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选择好了的人物置于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中，其中人物所有一切特性都能施展出来，人类心灵的深处都能揭露出来而在非常的、充满意义的情节中变为看得见的东西。“无论是从效果还是从写作的困难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这种最高成就以表现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而这有重要的暗示在，即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本质。”《悲剧的诞生》[德]尼采（1844～1900） 周国平译这本书实在太出名，出名到我几乎不用去介绍。它是尼采早期的作品，给了尼采名声，也奠定了他后来的方向。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德国文化中的绽放也许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使然。尼采细致区分的太阳神和酒神的精神差异，实际上是创作和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雕塑家一般的静观，一种是音乐家一般的沉醉。悲剧的杰出在于二者的统一，而我们的渺小在于二者皆不能。尼采不喜欢苏格拉底，而只有读了悲剧，才会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存在才是这部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场合，他才像神仙故事所讲的魔画，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兼演员又是观众。“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雅典·民主·公元前387年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在前后相继的两段时间，它有不同意义的两种身份。这不是唯一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在这一路上，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荣耀与悲伤。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尼采并不喜欢这种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也有一种掌握知识的乐观，尼采相信，“这种乐观成分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它就是哲学。【雅典盛衰】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什么是民主】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理想国》与理想国】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从此，国家就衰落了。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推荐阅读：《法篇》[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王晓朝译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 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文·冇·人·冇·书·冇·屋←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古代城邦》[法]库朗热（1830～1889） 谭立铸译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作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信仰。“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罗马·共和·公元前44年罗马。终于要到罗马了，世界上唯一的王者之都。罗马。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强大的气息微微震颤在空气中。罗马等于世界中心。至少在欧洲一千年的时间中，这个断语是有效的。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只有一段时间整个东西方世界同时进入一统天下的局面，那就是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时代。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至公元395年分裂，汉帝国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这两个帝国有太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从战乱中走来，都幅员辽阔，都为后世开创了制度与法律典范。罗马帝国先是赢得了与迦太基的艰苦斗争，又征服了高卢和安达卢西亚；汉帝国从推翻秦帝国开始，然后经历了曲折的楚汉相争。战争赋予它们力量。两个帝国均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控制，帝王传承体制，法律和行政执行体系。这是它们远隔万里的默契之处。它们的贸易触角曾接近过对方的边缘。尽管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两个帝国却在历史的图景中获得相当接近的面容。然而，这种接近只是帝国时代的短暂一瞬。这一瞬的接近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它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历史过程，达到的是同样的历史状态。可实际上不是。两个帝国在之前和之后的走向都相差甚远，内在的逻辑迥然不同。