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23

仁被杀时，全国舆论皆甚愤激，即外国亦不直袁氏所为，袁氏借债之举因此大受打击。是时吾党在国内势力殊不薄弱，倘能于此时起而继此奋斗，吾党大有可为，袁氏不足平也。无如各位同志皆不赞成，此种时机遂至错过。不久，袁氏借债成功，钱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党示威，先免去吾党四都督。吾党遂起而与之对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时，时机错过，故二次革命终归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同志多再亡命于日本，大都垂头丧气。但我此时反极为乐观。然必先使多数同志奋斗之精神复活，方能继续吾党革命事业。于是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集合吾党革命分子，专心于革命事业。从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党之名义，而有同盟会之组织。但此时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华革命党，以资号召矣。然当时亡命在日之同志，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他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我再苦劝各同志说：“自成功以至失败，其时间不过三年，尔等不要专向从前的地位着想，尔等不要忘记了时间。尔等若专向地位着想，以为从前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尚且失败；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尔等要向时间上着想。吾党成功时，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诚然不错。但尔等要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党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尝有地盘？何尝有钱？何尝有兵？吾党成功时间不过一年，尔等可将一年间事情作为一场大梦，复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后，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总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余次。而每次失败，各位同志总没有灰心的，何以经过武昌之成功后，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类皆百折不挠，屡仆屡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奋斗！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而已。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众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众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各同志经听我此次苦劝之后，大众都恢复从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图主义的实现。后日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遂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未几袁氏死，黎元洪继之。当时各同志又不能继续奋斗，到底人人以为黎氏复职，民国政治可以逐渐整理，不肯继续革命。后来张勋复辟，吾等实行护法。然革命始终不能彻底，稍有少许成功，即行收束，以为妥协。革命事业，终始未能成功。以上所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无实现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组事情发生。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各同志从今日起，要认真去干革命事业，要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必要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方可算是吾党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单靠战争。因为战争要靠军人，而现在一般军人多是不明主义者。彼等不是为主义而战争，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故单靠军人奋斗，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不过现在军人适逢其会，故与之合作罢。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终是不可靠的。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对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且吾等必先具有此决心，有此志愿，然后用宣传的方法，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皆与吾等具有一样的决心，一样的志愿。能吸收多一个同志，就可减少一个反对党。至现在吾党有多少党员，实在甚少。吾等应当固结团体，讨论一种好方法，努力去宣传，于最短时间，使广州百余万人民皆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又费若干时间，努力去宣传，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党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国民党党员之战胜。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如其不然，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胜利，皆旋得而旋失，胜败互见，何得谓之成功！推究其故，实有许多缺点，且许多工作未做。此种工作，在革命后固未尝做，在革命前亦未尝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为吾等未曾发明有好的方法；且因为知识不足，尚未看见此种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反借革命以谋个人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收效仍小，故只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吾党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许多人以为俄国是过激党执政，吾等学俄国，岂不是学过激党？殊不知俄国当革命未发动之初，诚不免有许多过激的思想发生，盖俄国革命党首领多是具有丰富之学识与高深之理想，故立论之间操之过激者，实在难免。但我国人做事，不专尚理想，多是以事实为依据，如行路然，于择其可通行者而后行之。但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鲍君初来时即对我说，俄国革命经过六年间之奋斗，诚不一其道。而今日回头一看，最合乎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俄国人民受列强之束缚，异常痛苦。俄国人民所受欧洲大战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强强迫的。俄国皇帝之动摇，就是因为与列强一致参加大战，所以人民莫不反对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后，民主革命党执政，柯伦斯基政府仍然与列强一致继续对德战争，而共产党早已反对战争，早已提出与德单独讲和的议案，至是大得俄国民心。