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与国事的过程中，伯颜展现了卓越的政道才华，忽必烈对他的倚重也日甚一日。不但让伯颜的官职节节高升，还亲自做主，让伯颜娶木华黎曾孙，中书右丞相安童的女儿为妻。虽然忽必烈嘴上说：“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伯颜攀上这么一门显赫的亲事，为他日后的仕途铺路——当领导能为下属考虑的这么周到，也算难寻的佳话。 至元二年七月，伯颜便被提拔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元朝官制与历代不同，以右为尊。左丞相虽不是正相，却已经是朝中显贵了。伯颜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赏识，“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显示出决断、冷静、举重若轻的素质，使得众服曰：“真宰辅也。” 日后，面对征讨南宋这样天大的重担，众多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伯颜，便是从这里埋下了伏笔。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至元七年，又迁同知枢密院事，这时的他只有三十四岁，已经位极人臣。 【正文】 几家欢喜几家忧，当伯颜在忽必烈的呵护以及自己的努力下平步青云之时，远在江南的南宋已经在元军的不停进攻下风雨飘摇了。 蒙古帝国成为了大元王朝，疆域损失了一半还多，且拱卫大汗的各个汗国有一半成了敌国。那么一直被压着打的南宋，似乎就可以缓口气了。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蒙古帝国时期，虽然以对外征服为基本国策，但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目标，无非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财富。能打下来的自然要打，若是太难打也就不会非要打下来不可。南宋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议和的拿手戏，若还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也许真的可以保住国家不被灭亡。 而到了元朝，无论你抵抗多么顽强，无论你拿出的议和条件多么优厚，元世祖忽必烈也必须要灭了你——不仅仅是因为你富庶，而是你代表了皇帝正统。 既然我做了皇帝，那么就决不能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蒙古大汗只能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 不过，伐宋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忽必烈刚登上汗位，还面临着阿里不哥的军事威胁时，他本没有将灭宋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为了和弟弟交战，他将原本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兀良合台、霸突鲁等部抽调北上，并让史天泽出任江淮诸翼兵马经略使，李璮为江淮大都督，以汉军掌管南部边防，对南宋采取守势。同时，还派出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节，赴南宋商谈在鄂州战役时口头商定的议和条件。 一些史家认为这次商谈议和只是忽必烈的缓兵之计，日后谈判破裂也是必然的，战争不可避免。这自然是有些道理，忽必烈确实亡宋之心不死，但这次谈判还是很有诚意，希望能和南宋达成一个长久的和平协议。从使者是郝经而并非别人，就可看出这一点， 郝经，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出身世第书香人家，祖父郝天挺是著名大儒元好问的老师。其人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十分倚重的谋士，地位和姚枢、刘秉忠相仿。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南征时，郝经便是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副宣抚使，与杨惟中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在忽必烈围攻鄂州而身后出现阿里不哥争位的不利局面时，郝经一言定大计，力劝忽必烈撤围北归。他是忽必烈众谋臣中，最反对与南宋开战的人物，希望尽可能延缓南北双方的战事。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也推崇“天下一家”，反对华夷之辨，是力促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中坚人物。以郝经而言，让元廷更多的汉化，更为深入的将汉法作为立国根本之后，才应该商讨南征。 若说忽必烈重臣中，既是元廷中有份量，而又能被南宋所接受的人，郝经是唯一人选。所以，当郝经要求再派一二名蒙古官员随从之时，忽必烈道：“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书生也。”生怕派蒙古国官员刺激了南宋君臣，导致议和不成。 人选好了，事情看起来也不难办。宋廷处于弱势，强者对弱者提出议和，弱者本应该积极配合才对。然而无论郝经还是忽必烈都不知道，此次分别竟长达十六年。 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贾似道在鄂州与忽必烈口头商定城下之盟，总被说成是贪生卖国之举。但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贾似道这么做无可非议。当时的宋人并不知道蒙古内部已经动乱，而江汉的局势确实危如累卵。能用议和来退兵倒是最好的出路。只是，在鄂州保卫战中有勇有谋的贾似道却是背着宋廷私下议和，私下议和也就算了，可他偏偏向朝廷报功，谎称大捷。这样的情形下，郝经的出使，就有了戳穿贾似道谎言的可能。 专制国事的贾似道，自然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当郝经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并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商议之时。这位大宋宰相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能让他见到宋皇，下令将郝经一行全部羁押于真州。 郝经屡屡上书宋皇，“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但所有上书都泥牛入海，被贾似道截留。从此，这位元廷使节便被不明不白的扣留了整整十六年，直到伯颜日后统兵南下才被放归。 原本有可能实现的南北分治，也可能会让南宋延长寿命的会谈便这样被荒唐的葬送。贾似道虽要负全部责任，但惨痛的后果却让朝廷和百姓在日后埋了单。 【正文】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便向忽必烈献策，指出伐宋应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刘整本是南宋骁将，外号“赛存孝”（意思是赛过唐名将李存孝），任南宋泸州知州和潼川十五军安抚使，抵抗蒙古军屡立战功。可因为是北方人，受南方将领俞兴、吕文德等人嫉恨，后又被诬告，贾似道欲图将他杀害。为了自保，遂于中统二年率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从此倍受忽必烈信赖。他的策略，忽必烈全盘采纳。 从此时开始，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便拉开帷幕 元军要拿下这军事要地，所用的策略便是堡垒推进和水师配合最后再用大炮强攻。 至元五年（1268年），派兀良合台之子，猛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援襄宋军之路。 至元七年（1270年），派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襄樊成为孤城。 同年，刘整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弥补了元军战术上的劣势。 为了打破包围，南宋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反击。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击溃。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将屡屡率军解围，也分别被阿术、史天泽等人打败。到至元九年，襄樊之战已成定局，宋军困守孤城，再难有作为。 至元九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虽然勇猛敢战，麾下士卒也人人用命，但这次救援只能算是对守军的激励，在战略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张顺在突入城中的战斗中壮烈战死，张贵虽然入城，但不久也在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的战斗中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新式“回回炮”击垮了樊城城墙。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俱投火殉国，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已经陷入掘鼠罗雀，拆屋作柴，力尽援绝的境地。至元十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吕文焕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正文】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便向忽必烈献策，指出伐宋应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刘整本是南宋骁将，外号“赛存孝”（意思是赛过唐名将李存孝），任南宋泸州知州和潼川十五军安抚使，抵抗蒙古军屡立战功。可因为是北方人，受南方将领俞兴、吕文德等人嫉恨，后又被诬告，贾似道欲图将他杀害。为了自保，遂于中统二年率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从此倍受忽必烈信赖。他的策略，忽必烈全盘采纳。 从此时开始，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便拉开帷幕 元军要拿下这军事要地，所用的策略便是堡垒推进和水师配合最后再用大炮强攻。 至元五年（1268年），派兀良合台之子，猛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援襄宋军之路。 至元七年（1270年），派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襄樊成为孤城。 同年，刘整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弥补了元军战术上的劣势。 为了打破包围，南宋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反击。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击溃。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将屡屡率军解围，也分别被阿术、史天泽等人打败。到至元九年，襄樊之战已成定局，宋军困守孤城，再难有作为。 