这一瞬就像X的结点，既是最大的相似，又是最大的不同。罗马帝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无冕之王恺撒】我们的故事从一个人开始。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结束了对埃及的战役和对国内竞争对手庞培的最后战役，胜利回国，成为最高执政官。他驾着马车进入城市，受到掌声、鲜花与追捧，受到人们的追逐。人们竞相给他戴上王冠，他三次伸出手加以推却。人们爱恺撒。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他出生入死，终于将自己艰苦的戎马生涯推到辉煌的顶峰。恺撒理应对这一切心潮澎湃。他早年的奋斗并不算顺利，他出身很好，父母都出身贵族，但很小的时候，显赫的姑父马略就去世，恺撒得罪了新任的独裁官苏拉，流亡国外。他曾经做过多种职务，参加过数次小型战斗，甚至被海盗俘虏，浮浮沉沉很多年，才获得市政官和大法官的职位。他的成功从西班牙开始，他发动安达卢西亚战争，取胜之后获得国内的三个统治地位之一。他随后开始著名的高卢战争，将整个欧洲北部变成一个行省，他打到过伦敦，也第一个攻击过日耳曼，他战胜了庞培，在各种不利的局面中走上神坛。他靠拼死的战斗和征服阿尔卑斯以北的赫赫战功，走到庞大疆土权力的顶端。恺撒并未满足于此，他想做的仍然更多。此时的他心中仍有无限计划，就像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恺撒也有庞大的蓝图，他计划修建广场、修建穿越欧洲的公路、打通欧洲与非洲的海峡。他没有秦始皇的幸运来完成这一切，他只来得及表明他有这样的打算。他的战役没有结束，他的计划刚刚开始。这一切在3月15日戛然而止。恺撒死去的那一天前夜，据说天有异象，恺撒的妻子梦到不祥的事物，心里充满恐惧。她试图阻止恺撒，不让他出门，他思虑再三，没有听她的劝告，还是去了元老院。他说如果因恐惧而躲在家里，那他就不是恺撒。他穿了袍子，像平常一样跨出门，在元老院门口还向众人打招呼邀酒，一如往常。那是历史凝结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如果恺撒在那一刻没有被刺杀，罗马帝国的历史会怎样改写，世界的历史会怎样改写。元老院位于帕拉丁山脚下，古罗马城区的罗马广场。这是一片包含了多重建筑的区域，既有政治中心元老院和公共集会的大会堂，也有生活场所和神庙。出土的建筑多半已破损，只有墙基和一部分立柱，墙体和房顶大部分已无迹可寻，但仍然可以看见一半尚未损毁的神庙圆顶，雄浑厚重，建筑技巧高超。这一部分广场是在墨索里尼时期挖掘出土的，广场外的大道也被命名为墨索里尼大道。独裁者的战争烟消云散，独裁者的挖掘却永留人间。罗马广场透过尘埃重现世界，这件事本身就足以震动世人。看着今天残破的恺撒广场，心中不免生出感慨。恺撒广场仍未完成，无法从零星的残留推想曾经的蓝图。恺撒最终没有成为帝王，罗马在他之后却成为帝国。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借着为他报仇，成为第一个加冕的帝王。恺撒的刺杀者声称担心恺撒称帝才将他杀死，然而他的后继者正是借着他被杀的契机才真的成为帝王。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你无法知道它是必然如此，还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奥古斯都广场就在恺撒广场的对面，两座广场相对而立。他们的建筑目前都已荡然无存，如同他们的权力。奥古斯都广场的遗留稍多，除了科林斯式的立柱，还有半座神庙的残骸。恺撒广场看上去只剩荒凉。奥古斯都在罗马城北还有一座完好的墓冢，恺撒却已经尸骨无存。两座广场边有两人高大的塑像，也面对面地站着，有几分相似，却又有几分不同。他们是最近的亲人，也是一脉相承的盟友，然而他们之间却隔着共和国与帝国的深渊。罗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它作为共和国开始升起，帝国只是它荣耀的顶峰。帝国是后来两千年欧洲再无任何势力到过的高度。它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在罗马从共和国诞生到帝国覆亡的千余年间，它始终以战斗到死的形象生存在世间。它孕育了世界上最多、最杰出的将领。“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孟德斯鸠如是说。在短短的100年间，罗马送出了西庇阿、马略、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这是一串令每一个时代都战栗的名字。恺撒是这一连串名字中最耀眼的一个，他从未当上皇帝，但他的名字后来却成为帝王的头衔。【七百年共和】恺撒死后，罗马成为帝国。在那之前，它曾有700年共和国的历史。按照罗马的传说和李维编写的《罗马史》，罗马是特洛伊的后代。传说中，特洛伊毁灭之夜的大火没有烧死所有人，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被母亲救出，顺着小船漂流，开始逃亡。他经过迦太基，迦太基的女王黛朵爱上他，想留他在身边，但他知道神谕，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将特洛伊城的命运播种给另一座城，于是忍痛与心爱的女人分开。这离别的一幕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上著名的经典。埃涅阿斯最后到达一片平原，定居下来，他的后人在此繁衍生息，这就是罗马的前身。埃涅阿斯之后，又经过很多世代，城邦逐渐扩大其范围。埃涅阿斯的子孙中有两兄弟，兄长是国王，弟弟后来篡夺了王位，不但将兄长一家杀死，还将兄长的女儿送去做贞女祭司，以防止她生下后代。可是战神马尔斯爱上了她，让她生下两个孩子，名叫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命人将两个婴儿用篮子扔进河里，抛到荒野，神奇的是，两个婴儿如有天佑，被母狼的奶水喂养长大。他们长大后变得强力勇猛，回到城邦煽动公民叛乱，处死了国王，夺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位，又带领跟随他们的队伍，选择了一座小山，建立了新的城市。经过天启和一番争夺，罗慕路斯成为王，新城也依照他的名字命名为罗马。罗慕路斯开创了国度的历史，他为城邦立法，设计新的制度，建立元老院和军团，让一切繁荣。他富有领导力，但也不择手段。因新的罗马城缺少女人，他们就设计邀请邻城萨宾人来参加集会，掠夺萨宾妇女，成为罗马人的妻子，用不够磊落的手段建立了罗马功勋。