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6

“在这一自然法中，包含着正义的源泉。正义的本质就在于遵守有效的契约。“这个统一于一个人格中的群体就是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产生，或更恭敬地称其为人类的上帝的诞生。”《政府论》[英]约翰·洛克（1632～1704）　丰俊功译洛克写文章没有霍布斯那么有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简单直接。他采纳了前人许多优秀见解，将它们统筹为合乎逻辑的政治体系，罗素批评他没有新见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社会契约和法律约束的概念在《利维坦》里已经讲过，自然法曾由阿奎那给出，只不过洛克用天赋权利的理性代替了阿奎那所说的认识上帝法则的理性。洛克是成功的，他所在的时代刚好是克伦威尔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和平的改革将王权政治顺利改造为富有约束的现代国家，而洛克的学说也随着伏尔泰的宣讲和美国革命传遍世界各地。他不是一流天才，却是理智和宽宏的典范。“理性就是自然法，它向愿意遵守理性的全人类传授着这一真理，即人们生来就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者是占有别人的财产。“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自然法，这样所有人就都有权力去惩罚那些违反自然法的人，从而阻止违反自然法行为的发生。“人的自然自由是指，在自然状态中，只遵守自然法规则……社会中，人的自由是指，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全民委托制定的法律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启蒙的时代》[英]以赛亚·伯林（1909～1997）　孙尚扬、杨深译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于俄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前往英国，进入牛津大学。他在政治哲学上的贡献是开创了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路线。伯林的写作有着非常好的文笔，并不华丽，却将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东西描述得清楚恰切，如果想知道一个时期或一种流派的思想，读一读伯林总不会错，也许是最好的哲学入门。《自由及其背叛》、《浪漫主义的起源》和这本《启蒙的时代》都讲述了那一个世纪集中而特色鲜明的思想家，既是哲学，也是历史。《启蒙的时代》讲了洛克和之后八位重要作者，勾勒出18世纪独特的群像。“18世纪的哲学家们试图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从而把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最需要的乃是一种可靠的发现答案的方法，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已经运用过与这种描述相符的一种方法，如果他的效仿者遵循同样的箴言，也将在人类精神领域里获得并不亚于牛顿的丰硕成果。“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维也纳·古典主义·公元1791年维也纳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精致有余，沉厚不足，让人们深刻记忆的常是其宫廷的一面：华尔兹舞蹈、茜茜公主、金色大厅，好像维也纳的特征就是高雅的王子公主在宫殿里跳舞。这一面是真实的，也是美丽的，可是这一面不能代表维也纳的全部。维也纳内心深处的精髓是悲伤与深刻的艺术。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孕育过如此多的伟大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并不都走在灯火辉煌的舞厅中，他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孤独的街巷默默探索。能在维也纳宫廷演出的音乐家只有寥寥几个人，他们也并不都境遇优越，在贫苦中度过岁月的往往是伟大的人。他们住在城市平凡的角落，在灯火辉煌外完成自己的作品，舞台上的一刻映照出舞台之外长久的黑暗。他们将音乐推向顶峰。他们的探索有着独特的维也纳的气息：深刻、内省、复杂，对精神内心的探求极为重视。维也纳的艺术是音乐，这是所有门类中最具有个人性和内心性的艺术。它不同于外向的绘画，用色彩传达激情，也不同于静默的雕塑，让一切清晰可辨，更不同于神话和戏剧，用外在的角色表达外在的历史。音乐是精神性的，传达的是理念的完美和内心深处的思量。即使音乐表达明暗、图景和冲突，也是发生在精神世界的抽象表达。这是音乐的气质，也是维也纳的气质，是它的文学、心理学、哲学的气质。这种特征不引人注目，但却有深沉恒久的烙印，直抵心头。维也纳是极美的城市。每一个石缝里都有音符存在。【永诀，贵族不再】1791年，世界响起告别的弥撒。这一年是告别之年。在维也纳，海顿和莫扎特作最后的诀别。在巴黎，凡尔赛的路易合上中世纪的幕布。1790年12月15日，海顿从维也纳启程，前往伦敦。他受伦敦一位剧团经理之邀，前去演出并作曲。临行的时候，他去看望莫扎特。海顿本希望莫扎特能与自己同行，但由于经济缘故，莫扎特不得不留在维也纳。莫扎特经济困窘，健康状况也相当不佳。海顿陪他一整天，两个人谈话，都有些不舍。他们都能感觉一种送别的气氛，只是没想到这是一场相互送别。海顿比莫扎特大24岁，如父亲如师长，他爱这个孩子，爱他的天才。在这一年，维也纳延续着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辉煌。王宫里彻夜笙歌，王宫外讲求情调，宫廷雇用着世界上最好的乐师，召开最好的音乐会。市民阶层兴起，富裕、闲暇而有品位，他们性情欢愉，夜晚喜欢涌入音乐厅，表达自身富足的满意。歌舞升平，美酒佳肴，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人注意一个穷困天才的独自死亡，没有人能料到另一个国度的暴风雨会带来世界怎样的天翻地覆。这一年，哈布斯堡王朝延续着神圣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这个在公元962年即已建立的千年王国即将走到尽头。神圣罗马帝国号称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由德意志和奥地利地区多个诸侯王国组成。其中七个主要王侯为选帝侯，与教皇一同选出帝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在动荡不安的整整一千年间始终是欧洲的重要力量，它虽然没有变为英法那样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没有生气蓬勃的意大利城邦富有，但它是欧洲贯穿始终的正统王朝，势力与所有人抗衡。它能影响英王婚事，能干预法王继承。没有人会想到它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是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帝国的顶点和终点。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的是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征服。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法国最美丽的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从巴黎出逃，在边境被发现，随后被囚禁。1793年，玛丽和丈夫一起走上断头台。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成为法国革命最坚定的反对者，与英国和普鲁士共同组成第一反法同盟。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功，成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拿破仑加冕。