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革新 (易中天中华史 17)-2

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碑文，后人也记载不一。就连有没有这块碑，也都成问题。但，赵匡胤“祖宗家法”的真实性，应该无可置疑。因为北宋的皇帝都基本上做到了保全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两条，太祖有此家法更是两宋朝野的共识。因此即便有皇帝想杀人，也会受到抵制。　　比如宋神宗。　　神宗画像选自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轴。　　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为宋英宗长子。神宗年间王安石当权，推行“熙宁变法”，即下卷中华史重点讨论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皇帝，由于年轻气盛而难免冲动。有次因为陕西用兵不利，要杀一个小官。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容易，所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特地向宰相问起：朕昨天批示要杀的人，执行了没有？　　宰相答：正要上奏。　　神宗说：怎么，有疑点吗？　　宰相答：祖宗家法不杀士人，臣不愿陛下破戒。　　神宗沉默良久，然后说：那就脸上刺字，流放。　　这时，站在旁边的中书侍郎章惇（读如敦）说话了。　　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什么意思？　　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让朕快意的事，一件都做不得吗？　　章惇面不改色：如此快意，不做也好。　　神宗只好把一口气咽进肚子里。[17]　　难怪太祖会说：你们以为当皇帝容易呀？[18]　　其实，没有哪个统治者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喜欢随心所欲。能够像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在那个时代就算很不错了。　　不妨再举一例。　　有一次，太祖皇帝在园子里用弹弓打麻雀，一个名叫张霭的监察官员却紧急求见。原本兴致勃勃的太祖，只好放下弹弓接见了他。然而此人说了半天，全都是鸡毛蒜皮。于是皇帝勃然大怒：你说的事有那么急吗？　　张霭说：总比打麻雀急一点。　　太祖气得发抖，拿起斧柄就敲落了张霭两颗牙齿。　　张霭却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牙齿放在袖中。　　太祖冷笑：怎么着，拿去做证据控告朕吗？　　张霭答：告是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在案。　　太祖只好赔礼道歉。[19]　　显然，太祖赵匡胤脾气并不好，自尊心也强，更不认为臣僚可以跟皇帝平等。但是他有追求，希望长治久安；也有敬畏，害怕留下骂名。所以，他比其他军阀头子克制。　　如果不克制呢？就变成五代之后第六代了。　　因此，太祖皇帝能克制就克制，他的臣僚比如赵普也能坚持就坚持。有一次，赵普推荐一个人任某职。申请报告交上去，太祖不批。第二天，又交同一份报告，又不批。到第三天，推荐如故，气得皇帝将奏折撕碎，扔到了地上。　　赵普却面不改色，一片片捡起来。　　过了几天，撕碎的奏折被粘贴完整再次送达御前。　　太祖也只好没了脾气。　　又一次，还是为了任命，皇帝跟宰相顶起来。　　太祖说：朕就不批，你能把我怎么样？　　赵普说：有罪当罚，有功该赏，古今如此。何况刑罚也罢奖赏也好，乃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怎么能以个人好恶来决定贬责和升迁呢？　　太祖大怒，站起来就走。　　赵普则不紧不慢亦步亦趋跟着走。太祖走进宫里，赵普就站在门口，一站就是半天。太祖又只好没了脾气。他派人从宫中传出话来：朕准了，照宰相的意见办。[20]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却恰恰证明，帝王就是帝王，大宋也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赵匡胤的祖宗家法更不具有“宪章”的性质，反倒是专制的铁证。因为这故事和那约法的潜在前提是：皇权无限制。皇帝真要杀人，或者硬不批准某项任命，天下人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忍着。　　赵匡胤，只不过碰巧选择了开明专制。　　同样碰巧的是，他也有人情味。　　说起来赵匡胤也是性情中人。他当了皇帝以后，仍常常到臣僚家里串门。去得多的是赵普家，以至于赵普退朝之后都不敢换衣服。某夜漫天大雪，太祖居然也推门而入。始料未及的赵普刚刚换了便衣，狼狈不堪，皇帝却毫不在意地大喊“嫂子烤肉来吃”，结果是君臣相谈甚欢。[21]　　这样人性化的管理，当然很得人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绘制的《雪夜访普图》表现了“雪夜访普”的历史场景。在这幅图中，赵匡胤和赵普都坐在榻上，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椅子，却并不盛行。此画为绢本设色，纵143.3厘米，横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如此随意，有时也会让臣僚紧张。又一次，太祖突然来到赵普家，只见屋檐下放了许多坛坛罐罐，都是吴越王从杭州送来的。太祖说：海货可是好东西，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赵普跪下来磕头：臣实不知情，否则就奏闻陛下了。　　太祖却哈哈大笑：无妨，尽管拿去用。那些家伙，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在做主呢！[22]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事实上，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而要实现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又首先要限制和分割宰相之权。　　[15]据《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16]此事始见于南宋笔记《避暑漫抄》。此书作者或称陆游，或称叶梦得，或误为叶梦得《避暑录话》。碑文亦见于（明）王夫之《宋论》卷一，但与《避暑漫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处综合两书之说。另，《宋史·曹勋传》等书也有类似说法。不过，学术界也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17]见（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但据《宋史·章惇传》，章惇后来也要杀人，被哲宗皇帝拒绝，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18]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　　[19]见（明）张岱《夜航船》卷六。司马光《涑水记闻》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亦载此事，但未言明当事人是张霭。　　[20]以上见《宋史·赵普传》。　　[21]见《宋史·赵普传》。　　[22]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和《宋史·赵普传》。　　