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3

在自由竞争中往往会使用手段，想迫使对方工业家或商人往往在实际亏本的情况下以合法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他难以支持，使他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这里的目的不仅是在于免使自己的事业发生停顿危险，而且是要迫使别人放弃他的事业，希望自己将来能按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使已有的损失获得补偿。　　总之，追求垄断地位这一观念，构成了工业本质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保护政策不是不足取，而是有了必要。因为这样的竞争活动如果只是限于国内市场，是足以促使价格降低，促使生产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的；如果压力是来自国外的雄厚势力，受到排挤的是本国工业，那么同样性质的竞争活动，就会使本国工业发生停顿状态而趋于崩溃。　　工业生产除了资本上的限制与销售手段上的限制以外，它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自从有了机器，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促进以后，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经继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累积了庞大的资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规模信用机构发挥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输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场；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毁灭性战争。在这样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不可能仅仅由于在农业上的进步，“在自然趋势下”（那是亚当.斯密说的）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和工厂；就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商业停滞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工业，也不可能“在自然趋势下”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为什么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没有获胜希望，甚至无法试图作有效抵抗，同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构成英国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工业，与别的国家那些新生的或半成长的工业相比，具有数不清的有利条件。英国工业能够获得人数最多、工资最低而又有技巧、有经验的工人，能够获得头等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最完美而代价又最低的机器，买进卖出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当购入原料或售出成品时能利用代价最低的运输工具；它的工业家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时，能够按最低利率获得比较扩大的信用关系；它有高人一等的商业经验、商业关系、策略、计划，有高人一等的工具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只有经过好几代的经营，才能累积起来，建立起来的；它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同这一点可以媲美的是，它有同样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因此，英国工业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大力推销大量工业品时，在这一点上总觉得是有把握的，他们事业的继续存在是有保障的，他们如果对某一国外市场要加以控制时，尽可以用赊销办法，期限可以长至数年，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丰富的，神通是广大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优点，一个一个地屈指算一算，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要在自由贸易下，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趋势”的作用，同这样一个伟大的力量从事竞争，简直是愚不可及。拿我们这方面的情形来说，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还有待训练，机器工业和适当的运输工具还在建设中；这里的工业家即使在国内市场也还没有站稳脚步，更不用说什么出口市场；这里的工业家所能获得的信贷，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数额也是极小的；这里的人对于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使一天也没有把握，由于英国的商业恐慌或银行措施，随时可能有大量的国外商品会涌入国内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在所用原料的价值之下，因此也许会使我们自己的工业一连好几年不能获得进展。　　象这样的国家，如果听任自己对英国的工业优势处于永久屈从地位，更没有别的奢望，只是想对于也许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或不能向别处取得的东西能有所供应，就心满意足，这样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就是甘心处于这样的屈从地位，也不能使这些国家获得永久利益。试问，美国牺牲了最富饶的、文化最高的那些自由劳动州的幸福，也许还牺牲了整个国家的伟大前途，只是为了便于向英国供应原棉，这对美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制止英国不再企图向世界别的地区取得这项原料？德国人用最上等羊毛向英国换取所需要的工业品，如果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那是痴心妄想，这样的政策是绝对不能阻止澳洲的精美羊毛在以后二十年间泛滥整个欧洲市场的。　　一旦发生战争，这样的国家就要失去向国外售出农产品、从而失去向国外购人工业品的一切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时，这种仰人鼻息的情况，就更加可悲可叹。在这样的时候，一切经济考虑和经济制度就无从谈起。这时促使这些国家由自己来进行农产品加工、放弃敌人的工业品的，是自给、自卫的原则。处于这样的局势下，采取这样的战时禁止制度，不论要遭受多大损失是在所不计的。但是农业国家在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工业，无论尽了多大力量，作了多大牺牲，到了和平恢复以后，国外的工业优势竞争力量又将咄咄逼人，这类在必不得已时的辛苦经营又将归于毁灭。总之，这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幸福与灾害的无穷无尽的交替过程；有些国家，由于没有实行劳动上的分工，没有把自己的生产力联合起来，因此它们的工业是否能世代相传，永久存在，就没有保障，象这样的国家就得忍受这种痛苦经验。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五章 工业与生产及消费诱因 　　　　在社会中，人是能生产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能直接生产产品或创造生产力，而且是由于他能创造生产诱因、消费诱因或生产力形成的诱因。　　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首先是对人类精神意志的趋于高尚纯洁、对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是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的。　　书籍和报刊由于能传布知识，就对精神与物质生产发生了作用，但要获得这些东西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就它们所提供的享受来说，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一种诱因。　　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是在精神上提高社会；试看做父母的为了能有足够资力使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良教育，化费着多大的气力！　　试看在精神与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有多么广大的活动是出于一种动机，要想置身于上流社会！　　我们可以往在一所别墅里，也可以同样地住在一个木板搭的小屋里，我们化几个沸罗棱（florins）买一件衣服，同最考究的衣服一样的可以蔽体御寒。用金银制成的装饰品和器皿，同用铁与锡制成的比起来，在使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但与对前者的占有有关的那种荣誉感，对于身心的努力，对于节约，却形成一种诱因；社会大部分的生产力就是因这种诱因而产生的。即使是单靠私产生活的人，他的活动无非是对他的收入进行保存、增进和消费，但是他对精神与物质生产也会在多方面发生作用：首先，由于他的消费行为，对于艺术与科学以及各种技术行业作了支持；其次，可以说，他是在发挥着作为社会物质资本的保存者和增加者的职能；最后，由于他在生活上的表现，足以激起社会一切其他阶级的竞胜情绪。当学校实行奖学金办法时，虽然得到奖励的只是限于少数，但是全校都会因此受到鼓励而努力学习；同样的道理，巨大财富的占有，以及与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体面外表与生活作风，对文明社会也会发生鼓励作用。当然，如果大宗财产是由侵占、勒索或诈欺而来，或者关于财产的占有与享受不能公开显示，那就情况不同，就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鼓励作用了。　　工业所生产的，倘不是生产工具，就是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与供作夸耀用的资料。后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无从辨别的。社会上的等级不同，生活作风也各不相同，在饮食与衣着方面，在一切装配的奢华程度方面，在所雇仆役的人数、质量与外表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商业性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差别是很细微的，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情况都很差，穿得都很简陋，看不到什么争强斗胜的现象。这种差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程度而日益显著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虽然所消费的工业品质量高低有着千差万别，但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穿得很体面。凡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工作能力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在外表上露出寒酸模样。所以工业由于它所提供的诱因，起了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而农业所有的只是简陋的家庭工业与原料及粮食生产，是不能提供这样的诱因的。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当然是大有差别的，人人总是想吃得好些，但进餐时并不一定是当着大众的，德国有一句俗语，“人们看见的是我的衬衫领子，不是我的肚皮”。如果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粗糙简单的饮食，就不大会想到要吃得好些，所消耗的食品如果只是限于周围极近地区所生产的那一些，范围就非常狭窄。温带国家消耗食品的范围，首先是由于能够取得热带产品而扩大的。但是在食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要想积极扩大与提高，要想使全国人民能普通享受，那就象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只有靠了工业品的国外贸易才能实现。　　殖民地产品，除供工业用原料外，供食用的显然以刺激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人会否认不带糖的大麦咖啡与带糖的摩加（mocha）咖啡同样有营养价值，但即使也认为两者都具有一些营养价值，它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还是很不重要的，不能认为可以代替本国的粮食。至于调味香料与烟草，当然纯粹是刺激品，主要只是由于在大众的生活愉快方面能有所增益，从而对身心劳动能发生刺激作用，因此产生了对社会有用的效果。　　在许多国家里那些靠薪金或地租收入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所惯常称为下层社会奢靡习惯的那类现象，有着极错误的想法，这些人看到以前只喝些麦片粥就心满意足的工人，现在却喝着加上糖的咖啡了，就感到震惊；他们看到那些庄稼汉脱下了手织的粗毛衣服，换上了用精细呢绒制的衣服而不胜叹惜；他们说将来一个女佣的打扮同她的主妇也许要分不清了；古时在各个阶级的服装上是有限制的，他们对于这一点赞美不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工人，由于劳动的结果，吃得好、穿得好，就同有钱的阔佬一样，而有些国家的工人，也是由于劳动的结果，却不能不自安于粗衣淡饭；如果我们把两方面劳动的成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前者的享受并不是由牺牲公众的福利而来的，而是由于对社会生产力所作出的贡献。在前一情况下工人一天的工作成果，比后一情况下的要超出一倍到两倍。假使在服装上要规定等级，在奢华享乐方面要加以限制，那就会破坏社会大众健康的竞胜心情，徒然使社会上身心怠惰的现象获得滋长。　　无论如何，必须先有产品，然后才能加以消费，因此生产一般地必然在消费之前。但是就通常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消费却往往先于生产。工业国家有着大量资本的支持，而在生产上所受到的限制比纯农业国家为少，因此往往以未来的收获为依据而对后者预作支付，这样就使后者的消费先于生产，后者只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消费，才随后从事生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同样情况，而范围更加扩大，工业家与农业经营者越是接近，则在消费刺激与消费手段方面，前者对后者所提供的就越大，后者在扩大生产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　　对生产与消费能给以最有力鼓励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有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个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努力和成就从社会的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从社会的最低阶级上升到最高阶级；有钱的人怕露富，也不敢公开享受，惟恐他的财产受到危险或引起指责，说他自尊自大，或被人嫉视；做生意的人在社会上得不到荣誉，毫无光彩，国家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也没有他的份；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有了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敬，不能由此博得任何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不论在生产或消费方面，最有力的动机并不存在。　　每一条法律，每一种公共规章，对生产、消费或生产力，总是起加强或削弱的影响的。　　专利权的授与是对于发明创造的鼓励。由于希望获得这样的奖励，就激发了精神力量，使这种力量走向工业改进的方向。这种奖励制度使创造能力在社会上能获得荣誉，根绝了在落后国家为害那样大的坚持旧习惯、旧方式方法的偏见。这种制度为除了发明天才别无所有的那些人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因为资本家既已有了把握，晓得同这样的人合作可以分享预期利益，就会受到鼓励，去支持发明家。　　有些工业品在本国也能生产，但在国外生产时比在本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保护关税对于生产这类工业品的本国工业起了鼓励作用。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企业家和工人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能够获得报酬这一点有了保证，对国内与国外资本家如何于投资后在确定时期内能享有特别利得这一点指出了一个途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六章 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促进国内工业的手段；方法是种种不一的，凡是在效力上、应用上没有疑问的那些手段、方法，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举几个例子，比如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学校）、工业展览、优良成就奖励、交通运输改进、专利法等等，总之，凡是目的在于促进工业、促进与调节国内外贸易的那些法律与制度，都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只是作为发展工业手段的关税制度。　　根据我们的理论，对输出加以禁止或征税只能看作是例外情况，对于自然产物的输入只应当课以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关税。决不应当课以以保护本国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关税。在工业国家征收收入关税的对象主要是由热带来的奢侈品，不是谷物、牲畜等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在热带地区，或者是人口较少、疆土较小的地区，或者是人口还不十分稠密的地区，或者是在文化上、在社会与政治制度上还十分落后的地区，对于工业品的输入只应征收收入关税。　　但任何种收入关税都应当有相当节制，不可使输入和消费因此受到限制；否则不但将削弱国内生产力，而且也将使增加税收的目的受到挫折。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阔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资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发展，因此有资格与第一流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适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　　战争对于保护制度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因为战争往往使国家处于被迫的禁止制度之下。在战争期间，交战国之间的交易停顿了，每个有关国家，不论它的经济状况如何，都不得不争取自给自足。因此，一方面是在工业上比较落后国家的商业，另一方面是最先进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两者在这个时候都会受到极大鼓励。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方面，尤其是当战争延长到数年之久时，在工业上就会获得相当进展；有些工业品的生产是无法与最先进工业国家从事自由竞争的，只是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隔离状态而使这类工业获得了发展，这就会引起一种形势，在和平恢复以后，这种隔离状态如果能仍然继续一个时期，对这类工业将有很大好处。　　在这次普遍和平恢复以后，德国与法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假使在1815年，法国同德国、俄国和美国一样，听任英国竞争势力为所欲为，它也将遭到与这些国家同样的命运；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绝大部分将一败涂地；它从那时起在一切工业部门、国外贸易、内河及海外航运、国内运输工具改进、地产价值提高（按法国这时的地产价值的提高了一倍）、人口增长与国家岁入增加这些方面的进展，就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这个时候，法国的工业还在幼稚时代，国内只有少数的运河，矿山还很少开发；由于政治动荡与战争，还不能大量累积资本，充分培养技术人才，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合格的工人，或者说，工业与企业精神还没有产生；全国意向所注还比较的偏于战争局势，不是和平事业；在战时勉强累积起来的少量资本，还是主要用在农业方面，而这时的农业也已经极度衰落。于是法国初次看到了英国在战时已经获得了多大的进步；它第一次有了可能从英国输入机器、技工、工人、资本和企业精神；它了解到为了使本国工业能独占本国市场，需要发挥最大力量，需要利用全国所有的天然资源。这种保护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再没有别人，只有盲目的世界主义者，对这些效果才会视若无睹，才会说，法国在与别国进行自由竞争时能获得巨大发展。德国、美国与俄国的经验，不是已经极端明确地提供相反的证明了吗？　　我们认为法国从1815年以来所施行的禁止制度对它是有利的；但是它在保护政策的推行上是过火的，有缺点的，继续保持这种过火的保护政策又有什么效用和必要；我们并不想从上述禁止制度是有利的这一论点出发，为它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作辩护。法国用进口税限制原料与农产品（如生铁、煤、羊毛、谷物、牲畜）输入，这是一个错误；如果它在工业力量充分强大、有了稳固基础以后，不愿意回复到比较缓和的保护制度，从而允许有限度竞争，激发国内工业家的竞胜情绪，这将进一步铸成大错。　　各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不同，有的打算从自由竞争过渡到保护制度，有的认为应当从禁止政策转变到温和的保护制度，谈到保护关税时，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两种情况应有所区别；在前者的情况下，开始时税率必须比较低平，然后逐渐提高，在后者的情况下则相反，必须由高额税率逐渐降低。　　假使一个国家，原来在关税方面没有充分保护，现在感到有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要，就应当首先努力发展生产一般消费用品的那些工业。主要是因为这类工业品总值比代价较高的奢侈品总值要大得多。这类工业能够使大量天然的、精神的及个人的生产力活跃起来；而且由于在创办时需要大量资本，这就会对于资本的大量蓄积发生鼓励作用，会促使外国资本以及种种力量共同来加入协作。由于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主要所需的是供大众使用的工业品，温带国家所以能与热带地区进行直接交换，主要原因也是在于能够生产这类工业品，因此这类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力地促进人口增加、国内农业繁荣、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进展。假使一个国家，它自己还要输入棉纱与棉织品，就不能与埃及、路易斯安那或巴西发生直接贸易关系，因为它无法供应它们所需要的棉制品，也无法吸收它们的原棉。还有一层，这类工业品由于总值巨大，因此特别有利于促成一国输出与输入在大体上趋于均衡，从而使国家能始终保有它所需要的通货量，或者说，能以此作为一个手段，使国家获得通货供应。国家所以能赢得并保持在工业上的独立地位，只是由于这类工业能获得长期发展；一旦发生了战争，原来的国际商业关系被破坏，如果受到阻碍的仅仅是高贵奢侈品的购入，就不会发生重大困难，否则如果一般使用的工业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以前大量农产品的销售业务突然中断，就必然会引起严重灾害。还有，那些走私或虚报货值的偷漏关税行为，就这类一般使用的工业品未说，可虑的程度要比高贵奢侈品轻得多，要容易防止得多。　　施行保护关税的目的总是在于为国家谋福利，但是工业就象树木一样，不能顷刻涌现，是要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保护制度，如果仓猝之间，雷厉风行，突然割断了原未存在的商业关系，就必然对国家不利。这类关税只应当随着国内或从国外吸引来的资本、技术才能和企业精神的增长比例而提高，只应当随着国家对于原来专供输出用的那些剩余原料与天然产物能够改由自己利用的进展比例而提高，但是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进口税提高的尺度应当事先决定，使国内的或由国外吸引来的资本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报酬可以获得可靠保证。这种关税尺度一朝确定以后即不容反复，在未到期以前不能降低原来规定的标准，因为只要对这类毁约行为稍存顾虑，就足以大大破坏报酬的保证效力。　　从自由竞争转变到保护制度时进口税应当提高到什么程度，从禁止制度转变到缓和的保护制度时又应当降低到什么程度，这些是不能从理论上来决定的，这是要看比较落后国家在它对比较先进国家所处关系中的特有情况以及相对情况来决定的。试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它所必须特别加以考虑的因素是原棉对英国的输出，农产品及海产品对英国殖民地的输出以及国内的高度工资水平；它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值得考虑的是，它有可能把英国的资本、企业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吸引过来，关于这一点它比任何别的国家更有把握。　　在一般情况下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如果任何技术工业不能用原来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保护税率建立起来，不能靠了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税率的不断保护下持久存在，那就缺少工业力量的基本条件。　　在工业建设的方面所以会缺乏基本条件，原因是种种不一的，要改正这些情况，有些比较容易，有些则比较困难。比较容易改正的一类是，国内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技术知识、有经验工人与企业精神的缺乏；比较难于改正的一类是，在人民方面刻苦耐劳精神、重视公道精神、以及文化、教育与道德的缺乏，健全有力的农业系统、因此也就是物质资本的缺乏，政治制度的不良，公民自由与法律保障的缺乏，还有一点是领土地形散漫，无法制止走私买卖。　　那些仅生产高贵奢侈品的工业，只需要最低度的照顾与保护；这首先是因为这类生产需要技术上的高度造诣与熟练；其次，这类生产的总值与全国总产值对比是不会大的，输入以后，很容易用农产品与原料或供一般使用的工业品来抵偿；再次，如果在战争时期输入中断，不致因此引起太大的不便；最后，如果对这类产品征税过高，极容易通过走私来逃避这种高率关税。　　凡是在专门技术与机器制造方面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当允许免税，或只征收极轻的进口税，直到在机器生产上能与最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时为止。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对国外机器输入征收关税，实际上就是限制国内工业的发展。机器工业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既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一个国家在机器供应上下应当受战争所造成的机会与变动的支配，这一特种工业如果在温和的进口税下不能与竞争势力相抗，就有权向政府要求给以直接支持。如果这一工业获得了维持与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对需要最迫切的一些工业用机器就可以进行供应，如果由于战争关系，使国际商业活动受到了较长期的间断，已存在的机器工业对新成立的同业就可以起示范作用。由此可见，从应付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变局来看，国家对于这一工业至少应予以鼓励并予以直接支持。　　至于退税办法，按照我们的理论观点，只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适用：有些仍然要从国外输入的半制品，例如棉纱，为了使本国逐渐能自己生产，必须课以很重的保护关税，只有对于这类产品，才应考虑退税。　　为了使本国工业品于输出后能够与先进国家的工业品在局外的中立市场相竞争，而用奖励金作为经常办法，这是应当反对的；如果以此为手段，使本国工业品得以占有在工业上已经有了进展的那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这样的行动就更加应当反对。但是在有些场合，以此作为一个暂时的鼓励手段还是可以的。例如国家的企业精神萎靡不振，当精神恢复的初期，只须从旁加以鼓励与帮助，就可以使生产获得加强与持久的力量，从而对那些自己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的国家推进出口贸易，在这样情况下暂时施行奖励办法，就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即使在这类情况下，政府对下列问题仍须郑重考虑：对企业家个人给以无息贷款及其他特别权益这种办法是否值得采取；或者对在冒险精神下创立新事业的这类公司，从国库拨支款项作为公司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从而使参与公司经营的个人所投资本获得特惠利益，这种办法是否更符合于促使公司及时成立的目的。关于上述冒险事业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从事于对商业关系上个人还没有获得联系的那些遥远地区发展商务与航运的试探性企业，如从事于对遥远地区建立新航线或开辟新殖民地等等。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七章 关税制度与流行学派 　　　　流行学派在保护关税的作用这一点上，对天然或原始产物与工业品这两者是不加区别的。它从这种关税对原始或天然产物的生产总是有害的这一点出发，得出了错误结论，认为这种关税对工业品生产也具有同样有害的影响。　　