俄国人民皆不愿做列强的奴隶，于是共产党与俄国人民主张一致，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因取消外债，故惹起列强激烈的反对，英、美、法、日本等国均起而攻击之。当时俄国是八面受敌，列强的兵已攻至圣彼得堡，其危险程度实比之前数日的广州更甚。而俄国之所以能抵抗此强敌者，全靠乎俄国人民与党员之奋斗，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独立的国家，不再做列强的奴隶，并能排除列强经济的侵略。至今日回头一看，六年间的奋斗，无非为脱离列强的束缚而奋斗，即无非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六年间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谓为过激，则又有说。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国，秩序已经回复，何尝有过激之举发生？这是不足虑的。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今日各区分部之成立，时间虽甚短，而据各位同志之报告，成绩已大有可观。若继此以往，吾党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鲍君对我说：“吾能假以六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的地盘。”不独广州市如此，在一年间或二年间将此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则我国革命成功虽迟于俄国，而终是成功。吾党要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我记得前在伦敦时候，有俄国革命党问我：“中国革命，几年方能成功满足？”我当时极为审虑，然后答他说：“中国革命三十年成功，便尔满足。”他反说：“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说三十年是极让步的，我于是反问他：“俄国革命如何？”他说：“俄国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满足。但要从今日奋斗起，不然，应该一百年成功者，将来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说，足见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败逃至海外时，无不极力寻新同志。我记得一次到旧金山，有一位青年对我说，极佩服我每次失败，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强。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说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俄国与中国皆是大国，将来成功亦必一样。吾等要从今日起，大家固结团体，以团体而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进行。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据《民报》第一号东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孙文《发刊词》各位同志：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吾党经过十余年来，或胜或败，已历许多次数。就以胜败成绩观察之，则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此点党员须首先明白。吾党当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党员来奋斗，绝少用军队来奋斗。至于武昌一役，虽属军队奋斗之大胜利，然此次成功，乃由党员以党义奋斗之结果，感动军队而来。不幸武昌成功之后，党员即停止奋斗，以至此十二年来吾党用军队奋斗多，用党员奋斗少，即或有之，亦属讨袁失败之短时期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俄国以此能抵抗列强之侵迫，其时正当俄国革命初成功，而俄党人竟能战胜之，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吾人由反对俄国各报纸所得之事实，则英兵由北冰洋上陆时，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种种印刷品，询问其何故来打俄国——列强既与德国和好，何以今再有征俄之举。各国兵士当时以为往俄与德兵战，不知为与俄民战也。以此质诸上官，上官无词以对，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变。此全由俄党员不仅能感化本国人，而且能以主义感化外兵。日本兵队之开往西伯利亚，亦同被感动。此俄党人为主义奋斗的结果。吾党历年来革命奋斗工夫，尚未周密，以故屡遭失败。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今由俄国观之，则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我党为国中唯一之革命党，如党员希望革命真成功，即须奋斗，否则无成功之望。从前党员出外宣传，发挥主义，非常踊跃；至成功后，以为此等事乃无效力之所为，须握军权乃算奋斗，这个观念实在错误。今日由俄国革命成功观察之，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拚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故欲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必定将现在将士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远大的志愿，乃能有望。故党员今日第一级工夫，要先设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而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然军队之奋斗，必素有多少之练习；乃党员则毫无练习，此党员之缺点也。若党员欲运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党员必须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内容如何，然后用之出而宣传，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革命主义既以生人为最终之目的，故必须周知敌人之情形，尤须明瞭士农工商之状况。对待此类人们，非可杀之也，实须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则须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陈主义，乃能克敌致果。此乃无敌之雄师，无人能抗之者，在乎我党能善用之否耳。如遇农，则说之以解脱困苦的方法，则农必悦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种人们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何道路，则须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非对于已往及将来，乃对于现在造成良好国家。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我党前时无兵力，今始稍有之。然吾党兵力，常居于弱的地位，而敌则常居于强的地位。前为吾党大敌的满洲政府，兵力强于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后袁世凯、冯国璋等，我亦能推翻之。今目前之敌人，则为曹锟、吴佩孚，试问能打倒之否？照历史上观察，则必能之，只时间的问题而已。惟靠军队打倒曹吴，革命亦未能算成功。试问满洲、袁、冯倒后，革命能成功否？由此推之，则前途极为危险。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的观念打破，因为军队无暇受宣传感化，即热心者带兵，亦为环境所同化，久而久之，变为图私罔利之人。