集权　　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矛盾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帝国制度创立之初，统治者或重法术，或贵黄老，都主张君主无为、臣僚执政，因此皇帝和宰相的责权利也很明晰：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天下的统一和主权；宰相是政府首脑，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实际管理国家，并向皇帝负责。相府和皇宫各就各位，不相混淆。[23]　　然而这个制度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能满意，于是用大司马为魁的内朝架空丞相为首的外朝，皇帝实际上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这种做法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执政能力，大权就会落入外戚、权臣甚至宦官手里，汉帝国也最终因此而灭亡。　　隋唐吸取两汉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宰相制度。相权仍然存在，但被分割为决策、审核、执行三个环节，对应地产生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部门。中书门下合为政事堂，称为政府，以取代两汉的相府。政府组成人员是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是宰相。不像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人。　　换言之，汉有国务总理，唐只有国务委员。　　显然，唐代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分割削弱相权，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为了提高效率，尚书省负责人退出政事堂会议，成为纯粹的执行者；中书和门下则合并办公，不再相互制衡。再加上宰相人数没有一定之规，结果就出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大权独揽的局面，安史之乱随之而起。　　结论是：汉制和唐制，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宋，就得改制。　　改制的办法，是横一刀，竖两刀，再补一刀。横一刀就是把宰相分为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其次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都叫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叫宰执。这是唐代没有的。　　竖两刀，就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块。行政权归政事堂，也叫政府、东府。宋代政府在名义上也跟唐代一样，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但门下、尚书两省形同虚设，只有中书省在宫中，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因此叫中堂。后世把相当于宰相的人叫作中堂，来历就在这里。　　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府，实行一省制，缘由也如此。　　掌握军政权的是枢密院，也叫枢府、西府。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副长官叫枢密副使。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而且也是执政，因此又叫枢相。　　政府和枢府，合起来叫“二府”。　　财政权则划归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副长官叫三司副使。三司使的地位比执政略低，权力却不小，号称计相，三司则叫作计省。[24]　　计省、枢府、政府，各司其职；计相、枢相、宰相，互不统属。真正集大权于一身的，只能是皇帝。　　这就叫“二府三司制”。　　然而赵宋皇帝仍不满足，还要再补一刀，也就是让台官和垣官来制约宰相。台官就是监察官员，由于监察机关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所以御史叫台官。同样，由于言谏机关叫谏垣，所以言谏官员叫垣官。合起来，就叫台垣。　　不过，台和垣在唐代是有分工的：垣官劝谏皇帝，台官监察官员。宋代却合为一体，统统用来对付臣僚。言谏监察官员如果上任百日无所弹劾，就要撤职，还要罚款。　　表中横排为大类和具体官职名，竖排为执行机构名。　　这就逼得台官和垣官没事找事，与宰相的关系更是极为紧张。的确，宰相们要办实事，台垣却要找麻烦，岂能不势同水火？显然，如此挑动臣僚斗臣僚，虽能维护皇权，却也后患无穷。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代之所以“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终至“日削以亡”，即始于此。[25]　　可惜折腾完宰相，还要折腾官员。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大名鼎鼎的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就因为有“龙图阁直学士”之职。[26]　　那么，官和差又有什么区别？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所以叫正官、本官、阶官、寄禄官。宋代，做此官则行此礼，也享受此待遇，却未必管此事。管什么事，要看差。　　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比如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当然宰相，宋代则还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甚而至于，中书令如果没有“判中书省事”之差，那就连中书省的事也不能管。同样，只要有此差遣，哪怕官衔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反倒管得。　　这可真是云山雾罩弯弯绕。　　问题是，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　　一手官衔，一手差遣，皇帝岂非左右逢源？　　后果却很严重。　　弊端之一，是一大堆官员没有事做，同时又有一大堆事情没有人做。因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名义上都有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如果没有差遣，就不能管事。他们也不清楚该做什么，只能闲着。结果是：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朝廷内外，一片混乱。[27]　　因此，宋代行政效率颇低。有一次，太祖皇帝想要一个熏笼，却好几天都送不来。皇帝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臣僚答：在走程序。　　太祖大怒：我在民间时，几十块钱就能买个熏笼，贵为天子反倒数日而不可得，简直岂有此理！　　赵普只好打圆场：定这程序，是怕后代奢华。[28]　　就事论事，赵普未尝没有道理。但，庞大的机构，复杂的关系，势必造成政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甚至拆台。比如景德四年（1007），一个名叫杨士元的人就同时接到两份不同的任命：中书省让他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当二把手，枢密院却任命他为大内香药库总监。此事最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中央政府大摆乌龙却不能不说是弊端。[29]　　另一个弊端是人浮于事，冗员满朝。