有些国家是不宜于发展工业的，有些国家则由于国家领土的性质、农业的充分发展与文化的提高，由于在它们前途的发展以及持久与强盛方面有充分的保证，因此显然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工业；这两大国家的情况不同，而流行学派对于这两类国家建立工业的问题则不作任何区别。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能看到这一点。　　它没有考虑到战争对保护制度必要性所发生的影响；它尤其没有能看到的是，战争造成了强迫的禁止制度，而海关的禁止制度不过是在战争下引起的那种禁止制度的延续。　　它企图用自由的国内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作为证据，以此来证明，只有在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达到最高度强盛地位；但历史经验处处所证明的却与这一点恰恰相反。　　它认为保护制度足以造成国内工业家的垄断地位，从而引起怠惰情绪；它不懂得一直存在着的国内竞争，对工商业者的竞胜心情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　　它要使我们相信，对工业品征收了保护关税以后，工业家由此所得到的好处是牺牲了农业经营者的利益而来的；但是事实证明，有了国内工业，国内农业经营者就由此获得了莫大利益，至于他们在保护制度下所不能避免的一些牺牲，比起所得的利益来，简直是极其微小的。　　流行学派又把海关费用与非法买卖活动所造成的弊害作为反对保护关税的主要理由。这些缺点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保护制度对国家的生存、权力与繁荣这些方面既有着那样的巨大影响，相形之下，这些缺点果然是值得严重考虑的吗？假使说常备军和战争都是有害的，难道由此就可以构成国家不再重视国防的理由吗？假使说保护关税远远超过了走私者平时所能获得的利润限度，因此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实际沾得利益的是非法买卖，不是本国工业家；这样的说法只能适用于腐败的海关机构，或领土窄小、国境有欠完整的国家，或在边疆地区的消费，或对体积不大的奢侈品所征收的高额关税。　　到处的经验都足以证明，只要是在领土广大而完整的国家，有着管理严密的海关组织，有着设计完善的税制，非法买卖是妨碍不了保护关税的目的的，是起不了什么重大的破坏作用的。　　至于谈到海关组织的费用问题，那末即使把这个保护制度取消，于征收收入关税时，也必然还是要负担这项费用的大部分；假使说大国可以取消收入关税，那就是这个学派自身也不是这样主张的。　　况且这个学派自身也并不是反对一切的保护关税的。　　亚当·斯密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对国内工业可施以特种保护：第一、如果外国对于我们运往的商品进口时有所限制，而我们采取相类措施就有希望促使它撤销限制，可以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手段；第二、如果有关国防需要的那些工业品在公开竞争下国内无法生产，可以此作为适应国防需要的手段；第三、如果外国产品所负担的税低于本国产品，可以此作为一种平衡的手段。萨依对于在这些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措施一概反对，他又举出了一个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有把握在若干年后可以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到那时就可以不再需要保护的某些工业部门，他认为象这样的工业才值得保护。　　这样看来，主张将报复原则纳入商业政策的是亚当·斯密。这一原则将导致最荒谬的措施，造成最有害的后果；特别是如果这种报复关税象斯密所主张的那样，一旦外国同意撤销限制，就应立刻取消，那么它所造成的灾害更将不堪设想。假定由于英国对德国的谷物和木材征了税，后者就采取报复手段，排斥英国工业品，通过这样行动，靠了人为的方法，它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英国对报复措施有了反应，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重新开放，难道德国对于它以巨大牺牲辛苦经营起来的工业，就必须听任它付之流水吗？多么荒唐的设想啊！这样说，在德国方面倒不如对英国的一切限制措施安心忍受，不加计较，对于即使在英国限制进口的情况下也会成长起来的任何本国工业，不但不必鼓励，而且还可以加以阻止，这样做比上述行动反要高明十倍。　　报复原则应当与国家工业发展的原则相一致，应当在这一目的上起协助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才能是一个合理的、能够应用的原则。　　这是不错的，如果英国对别国农产品的输入加以限制，因此后者采取报复行动，对英国工业品输入也加限制，这样的行动是合理的，而且对后者也是有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即，只有这些国家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工业，建成以后能够长期保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报复行动才能是合理的，才能对它们是有益的。　　就亚当·斯密所举的第二个情况来说，根据他提出这一论点的精神，实在不仅应当保护供应战争直接需要的那些工业，如武器与火药制造业，而且应当施行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的整个保护制度；因为通过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使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以后，可以增长国家的人口、物质财富、机械力量、独立自主以及一切精神力量，因此就国防手段这一点来说，由此所获得的增长程度，比单是发展武器与火药制造业所能达到的，不知要大多少倍。　　亚当·斯密所举的第三个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产品的税负担较重，外国产品的税负担较经，就可以把这一点作为对后者征收保护关税的正当理由，那么我们的工业与外国工业比较起来，还有许多别的弱点，为什么这些别的弱点就不能作为对我们本国工业进行保护以反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外国工业的正当理由呢？　　萨依显然看到了亚当·斯密所举的几个情况在内容上的矛盾，但是他所举的用以代替的那第四个情况，也未见得高明。一个国家如果在天然条件上、文化发展程度上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工业，那么有了持续的、有力的保护制度以后，工业的每一部门就必然会欣欣向荣，有利可图；如果对一国的某一重大部门工业或整个工业的完整发展，只许给它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象对付一个鞋匠的学徒，应当限他在几年内学成制鞋手艺一样，这样的设想未免可笑。　　流行学派为了要说明绝对自由贸易的尽善尽美，保护制度的有害无利，为了要把这一点说成是颠扑不破之理，惯于援引几个国家的情况作为例证。它曾以瑞士的经验为例，证明没有保护制度，工业也可以获得发展，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是国家繁荣的最可靠基础。它又把西班牙的遭遇作为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告诉大家，想求助于保护制度的国家，会落到怎样惨痛的下场，我们曾在前面一章里说明，英国的事例是一个绝好的榜样，一切有资格发展工业的国家，可以由此获得教训，向它仿效；但是流行学派的理论家却别有用心，竟然利用这个国家的事例未支持他们的论点，认为工业生产这种能力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天赋才能，就象制造勃艮第酒的能力一样，认为英国在这一点上的禀赋特厚，高出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它应当专力从事于发展工业和大规模商业，这种能力是天赐的，这样的任务是生来注定的。　　现在让我们对这些例子作一比较仔细的考察。　　谈到瑞士，首先必须说明，它并不具备国家的本质，至少就领土的大小来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大国，只是几个自治区的集合。它被禁闭在三个大国之间，没有海岸线，缺乏努力从事于建立本国海运业或与热带地区直接通商的一切诱因，也无需注意到建立海军或开拓殖民地。瑞士现在所享有的极有限的繁荣，它的基础还是在附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时代打下的，从那个时候起，它几乎一直没有发生过内讧，资本就一代一代地累积起来，而在各自治区政府的开支方面，则对这项资本并没有什么需要。近几百年来，欧洲由于战争、革命、专制虐政以及种种痴迷狂妄的举动，祸乱不绝，而瑞士则置身事外，因此那些不能在本国安居的人，想把他们的资本和才能迁移到别一国家时，瑞士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个国家就这样从国外获得了大量财富。德国对瑞士从来没有采取严格的商业限制，这就使后者大部分的工业品在德国找到了市场。况且瑞士的工业向来不是属于全国性的，所生产的又大都不是普通用品，而是以奢侈品为主，因此很容易私运到邻近各国或比较遥远的地区。它所据地势叉最适宜于经营中间贸易，在这一点可以说它是居于特别有利地位的。还有一层，瑞士人对于他们三个邻国的语言、法律、制度与一切情况的娴习与精通，有着极好的机会，这一点对于他们经营中间贸易方面以及任何别的方面，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与教育的普及，唤起了瑞士人的活动力与企业精神；他们因为供应本国人民的国内农业和国内资源范围狭窄，就不得不向国外求发展，在那里通过兵役、商业以及各种各式的工业活动，累积了财富、，然后把这些财富带回祖国。他们就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获得了精神资源与物质资源，从而发展了生产奢侈品的少数工业部门，这些工业只是靠了向国外运销产品，并没有借保护关税之力，就获得了自立。但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援以为例的，大国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政策大国也可以仿行。瑞士作为一个小型国家，开支不大，有它独具的方便之处，大国要想达到这样的地位，除非把自己分解成若干自治区，可是这样就要使国家受到国外侵袭的危险。　　西班牙百般的防止贵金属出口，它自己对于这类商品已经有了丰富的生产，已经有了那样大的剩余量，而还要这样做，这实在是一个愚蠢行动，是任何懂得些道理的人都要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把西班牙工业的衰落，国家繁荣的减退，归咎于它对工业品输入的限制，那是错误的。假使西班牙没有把摩尔人和犹太人驱逐出境，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异教裁判那回事；假使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准许宗教自由；假使能把教士和僧侣转变成人民的教师，把他们所有的巨大资产改作俗用，或者至少减少到足以维持他们实际生活需要的限度；假使由于这类措施能使公民自由获得稳固基础，使封建贵族获得改造，使君主政权有所限制——总之，假使西班牙也能象英国那样，在宗教改革以后取得政治上的发展，再把这种精神扩展到它的殖民地，那么施行禁止与保护政策以后，就能产生与英国相类的效果，而且情形还不止是这样，当查理五世时代，西班牙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英国和法国，当时在一切国家中只有荷兰比西班牙居于较先进的地位，假使就当时西班牙的制度和一般情况来说，其势足以把外国的人材和资本吸引到它那里，而不是把它自己的人材和资本驱逐到国外，那么靠了保护政策，荷兰经营工商业的精神就有可能转移到西班牙，根据这一点，西班牙将大有可为。　　英国的工商业优势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从何处得来的，关于这方面在第五章里已经有所叙述。　　英国的商业政策对于国家天然富源所以能作最高度利用，所以能充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特别是由于它所享有的公民自由、精神自由和宗教自由，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但是谁能否认别的国家也能够使自己提高到同样的自由程度？谁又敢断言，别的国家要求获得发展工业所必需具备的手段时，就一定会被造化所拒绝呢？　　就天然富源这一点来说，英国煤和铁的藏量极为丰富，往往有人把这一点说成是英国为什么注定是工业国的一个理由。诚然，在这一点上英国受到上天的恩惠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即使就这些天然资源而言，上天也并没有单纯象一个晚娘那样对待别的国家；因为别的国家对于这类天然资源所以未能充分利用，主要障碍是在于缺乏良好的运输设备；它们有着巨大的未经利用的水力，利用时代价比汽力低；它们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其他燃料来弥补煤量不足的缺陷；有许多别的国家对于铁的生产具有无穷潜力，而且它们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取得这类原料。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一谈以关税互惠为依据的商业条约。流行学派对于这类协约抱有反感，认为是不必要的，有害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逐渐消除各国在贸易上的限制、从而导使世界各国逐渐走向国际往来自由的最有效方法。当然，就世上已经看到的这类条约的实例来说，是不大值得仿效的。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指出麦修恩条约对葡萄牙、伊甸条约对法国产生了怎样的有害后果。这个学派所以反对商业条约，看来主要是以在条约关系下相互减低关税所发生的不利后果为依据。按照这个学派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执行结果应该是对缔约双方都有利的，并不是使一方受到破坏，另一方获得莫大利益；但是就上述两个例子来说，实际经验所显示的情况显然与这个原则相反。如果研究一下发生这样后果的原因，当可看出，葡萄牙和法国在结约以后，就把它们在工业上已有的成就以及在将来可望获得的成就一并放弃，造成了英国的有利地位，它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条约的作用上，一心一意地要想由此增进它们自然产物的对英输出，结果它们的工业就日益衰落，由工业的较高水准降落到较低水准。但是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在订立商业条约以后，为了国外的竞争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工业，从而永远把自己束缚在纯农业经济的低水准上，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行动；可是决不能由此就推定一切商约都有害无利；如果通过商约的订立，对双方农产品与原料的交换或双方工业品的交换都能有所促进，这样的商约就不能说是有害无利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农产品与原料的自由贸易，对一切国家在一切工业发展阶段总是有利的。从这一点可以推定，任何足以减经或消除对这类商品自由贸易所加禁止和限制的商业条约，对缔约双方必然会发生有利影响；例如由法国与英国订立协约，使葡萄酒和白兰地对生铁和煤的交换得以推进，由法国与德国订立协约，使酒类、油类和干果对谷物、羊毛和牲畜的交换得以推进，这类条约对缔约双方都应当是有利无弊的根据我们在上面的推论，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极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　　如果各个国家在工业发展程度上大致相等，彼此订立这类商约时也许更加切合需要，更加有利；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国家之间，不致发生一方占压倒优势的、破坏性或抑制性的竞争，也不致发生使任何一方独占一切的形势，只是象国内贸易方面的竞争那样，对彼此竞胜心情，对生产改进与成本降低，起着刺激作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法国、奥国和德国关税同盟相互之间实行征收相当低平的保护关税以后，产生的效果也许是有利而无弊的。这些国家也未尝不可与俄国订立互惠条约，这一措施也许对有关各方都有利。这个时候它们所应当共同戒惧的只是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竞争力量。　　从这一点看来，英国在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随民事业各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对彼此关系日益密切的各个国家说来，似乎是它们当前的最大障碍；虽然同时也必须承认，英国当努力于争取这种优势地位时，大大地增进了、而且还在每天不断地增进着全人类的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编 学派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意大利是一切近代国家中的先驱者，贝奇奥伯爵就意大利这一部分的文献，辛苦地写成了一个概略，不过人们对于他的著作不免存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他死守着流行理论，过于拘泥。意大利的周围都是在世袭君主下统一起来的大国，而它所缺乏的却是国家的统一，各共和邦和城市都在教会统治之下，城市自治自由完全丧失，这些都是意大利工业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却没有充分加以探讨。假使他对于这些起因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就不会不理解到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别有用心，对这位作者就不会只是偶然一提，轻轻略过。　　贝奇奥曾有一段记录，说马基雅弗利在1525年给他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主张所有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封信曾传到教皇克力门七世的手里，由此可以推想，关于在1526年成立的“神圣同盟”，他是从中很起了些作用的。我们看到了这段记录以后就想到，《君主论》那部书一定也含有同样的旨趣。随后我们翻阅了那部书，一见之下果然我们的猜想没有错。这部书是1513年写的：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打动梅迪奇一族，说他们负有在一个君权下统一全意大利的使命，并且向他们指出，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从这部书的命名和形式来看，一般意向好象是在于讨论专制政体的性质，这一点显然是经过审慎考虑以后故意使出的一个手法。它对于各个世袭君主和政府，只是在不经意的态度下附带提到的。但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应当在意大利看到一位独一无二的霸主。那些诸侯统治的小邦必须推翻，必须使不同的朝代不复存在，使封建贵族屈服，将各共和邦的自由连根拔除，那位霸主为了建成一个意大利帝国：应当不择手段，不论是美德或恶行、忠勇或谲诈、聪明干练或大胆无耻、幸运或机遇，必须尽量施展和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发挥作用时的力量在三百年后才充分揭露，这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要施以新式训练，拥有新发明武器和战术，从而保证胜利。　　就这位作家在《君主论》中一般论证的内容来说，如果认为他别有意图这一点还有斟酌余地的话，那么读到最后一章，对这一点的怀疑就可以释然。他在那一章里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祸害的基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与国内的分裂；认为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这是它们的幸运）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伟大任务的；认为要成立一个新政权，目前是最好时机，一位新的摩西现在必须勃然兴起，把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作为一位君主的无上光荣、无上伟大的事业。　　任何人也可以从《君主论》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显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谈到教会各邦时的态度。他说，“教士拥有土地，但没有加以治理，他们对土地有支配权，但没有加以防卫；这些人间无上乐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如果对它们说一句批评的话，就不免会亵渎神明。”他这番话只是一种反语。他实际的意旨，说得明白些，显然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国家，对一个勇敢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困难，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们的亲属据有教皇职位，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没有阻碍。　　马基雅弗利自己对于共和政体是有热情的，但他对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关于对付这些共和邦的劝告却是这样，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是一个大思想家，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个爱国的烈士，而他却劝告未来的霸主完全摧毁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论》题献给君主，这除了出于为自己打算的一种计划，想借此向君主献媚，从而博取个人利益，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呢？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写《君主论》的时候，他还受着贫困的折磨，为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热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给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1513年1O月10日从他所住的乡村破屋里写了一封信给他注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这封信使我们对上述情况再没有怀疑的余地。　　话尽管这样说，但是仍然有根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们相信，他写这部书也并不是专为迎合梅迪奇一族从而猎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实现一种霸业计划；这种计划，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跟当时在共和邦下的爱国观念并不抵触。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职时的举动可以证明，他对于过去所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以及所有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是了了于胸的。一个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样久远的过去，又能那样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对未来就必然也能看得很远。既然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能认识到在意大利进行组织全国武装的利益，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君主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必然能看到，在当时环境下，政权只能用强力取得，用独裁政治维持，而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已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铲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总有一天会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成长起来的。马基雅弗利显然是要把已经褪了色的几个城市的自由扔掉，让它作为专制政体下的牺牲，希望借此赢得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后代获得更加伟大、更加高尚的自由的保证。　　意大利关于专论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是1613年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使各“王国”获得金和银的丰富供应的方法的。　　萨依和麦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随便看了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就马虎过去，说它只是讨论货币问题的；从书的标题来看，的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贵金属为财富唯一要素这种谬见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读一读这本书，把内容仔细领会一下，也许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安东尼·舍拉虽然陷入了以金银充裕为财富表征的错误观点，但是对于财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清楚。　　他当然是把采矿放在贵金属直接来源的第一位的；但是关于取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却说得很有理。依他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时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繁荣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其间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例如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　　安东尼·舍拉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来看问题的；不是以已有学说的一些推论为依据，或以事前已经决定要宣传与实行的某些原则为依据，然后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他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作了比较，由此看到，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在财富上有最大的累积，而大规模商业是从充分发展的工业而未的，工业又是以公民自由为出发点，然后由此获得发展的。　　柏卡里亚的见解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论点。这位作家谈分工原则或在亚当·斯密之前，或与他同时，这一论点也许是他发现的，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他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不但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各个工厂工作的划分，而且指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职业的划分，公共福利有了进展。同时他也与重衣学派一样，毫不犹豫，认为工业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　　那位法理学大家菲兰哲里的见解可以说是最狭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认为英国实行保护政策，只是使非法贸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业。　　威利是一个有实地经验的政治家，因此不会错误到那样大的程度。他认为有保护国内贸易、抵制国外竞争的必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只有强大、统一的国家才能采用这一点他却并没有或没有能看到。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九章 工业主义（流行学派误称“重商主义”） 　　　　在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国民力量集中的情况下导致了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大国蔚起；当这个时期，商业与航运，从而财富与海军力，象我们以前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组成的共和邦或这些共和邦的联盟。这些大国的制度越是发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来。　　大国的君主们深信，要使这些力量和财富的根源得以发荣滋长，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实现，他们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给城市以自由行动权，鼓励建立行会，认为这类设施都足以与封建贵族的势力相对抗，而这些贵族是一直在企图独立，一直与国家统一的宗旨不相容的。但是靠了这样的权宜手段要使政策方针得以贯彻执行，看来还是不够的，其间有种种原因。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与共和邦所享受的全部利益，比君主政府在它们自己的自治城市所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全部利益要大得多；其次，要使一个一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自由竞争中，安然地排除在工商业及航运业方面占有优势已历数世纪之久的那些国家，这件事不但非常困难，简直不可能；最后，在这些大君主国内的封建制度，对国内农业的发展，从而对国内工业的发展，起着阻挠作用。因此这些大君主国，出于势所必然，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方针，对外国工业品输入及外国的商业与航运，竭力主张加以限制，对本国的工商业及航运业的发展则加以赞助。　　这些国家的岁入原来以对输出的原料课税为主，此时则以对输入的工业品课税为主。这一政策所提供的利益，使文化比较高度发展的城市与地区的工商业者及海员受到了鼓励，就带着他们的资本迁居到这些大君主国，从而也激起了后者原有居民的企业精神。于是随着国民工业的增长，国民自由也获得了增长。