由此所述，罗马人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的后裔，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这就意味着他们拥有最神圣高贵的血统。这是罗马对自身的神奇追忆，罗慕路斯神庙今天在罗马广场附近还可以见到，而那一只母狼喂养两个小孩的青铜雕塑至今仍是罗马的标志。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记》是讲述埃涅阿斯传奇的最好的诗篇，这是一部传奇史诗，向荷马致敬，同时也有自身特有的浪漫。维吉尔生于公元前70年，曾于罗马学习哲学，在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的那一年，回乡务农写作。维吉尔是用拉丁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是中世纪拉丁语的必修课，14世纪的浪漫诗人但丁就以维吉尔为导师，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李维的《罗马史》是讲述罗马历史并混合了一切传说的经典的史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神话故事，但后世学者还是将其作为最权威的历史资料。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他用严肃的态度讲述了传说，并将传说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赋予传说一种同样严肃的气质。他讲罗慕路斯统治中赋予了公民选举的权利和元老院崇高的地位，奠定了罗马共和的基础，严谨而又平实，但又讲罗慕路斯最后在一场飞沙走石中消失不见，升天而去，似乎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管这些故事真实与否，它们都赋予这座城市一种神奇独特的气息：坚定决绝，狼一般的勇气。罗马是坚韧、顽强、不屈和战斗的城市。从一开始，他们就从不利的地位开始战斗。在希腊的昌盛、亚历山大的横扫和迦太基的强大之下，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他们经历过许多次被敌人侵犯、打败，但没有被征服。他们慢慢地壮大自己。在亚历山大帝国强盛的公元前4世纪，罗马还不发达，在迦太基称霸地中海的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逐渐崛起。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布匿战争，每一次对罗马来说都可谓艰苦卓绝，经历巨大困境。而最后的胜利使得罗马和迦太基地位互换，带来千古差别。第二次布匿战争成就了迦太基的著名将领汉尼拔，也成就了被赞为英明的罗马统帅西庇阿。罗马经历过多场失败，但他们强大的秘诀就在于永不认输。当敌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从来不求和。按照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话：“当他们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元老院是罗马的灵魂。罗马有执政官，但不是执政官一人统领天下。元老院是贵族，是受人尊敬的长老，他们和执政官联合执政，决定整个罗马的战略、战术和法律。执政官定期选举，元老院相对稳定。执政官代表崛起的当下，元老因与战斗和血统相连，代表相对固定的传统。罗马人称此为共和，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定义，民主与贵族制的混合即为共和。这与今天的国家非常相像。西塞罗的《论国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他借着假托的理想君主西庇阿之口，讨论了民主和贵族制度各自的优点和危害。罗马人对此有着清醒的理解和选择，在民主与贵族之间寻求平衡。共和是罗马早期坚持的一贯原则。罗马人没有帝王，执政官不停更换。罗马人在那时就相信，一个共和国比一个帝国更能让自身保持纯洁和正义。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恺撒的刺杀者何以可能抱着非个人的目的对一位杰出的领袖作此选择。他们明确地排斥个人称帝，不愿一个人的自由凌驾众人的自由。李维曾经在回顾中这样表达他对共和国的骄傲：“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或更多样的范例；也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的道路，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他在晚年见到了荣耀带来的转变：“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帝国给了帝王纵欲的机会。在罗马的历史中，不时能看到执政官和元老各自为了自己的地位私下打算——在分配战利品时的口是心非，在确定独裁权力时的争执，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对的平衡。元老院曾保持着罗马的精神。在今天的罗马广场和背后的坎皮多里奥山上，仍然能看到两千年前罗马元老院的痕迹。红色的石头走廊粗重高昂，向下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广场。议院下方空场就是恺撒被杀的地方，阳光普照大地，苍翠的碧草与碎石共生。元老院宫殿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是罗马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已经经过重建，室内画有罗马故事的壁画，陈列着古代的雕塑和著名油画，广场保持了文艺复兴之后的风格，宽阔的台阶是米开朗琪罗亲手设计。古罗马的式样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只在面对罗马广场的一面保留着原初的样貌。在这一面，似乎还能感受到一丝古老的雄浑。幽深的走廊，巨大的深红色石雕，厚重得难以想象的石壁，森严的穹隆下仿佛还萦绕着怒不可遏的沉声呐喊。【帝国的血与沙】恺撒和庞培是共和国最后两个竞争者。