皇帝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就像民国某军阀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宋代经济繁荣却又财政困难，这是原因之一。同样糟糕的是，由于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找不着北，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临时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之风弥漫于官场，挥之不去。　　然而历代皇帝都不以为非。因为赵宋革新的核心，就是强化皇权。这才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祖宗家法，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却都心领神会。所以在监察部门之外，还有直属皇帝的考核部门，起先叫磨勘院，后来叫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对付京朝官和地方官；神宗时则改为东院考核文官，西院考核武官。宋代的官，并不那么好当。[30]　　奇怪的是，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于是，就有了官本位。　　[23]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秉承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主张君无为而臣有责，人不治而法自治，明主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　　[24]以上见《宋史·职官志》之一、之二。　　[25]见王夫之《宋论》卷四。　　[26]见《宋史·包拯传》。　　[27]见《宋史·职官志一》。　　[28]见（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九。　　[29]见（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和《宋史·职官志二》。　　[30]本节所述宋代官制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官本位　　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31]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32]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33]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第三章。　　[32]以上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　　[33]以上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34]以上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5]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是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36]三公坐而论道语见《考工记序》，梁武帝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天监元年四月条，以天下为己任语见王安石《杨墨》，先天下之忧而忧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传为张载语，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3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条。　　[38]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的《杨墨》一文，但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此系余英时先生发现。“仁以为己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关系和区别，亦为余英时先生所揭示。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本书观点与余先生不完全相同。　　[39]此处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40]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条。　　[41]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按：当时包拯任知谏院，并非御史中丞，朱弁所记偶误。　　[42]此段亦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条，（两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两书记载不一，从处综合改写。另，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也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44]见（宋末元初）俞琰《席上腐谈》。　　[45]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正月条，《宋史·范质传》，（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46]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共治而非共有，是邓小南先生提出来的，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　　来人问：李诚莫非与此案无关？　　侯叔献说：正是。说起来李诚也是本朝吏员，并非拿了公款却未购买箭杆之人。他欠了国债，是因为在之前的洪水期间未能及时抢救公物，被勒令赔偿。　　来人问：估算损失多少？　　侯叔献答：五千贯。　　来人大吃一惊：这确实是冤案了。　　又问：当时的州县为什么不替李诚说明？　　侯叔献答：他们不敢。　　来人问：侯县尉的意思，莫非要为李诚平反？　　侯叔献苦笑叹息：平反昭雪并不可能。不过，李诚虽然已经作古，孙子还在。即便不能将田产归还，好歹将价格定低一点，让李家把庄园买回去，也算还他一个公道。　　来人倒也爽快：那就减去五千。　　于是，侯叔献召来了李诚的孙子。　　李诚的孙子这时其实不能叫作少庄主，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事。当时的平民，称父母官为公祖。于是李诚之孙便十分为难地回答说：公祖厚爱，恩同再造。只是小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定价再低，也买不起。　　侯叔献却说：我自有办法。　　办法在租种庄园田地的佃户，也就是庄客那里。李诚庄园充公了，佃户没有充公，侯叔献便跟他们算账：你们祖祖辈辈租种李家的田地，都已经脱贫致富。现在官府要拍卖李家庄园。如果被别人买去，你们就得退租还田，在庄园里盖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实在不如凑钱帮李家买回，李家也保证你们长为佃户。主客和衷共济，岂非两全其美？　　庄客们都说：愿从公祖之言。　　李诚的孙子这才重新成为少庄主。[1]　　这就是“李诚庄园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问题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诚庄园八十多年卖不出去，竟无一任地方官员过问，岂非咄咄怪事？