这时封建责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感到对从事于工商业及农业的人们有表示让步的必要；由此更加推进了本国的农业与工商业，这些国家财富的要素彼此之间又互相发生着有利影响。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实行这样的制度，加上宗教改革的有利影响，英国在生产力、自由和权力方面有了怎样的累世不绝的长足进步。我们曾经谈到，这样的制度曾使法国在一个时期获得相当成就，但未能有始有终，只是由于封建制度以及教会与专制君主制度还没有获得改革。我们也已说明，波兰终于一蹶不振，只是由于选举君主的制度没有充分的势力与稳定性，足以促成强有力的城市自治制度，使封建贵族获得改进。施行了这样的政策以后，原来的工商业城市以及大都处于城市政治势力以外的农业地区改变了面貌，代之而兴的是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完全无缺的国家，是一个协调的、紧凑的整体，这里一方面把原来存在的君主、封建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分歧转化为和谐一致，另一方面在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与相互有利作用。这样一个国家比原来存在的组织不知要完善到多少倍。这是因为城市自治共和邦的工业原仅局促于狭小范围内，而现在却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全国；因为全国的现有资源，现在都可以供工业支配；因为在工业的不同部门以及在农业中的分工与生产力联合的有效性比以前提高了无数倍；因为从事于农业的各个等级的人在政治上、商业上都与工商业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之间保持了永久的协调；因为工业与商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得以牢固存在，永久不变；最后，还因为由工商业而来的在文化方面的一切利益，农民也可以共享，并不例外。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就象是一个势力扩展到全国的城市，或者象一个提高到城市地位的乡区。在这样的一个统一国家范围内，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势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将日益发展，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在国家的岁入方面、军事力量以及人口方面，将不断增长。所以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首先使农工商业获得充分发展的那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谓工业主义，原来并没有书面上的明确定义，也不是作家们设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只是在事实上执行着的，这种情况直到斯图尔特的时候为止；斯图尔特的学说大部分是从英国的实际情况推演而来的，正同舍拉的学说是从威尼斯的情况推演而来的一样。但斯图尔特的论著并不能算是科学作品。这本书大部分是专论货币、银行、纸币流通、商业恐慌、贸易平衡以及人口问题的，直到现在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写得十分无条理、欠明朗，同一概念往往反复说上十遍。关于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有些只是极浮泛地提了一提，有一些简直完全略而不谈。例如关于生产力问题和价格原理问题，都没有彻底讨论。在作者心目中的。处处只是英国的经验和情况。总之，在这本书里所始终注意的，只是英国实况与科尔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工业主义与后来的一些学说体系相比，其长处是：1．它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合糊地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认识。　　2．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在大体上应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　　3．它是以“国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把国家看做各个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　　另一方面，工业主义也存在着以下儿个缺点：1.它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及使这个原则能够付诸实施的一些情况，一般缺乏认识。　　2．由此将使处于不适宜于发展工业的那些地带的人民以及小型的与未开化的国家和民族发生误解，以为也可以采行保护制度。　　3．它总是企图把保护制度应用到农业、尤其是原料生产的方面，它不懂得对原料生产采取保护措施是对农业有害的，而农业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护的，是不怕国外竞争的。　　4.它企图用限制原料输出的办法来过甚地爱护工业，这样做是有损于农业的。　　5．它并不向已经占有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指出，象这样的国家应当容许在本国市场范围以内的自由竞争，从而防止它自己的工业家和商人流于怠惰。　　6.当它一昧地追求政治目标时，忽视了一切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忽视了全人类的目标；因此会导使国家趋人歧途，以致使它们当实行保护办法已经足够应付时会采取禁止制度，或者当征收温和的保护性进口税比较适合目的时会征收实际上帝有禁止性的进口税。　　7．最后，主要由于它完全忽视了世界主义原则，因此就没有能认识到，作为一切国家的努力方向，应当争取逐步接近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共同联合，是持久和平的树立与普通的贸易自由。　　但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对于工业主义作了错误的责难，认为它只是把贵金属作为财富的唯一要素，其实贵金属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与其他一切有价值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认为这个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对别的国家应尽可能地多卖出，尽可能地少买进。　　关于上述指责，并不能获得事实上的印证；不论就科尔伯特或就英国从乔治一世以来政府的施政方针来说，都不能说它们对于贵金属输入这一点的重视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　　它们商业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其问不免发生许多错误，但整个说来是有重大成就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自从1703年订立麦修恩条约以后，每年曾以大量贵金属运往东印度群岛，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输出是有害的。　　乔治一世的朝臣，当1721年禁止印度棉织品与丝织品输入时，并没有把一个国家应当尽量向国外多卖出少买进作为采取这一步骤的一个理由。这种荒谬说法是随后的学派硬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当时那些朝臣们所主张的只是这样，认为一个国家显然只有靠了输出自己的工业品，一方面从国外输入原料与生活必需品，才能达到富强。英国在国家政策上就遵守了这个准则，一直到今天，由此达到了富强地位；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在农业上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这实在是一个唯一正确的准则。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章 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 　　　　假使科尔伯特的伟大事业能够让它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假使南特敕令的撤销，路易十四的酷慕虚荣，好大喜功，及其后代的骄奢淫逸，没有把科尔伯特所播下的种子在萌芽时就加以摧残，结果在法国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工商事业；假使侥幸得很，法国教会的巨大财产竟转让给了大众；假使由于这样的演变，产生了强有力的议会下院，靠了它的势力使封建贵族获得了改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就绝对不会出现所谓重农主义。这一学派显然是起源于法国的当时情况，也只能与那时的情况相适应。　　当这一学派创始的时候，法国的地产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贵族的手里。耕地农民则呻吟憔悴在农奴境地与人身压迫之下，他们陷入了迷信、愚昧、怠惰与贫困的深渊中。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地主们，只是镇日游手好闲，度着逍遥佚宕的生活，他们对农民生活既漠不关心，对农业也毫无兴趣。真正的耕地农民，对于农业改进，既没有精神手段，也没有物质手段。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者的无餍之求，封建势力在这方面的压迫变本加厉，使农民对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免税权益，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这样情况下，那些主要行业，即所依靠的是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力的那些行业，就无法支持；只有从事于生产供特权阶极使用的奢侈品的那些行业，还能努力争取发展。物质生产者对于热带地区产品既没有大量消费能力，又无法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来偿付，因此国外贸易的发展有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在省际关税的压迫下奄奄不振。　　在这样情况下，这就难怪当时一些有思虑的人对当前普通存在的困苦艰难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认为只要农业没有能从束缚中获得解放，有土地有资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的境地，陷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租税依然不能减经，不能由各阶级公平负担，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国外贸易不能发展，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就谈不到国家福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所谓有思虑的人，有些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的宠幸，有些是贵族和教士的心腹或知交，他们对于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是不能、也不会公开反抗的。他们要传布自己的见解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这正同早期以及晚期都曾试行过的、把政治与宗教改革思想潜伏在哲学理论内容中的做法一样。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哲学家，眼见法国陷入了完全混乱状态，就想在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广泛范围内求得安慰，这种情形，就象一户的家长，当他看到家庭四分五裂，无可奈何时，只好从酒乡中寻求一时的享乐一样；现在重农主义者也是学的这个样，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们抓住了这一点真理以后，就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又从中发现了土地的“净收入”这一论点，作为他们早已胸有成竹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学说体系的基本准则：“只有土地能产生净收人，因此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根源。”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无限奇妙的结论——首先封建制度必须铲除，必要时土地占有也不例外；然后，土地既为一切财富的根源，一切租税就应当从这里征收；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特权必须取消；最后必须把工业者看成是不生产的阶级，它不应当负担纳税义务，可是也不应当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关税就必须取消。　　总之，他们事前已经有了绝大真理横梗在心头，决定要加以证明，因此就不惜用最荒谬的论点来设法证明他们的那些绝大真理。　　关于国家，以及与其他各国相处关系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情况这类问题，可以不必再加考虑，因为这在百科全书里就已经说清楚，它说，“个人福利是以全人类福利为转移的。”因此这里关于国家、战争以及国外商业政策这些问题，就一概不必再加考虑，历史和经验尽可置之度外，或任意加以曲解。　　然而这一学说体系有一绝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与工业者的享有特权，而在实际上彼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法国农民遭到了苦难，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科尔伯特不得不代人受过——尽管人人都晓得，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而且就是头脑最迟纯的也懂得，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的主要手段。这些思想家对于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争、路易十五的胡乱花费等等因素，都一概置之不问。　　魁奈对于人们反驳他的各点，在他的书里逐条叙入，并逐条作了答复。在他书里出现的、假定为反对者嘴里说出来的那些道理，都是那样的健全正确，而他反驳时提出来的论点却是那样的荒谬绝伦，使人看了简直惊奇之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理论的趋向与法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合，是同那一个世纪流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沆瀣一气的，因此得到了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人们的赞许，认为是智慧的化身。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一章 交换价值理论 　　　　（流行学派误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学说，关于国家及国际情况的方面，只是重农主义的延续。这一学说与重农学派一样，并不顾到国家的本质，几乎要把政治和国家力量这些因素完全丢开；它事先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与世界联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国家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主张贸易绝对自由。　　他陷入了这样的根本错误，在这一点上同在他以前的重农主义者情形完全一样，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作为一个准则，对于这一准则的赞许是从常识的要求出发的，并不是彻底研究了历史对这一观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后形成的。　　那位为亚当·斯密作传记的能手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告诉我们，斯密在他的著作1776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1755年，就已首先有了贸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人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和阴谋家利用作政治活动的材料。这些阴说家在对人事的处理中，搅乱了自然状态，其实人们对于造化只应当听其自然，让它自由行动，从而完成它的目标。要使一个国家从野蛮阶段的深渊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适度的税收与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的一切就会在自然趋势下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向循序而进。任何政府行动时违反了这种自然趋势，要想把资本引向别的途径，或者是要限制社会按自然程序进展，就是逆天行事，这时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会成为专制暴虐的政府。”　　亚当·斯密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他后来的一切著作就以对这一点的证明与解释为唯一目标。他1765年游历法国时结识了魁奈、杜阁和重农学派另一些健将，他们对于他上述观点都表示赞同，因此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斯密显然认为贸易自由这个概念是一种聪明的发现，足以构成使他在学术上成名的基础。因此凡是与这个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他总要在他的著作中把它抛开或加以驳斥，他自居为贸易绝对自由这一主张的公开拥护者，他就在这样的心情下进行思考，进行写作；他既已成竹在胸，抱着这样的态度原是极其自然的。　　他既已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当他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统计、对政治措施与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评价时，要他不以与他的基本原则是否有抵触这一点为依据而以任何别的一点为依据，这又怎么办得到呢？　　从上面所引证的斯图尔特告诉我们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斯密的全部理论是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之内的。政府的权力，除了可以执行法律、征收尽可能少的一些税收以外，就不能也不应别有所为，政治家如果企图建立工业，促进海运，扩大国外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贸易或开拓殖民地，在他看来，这位政治家就是阴谋家，是要阻碍社会进步的。对他说来，并不存在什么国家，只是一个集体，一个由许多个人居住在一道的集体。这些个人关于哪一类工作对他们最有利这一点，他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促进他们的福利，也是他们自己最善于选择。　　象这样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地位的论调，只有当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影响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经实际存在的事物，即物质财富，或不如说是实际事物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时，这种论调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个人主义必须获得唯物主义的支持，这样才能把个人从国家、从国家的统一、从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方面而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这一点隐蔽起来。既然价值只是由个人生产的，既然国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动作只应以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为限，那么就必然要设法使人们相信一个光头秃脑的价值理论就是国家经济学。在这样的设想下，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可以概括如次：财富就是对于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是由个人劳动与天然力量及资本相结合时产生的。通过分工，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增长；资本是由于储蓄、由于生产超过消费而累积起来的。资本的总量愈大，分工、从而生产的能力也愈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对私人工业不加干扰，所需要当心的只是司法制度的完善。因此要想凭着国家的法律措施，诱使人民自己来生产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种愚蠢行动。象这样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说明了财富的要素，把生产程序说得那样清楚，把原有各学派的错误揭露得那样透彻，在没有产生其他学说体系时，是不会不受到欢迎的。这一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说来说去，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续保持。　　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据这个学说，任何事物的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唯一目的是价值的取得。至于生产力的建立，那是要听任机会、听任自然趋势或天命的。随便你喜欢怎么说），政府决不可从中有任何作为，关于交换价值的累积这件事，政治力量是不可从中干预的。根据这个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如果本国工业由于外货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无关重要。如果外国对工业品输出实行补助办法，那就更妙了，买进时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在它看来，除了实际生产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人们以外，没有一个阶级是生产性的。关于分工如何有助于某一具体事业的成功，它是充分认识的，至于分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怎样，它就一无所知了。它知道只有通过个人经济才能使资本增加，也只有在资本有了增加以后，个人业务才能随着这个增加比例而扩大；但是它对于由建立本国工业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或由这种增长而来的国外贸易或国家力量，却不懂得重视。只要个人能获得财富，整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来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至于地产的价值则置之度外；它并没有理解到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关于国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动和灾害，它简直毫不介意。总之，这个学说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而科尔伯特的唯一目标是在于建立国家工业、国家商业，对于交换价值一时的得失并不措意，他是主要倾向于“工业主义”的，结果何以会把“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加在他的头上，实在有些费解。　　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亚当·斯密的伟大功绩并不否认。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他凭了这个方法和惊人的智慧，阐明了科学的一些最重要部门，这些部门原来几乎完全是不清楚的。在亚当·斯密以前，存在的只是例有的成法；通过他的著述，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有了可能，他对这门科学所贡献的材料，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人。　　但正是他在智力上的这种特性，一方面使他从事于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因素时作了这样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他的学说存在了许多缺点；为什么他没有就社会全体作完整的观察，没有能把个人利益合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把国家放在个人的前面来考虑，当他急于要顾到各个生产者行动自由这一点时就忘记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原因就在这里。他对于单是在一个工厂里进行分工的好处看得那样清楚，却没有理解到，同样的原则在整个省区、整个国家应用时也是同样有效的。　　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对于他的批评与这里的意见正相符合。斯密对于人的个别特征能够作出异常尖锐的判断，但是当他有必要对一个人或一本书的全般性质提出意见时，他所表示的见解竟那样的孤陋、偏执，简直使人惊讶万分。不但如此，他对于同他亲密相处了多年的那些人的性格，也没有作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他的传记作者这样说：“这个写照，如果从某一观点出发，与本人相对照时，总是神情毕露、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的；但是从这个人的一切角度与整个体态来看时，写照决不能具有逼真的、全面的再现力。”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二章 交换价值理论（续） 　　　　——萨依和他的学派　　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这位作家，总的说来，只是把亚当，斯密在一种不够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加以系统化、通俗化而已。他对于事理的阐明与加以组织化这些方面具有高度天才，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成功的。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确认亚当·斯密所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或独创的见解。上述这一点，根据生产力理论来说固然十分正确，不过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对立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依的完整些。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还减少了物质生产与蓄积的总量，也就是减少了物质财富的总量。还有，萨依在他的观点上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列入生产阶级的理由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交换价值，这个理由实在全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换价值在没有流到精神劳动者的手里以前就已经被生产了；所变更的只是价值的占有者，价值的量并没有增加。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我们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萨依在这一点上感到他自己是与斯密对立的，这正同斯密感到他自己是与重农主义者对立的情形一样。　　斯密为了要把从事于工业者列入生产阶级，不得不扩大财富所由构成的事物的概念；萨依，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衣钵，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谬见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否则就得象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的做法那样，也来一个扩大财富概念，再把生产力也包括在内；这时就得说明，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一般所周知的——萨依有一位兄弟，凭着他简单朴质的常识，清楚地看到了价值理论的根本错误，萨依对于他自己理论的是否健全、正确，在这位怀着疑问的兄弟的面前也表示了怀疑。　　路易.萨依在南特时曾这样写道，有一个学术名词，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流行，但是引起了许多错误的推论，就是他的兄弟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也不能免。按照路易·萨依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它们的交换价值，而是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交换价值理论是从商人个人的狹隘观点来看财富的，这种理论是要想纠正所谓重商主义的，但是它自身依然是有限制的重商主义。关于这类疑问和反驳，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答复他的兄弟时这样说，“他的（就是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方法（方法？）（即交换价值理论）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困难之点是在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什么话！当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吗？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吗？