恺撒死后，几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融战争、阴谋与爱情于一身，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传奇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恺撒在征服埃及时，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坠入爱河，生过一个孩子，在恺撒死后，他生前最亲近的副官安东尼又与克里奥佩特拉相恋。安东尼为恺撒报仇，登上了权力高峰，却在关键战役中被奥古斯都打败。传说中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与奥古斯都在海上会战，不知什么缘故，克里奥佩特拉率领战船调头离去，安东尼亦无心恋战，紧随爱人而去，一场大战不战自溃。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随后一同自杀身亡，而奥古斯都战胜一切对手，登顶帝位，罗马进入独裁的世界。有历史学家曾经研究过，如果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低上几分，不那么美丽，不知历史最终会有怎样的转向。这是历史转折留给后人的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战船消失在海底，爱情成为谈资，让人忽略社会变迁的逻辑。罗马走入了新的时期。奥古斯都，或者称他的原名屋大维，终于在百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捕之后成为唯一的赢家。奥古斯都是他的称号，与神同荣光，元老院授予他这个称号，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唯一的王者。他统治了40年，死后传位于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罗马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四个漫长的世纪。此时的罗马再不是汹涌活跃的舞台。这不是说他们失去力量，恰恰相反，帝王战功辉煌，至少在第一个百年中，不断扩大着罗马的疆域。尼禄、提图斯、图拉真、哈德良、奥勒留，每一个都既是皇帝，又是将军。罗马失去的活力不是战功，而是强大的心灵。帝国让人进入恐惧与服从。皇帝的称呼是第一公民，但这只是称呼而已，他们仍然是皇帝。皇帝总是争议非常的，他们个性各有不同，但手中都有无上权力。帝国并不是全无好处，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促进了建设，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早期，文学艺术和史学也都有着良好的发展。然而帝国的问题在于无法保证每一位独裁者都开明仁厚，当残暴的镇压出现，哪怕只一次，其留下的创伤和反抗的记忆是永恒的，如果反复上演，久而久之，民众的心中就只剩下两种情感：恐惧或者对抗。这两种情感都不是活跃和繁荣，到这种时候，以强大的心灵组成的国度就再也不可得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各式各样的。尼禄是最著名的暴君，最为残酷，也最为奢靡，然而他极端热爱艺术、热爱戏剧。他修建了大剧院，亲自上台演出，某段时间完全沉湎其中。哈德良多才多艺，重视教育。而卡里古拉登基时慷慨坦荡，在至亲的姐妹去世后却变得荒淫残酷。图拉真帮助穷人改善生活，但是对外征服了最广大的土壤。提图斯劫掠了耶路撒冷，火烧了神庙。提比略统治时处死了耶稣。这些好与恶、杰出与暴虐的交融，让后人对罗马帝国毁誉参半，情感复杂。马可·奥勒留是最独特的一位皇帝，他不仅仅是一位留下善名的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写出了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著作——《沉思录》，这本书读来十分安静沉和，几乎不像是一位善征战的皇帝所写。斯多葛哲学是在罗马帝国中期流行并发展的一个流派，它讲天，讲宇宙宏观的整体命运，讲人和这宇宙整体的统一，如果静心观之，接受到来的命运起伏，那么内心将获得超脱困扰的安宁。这与道家哲学多少有相似的地方。奥勒留的书充满劝诫，劝人沉静处事，接受生命的各种变化。比起称王，奥勒留更愿意哲思隐居。他写道：“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指引呢？唯有哲学。”所有这些皇帝都给后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记忆。直到今天，人们一面赞颂罗马帝国时期的丰富成就，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其暴虐和僵化嗤之以鼻。这些特征统一在同一个国度，难以衡量。可以确定的是，罗马在共和时代千辛万苦缔造下的让英雄出世的制度，到了帝国时代已消失不存。孟德斯鸠曾大力赞扬共和国的制度：“起初，是共和国的首脑们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而到了帝国时代，政治舞台变得更像是一座舞台，金碧辉煌，却没有人声。今天，在罗马保留的大大小小帝国时代的建筑和遗址处，我们仍然能感到帝国的呼吸。提图斯凯旋门上雕刻着提图斯镇压犹太人的事迹。图拉真广场的图拉真柱上，可以看到皇帝征服疆域的战役浮雕，浮雕如毛毯一圈一圈环绕而上，通向天空，雕刻精细，混合着美与残酷。君士坦丁凯旋门最为伟岸，刻着君士坦丁皇帝一生的功绩。每一处纪念，都是战争胜利的纪念，那是罗马的辉煌，也是罗马对世界的屠戮。方尖碑在城中各个角落伫立，记载着埃及的古老和沦为行省的凄凉。罗马的建筑技术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达到的高度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才能重新达到。他们运用巨大石块的能力，他们对复杂结构的把握，他们融合艺术雕刻与实用的能力，都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罗马人开创了建造拱顶的技术，最杰出的万神殿拱顶是完美的半球，只有天顶洒下一道阳光。他们用高架桥输水，跨越数公里的巨大工程屹立到今天。他们发展了古典的建筑技术，在斗兽场三层能看到三种最经典的石柱环绕。罗马人对自己的城市付出了超过百分之百的热情。