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21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韩退之有言：“鼎不可使拄车，马不可使守闾。”惟人亦然，非其才而用之，则用之者与为之用者皆受其殃。中国之民主政治，至于今日，其为痛苦，所不俟言。然此痛苦非民主政治之自身所使之然，由运用民主政治者非其人故也。民国纪元以还，政治之权操于袁世凯之手。袁世凯之为人，即在君主专制之朝亦将为王莽、董卓，以民国付之，其倒行逆施有必然者。君平日自命当继袁世凯之后，论者或亦以君与袁世凯同科。然平心论之，袁世凯者乱世之奸雄，君则承平时一俗吏耳。使君早生数十年，或足与杜受田、祁雋藻之流，以趋跄应对，保其令名。不幸所处时势，不适于君。故君立晚清之朝，而清以亡；立袁世凯之朝，而袁世凯以亡。天下后世，或将以君为凶人。然原其心术，或不幸灾乐祸至是。特“鼎折足，覆公餗”，则不能为君讳。夫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于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家，夫何足怪！夫中国今日政治之窳败，由于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之肆无忌惮，此人人所知者也。此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实袁世凯所翼而长之，至于今日。君则依其肘腋，而仰其鼻息。六年有毁法之乱，君居天津，参与督军团逆谋，是为君依人肘腋之明证。七年有非法选举之乱，君名为受人拥戴，实则供人傀儡，始终为军阀所颐指气使，不敢枝梧，是为君仰人鼻息之明证。最近蒙乱洊逼，实有人唆使，与复辟阴谋有关，道路所传，君亦与闻其事；识者知君无此胆气，不过当年故智，俛仰随人，成则分功，败则不任咎耳。君曾以此伎俩，一误前清，两误袁世凯，今将三误中华民国矣！君纵不以屑意，而天下之人具有耳目，具有血气，决不忍君之所为，故已相与投袂而起，拯此中华民国，俾不致覆亡于君之手。此后之中华民国，置于国民全体之怀抱；建设中华民国之责任，荷于国民全体之仔肩。于选任公仆之际，以为民主政治，惟忠于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为之不贰，故遂以文承其乏。文虽不敏，诚不忍中国之民主政治有名无实，寖假并其名而亡之；既受国民之付托，则惟尽力所能至，以实现中华民国于世界。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已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不获已，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人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孙文　歌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孙总统促徐世昌引退》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远东，这不仅是由于俄国与日本间正在进行着的战争，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迄今为止，这一直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现在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虽然有其传统的孤立政策，但它在这方面绝不会漠不关心，虽则在方式上与其他各国多少有些不同。首先，菲律宾群岛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就使美国成了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因之它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闭目不理；其次，中国是美国货物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美国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由此看来，所谓“远东问题”，对这个国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同时又不易解决，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此次俄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从中国的立场看来，这次战争所引起的纠纷，要多于其所解决的纠纷；假如这次战争果真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话，充其量它只能决定俄日两国之间的霸权问题。至于英、法、德、美等国的利益怎么样呢？对这些问题，这次战争是绝对无法解决的。为了使整个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必须找出所有这些纠纷的根源。即使对亚洲事务了解得最为肤浅的人，也会深信：这个根源乃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扰乱世界现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势。这种说法好象是说笑话，但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须指出这一次俄日战争，就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如果不是由于满清政府完全无力保持其在满洲的势力与主权，那么这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我们说满清政府，而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一名来指中国现在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这也许会使那些对中国事务不熟悉的人感到惊异，但这乃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为了使你们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一下满清王朝建立的经过吧。满洲人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前，本是在黑龙江地区旷野中飘泊无定的游牧部落。他们时常沿着边界侵犯并抢劫和平的中国居民。明朝末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六四四年的事。中国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国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服饰。据估计，有数万人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而被杀戮。