故军队数年来未能成为革命军，这是一个大原因。无识者以为军队战胜，便是革命成功，而不知实系观察错误。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杀人为军队之事，救人乃党人之事。十余年前，用军队破除障碍，推翻满洲政府，这是军队用得适当。惟推倒满政府之后，即须救人，此乃党员所应有事，所谓责无旁贷的。乃竟不负此责，其高尚者则宣言不问政事，坏者则只知升官发财。今则愈弄愈坏，革命名词失其尊严神圣，其咎实在于革命党人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今次之改组，则欲党员个个从新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但做革命奋斗工夫，必须有方法，而方法必从训练而来。古人云：“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这句话是很对的。党人为主义奋斗亦然。然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现在吾党即欲实行训练党员，使之出而奋斗。以前党员无训练，故奋斗成绩甚微。杀人之事，尚须操练，则救人之事，更非训练不可。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诸位皆赞成此次改组者，试问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已有心得否？打倒曹吴亦不能作为吾党成功，因吾党主义，非只推倒一二军阀便算了事的。必须党员人人能奋斗，主义能实行，然后乃得为真成功也。此则纯然倚靠宣传之力。军队以枪炮出而宣传，党员则以主义出而宣传，其革命相同，而其成功则不同。因革命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靠救人。然救人必须全国人能自救；全国人能自救，必须多数人明白人生道理。吾党人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而无减。此等出外谋生者，多由他人借给船费，就是卖身为“猪仔”。落船后已觉不快，登岸后更不快，至派往园口矿山作工后，更觉痛苦非常。询其何以来此受苦，则言内地生路已绝。以每年四十万出口计之，回国的不足四万，是十人有九人死于海外，并骸骨亦不能回国。此等人是最苦的。幸遇有亲友，以资赎回，救出苦海；然赎不胜赎，且所救者只一二人。我革命党救人，则谋全数救之，不但华侨，且及全国。各位均知南洋群岛前时均一片荒土，我中国人为之辟草莱，垦荒地，谋生活；虽间有致富者，然极少数。我国荒地、矿山甚多，乃竟地利不辟，其原因则由无良好政府，不能有所为。今革命方法，乃救全体人民，组织良好政府。惟必须多数人先明白主义，了解此方法，乃能全救之。故今先打倒陈逆，得回惠、潮、梅之地，使全省统一，进而全国统一，再进而实行主义，乃能救之。十二年前，军力成功，不能实行主义，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归咎于革命党，试问革命党能受之否？然事实则确令人饱受痛苦。前之强盗甚少，今则强盗遍地，皆由党人失于奋斗，致此结果。奋斗救人之方法如何？即以广东言之，三千万人须一半能明白我党主义，能受我党感化，方能达我党目的。故我党人能起而救人，首须明白主义，明白社会状况，然后人民乃能接受我党主义也。譬之军人提枪射击，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则亦伤。今党员出而宣传主义，能入人心，则其人必受多少感动。然有感动不感动者，何以故？其不受感动者，则由于其人有障碍。譬之射击时，其人立于一大石之后，则虽命中，亦不死伤。若其人有障碍，则所言必不入，故必须随时考察各个人之情况。因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人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今日私人发财者，无险不冒。就以南洋“猪仔”而论，其冒险性较军队为强大；军队死亡，反不如“猪仔”死亡之多，而人之甘心为个人发财者，乃乐而为之。此发财主义实与我党主义无背；所不同者，乃我欲人人发财，彼则谋个人发财而已。损人利己，乃能发财成功者，我党人不为也。我党须人人发财，始为成功。故须向各界人士说明，如君欲真发财，必人人发财，乃可达真发财目的。因此必须组织良好政府，人人明白本此主义以组织政府，乃可达到人人发财之目的。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所凭者威力，顺之者生，逆之者死，此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今我国已成割据局面，如单靠我革命党军力统一之，实不可望。因革命党兵力甚弱，以军力论，则必属于非革命党者成功。然我党之必成功，则又若可操左券者，何也？则革命力量，譬之山上之大石，不动则已，若一引动，则必转落至山脚而后止。故革命力一引动，则不可止。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各党人个个能实行为主义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我党兵力虽弱于人，惟主义则高尚于人，久为国人所信仰。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俄国军队能感化外兵；而今日为我敌者，只本国兵而已，又何至不能感化之耶？且在前广州新军一役、武昌一役，是其明证。故我党不用此力则已，一引用之，则曹吴之兵必如前清新军例，而我党可事半功倍矣。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能战胜一切。今滇军以善战称，由于彼军士每日三操两讲，无日或闲者也。我党主义，乃合各个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图人人发财，非企望损人利己而发财者也。彼英、法、美等国人民之生活程度优于吾人者，则以有良好政府之故。彼政府常为人民谋幸福，有灾害则为之防，有利益则为之图，故人民能家给人足。今我党人若能日日出而讲演主义，其有不入者，则考其有何故障。今定于每两星期来此学习一次，而此两星期须将做过之工夫，报告于我。由下一星期起，订一种问题，互相研究，以便答听者的问话。搜集材料，如军队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今党员出外宣传，亦当如之。每两星期到此补充材料，则宣传事业自易着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此处可称为诸位的兵工厂，我可以尽力供给材料，为宣传于军士的武器。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诸君：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今日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奋斗的方法要注重宣传，不要注重军事呢？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满清以后，都是注重军事，以前是注重宣传。这个原因，是在后来组织军队的机会比从前多。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假若武昌的军队毫没有受过宣传，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专由本党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们尽数消灭，他们一定拚命来和我们反抗，那么，我们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或者我们有了一支兵，对于我们的兵士绝不注重宣传，兵士丝毫不知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拿这一种军队来和清兵奋斗，那么，胜负之数也未可必。至于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于满清军队的自动，一经发起，便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象这样用敌人的军队来做我们的事业，所收的效果，该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再图进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所以这次改组以后，便要请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再象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那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再象耶稣教，从前自欧洲传到美洲，近代传到亚洲，流行于中国，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堂。