不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困难是有些人没有足够的机智果断，去把这位兄弟所说的（当然只是概括他说的）概念抓住，并追究到底；或者不如说是，要把已经确定的学派推翻，要把与已经借此成了名的学说恰恰相对立的一面来加以推演，这样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愉快的。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著作中唯一独创性的东西是关于学理的形式方面，就是说，他替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是表明物质财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学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正是由于这样的分类和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解释，这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他这样做时一切都是现成在他手边的；他懂得对生产的特有程序和所涉及的个人力量怎样进行通达晓畅的解释，（在他自己设定的狭小范围内）关于分工原则、个人行业这些方面，他也能胜任愉快地作出细致详尽的分析。他的话不论哪一个制陶器的、不论哪一个小商小贩都能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其中新的或为一般所不知道的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领会。因为就一个陶工的工作来说，必须把他的双乎和他的技巧（劳动）与陶土（原料）结合在一起，然后靠了镟盘、炉子和燃料（资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产品或交换价值），这是每一个有相当地位的陶器作坊里的陶工都早已知道了的，不过他们不懂得怎样用科学的语言来叙述这些事情，不懂得把这些事情借此来进行归纳而已。小商小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通过了交换，买卖双方都能获得交换价值，如果任何人输出了价值一千泰勒的货物，然后从国外换得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别种货物，他就从中赚得了五百泰勒，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前不懂得这点道理的小商小贩大概是很少的。　　这也是大家在以前都早已懂得的，勤俭可以致富，游惰必致贫穷；个人的利己心是勤奋工作的最有力刺激；而谁要想获得鸡雏就不可先吃掉鸡蛋。当然，人们在以前并不晓得这些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都乐于轻易地登上这门奥妙的科学的殿堂，从而摆脱使心爱的奢侈品价格提得那样高的可恨的关税，而共享持久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关系和太平盛世的至福。许多有学问的人和政府官吏都成了斯密和萨依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倒是首先倡议和解释这个原则的人需要有些聪明；他们两位的继起作家也不必多费思考，只需就他们的论点来加以阐述、润饰，加以反复申言；假使把两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谁还不愿意、谁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些理论有一个奇异的特点，人们假使接受了他们著作中最初的论点，然后诚心诚意地跟着他们所指引的那条路走下去，经过几章以后，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在一开头就告诉尚·巴普蒂斯特·萨依先生，照我们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只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我们要告诉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　　这种理论（萨依的）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不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重轻的。萨依先生关于个人万能与政府一无所能的见解，已经进展到近于可笑的程度。当他看到科尔伯特的政策在法国工业教育方面所收到的效果不禁要有所赞扬时，他这样说，“这样的高度智慧是很难归功于个人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理论转向到理论的创造者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眼光，心头只是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未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他对于航海条例、麦修恩条约、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约等等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对他提出的评语就不难获得证实。对各国工商业历史作有条理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有些国家在保护关税下达到了富强地位，这一点他也并不否认，不过他别有高见，认为这些国家所以获得富强与保护政策无关，并不是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他还要求我们应当相信他所作出的结论。他说，荷兰人所以会想到与东印度群岛直接通商是由于腓力二世禁止他们进入葡萄牙港口；好象保护制度就证明那种禁止是有理由的，好象没有这一点，荷兰人就不会到东印度群岛去了。萨依先生不喜欢统计和政治，就同他不喜欢历史一样；因为毫无疑问，前者会引起许多不对劲的事实，这些事实，他说，“所证明的往往与他的理论相反”，至于对于后者，他是简直一无所知的。他总是忍不住要向我们作忠告，惟恐我们跌入陷坑，说统计事实是要引我们趋入歧途的，政治是同政治经济学没有关系的；这种说法的“合情合理”，听起来就象是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假使你所考察的是一只锡蜡制的盘子，你就不应当想到锡蜡这件东西。　　萨依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我们在记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自由”这个字眼，不论在什么地方使用时，五十年来在法国总是有着绝大魔力的。萨依不论在帝国时代或复辟时代，碰巧都是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他不断地提倡经济学。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之所以受人欢迎，并不是由于著作的内容，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否则在拿破仑败亡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采用萨依的学说，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量不是要使人难以索解了吗？在那样环境下他还是坚持世界主义原则，说明这个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浅。他是坚决信从坎宁和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旨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世界局势了解得多么少。他声望上的唯一欠缺是，不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没有给他当上商务和财政大臣；假使他有了那样职位的话，他的大名在历史上就要同科尔伯特并列，一个是国家工业的创建者，一个是破坏者。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依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甚至象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人也害怕这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皇的咒诅。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那部书没有什么别的，自始至终只是在于说明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他在这一点上是表示得明明白白的，他说，处于目前世界形势，法国只有在保护制度下才有希望获得繁荣。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自由贸易加以颂扬，跟他论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整个意向直接相反，这是他违反了萨依学派的主张而乞求宽恕的表示。萨依的作风的确很象一个罗马教皇，教皇颂布了“禁书目录”，他甚至连这个样也学会了。他当然没有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可是比这个办法还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加以禁止的；他警告学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读书不可太泛，那是容易使人走入歧途的；他们读的书不宜过多，但是要读好书，这就等于是说，“你们不可读别的书，只应当读我的和亚当·斯密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说的后继者和阐述者又深恐后人对于这个学派不朽的开山祖师在崇敬中寄予过大同情，为此也曾费了一番苦心；他这样说，他认为亚当·斯密著述的内容极其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满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们懂得，所谓“应当读亚当·斯密的书”是只有从他那里来学习的。　　虽然如此，当萨依正在声名鼎盛的时候，却出现了某些年青的异端者，他们对他学说的基础展开了攻势，他们的进攻竟那样的大胆有力，因此他态度很谦恭，宁愿对他们在私下答复，避免任何公开讨论。反对派中最激烈最有才能的要推沙忒尔，这人曾不止一次地当过国务大臣。　　萨依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意见，我的政治经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论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简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因此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象有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退步。”他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很天真地加了一句：“从您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个论战再继续下去是无益的，很可能会使我们大家感到困恼。”　　现在斯密和萨依学派在法国已经被推翻，交换价值理论那种僵硬的、无生气的影响已经过去，接着发生的是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这种气氛就是罗西和布朗基两位先生也无法驱除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派，虽有卓越天才，但是他们对于旧有的学说不是加以改进而是完全丢弃，却自己另想出了一套乌托邦制度。最近有一些天分极高的人，企图找出他们的学说与以前学说理论之间的相关之处，并且快他们的见解与现在情况相适应。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者可以获得重大成就，其中格外有希望的是多才的密歇尔·歇伐利埃。他们学说中所合的一些真理，可以同现在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主要在于他们对生产力的联合与协调这一原则的解释。他们的缺点在于完全抹杀了个人自由与独立；按照他们的想法，个人与社会已完全会为一体，与交换价值理论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而国家则并不足道的想法恰恰相反。　　也许世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至于遥远将来的新发现和社会状况的进步，这些都不是世人所能预测的。即使象柏拉图那样的智慧，也不能预见到数千年之后社会在工作中会使用钢铁和铜制的工具；即使象西塞罗那样的头脑，也想不到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代议制有可能扩展到一切文明国家，甚至全世界、全人类。即使少数奇才天赋极高，会预见到未来数千年以后人类进步方面的个别事例，然而每一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特有任务的。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这个先进国家所处的地位不是非常危险吗？现在交换价值理论已经完全失去势力到这样地步，以致它所从事研究的几乎仅在地租的性质这方面，因此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会这样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生产物在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应如何分配的法则。”　　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　　最后，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对于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所涉及的只是著述内容有关国家的和国际的方面，至于有关一些次要问题的学理解释，它们的价值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他的理论基础也许始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科学的个别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极有价值的见解和推论。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四编 政策 第三十三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大陆国家——法国和美国 　　　　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城市或国家在工业、商业与海运方面处于超群绝伦的地位，但是象当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国家，世界上以前却从未见过。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强国力求达到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其中并没有一个国家能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优势国家，把它的力量建立在这样广大的基础之上的。那些国家也曾试图凭着武装力量建立世界统治权，但是它们的力量同英国今天的企图对照之下，显得何等渺小.英国简直使它的全部领域转化成了一个工商业与海运业发达的庞大城市，使它与世界各国相处时，就象是一个大城市与它周围地区相处时的关系一样。在它本国范围以内可以说是色色惧全，它有一切的工业、技术和科学，有一切的大商业和财富，有海运业也有海军力量；它是一个世界的首都，它的工业品供应着一切国家，同时它又向一切国家吸收对它有用或它所合意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这些国家好象生来是应当为它效力的；它又是一切巨大资本的一个宝库，是一切国家的银行，控制着全世界的通货，它向世界上一切民族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从而使他们对它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强大国家和它的努力也应当说句公道话。世界进步并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而是大大地得到了它的帮助。它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榜样；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各种重大发明与大规模企业方面，在工业操作以及运输工具的改进方面，在关于未开垦地区的发现与垦殖方面，尤其是关于热带地区天然富源的取得以及对未开化民族与退化到未开化状态的那些民族的进行教化这些方面，它都起了示范作用。假使从来未曾有过象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谁知道世界将依然停留在怎样落后的状态？假使现在没有了英国，谁能估计人类将退化到什么地步？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应当深自庆幸，并祝它天长地久，国运昌隆。但是，是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就也应当希望它以别的国家作牺牲，从而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呢？这只有莫测高深的世界主义或店老板的狭窄胸襟，对这个问题才会作出同意的答复。这种违反民族精神的做法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指出，并说明只有使许多国家在文化、财富、权力各方面处于彼此相仿地位，才能使全人类文化获得发展；英国已经把它自己从未开化状态提高到目前的强盛地位，别的国家也应当象它一样，跟着它走上同样的道路；目前有条件在文化、财富、权力各方面争取达到最高标准的，正不止一个国家。现在让我们简单扼要他说一说，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　　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　　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　　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　　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　　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　　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未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有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1786年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实际上他这番话既不是讲给议会听，也不是讲给他本国人民听的，他显然是要引起法国政治家们的注意，那个时候那些政治家缺乏一切经验和政治眼光，他说话的意向所在只是要诱使他们赞成伊甸条约，这番话是斯密的推论方式的一个绝妙雏形。他说法国生未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英国向未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未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这一准则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依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见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真地在坚决执行。但是英国在威廉·庇特的时代以后，若果将保护制度看作是一件废物一样弃而不顾，那么它所据有的地位比现在当还要高得多，距离它垄断全世界工业的那个目的。当还要接近得多。达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就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那个时候对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正在深恶痛绝，大陆上的一切国家对世界主义理论都是欣然接受的。不论是俄国、德国、整个欧洲北部、西班牙半岛以及美国，如果有机会能把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料向英国交换工业外部将感到欢欣鼓舞。就是法国，在酒类与丝织品贸易方面抉得一些确切权益以后，放弃禁止制度也未尝没有可能普里斯特利谈到英国航海条例时曾这样说，取消英国保护制度将与当初采用这个制度同样的适合机宜；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正可以实行。　　实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将使东西两半球的剩余原料和农产品一齐流向英国，英国的纺织品将“衣被天下群生”。一切的趋向都将有助于英国的进一步富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俄国和美国，在本世纪就都不会要想到实行保护制度，德国也再不会想到要建立关税同盟。要使人们下定决心牺牲眼前利益而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将来，显然是很困难的。　　但是天意所在，总不会使树木高了再高，一直耸入云霄的。卡斯尔累勋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托在贵族地主们的手里。这些人就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假使这些贵族地主能容许英国工业家垄断一切国家的市场、那么英国与世界各国所处的关系，将同一个工业城市与周围旷野地区所处的关系一样；英国全境将布满屋宇和工厂，将布满寻欢逐乐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农村土地将专门用来生产牛乳、肉类、莱蔬，将专门从事于一般只能在大城市附近经营的种植事业。对英国农业说来，从事于这类产品的生产时，将比生产谷物有利得多；因此在相当时期以后，英国贵族地主所获得的地租，将比将外产谷物逐出本国市场的办法下所获得的高得多。不过贵族地主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眼前利益；由于战争，外国的原料和谷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英国市场，从而使地祖有所提高，他们宁可惜助于谷物法，使他们的地租得以保持较高水准。这样他们就迫使大陆各国放弃了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办法而别寻途径，以促进自己的福利，他们另辟的途径就是由自己未建立工业。由此可见，英国的限制法令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作用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影响发生时在时间上比较慢一些而已。　　到了坎宁和赫斯启森主政的时候，贵族地主们已经尝够了禁果的甜头，这时要凭常识上的推论来说服他们放弃原有利益已不可能。这些政治家感到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处于困难地位；一直到现在英国执政者还是处于这样的窘境。他们要使大陆各国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为了本国贵族地主的利益，对外国农产进口却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要使他们政策的推行情况，不辜负英国和欧洲大陆两方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期望，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讨论时，总是满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问题牵涉到本国任何一种关悦的变更时，他们就以保护原则为推论依据。并不以为其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赫斯启森的确曾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注意到，在较低的税率下国内工业仍然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他的做法与荷兰人管理水利工程的办法极为类似。什么地方外面的水涨得高，这些聪明的当局就筑高堤，什么地方水低些，就把堤也筑得低些。英国公布改革商业政策时，对外宣传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作风不过如此，玩的只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套戏法。有些人把英国降低丝织品关税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政策的公正宽大，他们没有好好地想一想，英国只是企图借此打击这类商品的非法买卖，增加它的财政收入，而并不损害到它自己的丝织业，就保护本国丝织业而言，这一措施也完全使它达到了目的，假使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保护关税（这是国外丝织品输入英国时现在要负担的税率，其中包括附加税）可以算是公正宽大的证明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可以说，丧这一点上它们是走在英国前面，并不是落在它后面的。　　我们懂得，坎宁和赫斯启森的那些高谈阔论，特别是要想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一些作用，因此在这里回想一下他们所表演的一些手法怎样地在两个国家都碰了壁，是不无意味的。这一次英国也同以前1786年那一次一样，获得了理论家方面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法国的自由党正热中于普遍贸易自由的伟大理想，正在被萨依浮夸的理论所激动，对于受人嫌恶的政府则抱有反感，又有沿海城市以及酿酒业与丝织业经营者的支持，因此态度嚣张，要求援照1786年的成例扩大对芙贸易，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福利唯一的正确途径。　　不论人们对于复辟王朝怎样不满，怎样加以责难，但它对法国曾有过无可否认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后代是不会有争执的；这就是关于商业政策它没有被英国人的诡计和自由党的叫嚣所迷惑，没有被它们引人歧途。坎宁先生对于应付法国这件事这样重视，这样地耿耿在心，他亲自特为到巴黎，为的是要使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政策的高明，跟着他走。但维莱耳先生是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他完全看穿了这一手花招。据说他是这样回答坎宁先生的，“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坎宁被这个决绝的回复触恼了，他回国后在议会里大言不惭地说，他利用了干涉西班牙事件，把一副重担子放到了法国政府的肩上。由此可见，坎宁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情绪，并不是象大陆上那些好心肠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真挚。坎宁先生对于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若果有丝毫在念，他又怎能仅仅为了要想加重法国政府的负担，而使西班牙的自由政体在法国干涉下受到牺牲呢？问题的真相是这样的，坎宁先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英国人，在他嘴里的那些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英国工商业优势的加强与更进一步扩展，或有助于蒙蔽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方的意识时，他才会津津乐道，才会止他自己怀有这样的情绪。　　事实上，在维莱耳先生方面也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才能看穿坎宁先生为他设下的圈套。德国在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工业不断的衰退，维莱耳先生根据邻国的经验，对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意义，早已心中有数，况且法国在1815年以来施行的制度下，进行极为顺利，它决不肯学寓言里那只狗的样，放下嘴里现有的东西而向影于里去扑空。象沙普塔尔与查理·杜平这类人，对法国工业现状是具有极深刻的观察力的，他们都曾以最坚定的语气说明这个制度的成就。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上业的著作，内容没有别的，只是表示对法国商业政策的拥护，只是从全体、从每个细节上来说明这方面的成就。从以下所引的一段，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旨趣所在。“我们不可让自己陷入抽象哲学的述途而不能自拔，我们首先要抓住现实，首先要就已有的事物加以改进。妥善的关税制度是工业的堡垒。在这样的制度下进口税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增减，可以使过高工资与过高燃料价格这方面的损失获得补偿，可以保护尚在萌芽时期的技术与工业，直到它们充分壮大足以抵抗国外竞争时为止，可以助成法国工业的独立并通过劳动使国家富裕起来；我在上面已经屡次指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泉源。”　　查理·杜平在他的《论法国生产力与1814至1847年间法国工业的进步》那本书里，对于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行的商业政策的成就，作了详尽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作了那样大的牺牲，获得了那样丰富的成果，前途又那样充满着希望，作为一个法国的执政者，在这些方面既已看得这样清楚，是决不可能受到麦修恩条约的诱惑而忍使前功尽弃的。　　美国1828年的税则是英国商业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豆粉及其他农产品一概关在英国的门外，至于原棉也只有用来交换英国工业品时可以允许进口。在这样情况下对英国进行贸易时，只有美洲黑奴的农业劳动是受到鼓励的、而美国比较最自由、最进步、最强大的那些州的经济发展则受到了极大阻挠，它们每年的剩余人口和资本不得不向西部的荒地移殖。