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满洲人所采取的次一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文献加以焚烧销毁，借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他们又禁止人民结社集会以讨论公共事务。其目的乃是要扑灭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使中国人于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自己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现在，满洲人为数不过五百万，而中国人口则不下四万万，因此，他们经常害怕中国人有一天会奋起并恢复其祖国；为了防范这一点，已经采取了而且还正在采取着许多戒备手段。这一直是满洲人对中国人的政策。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是因为满洲人立意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凡受官方影响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人民，总是对外国人愈为友善。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谄媚行贿，借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榨搜刮。下面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最近发布了一个布告，禁止住在这个国家之内的中国人与反满会党有任何往来，违者即将其在中国本土的家人及远族加以逮捕并处以格杀之重刑。象中国公使梁诚先生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做的这样一种野蛮行为，除了可能认定他是想讨好政府以便保全其公使地位外，不能够有其他解释。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虽然有这样多的痛苦，但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了普遍地奠定远东与世界和平，业已下定决心，采取适当的手段以求达到那些目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我们可以看到，一九○○年有惠州起义，一九○二年在广州曾图谋举义，而广西的运动现在犹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勇气在进行着。中国的报纸与近来出版的书刊中也都充满着民主思想。再者，还有致公堂中国的反满会党的存在，这个国家内一般都称之为中国共济会，其宗旨乃是“反清满洲复明中国”。这个政治团体已存在了二百多年，有数千万会员散布在整个华南；侨居这个国家之内的中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八十都属于这个会党。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由此显然可以看到，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有人时常提出这样一种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论调，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恶果；对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象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列强各国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象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侠行为，如果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是要失败的。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一九○○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器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惟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末，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由于这个问题近来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关系，因此，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据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年二月出版第四集影印的英文原稿重译亲爱的齐契林：我收到了您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达的。我之所以迟迟未作复，是因为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来应当是将信从哈尔滨寄给我的。因为他至今还未能来广州看我，我就决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礼和关于恢复中俄商业关系的建议。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象莫斯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它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末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我应当简要地向您说明中国是怎样一个情况。且回溯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底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底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将他击败了。他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底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在您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底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底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的“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只要还未建筑起包括在我所计划的中国铁道系统内的大铁道干线，那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过新疆的“门户”。