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4

林则徐关于关天培的这段叙述，有学者认为“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在一派中世纪的豪迈之中，又让今人凄然感受到无知于近代战术原则的悲凉”，因为“在近代激烈的炮战中，关天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4]可道光帝阅后大为感奋，特加朱批称赞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并“交部从优议叙”。　　林则徐在奏报中还提及参战的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他对阵的是“哗”（海阿新号）军舰：又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哗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　　对于战争的结果，林则徐的奏报这样说：　　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士密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哗亦随同遁去。我军本欲追蹑，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而夷船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剿。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已扑灭。又有烧伤之额外黄凤腾，与受伤各弁兵，俱伤妥为医治。[5]　　英国人说中国被打败退回原锚地，达到了“惩罚”的目的。中国人说英国人被打败，“且御且逃”，不仅伤亡惨重，“纷纷”被炮击中坠入海中，而且捞获“夷帽”21顶，“夷履等件”不可计数。看来双方都获得了胜利，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判断[6]　　九龙之战、穿鼻海战，都是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了抗拒“具结”、“交凶”一手挑起的、两次海战规模很小，都不是代表两国之间国家动员的全国性战争。参战的英方军舰“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都是义律以私人名义向印度总督请求之下，来华为义律张目，并非为发动侵华战争的指令而来；中方参战的广东水师只是在英舰开炮挑衅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被迫还击。双方只是偶发性的局部性的小战斗，与后来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有的学者把九龙之战与穿鼻海战称为“鸦片战争”的“序战”，更有人将之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我认为这种判断，似乎混淆了地区性和全局性、突发性和计划性的界限。　　穿鼻海战后，林则徐鉴于英舰船坚炮利、游弋海面、骚扰师船的现实，决定加强广东海防，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备策略。他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报告称：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士密、哗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砲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7]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这一策略朱批为“所见甚是”。因此，林则徐在穿鼻之战后，积极进行广州防务，调集了一支约有60艘师船的水师，以二百多门新购洋炮巩固虎门炮台，并用巨型铁索封锁江面。　　对于中外贸易，林则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至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英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与其开门揖盗，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结为断。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英吉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英国弯喇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谆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弯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惟噹啷一舡，被士密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饬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倘士密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8]　　对于林则徐这一区分“奉法者”与“抗法者”以分化英国人从而达到制约义律目的的政策，道光以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于已经具结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决定加以保护，道光帝以为“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认定同为英国人，无论是“恭顺”还是“抗拒”，都应该相同对待。在他看来，在强大的朝廷军事力量面前，如此“曲意奉承”实在多此一举，他对英军在广东海口四处骚扰不胜其烦，遂谕令完全中止中英贸易，并将英国船只全部驱逐：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剀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士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噹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俾知英夷自决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9]　　在道光帝看来，义律是屡教不改并蛮横无理，这样“屡次抗拒，仍准通商”，实在是“不成事体”。何况天朝之大，“区区税银”根本不足挂齿，因此中止中英贸易，并将所有英国船只驱逐出境，在朝廷来说是理所当然，“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为了达到完全与英国人断绝关系的目的，“凶犯”也不必交出。　　正当道光帝与他的朝廷沉醉于胜利之中时，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非法的鸦片贸易，决定派遣更为强大的军队组成侵华远征军前往中国。