1806年，拿破仑战胜第四反法同盟，夺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威逼利诱迫使神圣罗马帝国中16个成员邦国脱离帝国，加入他所创立的联邦，随后，他写信逼弗朗茨二世退位，亲自终结了这段长达844年的帝国历史。1791年，这悲剧的结局还未曾到来，维也纳还沉浸在自身的顶点，享受欢快的艺术氛围，哈布斯堡的荣光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哈布斯堡家族，这个凭借联姻几乎统治全欧洲的家族，在兴盛的顶峰几乎送出了欧洲每个国家的国王与王后。15世纪，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帝国，之后的马西米利安与勃艮第公爵的女儿结婚，继承了尼德兰的大片领地，他的孙子是欧洲历史上头衔最多的查理五世，他由母亲继承了西班牙、意大利的大片土壤，由父亲继承了勃艮第、德意志、奥地利，正是他在西班牙资助了麦哲伦的远航，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熟悉的组建了无敌舰队的腓力二世，以及奥地利女王、在维也纳修成了富丽堂皇的美泉宫的玛丽·特蕾西亚。这是何等的殊荣，我们至今仍可想见。美泉宫今日仍精美无匹，它坐落在维也纳外缘，花团锦簇，不仅包含一座富丽的皇宫，还包含最著名的广阔的花园。花园采用法式园林的几何设计，上升的坡度经过精心的设计，灌木组成对称而复杂的花样，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树木组成郁郁葱葱的林荫走廊。美泉宫内部是出名的精致豪华，洛可可风格的繁丽装饰，绘有多个国王与女王肖像。宫殿外墙的金黄色和市中心另一座王宫霍夫堡宫遥相呼应，霍夫堡宫的色调更冷，带有弧度的建筑更显巍峨，铭记着过往的奢华和岁月峥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维也纳富足活跃，建造出全欧洲最引人注目的精致城市。权势的衰落与权势的强盛一样让人铭记，没有任何显赫能逃过必然性这注定的神明。1791年之后，贵族的时代不存在了。除了扩建美泉宫，玛丽·特蕾西亚女王一生还有两件事让我们记住，一是召见过六岁神童莫扎特，二是将自己美丽的女儿小玛丽嫁给法国的路易十六。莫扎特与小玛丽在美泉宫有过一面之缘，传说六岁的莫扎特曾向七岁的玛丽求婚。这两个孩子并没有缘分共度人生，他们在这短暂的一面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在这一年，他们走向共同的死亡。莫扎特死于维也纳的病榻，玛丽即将走向巴黎的断头台。1790年寒冷的冬天，海顿与莫扎特说最后的告别。莫扎特不忍与他分开，流下了眼泪，凝视着海顿忧伤地说：“这是永诀了，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这不是莫扎特第一次预见死亡，却是最富含悲伤意味的一次。【古典音乐之序曲与高峰】18世纪末的维也纳见证古典音乐的巅峰。平时我们说的古典音乐包含太多，似乎流行音乐之前的都可以叫做古典音乐，但实际上，狭义的古典音乐并不漫长，只包含短短半个世纪，属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覆灭之后，音乐与其他许多艺术一样销声匿迹许多年。教堂的圣歌保留下来，器乐几乎消失。安布罗斯素歌之后是格里高利圣咏，得名于著名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教堂音乐最为感人，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出自内心的倾诉。从圣歌发展出康塔塔和赋格，圣洁的合唱，多声部，飘扬进天堂。这个时候的声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由声乐发展出和声的艺术。最早是在教堂里尝试共鸣的效果，一个声音的吟唱，插入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最后是几条旋律的和声，相互配合。这样的尝试被称为奥尔加农，发展到后期，就是复调音乐。复调音乐，将两条、三条甚至更多旋律线，通过处理，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和声的艺术在后来成为东西方音乐的核心差异。在圣歌发展的初期，器乐仍然匮乏。十字军东征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一些东方乐器的引入使得欧洲人大开眼界，这时的音乐走到一个岔口。阿拉伯人的雷贝琴发展成雷贝克琴，后来成为小提琴的始祖。北欧人的竖琴和牧笛开始加入音乐。记谱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文·冇·人·冇·书·冇·屋←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堂内的管风琴发展到完美的程度。这不仅使得教堂音乐本身变得异常震撼，而且为后来的键盘音乐打下基础。加贝松在这种乐器上的探索使得赋格音乐成为可能。17世纪，成熟的时代到来。意大利仍然是创造的源泉，蒙特威尔第发明了歌剧艺术，阿玛蒂和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臻于完美。此时的合唱艺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复杂，美妙却繁复，与美术上的巴洛克遥相呼应，亦被称为巴洛克，华丽的装饰，多重旋律，细节丰富，小提琴开始占有统治地位。作曲家终于以个人的方式走入历史，亨德尔的清唱剧非常动人，维瓦尔第是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他很受人欢迎，音乐具有独特的温馨魅力。随后，音乐迎来了第一座高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出生在歌舞艺人的音乐家庭，他的父亲、祖父和多位叔伯都是音乐家，他的家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品味。塞巴斯蒂安是全能的乐手，他从小在唱诗班演唱，18岁时就以作小提琴手和管风琴师为生。他的音乐在他的生前并未得到太多认可，他活得平静，甚至可以说庸碌无闻。然而他的作品却在死后一百余年获得了重新的发现。巴赫的音乐在于严谨，他将音乐的理性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赋格完整而流畅，各个声部几乎可以用逻辑推导，最后的效果又自然而然。赋格是复调音乐的一种，它建立在一个主题旋律基础之上，用不同调性、不同的进入时机、不同节奏和顺序将主题变奏，又合成同一首乐曲，如同用多种修辞完成对同一主题的叙述。巴赫的音乐严谨却不循规蹈矩，复杂却显得流畅单纯。巴赫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让后来的键盘音乐大大发展。直到19世纪，门德尔松发现了巴赫，他将这个天才被埋没的手稿重新发行，让世人了解到这个因为太深刻而被人忘记的伟大的人物。世人为之倾倒，将其奉为大师之一。德意志音乐开始将巴赫当成自己的骄傲。越到现代，巴赫的作品越受人喜爱。所有这些都是古典主义到来之前的序曲。18世纪，进入古典音乐的时代。音乐从巴赫传到海顿，几乎已经找到它最完美的形式与内涵。海顿是维也纳的骄傲，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曲式，这是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理性的回响。这种曲式是交响乐。在海顿生活的时代，器乐已经相当完善，提琴与管乐的组合也已经初具规模。乐队和咖啡馆音乐会作为新事物开始风靡，作曲家开始为乐队写作音乐。主调音乐又恢复了，和声的方法引入到乐器，乐器与乐器各自演奏完全不同的内容，最后用和声统合成整体，如同一场对话。交响乐在海顿手中正式成型，它遵照着几何图形一般完美的结构。我们都知道交响乐，但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如此规则。它由四个乐章组成，通常情况下是快板－慢板－小快板－急板，分别表现出庄严、抒情、舞蹈和欢乐，快慢相间，结构平衡。有人用身体来比喻这四部分：第一乐章属于大脑，富有思想和智慧；第二乐章属于心灵，在抒情中获得情感；第三乐章属于四肢，让舞动的旋律把身体解放；第四乐章则属于全身，要在风雨般的迅疾中达到高潮。海顿是交响乐的奠基者，他把这种音乐形式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基本准则，一直到20世纪。海顿的旋律简洁上口，主题甜美，变化丰富，在当时的维也纳很受欢迎。交响乐的出现标志着古典主义时期的开始。它是整个理性时代的完美体现：比例、协调、庄严、和谐，像建筑般恢弘、均衡。这是一种几何式的美感，音符与音符的和声符合几何比例，乐章与乐章的结构也充满几何协调。