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象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底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底基础。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您的真挚的孙逸仙又：这封信是经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转寄的。如果它能安全无阻地到达您手中，就请通知我，以便我今后能经过同一个中间人与您联系。如果从莫斯科来的信将由你们在伦敦的使节转寄的话，我就这样地建立联系来接收它们。据《新华月报》总第十六期北京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译自俄文《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五○年第十九期《孙中山底一个未公布过的文件》неоnyeликованный докyментсунят－сена今日同乡诸君在此开欢迎会，恰值新年一月四日。但我国内有两种新年，再过二十几日又有一阴历新年。我国甚崇尚阴历新年，对于阳历新年反淡然漠视焉。须知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有分别，其分别安在？即新旧之分别也。民国十一年来，人民尚崇尚旧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脱离旧观念，未能脱离旧思想者也。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进于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诸君今日当打破旧观念、旧思想，发生新观念、新思想。新新年为民国的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专制与共和大有不同，有如为商焉：为商者，有东家生意，自己生意。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国民如股东享有权利的，非若专制国家奉一人为君主，人民为奴隶，而毫无权利可享也。国人对于新新年不甚注重，对于旧新年反注重之，是有权利而不知享，是尚未知自身已成主人翁者。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般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民国十年来所以如此大乱，其原因亦即在是。国中既大乱，人人感受痛苦，遂生一种思旧之心，以为满清时代尚优于民国时代也。此种反感有一故事可为比例：在昔美国因释放黑奴，而成南北战争，战争结果，黑奴得释放。但黑奴虽被释放，因无独立生活，一旦失其依附，反觉异常困苦，尚不若为奴时代之安乐也。故林肯在当时反为人反对，今日黑种人方知林肯为圣人。所以大凡新旧交替，必有一种变更。如发财，人所愿也，添丁，人亦所愿也，添丁虽为人所愿，须知生产时必经痛苦危险。从此可知人欲享安乐，必须由困苦艰难而来。且民国成立之时，北方官僚亦赞成共和，如袁世凯者即首先赞成共和之人也。谁知彼等之赞成纯系假意，阳奉阴违，以致酝酿国中之大乱。吾人今日当铲锄此假意赞成共和者，实行真共和，必造成如法如美之共和国家。然美国在前数十年前，土地荒芜，极力改良，开矿山，兴工艺，遂成今日之富强。桂林地方物产丰富，山水幽秀，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者也。今即以山石而论，山石可以为塞门德土，真可谓随地皆宝。假使工艺发达，交通便利，其利岂可胜言？至于四川云贵之煤炭，产额亦丰，北方各省所产尤伙，外人咸称我国为煤田，如能尽行开采，其利又岂可胜计？我国因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兴，所用货物多仰给外国，是以每年出口之货多生货，进口之货多熟货，以致利权外溢。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新式者何？即化国为家是也。人人当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协力，共同缔造。国家者载民之舟也，舟行大海中，猝遇风涛，当同心互助，以谋共济。故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锄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新思想者何？即公共心。吾人今日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何谓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如满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义也。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行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之今日均产主义。今日同乡诸君开会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深望诸君不仅为欢迎本大总统一人，欢迎本大总统之主义，是则本大总统之厚望也。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统新年在桂之演说》自徐世昌退职，统一全国机关之国会，其恢复之前途，业除去最初之障碍。溯自黎元洪于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国会，全国政治即呈分裂之象。迨徐世昌于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总统，分离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继续在位之结果，政府遂尔解体，国家之威信因亦堕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夫政象至于如是，缔约各邦亦不能全辞其咎。政府对于各邦，曾屡次提出警告及抗议，请各邦勿承认徐为中国之总统，而各邦不顾。在此种情形下之承认，直无异于干涉中国内政。如徐因此乃得提支在外人管理下而非由外国承认不得支取之国税余额，更取得向外国订借外债之地位。苟无此等税收及外债，徐之总统或仅可任四星期，何至竟至四年之久！予今以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之资格，谨宣言于条约国：请于现在中国内争之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宣言，并请对于此语之精神及字面同一尊重。