至元九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虽然勇猛敢战，麾下士卒也人人用命，但这次救援只能算是对守军的激励，在战略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张顺在突入城中的战斗中壮烈战死，张贵虽然入城，但不久也在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的战斗中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新式“回回炮”击垮了樊城城墙。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俱投火殉国，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已经陷入掘鼠罗雀，拆屋作柴，力尽援绝的境地。至元十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吕文焕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正文】 襄樊陷落，南宋的江淮防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一举南下灭亡宋廷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就要确定南下总指挥的人选了。 襄樊之战最有功者，是阿术、阿里海牙、史天泽和刘整。尤其刘整是整个战略的设计者，似乎最有希望承担这一重任。但刘整与阿里海牙矛盾日深，无法相容，尤其是吕文焕投降后，忽必烈要倚重他招降南宋将领，而刘整和吕文焕又有深仇。为了不至于耽误军国大事，忽必烈只好把刘整调到淮西行省担任左丞。刘整有大功而未能再受重用，忧愤成疾，不久便病逝于无为（今安徽无为）。史天泽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但已年老多病。而阿里海牙和阿术要担当如此大规模的征战则威望稍有不足。 在廷议上，众多重臣便都向忽必烈举荐伯颜。 姚枢首先谏言：“如求大将，非右丞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 史天泽也认为：“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 甚至连帝师八思巴也竭力举荐伯颜，认为他才能出众，堪当大任。 原本就很看好伯颜的忽必烈再加上这么多重臣的推荐，于是下诏，以伯颜、史天泽同为平宋荆湖行省左丞相，共同任伐宋大军的最高统帅。但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无力从军，不久便病逝于真定。伯颜成为了唯一的平宋大帅。 至元十一年（1274年）九月十三日，伯颜率大军南下攻宋。对于这次混一南北的战役，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一直有“百万之众”之说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一下子拿出百万人进行战争实在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且不说后勤补给，战场指挥等等无法解决，就是调度就很成问题。在新式的通讯方式出现前，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次拿出个十万二十万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这次伯颜直接指挥的军队当在二十万左右 ，加上川蜀、淮西的元军，应有三十万。 二十万大军分为三路，从襄阳出发，直指郢州（今湖北钟祥）。三十八岁的伯颜看着自己麾下的虎狼之师盔明甲亮、旌旗猎猎，想必是无比得意的。而在出征前，忽必烈特地嘱咐的那句话也会在他耳边不停回响：“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甚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在南征当中，虽然仍不免有屠城，但伯颜是在尽量履行着对忽必烈的承诺。 郢州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宋将张世杰以沿江精锐数万人固守，排战舰千余艘与江面，准备决一死战。伯颜的前锋部队试探性攻击未取得任何进展，为了不至于顿兵坚城之下而失去战机，伯颜认为：“攻城乃兵家下计，大兵之用，岂唯在此一城哉！”只留下少数部队包围郢州，大军则绕道南下。 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军抵达蔡店（今湖北汉阳），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已经率宋军十数万，战舰万余艘布阵迎战。伯颜避实击虚，作出进攻汉阳从汉口渡江的假象，吸引夏贵在汉口不动。而以主力十万步骑和十万战舰水陆并举，猛攻沙芜口，迅速将之攻陷。 获得沙芜口这个重要据点后，十二月十三日，伯颜以阿里海牙佯攻宋军重兵把守的阳罗堡，而命阿术趁夜色逆流而上四十里，在青石矶登岸，直抵鄂州东门。宋军见元军渡江，军心大乱。 见强渡成功，伯颜迅速调集兵力猛攻阳罗堡，并以水师进攻夏贵所部。阳罗堡宋军早已军心瓦解，不战先乱，阳罗堡旋即被攻克。而夏贵抵抗了一阵，见大势已去，便弃军而逃，所部全军覆没，宋军将士的尸体布满江面。夏贵这一逃，原本来支援他的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禩孙也率军西遁，如此，当年忽必烈费尽力气也没能拿下的鄂州已经无兵防守。鄂州、汉阳等城的守将先后投降。 伯颜留阿里海牙留守鄂州，自己和阿术继续南下。 襄樊战役后，忽必烈对投降的襄阳守将吕文焕极为优待，甚至为了他而有意疏远了猛将刘整。倒不是因为吕文焕此人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而是因为他和他的哥哥吕文德长期镇守京湖地区，门多故吏，南宋北部边防的很多重要将领不是他们的部下便是他们的亲戚，忽必烈是要吕文焕进行招降，减少南征的损失。吕文焕果然不负所望，在伯颜进军时，他四处写信，让“吕家军”的将领们投降。鄂州守将张晏然、程鹏飞，蕲州守将管景模，池州守将张林，江州守将吕师虁（吕文焕侄子），安庆守将范文虎（吕文德女婿），五郡镇抚使吕文福（吕文焕从弟）等等相继投降，伯颜的进军出奇顺利。 宋朝虽然重文轻武，压制武人，却也是“家军”、“家将”集中出现的朝代，从“杨家将”、“岳家军”到“吴家将”不一而足。在军事上孱弱不堪的宋朝往往是因为这些“家将”、“家军”的不懈奋战才保全宗庙社稷，而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又栽倒在“吕家军”的手中，也不得不让读史者浩叹。 在降幡一片当中，伯颜并没有被顺利冲昏头脑。江州守将吕师虁投降后，设宴款待伯颜，酒酣耳热之际，吕叫上两个盛装打扮的美女，说是从宋室中挑选出来，作为礼物献给伯颜的。伯颜大怒道：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 长江南岸的众多要塞尽数丢失，宋廷再一次乱成一团。此时，南宋那个沉溺于酒色的宋度宗赵禥已经在当年七月病死，其次子赵显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之名垂帘听政，但实权还是掌握在贾似道手里。面对着元军的大兵压境，宋朝的太学生掀起“学生运动”，聚集起来上书请愿，要求贾似道出兵御敌。虽然是权相，可贾似道也顶不住压力，只好开都督府于临安，总揽天下兵马，准备和元军决战。 元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初，一直迁延不进的贾似道实在无所推脱，率精锐十三万离开临安奔赴前线。到达芜湖后，他故技重施，再次派宋京前往伯颜军中商议议和，希望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劝伯颜退兵。 当年贾似道用这个方法忽悠忽必烈，现在又想忽悠伯颜。但时移世易，且不说元使郝经还被他关着，即使以战局来看，伯颜也不可能接受，直接用一句话：“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把贾似道顶了回去。 然而，由于天气暑热，北方人水土不服，军中非战斗减员严重，忽必烈下诏要伯颜停战驻守，等明年秋天再出兵。伯颜与阿术商量，认为；“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 于是上书忽必烈：“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风驰电击，取之恐后，少尔迟归，奔播江海，遗患留悔矣。”忽必烈经过考虑，下诏：“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伯颜、阿术获得允准，得以继续挥兵南下。 是年二月十八日，元宋两军对峙于丁家洲，大决战开始。 宋军方面，贾似道率后军，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则率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于江中，十三万军卒以逸待劳。相对于远来疲敝又被热病困扰且数量也略逊的元军，原本是有胜利的可能，但因为将领无能，最后竟一败涂地。 战斗一开始，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同时开炮轰击宋军，炮声震百里。见到宋军阵势散乱，伯颜又派出水军冲击宋军船队。宋军先锋孙虎臣抵挡不住攻势，败退下来。而夏贵更是刚一接战便率先逃跑，不但如此，逃跑时还故意以扁舟掠过贾似道的坐船，大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贾似道本就胆颤，一听这话，仓皇失措，立即鸣金收军，宋军阵势顿时溃散，争先恐后逃跑。伯颜和阿术命步骑左右夹击，追杀一百五十余里，宋军溺死被杀无算，继阳罗堡之战后，南宋将士的死尸再次铺满了江面。 丁家洲一战，南宋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贾似道也失去了可以继续专制朝政的资本，被弹劾罢官，后在流放途中被差官所杀。 而此时，大元朝的北方却出了事。窝阔台汗后裔海都公开叛乱，恢复了原本已经除国的窝阔台汗国，屡屡发兵进攻漠北，甚至骚扰了历代大汗的陵寝所在——起辇谷。为了应付北方边患，五月十七日，忽必烈急召伯颜回京，一方面听取南方战事回报，另一方面想让伯颜负责北方战事。 这次召回，险些让伯颜失去灭宋功臣和大元第一功臣的头衔。所幸，经过一个多月商讨，忽必烈最后决定让另一位丞相安童出镇漠北，仍让伯颜回南方带兵。 七月，伯颜回到南线军中。而当他不在的时候，宋将张世杰、赵溍以及孙虎臣聚集了宋军最后万余战船在镇江焦山布阵，希望能在伯颜不在时拼死一战，击退元军。 可元军军中能将太多，伯颜虽然不在，阿术、董文炳、阿塔海还有后起之秀张弘范哪个都不是吃素的。他们见宋军用铁链将战船连起，便发动火攻，几乎将宋船烧得精光，张世杰仅以身免。 这场战斗极端类似“赤壁之战”，南宋将领们无不饱读史书，却没有从古人身上吸取教训。 待到伯颜十月回到江南，焦山之战已经结束，南宋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野战军可以用于抵抗了。伯颜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拿下临安。 【正文】 十一月九日，伯颜再次兵分三路向临安进发。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周边诸城望风奔溃，临安再无险可守。十二月五日，伯颜占领无锡。宋廷没有了可用之兵，也没了可战之将，只好派人求和。将作监柳岳等带着宋皇、太皇太后以及大臣们的书信来见伯颜，哭着说道：“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 这样的场面确实让人同情，但两国交战，容不得恻隐之心。伯颜冷冷道：“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伯颜最后这句揶揄可说专往宋廷的气管子上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欺负后周世宗柴荣的老婆孩子，抢了后周天下，现在也是在孤儿寡母掌国时被逼到如此境地，也算是报应不爽了。 