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8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冯述评］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译文】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了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自己的行为高尚就行了。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救起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冯评译文］袁了凡（名黄，明·吴江人）说：“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不接受赎金，似乎比子路接受牛高尚，但孔子却认为子路可取子贡不可取，于是大家才知道人做善事，不应只着眼于当时的做法，而应着眼于它所产生的流弊；不应只着眼于一时的好处，而应着眼于永久的影响；不应只着眼于自身的得失，而应着眼于天下的利害。78、宓子【原文】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冯述评］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译文】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消除。”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宁肯钻进去也不愿意去见宓子。”［冯评译文］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79、程琳【原文】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译文】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80、高明【原文】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冯述评］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译文】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于是报准取消。［冯评译文］每见到沿江一带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开始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重，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一旦有优惠政策下来先考虑给他们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这样几年下来，就差不多可以办妥了吧？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去。”这个办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标准办法。81、王铎【原文】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冯述评］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译文】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首都的市长）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进京，只要每斗缴纳七百钱就行了。王铎说：“这个算法不对。如果不再从江淮运米、就地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京师粮价就会上涨，而不再是每斗四十钱；反之，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能阻止这个决定。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冯评译文］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补充依赖最好的办法。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粮为银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82、孙伯纯【原文】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译文】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交通又不畅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人们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受到征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83、张咏【原文】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冯述评］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冯注：林、衡山先生之父。］《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译文】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为他立庙。［冯评译文］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宦官很生气，说他的坏话，好在遇到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因而获得赦免。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唉！祸害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泉南杂志》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以后有人去那里当官的，最好设法加以禁止。初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84、李允则【原文】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译文】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85、程颢　毕仲游【原文】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冯述评］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译文】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韩说：“有什么忧虑？”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冯评译文］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措施。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从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行政措施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已，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冯注：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不能驳倒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只是去禁止改革的措施，怎么说也行不通的。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取消役钱、废止盐法了。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可废止，一定不是只在口头说说，二且思想上一定持有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数归于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从前王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明明力量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86、陈瓘【原文】陈瓘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挚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言。