古典主义在古希腊罗马遗迹被发现后一度风靡欧洲，18世纪末，几乎可以在各种艺术中见到古典主义风格，包括建筑、绘画、小说戏剧。直到今天，走在维也纳的街头，仍能充分领略到这种古典主义的精髓。维也纳的建筑规则静穆，有对称的立柱和三角山墙，街心花园有精致的几何设计，线条中协调而安宁的均衡，至今仍飘在维也纳的空中。海顿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维也纳度过。他的少年过得很艰难。他早年参与了斯蒂芬大教堂合唱团，后来因变声而离开，17岁起就流落在维也纳街头，住在好心的旧相识家的阁楼，每天拉小提琴挣钱。他生活窘迫，一直接近于入不敷出，直到遇到改变他一生的商人赞助人布赫霍尔茨。无论是流浪的海顿，还是他的商人赞助人，也许都不曾想到他这一生的成就：协奏曲之父，交响乐之父，整个古典器乐音乐之父，所有人的“海顿爸爸”。海顿比莫扎特年长24岁，在莫扎特1781年来到维也纳之时已盛名在外，两人的一面之缘就惺惺相惜，17岁的莫扎特来维也纳短暂停留，听到了海顿的交响曲，将海顿看作他真正的导师。而海顿则充满激动地告诉他的父亲：“您的儿子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海顿不遗余力向所有大人物推荐：“各个国家应抢着把这块珍宝留在自己的地盘上。”1785年，莫扎特将6首四重奏提献给“最亲爱的朋友——海顿”，以表达他深厚的感激之情。两个人的友谊长达10年，直到海顿临行的分别。海顿和莫扎特的故居都在离斯蒂芬大教堂不远的小巷子，海顿住过的阁楼紧贴着斯蒂芬教堂广场，莫扎特故居在教堂背后，这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住所，如今已是莫扎特博物馆。斯蒂芬大教堂是维也纳的心脏。这座哥特建筑雄壮而美，像每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一样沉静而高耸，它是城市的精神中心，它见证了海顿的少年，莫扎特的成年。莫扎特在这里与康斯坦丝结婚，临终的故里也就在它的脚下。今天进入斯蒂芬大教堂，仍然时常有音乐萦绕。这些音乐属于曾经在这里的人们。1791年，海顿前往伦敦，莫扎特在病中努力写作。夏天，他为他多年的朋友施卡内德谱写了德国歌剧《魔笛》。他在剧院的排练中找到安慰。他给在巴登度假的妻子的信中谈到他的孤寂和无助，“孩子似的欢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想方设法想要挣脱。莫扎特10岁已名满欧洲行遍天下，但他的成年并不顺利。先与束缚的宫廷决裂，然后为寻求委托四处碰壁。他为工作挣扎，比常人更加艰辛。他的性格天真而单纯，童心，富于柔情，渴望快乐而不快乐。他需要简单的爱，可他的妻子没能给他。莫扎特的音乐至今仍让人着迷。他的纯真与艰辛是最让我们着迷的地方。他的音乐如他的性格，有世上最甜美、和谐、欢快的色调，也有欢乐背后内心深处的忧郁。最明亮的曲调，在片刻间流露出深静的忧伤。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他最后的几首交响乐无不兼具明亮与黑暗，甜美与悲伤。《朱庇特》灿烂而辽远，黑暗持续之后突然明亮，在宇宙深处的圣殿中，驰骋着金色马车。这是令人沉醉的时刻，灵魂的深与广、亮与暗都在其中。莫扎特的最后一首曲子是《安魂曲》，传说中是一个神秘委托人委托莫扎特写给客户，却最终成为了莫扎特给自己的挽歌、给所有灵魂的挽歌。《安魂曲》是复杂而伟大的作品，合唱与器乐的合作臻于化境。其中有不祥的预感，死亡带着阴影步步逼近，有悲剧感的挣扎，合唱和弦乐在紧张中交替上升，还有最纯净的白色天国，圣洁的旋律盘旋在头顶天空。庄严，缥缈，大开大合的旋律线条。1791年11月20日，莫扎特在排练中，开始卧床不起。12月5日与世长辞。当莫扎特的死讯传到伦敦，海顿不能相信，他失声痛哭，以后每一次和人提起都会痛哭。【英雄的浪漫】1791年是时代的转换。遥远的巴黎正在命运中摇摆，大革命的杀戮尚未进入高潮，革命的未来还在岔口前犹疑。《九三年》里的西穆尔丹和戈万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宣言，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成为生死相向的仇敌。国王尚未处死，断头台还没有沾上四千片血污。启蒙运动仍然保持着它的理想，不曾想到革命最后会以皇帝告终。波拿巴正从大革命的沙场中走来，此时还不曾有人注意。启蒙、理性、秩序仍然是革命的宣言，打造一个理性新世界的梦想仍然鼓舞人心。然而最终，一切脱离想象。当革命失控，成为一场流血的屠杀，当纯洁的理性理想不得不以铲除异己作为实现手段，世界陷入非理性的混乱。自由，平等，博爱。战争。革命的宪法还在滚烫的演讲台上发光，作为独裁者的战争英雄已经开始自己给自己加冕。世界进入战争状态，政治战争，人的内心也经历起伏战争。在大革命之前，整个欧洲在科学革命的鼓舞下，崇拜普遍性、秩序与公正，然而当大革命试图将这些理念贯穿于世时，人们却发现，理性和秩序并非简单可得。用鲜血祭祀，动荡席卷了欧洲。战争给人赤裸裸的争夺的印象，催生了国家与民族主义。理性缺少了用武之地，它所声称的普遍进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在很多人看来，它骄傲自负，自以为掌握真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斗争的一部分。对世界失望，个人主义英雄开始诞生。个人主义英雄在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有一次诞生，但那是从宗教的控制中诞生，从中世纪的荒芜中诞生，而此时此刻英雄的诞生却是要从主宰世界的普遍性中诞生，从内心的理性中诞生，生成一种独特而英勇的气质，为了某种理想付出生命的气质，超越理性的命令，追求内心充分的表达。当理性变成冰冷的命令，个人主义的激情就成为唯一点燃艺术家心灵的温度。这不是革命之后短暂的倒退，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百年挣扎。这是古典时代的落幕，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启。贝多芬在1792年来到维也纳。贝多芬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过渡的英雄。他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浪漫主义的第一位大师。贝多芬曾在1787年来到维也纳，求学于莫扎特，但因母亲突然去世，返回波恩，照顾家人。1792年，当海顿从伦敦回来，曾绕道波恩，在大公的宫廷里见到了贝多芬，同意收他为徒。此时贝多芬的庇护者说出惊世的预言：“到维也纳去。你将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1791年，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个人最近的时刻，也是他们唯一都不在维也纳的时刻。仿佛乐章中的一个气口，乐句与乐句之间留下叹息的空白。贝多芬是音乐的英雄。刚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并不受人欢迎。很多人传言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真正的对决又让他们受不了。他们说他弹奏太大声、太不文雅。贝多芬从不是宫廷里文质彬彬的宠儿，他是倔强又自我的人，在他人看来，举止未免粗俗。他一直在创作，从几首钢琴协奏曲，到两首广受好评而中规中矩的交响乐。他在这期间发现自己的耳朵失聪，在痛苦的遮掩中更为痛苦地坚持创作。那段时期，没有人能想到他的困窘，但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与自己斗争的绝望的灵魂，独自承担一切命运。1803年，他曾想将自己的第三交响曲提献给共和国的英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承担着对和平和某种共和理想的承诺，但拿破仑称帝，让他非常失望，于是愤怒地撕去献词，只留下题目。其实他自己才是英雄，那交响曲原本就应该是他的。属于他，并赋予他。贝多芬开启音乐的个人表达时代。莫扎特将形式的完美做到极致，贝多芬将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又带往另一个全新的天国。他用音乐表达情感。他的孤独，他的愤怒，他的绝望，他的不妥协的斗争，全都在他的音乐中。力量、压抑与飞升，转化为主题之间的对抗与解决，在大调与小调之间，在大黑暗与大光明之间给音乐无穷张力。贝多芬的音乐是辉煌与力量的音乐，是内心挣扎的音乐。1802年，他在海里根施塔特写下遗嘱，承认自己受耳聋困扰已经长达六年，他想过死亡，只有艺术成为他唯一的阻力。他的交响曲都在这死的决心之后，每一部都是命运。