道光帝及其朝廷对即将到来的英国人及其侵略战争毫不知情，因之也毫无准备。　　* * *　　[1] 其实是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儿子，鸦片战争期间一直充当英军的首席翻译，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英文表述上的差异，就是此人故意造成的。　　[2]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73～474页。　　[3]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48页。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1页。　　[5] 以上引文，俱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0～731页。　　[6] 必须指出，古今中外的战报，包括亲历战争的当事人所写回忆录，往往因各方的信念所持和利益所需，在战争具体进程和战果伤亡人数上或有夸大其词，或有隐瞒虚构。所以，历史学家在引用上述文献资料时，必须进行考订鉴别。我们引用义律和林则徐各自对穿鼻海战的奏报，因资料匮乏，孰是孰非，难以考订判断，只是相互比照，使读者大体了解海战过程而已。　　[7] 《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被逐英船仍逗留外洋及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7页。　　[8]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4～735页。　　[9] 《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停止对英贸易等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42页。　　　　第八章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虎门海战　　8-1 侵华舆论的形成　　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变中国为第二个印度，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企图。从19世纪2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和来华贸易的其他各国商人，就反对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体制，以办报、上书等方式，呼吁英国政府用武力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开放“自由贸易”。这股舆论迎合了鸦片贩子的需要，两者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由广州逐渐迷漫到英国，最终形成为一股侵华战争的浊流，影响并支配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1823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一千里的“考察旅行”。1827年在广州创办了《广州纪事报》，公开鼓吹用武力威胁中国，废除公行体制。1830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请求英国政府派遣海军来华，用“几艘英国战舰驻扎在中国海域”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当时，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沿海的设防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对贸然使用武力还有顾虑，所以驳回了特选委员会的请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迄今为止成功执行的不动用炮舰、排除一切冲突或冒犯的可能的谨慎政策”，认为依靠“国王陛下的海军力量”是难以成功的。但在广州的英国人并未放弃其武力威慑的设想，特选委员会因此多次要求英印殖民当局派遣海军舰队来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不得不告诫他们：“维护国家尊严的权力在国王陛下政府的手里，只有国王的大臣们才有责任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去证明国家荣誉是否受到侮辱[1]　　散商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末期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力量雄厚，有超过东印度公司的势头。他们对广州贸易体制的憎恨，似乎超过了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制造对华强硬舆论。曾任职英商查顿—马地臣洋行的美国人威廉·伍德发刊的《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rier and Canton Gazette）曾著文抨击中国的贸易是垄断的贸易，广州是中国对外垄断贸易的港口，行商是地方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外国贸易之流被迫通过一个渠道进入这个广阔的帝国”。认为只有废除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西方人向往的所谓“自由贸易”。1830年12月，47名英商向英国议会上书要求采取行动。以反对鸦片贸易著称的美国商人查尔斯·金（Charles King）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向中国适度地展示武力，迫使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让步。他还认为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表达共同的意愿，可以“影响中国君主的政策”。　　作为鸦片贸易的急先锋，东印度公司为了向英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以诱使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便于1832年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去中国沿海搜集情报。1833年9月，《广州纪事报》公开宣称，为了“迫使中国同我们贸易，诉诸武力是必要的”。对华军事行动必定成功，因为中国虚弱的军事力量使其无法抗拒西方人的海上武力。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权废止后，散商们认为中英贸易变为“自由商人财富”的日子到来，他们急切地为自己的利益呐喊。一个商人在《中国丛报》发表一篇长文《对华自由贸易》，提出要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建立在华“自由贸易”新体制，必须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不受中国管辖的商业—军事基地，派军舰驻扎，对“虚弱”、“面临崩溃”的中国形成威慑，英国舰队可以轻易地封锁黄河和大运河，必要时实行禁运。