面对这番话，宋使也只能“顿首泣不已”罢了。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中旬，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廷再次遣使迎降，但要求保留宋朝。正月二十二，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吴坚、贾余庆等人一起与伯颜交涉。两位英雄初次见面，本来很瞧不起宋臣的伯颜被眼前这位不卑不亢的文人所震撼，知道此人必定不会让宋廷乖乖投降，于是便借口有事相商，强行将文天祥扣押在军中。伯颜此举，虽有些无赖，却也是对文天祥惺惺相惜之意。他若看不出文天祥是个英雄，便不会作出扣押的事情来。文天祥在敌营遇到这位“知己”，能够受到敌人的重视，算是大幸，而这种重视又使自己身陷囹圄，有力使不出，也算是大不幸了。 文天祥被拘押，丞相陈宜中逃走，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已经保护着度宗另外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南逃。临安城中留下的都是如吴坚、贾余庆这样唯唯诺诺和恬不知耻之辈，主事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又老迈昏聩，除了投降，也确实无路可走。 正月二十五，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等一干大臣拿着伯颜授意修改过的降表来到伯颜军中呈献。伯颜置酒款待，并让文天祥作陪。文天祥大骂伯颜不讲信义，也大骂贾余庆等人卖国。但大势已去，自己又失去自由，再骂得痛快也无济于事。 正月二十六，伯颜派部将嗦都率军进入临安，保护皇宫并控制各要隘。文天祥苦心招募的勤王部队被贾余庆解散。 二月初一，伯颜遣使招降曾经多次抵抗元军的淮西制置使夏贵。 二月初五，南宋恭帝赵显正式颁布降表和谕降诏书，南宋灭亡。两宋从太祖赵匡胤建国到此时，享祚316年。 从1234年由窝阔台汗开始的征宋战争，历经42年之久，到这里总算有了个结果。有人说南宋南宋能够如此之长的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足以证明其军事上并不孱弱。其实，窝阔台汗时代，蒙宋双方只能算是略加接触，蒙古帝国的主要目标是向西而并非向南。贵由汗时代只顾着内讧，没有攻宋。蒙哥汗时代虽然大规模南征，可蒙哥汗却意外崩于半路。到忽必烈掌舵，又要用大量时间和自己的兄弟们打仗，安顿后方。待到可以全力南下时，只用了八年便灭亡了人口、地利、科技都占优的南宋，说南宋不弱，并不客观。 而要说南宋必然灭亡，却也是后见之明。其实，忽必烈本身并没有能必然灭亡南宋信心。作为一个雄才大略，但有很迷信天命的帝王，忽必烈直到最后关头还认为南宋天命未绝。当伯颜领兵南下时，忽必烈在与姚枢的密谈中还说道：“自太祖勘定天下，列圣继之，岂固存制令久帝制南国耶？盖天命未绝。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天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勿易视之。” 在交战过程中，忽必烈先是下诏停战，后又召回伯颜，原因就在于这“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的担心。如果南宋方面能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挡住哪怕迟滞伯颜的进攻，都有可能换来忽必烈首先提出议和。然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水师的南宋竟然屡屡大败于北方水师，将帅只知逃遁，文臣只图自保，虽有少数英雄奋力拼搏，也是大火滔天杯水不济了。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句名言，但并不符合事实。即使是今天，百姓们也是“沉默的大多数”，真正能对历史起到作用，挽救民族命运的，往往是精英。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已被蝇营狗苟之辈充斥，又怎能免于灭亡？正如太皇太后谢道清在质问文臣武将时所说：“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衅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 老太后没有吕雉、武则天的本事，保不住宗庙社稷，但这番话却是一针见血。 【正文】 对手的种种错误再加上努力与天赋，终于使得伯颜成就了自己的辉煌。无论南宋君臣如何，他已经完成了忽必烈交给自己的使命。而在进入临安后，他出榜安民，维持秩序，下令封存府库，登记钱谷，将士不得擅自进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保护了繁华的南宋都城没有遭到破坏。但作为征服者，他也按照指令将太常寺的祭器、礼器，秘书监的图书、户口簿册以及衮冕、圭璧、符玺、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象征政权的物品全部清点装运北归。宋皇室成员除了太皇太后谢道清因为有病而暂时留下外，也全部押解北上。 三月十日，将善后之事交给董文炳、阿剌罕等人后，伯颜押解宋室以及朝臣、太学生等出发。闰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大都，三十二日又启程赶往上都觐见忽必烈。 忽必烈对伯颜如此之快的平定江南极为满意，命令文武百官全部出上都城迎接伯颜的归来，这是对于凯旋将领最高的礼遇。然而，偏偏这礼遇让伯颜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在迎候伯颜的百官中，最积极的是忽必烈的新宠，平章政事阿合马，为了表示亲热，竟比别的官员多迎出十余里。这位回回人以善理财而得宠，一方面让元廷府库充盈，一方面也想尽一切办法填充自己的腰包。他这么急着见伯颜，也是有着下作的原由——索取礼物。 阿合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伯颜一定会给自己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极为珍贵的礼品，伯颜刚从南方回来，他所征服的临安城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奇珍异宝难以计数，伯颜从缴获中拿出一两件来给自己是不会肉疼的。 可惜，伯颜并非贪财无行之人，整个灭宋战争中他没有贪图一分财物，“归装惟衣被而已”，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礼物给阿合马。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伯颜将当年旭烈兀送给自己的玉钩绦解下送给了阿合马，并说道：“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这其实算不得什么讽刺，只是有那么点自我标榜。可当着妓女说贞洁本身就是对妓女的侮辱，阿合马认为伯颜有意轻视自己，遂怀恨在心。 在之后接受宋皇朝觐，祭告太庙，庆功宴等等仪式上，伯颜都身列显位，祭告太庙时还被任命为司礼官。忽必烈将他召至宫中慰问，大加褒奖，伯颜只是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对这种谦虚，让忽必烈极为满意。君臣相得的场面很是温馨，但阴影已经笼罩在伯颜头上。 不久，阿合马诬告伯颜私自藏匿南宋国宝玉桃盏，同时，曾在江淮指挥作战的别里吉迷失也控告伯颜对于圣旨指派的官员不给予委任，反而派给自己的亲信要职，是为不臣之举。忽必烈大怒，将伯颜下狱。 到了这里，历史上重复无数遍的“鸟尽弓藏”悲剧似乎就要上演，所幸怯薛太官玉昔帖木儿上书力荐伯颜无罪，同时，也确实找不出伯颜窝藏宝物和任用私党的证据，案子便压了下来。伯颜被释放出狱，但所有职务被免，在家闲住。 功臣无故获罪，不明不白的被罢官，伯颜的心境恐怕和当年的韩信相仿。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从不会口出怨言，也不会摆出很受伤的样子给别人看。平日深居简出，不与其他大臣交往。这样示弱的表现，不但让忽必烈放心，也逐渐让忽必烈意识到自己可能冤枉了伯颜。 居功不傲，受屈不怨，对一切都淡然处之的伯颜相对于在战场上天下无敌而性格上过于偏执的韩信，在谋身上要高明很多，从而结局也要好得多。 【正文】 作为一个帅才，壮年赋闲，即使得以善终，人生也不算是完美。伯颜很幸运，闲了没多久，就有了复出的机会——北方的战局急转直下，忽必烈苦心经营的西北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十余万“诸王藩卫之兵”“一军皆没” ！ 原来，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时，窝阔台后王中的佼佼者海都便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后虽阿里不哥战败，但他仍在自己的封地叶密立自成系统，逐渐纠集部众，结好金帐汗国，扩展自己的领地，势力日盛。忽必烈为了稳住他，一面多加赏赐，表示优待，一面派自己身边的察合台曾孙八剌回察合台汗国与继阿鲁忽之后成为察合台汗国之汗的木八剌沙一起执掌国政，以牵制海都。 八剌回国不久，便废黜并杀死了木八剌沙，独掌大权。他与海都战于锡尔河，大败之。但海都求助于金帐汗国可汗忙哥帖木儿，两军合击，八剌战败，丢失不少领土。从此，八剌便不那么听忽必烈的话，总是想着如何捞点实惠弥补损失。海都趁机请窝阔台孙乞卜察克出面调解，与八剌和好。八剌没了后顾之忧，干脆和忽必烈翻脸，出兵争夺元朝控制下的斡端(今新疆和田)。 至元六年（1269年），海都与八剌、忙哥帖木儿在塔拉斯河畔召开大会，推海都为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儿汗阿八哈，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此时起，窝阔台汗国在海都手里恢复，窝、察、金三国共同对抗忽必烈，元朝西北从此再无宁日。 与之相对，忽必烈派太子真金驻兵称海(今蒙古科布多东南)；派万户伯八、断事官刘好礼镇守吉儿吉思、谦州等处，又派大军击败海都军于别失八里。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又派嫡幼子、北平王那木罕与右丞相安童进军阿力麻里，设置大本营专门对付“塔拉斯联盟”。 那木罕非常善战，再加上安童有勇有谋，连续击败海都，西北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岂料，外患未平，大变却生于肘腋。至元十三年(1276年)冬，蒙哥汗之子昔里吉，蒙哥汗之孙撒里蛮，忽必烈庶弟岁哥都之子脱黑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玉木忽儿，察合台之子撒儿班突然叛乱，劫持那木罕和安童，并推举昔里吉为帝。 这一变乱，导致元朝西北防线全面崩溃，十余万精锐一夕之间全部丧失，万户伯八战死于谦州，昔里吉出兵和林，抢走了成吉思汗生前所用的大帐。同时，弘吉剌部的只儿瓦台也与之呼应，杀死自己的大哥，弘吉剌万户、忽必烈驸马斡罗陈，并包围弘吉剌部夏营地应昌府，忽必烈的女儿囊加公主被围困于城中。 应昌距离上都只有二百里，这不仅仅是西北边关的动乱，连国家腹心都受到了威胁。 面对如此局面，忽必烈除了立即征调几乎所有诸王军、汉军、高丽军北征之外，也终于想到了伯颜。 在家闲居的伯颜被重新启用，受命督军漠北，平定叛乱。 复出是复出了，可自己的罪名还是不明不白。伯颜虽然不计较名位，但为了出征顺利，还是故意对送行的大臣说：“有这样遣将出征的吗？”并且磨磨蹭蹭，启行很慢。忽必烈疑心又起，派人追回伯颜，责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伯颜答道：“我等攻取蛮子国土，献给陛下，此事天下皆知。后来我无罪而受人诬告，免职闲居，亦为天下人所知。北方蒙古地面，皇子高官甚多，陛下派遣有如此恶名之人，以戴罪之身，任职于他们之上，而他们又深受陛下信用，我如何能够统领军队作战？思来想去，故有此语。” 忽必烈毕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觉得伯颜能够直言不讳是为了大局考虑，对伯颜称赞一番，并下诏叙述伯颜南征的功劳和以及他获罪是因为诬告，同时命令漠北诸军都受伯颜节制。 