赫斯启森先生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曾不止一次地将英国政策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正确地告诉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假使赫斯启森先生果真是象别国人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他将利用美国公布税则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宝贵机会，乘此使英国贵族领会到谷物法的失策，告诉他们及时把它废除的必要。但是赫斯启森先生怎样呢？他对美国人大发脾气（或者至少是装成这样），在盛怒之下说了许多强词夺理的话，这些话的不符事实，美国农场主们都是一目了然的，他还使用威胁手段，造成了笑柄。他说英国对美输出大致只占英国输出总额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输出却要占美国总输出的半数以上。他企图从这一点证明美国的受制于英远胜于英国的受制于美；他还说，如果由于战争、绝交等等原因以致贸易中断时，美国所感受到的恐慌也将远过于英国。如果单从进出口总值来看，赫斯启森的话似乎也有些理由；但是如果从双方进出口的性质来考虑一下，就会使人感到差异，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个论点，这一点所证明的同他所希望证明的是恰恰相反的。美国运往英国的商品，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原料，这些原料经过英国人之手价值至少可以提高十倍，这些原料英国人既绝对少不了，而且一下子也不容易改从别处购得，至少无法全部从别处购得；而美国从英国输入的则全部是工业品，这些东西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同样便利地从别的国家输入。再说两国之间发生了商业中断时的影响情况，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则足以招致无限损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因为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织厂将因此停工、倒闭。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富源就象发生了魔术作用一样，将一泻千里，每年的损耗将远远超过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由此在和平、财富、信用、商务与权力各方面所发生的不利影响将无可计量。但在美国方面这样的情形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它原来由英国得来的工业品现在不得不自己制造，数年以后；英国所失的就是它的所得。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必然要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象以前航海条例曾引起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斗争一样；斗争的结果或者也会同往时在英吉利海峡的战役结果相类。照现象的趋势看来，似乎迟早总不免决裂，但结局如何，这里正不必深究。总之，上面所说的一些，已经足够证明赫斯启森先生论调的无益与危险；英国由于它的谷物法迫使美国自行制造工业品，这一行动显得多么愚蠢；假使赫斯启森先生不说那些经率的话，对问题不拘玩弄态度，而尽力设法消除足以导使美国采用1s28年税则的那些原因，这样的做法将显得多么明智。　　赫斯启森先生为了要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与英国进行交易的有利，向他们指出了英国输入原棉数量的突飞猛进这一事实；但美国人是懂得怎样来估量这一说法的真正意义的。由于美国十多年来棉花产量大大超过了消费，超过了需求，因此这一商品的价格逐年降落，跌价的程度几乎同出口量增加的程度相等；这一点可以从下列统计看出，1816年美国售出棉花八千万磅，获得的代价是二千四百万美元，1826年售出量达二亿零四百万磅，所得的代价只二千五百万美元。　　最后赫斯启森先生还向美国进行威胁，说是要通过加拿大作有组织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在当时情况下足以危及美国保护制度的各种手段。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但是要想一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是不是美国人就甘心听任他们的制度由英国议会来摆布；关于他们的工业前途，议会喜欢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是不是他们就会这样年复一年地忍耐过去而绝无反抗呢？这是多么荒唐的设想啊！事实上将由此引起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将强占加拿大，把它并入合众国，否则就是一等到走私贸易发展到忍无可忍的情况时，即行协助加拿大实行独立。假使一个已经在工商业方面占了优势的国家，对待在种族、语言与利害关系各方面同它都是极度密切的一个农业国的办法是，起先迫使这个农业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然后为了阻遏它在这样情况下所必然要引起的冲动，却迫使它去帮助这个优势国家自己的殖民地实行独立，这样的举动在我们看来，岂不是愚蠢得有些过分了吗？　　赫斯启森死后，由波利特.汤普森先生担任英国商务指导事宜，这位政治家不但继承了他的大名鼎鼎的前任者的职位，也继承了前任的政策。这时就有关美国的方面来说，无需他有什么作为；因为美国由于植棉者与进口商的势力影响，加以民主党的支持，特别是由于所谓1832年的析衷方案。不必英国费力，已经将以前的税则作了修改；这次的修改对原有税则的过甚之处以及一些缺点当然有所纠正，但是对美国粗棉毛织物工业仍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尽管如此。已经使英国获得了它对美国所期望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则并没有被迫作出相对的止步。　　自从折衷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输出积极增加，从此英国对美输出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英输出，使英国可以随时吸取在美国流通的贵金属，数量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因此每逢英国自身感到货币流通量不足时，就会在美国引起商业恐慌。这里有一点最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方案的倡议者就是亨利·克莱，而这位先生却是对美国工业利益最杰出、最有远见的拥护者。谈到这里我们一定记得，美国工业由于1828年的税则而获得的发展，引起了植棉者方面极大的猜忌，这时南部各州其势汹汹，说1828年税则如果不加以修改，将不惜使联邦陷于瓦解。这时在联邦政府执政的是民主党，它只是由于党派利益与竞选动机，对南部各州的农场主表示了左袒，而且向属于这个党派的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进行疏通，要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些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因为商品价格普遍高涨，也失去了原来对工业势力的同情心，却不晓得物价的这种涨势主要是国内工业与无数运河及铁路建设事业发达的结果。他们看到南部各州的反抗态度这样激烈，势将引起整个联邦的真正决裂，甚至可能引起内战，在这方面或者也的确存有戒心。因此保持与南部各州民主党的同情关系，就成为中部和东部各州民主党的党派利益。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舆论也有了转变，倾向于赞同对英进行自由贸易，照这个时候的大势看来，很有可能，国家的整个工业利益将在赞同对英自由贸易的论调下受到牺牲。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亨利·克莱的折衷方案似乎成了至少足以部分保持保护制度的唯一手段。在这一方案下，为了保全美国工业的一部分（即从事于制造比较粗劣、代价较低的那些商品的工业），另一部分工业（即制造比较精致贵重商品的工业）将成为对外竞争下的牺牲。一方面一切现象似乎都表明，美国的保护制度再过几年将重新抬头，再度获得新的发展。在英国方面，不论怎样诚意地希望减轻美国商业恐慌，通过购买股票、贷款或移民方式从英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量不论怎样巨大，但美国进出口价值不能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在日益扩大，在这样情况下是决不能长期依靠上述方法来保持收支均衡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惊心动魄的商业恐慌，此后势将继续发生，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祸害的根源，总有一天会下决心来铲除祸根的。　　此后赞成保护制度的人一定又会一夭天增加起来，赞成自由贸易的人又会一天天减少下去，这是势所必然的。迄今为止，由于工业在前一时期的发展、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建设、棉花产量激增以后对生活日用品需求的高涨，部分也由于农产品的歉收，一般农产品的价格得以保持在非常高度的水平上。但是人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样的价格数年以后势必回跌，将跌到通常标准以下，低于标准的程度就象原来高于标准的情形一样。自从折衷方案成立以后，美国资本的增额大部分用在农业方面，目前对这方面的生产仅仅在开始发生作用。由此农业生产将获得非常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需求必然将大大降低。第一，公共建设此后不会再有同样程度的扩展；其次，由于国外竞争，工业人口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增长；第三，棉花生产已经大大超过消费，植棉者由于棉花价格低落，将不得不另谋发展，他们原来向中部和西部各州购人的生活必需品，将由他们自己来生产。假使再加上农产大丰收，中部和西部各州那时就将再度面临象实行1828年税则以前那样的情况，受到农产过剩的危害。但是同样的前因必然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就是说，到那时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必然会看到，只有在国内工业人口有了增长以后，农产品的需求才能有所增长，而要使国内工业人口增长，只有扩大保护制度才能实现。在这样情势下，拥护保护制度者的人数和势力将日益增长，而反对派将相对地减弱，这时环境已经有了变化，植棉者如果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就必然会看到，国内工业人口的增长与原料及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都是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美国植棉者和民主党的意向所在，他们以极大热情、在出自本愿的心情下所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是有助于英国的商业利益的，这就使汤普森先生的商业外交天才，在这方面暂时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但是法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里人们所念念不忘的还是禁止制度。诚然，这里有许多政府官吏是价值理论的信徒，也有许多议员主张扩大英法之间的商业关系，由于当时两国处于同盟地位。这样的见解相当流行。但是怎样来达到这一目的，却没有一致意见，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具体表示。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无可争辩的，那就是对国外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料征收高额关税，不容许那种以对法国的工业极为不利的方式输入英国产的煤和生铁，一方面如能促进葡萄酒、白兰地和丝织品的输出，则将使法国获得极大利益。　　当时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对于禁止制度的有欠完善只是在口头上普遍加以责难；但就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攻击，看来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七月革命以后的政府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而这个阶级的绝大部分是与大工业企业有关系的。　　汤普森先生针对着这样的情况拟出了一个行动计划，从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广有智谋与外交手腕的老练圆滑。他特为选派了鲍林博士到法国去，这位先生对法国的工商业情况与商业政策是彻底精通的，向来以抱有磊落、阔大的胸襟见称于世，是一位学者，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走遍了整个法国，随后又到了瑞士，去搜集现场的最新资料，用来攻击禁止制度，宣传自由贸易。鲍林博士凭了他向有的机智与干练，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两国间就煤、生铁、葡萄酒与白兰地等项进行进一步自由贸易的有利情况。在他的公开报告里，他的论点主要只是限于这几项商品；关于工业的其他部门他只举了些统计数字，至于这类工业通过对英自由贸易可以获得怎样的推进，他没有提出具体意见或详细论证。　　鲍林博士的行动是严格遵守汤普森先生所给他的指示的，那些指示是在深思熟虑下用高度的技巧构成的，出现在他报告的开头部分。汤普森先生使用了十分冠冕堂皇的语调。他表示极端关怀法国的工业利益，井表示对于拟议中的对法谈判，绝不能期望获得任何重大结果。这时法国的棉毛纺织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英国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法国方面未免惴惴不安，而汤普森先生这样的表示正与安定人心的作用完全相配合。按照汤普森先生的意见，在这些方面对法国要求重大让步是愚不可及的。　　另一方面，关于“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怎样可以比较容易达到目的这一点，他作了一些暗示。这类所谓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指的是哪些，在他的指示中当然没有举出，但是根据后来法国的经验来看，却完全可以懂得汤普森先生的意思，因为当他草拟这个指示时，英国运销法国的麻纱和麻织品是列入《重要性较次》的项下的。　　法国政府被英国政府及其代表们的那些花言巧语所感动，就打算对英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由此它自己也许还可以终于获得些便宜，于是降低了麻纱与麻织品的进口税。这时法国工业面对着英国在这类工业上的巨大改进已没有任何保护，就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英国这类商品对法国输出有了大量增进，1838年的输出总额即达三千二百万法郎。法国整个麻纺织业的价值极为庞大，达好几百万法郎，对农业和整个农业人口福利的关系极为重大，这时由于英国占了先着，这一工业有全部垮台的危险；除非设法提高关税，制止英国的竞争攻势，否则危险的发生就势难避免。　　法国受了汤普森先生的愚弄，这一事实已经极其明显。他在1834年已清楚地看到，英国由于在制麻布的技术上有了新发明，这一工业在数年以后将有重大发展，所以他在这次谈判中是指望着利用法国政府对于这类发明及将由此引起的必然后果还一无所知的情况的。在法国主张降低税率的人们现在竭力要使大家相信，他们不过是要想借此对比利时的麻纺织业作某种让步。但是这能掩饰得了他们对英国在这方面进展情况缺乏知识，对由此所将引起的必然后果缺乏远见吗？　　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总是肯定的：法国为了英国方面的利益而失去它的麻纺织业的大部分，因此必须进一步设法保护它自己；这次英法间的增进贸易自由，是一个最近的、崭新的经验，使人永远想起前者的老好巨猾与后者的不够练达，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新的麦修恩条约，第二个伊甸条约。这时法国麻纺织业者怨声载道，法国政府也有意纠正已经铸成的大错。但是汤普森先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怎样呢？他完全模仿了赫斯启森先生的老调，他大肆威吓。说是要将法国的酒和丝织品摒之门外。这就是英国的世界主义。法国的麻纺织业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同它下层社会的整个经济，尤其是同它的农业，已经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工业的产品是一切阶级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全部价额达三亿到四亿法郎；而为了换取特权，得以将额外数百万法郎的酒和丝织品输赴英国，法国就得放弃这样一个工业。麻纺织业与酒类及丝织品出口双方在价值上的悬殊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是，法国失去了麻纺织业以后，如果由于战争而两国的商业关系中断，它将处于什么地位；这时法国酒类和丝织品的过剩部分将不再能运往英国，而同时如麻织物这样一类重要的必需品，它将感到缺乏。　　任何人对这一点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麻织物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福利问题，而要比这一点重要得多，它同有关国家工业力量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涉及国家独立自主与国家权力的问题。　　看起来情形的确是这样，创造发明精神好象是替它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这一精神通过对麻纺织业的改进，使各国理解到工业的本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对国家独立自主与权力的影响，从而暴露了流行理论的错误论点。如所周知，流行学派认为各个国家对生产的不同部门各有它的特长，这种特长或者是来源于自然条件，或者部分是从它的经验过程中得来的，通过自由贸易，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曾经举出证据，说明这种说法只有就农业而言是对的，农业所主要依靠的是气候和地力。但是工业的情形不同，凡是处于温带的国家，如果它具有必要的物质、精神、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方面就具有同等的能力。目前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最显明例证的就是英国。我们晓得，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人民在一千年以前就从事于麻的纺织；如果要问，以过去的经验与努力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来说，哪些国家最适宜于发展麻纺织业，那么应当说就是这些国家。而英国的情形却不同，它直到上一世纪中叶，关于这一工业显然还很少进展，它所需要的麻布，那时候大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如果不是靠了关税对这一工业的不断保护，它甚至还不能用自制的麻织品来供应自己的市场与殖民地。人们都知道，卡斯尔累和利物浦两位勋爵曾在议会中引证说明爱尔兰的麻纺织业如果不是靠了保护制度，就无法与德国竞争。一百年来，英国的麻织品在全欧洲是最低劣的，但是由于有了新的发明，我们现在却看到它咄咄逼人，企图垄断全欧洲的麻纺织业；这正同棉纺织业的情形一样，近五十年来，英国垄断了东印度群乌的棉业市场，然而在一百年前，它的棉织品甚至在自己市场上也还不能与印度产品竞争。虽然拿破仑是第一个对棉纺机的发明出了那样大的赏格，虽然法国的机器工人和工业家早在英国人之先就从事于麻纺织业，而英国近来在这一工业上何以会有这样的巨大进步，这一点目前在法国已成了一个争论不决的问题。人们要问，在机械方面具有较大天才的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于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但是没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和合情合理的。要说英国人在机械方面的才能得天独厚，或者说在工业方面的技巧与耐劳精神胜过德国或法国人民，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在爱德华三世的时代以前，英国人在全欧洲要算是最粗野、最无能的，那时他们当然决不会想到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上或工业的技术上可以同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或德国人媲美；但自此以后他们的政府就开始着重教育事业，因而逐步前进，终于在工业技术上青出于蓝，可以同他们的师傅争一日之短长。如果说近二十年来英国人在麻纺织机器制作方面的进步超过了别的国家：特别是法国，那么其中原因不外是以下几点：第一，他们在机械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卓越成就；第二，他们在棉纺织机器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类机器与麻纺织业用的机器在性能上是极相近的：第三，由于以前的商业政策，他们比法国人积累了较多的资本；第四，由于他们的商业政策，他们麻织品的国内市场比法国的要大得多；最后，他们的保护关税，加上上述种种情况，使国内在机械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较大的鼓励和方便，得以专心一志地从事于改进这一工业部门。　　以下几点是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的：一切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交互作用；一个部门有了改进时，就为其他一切部门的改进作好了准备，起了推进作用；忽视了任何一个部门时，其他一切部门必然要感受到由此发生的影响；总之国家的全部工业力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于上述一些意见，英国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著的确证。他们最近在麻纺织业方面的成就，对于上述意见提供了一个更加显著的确证。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四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德国商业同盟 　　　　德国在最近二十年来方始看清楚，它自己现在是何等样的一个大国，却没有一个有力的商业政策；假使它有了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将居于怎样的地位。德国的情况，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英国已经破坏了德国大部分的工业，以大量的棉毛织物向德国运销，可是还不满足，它不允许德国的谷物和木材进口，甚至有时还要排斥德国的羊毛。曾有一个时期，英国运销德国的工业品比运到它所竭力称道的印度帝国去的，还要多十倍。然而这个垄断着一切的岛国对待可怜的德国人比对被征服的印度人还不如，它输出德国人所需要的工业品以后，甚至不允许他们用农产品来偿付。德国人低首下心，使自己成了替英国人劈柴挑水的苦工；但是没有用。芙国人对待他们比受统治的人民还要糟。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如果让自己被某人欺侮了，其他一切的人就都会看他不起，最后甚至会成为孩子们嘲笑的目标。法国以大量的酒、油、丝绸和女帽运销德国，但是对于德国牲畜、谷物和麻布的出口还非常猜忌。不仅如此，有一个小小的沿海省区，原来属于德国，是德国人的聚居之处，它靠了德国达到了富强地位，一向是靠了德国才能维持的，却用了一套口头上的无聊的诡辩，阻塞了德国的最大河流达十五年之久。作为这种侮辱的补充曾举办无数的职业讲座来宣传一种学说，说是只有靠了普通的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达到富强。过去的情况如此，那么现在呢？德国在繁荣方面、工业方面、国家的尊严与国家的权力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十年的过程相等于一个世纪。怎么会取得这样成就的呢？使德国人彼此之间互相隔绝的国内关税废除了、这当然是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德国的国内工业，从那时起如果依然要毫无限制地受到国外竞争，它就不能单单靠了这一点而高枕无忧。怎么会避免国外竞争。怎么会产生这种奇迹的呢？主要是由于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对普通日用品制造工业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公开说明。鲍林博士已经将这一点明白指出，他说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并不只是象以前所说的那样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收入关税，税率并不只是象赫斯启森所想的那样以百分之十到十五为限。对的，我们不妨坦率承认，关于日常使用的工业品，德国关税同盟所征收的保护关税从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不等。　　但是实行这样的保护关税有了些什么结果呢？是不是消费者对德国工业品所支付的代价比他们以前付给国外输人工业品时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六十（假使流行学派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情形就必然是这样），或者说这些产品全然不及外来的产品呢？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鲍林博士自己也引证说明，这类在高额关税下生产的工业品比外国制造的质量好，代价也低。由于国内的竞争，由于防止了有害的国外竞争，就产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是流行学派所不了解的，也是它下定决心所不愿意了解的。由此可见，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产品价格按所收税额提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保护制度，在短时期内也许会使产品价格增长，但以任何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的情形未说，国内的竞争不久就会使价格回到容许国外工业品自由输入时的价格标准以下。　　在高额关税下，农业有没有受到损害呢？一点也没有。农业是大有所得的；近十年来它获得了十倍于前的利市。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长。农产品价格到处有了提高。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国内工业的发展，各处地产价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到一百不等，各处在支付着较高的工资，交通运输设备正在备方面改进，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计划中。　　我们的保护制度既已获得了这样的辉煌成就，势必鼓励我们循着这一路线继续前进。商业同盟中有些邦也主张采取相类步骤，但是还没有见诸实施。然而也还有些别的邦，看来它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取消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税，想由此获得繁荣；据说也还有些有势力人物依然信从着世界主义，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鲍林博士的报告对于这些方面，对于德国商业同盟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的策略，都有极重要的说明。现在让我们对这个报告来作一番大致的观察。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写这个报告时的观点。鲍林博士的来到德国，是墨尔本内阁下商务大臣拉布谢尔先生派遣的，与1834年汤普森先生的派他前往法国属于同样目的。到法国去的使命是要借了在葡萄酒与白兰地贸易方面的让步，诱使法国对英国工业品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同样的情况，对德国的目的是要借助于谷物与木材贸易方面的让步以取得相类的效果。不过就这两次使命来说，其间也有一个重大区别；英国对法国所提出的让步是不会引起它自己国内的反感的，而对德国提出交换条件时，却首先不能不在它自己国内经过一番斗争。　　因此对法与对德这两个报告的旨趣，彼此在性质上势必大不相同。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是专为法国人写的，在报告里必须说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并没有获得什么美满成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伊甸条约是对法有利的，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以及现行的法国禁止制度是对法极端有害的。总之，这里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必须密切一致，对于保护制度的一切良好成就必须切实地全盘加以否认。但是另外一个报告的任务却没有这样简单，这是同时向英国地主和德国政府两方面进言的。对前者必须这样说：你们看，现在有这么一个国家，由于实行了保护制度，在工业上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它具有循此前进的一切必要手段，正在加快步伐从事于独占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在国外市场与英国相竞争。上院的保守党员们，下院的乡村地主们，你们看看，事体就是你们搞糟了的。这就是你们那个不合时宜的谷物法所造成的；由此使德国的食粮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得以保持于较低水平。德国工业家，与英国工业家对照下就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你们这些傻子，赶快废除谷物法吧。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使德国工业家受到双重或三重的损害。这是因为：第一，粮食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在德国将提高，在英国将抑低；第二，德国谷物对英输出增加以后，英国工业品对德输出即将增加；第三，德国商业同盟已经声明，如果英国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给以便利，它也打算相应地降低一般棉毛织物的关税。这样我们就万无一失，可以再度粉碎德国的工业。但是时不可失。工业家在德国商业同盟中的势力年年在增长，如果你们对于谷物法的废除稍有迁延，就要为时太晚了。局势的变化是不会过迟的。