不过1830年代中期前后，广州各国散商的舆论，主要是通过武力威慑以达到对华自由贸易的目的，还没有主张发动侵华战争。　　必须指出，这种所谓“自由贸易”论以及用武力威慑方法打破中国既有贸易体制的舆论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遥远的英国国内，都曾受到质疑。有人在英国报纸上著文批判所谓对华自由贸易的论调，指出那些提出派遣军舰到中国进行侵略的人，使人想起英国历史上的多次侵略战争，“难道因为中国人拒绝与我们或其他国家进行不加歧视的交往，我们就应该凶残地毁灭他们的城镇乡村，把他们排斥在国际法的范围之外吗？”但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快被完全淹没了。　　律劳卑事件是在华西人从鼓吹武力威慑向鼓吹对华战争转变的催化剂。从那时起，广州的西人报刊发表一系列言论，主张采取军事行动，逼迫中国签订条约，实现扩大通商、废除行商制度、摆脱在海关税费方面所受勒索、取得治外法权、占领不受中国管辖的基地等。《中国丛报》1835年1月号上一位读者来信，认为在对华关系上不必顾及国际法。英国应该派遣一位受人尊敬的特命全权公使来中国，率领英国远征军舰队直接抵达白河口，向清朝皇帝要求公道。　　在华西人舆论转向的过程中，鸦片贩子不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明确地提出了武力侵华的主张。1834年12月9日，查顿—马地臣鸦片走私集团，抛开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直接上书英国国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尽快采取军事行动。这次上书由鸦片贩子查顿和马地臣发起，共有84名商人和商船船长签名。他们要求英王任命一位具有相当品级、具有外交经验，特别是从未参与对华贸易事务（以免被当做“商人”而被中国官员歧视）的特命全权公使。由他率领舰队开抵中国东海岸（靠近首都更佳），要求为律劳卑所受屈辱进行经济赔偿，为英国船只通过虎门时炮台开火所造成的侮辱索赔，为贸易停止期间英国船只被扣押所受损失索赔。他们还提出，在获取上述权益之后，公使还要继续与钦差大臣谈判，签订协议，将厦门、宁波、舟山辟为通商口岸。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可以诉诸武力，有鉴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与此前的武力威慑论相比，这次上书已经表明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在广州开始形成。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在广州西人中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在对华关系上，当时还有所谓的“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商业交往论”者认为“武装侵华论”者宣称在中国所受到种种“弊害”，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的：事实上，尽管我们无疑遭到了苛刻的剥夺，我们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并没有或者甚少遭到被描绘成色调如此引人注目的侮辱。相反，作为个人，我们一般得到了尊重，甚至在作为侵略者之时我们也得到了保护。这种情况也许并非出于对我们的友谊，而是因为中国人在整体上对外国人的害怕，因为他们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肯定会遭到惩罚。　　因此，这些“商业交往”论者和任何人一样乐见与中国人的交往，认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安静而谦逊的贸易进程”，中国人自身也会日渐认识强加给外国人的许多不利条件，这些条件也使他们受困，“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强加于我们的规章的消除。其人民将发现善待我们正是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舆论甚至会强大到让其统治者听到”。这样，中外交往之间的障碍也就会无形中满满消解，而这一目标是武力侵华不能达到的。　　所谓“宗教改善论”，认为中外友好交往的基础建立在基督教的道德力量之上。在他们看来，暴力是“自然的或道德的邪恶”，人们应该想方设法去消除这种“邪恶”。这明显是指向“武装侵华论”者。他们承认商业贸易的利润的确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值得加以发扬光大，但在中国的商业贸易与非法的、不道德的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也就没有资格充当改善中外关系的使命。　　当然，无论是“商业交往论”还是“宗教改善论”都没有成为舆论主流，很快因中英关系出现的变化，到1838年，特别是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以后，武装入侵的言论已经成为广州西人的一致看法。1839年5月，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联合数十家英国洋行向英国政府控诉他们遭受的以钦差大臣林则徐为首的官员种种“迫害”，诸如被迫交出鸦片、围困商馆、撤退仆役、逐出澳门、断绝供应、迫交凶犯、师船攻击等等，提请英国政府对华采取武装侵华的强力措施。与此同时，作为商务监督的义律，在抗拒缴烟、抗拒具结、不肯交凶的过程中，也向英国政府不断要求出兵中国，发动战争，并且请英印政府派遣军舰来华，帮助他挑起武装冲突，导致了九龙之战和穿鼻海战。　　广州英商、鸦片贩子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这种日渐形成的对华战争舆论和挑动武装冲突的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本土，并与英国本土的利益集团相联合，造成一种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氛围，并通过与政府密切相关的渠道，对英国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决定性影响，从民间的声音最终成为政府决策的基础。西方若干史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说到尔后的中英战争时，都只注意和强调英商的“自由贸易”要求受到中国贸易体制的压抑、阻碍，认为中英战争是一场“商业战争”，不是因鸦片走私和反走私而导致的“鸦片战争”。这种定性，显然是忽视或故意抹杀鸦片走私集团在战争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本质。　　* * *　　[1]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本节相关内容主要参考了该文，资料来源不再一一注明。　　8-2 搜集情报 策划战争　　鸦片走私贩子和对华贸易休戚相关的英国纺织利益集团，不仅在鼓吹武力侵华舆论形成过程中，相互呼应，起着影响和支配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作用，而且还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和直接策划战争方案，提供英国政府作为侵华战争的依据。　　