正了名，又获得了全权的伯颜终于可以毫无负担的展开自己人生第二次征途。 此时，昔里吉等叛王的军队已会集于鄂尔浑河，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在战场上，他们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伯颜领着讨伐军仓促北上，诸军的配合以及士气方面都落于下风。 破敌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方破绽。伯颜在进军途中便已经进行了分析，已经明了，叛王们和当年的阿里不哥有着同样的弱点，那便是粮草军需筹集不易。掀起反旗，便已然断了中原的物资补给，而他们欲图联合海都和继八剌成为察合台汗的笃哇，可后两者与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只是在口头上支持，而在军需和兵马上并没有任何支援。 打仗看起来是刀枪上见分晓，而更重要的是粮食。任你是战神还是兵仙，一旦断粮，不用打就输定了。 于是，伯颜没有急着决战，而是断其粮道，阻困其军。直到昔里吉军已经军心浮动才率大军发动总攻，先后在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两次大败昔里吉军，夺回成吉思汗的大帐以及那木罕的属民。之后，大将刘国杰、别理乞迷失分别击溃各支乱军。昔里吉等人无奈，分路西撤。 昔里吉等叛王能够一起举事，并非有常年的默契，只是都对忽必烈不满，并想获得更多的利益，正好凑在一起而已。一帆风顺时，尚还能同进同退。一遭失败，便成了大难临头时的同林鸟，各奔前程。 分裂也就罢了，在元军的打击下，昔里吉集团又出现内讧。脱黑铁木儿因被元军袭击时得不到昔里吉的援助，干脆便奉撒儿班为帝，玉木忽儿不从，与昔里吉一起出兵攻打，脱黑铁木儿战败被杀。撒儿班先投奔昔里吉，被昔里吉送往金帐汗国。途中，撒儿班旧部将主人劫走。为报此仇，撒儿班重整军队，战败并俘获昔里吉、玉木忽儿等，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两人押送大都，向忽必烈投诚。玉木忽儿在途中以贿得释，昔里吉则被忽必烈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昔里吉之乱历经六年终于平息。但是，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海都却趁势捡了个大便宜，夺取了阿里麻里，并收容了昔里吉集团逃到自己阵营的明里帖木儿等，实力越发壮大。 这也就意味着，伯颜从此与西北将结下不解之缘，自己的戎马生涯将注定在这里继续。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宗王之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后裔乃颜发动叛乱，海都与之东西呼应，险些酿成大乱，全靠忽必烈御驾亲征才将叛乱平息。次年，海都又进犯叶里干脑儿（今蒙古国艾里克湖），被元将阿里带击退。 而相对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战事，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都只能算是小儿科。这一年，海都与明里帖木儿、玉木忽儿发兵十余万，大举进犯漠北。首先吞并吉尔吉斯，之后长驱东进，进逼蒙古故都和林。忽必烈的嫡长孙甘麻剌率军迎击，结果战败被围，所幸有大将土土哈舍命救援，才突围而走。至元二十一年才从金帐汗国被放归的北安王那木罕率和林军民南撤，和林失守。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七十四岁，面对如此局面，仍不得不亲征讨伐，双方在和林展开大战，“双方士兵都极为勇猛，他们彼此砍杀，毫不退让，以致战场上尸陈如山，血流成河。……这是鞑靼人之间发生的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双方难分高下，但海都后援不济，而元军则源源不断开来，在无奈下，海都撤走，但元军也已筋疲力尽，无力追击，只能收复和林休整兵马。 经此一战，忽必烈意识到仅仅派宗王镇守漠北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能人辅佐，已经返回大都的伯颜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史称“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 【正文】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明里帖木儿在海都的支持下又发兵来犯，伯颜亲自上阵迎敌。双方在阿撒忽秃岭对峙，明里帖木儿军矢下如雨，众军都不敢出阵，伯颜大呼：“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政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率先冲阵。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英勇，无不争奋，蜂拥而上，明里帖木儿大败而走。伯颜趁其新败，厚赐被抓获的明里帖木儿军哨探，让他们带信回去劝降。明里帖木儿见信“感泣”，率部归降。 但是，海都的进犯有增无减，伯颜总是采取防守策略，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决战。朝中人有向世祖进谗言，说伯颜保守不进，是与海都通好。忽必烈再次对伯颜起了疑心，将之召回，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替其职。 此时正好海都大兵压境，伯颜遣人对正在路上的玉昔帖木儿说道：“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自己领兵去迎海都。 双方交战，伯颜连续七天且战且退。众将都认为伯颜胆怯，围着伯颜道：“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御史大夫，指玉昔帖木儿）！”伯颜道：“海都具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这已经明说是想诱敌深入，但被免职的他威望已经不足，诸将都请战。无奈之下，伯颜只好率军反攻，过于深入的海都原本以为伯颜不堪一击，哪想到被狠狠的杀了个回马枪，顿时大败而走。然而因为包围圈尚未完成，海都还是逃出升天。 忽必烈和伯颜的关系，颇似汉高祖与韩信。君臣之间可谓爱恨交加，忽必烈对伯颜既重用又不完全相信，伯颜在他手下也是几起几落，立下大功，领过重赏，也受过大委屈。忽必烈以能用人且用之不疑著称，很多能臣为了国事不请旨而便宜行事，不但不被处罚，反而总被褒奖。唯独对伯颜，忽必烈一而再的不能消弭疑虑，也许伯颜能力太过出众，忽必烈有难以驾驭的担心，才会如此吧。伯颜人生最后一次大战，原本能够生擒或者击毙元朝西北最大的祸患海都，却功亏一篑。忽必烈到离开人世，还需要担心海都问题未能解决，也算是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伯颜终究不是韩信，再次受了冤屈，仍然淡然处之。击退海都后，他将印信交付玉昔帖木儿，轻装返回指定给他的驻地——大同。临行前，受命宣抚北军的皇孙铁穆耳置酒践行，在席间咨询军事，伯颜指着皇孙手中的酒杯道：“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铁穆耳深以为然，全盘接受。 作为名将，伯颜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岁月，他是重臣的身份立于元廷。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病势沉重，召伯颜回京。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九，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病逝于大都紫檀殿，享年七十九岁（虚岁八十）。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在忽必烈病榻前同受遗诏。 在生命的最后，忽必烈到底看清了伯颜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纯臣，是足以托付大事的忠贞之士。君臣二人的关系虽有波折，总算是善始善终。 忽必烈在太子真金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册立太子，直到至元三十年才将“皇太子宝”之印送给皇孙铁穆耳，算是一个册立的表示，但并非正式指定其为继承人。于是，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再次拿出蒙古老传统，在上都召开“库里台大会”，选定嗣君。 此时忽必烈的四个嫡子都已经去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都没有竞争的实力，孙子辈中只有真金太子在世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最具实力。甘麻剌才能平庸，没什么战功，铁穆耳聪明能干又战功显赫，可是却有酗酒的毛病，该选谁来继承帝位，直接关系到日后帝国的兴衰。伯颜等三位顾命大臣的担子十分沉重。 在大会上，甘麻剌仗着自己是真金太子长子，想和铁穆耳竞争，史称“亲 王有违言”，虽然大多数大臣都不倾向于他，可碍着他的身份也不好出面。此时，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玉昔帖木儿也劝导甘麻剌：“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 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 甘麻剌见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重臣都已经站在弟弟一边，只好说道：“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大元王朝第二任皇帝的人选终于在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软硬兼施下，确定了下来。当年四月十四日，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基为帝，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玉昔帖木儿在成宗登基后，曾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这句话不但对他自己是一语成谶，连带着伯颜也被说中，这两位顾命大臣，竟然在成宗继位后的第一年中先后去世。玉昔帖木儿病逝于十一月，年仅五十三岁。不到一个月，伯颜也病逝家中，年仅五十九岁。 跟着忽必烈南征北战的名将们，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阿剌罕、阿塔海、董文炳、张弘范等都在忽必烈之前相继离世，而最后连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也走得如此匆忙，紧追世祖而去。 天意也许在告诉初登大宝的成宗铁穆耳，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守成安国才是他的责任。 【正文】 灭宋者非宋人——厓山刻石的张弘范 小时候学成语，读到“一字千金”时，总感觉奇怪，一个字而已，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后来逐渐学会遣词造句，才发现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字之增减，何止值千金，真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汪精卫早年曾是不惜舍身成仁的革命义士，在谋刺摄政王不遂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激昂悲壮，直追谭嗣同，后来又是国民党栋梁，创建民国有他很大功劳。