在金色与黑色交缠斗争的旋律画面中，深渊被欢乐战胜。今天我们能够去海里根施塔特贝多芬的故居凭吊，这是他写下海里根施塔特遗嘱的地方。故居在郊外，很美，不大的小院子，二层小楼，漂亮的树。在宁静的乡间阳光中，你能看到叶子闪烁，感觉不到任何战斗的悲痛。遗嘱就放在柜子里，摆得平静，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贝多芬最终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他的痛苦，直到他耳朵彻底全聋的那一天。他一个人承受痛苦。将所有战斗锁在心里。最终的悲痛都被音乐家带进另一个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灿烂。当我们听到他时隔12年、完全耳聋之后写下的波澜壮阔的第九交响曲，只有理解痛苦，才懂得它为何叫《欢乐颂》。在维也纳，贝多芬葬在音乐家之墓。这是维也纳西郊的一片宽广的墓园，维也纳最骄傲的音乐家都葬在这里。海顿、贝多芬、舒伯特之墓和莫扎特的衣冠冢，古典主义大师在这里永远地安眠在一起。墓园绿草如茵，墓碑简洁漂亮，花朵常新，如同音乐中和谐典雅的古典和弦。维也纳的音乐家太多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马勒和布鲁克纳，圆舞曲之父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博物馆是很值得参观的地方，那里面有对音乐家的分别介绍，也有维也纳爱乐的特别展厅。维也纳音乐始终保持着内心性和探索性，马勒的交响曲充满革新，但在精神探索上追寻前人留下的步伐。这也是维也纳文学和哲学的气质。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中，都能看到这种内敛的探索。更不用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他们将人类的思维向内深入到前人完全没有发现的领域。维也纳的向内探索成就了它最辉煌的艺术表达。这是音乐的世纪，情感的世纪。音乐的美在于情感的共通，因此永远不过时。只要这世上还有无人知道的艰难，有内心悲壮的命运，就永远有灵魂站在大雨中，听耳畔的贝多芬，泪如雨下。【旅游指南】交通方式：火车应该是非常好的交通方式，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几国之间都有物美价廉的车次选择。市内地铁四通八达，日票5.7欧元。推荐景点：1．圣斯蒂芬大教堂：维也纳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曾是海顿参加的唱诗班所在，也是莫扎特结婚的地方。2．莫扎特故居：临近斯蒂芬广场，是莫扎特创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地方，已经成为莫扎特博物馆。3．贝多芬帕斯克瓦拉提故居：维也纳大学斜对面，贝多芬创作《命运》、《田园》等作品的地方，可见到贝多芬的钢琴；海里根施塔特故居：维也纳北郊，可乘郊区电车，是贝多芬写下著名的《海里根施塔特遗嘱》的地方，仍能看到当时的手稿。4．中央公墓：维也纳西郊，安葬着维也纳各种名人，音乐家之墓葬着海顿、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勃拉姆斯等众多著名音乐家。5．霍夫堡宫、美泉宫、美景宫：哈布斯堡王朝奢华的宫殿。6．音乐博物馆：三层楼的精致博物馆，藏在不起眼的小巷子，分维也纳爱乐展厅、音乐家展厅和声音科技展厅，能学到很多有关声音和音乐的知识，非常值得造访。推荐阅读：《贝多芬传》[法]罗曼·罗兰（1866～1944）　傅雷译文学家们认定罗曼·罗兰为一个二流作家，或许是因为缺少技巧，也缺少冷酷。然而罗曼·罗兰本身就并非作为技巧一流的文学家出场，他始终是一个战士，一个在生命里与自我、与痛苦、与渺小斗争的战士。从他选择立传的三个人也可以看出：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无一不是承受痛苦并与生活战斗的天才。罗曼·罗兰在1927年做作的序中写：“《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傅雷在1942年的译序中形容这本书：“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这些话也许直到今天都值得引述。“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随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给天空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人类的音乐》[美]梅纽因（1916～1999）　冷杉译看音乐家写的音乐史是比一般人写得好看的，尤其是音乐大师。因为好的音乐家会从听觉感受、技巧和知识的方方面面讲历史，而不是像我们一般外行，只能讲一些作品外沿的历史地位、思想感情。从内部下笔才会让人理解为何伟大人物是伟大的。只可惜，音乐大师很少去写。我们很幸运能看到梅纽因先生这本《人类的音乐》，一本介绍音乐史的好书。梅纽因讲了音乐的诞生、沿革，不同音乐家的个性与音乐特征，乐器的历史、和声的知识、乐队的特色与风格、历史思潮。所有的一切都融入了个人体验，因而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读得兴味盎然。“巴赫既是音乐的仆人，也是它的君主。“莫扎特以最温文尔雅的音乐语言唱出最柔肠寸断的痛苦心声。“贝多芬最有震撼力的特点之一便是他对沉默的运用。“舒伯特代表着一种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某个更高权威负责——的良知。“柏辽兹继承自贝多芬并转而又将其传授给别人的是：应将管弦乐队中的每样乐器都各有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件乐器处在屈从地位。“帕格尼尼的部分魅力寓于他那苍白如尸的面孔里。“大量的现代西方音乐已经变得过于合成，实验性、任意、理性和标新立异，却让别人不知所云。现代音乐虽然忠实地反映着我们的时代风貌，但它同时也吵闹、咄咄逼人、脱节并且常常丑陋。“音乐确能传达或诱发最大范围内的各种情感，它如何做到这点同我们感知音乐并在大脑中对其加以遴选的过程有关……音乐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左、右脑的协调和情感与分析的综合。”《没有个性的人》[英]穆齐尔（1880～1942）　张荣昌译维也纳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像音乐家一样丰富。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学派、自由主义宗师哈耶克、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薛定谔，以及包括卡内蒂在内的众多文学家，当然还有穆齐尔。穆齐尔应当算是20世纪早期仍然存在的那种通才型知识分子之一。他17岁进军事技术学院，后来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就是一个尝试过成为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但都未成功的人物。这样的经历让人物复杂而冷眼旁观。乌尔里希讲述的不是古典时代，而是一战之前维也纳古典时代的终结。这是书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书。“每一个不把一个经历看作一种仅仅是个人的事件而看作一种对自己智力的挑战的人所揭示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一个经历因其在一系列合乎逻辑的行动中的地位才获得自身的意义，甚至自身的内容。然后他也会对他所做的事产生较淡漠的感觉。”巴黎·浪漫主义·公元1848年之前走过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么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两个对现代人来说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亚，比如塞万提斯。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现，每隔几个世纪才有一位足够照耀历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这一站，我们能见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今天我们说起古典艺术，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画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乐家能想起瓦格纳和肖邦。