要知现在中国之内争为全国改造之一事实，吾人今日正从事于改造中国旧生活之事业，而使之适合于政治及经济的环境。欲此种改造须成为真正之改造，则惟有任中国人民自己求之，列强固不可加以干涉。假使列强现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则其行动仍为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将更劣于承认徐世昌也。大总统印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胡元亡汉，运不及百年，去古未远，衣冠制度仍用汉官仪。加以当时士君子，半师承赵江汉、刘因诸贤学说，华夷之辩，多能道者。故李思齐等拥兵关陕不出，刘基、徐达、常遇春、胡深诸人皆徒步从明祖，群起亡胡，则大事易举也。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汉子孙不肖应使然欤？抑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东西太平遗书，钞译成册，中士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辞，文献足征大备，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矱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荣焉。此序。孙文逸仙拜撰据汉公刘成禺编著《太平天国战史》前编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同志公鉴：文于八月十三日抵沪，曾致海外同志一电，并于十五日发表宣言，想已鉴及。兹再以事变始末及将来计划，为同志述之。此次陈炯明叛变，非惟文与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然对于国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严，不以诚待人，则早为文与诸同志所瞩及。顾以为人各有短长，但当绳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诚，未尝不可为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于决裂，更不虞其阴毒凶狠至此也。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虽元、二之际，阴谋左计，稍露端倪；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愊，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嗣是广州处困，闽疆转战，久同艰苦；回粤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不但国事为所败坏，党义为所摧残，文与诸同志为所牺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丧失无余。果何所乐而为此？此诚所谓别有肺肠，不可以常理推测者也！溯民国九年之秋，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乃陈炯明自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欲保境，则须养兵，所谓养兵以保境，无异谓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兵费，犹尚不给，则一切建设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又徒托空言。谋国不以诚意，未有不误国者。况各省军阀利害安能相同，而伪中央政府又操纵挑拨于其间，祸在俄顷，何可不顾？保境息民，亦为幻想。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直至桂军发难，边隅震惊，始知晏安酖毒之不诬。文以为自此以后，庶几可期其恢复勇气，以戮力进行矣，故仍命诸同志于政治上、军事上悉力助之，俾桂事早平，国难亦得以早赴。不图陈炯明于破敌之后，故态复萌，昔惟欲据粤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计，漠然不顾。文乃自统诸军以当此任，以完戡乱护法之夙志。——此文率师北伐以前与陈炯明相处之大略也。当文率北伐诸军次于桂林，以为陈炯明虽不肯自赴前敌，后方接济当不容辞，初不意其阴蓄异谋，务欲陷我于绝地。自去年十月以至于今年四月，半载有余，种种异谋，始渐发觉：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电多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伙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载有余者，全恃临行借提广东省银行纸币二百万，为陈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暂维军用。及粮饷告绝，接济不至，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莩，计无所出，始有改道出师之举。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诸军，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决后方接济问题而已。及陈炯明辞职而去，文初以为感，盖犹以君子之心度之，以为陈炯明将让我独行其志，故恝然舍去也。文虽不得陈炯明为助，但使不为梗，亦已无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恝然舍去，于是电报、信使不绝于道，所反复说明者，但使对于大计不生异同，必当倚畀如故。陈炯明于此，亦愿留陆军总长之职，并称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间。当时有人建议，陈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复信，北伐诸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于改道出师，而奉直战事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若按兵不发，坐视成败，则与拥兵自卫者果何以异？遂决出师江西，悉命诸军集中韶州，以大本营设于韶州。文于五月六日亲临誓师，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黄大伟、梁鸿楷诸将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进。叶举等所率援桂之粤军，在北伐诸军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议；及陈炯明在惠州与文电报相商，委任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令率所部，分驻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及北伐诸军已入江西，大庾岭已发生战事，叶举等遂率所部五十余营突至省垣，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叶举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动，罪已无可逭。