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宋代的州县根本就没有长官，只有知事，叫知县和知州，全称“知某州事”或“知某县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县工作。有的还称“权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员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得过且过。就连身为县尉的侯叔献，处理此案凭的也不是职责，而是良心。　　宋，为什么要把县令和刺史改为知县和知州？　　为了中央集权。　　集权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务，甚至只是为中央政府敛财。因此，不能有维护州县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县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衔。看起来是高配，实际上是集权。　　不过，凡事有弊有利。正因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无意过多干预，反倒会网开一面，听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模式和特色。表现于城市，就是市井；表现于农村，则是庄园。[2]　　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诚家，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户户高楼大院，丰衣足食。这在西周，便已是一个邦国的规模。标价二万贯，其实不多。　　这就让人想起东汉魏晋的坞堡。　　坞堡原本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或设防的农庄，后来则发展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它的情况很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有森严的壁垒，也有私人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乱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墙和护城河，以及全副武装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难怪祝家庄的佃户每家两把朴刀了。　　不过，祝家庄却是特例，宋代庄园与东汉魏晋的坞堡也有本质区别。坞堡有号称部曲的私兵，庄园没有。都有的是佃户。但，东汉魏晋的佃户与坞主之间，是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部曲就更是。宋代的庄客与庄主却是租赁关系，也是契约关系。所以，李诚庄园被充了公，佃户们却照样种他们的地。只不过老板变成了官家，地租上交县衙而已。[3]　　当然，庄园如果卖给别人，新庄主也就有权解约。反过来也一样。佃户不满意，也可以一走了之，庄主没有任何权力阻拦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庄的庄客发家致富了，舍不得走，所以侯叔献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出得起钱。[4]　　这就跟东汉魏晋甚至隋唐都不同。[5]　　典型的宋代庄园，大约是史家庄那样的：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鸡鸭成群。墙外桃红柳绿，墙内人丁兴旺。庄主则端坐草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庄客打理。如果有王进那样的落难之人前来投宿，也能受到款待。[6]　　那么，宋代庄园兴旺发达，原因何在？　　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市场需求。　　我们知道，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如李诚庄客，也是客户。客户最多的时候，竟占到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在哪里呢？当然是李诚们的庄园。　　庄园多半是买下来的，也有开荒开出来的。但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承认其合法，甚至鼓励。也就是说，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宋代庄园留存至今的已不可见，这是以明清时代地主庄园为蓝本创作的庄园鸟瞰图。这个庄园前有河流环护，后倚青山翠柏，可谓豪族所在。　　这样一种放任宽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于是，土地被商品化并投放市场，甚至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转手买卖，大大小小的庄园当然林立于天下。　　实际上，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7]　　与庄园同时兴起的，是各种专业化的农场。今天安徽省铜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时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种萝卜，然后经由长江运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出售。可见当时市场化程度之高，农业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见农村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只有揭开宋代城市的面纱，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经济生活的芳容。[8]　　那就进城看看。　　[1]事见（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八，亦见钱穆《中国经济史》。但钱穆书记忆有误，此处以魏泰书为依据。　　[2]关于宋代的这一政治特色，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3]关于东汉魏晋部曲、佃户与坞堡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宋代庄客与庄主的契约关系，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4]庄客的迁徙自由，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5]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宋代才有庄园。请参看钱穆《中国经济史》及整理者叶龙注。　　[6]请参看《水浒传》第二回。　　[7]以上论述所据史实均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但该书所论并非庄园经济。　　[8]此处所述金陵萝卜一事见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及原注，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观点引自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城市　　冬季黎明时分的开封有点冷清。夜市已经结束，早市尚未开张，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没上班，只有一个肥肥胖胖穿着裘皮大衣的人在尚书省门前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外地人，而且差点被杀。　　此人的身份是案发之后弄清楚的。