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古典的，他们的创作方式与今日不同，他们生活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所隔绝开的古典世界。我们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画作，去音乐厅欣赏他们的乐曲。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古典艺术，将他们高高挂在古典的殿堂。然而，对真正的历史来说，他们绝不古典。他们都是大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家，一出场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们是各种现代革命的参与者，其激进的姿态远非平庸的我们所能及。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他们当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艺术爆发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艺术爆发绽放出来的光芒太过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个世纪。当我们回头看时，只看到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后。于是革新者成为标杆，反古典者成为古典的代言人。19世纪风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历史的屏风。【大都会】19世纪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与古代的真正转折。“现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的就是19世纪。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转折的世纪。大航海从15世纪开始，金钱经济16世纪兴盛，殖民地17世纪打得热闹，民主政治18世纪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并没有进入由工作与购物所组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将以往这些变革汇集到一起之后，世界才有了彻底的转变。商品和大都会完成了这最后的一步。商品，哦，那琳琅满目的商品！19世纪是人开始相互依赖的世纪，没有人能独自生活，如果不购物，人们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为索求的摇篮。商店开始充满街头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着购物的人们，用重复劳作一天所得的硬币换衣服和面包。人们开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馆、酒吧、舞厅和剧院，人们劳作之后并不在炉火边围坐，开始到街上到咖啡馆快活。一切都有了价格，谁的衣服优美不再取决于母亲，手里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礼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轮渡载满货物。人们到公司找工作，为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锻造自己永远用不到的零件。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大都会。19世纪见证了大都会的诞生，人们进入工业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袭，不再有贡赋，人们用金钱支付所有服务。雇主与雇员算得清楚，陌生人与陌生人在商场的转角擦肩而过。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没的地方。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体面绅士，他们赌马谈政治，做债券投机，左右商业，认为没有工作的都是懒汉。工厂老板在轰鸣的车间跺着脚喊加快。经纪人开始出现，他们转着眼珠拉拢机会，像给抛媚眼的美女寻找客人。流浪艺术家开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时代的主人，是新的贵族，精神贵族。孩子为硬币工作。女人开始走出深闺，展示华丽衣服，在香榭丽舍大街一掷千金，顶着树荫走模特步子。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恶之花》，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沙龙的涌动和沸腾】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馆，可以看到19世纪的变迁。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拉斯兄弟之誓》诞生于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间，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静而有序的构图，肌肉的线条和人的优雅，充满希腊式美感。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则是震撼人心的动感之作，它描画了当时著名的一场海难，与古典作品不同，它的画面要营造的不是静美，而是狂乱，人在狂乱的死亡中斗争。已经破损成碎片的船一端翘起，一端被浪花淹没，死人苍白的尸体和活人幸存的斗志交缠在一起，海水仿佛要冲破巨幅画面。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更是名满天下，它将革命的场景描绘得阴沉、混乱，却激动人心。女人的乳房在风中袒露，比自由女神更为血肉鲜活，作为主角的革命者是歪戴着帽子的贫穷小孩，在呐喊中将革命的席卷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丁之舟》发生在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之时，黑暗不祥的天空，脚下死去的人们，画面中的紧张让人进入探索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安格尔柔美的学院派、库尔贝尖锐的写实主义。也许这些画称不上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它们绝对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代表。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他与安格尔的差别成为法国艺术变迁的重要一步。对19世纪沙龙与艺术家生活的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写作的新风尚。他摒弃了之前作家侃侃而谈、不断议论的传统，用客观细节书写情节。他写了漂流在巴黎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漫无目的的大学生，抱着缥缈幻想的写作者，中产书商的保守的太太，轻浮有钱人的快乐的情妇。他将革命年代的动荡局势、巴黎风情、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态、蓬勃而躁动的心灵都纳入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人在巴黎街头游荡，波西米亚艺术家贫穷而欢乐，新兴富人在政府中野心勃勃。这是将革命还原的写作，既不美化其中的混乱，也不丑化其中的激情。19世纪的巴黎正在经历这样的洗礼。轻浮，而令人兴奋。人们对未来并不确定，跃跃欲试的表现，活跃而躁动的心。人人都渴望变化，街头就是舞台。沙龙里辩论新主义，社会风气在享乐里摇摆，城市里漂流的人们动荡不安。