岂料却在抗战期间失足落水，成为汉奸，于是有人将他的名作每句增加两字，改为“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的相当辛辣。 而在明末，大明进士洪承畴以文人掌兵，屡败农民军，被明崇祯帝视为栋梁，极为器重。洪承畴为了炫耀皇帝对自己的赏识，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亲手撰写一副对联，挂在自家中堂之上，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日后投降清朝，成为请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的“导人”，并为平定江南不遗余力。有人便在这对联每句加了一字，为“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立即从感叹成为责问，也是直指人心，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典故，在元灭南宋的那个时代，也有着生动的演绎。当南宋最后的抵抗军和流亡政府全体覆灭于厓山海面时，元军总指挥张弘范志得意满，命人刻石纪念，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岂料，他收兵北归后，有人添了一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这一下从标榜自己的功绩变成自曝其丑，不亚于在大街上高喊“我杀了我爹”，添字之人也算损到了家。 不过，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背叛民国，被人指责无可非议。洪承畴受大明崇祯皇帝厚恩，背叛明朝，也该被唾骂。而张弘范从小都不是宋人，父亲做过金朝的官，后来又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为世侯。他自己生命的最辉煌的时光，是在元军里当将军，可说无论是与南宋还是北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被无缘无故冠以“宋”字，可称冤枉。 当然，可以说张弘范是汉人，南宋时汉人的朝廷，汉人灭了汉人朝廷最后的武装和政府，自然是汉奸。但古人的民族主义绝没有今人这么明确，主要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既然吃元朝的俸禄，就要为元朝皇帝出力。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束虏”，双方都以自己为正统，也各自有忠臣，元朝时期也大体如此。元末时期，也有很多科举出身的汉人不理会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为元朝殉节而死。做汉奸做到抛投率洒热血，就说不过去了。只能有一个解释，古人的社稷朝廷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民族，实在不是一个概念。 张弘范，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河内村）人，字仲畴，是蒙古帝国、元王朝世侯张柔的第九个儿子。他父亲张柔是个在乱世中从底层打出一片天地的厉害人物。当年蒙金战争，蒙古铁骑所过之处，庐舍为墟，生灵涂炭。而一旦蒙古军撤走，留下的土地便又会盗贼蜂起，老百姓再遭二遍罪。当时的河北便是这种情况的重灾区，种地出身的张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 ，自然不能眼看如此局面而无动于衷，于是聚集乡亲族人组成“自卫军”，即抗蒙，又防盗，逐渐成为四方闻名的军事武装首领。 当时金军节节败退，对于地方已经逐渐失控，便延揽民间武装为自己所用，以抵抗蒙古军。张柔被中都经略使苗道润招安，先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可说步步高升，光宗耀祖。张柔此时是很忠于他的“伯乐”苗道润，对于金朝倒未必有什么感情。 正当张柔在苗道润麾下准备再立功勋时，1218年六月，策划收复中都的苗道润被自己的副将贾瑀所杀，张柔勃然大怒，发出檄文召集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众将拥戴。金朝廷闻知，便任命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让他讨伐贾瑀并顺带着抵抗蒙古。 岂料，张柔讨伐贾瑀的战斗还没开始，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公事在私仇之上，张柔只能调转马头对付蒙古军。是年八月，张柔率军迎战蒙古军于狼牙岭，战斗进行得极不顺利，他自己也因为战马失蹄而被蒙古军俘虏。毕竟张柔做大金朝的官只是个形式，起兵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乡亲人，现在见大势已去，就率众投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投降的人一向厚待，便让他仍受任旧职，领旧军。 从此，张柔便开始了作为蒙古重臣的南征北战，同时也趁势扩展了自己的地盘。到1232年，屡立战功的张柔被任命为汉军万户，成为一方“世侯”。 张柔是个天生的军事家，作战不拘成法，往往出奇制胜。如1218年，金朝真定主帅武仙率大军数万攻打他的大本营满城。此时张柔主力不在城中，守城将校只有数百人。张柔让老幼妇孺登城，虚张声势迷惑金军，自己则带领数百精兵出城偷袭，大破百倍于己的敌军，并一举攻陷完州（今河北完县）。日后跟随窝阔台汗攻金，跟随蒙哥汗伐宋，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平叛、南征，这样的战绩还有很多。在众多汉人世侯中，只有他与史天泽被誉为“霸都”，也就是英雄和勇士。 身为张柔第九子的张弘范，充分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 【正文】 张柔不但打仗是行家，生孩子也是把好手，一生中有儿子十一人。但前九个都没什么出息，只有第八子张弘略和第九子张弘范才能出众。张弘略文武全才，屡任显职，死时受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在元廷地位很高。但因为没有弟弟那么显赫的战功，在历史上并不出名。张弘范的能力未必强过哥哥，但因为厓山之战，名气却大得多。所以，要出名靠的并不仅仅是能力加努力，机遇往往是最重要的。 做大将，首先胆气要足。战场上腥风血雨，没胆子如何能够冷静指挥？张弘范和他老爹很像，年纪还轻时便胆色过人。二十岁时，他八哥张弘略任顺天路总管，有事去大汗行宫汇报工作，张弘范便代替哥哥管理政事。当时有蒙古军进入顺天境内，肆意侵辱百姓，张弘范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犯事的蒙古军人每人打了一顿板子赶了出去。当时北方是蒙古人天下，张弘范敢这么干，也算是胆大包天了。 在军旅中要出人头地，展现自己的能力之前，首先要有胆色。胆大包天的张弘范再加上有背景的老爹和哥哥，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中统元年，被任命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便改授行军总管，在亲王合必赤麾下征讨在济南叛乱的李璮。 李璮也是一方世侯，益都行省李全之子。1231年李全死后，其妻杨妙真袭职，但不久也病死，李璮袭为宜都行省。在众多汉人世侯中，李璮是个异类，并不安于在蒙古人之下做个诸侯，而有着称王图霸的野心。不但拥兵自重，储存粮草，截留盐课。还在1259年私自进攻南宋 ，连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全部纳入自己地盘。在扩充实力上不遗余力，对蒙古汗廷的不臣之意相当明显。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开战。忽必烈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这一方面是为了稳住他，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他与南宋有占地之仇，防卫南部疆域时不会投敌。 但忽必烈有些小看了李璮，这位大都督虽不会真正投向南宋，却也绝不会忠于他。中统三年二月，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举兵反叛。献涟海等三城于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忽必烈南线顿时吃紧。 不过，李璮虽然野心不小，却没有洞察全局的眼光。他反叛元廷若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两个要素，其一是南宋朝廷积极配合，出兵出饷相助，其二是北方中原各地汉人世侯可以群起响应，他才有趁乱扩大地盘，进而图霸称王的可能。但是，一向谋求苟安的南宋只是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配合。他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世侯的支持，也应者寥寥——大家诸侯做得好好的，干吗为了你冒险造反呢。 李璮处境完全孤立。他如果不想迅速失败，应该率部队与元军在野外周旋，机动灵活的展开战略，实在不行还可以南撤依靠南宋。但李璮却拢军固守济南，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给元军以包围自己的机会，充分展现了军事上的无谋。与合必赤一起征讨他的史天泽听说李璮进入济南，不禁笑道：“豕突入苙，无能为也。”，并对合必赤进言道：“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 元军深沟高垒，将济南围得水泄不通。 二十四岁的张弘范在合必赤麾下，也率领着本部人马来到济南城下。这么年轻便领兵出征，当爹的自然不怎么放心。张弘范临行时，张柔对儿子面授机宜：“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这也颇有些让儿子勇挑重担的意思。张弘范领会了老爹的教导，将自己的营寨扎在城西。 不过，李璮并没有如张柔预计的那样，因为张弘范驻扎在较为危险的地方而向他发动攻击。在兵粮即将告罄的情况下，李璮督率所部没命的出城突围，但是，当各处元军都在为反突围而奋战时，张弘范的营地却似乎被遗忘了，李璮根本没有向张弘范的驻扎地派出一兵一卒。 此时，若是空有血气的年轻人，必定操刀上阵，自己去找李璮；若是胆怯平庸的“二世祖”，则会暗自庆幸，疏于防备。而张弘范毕竟是名将之后，能力不是吹得，立即判断出，李璮这是在迷惑自己，认为自己年轻可欺，“我营险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于是，立即在营外挖掘壕沟，并布置精兵甲士设伏，专等着李璮前来。 第二天，李璮果然以主力向张弘范迎敌猛攻，岂料兵马没等挨着营门，便纷纷掉进壕沟之中，死伤枕籍。剩下的将士好不容易爬出壕沟，又陷入伏兵围攻之中，眨眼之间，李璮用来突围的部队全军覆没，两名将军也被张弘范俘虏。经此一战，不但张柔对这个儿子完全放了心，还让张弘范名声大噪，从而得到了世祖忽必烈的垂青。 是年七月，济南城破，李璮被俘杀，“李璮之乱”仅仅坚持了五个月便烟消云散。但是，李璮并不该感到遗憾，他的这次作乱虽然没能让自己图霸称王，其影响对却对大元王朝既深且剧。不但立即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一场地震——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王文统原本是忽必烈最倚重最信任的宰辅，但因为是李璮的岳父，又被告发与李璮有书信交通，与儿子王尧一起被杀。 而随着王文统的人头落地，忽必烈原本海纳百川的心胸也犹如突然垒起了一道堤坝，将宽阔的海口挤压为狭窄的河道。在藩邸时以及继位之初不论出身，只看才干的他开始对自己治下的最为多数的臣民投去了不信任的眼光：朕如此信任你们，为何如此辜负朕？行汉法，用汉人，真的是正确的吗？王文统深受皇恩，李璮更是两代蒙恩，为何会反叛？！ 一直对世祖重用汉人不满的回回人集团，趁势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 这句恰到好处的谗言，中断了元王朝的汉化之路。