每一位皇帝都画下自己的规划，建筑自己的城市。罗马是一座享乐的城市，其繁华和纵欲甚至超越今天的都市。罗马人爱看戏，在今天的古罗马剧院，绕着荒废的外墙行走，我们仍然感觉到恢弘的戏剧之音在空中萦绕。罗马人喜爱浴场，传说中罗马浴场有一整套输水排水的建筑设计，卡拉卡拉大浴场仍然可以参观。罗马人喜爱斗兽，喜爱在公共会堂集会，喜爱围绕辉煌的神庙迷狂酒醉，载歌载舞。这些建筑的厚重和雄壮使得它们超出了单纯的娱乐，成为带着强烈气息的时间的陵墓。在这些建筑间游走，似乎仍能感到那种强大的气息，如同萦绕而久久不散的大笑。【莎翁笔下的壮美恺撒】对恺撒之死最动人心魄的描写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尤里乌斯·恺撒》。莎士比亚让每个人物道出理由——理直气壮却似是而非的理由。人物的两面性和感染力都在台词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恺撒的担忧试图用豪言掩盖，布鲁图斯的私心与宏伟的理由交缠，安东尼的真挚伴随着冷酷无情。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斯最为多层，他并不是伪君子，但也不像他所讲的那样无私正直，他的很多无意识的透露，给他的动机蒙上复杂的阴影。恺撒死后，布鲁图斯与安东尼分别向民众发表演说，这是最著名的一场演说的逆转。布鲁图斯首先讲出最经典的理由：“并不是我不爱恺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们宁愿让恺撒活在世上，大家做奴隶而死呢，还是让恺撒死去，大家做自由人而生？我用眼泪报答他的友谊，用喜悦庆祝他的幸运，用尊敬崇仰他的勇敢，用死亡惩戒他的野心。”安东尼没有这样宏大的视角，但他却抓住心灵的部分，先替恺撒辩护，再转向布鲁图斯：“你们知道，布鲁图斯是恺撒心目中的天使，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恺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因为当尊贵的恺撒看见他行刺的时候，负心，这一柄比叛徒的武器更锋锐的利剑，就一直刺进了他的心脏，那时候他的伟大的心就碎裂了；他的脸给他的外套蒙着，他的血不停地流着，就在庞贝像座之下，伟大的恺撒倒下了。”在情感的力量打动人心之后，他念出恺撒的遗嘱：将家产和花园分给每个罗马公民。这彻底击倒了罗马人的情绪，民众在支持了刺杀者仅仅片刻之后，就完全倒戈，认恺撒为英雄。所有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变性都留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这是对历史最丰满的记录，因其丰满，从而比任何赞颂和反对都更为深刻。莎士比亚的故事来源是古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的《恺撒传》。《恺撒传》是普鲁塔克巨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一篇，莎士比亚的整个故事框架都来源于此。普鲁塔克是古典时期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文笔朴素而宽广，深深打动后人。他的辽阔意象、清朗内心和公共精神都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普及甚远。他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普鲁塔克笔下的恺撒有丰富的性格。他在读亚历山大传记时流泪。他与士兵同饮同睡，起居简单。他亲自营救他的士兵，他的士兵因此愿意为他而死。他审时度势，冷酷对待竞争对手。他征服了整片高卢，带兵渡过莱茵河、英吉利海峡。他的敌人把从他那里缴获的短剑悬挂出来，他看后只是一笑。他最后成为国家的威胁，可在他最后一战之前，他也只是边境的将领，孤独地走出营帐，对未卜的战事在黑暗中犹疑，直至踏过河流。普鲁塔克无疑在恺撒身上看到慷慨宏大的一面，而他的寥寥数语也总让人感觉到这一面。也正因此他才写作：“这就是研究历史所特有的益处和成效：你能在历史真相的光华中看到各类型的例证。从其中，你可以为自己和祖国选择应该效仿的榜样。”恺撒的宽广留在普鲁塔克的宽广中，作家的写作成为真正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留下伟大人物朴素的生平，他将他的视野写进他们的视野。当千万人无意中上演的剧目留下狼藉的现场，在时间的舞台上，只有史家为他们谱写而成的剧本。书写者选择历史要留下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选择历史。普鲁塔克的写作为后世留下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罗马的建筑，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罗马帝国的灿烂直到今天都清晰可见。雄伟庞然的万神殿、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完美构造的穹顶、环绕城市的市政设施、成熟精美的雕塑。这些是人一生一定要目睹的几处遗迹之一，它们也许不是最美的，但一定是风中最壮观的人类传奇。中华帝国有一统的中心，汉朝之前有，汉朝之后也有。但欧洲不是，从始至终真正称得上帝国的只有罗马帝国，算得上欧洲首都的也只有罗马。即使在整个欧洲史上只取一个点，无论如何也有罗马存在。【旅游指南】交通方式：罗马交通四通八达，航线众多，意大利国内铁路便宜而舒适。在城市里可以买地铁日票、三日票，也可以买包含市内交通和部分著名景点的通票罗马pass。推荐景点：古罗马遗迹1．罗马广场：最著名的遗迹和建筑群，包括寺庙、公共会堂、演讲台和三座著名凯旋门等，是了解古罗马政治生活的最好所在。广场是恺撒遇刺之所。毗邻罗马的标志性建筑——古罗马斗兽场。2．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罗马广场附近相对的两片废墟，与罗马广场相比，遗留建筑少得多，但因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值得一看。广场附近有恺撒、奥古斯都和密涅瓦雕塑。3．坎皮多里奥山：罗马广场背后高耸的小山，也是古罗马人发源的山坡之一。古罗马时代是元老院所在地，现在仍然可以参观元老院最初的宏伟样貌。山上有朱庇特神庙，16世纪，米开朗琪罗设计了市政厅和漂亮的台阶。