人人希望平等，也希望出人头地。有人投机，有人穷困潦倒。国外的局势在巴黎的控制之外风云变幻。这种状态的结果是累积的爆发，无处投放的激情化为一片混战革命——1848年革命。【革命与艺术家】1848年革命是重要而独特的革命。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的火焰一直烧遍了整个欧洲，从法国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革命或许是最难以分清敌我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进去，在法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七月王朝”不满，然而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拿破仑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在这混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的对手，也没有确定的盟友，恐怕唯一确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希望世界动荡重建的激动的情绪。法国在整个19世纪经历起起伏伏。与英国坚定不移的君主立宪和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国在一百年间没找到让自身安定下来的政治方式。拿破仑在1810年称霸欧洲，将重要的旧日王族全部推翻，又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确立自己在民众与贵族中的双重地位。但这顶峰没有持续下去。随着进攻俄罗斯的失败，拿破仑的事业也走向转折。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的霸业，留下空白的法国，在大革命和帝国的双重倒台之后，还给国王。国王路易十八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主权地位，让议会成为咨询机构，让宪法成为国王对臣民的赠礼。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更为保守，很多政策试图回到大革命之前的状态。1830年，当出版管制和解散议会的决定彻底引起不满，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利普上台，开始了较为自由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自由领导人民》画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的场景。暂时的稳定到了1848年又被击垮。路易·菲利普的平民国王领导路线虽然相对前朝温和，却在很多人眼中既无勇毅，又不够自由。1848年是多重不满的交锋。首相基佐支持资本家和政府投资，借债过多，贪污丑闻不断。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对此听之任之，令中产阶级和自由派大为不满。与此同时，新的工厂和流水线造成大量的贫困工人，却不能提供足够保障，使得社会主义者兴起，对政府不满。天主教会不满意国王对资本家的绥靖，拿破仑主义者则不满国王对外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国内积贫，国外软弱，任何政府走到这时，就已经无法让任何人满意。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是多重混战的革命。《情感教育》清楚地描写了人们当时的激情和目的不明。队伍集结了，但在行进的过程中轻易转变方向。革命出人意料的顺利，3天迫使政府下台，但整整一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替代政府形式。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各方势力的角逐僵持不下，很长时间没能选出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保皇派、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各自争取。马克思在这期间在巴黎度过最重要的时光，《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和巴黎发表，从此改变世界。最终，拿破仑的侄子，保守的路易·波拿巴在12月被选为总统，4年后称帝，革命又一次回到帝国。1848年革命的火焰向东传播，在整个中欧引起变革。动荡的年代是艺术家的年代。19世纪40年代，政治天才匮乏，艺术天才却令人惊异地集中出现。天才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超过之前之后多年的总和。他们的光辉不但没有相互遮掩，反而相互点亮，连成一片耀眼的光芒。在这10年中，雨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在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的浪漫主义宣言，在1831年发表《巴黎圣母院》，184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同时逐渐步入革命浪潮；巴尔扎克正在他写作的巅峰，在他人生这最后10年，他写出《人间喜剧》中最经典的篇章：《幻灭》、《农民》与《贝姨》。大仲马受到所有人的喜爱，1844年至1845年，他写出了传奇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在1848年写下《茶花女》，这故事如此美丽，让后人流下了无数眼泪。1842年，司汤达过世，留下杰出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现实主义留给朋友梅里美，梅里美写出《卡门》，后人比才据此谱写歌剧，两个法国人让热情的西班牙姑娘名垂青史。女作家乔治·桑也在此时给出自己的代表作《康素爱萝》与《魔沼》。乔治·桑，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在家中曾宴请当时几乎所有知名艺术家，她以个性出名，她抽烟，穿男人衣服，与缪塞和肖邦都有浪漫的故事。肖邦的祖国是波兰，可是生平最重要的创作时光属于巴黎，他在巴黎住了17年，直到1849年去世。他与乔治·桑同居十余年，与李斯特、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和海涅交往甚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写下大量钢琴曲、协奏曲和著名的波兰舞曲《英雄》，将他的爱情和思乡刻进忧伤的旋律。李斯特是肖邦的引介人，他比肖邦更早到巴黎，与柏辽兹成为朋友，以华丽技巧闻名于世。柏辽兹是法国音乐的骄傲，他戏剧性的风格、幻想的力量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天空。浪漫主义是时代的主题。斯塔尔夫人是将德国浪漫精神介绍到法国的人。海涅的《浪漫派》写下朴素的呼声。他说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事物，而浪漫主义艺术利用譬喻暗示无限事物。这个最纯真的德国诗人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的浪漫和自由精神，他对德国中世纪诗歌的发现，都给巴黎和后来的德国精神带来重要启迪。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马克思1943年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巴黎，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虽然在1848年革命之后四散东西，放逐、死亡或移居，但在那之前短短的20年间，他们在这小小的城市创造了足以傲然千年的一切。19世纪的巴黎是浪漫主义的巴黎。古典主义的理想成为太过静态的保守。理性的年代优雅安详，随着启蒙遍及欧洲，一切都能找到理智的秩序和普遍规律，然而启蒙时代过去了，从18世纪末尾开始，人们开始被一种强大的狂野的热情席卷，这种热情从德国出发，逐渐弥漫到整个欧洲。它崇尚不顾一切的牺牲、悲剧性，甚至是毁灭的激情。它不在乎规律，而在乎情感对束缚的挣脱。它与革命并行，却又超脱于革命的得失，成为追求神秘宇宙的超脱想象。它一方面纯真而甜美，另一方面又沉浸于混乱与残酷，它接受一切，唯独不接受服从的秩序。