不久德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对于它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将积极提高，以致使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可以运销国外。为了要诱使德国政府对它自己的工业采取行动，不让工业家为他们本国人民来纺纱织布，不让他们侵占你们的国外市场，那么你们对德国政府到底愿意作出哪些让步呢？　　所有这些，都是写报告的人不得不向议会中的地主们谈清楚的。英国的行政体制不容许作秘密的政府报告。鲍林博士的报告是一定要公布的，报告的译文或节略是一定要给德国人看到的。因此在措辞中不可稍露痕迹，使德国人觉察到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因此在说服议会时所使用的一切说词，不能不兼顾到有以解除德国政府方面的顾虑，防止在这方面发生不良影响。这个报告必须竭力说明，由于实行保护制度，德国的很多资本已转向到不适当的用途；在这个制度下德国农业将受到损害。就农业方面来说，它所应当注意的只是国外市场；而农业是德国绝对最重要的生产事业，因为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以此为业。那种保护工业的说法简直是胡扯，工业本身只能在外国竞争下发展，德国舆论是拥护自由贸易的。德国社会的一般智力非常之高，因此不会抱有实行高额关税的愿望。如果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关税，德国最开朗的人士是赞成降低普通棉毛织物的关税的。　　总之，在这个报告里我们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就象是对立的两方彼此在辩难。哪一方应当认为是代表报告者的真意的——是向英国议会说话的一方呢，还是向德国政府说话的一方？要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鲍林博士所说的一切，凡是要想劝告议会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税的，都有统计资料和根据数字的推算作证，凡是要想劝德国政府不采行保护制度的，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说词。　　鲍林博士向议会证明，对于他所指出的德国在保护制度下着着进展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英国势将无可挽回地丧失德国这一工业品市场，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论点。　　他说德国人民是以克己、耐劳、俭约、聪明见称于世的；全国人民普通受到教育，优良的工艺学校使技术知识的传播遍及全国。　　德国在设计技术上的造诣远非英国所能企及。德国的人口，它所畜养的牛羊，尤其是羊，逐年有巨大增长，说明它在农业上已经有了多大的成就。（报告里却不提到地产价值的高涨，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没有提到产品价值的增长。）在工业地区，劳动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德国有大量的水力现在还没有利用，这是在一切动力中成本最低的。它的矿业，在国内各地部比以前有了更大发展，它的原棉的每年输入量，在1832到1837年间，从十一万八千生丁纳增加到二十四万生丁纳，棉纱输入从十七万二千增加到三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棉织品输出从二万六千增加到七万五千生丁纳。普鲁士的织布机从1825年的二万二千架增加到1834年的三万二千架，生羊毛输入从九万九千增加到十九万五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十万增加到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毛织品输入从一万五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四万九千增加到六万九千生丁纳。　　麻布的生产，因为在艰难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额关税作斗争，所以没有增长。但麻纱的输入则从1832年的三万增加到1835年的八万六千生丁纳，大部分是由英国输入的，输入量还在继续增进中。靛青的消费从1831年的一万二千增加到1837年的二万四千生丁纳，这是德国工业进展的一个显著证明。陶器的输出，在1832到1836年期间增加了一倍以上。石器的输入从五千减少到二千生丁纳，输出则从四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瓷器的输入从四千减少到一千生丁纳，而输出则从七百增加到四千生丁纳。煤的产量从1832年的六百万增加到1836年的九百万普鲁士吨。普鲁士1816年有羊八百万头，1837年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头。　　在萨克森1831年有织袜机一万四千架，1836年增加到二万架。从1881到1837年间，这个地方的毛线厂厂数和锭数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到处都兴起了机器制造厂，其中多数情况都极为发达。　　总之，德国工业的一切部门，按照所受到的保护程度，都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显著的是一般使用的棉毛织品，这类商品由英输入已经完全停止。鲍林博士根据他所听到的可靠意见，承认“普鲁士毛织品价格的确比英国的低廉，有些染色比英国最上等的颜色固然要差些，但是其他的颜色简直完美到无以复加，在纺织以及一切操作过程方面，德国已经完全可以与英国媲美，只是在最后一道修整工序上显有缺点，但这种缺点不久也会消除的。”　　英国议会听到了这样的说词以后，会终于接受劝告，废除作为针对德国的一种保护措施的谷物法；这一行动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德国同盟方面，眼看到实行保护制度以后已经获得了这样大的进展，怎样就会听受这个报告的劝诱而放弃那产生了这样良好效果的制度，这却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鲍林博士告诉我们，德国工业是在牺牲农业利益下受到保护的，他要这样说也好，这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农产品的需求、产品的价格、劳动工资、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处处都在高度增长，而农民对于他所需要的工业品无须付出较高代价，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说词怎么能信以为真呢？　　鲍林博士给我们一个估计，说德国从事于农业与工业的人数是三与一之比，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那个说法使我们相信，在德国从事于工业的人数与从事于农业的还没有取得适当比例。现在英国有些工业经营者所消费的是英国的而不是德国的衣产品，他们的出品所供应的却是德国市场，德国对于本国的这类工业应当加强保护，使它们逐渐发展；要纠正上述的不平衡现象就得从这一点着手，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纠正方法。鲍林博士又说，德国如果希望扩充农产品销路，必须全力注意向国外发展，这也说得很好。但是要使农产品的需求有巨大增长，只有使本国的工业有了充分发展，这个愿望才能实现，不但英国的已往经验这样教导我们，而且鲍林博士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因为他在报告里说，英国对于谷物法的废除如果再迟延下去，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或本材可以运销国外，他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鲍林博士说，在德国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农业，这句话当然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农业还占着主要地位这个原因（象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须发展工业，使工农两者处于适当比例关系，因为农业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所依靠的就是与工业取得等比关系，而不是它自己对工业保持优势。　　报告的作者还有一种错误论调，他说，就德国工业本身而言，在德国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工业等到能够供应德国市场以后，为了出售剩余产品，就必然要与别的国家的工业相竞争，这时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经得起这种竞争；但是低价产品的生产是与保护制度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工业家能维持较高价格。　　这种论调是荒谬透顶的。鲍林博士不能否认这一点，一个工业家越是有机会多生产，就越能按较低价格供应他的产品；因此能够独占本国市场的工业，就能够在国外贸易中供应价格较低的产品。在他所发表的关于表示德国工业发展的数字里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这类数字表明，随着德国工业对它本国市场的占有程度，它的产品输出量也同时增进。由此可见，德国最近的经验与英国过去的经验一样，说明工业品价格高涨并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现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还很远。要做到这一点，关于目前由英国输入的棉织品一万三千生丁纳，毛织品一万八千生丁纳，棉纱、棉线、麻纱五十万生丁纳，就首先必须要能由自己来制造。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原棉的输入就须比以前增加五十万生丁纳，就须与热带地区进行更多的直接贸易，对于输入的原料，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要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　　鲍林博士认为德国人民自从商业同盟成立以后，对于英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所谓“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说，“自从那时起，德国人民的情绪已经由侧重虚无缥缈的希望与幻想的领域脱离了出来，转向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因而断言德国舆论赞成自由贸易。我们对于这样的见解必须加以纠正。他说德国的教育非常普及，一般人民都有知识，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现在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中。这里的人民现在由自己来进行独立思考了；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作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经验，是自己的健全常识，而不是与一切经验相违反的一面之词。当初伯克曾私下向亚当·斯密说，“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决不能以世界主义为依据，所依据的应当是从深思熟虑中了解了的关于他们国家特有利益的知识”；伯克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明白了。那些说客的话往往进一句出一句，反复无常；德国人民现在不相信这一套了。有些人在地位上是德国工业的竞争者，当这些人对德国人民表示关怀，提出忠告时，其间究竟有多少真正价值，他们也已懂得怎样来作正确估计了。总之，每逢在谈论中的是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德国人就会提高警惕，就会把希腊人赠送木马那件人人知道的故事记在心里。　　由于这些原因，说是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们果真要迎合这个报告的作者的愿望，就是说，为了能够把少许的谷物和本材运销英国，为了取得对方这样一点渺小得可怜的让步，就甘愿放弃它的保护政策，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无论如何，德国舆论总不会把这样的政治家看成是有深谋远虑的。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要当得起这样一个尊称，单单精通世界主义学派那些肤浅的措辞和论点是不够的。人民对于一个政治家所期望的是，他不必把心机枉费在学说理论方面，他要彻底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要能够发展前者，满足后者。假使一个政治家不懂得使一国的工业提高到象德国工业现已达到的阶段，其间需要多大的努力；不能够在内心里预见到国家前途的伟大；只是使德国工业阶级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受摧残；对于一个第一流工业国家所据有的崇高地位与只从事于输出谷物和木材这样一个国家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谷物与木材的国外市场来说，即使在平时也是极度不稳定的，关于对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让步是极容易被推翻的，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敌对性的商业政策使贸易中断时是会引起极大动乱的，在这些方面都没有足够才智未加以估量；最后，别的强大国家是怎样依靠了自己的在一切部门都得到发展的工业，使国家获得了生存、独立与权力，对于这些已有的例子也没有能吸取教训——假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他就表明了关于什么叫作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这一点，他是完全无知的。　　这个报告的作者在他报告的第二十六页里说，他认为德国商业同盟的政策所追求的只是普兽士的单独的利益，因为同盟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普鲁士人；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意见，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大大低估了1830年以来在德国兴起的民族精神与团结力量。但普鲁士的利益要求对英输出谷物与木材，普鲁士在工业上所投资本很少，因此它对于足以阻碍国外工业品输入的任何制度将坚决反对，它的各部门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意见。然而这位报告者在他报告的开端却这样说：“德国关税同盟是弥漫全国的国家统一观念的化身。这个同盟如果能好好地领导，必然能把德国各方面的势力融合在一个共同组织中，这方面的好处已经由经验证明，为大家所熟知。这是德意志人民走向国家统一的第一步。它依靠商业间题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已经打开了在政治上趋于统一的道路，原来那种器量独小的看法、偏见和固陋的风俗习惯已经消失，代之而兴的是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个更广泛、更坚强的因素。”他在报告的开头一段里既然作了这样完全正确的评述，而又说普鲁士为了自己方面假定存在的（无论如何只是一时的）私利，就愿意牺牲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就不会看到德国的商业政策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就不会看到普鲁士自身必然与整个德国共存共亡；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矛盾，又怎样能够统一起来呢？他又硬说普兽士各部门领导人都反对保护制度，但是对普通棉毛织品的征收高额关税就是从普鲁土木身方面发生的；前一说法又怎么能与后一事实相一致呢？基于说理上的这些矛盾，再看到报告者把萨克森的工业发展情况描绘得那样如火如荼这一事实，不是要使我们不得不作这样的揣测，认为要激起普鲁士猜忌之心的正是报告者他自己吗？　　但不论怎样说，鲍林博士对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这样重视，却是很使人感到诧异的。他，作为一个英国作家，应当知道舆论的力量，应当晓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即使在非立宪国家，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如果与舆论、尤其是与整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相违背，如果赞成危及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的办法，那些意见就无足重轻，是不值得谈起的。他自己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报告的第九十八页里说，普鲁士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废除英国谷物法这件事所获得的经验一样，也充分体会到，官吏们的见解并不都是能付诸实施的，因此即使没有德国同盟方面事先的让步，是否应当允许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场，似乎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也可能会打开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市场的道路的。这个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正确。鲍林博士清楚地看到，假使不是由于谷物法的存在，德国工业是决不会获得这样进展的；因此把它废除以后，倘若德国的关税依然不变，那么它的工业不但继续进展会受到限制，而且必不能免于大大的衰退。可惜的只是英国人没有能在二十年前看到这一论点的恰当。现在的情况可是不同了，英国的法制本身使德国农业脱离了英国工业，从而使德国走向发展工业的道路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在这一目的上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现在德国如果由于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就在任何程度上放松了对自己国家远大前途的争取，那就只能说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愚昧，以致这样地轻举妄动。的确，我们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必要随着英国工业由于取消谷物法与德国工业对照下所获得的利益程度，按照这个程度的同等比例，来提高它的保护关税。德国在一个很长时期以内，对待英国不能有别的政策，只是一个工业落后国家当它全力争取要使它自己与工业最先进国家处于同等地位时所必须采取的那种政策。任何别的政策或措施，总是会危及德国国家的安全的。如果英国人需要外国产的谷物或木材，它尽可以向德国或它所喜欢的任何别处去购买。德国对于它迄今为止在工业上所获得的进展将继续加以保护，保护的程度决不因谷物法的废除而稍减，对于前途发展的继续努力，也决不因此稍懈。如果英国对于德国的谷物与木材不瞅不睬，那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工业、海运与国外贸易更快地抬头，可以使德国的国内运输设备更快地建成，从而使德国国家得以进一步可靠地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这时普鲁士出售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和木材所获得的价格，或者不能提高得那样快，象英国市场一旦对它开放时那样的高昂。但是，国内运输工具的建成，工业方面对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将使这些地区的产品在德国内地的销路迅速增长，这时这些地区所获得的一切利益是以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基础的，在这样情况下，这种有利地位就可以永久保持。这些地区从此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时而发生灾害，时而转入繁荣，每十个年头就要来一次变化，使它们的贸易在这个局面下摇摆不定。还不止这样，普鲁士沿海地区在产品的物质价值上眼前固然不免有所牺牲，但这种牺牲实在是一种投资性质，将来会得到补偿；将来德国内地力量大大加强以后，音鲁士的政治地位将积极提高，它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将百倍于它以前在产品物质价值上的牺牲。　　这个报告说明，英国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普通使用的英国棉毛织品得以进入德国市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部分是取消或至少修改按重量课税的办法，部分是降低关税，部分是容许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场。通过这些方法，对德国的保护制度就能够初步打开一个缺口。这类供普通使用的商品，我们在前面有一章里已经提到，是极关重要的，是一国工业中的基本要素。英国方面所希望的显然是从价征税百分之十，假使是这样，再加上低报价值这种惯行的伎俩，就可以使德国工业的大部分牺牲在英国竞争势力之下，尤其是如果发生了商业恐慌，英国工业家有时就会不计较价格，尽量把存货抛入市场。因此如果我们说英国建议的用意所在，简直是要推翻德国的整个保护制度，从而使德国沦于英国农业殖民地的地位，这也不算是说得过分。它既存着这样的目的，所以要促使普鲁士注意的是，在英国降低谷物与本材的关税以后将何等有利于它的农业，至于它的工业是并不重要的。它在同样目的丁对普鲁士又许下了愿心，说是将降低白兰地的关税。同时对别的邦也不宜过于偏枯，让它们空手而去，于是也周旋了一下，说是对纽伦堡的产品、儿童玩具、科隆产的花露水以及别的一些琐碎物品也将减税百分之五。这样就使德国的一些小邦也获得了满足，在它究竟也所费不多。　　第二步就是要通过这个报告使德国各邦政府深信，如果让英国代它们来担任妨棉纱、麻纱的工作，对它们将如何地有利。商业同盟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政策是先从鼓励与保护棉布的印染工作着手，然后推广到织布工作，至于中等与上等的纱、线则取自国外；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是说这个政策在任何时期就永远是正确的。随着国家工业的进展，如果要正确地达到建立工业的目的，税率就必须提高。我们曾经指出，纺纱工业的重要不只是限于它自身，它是可以使国家进一步获得无数利益的根源，可以使我们由此与热带地区发生直接的商业关系，因此对于我们的海运与工业品出口方面有着极大影响，它对工业的任何部门固然都有好处，但尤其有利于我们机器工业的发展。德国在发展这一伟大而收益丰富的工业时所需要的水力与干练技工、或物质资本、或智力都是充裕的，决不会由于这些方面的欠缺而在发展前途上受到阻碍；因此如果说关于纺纱这一工作不能在渐进的保护下获得发展，从妨粗纱进而到纺细纺，经过五年到十年以后，使我们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能够大部分由自己来供应——如果说不能办到这一点，这种说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谷物与本材输出的利益，不论把它估计得怎样高，决不能与纺纱业所给我们的好处相提并论。我们如果计算一下将由纺纱业引起的对农产品与木材的消费，就可以看到，单单这一工业部门使德国地主所获得的利益，就必然远胜于国外市场将向他们或可能向他们提供的任何利益；的确，我们对于这一信心的表示毫无犹豫，这是可以用更无争辩余地的证据来证明的。　　鲍林博士说，如果德国商业同盟不愿将进口税大大降低，则哈诺威、布劳恩施魏克、两处梅格棱堡、奥尔登堡以及汉撒城市是否会加入同盟，他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建议不能认真考虑，因为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危害性，比所要挽救的那个损害，却还要大得无可计量”。　　我们对于德国前途发展的信心，并不是象报告者那样的微弱的。已经证明，七月革命对德国商业同盟是有利的，同样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变动，那些小邦对适应国家远大要求的铸躇不决的态度，就会获得转变。商业上的团结一致，对整个国家有什么价值，对各邦政府有什么价值，除了单是物质利益这一点以外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当法国这次公然发出要夺取来因河边境的叫嚣时，已经第一次获得了有力证明。　　国家的统一，是全国幸福、光荣、权力、目前安全存在与前途伟大发展所由争取的坚稳基础，德国各邦政府和人民对于这一点，应当一天一天地明确起来。因此这些沿海小邦与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态度，不但在同盟中各邦看来，就是在它们自己看来，也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耻的，应当以任何代价来加以去除。而且用理智的态度来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小邦加入同盟后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所得，将远过于它们所须付出的牺牲。德国的工业、国内运输设备、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在贤明的商业政策下，是能够而且必然要随着它所具备的资源作相应发展的；这些方面的成就越大，那些小邦要从中直接分享利益的愿望就越加殷切，它们指望仰仗外国获得幸福与繁荣的那种恶习惯也就越加会早日放弃。　　至于汉撒城市，这里也可以特别提一下，我们对于汉堡教区的市民精神并没有威到气沮。根据这位报告者自己提出的证言就说明，在这些城市里有许多人有着这样的认识，认为汉堡、不来梅与律贝克对德国国家的关系，应当而且必然同伦敦与利物浦对英国、同纽约、波土顿与费拉德尔非亚对美国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们清楚地看到商业同盟对他们在世界贸易方面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们必须服从同盟规章这一缺点，他们懂得，要想获得繁荣而没有使繁荣可以长期继续下去的保证，这样的想法根本是荒谬的。　　沿海各邦的居民，他若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当他看到本国船只的吨位在不断增进，各口岸的商业关系在不断扩大，而联想到如果没有海军力量的保障，只须从赫耳果兰开来两只战舰驻在威悉河与易北河口，就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把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建成的事业毁掉，当他想到这一点时，怎能衷心地为他自己庆幸呢？可是商业同盟将保证这些口岸永远能够获得繁荣与进展，保证方法部分是在于创建自己的舰队，部分是在于缔结联盟关系。它凭了有效能的领事机构和条约关系，将使这些口岸的渔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为它们的航运业争取特殊权益，并将从事于保护与促进它们的国外商业关系。它将部分借助于它们的资源，从事于建立新殖民地，经营自己的殖民地贸易。商业同盟的组织充分完成以后，以各邦合计，至少可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人口的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五，这样每年就很容易多出二三十万人来；我们各地区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民很多，他们的性格都特别乐于到遥远的地区去找出路，能够在任何地方安家落户，不论哪里的无主地区需要加以开垦时，他们都可以在那里愉快地生活，象这样的人民是生来要与第一流国家的人民一样，从事于开拓殖民地，从事于传播文化的。　　德国人民感到有建上这样一个完善的商业同盟的必要，这种意向已经这样普遍，因此写报告的人也不得不这样说：“拥护商业同盟者一般希望有更多的海岸和港口，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在同盟下有统一的国旗，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但就目前情形来说，这个同盟要同势力在增长中的俄国舰队与荷兰及汉撒城市的商船迎面抵抗，却很少希望。”我们当然无意于与这些国家为敌，而是要多多的靠拢它们，得到它们的帮助。我们说每一个强国的特性总是这样的，为了便于统治，总是要想分化别的国家。这位写报告的人，当他说明了为什么沿海各邦加入同盟是愚昧行动这一点以后，还希望使那些主要口岸永远与德国国家团体相脱离，他谈到了在亚尔多纳的仓库，说是一定对汉堡的仓库有害，好象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就没有办法使亚尔多纳仓库如何来适应国家目的似的。我们对于他这种别有用心的推断不欲深究；我们要指出的只是，如果把这样的说法应用到英国方面，那就等于是说伦敦和利物浦假使与英国国家机构脱离，它们在商业上将获得非常发展。英国驻鹿特丹领事曾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所说的却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论点的用意所在。亚历山大·费里尔先生在他报告的末一段里这样说：“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要用尽一切方法阻挠上述各邦以及比利时加入德国关税同盟，这一点看来是极关重要的，其中理由已经极为明显，不必再加解释。”费里尔先生是这样说了，假使鲍林博士也这样说，假使英国的执政者们就照着这样的话行事，谁能怪他们呢？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动所表现的只是英国国家的本性。但是德国如果妄想从出于这样一种动机的建议里获得繁荣和幸福，那就未免超出了国家善良本质的适当程度了。费里尔先生说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以后还加上这么一句：“情势不论有了怎样的变化，必须始终把荷兰当作别的国家与德国南部通商的主要途径。”费里尔先生说的所谓“别的国家”指的显然只是英国；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的工业优势失去了通往德国或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进路，还有荷兰作为一个主要过道，由此来控制德国南部的工业品和殖民地产品的市场。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来看问题，那么我们认为不论从地理位置、或工商业环境、或民族的血统与语言这些方面来说，都应当把荷兰算是德国的一个省份。它是在德国分裂的时期脱离的。如果不把它重新并入同盟组织，德国就好比是一间屋子，它的门户却把持在陌生人手里。荷兰的属于德国，就象布里塔尼与诸曼底属于法国一样；如果荷兰决意要自成一个独立国家，只要这样的情况不变，德国就难以达到强盛与独立自主的地位，正同法国上述几个省份假使在英国人手里时，它就难以达到今日这样的地位一样。荷兰的商业势力已经趋于低落，这是由于国家范围不大的原故。尽管它的殖民地很发达，但是它的地位仍将继续下降，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个国家过于弱小，不能担负这样浩大的海陆军费。由于要勉力维持它的国家地位。它在负债方面就必然越陷越深。