汉人从此很难再获得足够的信任。此后，阿合马专权二十余年，深受汉化的真金太子忧惧早逝，皇统变更屡屡动荡，等等事件便迭次而出。李璮便是那只在亚马逊森林里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在太平洋掀起了滔天巨浪，而这巨浪，也最终将大元王朝送入了坟墓。 【正文】 不过，硬币也有两面，李璮之乱另外一个有益的影响，便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盘踞于中原大地的一个个“世侯”提前消失了。 经此战乱，不但汉人儒臣受到了池鱼之殃，那些世侯们也尝到了苦果。“言者或谓李璮之变，由诸侯权太重”，世祖于是决定“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中断地方诸侯世袭，收汉人军将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即使是讨灭李璮有功的史天泽、张柔也没能例外。他们的“侯国”从此国除。 “李璮之乱”使得汉人世侯消失，之后东北地区的“乃颜之乱”又使得蒙古东道诸王的封国消失，元成为中央集权的王朝而并非分封制的帝国，却是两次叛乱造成的。 老爹的封国没了，张弘范却并没有多少遗憾，他只是第九子，即使世袭也轮不到自己头上。要想荣华富贵，怎么都需要自己打拼。 到忽必烈开始襄樊战役时，张弘范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在军前效力。手下的益都兵都是李璮生前旧部，勇悍难制，但却被他管得服服帖帖。元军以堡垒战术包围襄樊，但却没能掐断宋军的补给线。张弘范献计：“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终于使得襄樊宋军再也得不到任何支援。在最后的决战中，他更是身先士卒，裹伤再战，先后率先攻入樊城和襄阳，立下大功。 到伯颜伐宋之时，张弘范率部，“东略郢西，南攻武矶堡”，全部“取之”。作为先锋渡过长江。丁家洲之战中，他更是冲锋在前，首先击溃宋军前锋，为宋军随后的全线崩溃起到决定性作用。元军到达瓜州时，宋将姜才以二万人出扬子桥与元军对垒。张弘范与都元帅阿术出兵与宋兵夹水列阵。姜才的军队号称勇悍善战，元军望之有惧色。张弘范请阿术监阵，自率十三精骑渡水冲阵，因姜才阵坚不动，张弘范假意撤退，宋军纷纷追赶，其中一名骑兵跃马挥刀，逐渐逼进，张弘范突然掉转马头，手起刀落将那骑兵斩于马下，余骑大惊失色，元军乘势猛攻，大败宋军，斩首万余级。之后，张弘范又在焦山之战表现出色，俘虏八十余艘战舰，数千宋军。因为一系列战功，张弘范和自己的父亲一样，获得了“霸都”称号，并被授予毫州万户之职。 至元十三年，浙东台州出现民变，张弘范出兵讨平，为了安抚其地，只是“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被授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之职。 为异族攻打本族之国如此卖力，张弘范受到不少口诛笔伐。以当时各个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并未如今天一般普及，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争得功名利禄，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价值体现的种种努力。以君臣大义来说，若是张弘范作战不卖力，倒才是“有亏臣节”。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本就是合二为一的。 不过，中国早就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孔夫子时代便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否被看做是华夏，并非种族，而是看文化。只要是其他民族，愿意学习华夏文化，便是华夏的一部分。然而，加入华夏和统治华夏可不一样，即使被看做是“蛮夷”的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却也是不可以成为华夏之主。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从文化本已经是很“华夏”了，虽然自称王，却也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爵位。但因为立国是在南蛮之地，保留一些“断发纹身”的“蛮俗”，仍被视为“蛮夷”。楚国的“问鼎中原”，被看做和北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游牧民族一样的严重威胁，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那么，并没有完全接受华夏文化的元朝廷，以及还不会说汉语的世祖忽必烈对于南宋的武力征服，必然会导致一些具有深刻文化民族主义的士人超越对于赵氏一姓的忠贞，以华夷之辨进行坚决的抵抗。日后与张弘范打过多次交道的文天祥，便是典型的一位。 【正文】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二十岁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他日后自称“大宋状元宰相”，便是来历于此。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了权相贾似道，被迫“致仕”，年纪轻轻就退了休在家闲住。直到恭帝登基，元军南下，朝廷号召各地勤王，他才成为寥寥几位率军勤王的将领，率领自行招募的义军赶赴临安。但是，南宋的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从太皇太后到满朝文武，全都想投降议和。文天祥虽被封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也只能负责去元营议和。结果，因为在众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之间表现的过于卓尔不群，被元军大帅伯颜看出是个英雄，导致被扣押。 而在前去议和之前，文天祥便已经深知不可能以岁币称臣之类的条件换得社稷的保全，为了能为日后赵宋社稷保留根苗，上疏请谢太皇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福建，信王赵昺赴广东。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进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迅速出城南下。 两位小王爷大的九岁，小的只有六岁，在颠沛流离中历经苦难，甚至险些饿死，但在众多忠心的臣子们保护下，总算安全逃到温州。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随之感到，保护着他们来到福州。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 原本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便这样复生，无论对于元军还是南宋军民，情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伯颜统兵南下灭宋之时，世祖忽必烈曾晓谕伯颜，不可嗜杀，伯颜也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客观的说，伯颜统兵期间，由于他军纪严明，再加上宋方守将大多不战而降，直至拿下临安，虽然战场上尸横遍野，但屠城之事并不常发生。但是，随着南宋流亡朝廷的建立，使得原本对南宋朝廷腐化、聚敛、御敌无方失望透顶的江南士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颓废苟安之气迅速被抗战精神所取代，州郡望风而降的趋势停顿下来。元军尚未涉及的福建、两广以及川蜀、两淮部分地区纷纷厉兵秣马，所谓“自夏伹秋，一城不降” ，而“自夏伹秋”正是赵昰被立为新帝之后。战争的进程也随之步入更为残酷的阶段。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到镇江时趁看守不备连夜逃出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安抚使苗再成开门迎入。两人商议召集各路宋军反攻，并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但因战乱讯息不通，李庭之只知道文天祥曾经和元军议和过，并不知道他逃出之事，以为他已降元反而诓自己出城，于是便写信给苗再成，让其杀死文天祥。苗再成虽不相信文天祥是奸细，但也不敢做主，便把文天祥送出城外。文天祥一行到达扬州，却发现到处都是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无奈只得继续逃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温州，后听说流亡政府在福州，便赶往投效。 文天祥的忠贞才识早为众人所知，立即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但是，由于主政的陈宜中一向嫉贤妒能，文天祥担心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只接受了“枢密使同都督”的官职。 顾诚先生在他的巨著《南明史》中，对传统中被过度美化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等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种种无能、自私和短视，并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优秀，南明绝不会灭亡”。这样的批评对于南宋最后的流亡政府的群臣们，也很适用。且不说从来就没什么忠义之心的陈宜中，即使是和文天祥一起被列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陆秀夫，虽然忠诚之心可鉴天日，却也不能算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张世杰总有胆怯和保存实力之心，而陆秀夫虽然耿直，却从来无所作为，对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任何建言。 在南宋国运的最后时刻，唯一能算得既有忠贞之心又有恢复之志兼具抗敌之胆的，仅文天祥一人而已。 文天祥到福州后，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但一心想要放弃温州的陈宜中不同意，将文天祥外派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文天祥到剑州后，很快就聚集起相当可观的部队。 【正文】 而从至元十三年七月开始，元军对于各地抵抗宋人的镇压也一日紧似一日。 七月，在李庭芝、姜才率部离开之后，守将朱焕献扬州城投降，李庭芝、姜才未能摆脱追兵，被困于泰州； 大将阿术攻破泰州，李庭芝、姜才被俘； 阿里海牙攻破严关（今广西兴安西），马墍兵败退守静江（今广西桂林）； 李恒击败宋军吴浚所部于南丰。 八月，吴浚再败于元军，退往宁都； 李庭芝、姜才在扬州不屈遇害。 在这一片战败的紧急时刻，作为流亡政府的中枢，不但没有什么居中调度挽回颓势的举措，反而只想着互相碾轧。见文天祥聚兵成功，担心离朝廷所在地太近会导致“干预朝政”，便下令让文天祥去交通不便的汀州（今福建长汀）。文天祥顾全大局，于十月率部南下。到汀州后，立即开始救亡活动，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派吴俊章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闻文天祥开府，纷纷率兵来会，文天祥麾下迅速集结起数万人马。 十一月，对南宋流亡政府来说，局面更为崩坏。阿里海牙攻破坚守三个月的广西重镇静江，守将马墍血战而死，阿里海牙纵兵屠城。不久，邕州（今南宁）守将献城，但马墍麾下钤辖（军职）娄某率二百五十名兵士死守月城不降，后在骗得元军送上米、肉，饱餐之后引炮自炸，二百余人全部灰飞烟灭。