现在是帕莱佐元老院档案馆、坎皮多里奥美术馆和博物馆，展出精美的古罗马雕塑和绘画，非常值得参观。4．图拉真广场：著名的图拉真柱，螺旋上升的征战的浮雕，在美术史上地位显赫。5．马尔塞罗剧院遗址：坎皮多里奥山西侧，接近马戏场与卡拉卡拉大浴场，曾经是古罗马的犹太人聚集地。剧院的弧形设计和宏伟的立柱仍然保留。6．万神殿：罗马拱顶最好的诠释，历经两千年仍然完好。在基督化过程中，古罗马众神的塑像已经被基督圣徒所取代，但仍能从神龛和拱顶透入的天光感受古代的雄壮气势。推荐阅读：《建城以来史》[古罗马]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前17年） 穆启乐译李维的《建成以来史》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很薄的小册子，简洁的记述，传奇的叙述方式。它是后人引述罗马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时常发现各种书籍给出的罗马历史大同小异，而源头都是李维的记述。李维从特洛伊的陷落和埃涅阿斯的漂流开始写，写到埃涅阿斯的十五代子孙——罗慕路斯。从罗慕路斯兄弟的神奇漂流，又写到罗马城的建立、抢夺萨宾女人、十人团和“王缺期”，每一处都既是历史，又是神话。“创下这些不朽的业绩后，当他在卡普拉沼泽附近的空地举行集会以便阅兵时，一场暴风雨伴着震响和雷鸣骤然升腾，以如此浓重的云雾遮盖了王，致使他的身影从集会上消失了；自那时起，罗慕路斯即不在世上。”《希腊罗马名人传》[古罗马]普鲁塔克（46～120） 席代岳译据说有人问17世纪古典学者西奥多·加札，假如学术典籍面临灾难，而他只能保留一位作家的著作，那么他将保留谁的呢？回答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是类似于《史记》一样的经典著作，曾经给无数后来的学者鼓舞和启迪，这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卢梭、孟德斯鸠、彼得拉克、薄伽丘、拉伯雷。普鲁塔克开启的是西方文本传统中对人的记述。普鲁塔克的文笔极好，那种好并不是离我们很远、只能放在历史框架里欣赏的古董的好，而是奇迹般地贴近我们，贴近每一个时代读者的好。他把人放在漫长岁月的框架，眼光很远，但笔下的细节又是最私人、最准确，近在咫尺，犹若真实。普鲁塔克是古罗马少数仍然保有强烈公共和共和精神的学者。他的写作光明、清晰，寥寥数语中打开历史的辽阔。“恺撒陷入沉思，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接近可怕的一步，他为所要冒的巨大危险焦虑不安，放慢了速度……他又用了很长时间与在场的朋友讨论局势，包括阿西尼阿斯在内，想到如果他们过河，则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祸，同时又想到他们将留给子孙后代的威名。最后，在一股激情的推动下，他丢开了一切顾虑，把自己交付给未来，说出了一句冒险一搏的人常说的一句话：‘骰子已经掷下了。’“恺撒赢得的众多胜利并没有使他天生开创霸业的雄心转到他辛劳获得的成就的享受上去。他所感觉到的事实上乃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这是一种在他已经做到的事情和将来想做的事情之间的战斗。”——《恺撒传》“一个人若能驱除统治者性格中的罪恶，或者引导统治者的心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他就可以说是在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哲学工作。”——《古典与共和精神的捍卫》《沉思录》[古罗马]马可·奥勒留（121～180） 何怀宏译《沉思录》在中国的出名有一定偶然性。它是罗马唯一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思想录。他的书写得沉静、内敛，读久了让人也沉静下来。他探讨万事万物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价值、人应有的态度。心灵平静缘于对心灵的坚持。奥勒留是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人物。与斯多葛信仰的自然相比，一切名声与身外之物都转瞬而速朽。“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虽然那已逝去的并不相同，但现在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什么是恶？它是你司空见惯的。在发生一切事情的时候都把这牢记在心：它是你司空见惯的。你将在上上下下一切地方都发现同样的事情，这同样的事物填充了过去时代的历史、中间时代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也充斥着现在的城市和家庭。”米兰·基督·公元387年在罗马斗兽场旁边，伫立着一座最为著名的凯旋门。这是罗马最大、最宏伟、保留最好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高21米，宽25米，浮雕上刻着罗马多个皇帝的功绩，虽然这是罗马建筑艺术衰落时期的产物，其中很多装饰和浮雕是直接从其他建筑上取来，但并不妨碍它恢弘的造型成为凯旋门艺术杰出的代表。任何事物发展到最恢弘的时刻往往是其消亡前的时刻，凯旋门亦不例外。君士坦丁皇帝是罗马最后的功勋。当我们经过了他，也就走向罗马的消亡。这一次的故事就从君士坦丁开始。君士坦丁与他的前人不同，他的功绩主要不是对外的，而是战胜他国内的对手，统一了国度。在他之前，罗马帝国已经受到内部僵化和外部攻击的双重夹击，摇摇欲坠。君士坦丁重新统一了已经分裂的东西部两个帝国，建立了新的首都，给已经走入末日的帝国带来回光返照的余晖。这次的统一延续了83年，从时间上已不算短，但是与曾经稳固的帝国不同，这整整一个世纪都是在争夺帝位的分裂混战和抗击蛮族入侵的艰苦支撑中度过，帝国衰亡已不可避免。或许对整个欧洲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没人会低估这一件事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漩涡中皈依】传说中，君士坦丁是在一个梦中皈依了基督。君士坦丁当时正陷入一场权力的内战。在他之前，罗马被分成东西两个帝国，他的父亲是当时西罗马帝国君主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官，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君士坦丁的父亲成为君主，次年，父亲去世，君士坦丁即位。