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5

定的时间十五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的问他说：“在十五分钟之内，可以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个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生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路走，不过十五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个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所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十五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若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条路便走那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于车夫的态度一样，把他当作是走路的车夫。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欧美人民现在对于政府持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民权的问题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实行民权，便不要学欧美，要把权与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够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那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第六讲四月二十六日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象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象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那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象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到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架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日来回自如的机器。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象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象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象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象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象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象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象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象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象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象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余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象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那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象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工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如是则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踌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时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自序于上海○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于是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供学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对之曰“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则人必难遽信。无已，请以一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以证明之。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国食品之发明，如古所称之“八珍”，非日用寻常所需，固无论矣。即如日用寻常之品，如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至于肉食，六畜之脏腑，中国人以为美味，而英美人往时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视之矣。吾往在粤垣，曾见有西人鄙中国人食猪血，以为粗恶野蛮者。而今经医学卫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则猪血涵铁质独多，为补身之无上品。凡病后、产后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时多以化炼之铁剂治之者，今皆用猪血以治之矣。盖猪血所涵之铁，为有机体之铁，较之无机体之炼化铁剂，尤为适宜于人之身体。故猪血之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补身，而无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体。而中国人食之，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也。此不过食品之一耳，其余种种食物，中国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胜数也。如鱼翅、燕窝，中国人以为上品，而西人见华人食之，则以为奇怪之事也。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西国烹调之术莫善于法国，而西国文明亦莫高于法国。是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近代西人之游中国内地者以赫氏为最先，当清季道光年间，彼曾潜行各省而达西藏，彼所著之游记，称道中国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国调味为世界之冠。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遂至令土人之操同业者，大生妒忌，于是造出谣言，谓中国人所用之酱油涵有毒质，伤害卫生，致的他睐市政厅有议禁止华人用酱油之事。后经医学卫生家严为考验，所得结果，即酱油不独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质与牛肉汁无异，不独无碍乎卫生，且大有益于身体，于是禁令乃止。中国烹调之术不独遍传于美洲，而欧洲各国之大都会亦渐有中国菜馆矣。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所同也。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也。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又中国人口之繁昌，与乎中国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尝非饮食之暗合卫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从科学卫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进步，则中国人种之强，必更驾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于科学卫生之知识，以求延年益寿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无中国之美备，其调味之方无中国之精巧，故其热心素食家多有太过于菜蔬之食，而致滋养料之不足，反致伤生者。如此，则素食之风断难普遍全国也。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之提倡矣。欧美之人所饮者浊酒，所食者腥膻，亦相习成风。故虽在前有科学之提倡，在后有重法之厉禁，如近时俄美等国之厉行酒禁，而一时亦不能转移之也。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人已无待于利诱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吾人当保守之而勿失，以为世界人类之师导也可。古人有言，“人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之为一小国家也。盖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理全国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机关，其组织之完备，运用之灵巧，迥非今世国家之组织所能及。而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人身既为生元所构造之国家，则身内之饮食机关，直为生元之粮食制造厂耳；人所饮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养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为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人之生活以温饱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为用之于燃料，一二成乃用之于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为煖体，是犹人之升火以御寒；二为工作，是犹工厂之烧煤以发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内之燃料而有余，而其所余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内之燃料，则生元必取身内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尽，则取及肌肉。故饮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养料及身体之建筑料，材料若有多余，则悉化为燃料，而不蓄留于体内。此犹之城市之内，建筑之材木过多，反成无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过多，过多则费体内机关之力以化之为燃料。而其质若不适为燃料，则燃后所遗渣滓于体中，又须费肾脏多少工夫，将渣滓清除，则司其事之脏腑有过劳之患，而损害随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为两种：一为燃料，素食为多；一为材料，肉食为多。材料过多，可变为燃料之用，而燃料过多，材料欠缺，则燃料不能变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损元气；材料又不可过多，倘过多则有伤脏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则养生益寿之道，思过半矣。近年生理学家之言食物分量者，不言其物质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热力之多少以为准。其法用器测量，以物质燃化后，能令一格廉中国二分六厘水热至百度表一度为一热率，故称“食物有多少热率”，或谓“人当食多少热率”等语。此已成为生理学之一通用术语矣，以后当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种类有三，即淡气类、炭轻类、脂肪类；此外更有水、盐、铁、燐、、锰各质并生机质此质化学家尚未考确为何元素，皆为人生所不可少也。淡气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炭轻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脂肪类一格廉有九零三热率。淡气质以蛋白为最纯，而各种畜肉及鱼类皆涵大部分淡气，植物中亦涵有淡气质，而以黄豆、青豆为最多。每人每日养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学家之主张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质一百格廉为度者，有主张五十格廉便足者。至于所用热率多少，奥国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罗中国二十四两轻工作时当需三十四至四十热率，重工作时当需四十至六十热率。如是其人为七十基罗重者，于轻工作时当需食料二千八百热率，于重工作时当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热率。有奥国学者佛列查氏曾亲自试验彼身重八十六基罗，而每日所食蛋白质四十五格廉中国一两一钱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热率，其后体质虽减少十三基罗有奇，然其康健较前尤胜；后再减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热率，而其身体健康继续如常。各生理学家为饮食度量之试验者多矣，而其为身体材料所需之淡气质，总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国衡一两三钱至二两六钱之蛋白质也。其为身体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热率之间耳。其间有极重之工作，有需热率至五六千者，此则不常见也。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所有动物皆顺其自然之性，即纯听生元之节制，故于饮食之量一足其度，则断不多食。而上古之人与今之野蛮人种，文化未开，天性未漓，饮食亦多顺其自然，故少受饮食过量之病。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亦愈远，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烟也、鸦片也、鹄肩也，种种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进化而加增，则近代文明人类受饮食之患者，实不可胜量也。作者曾得饮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尝以事忙忽略，渐成重症，于是自行医治稍愈，仍复从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数次。其后则药石无灵，只得慎讲卫生，凡坚硬难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颇觉效，继而食之至半年以后，则此等食物亦归无效，而病则日甚，胃痛频来，几无法可治。乃变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术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