阿里海牙大怒，又将邕州屠城。此后，广南西路十五州，皆为元军攻取。 同月，阿剌罕所部攻克处州（今浙江丽水）、温州，在瑞安大败宋军，执杀赵与睪与其弟赵与虑等人，兵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 这样一来，南宋流亡政府所在地福州已经很危险，此时，流亡政府手中还有军士十七万，民兵三十万，可供一战者有近五十万之多。可陈宜中、张世杰却不敢与元军作战，带着幼帝赵昰登船入海逃走。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州为元军占领。 相对于近五十万大军的望风而遁，文天祥则是迎难而上。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结部伍，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赣州坚持抗元的宋军皆来赴，合军收复会昌县。八月间，文天祥部下赵时赏等人分道攻取吉、赣周围的城镇，对赣州形成包围之势，衡山、抚州等地残余宋军纷纷前来会合。 为了遏制江西宋军发展，元廷在江西置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麦术丁为左丞，李恒为参知政事，以诸道之兵四出江西。 元将李恒自领一军精骑，出奇不意地向身在兴国的文天祥发起进攻。文天祥不曾想李恒进军速度如此之快，猝不及防，军队溃散。与此同时，在永丰的邹沨部宋军也被元军杀败，两军汇合一处撤退。 逃至空坑（今江西吉安境内）时，文天祥麾下军士多散，身边只有杜浒、邹沨等几个人相随。宋将赵时赏为使文天祥等人有时间逃走，冒充文天祥为李恒追兵所抓，并沿途掩护很多文天祥部曲逃走，后被识破，从容赴死。 文天祥逃脱后，辗转至南岭（今广东紫金），重新集结队伍。 南宋流亡朝廷行至泉州泊岸，驻守当地的安抚使蒲寿庚前来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没有答应。身边的人又劝张世杰留下蒲寿庚，这样可以让其麾下的数百艘巨船以及无数家资作为军用，可张世杰也没有听取。不久，由于宋朝的撤退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也不知会蒲寿庚，命部下掠取其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皇帝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本来就不怎么坚定的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在当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和淮军士兵，遇害者达数千人。 无端引来灾祸的张世杰连忙下令起锚，全军逃亡潮州（今广东潮安）。 在海上四处飘荡的南宋朝廷屡屡遭到元军袭击，一直把持朝政的陈宜中感到宰相瘾也该过足了，便以去占城（今越南中部，当时为独立国家）给皇帝打前站为借口，径自一人到占城，从此再不回来。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278年1月16日），流亡政府的船队到达井澳（今广东大小横琴岛之间的海湾），忽遇飓风，舟船倾覆无数，连端宗所乘的巨舟也被大浪击翻，小皇帝几乎被淹死，惊悸成疾。飓风过后，张世杰点算兵数，竟然死者过半。这么多兵将白白葬身鱼腹，却没能和元军正式打上一仗，张世杰想保存实力，老天也不帮他。 至元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公元1278年5月8日），一直未能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的宋端宗赵昰病死于石冈州（今广东吴川西南面一个小岛）。“群臣多欲散去”，一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陆秀夫终于挺身而出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于是，众人拥立年方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 【正文】 在南宋的流亡朝廷苦苦维持之时。我们的主人公张弘范则在进行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立功谋划，至元十五年六月，他在朝觐时上奏世祖：“宋主既降，而其将张世杰奉其庶兄益王昰与弟广王昺南奔。既立昰于闽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讨焉。” 以军事上来说，漂泊海上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在政治上来说，却是稳定江南的极大障碍。忽必烈于是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负责对广东用兵。 从蒙古帝国时期开始，虽然早有各个民族的将领，但都是各领本族军队，蒙古将领可以统领其他民族的部队，而其他民族的将领却决不能率领蒙古军，这惯例在忽必烈时代也没有被打破过。张弘范深知这次委任大有违传统，在陛辞之日力辞：“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以往事勉励道：“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赐锦衣、玉带以表示对他的绝大信任。张弘范不要锦衣、玉带，提出要宝剑、铠甲，忽必烈闻言壮之，赐张弘范尚方宝剑，表示：“剑，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明白的给张弘范以专征之权。 于是，张弘范荐李恒为自己的副手，至扬州后，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下。 以精锐之师攻疲颓之兵，即使不是张弘范率领也足以摧枯拉朽。元军水军接连攻取攻袭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数败宋军。在广东坚持抗战的文天祥所部败走海丰，在逃至五坡岭（今海丰以北）之时被张弘范之弟张弘正追上，残军溃灭，文天祥、杜浒等被俘，邹沨自尽而死。 文天祥的抵抗之路终于走到尽头，在见到张弘范时拒不下跪，只求一死。其气概为张弘范所钦佩，赞叹道：“真忠义人也！”命左右为文天祥释缚，并礼敬有加。 与此同时，元军步军在李恒统帅下越过大庾岭，攻占广州。 【正文】 文天祥所部的溃灭，南宋流亡朝廷在陆地上已无可策应之兵。随着一座座城池的陷落，张世杰不得不率部保着小朝廷退保厓山。 厓山位于今天广东新会南端，北扼海港，南连大海，西面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所以又称为“厓门”，“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厓门之外有“三虎洲”，其东大小螺珠、二厓山石、白浪堆诸岛；台山的上川岛东南有乌猪洲，以东为乌猪洋。因此，据此可控制厓山海而至乌猪洋一带，地理形势十分重要。 在厓山驻扎舟船，似乎是很好的选择，但此地是潮汐出入之处，作为南宋流亡政府数千舟船屯结之地，可说相当危险。张世杰空有忠心，却毫无军事常识，“以为天险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正殿曰慈元，杨太妃居之。升广州为翔龙府。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遣人匠，造舟辑，制器械，至十月始罢”， 将此地作为流亡政府最后的据点。 相对于二十万众兵民和数千艘战船的南宋厓山大寨，作为追击者的张弘范身边的部队就有些不值一提了。计有统领大小战船五百艘，兵力约２万人。正月十三，到达厓山时，又因为有二百艘战船迷失方向，真正到达的只有三百艘。 敌寡己众的仗该怎么打？张世杰手下有谋士提出了建议：“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这并非奇谋，不过是一般性的正常谋略，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掌握战场主动权。 但张世杰思担心主动进攻失败后，会导致军卒溃散，坚决不同意：“频年航海，何时可已！今须与决胜负。”命人焚毁岸上所建数千间简易房屋，把千余艘大船牢结成一字阵，沉锚于海，“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帝居其间”。 在焦山之战中，张世杰便是将战船连在一起，结果被元军一把火烧的大败亏输。事隔几年，便又故技重施，所吸取的教训不过是在战舰外皆涂满湿泥，又“缚长木以拒火”，来防备火攻。但这种连接战船的举动，让宋军难以机动，既不能主动出击，也无法迅速对友军进行援助和配合，可说是摆出了死阵。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十三，厓山大战正式开始。 张弘范不顾自己有近一半部队未到，副将李恒的一百多艘战船也难以及时加入战场，指挥兵将猛攻宋军阵营。由于宋舰高大，元军水军冲撞不成，张弘范派人在木柴上浇上膏油，乘风纵火。但宋舰事先涂泥，火攻并未得手。 猛攻不成功，张弘范派在自己军中任职的张世杰外甥三入宋营，劝降这位族兄。张世杰回答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正气凛然，但问题是，现在是自己占优势，仍然抱以必败的赴死之心，这已经是在人事上不打算尽力了。 见张世杰外甥说降不成，张弘范又逼迫被俘的文天祥写信招降。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再三催迫，文天祥便当其面书写《过零丁洋诗》示之。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遂大笑作罢。作为南宋宰相，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文天祥是不幸的，他没能够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但作为一个英雄，一个有着鲜明人格的人，他又是幸运的，打败他的敌人也是英杰，前有伯颜，后又张弘范。能够了解他、尊重他、知道他的可贵。即使失败，英雄也应该败于英雄之手，“大丈夫辱于狱吏”，是最可悲的事情。 猛攻不成，劝降也没有效果。张弘范命元军水军封锁海口。由于汲水道绝，宋军只得以海水解渴，几乎所有人都上吐下泻，战斗力剧减。张世杰虽率宋军“旦夕大战”，却没能动摇元军阵势，也未能打破封锁。 二月初四，张弘范的副将李恒率军自广州来会，与张弘范一起合攻厓山之北。有将领建议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宋军水城，再发动攻势。张弘范担心：“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李恒观察形势后，建议元军合力与宋军水师“相直对攻”。 二月初六清晨，张弘范分元军诸将为四军，相距里许，往攻宋营。张弘范下令道：“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并自己身先士卒——“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其自当之。”自领一军出战。四路元军顺流乘舟直杀宋军水寨。宋军方面，张世杰也亲自披挂上阵，殊死抵拒。 双方反复绞杀，战至日中，仍未能分出胜负。张弘范依所定之计，命人以布障把其指挥大舰的四面遮蔽严实，将士伏盾埋伏于后，然后大奏音乐。张世杰误认为元军休军要聚宴，精神上懈怠下来。 趁着宋军迟滞之机，张弘范的指挥舰忽然冲击宋军左侧水寨山栏。宋军齐发弩箭，全部射在了大船的布障上。等到宋军箭矢已尽，张弘范下令撤去布障，其后的伏兵矢石俱发，宋军倒毙无数，无力阻止战船相接。元军纷纷跳上宋军阵左最大的堡垒大舰，攻陷水寨一角。 元军其他诸将乘势鼓舞兵士呼喝着冲入水寨，杀人斩帆，所向披靡。宋军各营纷纷崩溃，张世杰见状，忙抽调精兵入中军。主帅如此作为，宋军崩溃的更为迅速，翟国秀、凌震等数位宋将解甲向元军投降。 【正文】 战斗持续到日暮，宋军已无力回天。时值“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辩”，张世杰派军士划小船至末帝赵昺所在的大船，想接皇帝逃走。