它虽然有很发达的殖民地，但无济干事，它对英国仍然处于依照地位，表面上虽然独立自主，事实上只是加强了英国的优势。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为什么要主张恢复荷兰这种表面上的独立地位，上述一点也是一个隐藏的原因。汉撒诸城市的情况同这里也完全一样。荷兰若是倒向英国一边，它的地位只是英国舰队的一个扈从；如果与德国合并，它就能成为德国海军力的领导。就它目前地位来说，从它殖民地方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如果把这些殖民地转变成为德国联盟的组成部分，那时它从中所得的利益必然将大大提高：这特别是因为它在开拓殖民地事业方面所需的一些要秦，如人口，如精神力量，都过于薄弱。还有一层，迄今为止它在殖民地方面所以能获得一些有利发展，大部分是有赖于德国人的温厚纯良，或者不如说是由于德国人对自己的商业利益的认识不够；因为一切别的国家总是把它们的殖民地产品市场留给它们自己的殖民地或属国的，只有德国市场对荷兰殖民地产品剩余量的销售仍然开放。一旦德国人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一点，认为向他们供应殖民地产品的那些国家要明白，它们也必须在特定的优惠条件下向德国购买工业品，方才能享受这种权益；到了那个时候，德国人也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有力量迫使荷兰加入关税同盟的。这样的结合，对德国与荷兰两方面来说都是极度有利的。德国对于荷兰，不但将使它从它的殖民地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利益，而且将使它建立并取得新殖民地。德国对荷兰与汉撒的航运业、对荷兰殖民地产品的运销德国市场，都将予以特别优惠的权益。反过来，荷兰与汉撒城市将优先输出德国工业品，并将优先使用它们的剩余资本于德国内地的工业和农业。　　荷兰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却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想从压制与削弱德国的生产力着手，来从中取利，而不去想法把它的伟大前途寄托在处于它背后的那些地区的繁荣上面，因为任何海国总是要同这些内陆地区共存亡的；它要想说前途发展，而走的道路却是与德国脱离，不是与德国结合——由于这些原因，它终于从作为一个商业强国的崇高地位跌了下来。荷兰要想重新达到它以前的繁荣地位，只有一条路，只有通过德国同盟，跟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了这样的结合，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农工商业国家。　　鲍林博士在他的统计中把德国关税同盟与汉撒城市、荷兰及比利时的进出口额集合在一起；从这样的归类，清楚地表明了所有这些国家是怎样极度地依循着英国的工业；但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如果这些国家结合在一起，则它们的整个生产力将增长到怎样的无可计量的程度。他估计这些国家由英输入按官价计19，842，121镑，按申报价值计8，550，347镑，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对英输出只4，804，491镑，英国从荷兰输入的大量的爪哇咖啡、干酪、奶油等等也包括在内。这些数字是意味深长的。我们感谢这位博士作出这样的统计组合，也许这就是不久将实现的政治组合的先声。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五章 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 　　　　我们在本书第二编已经指出，合理政治最高的终极目的是一切国家都联合起来，处于共同的权利法律之下；只有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着的猜忌与冲突转化为同情与和谐以后，它们在文化、繁荣、权力、工业各方面达到了尽可能的均等，只有这样，这个目的才能实现。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极悠久时间的一种工作。现在各国之间由于多种原因，彼此分裂、排斥，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土方面的纠纷。到目前止，欧洲各国领土的划分并不符合自然事理。的确，关于领土划分的公平而自然的基本条件，人们即使在理论上也还未能取得一致。有些人认为国家领土应当按照首都的需要未决定，不必顾到语言、商业、种族等等因素，使首都得以处于中心地位，得以尽量避免国外侵略的危险。他们希望有广阔的江河作为边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理由显然更为充足，认为构成更好国界的是海岸、山脉、语言和种族，而不是广阔河流。现在也还有些国家，缺乏发展世界贸易与建立海军时所不可缺少的港口与海岸。　　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已经有了内部发展与保持政治及工商业独立所必要的领土，还要向外扩张，略取土地，那就违反了合理政策；因为这种不自然的领土扩张，必然激起披侵略国家的仇恨，并将使之耿耿在心，矢志不忘，结果使得胜的一方因保有这一地区而需付出的牺牲，将远远超过它由此所得的利益。现在大家是不考虑国家领域应当如何公平合理地划分这个间题的，因为其中还牵涉到属于另一性质的许多利害关系。同时还有未可忽视的一点是，关于疆土的修正，现在要算是对各国极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的奋斗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是诉诸战争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些足以使各国之间引起争执的原因是，目前在工商业、航运业、海军与殖民地占有这些方面利害关系上的冲突，以及在文化程度、宗教与政治状态这些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再加上各个王朝与政权各有它的利害观点，就使这些情况在多方面更加复杂。　　但是另一方面，出于某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同感，也可以造成对另一些国家仇视的原因。比较衰弱的国家会共同反对强大的国家，独立自主受到危害的国家会共同反对侵略者，在海上缺少出路的国家会共同反对海军强国，在工商业方面有缺陷的国家会共同反对企图垄断工商业的国家，半开化国家会共同反对文明国家，君主国家会共同反对实行民主或部分民主政体的国家。　　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某一时期可以与意向及利害关系相同的那些国家结为同盟，以反抗在这些方面同它们相冲突的国家。但是意向与利害关系彼此之间的冲突是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因此同盟关系也随时会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以变成敌人，反过来也是这样；只要牵连到了某些重大的利害关系或原则，它们彼此之间不论原来是友是敌，就会互相抵拒，或互相靠拢。　　各国之间的势力均等这一点应当是一个终极目的，这是政治家们所久已认识到的。但是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维持欧洲均势这种说法，实际上的含意并没有别的，只是弱国对于强国的侵略，企图加以限制而已。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的眼前目的与最终目的相混淆，反过来也是这样。　　国家政策的当前任务总是在于要看清楚，当牵涉到种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因而要进行绮结同盟与谋求均势的活动时，在哪一点上是眼前最迫切的；为了达到在这。一点上活动的目的，所有别的问题都可以暂时润开，不加考虑。　　当欧洲各王朝、君主与贵族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对抗1789年的革命潮流时，关于权力与商业方面的一切问题都置之度外，它们的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法兰西帝国所采取的方针不是革命而是征服，这种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　　拿破仑企图通过大陆制度成立大陆联盟，来反抗英国海军与商业的优势力量；但是他在这方面要想获得成就，必须首先设法解除欧洲大陆各国在被法国征服这一点上所存的疑惧心理。他失败了；因为各国对于他在大陆上所占优势的恐怖、畏惧，大大超过了海军优势使它们受到的损害。　　法兰西帝国瓦解以后，大陆联盟的目标也就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大陆各国就不再受到革命潮流与法国征服欲这两方面的威胁。但是当抵抗革命、抵抗法国征服的期间，英国在工商业、海运事业、殖民地经营与海军力量这些方面的优势却有了大大提高，从这时起，大陆各国所注意的，又一变而为联合法国，共同向那个商业与海军的优势力量作斗争。但只是由于对过去来自法国方面的恐怖印象过深，因此对于一向同它们并肩作战的那个战友，没有能充分提高警惕，这就造成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局面。神圣同盟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这个错误，通过意大利革命，也给它自己带来了惩罚。神圣同盟不必要地引起了一个已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长时期内不会再起的反对力量。对大陆各国说来很侥幸的是，七月王朝竭力设法平息了法国的革命潮流。法国为了七月王朝的利益，为了巩固君主立宪政体，与英国订立了同盟关系。英国订立这个同盟是为了保持它的商业优势。　　当法国觉得它的七月王朝和君主立宪政体基础已经充分稳固的时候，英法联盟就不复存在；一方面法国对于海运、海军力、工商业与国外殖民地，则又成为当前注意的问题。显然，法国在这些问题上与大陆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时七月王朝如果能使国家行政各部门的意见趋于一致，把那些由革命运动激起的领土问题搁开，竭力安定人心，消除大陆各国对于法国的革命与侵略意向的恐怖心理，那么怎样建立大陆联盟，共同抵御英国的海军优势，就会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　　但是当时居于欧洲中心地位的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能负起天然宜于由它担当的任务，这就成为欧洲大陆进一步团结的莫大障碍。这个欧洲的中心部分，凭着它的地理位置，凭着可以消除邻国恐惧侵略心理的中央宪法，凭着宗教自由和世界主义精神，最后，凭着它所具有的文化与权能，关于各国领土的划分、政体的原则、国家的独立自主与权力这一切问题，原来是可以成为欧洲大陆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调解人的；但是它当时却成为东部与西部各国争攘的根源，各方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而它自己则由于国内缺少团结而奄奄不振，它的意向所在，倏而偏于这方，倏而偏于那方，也始终举棋不定。　　这时德国如果能把它自己与它所属的沿海地区，以及与荷兰、比利时、瑞士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商业与政治的统一体，如果这个强大的国家机构，能够使彼此可以相容的代议政体与当时的君主及贵族利益融合一致，那么德国就可以使欧洲保持长期和平，并可以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大陆联盟中心。　　英国的海军，即使不以船只数目论，也在战斗力上远远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因此海上势力较弱的各国，只有把它们的海军力量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在海上敌得过英国，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由此可见，每一个在海军力量上较弱的国家，对于所有其他情况相类国家海军的维持与发展，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其他国家的各个部分过去一直是分裂的，它们或者根本没有海军，或者即使有也极其微弱，所以应当把自己组织起来，构成一个联合的海军力量。谈到对付英国的问题，假如俄国的海军力量有所削弱，在法国与美国方面就要遭受损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假使德国、荷兰与此利时构成一个共同的海军力量，对它们来说就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彼此分离，在英国优势力量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随从，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加强对这个海军优势国家的抵抗力量。　　这些力量较差的国家所有的商船，只能适应自己国际贸易上的需要，没有一个是有余力的，也没有一个在工业上的力量能够大大超过其余国家。因此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其余国家的竞争。但是它们对于英国力量足以压倒一切的竞争，却有着自卫的共同利害关系。英国的优势工业力量向来是通过荷兰、比利时与汉撒城市进而控制大陆市场的；因此怎样使英国失去这些通道是它们所必须共同注意的一个问题。　　由于输入热带产品时主要是用温带的工业品来偿付的，就是说前者的消费所依靠的是后者的销售，因此每个工业国家都应当努力建立与热带地区的直接贸易关系。如果次一流的工业国家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并且依照这一点所指的方向进行，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在热带地区会占有范围特别广大的殖民地，会在这些方面居于特殊有利地位。拿英国来说，如果它现在所努力以赴的目的能够实现，就是说它能够使印度生产它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在这样情况下它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贸易也仍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用工业品从西印度群岛换取到的殖民地产品，以能够转售给别的国家的数额为限。假使它不能把这些产品转售给别的国家，那么西印度群岛的占领对它就毫无用处。这时它要么任其自由，要么把这部分的贸易让给别的工业国家，除此以外，它别无办法。由此可以推定，所有海上势力较弱的国家遵行着这样的政策并互相进行支援时，是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假使荷兰参加德国商业同盟，假使荷兰的殖民地与德国有了进一步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一个会受到损失。　　自从南美洲和西印度群乌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得到自由以后，工业国家企图以工业品直接交换殖民地产品时，就不必一定要在热带地区保有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得到自由的热带地区市场是自由的，任何工业国家只要具有在这些自由市场从事竞争的能力，就可以同它们进行直接贸易。但是必须使这些热带地区普通享有繁荣与道德、和平与安宁、法律秩序与宗教自由，才能生产大量殖民地产品，消费大量工业品。因此，凡是海上势力较差的、尤其是没有殖民地或即使有也极有限的那些国家，应当联合一致，使上述情况成为现实，这是它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对英国说来，它在商业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这些地区的情况如何，对它的关系不大；因为在它自己独占的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上，它已经获得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获得充分的殖民地产品的供应。关于极端重要的奴隶制问题，也必须部分地在这个观点下来加以判断。英国对于解放黑奴这件事抱有很大热情，其间含有很大成分的博爱与善良动机，这种热情使英国国民性格增添了很大的光彩，我们绝不抹煞这一点。但是我们对于英国关于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从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来考虑一下，就不能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其间还不免混杂着政治动机与商业利益关系。这些结果是：（1）黑人原来的情况是杂乱、散漫，与野兽生活相去不远的。突然获得自由以后，就迅速地转变到高度的个人独立自主生活，结果将使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热带产品的产量极度降低，最后甚至会减至于零。圣多明谷就是一个榜样，那里的千真万确的情况是，自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被逐出以后，生产年年大量减低，而且还在继续减退中。（2）自由的黑人不断地想多得工资，但是只愿为了供应生活上最不可少的需要而劳动，因此自由的结果只是促使他们走向怠惰。（3）另一方面，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以殖民地产品供应全世界需要的丰富资源。我们部知道，印度人的性格既勤恳耐劳，而且在饮食与其他欲望方面力求节制，尤其是由于宗教戒律禁止肉食，一般生活极为俭约；此外在那里存在的一般现象是：当地人民缺乏资本，土地对于蔬菜种植极度适宜，种姓的限制很严，寻求工作的竞争很激烈。　　这一切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印度的工资同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相比，不论在后列两处种植园工作的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前者比后者要低得多；结果印度在开放了贸易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施政方针以后，它的生产势必有高度增长，从而使英国不但能从印度取得一切它自己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而且可以有大量余额运销别国，这样情况的实现为时当已不远。由此可见，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生产降低以后，英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对那些地区也是有所输出的；不仅如此，印度市场是英国独占的，它所需的工业品是全部由英国供应的，假使印度的殖民地生产事业因此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英国还能大有所得。（4）最后，我们可以说英国还有一种用意，它是要想借了解放奴隶这一事件对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各州造成一种威胁，这种解放运动蔓延得越广，美国黑奴企图获得自由的愿望就越加受到激发，美国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如果我们凭着公正的立场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当可看出，这是在笼统的博爱主义动机下为了某些方面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这种博爱主义的尝试对于它们究竟是否有利却值得怀疑，至少可以说，对于有赖于同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是不利的。这些国家可以很有理由地提出一系列问题。由原来的奴隶状态突然转变到自由身分，对黑人本身未说，比维持现状是否会更加有害？黑人现在已经习惯地处于几乎同牲畜一样的服从状态，要教育他们养成自愿劳动与节约的习惯，这是不是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从奴隶状态到自由身分的过渡期间采行一种温和的农奴制形式，开始时就对农奴所耕种的土地给予一定的利益，使他对于他的劳动成果能享有应得的份额，一方面让地主保有充分权利，从而迫使他保持着勤恳工作与遵守秩序的习惯；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如果从被奴役突然转变到自由，势必造成大群游民，陷于贫困、烂醉、懒惰、邪恶、形同乞丐的状态，这就叫做自由的黑人，拿这样的情况与爱尔兰的悲惨境遇相比，就是那里最落后的状态也要算是繁荣与文明了；上述办法是不是比这样一种演变要值得想望些？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相信英国人的确具有诚意，要想使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能享有同他们自己同样的自由，他们在这方面的热情竟这样高涨，因此即使对于事物的自然进展是不能越级冒进的这一点没有能顾到，也必须加以原谅；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儿个问题。印度人四种姓中的最低阶级与美国黑奴比较，情况是不是更加悲惨，更加难以忍受？对于这种最悲惨的人，英国人的博爱精神却从来未曾有所激动，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的立法也从未没有过问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利用这种悲惨状态想尽了一切方法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来，却从没有想到怎样来直接改善这部分人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　　英国对待印度的政策使我们想到了东方问题，即使我们对于当前最关切的一切政治上的问题，例如关于领土纠纷，关于各王朝、贵族、宗教的利益，关于各国的情势等等，能暂时搁开，也不能不注意到，欧洲大陆各国在东方问题上共同有着重大的国家经济利害关系。各国现在虽然能暂时把这个问题尽量放在后面，但是这个问题必然会不断地以新的力量再度抬头。这是一切有思虑的人久已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象土耳其那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基础已经彻底破坏，就象一具僵尸，虽然由活人从旁扶持着没有倒下去，终究还是要腐烂的。土耳其人的情形是这样，波斯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情形也都是这样。亚洲腐朽的文化只要与欧洲的新鲜空气一接触，就化为齏粉；现在印度已经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将来欧洲迟早会感到对整个亚洲也有负责保护的必要。在这样一些地区与民族的极度混乱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值得或能够加以维持或革新的。因此，亚洲各国的全部瓦解看来是无可避免的；要使亚洲获得革新，唯一办法是注入欧洲的有生力量，普遍推行基督教，推行欧洲的道德律与秩序，实行从欧洲移民并采用欧洲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革新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从事于这样的革新时可能遵循的途径，那么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东方物产的富饶，那里的大部分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有大量的原料与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尤其是热带产品，足以供应欧洲工业国家，为了取得这些物资而进行交换时，就为欧洲工业开辟了无限广泛的市场。从这种情形看来，似乎是出于天意的指示！当从事于这样的革新时，同一般对未开化民族进行教化一样，所必须走的道路是工业品对农产品的自由交换。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各国首先必须牢牢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不能容许任何欧洲国家在亚洲任何地区享有独占的商业利益，任何国家在那里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容许丝毫高出其他国家。如果东方的主要商业中心能够辟为自由城市，欧洲移民对当地统治者按年缴纳税款以后能够享有自治权利，那就特别有利于这种商务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应当仿照英国在印度的政策，由欧洲委派事务官留驻当地统治者的所在地，他们关于促进治安、秩序与文化这些方面的意见，当地统治者必须听从。　　还有一点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是，由地中海到达征海和到达波斯湾的两条航线，既不应为英国所独占，也不应由于亚洲方面的蛮横而被阻塞。把保护这些重要据点的责任交托给奥国，对一切欧洲国家来说是最好的保证。　　还有，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对于这样一个原则的维持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原则就是“自由船舶装运自由商品”；作为中立国家，它们所应尊重的，只是个别口岸的实际封锁，而不是封锁整个海岸线的片面声明。最后，为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关于荒野的、无人的地区的占领原则，似乎应当加以修正。从前教皇可以把一些岛屿或地球上的某些部分作为礼物，随意赠送，甚至用笔一挥，就可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把这一部分派给某人，把那一部分派给另一个人；这种现象现在看起来已经成为笑柄。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某人在地球上某处竖了一个杆子，上面缚了一块绸子，这个人对于整个这一地带的权利就能获得认可，这难道可以认为比上述现象更合情合理些吗？假使岛屿的面积并不怎样大，因此发现者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象这样的情况或者还可以认为是合乎常情的；但是当问题牵涉到面积不亚于欧洲一个大国那样大的群岛（如新西兰），或者牵涉到比整个欧洲还要大的大陆（如澳洲）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类情形下，无非是通过了开拓殖民地方式而进行实际占领，然后由于地区的实际殖民地化，就可以享有独占权利，这难道是合于常情的吗？德国和法国为什么对于这些距离英国遥远的地区就没有权利建立殖民地，这我们就不明白了。　　如果我们想到面对着英国在海上的优势，欧洲大陆各国之间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我们就会深信，对这些国家说未，就没有比团结更重要的了，也再没有比大陆战争破坏性更大的了。近一世纪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大陆各国彼此之间每有一次战争，结果就必然使那个岛国在权力、财富、工业、海运与殖民地占有各方面的优势有所增长。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关涉到欧洲大陆需求和利益这些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拿破仑企图实施这一计划（它本身是正确的）时的方式却违反了其他大陆各国的独立自主和利益。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有三个重大缺点，因此受到了打击。首先，它企图建立法国的大陆优势来替代英国的海上优势；它并不以其他大陆国家地位的共同提高与势力的彼此均衡为依据，而只是要使这些国家陷于屈辱地位，陷于土崩瓦解，使法国从中享受利益。其次，法国自己实行排斥其他大陆国家的商业政策，一方面却要求在这些国家里进行自由竞争，最后，这个制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大陆各工业国家与热带地区之间的贸易，因此不得不使用代用品，作为这种国际贸易被破坏以后的补救办法。　　这种大陆制度概念将重新抬头，随着英国在工业、财富与权力这些方面优势的继续增长，大陆各国对这一制度的怀念将越来越深切，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此后将越来越显著。但同样肯定的是，只有法国具有充分远见，从而避免再蹈拿破仑的覆辙，只有这样，大陆各国联盟才能获得良好成就。如果法国倒行逆施，与一切公道及实际形势相违反，企图以德国为牺牲，扩张自己的疆域，从而迫使其他大陆国家同芙国携手，这在法国方面将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行动。　　如果法国要想把地中海看作是它自己的一个湖泊，要想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和南美洲取得独占势力，这种想法也同样是愚不可及的。　　只有大陆国家彼此之间的自由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的大陆制度，由此发生的利益应当由参与者均等享有，只有以此为目的（也就是只有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制度才能顺利进行；要使第二流海军国家能获得英国海上优势的重视，从而不必借助于武力，就可以使后者对力量较差国家的合理要求有所让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走这一条路，再没有别的办法。大陆工业国家只有靠了这样的联盟，才能与热带地区保持关系，才能在东方和西方主张权利，才能确保这些权利。　　英国是处心积虑要保持它的优势地位的；当它看到大陆国家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定与条约关系，在工业力量上将相互提高，在海运事业与海军力方面将相互加强，关于对未开化与未垦殖地区的教化与开拓以及与热带地区的通商，它们也将竭力主张它们生来应有的那一份权利，当它看到了这类情况时，无论如何是要感到不痛快的。然而，展望一下未来的形势，英国关于这些方面种种不利情况的顾虑，就应当可以完全消释。　　使英国上升到现在的崇高地位的同样一些原因，将使美国（也许在下一世纪）在工业、财富、权力方面增长的程度，胜过英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就象英国现在胜过小小的荷兰的情况一样。出于自然的趋势，美国人口在上述期间将积极增加，它的人口、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意志将传布到整个中美和南美，就象现在传布到邻近的墨西哥地区一样。所有这些辽阔地区都将包括在这个联邦以内，数以若干亿计的人民将从事于开发这样一片大陆的资源，这一片大陆，在区域范围方面，在自然财富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西方世界海岸线之长，河流之多，都大大超过了英国，在海军力方面也将在同样程度上大大超过英国。　　自然的趋势迫使法国和德国现在不得不从事于建立一个欧洲大陆联盟以对抗英国的优势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迫使英国不得不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以对抗美国的优势地位。到那个时候，英国在对抗美国的优势力量时，将不得不靠了它处于欧洲联合力量的领导地位来寻求保护和安全，并以此作为它失去了的优势地位的补偿。　　