原来，他是由于参加官员选拔，要到吏部递交履历和申请表而来到开封。跟所有初来乍到的土包子一样，这位候补官员完全找不着北，后来走进那家茶馆也就不足为奇。也许在这个寒冷的早晨，他决定接受店家的建议，先泡个澡，吃点东西喝杯茶，然后神清气爽去见官。要知道，当时开封的茶馆是附设浴室的，伙计们脸上也一定堆满了冬日和阳般温暖灿烂的笑容。　　没想到，他刚刚掀开门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条。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过去。　　原来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伙计早在此人张望徘徊于尚书省门前时，就一眼看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羊，立即决定干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后眉飞色舞地说：哈！不算衣服，单单这家伙一身肥肉就很能卖些价钱。　　歹徒们决定等尸体凉了以后再剥皮。　　昏过去的人却醒了过来。也许这就是胖的好处：不容易被勒死。更幸运的是，街上传来了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开道的鸣锣声。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跃而起，冲出门去高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黑店伙计十分尴尬，装模作样说：官人莫非疯了？　　开封府尹却不认为那人疯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员冲进浴室逐一掀开盖板，地窖里居然还有三具尸体。　　人赃俱获，此案当即告破。[9]　　这就是发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开封浴室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却让人震惊。人肉包子的故事，只应该发生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吧？就算现实中确有其事，开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脚下，怎么也会有此黑店？　　不好说，但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到宋，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于汉唐。　　那么，宋都与唐都，有什么不同？　　长安、洛阳两幅图中，深色部分为皇城、宫城，浅色部分为商业区。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开封不再有浅色部分，除皇城、宫城外，全城均可从事贸易。　　区别在体制。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10]　　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和洛阳就一定没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约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于沿海城市，其特点是半夜开市，鸡鸣即散，据说很能买到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东西很可能是走私的，营业税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缴纳。显然，鬼市其实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11]　　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东西未必来路不明，天亮散伙则可以肯定。[12]　　看来，开封城的茶馆还真有点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这当然有原因，也有过程。我们知道，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变成首都，房屋不够，民众只好侵街建房。这些违章建筑的门，当然都是面街的。面街当然比墙内更方便做生意，门市部由此诞生。　　结果是什么呢？　　所有的坊都见贤思齐，纷纷破墙开店。这时，当局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面对现实。但，如果坚持原来的制度，又不想因为强拆而激怒民众，那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当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交汇之处，水路运输的交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请问怎样用坊墙圈起来？　　也只好彻底放手，尽管刚开始时并不情愿。[13]　　于是到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难怪可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了。[14]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或者说，消费型商业城市。[15]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阳光和叫卖声透过竹帘传进室内，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16]　　据《清明上河图》后半段部分。图中可见驼队、商贩和行人。画面右侧是城门。　　市场的种类也多。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鲁智深曾经投靠的大相国寺，便每月开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绣。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让文彦博这样的士大夫皱起眉头。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没有城管来过问，治安和防火却抓得很紧。开封城内，每三百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五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17]　　这实在已经是相当现代和文明的城市。　　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则应该在六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十万人。[18]　　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草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海外贸易也一样。　　[9]见张元济辑录（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八。　　[10]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11]见（唐）郑熊《番禺杂记》。该书所说鬼市应该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出现“鬼市子”一词，由此推论长安和洛阳在晚唐时期也可能有。　　[12]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关鬼市的原文是：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李合群注认为博易即贸易，因此鬼市即早市。