可陆秀夫“恐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接应之人无奈，只得返回张世杰处复命。张世杰见接不走皇帝，只得率十余艘战船保护杨太后突围而去。 张世杰逃出生天，但小皇帝和陆秀夫则还面临着元军的围攻。陆秀夫皇帝所居舟船甚大，诸舟环结，根本无法脱开逃走（张世杰高明的策略）。万念俱灰之下，他先驱赶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向赵昺泣拜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他将赵昺背在身上，纵身蹈海，君臣二人同死于万顷波涛之中。 赵昺死时年仅九岁，小孩子是否知道民族大义，国家荣辱？他被背负跳海，是否会不愿挣扎？人们似乎没有闲心来揣度一个小孩子的内心，他只能是以成年人的坚毅表情去殉国。在他身后，“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战斗结束的第七天，厓山一带海上浮尸十余万人。 跟随张世杰逃出的杨太后得知赵昺死讯，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只为赵氏一块肉耳。如今绝望矣！”言毕，纵身赴海自杀。 张世杰率残余宋军，本想奔占城，但军中多广东军卒，不愿前往，无奈之下不得不漫无目的的游荡。不久，忽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靠岸。他叹道：“无以为也！”登上柁楼，燃香祈天：“我为赵氏，仁至义尽。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当时不死，只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后人以存社稷。今又遇此，岂非天意！”言毕，飓风更加猛烈，舟船全部倾覆，张世杰及残余宋军均溺水而死。 无论是天意还是意外，南宋最后抵抗军至此全部覆没。 厓山之败，让被囚于张弘范军中的文天祥痛彻心扉，赋诗寄托哀思：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而相对的，北方诗人刘因则有《白雁行》一诗来表达欣喜之情：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吹江干。 北风三起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钱。 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再来。 真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遗憾的是，也是诗人的张弘范在厓山之战后却没有写诗纪念，仅仅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么一句后来被人修改以至于成为贬损的话。 正如忽必烈去世后，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在辅助成宗继位后便迅速相继去世，如同任务完成便功成身退一般。张弘范在完成追歼南宋残余军事力量的任务后，也在英年便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是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世祖特别在内殿为他洗尘，荣宠亚于当年的伯颜。然而不久，张弘范便因“瘴疠疾作”而病倒。 忽必烈对张弘范的病情十分重视，特命尚医前往诊视，同时遣近臣临议用药，并命卫士到张家护卫，防止闲杂人等打扰。但常年的鞍马劳顿，使得张弘范身体早已透支，终于一病不起。在病中，他得知自己的老对手文天祥在接受阿合马、孛罗等重臣劝降后仍然不改初衷，以至于朝中有诛杀之议。连忙“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 文天祥虽暂时得以不死，而张弘范却不得不先走一步。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自知大限将到的张弘范浴易衣冠，让人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后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拿出世祖所赐剑甲，交给儿子张珪说：“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毕，端坐而卒，享年仅四十三岁。 世祖忽必烈对张弘范的死十分悲痛，追赠他为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后来的元朝诸帝又屡次加封。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元武宗加赠他为“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元仁宗又加赐他为“保大功臣”，封淮阳王，改谥献武。他儿子张珪屡任要职，最高做到中书平章政事的高位，爵位为蔡国公。 张弘范去世后，文天祥又经历了多次劝降，即使世祖亲自许以宰相之位仍矢志不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在张弘范去世三年后，于大都柴市口就义，享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一生尽忠于元廷，元廷也对得起他。以君臣之义而言，他相当圆满。而因为他效忠的不是汉人朝廷，身后的评价总是不好。东晋桓温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大丈夫只要生前无憾，倒也不必拘泥于身后品评。但笔者倒希望借明代何瑭评价许衡的一段话，来给本文做一结尾，也算给张弘范做一评价： “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搢绅之士，间有惑于其说者。瑭尝著论辩之大略以为：中夏夷狄之名，不系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无容心焉，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刘古公之俦皆生于戎狄，后世称圣贤焉。岂问其地与其类哉？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骎骎乎中国之道矣。……况元主知尊礼公，而已行道济时望之。公亦安忍犹以夷狄外之，固执而不仕哉……由是而观，则公之臣元，无不可者。”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上） 大元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特异的存在。 国家是人组成的，而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不仅仅靠生存考虑、地域范围或经济需求之类的纯物质的因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黏合。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主体思想”的。人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用“某某教”来命名某个国家。比如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便是基督教国家，阿拔斯王朝、赛尔柱王朝自然是伊斯兰国家，西辽帝国、蒲甘王朝是佛教国家，而金朝、南宋、西夏、高丽、安南则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国家——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如此划分，只不过要换掉很多“主体”，新生很多“思想”。 而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兼收并蓄，帝国的重臣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有，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虽然笃信“长生天”，却并没有拿供奉长生天的萨满教来作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之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无不如此，帝国在武力和政令上是一个整体，在思想上则五花八门，即使是大汗信奉的宗教也不能一家独大。 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他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光宗正法”名号，之后更被追赐“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封谥：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百花齐放”——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内蒙外汉”，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金莲川幕府”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更化”为结束。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而在历史的记述中。汉法派总以“忠臣”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奸臣”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行汉法也要理财，国家没有良好的财政自然无法运转。但理财是为了安定和发展，如果以理财为手段，又以理财为目的，一切唯利是图，且不讲“开源”——想办法发展生产而生财，只想“截留”——在现有状况下加紧搜刮，那便是祸国殃民，属于竭泽而渔了。有人把阿合马等人归为“回回法派”，说回回法和汉法决然对立，并不准确，回回法相对汉法确实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生财方法，否则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何以繁荣昌盛？ 但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一启便“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在根本上与忽必烈的资金需要有极大的抵触。那么凡是迎合忽必烈而以理财为要务的，便会被儒者视为“理财奸臣”。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由人设置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游戏，在复杂中区分是非黑白，往往并不容易。 【正文】 有意思的是，要说理财派之肇始者，却是一位汉人儒臣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曾进士。 “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 前文说过，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且纷纷投降于当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干诸侯”，但并没有马上遇到伯乐。直到见到益都行省李璮，才算有了知音，“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为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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