年来，曹吴更想用武力来征服民众、统一中国，他们这种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败。这个失败事实发生了之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若是我们放弃这种权利，便难怪他们武人讲话，霸占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至于所有的办法，已经在宣言中发表过了。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做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在短时间内办不到，便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国民若还要失去这个机会，还不讲话，便是放弃主人翁的权利，以后再没有机会便不能怪别人了。我从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来造成这个机会。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机会，从前的筹谋都没有用处，所以抛弃一切，亲到上海来同诸君相见。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是用人民的资格，是处于国民的地位。你们报界诸君，在野指导社会，也是一样。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我主张组织国民会议的团体，已经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种。这九种团体都是现在已经有了的大团体，另外没有列入的团体还是很多，譬如新闻界的团体便没有列入。现在各处新闻界的团体，内容、组织是不是完全，还要诸君仔细去调查；如果调查之后，认定是很完全，当然可以参加会议，讨论一切大问题。但是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令民众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国现在要和平统一的重要，以尽自己的责任。诸君此刻宣传国民会议，或者一时未能普遍传入全国民众之中，但是可以传入有知识的各种大团体，好象学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农团、工团一样。诸君在这个时期内来讲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还不讲话来推倒军阀，那末，这次北方事变便不能促成和平统一，或者要酿成大乱，也未可知。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终结，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想是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团体，不论他是有没有军队，不管他是属于那一界，都要照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