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认为博易是赌博，则鬼市仍是黑市。　　[13]以上所述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4]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经济形态由封闭型的坊市制转变为开放型的街市制，最早由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然后由我国学者宁欣等人推进，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详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另，坊市制也称里坊制，街市制也称街巷制，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5]消费型商业城市的说法，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6]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17]以上所述大相国寺庙会、御街、治安消防，依次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卷二及李合群注、卷三。　　[18]太宗皇帝时开封的人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条。其余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开封与欧洲城市之比较，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9]以上所述宋代镇与市的情况，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海外贸易　　林冲出场时，手里有一把折扇。[20]　　这很时尚。　　中国很早就有扇子，但汉唐只有团扇和羽扇，而且男女有别。团扇是女人用的：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羽扇则是男人用的：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当然，风流倜傥如周公瑾，天生丽质如杨玉环，都没有折扇。[21]　　折扇宋代才有，是从高丽进口的日本货。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其实这种风气宋代恐怕就有，否则金章宗完颜璟便不会这样描写折扇：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22]　　这真是何等儒雅，难怪书画作品会有扇面了。　　其实从海外传入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远远不止折扇。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产品，比如绿豆和西瓜。绿豆是北宋时期从印度引进的，吃到西瓜则要拜回纥、契丹或女真所赐。这在当时是稀罕物。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祯还以“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的感觉，南宋文天祥更是这样赞美西瓜：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23]　　看来那时的西瓜，既有红瓤，也有黄瓤。　　总之中国人的果盘是丰富起来了。除了我国原产的荔枝和枇杷，以及南方的橘子，还有汉代从乌兹别克斯坦引进的葡萄，原产波斯的石榴。巴西的菠萝和北美的草莓，则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来得最晚的是欧洲的苹果，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大连，所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至今仍然是主要的苹果产区。[24]　　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丝绸，宋代则还要再加瓷器和茶叶。而且，由于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便只好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通道，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包括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潮州。但最重要的，除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便是现在叫作宁波的明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三大巨星。　　成为巨星与是不是路治无关。路治就是路的监察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宋代的路，跟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一样，都是由监察区变成的行政区，相当于明清以后的省。比如福建路就变成了福建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变成了广东省和广西省。但，两浙路的路治是杭州，福建路的是福州，明州和泉州都不是。只有广州，是广南东路的路治。　　然而宋代的南粤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发出来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时的广州其实孤单，却鹤立鸡群般地繁荣。事实上广州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据点，其盛况已在《隋唐定局》一卷尽述，宋代则不过在三百年间保持了这个巨大贸易都市的持续发展。[25]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值得一说的是泉州和明州。　　泉州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Zaiton，很可能是刺桐的音译。从下页的图不难看出，这个开满刺桐花的闽南港口城市在唐代还算方正，到了宋代就变成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由于形状像一条鲤鱼或鱼头，所以又叫鲤城。　　泉州几乎一开始就是异类。　　实际上泉州鲤鱼跳了龙门正是在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熙宁五年（1072），帝国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则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　　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可观。关税通常是十分之一，优先购买的商品最高可到一半。帝国借此大发横财，市舶司也成为肥缺，以至于南宋皇室成员竟有半数左右移民泉州。　　财大气粗的泉州也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具有内城、外城、罗城三重结构的大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元代甚至超过了广州。直到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这个盛极一时的城市才慢慢衰落下来。[26]　　泉州，曾经是王朝的聚宝盆和摇钱树。