如上节所示，由于历史原因，早有企图殖民中国的英国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因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还很不了解，所以不敢对中国贸然动手。于是，搜集中国情报就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前提。这个任务落实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身上。　　东印度公司本身是英国对华贸易和鸦片走私的老巢。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决定派遣广东商馆高级职员休·汉密尔顿·林赛（Huyh.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HooHeaMee），偕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坐“阿美士德”号，以调查中国沿海商业贸易情况为名，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间谍航行。他们侦查了港口虚实，测绘海湾、河道地图，搜集相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胡夏米、甲利和船长礼士（Capt.Rees）各有分工，礼士负责河道和海湾测量，绘制航海图；郭士立负责沿海港口地势、贸易和军事设施情况的搜集；胡夏米除主持侦察活动外，沿途散发《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戒赌博》、《戒谎言》等小册子以作掩饰。经31天的航行，“阿美士德”号到达粤闽边境的南澳岛，侦察该地海军实力和陆上军事设备后，胡夏米向东印度公司报告说：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五二三七人，其中四零七八名属广东，一一五九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1]　　4月2日，“阿美士德”号抵厦门。地方官曾多次驱逐，未能奏效，胡夏米等登岸侦查，逗留6天才离开。他们侦查到厦门虽无物产，但因地理位置特殊，当地人善于航海经商，是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厦门港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最大的军舰也能进口停泊。在厦门，胡夏米一行也清楚地看出清朝官吏的弱点是“惧强欺弱”。因此，在清朝官吏的面前一定要表示强硬态度：“我方愈不屈从，对方就愈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阿美士德”号是第一艘开进闽江的英国船只。从进入闽江口起，他们就观察水文、测量水深、绘制地图，并调查了闽江防务：船开进拱卫福州的五虎门以后，闽江两岸各有大炮台一座，附近山上另有许多炮台。但是这些炮台既没有安置炮，也没人守卫，几乎全成为废墟，只不过是当地优美风景的点缀品。福州附近的炮台也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郭士立说：“即使这些炮台很完整，清军是既无技能，也没有勇气来保卫它们的。”胡夏米向东印度公司建议，解决福州开港问题最直截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我有确切的信念，只须四只或六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开入闽江，就能俘虏中国战船。这之后，再直接开往闽安，从那里通知中国政府，让它在友好与敌对，贸易与战争之间，任择其一，那末用不到流血和浪费金钱，英国在福州的贸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来。　　“阿美士德”号在宁波也没有受到真正的阻挠，大模大样驶入甬江。郭实腊很是诧异：“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胡夏米等详细考察了镇海炮台，认为是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炮台中最大的一个，但与所有炮台一样年久失修，上面既没有架炮，也没有兵丁守卫。6月20日，“阿美士德”号出现在吴淞口。借口风狂雨大，不能开船，停留不走。因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仔细探测。胡夏米等搜集情报后，认为吴淞口炮台虽很大，但只须极少兵士就可占领，因炮弹质料极坏，炮弹和炮口径不合，发炮时炮手比他所要射击目标更危险。他们参观了上海附近兵营后，胡夏米报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现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却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有的用刀，有的用火枪，有的用矛。”他们还参观了清军的检阅：“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他们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　　胡夏米一行会见了上海地区最高官员道台吴其泰。吴其泰命令他们即刻离沪，不得逗留。但胡夏米不仅不予理睬，还要求将其禀帖转呈两江总督。这戳中吴道台要害，因为洋人入境说明他防守不力，这可是丢乌纱帽的罪过。吴其泰对胡夏米等无可奈何，任由他们在上海逗留了18天，使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认知上海，上海也由此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胡夏米等认为：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由于触犯中国法律的顾忌，阻止了船只来此贸易的企图。这些虽然是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新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命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驱逐“阿美士德”号，并派水师押往浙江水域。胡夏米等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出现在刘公岛海面。仅停留一天，就折往朝鲜，经琉球回澳门，完成间谍侦查任务，历时六个多月。　　对于胡夏米一行的间谍活动，清朝政府与地方官员们都完全不明就里。他们只有运用传统的对外方式——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中国民众接触。除此之外，其他事情毫不介意，甚至还邀请胡夏米等参观军营与军队检阅，将军事秘密完全暴露。当然，清朝政府与各级官员更没有认识到此次侦查的后果。根据此次侦查，经过三年充分的讨论，英国人拟定了一份全面的武装侵略中国方案。