这种普遍精神从施莱格尔兄弟、歌德与席勒的诗歌开始，由贝多芬发扬光大，最后随着7月与2月的两场革命，在巴黎落地开花了。浪漫主义强调的一切：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世界、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对信念的献身，成就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巴黎。巴黎热爱浪漫主义，它容纳如此多的浪漫主义艺术。它因此成为世界中心，不因财富，不因战功，只因绝无仅有的艺术。是艺术家成就了巴黎。他们见证了时代的狂热与动荡，他们来自革命，却远远超越革命。革命留下的果实很少。只有巴士底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献给革命的年代。革命将罗浮宫外的杜伊勒里宫一把火夷为平地，只留一片空寂的花园——杜伊勒里花园。革命让巴黎成为巷战的舞台。现在安宁精致、布满高档商店的小街，在革命中都是街垒的所在地。在雕花大理石墙壁下，沸腾的人群相互投掷。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可以读到对1830年革命期间巷战的描述，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巴黎的精致大不相同。革命的破坏常大于创造。但艺术的精神拯救了这破坏的力量，从荒芜的泥土中拔地而起。巴黎的政治地位大起大落，但是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一直留存至今。革命并未留下政权，却留下永恒的诗和艺术。今天，我们仍能在先贤祠里凭吊雨果、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的墓冢，这是巴黎的骄傲：一个国家的陵墓不给帝王，而是给作家，这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先贤祠是巴黎最美的建筑之一，它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肃穆高洁，银灰色宏伟的殿堂，高昂的穹顶透入天国的光，大厅宽阔明亮，醒目地树立一尊雕塑，纪念着小王子的作者——世界上最浪漫的飞行家。巴黎保存着多位名人故居。德拉克洛瓦的故居在拉丁区一个小巷子的角落，那里陈列了画家许多珍贵的作品，画面饱满，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狂放的摇曳生姿。印象派大师莫奈故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的一座花园。雨果的故居在孚日广场一角，保存极好，留着18世纪优雅的室内风情，陈列着雨果的塑像和手稿，供游人致以尊敬的遐思。革命的结果最终不是政权稳定，而是文化的遗留。法国由经历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三共和国，在两次大战的更迭之后，走到今天已是第五共和国。所有的政权交替都成为暂时的，只有文化传统成为恒久。咖啡馆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诞生的地方，从伏尔泰时代延续至今。后来的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作家都在巴黎获得灵感。从某种程度上说，1848时代一直延续着，19世纪末德加与莫奈的印象派，20世纪初加缪与萨特的左岸与存在主义，1968年轰轰烈烈的玫瑰革命，都是对1848年那灿烂无匹的艺术时代的遥远凭吊。【旅游指南】推荐景点：1．先贤祠：纯美庄严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前身是圣热纳维耶夫教堂。名字的原意是“万神殿”，地下安放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柏辽兹、居里夫妇等众位名人。大厅有格罗的穹顶壁画，革命者的群像和圣德克苏佩里的纪念雕塑。2．罗浮宫：毋庸置疑是全球最经典的美术馆。规模最大，收集各种经典名画。周五晚和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免费开放，值得多次参观。以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为主，19世纪的法国馆独具特色。奥赛美术馆：以从印象派开始的现代美术杰作为主，是世界上最大的印象派和后现代艺术馆。3．雨果故居：巴黎孚日广场6号，宽敞的公寓，陈列了雨果手稿。德拉克洛瓦故居：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附近的小巷内，收藏了珍贵画作。4．巴士底狱：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的标志，今天已经成为博物馆。阴森厚重有历史感，能见到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囚禁的地方。令人想起狄更斯的《双城记》。5．卡纳瓦博物馆：巴黎历史博物馆，免费参观。展馆很大，极具特色，不仅像普通博物馆展出器物和照片，更多的是实景展示，包括古代桥和建筑上的装饰、壁炉、房间家具，展出了大量19世纪优秀油画，可以充分回顾沙龙时代的蓬勃。6．巴黎大宫、小宫：为1900年世博会筹建，极美的玻璃钢铁拱顶和极美的19世纪油画。推荐阅读：《情感教育》[法]福楼拜（1821～1880）　李健吾译19世纪的法国作家是幸福的，他们能写下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一切风云动荡，一切血与火的升腾，因为切身，所以真实深入。我们的历史总要到下一个朝代再回顾书写，因而总是隔岸观火，凭空猜度。《情感教育》是一本极好的书，尽管在推出的时候不成功，但乔治·桑却断言“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二战之后，人们才逐渐确立其地位。《情感教育》的杰出在于找到最合适而尖锐的切入，成功地描写了那段并不容易描写的历史。福楼拜选择了犹豫而被动的主人公，外省学生，在巴黎漂流，不关心政治，革命中无关痛痒的小角色。这不是他塑造人物的失败，而是在那段洪流般的历史中，这正是人的典型：被推动而不自觉前行。福楼拜既不是理想热血，也不是讥讽嘲笑，他只是用精确描写的细节，将人本身暴露在空中，暴露至褪色。“他们通常是没有怜悯心的。没有打仗的人们直想表白一番。这是一种畏惧的泛滥。大家同时报复了报纸、俱乐部、结队、学说，三个月以来一切气闷的仇恨；虽说胜利了，平等在胜利中露面了，一种牲畜的平等，和流血的卑污同一水准；因为对利益的偏执和对需要的热狂，两者是等同的贵族荒淫无耻，睡帽不比红帽少了丑陋。仿佛来在自然的大倾覆之后，公众的理智混乱了。若干才智之士为之一生痴矣。”《悲惨世界》[法]雨果（1802～1885）　李丹、方于译雨果狂风暴雨般的浪漫主义在《悲惨世界》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曾经评论莎士比亚的杰出在于能写出既伟大又很真实的人物，而这是文艺的最高境界。雨果自己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成功。雨果对革命抱着浪漫而复杂的情感。他的高明就在于既写下革命是伟大的事业，又用最凄美的细致描述了一个跳跃的孩子中枪倒下的场面。“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时刻有着悲剧性的庄严：空中那千万种神秘的爆破声，在看不见的街道上行动着的队伍的声音，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旋，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升起来，到处是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变成呜咽，在这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之中有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人间喜剧》[法]巴尔扎克（1799～1850）　傅雷译巴尔扎克的特点并不是讽刺，尽管我们常常把高老头当作讽刺代表，但巴尔扎克并不是那种冷嘲热讽的作家。他的特点是善良的笑意，是充满笑意的夸张。他笔下的人并不可憎，而是陷入时代洪流、滑稽可叹的小人物。《人间喜剧》是时代风情。女人说啊我希望爱情和富贵，男人说啊我希望荣誉和富贵，他们自以为聪明地作着各种打算，可是又不够聪明到能看清最终的命运。因而幻灭总是主题，奔忙的最后总是一场空。