［冯述评］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冯注：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译文】宋朝人陈瓘（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陈瓘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呢？”陈瓘于是举出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东光人，字萃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挚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诬蔑掩饰过失的言辞都行不通，由于有这些副本、而无法消灭罪证的缘故。邹浩重回朝廷任职，皇帝首先和他谈及有人上谏立皇后的事，于是再三地嘉奖赞赏，又问及谏书在哪里，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退朝后，邹浩就告诉陈瓘，陈瓘说：“灾祸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都将无法分辨真伪了。”起初，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皇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也还空着，昭怀请求哲宗说：“应当立茂为太子。”但是茂才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事后又把奏摺销毁了。蔡京得势以后，因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得过上天呢？”徽宗命令要查明这件事，同时再次贬谪邹浩为衡州别驾、诸州通判，不久又放逐到昭州，结局果如陈瓘所言。［冯评译文］两件事一个格局。谢圣藻依照陈瓘所言去做，结果逃过谗言之害；邹浩不肯依从，而受到陷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丝毫不假。徽宗即位初期，想改革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病以安定国家大势，于是大开朝廷进言之路。众臣拟议：应让瑶华复位、司马光等业已作古的老臣的重新授职，应该优先办理。陈瓘当时在谏院，却以为囚禁废黜母后，追贬旧宰相，都是以正当的理由来施行的，不是因为轻微的事故，如今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下把柄。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再被推翻，后悔就来不及了。朝廷商议之后，认为陈瓘的办法缓慢费时，想尽快顺应人情的要求，于是立即施行。后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得势以后，将建中年间的施政完全加以改变，此时众人才叹服陈的远大见识。陈瓘在通州时，张无垢（张商英，谥文忠）入朝为相，想推荐陈瓘来帮助自己。当时新设政典局，就从局中接奉圣旨，采用陈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做为施政的方针，然后由政典局任用陈瓘。陈料想这种事不会有什么结果。书已写好还没寄出，州郡又奉政典局的命令来催促。陈瓘于是写了一本奏章，用黄帕封好缴给政典局，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有人对他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朝廷。陈瓘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看呢，只是没有得到皇命。怎么可以写信给他们呢？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来任用官员，当成私事来办。别人定会怀疑忌妒。恐怕《尊尧集》还没有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给他写信呢？”不久，事态全如陈瓘所言，张无垢被罢黜，他自己也被贬台州。当道者更谴责他私下送东西给张无垢，想要得到任用。众人这才佩服陈有远见。87、林立山【原文】《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鹅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译文】《武庙实录》快要完成时，内阁（明太祖置，相当古代中书省）首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因为忤逆圣旨，罢官回乡，宦官张永因罪被废。翰林林立山记事上陈总裁（国史实录馆的监修官）董中峰说：“历史是万世是非衡量的标准。昨天听到迎立世宗的事，有人说是宦官所为，有人说是内阁所为；杀逆贼江彬的事，有人说是廷和之力，有人说是张永之力。哪种说法真实，茫然没有一定的依据。现在皇上正全面核对各个事件的真实性。如果有人禀奏这两件事，皇上必先阅览，恐怕会以为张永真的有功，廷和真的有罪。君子小人，谁得到任用、谁受到罢黜，关键就此决定。”董中峰将此事报告总裁费鹅湖，于是据实写道：“慈寿太后派宦官听取内阁的决议，天子因此心向内阁宰辅，宦官的职权方被减轻。”88、周宗　韩雍【原文】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面见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译文】烈祖（南唐始祖李日升）镇守建业（南京）之时，义祖（烈祖建国后，奉徐温为义祖）在广陵去世，烈祖命人致意丧家，他将亲往奔丧。自康王（义祖的儿子，名和）以下的多位公子对周宗（南唐·广陵人，字君太）说：“听说兄长的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于情于礼，不必偏劳西渡广陵奔丧。”周宗猜想这些话不是康王的本意，坚持请求用书信回复，以便对烈祖呈示实情，康王却忽然要告辞离去。周宗从衣袖里取出笔来，又命左右的人拿纸，拿到旧茗纸贴，请求康王亲笔书写，康王不得已写下：“本应亲自到东府来办丧事，正值多事之秋，二哥不必以奔丧之事为念。”第二年，烈祖亲临广陵，康王及诸位公子果然握住烈祖的手，表示非常悲痛，并怪烈祖没有奔丧的诚意，用各种理由来责备他，希望引起众人的物议，烈祖因而拿出康王所写的信给众人看，遂使康王羞愧不已。韩雍巡视江西时，属下忽然报告宁王的弟弟某王来到，韩雍于是称病请求稍待，暗中派人急速去报告三司，且索求一张白木几。韩雍跪拜相迎，某王一进来，就详细说明兄长叛变的情状，韩雍推说有耳病听不见，请某王用写的，王要纸，左右的人就把白木几端出来，王于是详细地书写此事后才离去。韩雍将此事禀秦朝廷，朝廷派使臣查不出任何事迹，这时诸王兄弟正欢乐相聚，请旁人不要多言，使臣回朝后，朝廷判处韩雍离间亲王的罪，命人带着刑具要将韩雍押走，韩雍于是呈上白木几和某王亲笔写下的文字，才被释放。89、喻樗【原文】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在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冯述评］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责力，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译文】宋翰人张浚（绵竹人，字德远）与赵鼎同心辅佐政务，专务阻塞侥幸求取官位的门路，压抑皇帝身边亲近习用的人，合作得很愉快。很多人猜测他们两人将一起担任宰相。只有史馆校勘（官名）喻樗说：“他们两人只适宜暂时同在枢密院。将来赵鼎退休，而张浚继续留任。成就事业任用人才，应该不会相差太远，那么这股气脉就可以延续；如果两人同处宰相之职，万一合不来而求去，原先的政策作为必然大幅变动，这不就是贤者自相背离乖戾了吗？”［冯评译文］曹参（汉·沛人，接代萧何为相）可以继承萧何，费祎、董允（蜀汉·枝江人，字休昭）可以继承诸葛亮，这是君子为了自己延续自己的气脉而做的布局。至于唐太宗不提拔李绩（唐·离狐人，本姓徐，字懋功，归唐后建立大功，赐姓李），想要留给唐中宗重用。宋太祖不提拔张齐贤（宋·冤句人，字师亮），想要留给宋真宗重用。动机都出于人君把私人的恩惠做为笼络的手段，就不合帝王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态度了。90、杨荣【原文】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冯述评］李彦和〈见闻杂记〉云：“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功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此亦可与杨公之论合看。【译文】明朝宦官王振（蔚州人）对杨士奇等人说：“朝廷的政事幸亏三位杨先生（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尽心尽力。然而三位先生年纪也大了，你们日后有什么打算呢？”杨士奇说：“老臣当竭诚报国，鞠躬尽瘁，一直到死。”杨荣（建安人，字勉仁）说：“先生不要如此说，我们已经衰老了，没有办法再效力，应当选择一些可担当国事的后辈推荐，来报答圣上的恩惠。”王振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杨荣推荐曹鼐（宁晋人，字万锺）、苗衷（凤阳定远人，字公彝）、陈循（泰和人，字德遵）、高谷（扬州兴化人）等人，依次得到朝廷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