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将该方案提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其中称：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与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满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　　尽管卑怯如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激起他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他们就可能，并且必然会证明出他们乃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场合不对他们怀抱任何敌对情绪。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2]　　为了扩大影响，翌年该信被公开出版，题为《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1839年，胡夏米的方案又成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的提案提交给巴麦尊，成为当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伦敦印度中国协会”是英国纺织资本家集团伙同航运、进出口贸易、金融等各界巨头组成的团体，于1836年成立。这个团体以研究对华贸易为名，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麦尊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自从东印度公司1834年被取消对华贸易特许权后，英国派出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商务监督主持与中国的贸易。1836年6月，巴麦尊撤换了商务监督罗宾臣（George Best Robinson），因为罗宾臣标榜与中国“相安无事”，不符合他的殖民野心。他任命查理·义律为商务监督，因为义律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1837年9月，他将英国驻东印度舰队调到中国，与义律取得个人联系，以准备面对“许多可能的以外事件[3]　　虎门销烟的讯息传到伦敦后，英国纺织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竭力煽动英国政府以武力保护鸦片贸易。1839年8月，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对华棉货出口商、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召集，听取鸦片贩子查顿和刚从中国逃回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报告中国禁烟情况后，会议一致认为“鸦片贸易加上输华金属品、制造品，构成英印进行对华贸易的手段”，[4]表明他们与鸦片贩子的利益完全合流，因而宣称：“应该用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从中国人手里获得特权，庶几使贸易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5]会后，这伙人同巴麦尊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共同拟定了发动战争的初步设想[6]　　9月18日，伦敦侵华集团继续开会，商讨如何促使政府侵华，并决定成立由拉本德、查顿等组成的9人委员会，具体策划侵华战争。9月21日，英国政府收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巴麦尊侵略嘴脸暴露，他立即表示，对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两天后，他以私人函件名义致函首相，提出了他的侵华主张：（一）政府对于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　　（二）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地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做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做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四）财产是如此其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民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国官员的绝大失敬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　　（五）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　　（六）截至现在为止，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为此，不需要很大的海军力，两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可以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7]　　巴麦尊虽然是以讨论的口吻开始信件的写作，但其最终的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还说已有一艘主力舰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似乎已经做好了马上出兵的准备。这样，通过鸦片贩子在广东的酝酿、中经与英国本土的纺织集团的合流和策划鼓吹，切合了英国政府商业殖民的追逐，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动手”。　　* * *　　[1]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本节相关资料除注明外，皆来源于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2]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9～41页。　　[3] 《英国议会文件：有关中国通讯》，第194页。　　[4]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46页。　　[5]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6] 《威廉·克劳弗德致罗伯特·克劳弗德》，《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4页。　　[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80～81页。　　8-3 英国政府出兵　　1839年10月1日，时为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第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予以合作”。　　