因此我们代英国设想，它应当见机在先，应当预知利害，早作准备，及时确立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它对自己只是在同辈中的一个老大哥这样一个身分的观念早早树立起来，这样是对它有好处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六章 德国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 　　　　德国在科学与技术、文学与教育、国家行政与公用事业制度各方面都有高度成就，人口繁庶而且富有活力，幅员广阔，土质肥沃，在物质、社会与精神方面资源丰富，在农业方面有高度发展，德国人民有良好的德性与宗教心，勤劳俭朴，进行工作时有毅力、有耐心、而且富有创造精神；如果有任何国家可以认为有建立工业资格的话，那就是德国。　　在与国家环境相配合的情况下采用保护制度，就可以使国内工业获得发展，国外贸易与海运事业获得增长，国内交通运输设备获得改进，农业获得繁荣，并且可以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扩张国家的对外权力；如果有任何国家实行了这样的制度以后，可以认为有权利预期获得这样的效果，那个国家就是德国。　　的确，我们敢断言，德国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它的前途所依靠的，就是它的保护制度的发展，只有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民族精神才能生根，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富的果实；只有在物质利益调和一致的基础上，精神力量才会涌现；也只有在这两者的共同基础上，国家力量才能产生。如果我们没有国家，没有使我们国家得以恒久存在的保证，那么我们这些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臣民，贵族或平民，也不论是学者、军人、市民、工业家、农业家或商人，我们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们要晓得，德国自己还不能纺制棉纱和麻纱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还没有能从热带地区直接输人它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用它自己制造的工业品来偿付，还没有能用它自己的船只来经营这类贸易，还没有方法来保护它自己的国旗，还没有完善的内河、运河和铁路运输系统，德国关税同盟还没有能把所有德国演海地区以及荷兰与比利时包括在内；只要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变，德国保护制度就不能说是充分达到了它的目的，只能算是在极其欠缺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部分任务。关于上面列举的各项，前已在本书各章分别论及，这里只须扼要地再提一提。　　如果我们从埃及、巴西和美国输入原棉，在那样情况下，就能用自制的工业品来偿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从英国输入棉纱，就得用原料与食物来偿付（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由自己来加工，自己来消费的），否则就不得不用现金来偿付；现金是我们在别的方式下得来的，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用它来采购国外原料，由我们自己来加工，或购买殖民地产品，由我们自己来消费。　　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自己能用机器纺制麻纱，那就不但能使国内的麻布消费增加，使农业获得改进，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热带地区的贸易。　　就上述棉与麻两种工业以及毛纺织业来说，我们所处情况的有利，并不亚于任何别的国家，我们有的是未经利用的水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与低平的工资。我们所缺少的只是一件，我们的资本家投资以后是否会受到亏损，我们的技术工人学得了本领以后是否会没有工作，还缺乏保障。假定在此后五年内实行有节制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保护税率，然后再酌量情形，降低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样就应当可以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反对这样的措施、支持价值理论的论点，都已经被我们驳倒。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有利于这个措施的论点，即上述这些工业的重要部门，特别有利于促使我们建成广大的机器工业，培养出大批有能力的技术教师和有实际经验的技工。　　关于殖民地产品贸易，德国应当效法英国和法国的先例，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当我们购人所需的殖民地产品时，对于向我们购买工业品的那些热带地区，应当优先考虑；或者，说得简单些，就是我们应当在向我们购买的那些地区购买。我们对西印度群岛与南北美洲的贸易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就我们对荷兰的贸易来说，现在还不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对我们供应了大量殖民地产品，而向我们购人的工业品数量，却少得不成比例。　　然而在荷兰方面，它将殖民地产品的大部分向德国市场运销是合于自然情势的；英国和法国在它们自己的殖民地和属国既保有独占的工业品市场，因此它们所需殖民地产品大部分势必向那里取给，对于荷兰的殖民地产品只能作少量的输入。　　荷兰本身并没有大工业，可是它的殖民地却有着很大的工业上的生产力，近来这方面的力量已经大大增长，此后也许还要作规模更大得多的增长。但是荷兰一方面希望将它的殖民地产品大部分销售给德国，另一方面关于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却希望向它所最喜欢的任何地方去采购；如果它能正确地认识到它自己的利益所在，它就应当看到这样做法不但对德国有欠公道，而且对它自己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表面上看来有利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因为如果荷兰本国和它的殖民地对德国工业品都能给以特惠待遇，德国对于荷兰殖民地产品的需求，将随着德国工业品在荷兰及其殖民地硝售的增长而作同等程度的增长，或者，也就是说，德国对荷兰售出的工业品数额增长以后，向荷兰购入的殖民地产品数额也将作同等程度的增长，荷兰向德国购入工业品能增加多少，它对德国售出殖民地产品也就能增加多少。如果荷兰将它的殖民地产品售予德国，而关于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却向英国购买，那么上述的相互交换行为就无法实现，因为英国不论销售给荷兰的工业品是多少。它自己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大部分是必然要取给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或属国的。　　因此为德国的利益着想，它有必要向荷兰要求实行有利于德国工业生产的特定差别关税，从而使德国在荷兰及其殖民地能保有独占的工业品市场；否则，当这样的要求被拒绝的时候，德国对荷兰殖民地产品的输入，就应当征收差别关税，使中美、南美以及西印度群乌自由市场的产品获得优惠待遇。　　上述办法是诱使荷兰参加德国关税同盟的最有效手段。　　按照现在的情况，德国并没有理由为了对荷兰贸易关系而牺牲自己的制糖（甜菜糖）工业；因为只有当德国对这一商品的需求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什时，让热带地区通过交换贸易来供应，才会比它自己在国内生产更为有利。　　为德国设想，当前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如何扩大对北美、中美、南美和西印度群乌自由市场的贸易关系。关于这一点，除以上谈到的以外，似乎还应当考虑以下几项措施：在德国口岸与上述各地区主要口岸之间建立经常的航运业务，鼓励向这些地区移民，巩固与扩大这些地区与德国关税同盟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促进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　　近来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经常航运关系的建立是多么有助于大规模商业的促进。法国和比利时在这一点上已经在模仿着英国人的先例，它们深晓得，任何国家关于这种比较完善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落后于别国，它的国外贸易就必然要衰退。德国的一些口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不来梅已经组成了一个公司，准备造轮船二、三艘，用于对美国的通商。但这样一点设备显然是不够的。德国的商业利益所要求建立的经常航运路线，不只是限于美国，尤其不只是限于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却尔斯登和新奥尔良，而且要扩展到古巴、圣多明各、中美和南美。德国关于上述未了几处的航运事业不应当落后于任何国家。这里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建设这类事业所需要的资金过于巨大，不是单靠了民间的企业精神所能胜任的，恐怕也不是一些德国口岸本身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在我们看来，要使目的得以实现，还得仰仗关税同盟各邦的慷慨资助。这类资助力、法以及有利于德国航运业的差别关税所形成的大好远景，应当成为一个有力的动因，促使这些口岸及时加入商业同盟。我们试想一想，通过这样的措施，关税同盟各邦在工业品输出、殖民地产品输入、因此也在关税收入方面，将有如何高度的增长，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就会深切体会到，为了实行这一措施，即使化了巨大费用，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资本的再生产投资，丰富的收益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德国与上述各地区交往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有些德国人就会大大地获得鼓励移居到这些地区，并安居下来，做当地的公民；那时靠了航线的确立，就已经为他们在商业方面的发展前途打下了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关税同盟各邦应当在各处多设领事馆或外交机构，使各地德国公民的移民工作和所经营的事业便于推进，尤其要尽力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备邦，使它们的政局稳定，文化程度得以逐步提高。　　有些人认为对德国殖民事业来说，美洲的热带地区不及北美的温带地区为有利；我们绝对不能赞同这样的意见。我们对于北美洲这个地方是非常爱慕的，我们并不讳言，作为一个德国移民，就他个人来说，他带着微薄的资本，到北美洲西部去创业时，的确有较大的成功希望，我们对于这一点很难否认，也不愿否认；但是尽管如此，这里仍然不能不说明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向中美和南美移民时，如果领导得好，并且大规模进行，那么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来，比向北美移民对德国的利益要大得多。如果在北美的移民发了大财，这对德国又有什么好处？就他们个人来说，他们同德国国家的关系就此永远脱离；就他们的物质生产方面来说，德国也只能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细微的收入。如果有人认为德国人在美国内地久居以后，可以保持德国语言，或者说是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也许可以在那里建成纯粹的德意志联邦；这完全是梦想。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幻影，但是经过在这个国家作了十年的就地观察以后，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论哪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学、行政与立法这些方面总会发生同化作用的，尤其是美国；能有这种情况是好的。不论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有多少，可以肯定地说，其中没有一个人的孙子、曾孙将来会喜欢德语而不喜欢英语的；这只是由于一个极其自然的原因，在一切有教养人士的口中，在文学、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各行各业中所使用的都是英语啊。过去法国的新教徒雨格诺派在德国，以及法国人在路易斯安那所发生的情形都是这样，德国人在美国能够而且势将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出于自然趋势，是一定要同人口中的主流混合在一起的；他们有的与同国人相处得亲密些，有的疏远些，但是迟早总是要与当地人口中的主流合而为一的。　　就北美西部的情形来说，要想那里的德国移民与德国保持积极的交往关系，那就更不可靠。最初定居下来的移民，关于他所需的一切衣着和用具，大部分总不得不靠他自己来制作；这只是出于不得已而形成的风气，大都在第二代、第三代里将继续下去。因此美国本身生来就是要努力于工业的一个国家，它将越来越积极地努力使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工业品据有本国市场。　　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特别是对德国来说，关于工业品美国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市场。正相反，我们认为就许多奢侈品和运输上便利的、劳动工资构成价格中主要因素的那些工业品来说，美国是头等重要的市场之一，对德国来说，这样一个能吸收上述工业品的市场的重要性将逐年增长。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只是这一点，移殖到北美西部的那些德国人，对于德国工业品在北美销路的扩大，并不会有多大帮助；如果进行移民为的是这一目的，那么我们对于向中美和南美移民就应当更加注意，予以进一步积极的直接鼓励。　　上述各地区，包括得克萨斯，大部分是适宜于生产殖民地产品的。这些地区在工业方面不可能有巨大发展。这里是可以争取的一个崭新的、宏大的工业品市场；谁要是在这里树立了牢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关系就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些地区自己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可以把自己提升到较高文化阶段，实行秩序井然的政治制度，并使之持久稳定；它们将越来越感到有借助于外力的必要，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移民。这里所憎嫌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这是由于他们的妄自尊大，也是由于关涉到国家独立自主这一点的猜忌；而德国人的情况正相反，他们是受到欢迎的。因此德国关税同盟各邦对于这些地区应当全力地予以最密切的注意。　　德国在这些地区应当建立有力的领事与外交系统，系统中的各分支机构应当互相通信联络。应当鼓励青年探险家到这些地方去游历，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出不存偏见的报告。应当鼓励青年商人到这一带去考察，鼓励青年医务人员到这一带去行医。应当在德国各口岸创立经营各种业务的公司，通过实际股份的认购来支援它们，并特别加以保护；这些公司有的可以在上述这些地区收买大片土地供德国移民安居，有的可以经营商业和海运事业，为德国工业在这些地区开辟新市场，建立输运航线，有的可以经营采矿事业，从而利用德国的科学知识与工业力量以开发这些地区的大量矿产资源。德国关税同盟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博得这些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尤其要以此为出发点，从事于改进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设备、公共治安与秩序；的确，如果靠了这样的活动，能够使这些地区的败府受到我们的照顾，我们就应当毫不迟疑地把有力的辅助军团派去帮助它们。　　我们对于东部一带——欧洲部分的士耳其与多瑙河下游地区——也应当执行相类政策。这一带治安与秩序的稳固维持对德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德国人民移殖到这些地区，在个人方面既最易于实行，在国家方面获得的利益也最大。居于多瑙河上游的个人，当他迁移到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或黑海西南沿岸一带时，在金钱和时间方面的消耗，比较迂居伊利湖沿岸地区时所消耗的，只占五分之一；而对居民个人来说，后者却有较大的吸引力，这只是由于后者在自由、治安和秩序各方面的情况部超过了前者。但是在土耳其目前情况下，如果由德国各邦与奥地利联合一致来努力改进上述那些地区的社会情况，从而使德国移民对那些地区不致再感到难以定居，那么这一点应当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各邦政府自己能参加活动，创办殖民事业公司，并不断加以支援，那么进行时就更加顺利了。　　同时，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德国工业品与移民们的农产品进行交换时不可有任何阻碍，并且要享有便宜而迅捷的交通运输设备；只有这样，这种类型的移民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才会发生特殊有利的影响。因此为关税同盟备邦的利益起见，奥地利应当竭力促进多瑙河上的直达运输，使这条河上的轮运业务大大活跃起来，当然，兴办这类事业，在开头时各邦政府应予以资力上的支援。　　等到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有了相当发展，所处地位与奥地利己大致相等时，关税同盟与奥地利双方对于它们的工业产品就应通过订约方式取得进一步协作，这样的发展形势是最值得想望的。　　这样的条约订立以后，在如何利用土耳其地区，使之有利于关税同盟各邦与奥地利的工业及国外贸易的发展上，双方就会发生同等的利害关系。　　在德国各口岸与荷兰尚未加入关税同盟以前，最好是普鲁士现在就开始行动，采用统一的德国商业旗帜，为将来建立德国舰队打下基础，关于在澳洲、新西兰或大洋洲其他岛屿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建立德国殖民地，普鲁士在这方面应当着手试探。　　关于这类试探与开发工作以及我们在上面所推荐的、认为值得进行的各种事业与补助办法是需要资金的，取得这项资金的办法必须仿照英法的先例，它们支援国外贸易与殖民事业以及维持强大舰队所需要的资金是怎样取得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步骤，那就是对殖民地产品征收进口税。在上述各种措施的进行中，关税同盟各邦如果把其中有关北方与海外方面的指导事务的权柄交托给普鲁士，把有关多瑙河与东方的指导事务的权柄交托给巴伐利亚，这样的安排必然能有利于工作的进行，使行动能趋于一致，有条不紊，而且有充沛力量。如果就现在对工业品与殖民地产品所征的进口税提高百分之十，每年就可以有一百五十万的资金供关税同盟支配。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此后由于工业品输出的不断增长，在相当时期内，关税同盟各邦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费，将比现在数量提高一倍到两倍，它们的关税收入也将有同样的增长；在这样情况下，关税同盟各邦如果能立下一个原则，即将来所有超过增加百分之十的进口税余额中也应当留出一部分，供普鲁士政府进行上述各项措施时支配，则上述各项措施所需的资金就可以有充分的准备。　　关于建立德国交通运输系统，特别是德国铁路系统，我们另有专著讨论这个问题，请参考。总之，这个伟大事业在进行过程中就可以靠它本身的力量来支付一切费用，我们对各邦政府所要求的，说到底只是一点——活力。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英译本附录 　　　　附录一　　李斯特的关于英国对欧洲大陆盟国的金钱补助发生了这样一些影响的说法，看来也未尝没有一些事实依据。任何资本从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国家时（除非是富裕国家之间现有证券的单纯移转），归根到底，总是要以商品为主要形式来完成的。英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有一个时期曾有非常大的增进，从而使我们的繁荣有了“飞跃”进展，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英国资本家对外国政府给予了巨额贷款（尤其是在1850年到187O年间）。这样说来，英国支出的那些补助金，根据所发生的作用而言，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对英国生产者发给的一种“奖励金”，就象李斯特所说的那样。但这种补助金完全是给予从军者的赠品，而随后给予那些不履行偿债义务的或破产的国家的贷款，其性质也是如此（虽然不是出于自愿的），这类赠品以后是没有利息收入的。受到李斯特埋怨的那类“奖励金”，即使能使英国工业家获得一时的利益，却使英国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表现在国债的累增上）。由于上述贷款关系，英国工业近来有了一时的“飞跃”进展，但是英国的国外证券持有人所付的代价也是同样沉重的。　　附录二　　关于国家在公众同意下对个人在各个行动中的自由的干预，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曾就中举出了一些例子，现转录如次：国家为防御外来侵略，预作准备。　　它办理与外国订立条约事宜。　　它维持国内和平与秩序。　　它规定并贯彻执行婚姻制度，因此是家庭关系、家庭责任、家庭感情和家庭教育的基础。　　它制定并保护财产所有权。　　它管理关于财产所有权的移转。　　它规定由公路经过或使用公路的那些地区承担修理公路责任。　　它责成各州各县建造并修理当地桥梁。　　它维持备口岸和港湾。　　它办理国家海岸线的测量与照明工作。　　它铸造货币并禁止对这一专利权的干犯。　　它管理凭票付款期票的签发。　　它规定统一的计量制度，并禁止任何其他计量制度的使用。　　它担任道过邮政传递消息的工作。　　它凭了专利法与版权法，采用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利的形式，对创造才能的努力给予奖励。　　它对不论哪一种取得专利权的发现或发明，要求作出公开的详细说明，从而防止秘诀不肯公开或随着发明人的死亡而泯没的流弊。　　它对于法人团体取得财产时加以约束。　　它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禁止无数种有害于公众的事物，并随时设法去除。　　它通过检疫规章，防止传染病流入。　　它负责管理城市清洁工作。　　它规定出租草辆的卓费并管理驾驶员。　　它防止天花传染并推行预防注射。　　它管理破产者财产的分配事宜。　　它设法维持贫困者的生活。　　它宣布冻结财产到身后二十一年以上的一切企图均属无效，从而禁止永久占有行为。　　它虽然承认宗教自由，但国内应当有确定的信仰和崇拜，使大众的德性和幸福可以有所支持与指导，它对于这一点也并非完全不顾。　　以上是政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干预。但还有一类干预，为的是对无能的或无经验的个人进行保护，举例如次：它规定未成年人不受契约拘束，从而保护他们的身体和财产；它保护已婚妇人；保护身心不健全的人；多方面保护残废的贫困劳动者。　　它禁止实物工资制度。　　它限制矿井及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　　它对典当业进行管制，压制高利贷，并对赎取手续给予方便。　　它禁止使用不正当的计量制，象在前面所已经说到的，对违反者并加以惩罚；并禁止贩卖有碍健康的食品；禁止在咖啡、烟草、鼻烟、啤酒、茶叶、可可、巧克力与胡椒中搀假。　　它为防上欺诈，规定关于执行遗嘱的程式。　　如果金钱契约附有处罚条款而立约的一方无力如期偿还欠款，国家禁止实行此项罚则。　　一个买主，当他购买金银制品时，对制品所合金银是真是伪以及成色是否准确，他是无法识别的；这时国家就对他起了帮助作用，规定这类制品须附有公务人员的检验标记。　　某人买进洒花一袋。他未必能打开来亲自检查质量是否均一，是否与所说的相符。这时国家就出来干预，规定在标志或包装方面如有诈伪，应受处分。　　律师送来一张账单，但收费是否符合常规，是否公道，当事人是无法辨别的；这时国家就出来干预，设立专员管理，他对于浮收滥报等情况不但有权可以纠正，而且可以处罚。　　国家规定医务人员与律师必须受过专门教育。　　以上不过是就国家对个人自由进行干预的方式方法举几个例子；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些几乎是一切政府都认为应当干预的。　　所谓政府干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只是整个社会智力与权力对于某一点的集中行动；为了全体的利益，出于共同的愿望，确定某些是应当做的，某些是不应当做的，———位律师（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关于自由贸易诡辩的探讨》，187O年。　　附录三　　李斯特竭力反对对谷物与其他农产品征收保护关税的意见，认为这类措施对于象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没有任何利益；他的这种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他写作的时候（1841年），德国农产不但足以充分供应它本国人民的需要，而且长时期以来就经常有很大余额可以输出到别的国家。当时欧洲并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将这类产品有利地运销德国；至于距离较远的国家，由于当时运费高昂，海洋轮运事业尚未建立，要将这类产品运销德国就更加谈不到了。　　关于农产品的自由输入，作为一个纯粹政策问题，是否应予赞同姑且不论，不过季斯特把他的这一论点说成是一种普遍原则，而他所依据的显然只是他本国当时的情况，这一点跟他的国家经济学一般理论所依据的其他一些论点却很难认为是一致的。这个论点，就它本身来说，作为对英国当前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也不能认为是确切无疑的。英国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实行衣产品无限制输入政策，势必使国内很大部分的土地陷于荒芜，使这部分土地耕作者失去他们的原有工作，使国家在食物方面将大部分有赖于国外的供应；至于对本国农产加以适当保护的政策，则可使国内土地的耕种得以继续维持，并大大减低国家在食物方面对国外输入的依赖程度；那么究竟是自由输入政策还是保护政策能最有效地促进国家利益，就大有商讨余地了。从他的论点不如说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某一政策对某一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对处于完全不同情况的另一国家则可能有害，尤其是对处于国家历史某一阶段的人民可能有利，在另一时期就可能是不利的；现在德国政府似乎就抱有这样的见解，关于农产品输入，它近来已经恢复了保护政策。　　有些人似乎赞成适度的保护政策，把它当作一种相互之间的保证，使本国勤劳的生产者，在自己市场上可以同不属于那个国家的生产者的竞争势力相对抗，还有些人赞成这个政策，是把所征收的保护关税，看成是要求外国生产竞争者对征税国家岁入所提供的一种捐献，以此作为允许他在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同它本国生产者相竞争的条件，它的本国生产者在税务上是有许多负担的，而作为一个外商，除上述捐献外，是没有这类负担的。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对于在后一目的下征收保护关税也表示赞同。认为国外输入产品在税务上的负担如果的确较轻于同类的国内产品，就应当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　　如果本书作者上述的那些见解施之于工业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似乎并没有清楚地举出理由，说明为什么他所承认的那种最主要的生产事业（所使用的资本，参加的人数，比任何别的生产事业还要大，还要多人为了事业的顺利经营需要保护时，就不应当受到与工业同样的适当保护。　　但是关于保护关税原则，全面的或单独施之于工业的，不论是否赞同，我们根据亚当·斯密的学理似乎可以得出两点推论，而这两点似乎李斯特也并不否认。第一，如果为了国家利益，认为本国农业在本国市场对国外农业有处于自由竞争地位的必要，那么，那些特殊地或过分地压迫着本国农业的种种税收，不论是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就应当一概蠲免。第二，我们由各国输入商品时，这些国家有的对于我们运往的商品加以限制，有的则不加限制；如果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有理由对前一类国家输入的商品征收差别关稅。　　附录四　　许多人认为，近几年来英国的实际情况足以驳倒李斯特在这一点上的理论。根据纪录，英国输入超过输出的价额，由1869年的五千八百万镑增加到1883年的一亿二千一百万镑。　　这种情况对国家福利所发生的影响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因此也就是说，李斯特的论断在大体上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要得出准确结论，主要由于两种需要考虑的事实而感到困难。第一，英国直到几年以前，甚至在现在，仍然保有投放在国外的大量资本，由此滋生的股利或利息，如果不重新在国外投入作为资本，就势必要使英国输入纪录增长。第二，我们关于英国工业品在国内的生产或消费没有统计数字，关于农业生产也只有不完全的统计。因此关于英国目前的巨额入超，它所体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原有资本项下每年所得的利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外劳动产品在自己市场上代替了本国劳动产品，简直无法加以严格确定。　　上述两个因素中前一因素如果可以证明是存在的，那么就这一点而言，经过这样解释的入超是特殊的，是不正常的，同时也证明与李斯特的主张的一般真实性并没有什么抵触。　　但即使这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事实上很难相信是这样），即认为我们的利润较少的入超部分，全部是出于国外投资的收益，这项收益是用输入商品方式到达我们这里的，那么这样输入的这类收益的直接影响，如果是侵夺或降低了本国生产的话，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任何说成是由于入超而使国家获得的利益，也将由此大大抵消。　　假定全国在国外各种备式的投资总计达十亿镑，每年可以有五千万镑收入，这项利润如果不在国外重新投作资本，无疑即将以输入商品方式到达我们这里，渗入整个社会，这种商品如果主要是各种货物或产品，就势必侵夺本国生产事业，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　　如果流到我们这里的这类利润，在形式上只是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或工业上需要的原料，或者还可以认为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在形式上是食品或其他在本国可以生产的物品，结果只是把本国生产者的主顾转移给国外生产者，那么即使就眼前来说，是否有利也有疑问，若从前途着想，看来对社会是绝对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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