这引起了帝国多位高级将领的反抗，内战爆发，君士坦丁与对手正面交锋，但他在局势中并不占优势。312年，君士坦丁和他的竞争对手马可森提乌斯在米尔维安大桥爆发决战，决战的形势很危急，决战前夜，君士坦丁在桥边久久徘徊，夜里他梦见画有火红十字架的太阳旗，看见十字架下的军队，听见一个声音说只要他皈依基督，就可以取得胜利。次日，君士坦丁大捷。第二年，他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停止帝国对基督教徒长达数世纪的迫害。《米兰敕令》开头如下：“米兰上上下下一片祥和，我们正孜孜探求实现公众的利益与和平之路，在众多能够为大多数人民造福的道路之中，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调整关于对神崇拜的关系，这样就赋予了基督信徒及其他信徒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天上的神灵可能会得到慰藉，也因此会保佑我们以及生活在我们庇护之下的人们。”这是引起千年风云变幻的隐隐的雷声。在米兰，在大教堂的铜门上，我们能看到君士坦丁一生功绩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拉丁文刻写的《米兰敕令》。君士坦丁大捷的故事已经成为神话般的传奇，有人说他是散步时看到了空中的十字架，有人说他是梦到了十字架，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与基督徒结盟，从而编出了这样一套传奇故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时获得了胜利，而作为回报，给了基督徒盼望已久的自由。这不仅对于米兰和罗马帝国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甚至对于人类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晚年临终的时候，君士坦丁受洗，成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没有人知道君士坦丁究竟是否信仰基督教，一些基督教的辩护者、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不过是一个识时务的政治家，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不仅不信仰基督，还是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一些细节具有暗示的特性，当君士坦丁进入罗马的时候，在手持十字架的同时，还接受了异教徒送给他的神性雕像。这在基督徒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不管事实是如何，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会从一个屡遭迫害的少数人的组织，一跃成为至高无上的团体，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大组织机构。米兰是漩涡中的核心。它在帝国的最后时代成为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之后的狄奥多西大帝在此度过了罗马统一的最后一段时光。米兰不是基督教诞生的地方，也不是基督教最早传播的地方，但它是基督教开始发扬光大的地方。392年，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不仅是皇帝皈依了基督，而且是整个欧洲皈依了基督。狄奥多西大帝是第一位利用权力的教徒，他将之前皇帝的做法调转，对异教徒开始迫害，同样是残杀，对象从基督徒换作了基督徒的反对者。这样的结果获得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帝国对教会低下了头，另一方面是教会对帝国政府低下了头。基督教徒得到了承认，神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而从另一方面讲，教会归附了政府，从而在权力的庇护下获得发展与传播，这使得后期教会和早期迥然不同，变得为权力而权力，为历史深处的悲剧埋下伏笔。米兰由此成为了宗教之都和历史转折。欧洲的历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希腊－罗马传统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另一条是犹太－基督教所代表的中世纪文明，而此时此刻就到了交替的岔口。在今天，即使当Gucci和兰博基尼成为米兰时尚的标志，在米兰仍然可以感受到最深的天主教文化。米兰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丰富美丽。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美的大教堂之一，它始建于1386年，1897年完工，历时5个世纪，经许多代的不断努力，才最终臻于完善，如今是欧洲第三大教堂，拿破仑曾在此加冕。米兰大教堂传统而神圣，至今仍保留着宗教虔敬的习惯，任何参观者都不能裸露过多肌肤。大教堂也是课堂，沿着米兰大教堂外墙走一圈，我们能学到有关天主教的各种知识。一扇铜门画了圣母与耶稣出生的故事，另一扇画了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在正面外墙中部排列的小浮雕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看到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杀死儿子以撒，看到少年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看到上帝向摩西显灵告知神谕。如果目力好，在教堂内部的彩玻璃上也能认出很多神圣的故事。彩玻璃已有500年历史，在阳光下透出感人的光辉。大教堂的雕塑动人心魄。外墙和顶部塔尖上，有至少280尊如真人大小的雕塑，技巧极精妙，仰望异常震撼，让人惊异于他们如何伫立于针尖。每一尊雕塑都栩栩如生，样貌装扮和神态均不相同，或沉静或狰狞，在天空中在云下在阳光里，情感充沛，俯瞰人间。【关于基督，关于信仰】基督教从犹太人的历史中诞生，诞生之后却逐渐与犹太人脱离。