然前敌战事方亟，后方空虚，若有骚扰，前方军心必因以动摇。文为镇静人心计，乃晓叶举等以大义，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叶举等则以要求陈炯明复出，规复粤军总司令为请。文以粤军总司令部已并入陆军部，陈炯明现为陆军总长，有管理之责，初拟令率所部自当一面，故以中路联军总司令相属；旋以陈炯明不欲出战，而欲以地方善后自任，乃命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地方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来电，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并称已催叶举等部迅回防地，且言叶举等部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然叶举等部则逗遛省垣如故。财政部供给饷糈，从无歧视，犹以索饷为名，操纵金融，致纸币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横行无忌，举动诡异，叛状渐露。文以省垣镇摄无人，乃于六月一日留胡汉民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径至省垣，仍驻总统府，示前敌诸军以省垣无恙，安心前进。而前敌诸军捷报迭至，赣南诸县以次攻克，陈光远兵破溃略尽。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于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卫至上海，料量此事。其时，北方将士已有尊重护法之表示，不妨碍国会之开会于北京，文对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将士若能依此宣言，则以商订停战条件为第一步，以实行统一为第二步，戡乱护法之主张可以完全达到，六年以来之祸乱可以归于平复。江西战事如此，北方将士表示又如此，苟无六月十六日之变，则政府无恙，无论为和为战，定能贯彻所期也。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事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帑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国会议员悉数被逐，并掠其行李。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倒行逆施，乃至于此！文既登兵舰，集合舰队将士，勉以讨贼。目击省垣惨罹兵燹，且闻叛军已由粤汉铁路往袭韶关，乃命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发炮后始还驻黄埔，以俟北伐诸军之旋师来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此为当日决定之计划，而文久驻兵舰之所由也。其时，虎门要塞已落叛军之手。惟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能坚守，与舰队相犄角，合以海军陆战队及新招诸民军，为数虽少，尚能牵制叛军兵力，使不能尽聚于北江，以御北伐诸军之归来。故叛军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终置文于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长洲，使舰队失陆地以为依据也。相持二旬有余，叛军终不得逞。而舰队中竟有一部分将士受其运动，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驶出战线，长洲要塞孤悬受敌，遂以不守。文乃率余舰驶进省河，沿途受炮垒轰击，僚属将士皆有死伤，所驻永丰舰亦被弹洞穴，然以奋斗不馁之结果，竟于七月十日进至白鹅潭。此役也，以兵舰数艘，处叛军四集环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进至省河，以慑叛军之胆，而壮义士之气，中外观听亦为之耸。海防司令陈策等更分率兵舰及民军，往袭江门等处，以牵制叛军兵力；事虽未就，而诸将士之忠勇劳苦，诚可念也。北伐诸军未闻变以前，已攻克赣州，进至吉安。陈光远既逃，蔡成勋亦不敢进，南昌省城指顾可得。然北伐诸军入赣州后，搜得陈光远致其部将电报，已尽悉陈炯明谋叛事实。盖陈炯明坚嘱陈光远固守赣州，以扼北伐诸军之前进，而已则将率兵以袭北伐诸军之后，故陈光远据此以严饬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诸军将领见此等电报，已知陈炯明蓄谋凶险，祸在必发。及胡汉民自韶州驰至，告以六月十六日变乱消息，军心激昂。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决议，旋师讨贼，黄大伟继归，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惟梁鸿楷所部第一师于议决之后，潜归惠州与陈炯明合。第一师为邓仲元所手创，入赣之役，与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乃闻变之后，始而踌躇不决，终乃甘心从逆，仲元之目为不瞑矣。许、李、朱、黄诸部自南雄、始兴进至韶州，七月九日开始与贼剧战，复分兵出翁源，湘军陈嘉祐所部亦来助战。前后二旬有余，其始军锋甚锐，屡挫贼势，贼惟扰欲退者屡矣。然贼据粤汉铁路，运输利便，且凭借坚城以为顽抗，而西江等处响应之师不以时应，使贼得倾注全省兵力，以萃于韶州、翁源一带，与北伐诸军相搏。北伐诸军饷弹不继，兵额死伤者无可补充，犹力战不屈。直至蔡成勋、沈鸿英之兵自后掩至，李烈钧所部赣军与敌众寡悬殊，至于挠败。于是许、李、黄、陈等部首尾受敌，无可再战。许、李、黄等部退至赣东，朱、陈等部退至湘边。是次北伐诸军自五月初至八月初旬，凡三阅月中，始而由粤入赣，与陈光远之敌兵战，继而由赣回粤，与陈炯明之叛军战，曾无一日之休息，不但久战而疲，即远道之劳殆已非人所堪，其坚苦卓绝，洵足为革命军人之模楷！而陈炯明辈，以欲遂其把持盘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敌人，以夹击其十余年同患难共死生之袍泽，廉耻道义扫地以尽矣！文率诸舰自黄埔进至白鹅潭后，贼以水雷狙击永丰舰不得逞，又欲以炮击沙面酿成国际交涉不得遂。诸舰虽孤悬河上，无陆地以相依倚，无可进展，然以为北伐诸军果得进至省城附近，则水陆夹击，仍非无望，故坚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历五十余日之久，舰中将吏虽极疲劳，意气弥厉。及闻北伐诸军已由始兴、南雄分道退却，知陆路援绝，株守无济，文始率将吏离舰，乘英国兵舰至港，转乘商轮赴沪。文于八月十三日抵沪，十五日发表宣言，进行方针大略已具，撷其要旨，不外数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