这样普遍的道理，也是由于耶稣教徒善于宣传。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要政治上切实的道理实行出来，统共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逼群众，强迫去行——中国古时政治变更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二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令去行——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中国实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许多英雄豪杰都想要做皇帝。从前创成独裁制，不专用武力的，只有汤武革命。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让全国人都佩服。所以后来用兵，一经发动，便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国人都是很欢迎的，不专用兵力便统一中国。他们当初要造成良政府，让人佩服的事业，便是注重宣传。后来全国人欢迎，不和他们反抗，便是因为受过了宣传。所以当时中国人民，便享几百年幸福。后人都说他们的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到了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诸君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废止。我们一定要达到这种目的，那就是我们的志气。无论什么人做事，都有一种志气。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用这一句话对个人说，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人，都是志在发财。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志呢？有的能够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这种志气过于自私自利，和别人的利害相冲突，便容易被人消灭，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种志气，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象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设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就推翻满清而论，从前太平天国也有这种志愿，当时何以不成功，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们的革命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满清因为能够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所以他们的天下还能够维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汉人，洪秀全也是汉人。洪秀全所反对的本是满人，不是汉人。但是当时汉人知道要反对满人的很少，所以汉人便自相残杀，弄到结果，满人坐收渔人之利。自明朝汉人亡国之后，排满的举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失败的原因，都是汉人自相反对。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全国战事不过两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还是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全是由于汉人自己维持不维持。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国时汉人不知道自相维持，所以终洪秀全之身，总是推满清不倒。汉人知不知道自相维持的道理，是由于全国汉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便没汉人再来反对汉人，去维持满人的天下。国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是由于主持革命的人有没有普遍的宣传。当辛亥年武昌没有起义之先，我们革命党老早发明了民族主义，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样能够保守呢！象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一两个人的力有限。譬如一个人可出力一百斤，搬运货物到十里路远，每日可搬运十次。那么，用十个人的力，每日可以搬运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运一万斤。如果用四万万人，一日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四万万人在一百日内，又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因为没有四万万人可以同时搬运货物的事实，所以这种群力是怎么样伟大，诸君还不易明白。我们可用动物的群力来证明一证明。各种动物用力，可分作两种：一种是用孤力的。象一虎在山，群兽空谷。虎是不能合群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项走兽，如狮如豹都是一样。一种是用群力的。动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蚂蚁，他们合居的有时可到几千万。蜜蜂合居的也是极多，并且很有条理，他们住在一窝之中，都是分职任事：有做窝的，有觅食的，有采花的，有看门的，有酿蜜的；并有做首领的，叫做蜂王。好象国家一样，有行政、立法、司法种种人员，毫不紊乱。做起事来，既不侵越权限，又能够互相帮助。至于蚂蚁所用的群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们在郊外步行，遇到风雨的时候，常见无数蚂蚁，用泥做成一条极长的隧道，以遮风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样的工作是一个蚂蚁去做，那么，他用极微的力，搬运极微的泥尘，要做成一条长隧道，应该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无数的蚂蚁都去搬运泥尘，同力合作，积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成很长的隧道。人的天性和动物的天性不同，多数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蚂蚁。譬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去做。好象守门的蜂，尾上藏有蜂虿，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拚命抵抗，就是牺牲生命也是不辞。这种奋斗精神，真是视死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特长，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天性。人便没有这种天性。象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教练，然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的职守的。