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督的影响力并不是由他自己，而是在他死后由连续不断的思想家发扬光大的。《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旧约》从上帝创世纪开始，写到人类的诞生，再写到亚当的每一代子孙的命运。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流亡与回归，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为奴隶。在巴比伦的囚禁中，犹太人开始回顾和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旧约》就是在这些被俘的年间由民族的祭司写下。他们写上帝曾经对他们的眷顾和惩罚，写上帝和他们的领袖摩西所约的律法，写上帝对他们的拣选和未来末日的命运。在这些写作过程中，犹太人获得自我的意识。从世界历史上看，犹太人是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曾被埃及人囚在非洲，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耶路撒冷，又经历自身的分裂，被中东几大强势帝国接连征服。在这样面临消亡的危机中，民族的历史和信仰成为存活的依赖。曾有几个英明的王为民族带来希望的曙光，在《旧约》中，他们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所罗门。亚伯拉罕是大洪水之后民族的首领，经上帝耶和华的测试，认为他足够虔诚，就被赐予为上帝的代理人，带领犹太人到迦南定居。摩西是犹太人被埃及人掳掠之后，带犹太人走出埃及的英雄，受神谕写下上帝十戒的律法。大卫是犹太人黄金时代最大的骄傲，他带领犹太人夺下了耶路撒冷，建为以色列都城，迁来神的象征之物约柜。所罗门是大卫之后智慧的贤王，以武功扩大版图，设立行政区，使国家发达，并写下《旧约》中的《诗篇》和《箴言》。这是犹太人仅有的幸福记忆。除了这几位英明的王，犹太人的历史多为苦难的回忆。所罗门王死后，王国即分裂，之后更遭到覆灭与劫夺。《旧约》写下这一切，并写下对未来的希望。犹太人等待弥赛亚，在希伯来文中，这是涂膏者，也就是王的意思。按照他们与上帝的约定，他们的虔诚将换来上帝的救主的到来。一个民族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解释自己的苦难，犹太民族的选择是未来的等待。这种等待是岁月里的核心，使犹太民族有了一种独特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和坚韧熬过一切苦难的耐心。若不理解这种等待，就不能理解20世纪戏剧《等待戈多》中苦涩的深意。《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圣经，而《新约》专属于基督教。《新约》与《旧约》的区别在于《新约》讲述的不是上帝自身的教训，而是上帝之子的教训。基督教徒相信上帝应许犹太人的弥赛亚已经到来过了，他就是耶稣，一个木匠之子，虽然犹太教自身并不这样认为。《新约》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到来是对人类的拯救，他的死亡是以自身的血肉作为牺牲，洗刷人类的罪恶。基督是救主，源自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中的弥赛亚等同。按照《新约》福音书，耶稣出生在拿撒勒一个犹太家庭，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童贞怀孕，上帝派大天使加百列告诉她，她将蒙神恩生子，可以起名叫耶稣。按照公元纪年定义，耶稣出生应为公元元年，然而据现代考证，耶稣出生在公元前4年左右，因为圣经中记载了当时的希律王屠杀婴儿，然而希律王在公元前4年已经去世。福音书中说，正是因为耶稣的诞生，天显星象，以至于东方三位饱学的博士来到拿撒勒，要寻找天象所示的王者。希律王极度恐慌，下令杀死所有婴儿，于是耶稣的父母带着他逃往埃及。回到故乡后，耶稣长到30岁，到河水中受洗，有圣灵降到身上，有声音说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从此开始以神之子的身份传道，一直到33岁死去。耶稣的话语很独特，反对固守律条、坚持神本身，宽恕通常所称的罪人，与传统犹太教观念相悖，遭到犹太长老愤恨。耶稣生前门徒众多，他在其中选择了十二人作为使徒，其中有渔夫、税吏和耶稣的兄弟。这十二人一直跟着耶稣，直到他死亡。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圣经中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福音书只写到召唤的过程，例如耶稣走到海边，看到弟兄二人，西门和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十二人是耶稣事迹和语录的见证人，耶稣给他们讲比喻，对其中三人展现神的形象，在临死前带他们来到作最后祷告的客西马尼。耶稣被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出卖。按圣经的说法，耶稣的做法惹恼了犹太祭司，他称自己为上帝之子的言论也被认为亵渎僭越，祭司希望能处死他，因而高额悬赏，悬赏耶稣的信息，犹大为了银币而将耶稣出卖。耶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在逾越节前夜，他和门徒晚餐。按照习俗，逾越节时犹太人要准备丰盛的筵席，宰杀羔羊，敬献上帝。在这最后的晚餐上，他曾向众人预言自己被出卖，让众人去猜是谁。他还预见到另一位门徒彼得在自己被捕后，将三次因为害怕而拒绝承认认识他，预言应验后，彼得流下眼泪。最后的晚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顿晚餐，筵席间的场景可以在达·芬奇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中见到，这幅画绘在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的墙上，虽然已经褪色，但还是能看得到其中优美丰富的大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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