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原图见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　　不过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比如阿拉伯（或波斯）商人蒲寿庚，便在宋末元初步步高升，由泉州市舶司提举直至福建行省左丞，相当于副省级。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宋神宗时期明确规定，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两宋人民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北宋某年一艘外国商船受波浪冲击漂泊到苏州，苏州人民不但送衣送饭，还帮他们修理船只，让船主感动不已。[27]　　更重要的是，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既然无主，不妨收归国有。以皇族身份出任知州的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怎么忍心占他便宜？于是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28]　　这确实让人感慨。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路线则主要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和日本。　　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明州。这个城市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的港口，又是科举官僚的故乡，因此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这种性格在鸦片战争以后被上海继承，“阿拉宁波人”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29]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实际上，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正如我们将要不断讲到的，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30]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科技进步的一大代表。　　我们知道，唐代外贸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宋代则更多地是中国商人经由海路走出中华。这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事实上，宋代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其间奥秘同样值得深思。　　[20]见《水浒传》第七回。　　[21]本段所引词分别见王建《调笑令》、苏轼《念奴娇》。其中，美人病来遮面，又作“美人并来遮面”；强虏灰飞烟灭，又作“樯橹灰飞烟灭”。　　[22]见完颜璟《蝶恋花》。以上据施正康、施惠康《水浒纵横谈》。　　[23]据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4]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5]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26]据蔡美彪等《中国通史》，漆侠《宋代经济史》，（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但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时间，漆侠认为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月。　　[27]以上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28]见（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十六。　　[29]关于明州的双重性格，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30]据（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科技文化　　1974年，有一艘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据考古学家测算，复原后的这条船长34米，甲板宽10.5米，吃水3.75米，排水量454吨，载重量200吨，大小与哥伦布的旗舰相仿。船上有十三个舱室、两个桅座，而且很可能已采用眠桅和卸桅技术，必要时可以将桅杆卸下或放倒。　　这确实很先进。　　中国很早就有船。新石器时期有独木舟，汉代发明了舵和帆。有舵有帆，才能见风使舵。天津静海出土和《清明上河图》中的宋船，则使用了平衡舵，这种舵在舵杆前面增加了平衡部分，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不难想象，由这些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船队行驶在海上时，是何等地让人羡慕。　　何况还有指南针。　　宋代海船结构图　　大罗盘俑　　海船图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罗盘俑原物分别藏于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和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指南针是宋代的发明。　　没错，我国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也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就不可能想到用它来制作磁体指南仪。指南车或司南，是靠别的办法辨别南北的吧！　　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由谁发现了感磁的针能够指向南极或北极，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由此制作了指南针，则千真万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至少不晚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用于航海，则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无论哪种用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31]　　这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更是经验丰富驾轻就熟。不信请看《清明上河图》中，那航船在虹桥下放倒桅杆倾斜而过时，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岸边和桥上众多围观闲汉的惊叫之声，更是犹如耳闻。　　如此壮观的场面在宋代屡见不鲜。芦苇或竹席做成的帆有如乌云密集，靠鱼尾形桨划动的小艇穿梭往来，装满大米的平底船缓缓前行，深水中用脚踏轮做动力的车船乘风破浪昂首挺进。在那些运输最繁忙的季节，林林总总的各类船只会挤满航道，让人误以为那是巨大的船坞。[32]　　节选自《清明上河图》。这也是该画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片段。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