也许这就是喜剧。“但尔维：‘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你啊，你慢慢要领教到这些有趣的玩意儿，我可是要带着太太住到乡下去了，巴黎使我恶心。’”——《夏培上校》《19世纪绘画艺术》[爱]乔治·摩尔（1852～1933）　孙宜学译乔治·摩尔在这本书中从惠勒斯开始写，写到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席里科、米勒、库尔贝，一直到印象派。还写了艺术与组织、与王权、与赞助人和商人关系的讨论。用外人的目光，回顾了19世纪法国艺术的整体。有时候，外人的目光，能比沉浸其中的人拥有更多洞见。“渴望做到完全如实与渴望做到更受人瞩目都不可取，力求最美才是今天我们已所知甚少的唯一信条。“自从主题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艺术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就像主题本身被人感受到的程度一样，艺术就这样衰败了。在过去100年里，画家似乎生活于图书馆，而不是生活于工作室里……画家们似乎除了忽视学习如何画画外，什么都没忽视。”《论美术与美术家》[法]德拉克洛瓦（1798～1863）　平野译德拉克洛瓦是极为杰出的美术评论家。他在这本书中为米开朗琪罗写的传记和评论是众多评论中最打动人心的。他介绍了法国的重要画家，还讨论了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他是一个懂艺术的艺术家，始终关注于人的心灵、精神力量和艺术，也许这也是他的艺术拥有力量的源泉。“很难设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几乎都不了解自己。他们热爱艺术，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他们的尊贵，只是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与许多贵族不一样。荣誉的光辉在太晚的时候，才照到他们的身上，为的是减轻充满困难的生活的痛苦，几乎总是只在艰苦的道路的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见到亮光。“谁有灵魂，谁就能很好地理解美术家的灵魂。”《我看德拉克洛瓦》[法]波德莱尔（1821～1867）　毛燕燕、谢强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极美的诗集，即使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集，也可以说是之一。波德莱尔的才华是寻不着踪迹的才华。波德莱尔崇拜德拉克洛瓦。他为德拉克洛瓦写过评传和辩护文章，他从德拉克洛瓦的激情和色彩中获得许多灵感。他认为雨果是一个技巧很强的艺术家，但只是循规蹈矩的工人，而德拉克洛瓦“偶尔是笨拙的，但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者”。能得到一个知己或许是艺术家最幸运的事。“谁在说浪漫主义，谁就是在说现代艺术，即用艺术囊括的所有方法表现的内心性、精神性、色彩和对无限的向往。“色彩在现代艺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呢？浪漫主义是北方之子，而北方是个色彩家。南方既粗暴又注重实际，北方则痛苦而忧虑。”《巴黎，19世纪的首都》[德]本雅明（1892～1940）　刘北成译实际上，这是一本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文章集。本雅明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正是从波德莱尔、拱廊街、现代和闲逛者开始了自己的哲学。在这篇叫做《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的文章中，他用看似闲散的笔调写了巴黎的种种，也写了那个时代最划一的心灵。“时尚规定了商品拜物教所要求的膜拜仪式。时尚是与有机的生命相对立的。它让生命体屈从于无生命世界。面对生命，它捍卫尸体的权利。这种屈服于无生命世界的色诱的恋物癖是时尚的生命神经。商品崇拜调动起这种恋物癖。“知识分子以闲逛者的身份走进市场，表面上是随便看看，其实是在寻找买主。在这个过渡阶段，知识分子依然有赞助人，但他们已经开始熟悉市场。”柏林·沉默与爆发·公元1889年柏林一直活在沉默里。整个欧洲文明三千余年，文明中心在南方与北方轮转，顶峰一个个交错，只是没有到达德国。强盛的所在在地中海阳光与英吉利海峡间交替，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再回到亚平宁半岛，只是未曾眷顾巴尔干半岛遥远的内陆。柏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德国从来不是翻云覆雨的列强之一。在整整数千年间，德国并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制下有三百余个分立的小国，每片领地属于一个家族，不存在统一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在法国、英国一个个建立起强大的行政国家数百年后，德国仍然处于分散的无力状态。国度的统一要等待时机。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的罗马帝国，1848年革命燃烧到柏林与维也纳，此时建立统一国家的声音已无比强大，但真正的统一仍然需要时间和等待。这种状态仿佛一种长久的饥饿，在无言中等待，无法满足，在等待中为自己自圆其说。德意志情绪和精神已然自发产生，德意志诗歌和艺术也被哲学家论述，可是德意志国度仍未建立。德意志英雄们似乎要继续等待一个世纪，才能获得与其他国度同样爆发的机会。这种等待在迫切中发酵，酝酿成苦涩而猛烈的共同情绪。德国终于等来了一曲悲剧的史诗。【铁血俾斯麦之力】德国的历史并不长。这不是说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长，而是说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中欧土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悠久，据考证，古希腊的很多部族就是从巴尔干半岛迁徙而去的日耳曼种族，他们属于印欧人种，万年前生活在欧亚大陆交界，欧洲和印度北部的很多民族都是这些古人的后裔。古罗马的覆灭也源于大规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这是史上第二次印欧民族大迁徙。但是这样悠久的民族文明并没有形成同样悠久的民族国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之前从未统一成国家。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莱茵森林整个封建时代都处于不同诸侯国的统治下。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波西米亚，以及无数细小得数不清的国度。神圣的罗马帝国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松散的战略联盟，皇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势力，也不能插手诸侯内部的王国事宜。最强大的诸侯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奥地利由哈布斯堡家族统帅，靠婚姻继承了大半个欧洲，与其说他们是日耳曼国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哈布斯堡国度的一部分。能统领德意志的只有普鲁士。普鲁士在19世纪中叶变成欧洲的重要力量。在19世纪初，它还缺乏足够的对外能力，1806年，在法军的攻击中迅速臣服于拿破仑脚下，人们几乎是开门迎接这位辉煌的法国人。10年之后，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普鲁士军队和英军联手，在滑铁卢给拿破仑致命的打击。在战后签订的维也纳协议中，普鲁士扩大了疆土，它在欧洲的地位才日益变得关键起来。它的位置在欧洲大陆中央。一面与法国接壤，成为欧洲反法主战场，另一面与东欧诸国接壤，直接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战略位置直到20世纪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