近来文明国的兵士，虽有死守职守、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话常说：“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兵士，必须经过许久的教训，才勉强有用。如果说到忠心一层，和蜜蜂比较，更是差得远。蜜蜂赋有天生合群的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以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向前，毫无顾虑。人便每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因为这个原故，人类中常发生许多弑父贼子，自相残杀。蚂蚁和蜜蜂之中，便没有这种现象。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国成立以后，生出了袁世凯、赵秉钧那一般官僚来。那般官僚在满清的时候本来是很听话的，初到民国来也是忠于共和，奉命维谨，不敢犯法。到了后来犯法，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推倒满清之后，成立民国，那般旧官僚还不知道民国是什么东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样做主人，去监督他们。而在专制的时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们。他们怕皇帝的威权，革他们的官，所以他们便甘伏于奴隶之下。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便目无主人，胡行乱为。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觉先知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其所以然。当民国初成立的时候，他们还怕那般先觉先知来干涉，有时候还是不敢乱为。到了后来，官僚和军阀连成一气，他们便更有胆量来把持政权，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不是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便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用武力反叛民国。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国家，完全是官僚和军阀的国家。人民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因，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久而久之，便可传到四万万。如果四万万人都明白了我们的主义，他们便欢迎我们去建设中华民国。要做到这样的伟大事业，只有本党才有这个力量。因为本党是有主义的，别党没有主义，所以他们便做不到。造成一个国家，是从何而起呢？何为国家呢？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现在何以多是民国呢？从前何以都成帝国呢？因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好象改革广东一样，并不是要把白云山搬到河南，把东江、西江、北江都要改变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象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五权宪法是根据于三民主义的思想，用来组织国家的。好象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事。总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建国的方略。建设一个国家，好象是做成一个蜂窝，在窝内的蜜蜂，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条，彼此毫无冲突。我们将来的国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国家；在此国家之内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人民。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现在广东少数的国民党员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国人都同我们去做，便要他们明白我们做事的主义。如果不然，他们不但不同我们去做，并且还要反对我们。象做外国人的奴隶，本来没有人甘心情愿的。但是从前的汉人，不知道做中国皇帝的是从外国来的满人，所以曾国藩、左宗棠那一般汉人，便情愿去做满人的奴隶，来反对汉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只知道忠君大义，清朝深仁厚泽，他们是不能反对的。不知道有满汉的界限、民族的思想，不知道满人来做汉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对的。所以他们一生做外国人的奴隶，反以为荣耀。到了辛亥年，全国汉人思想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经发起，便全国响应。我们见到此地，所以从事革命，便要宣传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从前宣传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很有功效。我们现在从事宣传，必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的注重。不过从前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有汉人同满人的比较，很容易教人明白；现在宣传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难找到一个简单的比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为环境可以束缚人的。譬如老监犯，在牢内住了十几年，如果一时把他放到外边，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监牢。因为他在监牢住久了，习惯成自然。如果回到监牢内去，便觉得很自然；若是到别的地方，便觉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战争，是由于黑奴制。当时美国南方有几百万黑奴，北方是工商业的省份，南方是农业的省份，因为有了许多黑奴，便可以替他们去耕种。战争的原因，是北方主张人道主义，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隶的制度，想用政府筹一大宗款去赎那些黑奴；南方主张人民有财产保护权，黑奴是他们的财产，政府不能干涉，反对北方的主张。因为这项争端，便发生南北之战。后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实行放奴，让那几百万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后，便一时无所措手足，觉得诸事都不方便。以为自己从前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衣食住，都有主人办到非常完备，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安乐的。一旦脱离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谋衣食住，一时的生活便觉得痛苦。诸君都知道美国有两个大伟人，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于放黑奴。黑奴到现在才知道要感谢他，但当初放出来的时候，不但不感谢他，并且还要谩骂他。当时有许多黑奴常痛骂林肯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为什么他要来害我们呢？”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谩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试问从前的人见了官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