在会上，巴麦尊特别卖力，“他说明怎样用一条主力舰、两条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船只就可以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这位力主侵华的英国政府外相巴麦尊（HenryJ.P.Palmerston，1784～1865），是一个爱尔兰贵族，在爱尔兰拥有大量的土地，有在威尔士等投资工矿业，在伦敦从事股票投机，是英国当时典型的资产阶级化土地贵族，马克思为他颇费笔墨，后曾结集为《巴麦尊子爵生平故事》。巴麦尊就学于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1807～1865年间，先后担任海军部委员、军政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成为英国宦海中的不倒翁，他的名言是“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1807～1828年，他作为托利党成员，当了近十年军政大臣。后“叛逃”辉格党，很快成为辉格党内阁第一流人物，1830年成为外交大臣。本次内阁会议前几日，巴麦尊曾与拉本德等9人委员会密谈，并留下了委员会提供的大量相关中国的情报。　　内阁会议虽然达成了侵华决定，但并未公布，更没有在议会讨论得到议会同意，因此以拉本德为首的所谓9人委员会加紧了行动，他们不仅自己不断向巴麦尊进言，更组织以城市为单位的联名上书方式，向政府施压。自9月30日曼彻斯特39家公司联名致书巴麦尊，到10月10日，先后有伦敦、利兹、利物浦等6个著名工商城市近三百家工商业资本家上书巴麦尊，要求政府武力侵华。拉本德也一再致函或会见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发出武力行动的训令。10月18日（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15号秘密训令，其中称：陛下政府感觉，对于中国人所加于不列颠人民和女王官吏的暴行，不得不表示愤怒；陛下政府认为绝对必须把大不列颠和中国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将派遣海军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1]　　他要求义律“用心研究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困难条件和便利条件”，并告知远征军抵达中国的时间在来年的3月。这一训令，巴麦尊并没有按照惯例立刻送达内阁各阁员，而是迟至11月16日才送交。　　此后，颠地等也向巴麦尊献计献策，提出了一些侵华策略。巴麦尊更是嘱托拉本德等起草详细的侵华方案。11月2日，拉本德等以书信形式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集当时各种建议大成的全面侵华方案，要求在侵华战争之后逼迫中国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其主要条款包括下述七条：1.除广州之外，允许英商到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等北部港口贸易。　　2.在上述各地，英国人与本地中国人直接交易，反对仅与少数行商贸易的制度。如果中国政府坚持与行商贸易，中国政府必须承担因行商问题引起的损失。　　3.中国政府与官吏不得贱视在华合法贸易的英国商民，应让他们依照欧洲习惯生活，拥有住所，与妻子同居。　　4.出入口关税由中英政府协商厘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5.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是英王代表，应与中国皇帝、大臣和地方当局直接交往，并准允住北京或通商口岸，以保护侨民、管理商业。　　6.在华英侨触犯中国法律，只准将其个人处罚，不得牵连别人。　　7.如中国不愿意开辟商埠，应将一岛让与英国（购买或其他方式），英国在岛上建立商馆。　　除此之外，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侵华军事计划。他们认为侵华时间在4～11月西南季风时节，侵华舰队包括一艘英海军中最大的战舰，用以吓唬中国人，教他们“认识可以用来进攻他们的海军威力是怎么回事”；二等或80尊炮战舰一艘；两艘最大巡洋舰和两艘28尊炮巡洋舰；小兵船两艘，大型轮船两艘，六百吨运输船七八艘等等，共配备士兵2540人（其中部分为正规炮兵部队，用以进攻炮台或防守占领后的岛屿），加上后备部队3960人，共计6500人[2]这个方案受到巴麦尊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后来英军侵华的计划的蓝本。　　11月4日，巴麦尊训令义律，在英国远征军4月到达中国前，将英国人撤离广州，并尽量搜集对英军有用的情报。同日，巴麦尊致函海军部，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远征军。1840年1月16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攻击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声称“我已经并将继续对此深为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我的荣誉尊严的事件予以最严重的注意”。刊登这一演说的《中国丛报》评论说：“我们猜想这可以被认为是女王陛下对钦差大臣第一封来信的答复，如非答复，也可以说是复信的开端。”原来，在英国人正紧锣密鼓筹划侵华这段时间，林则徐正请人将他与邓廷桢等人拟稿、道光帝批阅的致英国国王“照会”英译，于1840年1月18日托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带往伦敦。在照会中，林则徐说：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3]　　林则徐太天真了，他对英王抱以期望，不料维多利亚女王正与她的政府一道为侵华战争在作准备。　　2月20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正公使，已在广州与林则徐“斗智斗勇”的他的堂兄弟查理·义律被任命为全权副公使。同一天，发出5个文件，分别是《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给全权公使函件》、《巴麦尊致海军部密函》、《对华条约草案》及其《备忘录》、《巴麦尊子爵致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上校函》。这些文件除给公使的信是训令外，给海军部密函和致中国宰相书以及条约草案都是作为训令附件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对以上问题的补充。于是，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浩浩荡荡向中国进发，会同他在中国的堂兄弟义律，完成英国历史上首次对中国的征战。他们受命完成以下事务：（1）为商馆被围索取全面赔偿；（2）归还收缴鸦片并赔偿鸦片损失；（3）废除垄断性的广州贸易体制并还清行商债务；（4）赔偿加诸英国臣民身上的凌辱与亵渎而产生的精神损失费；（5）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以保证英国臣民未来的安全；（6）赔偿远征军费用。巴麦尊还命令懿律封锁中国所有重要港口显示英国力量，占领舟山直到赔款付清。　　当然，侵华命令虽然已经在2月20日已经下达，但这个重大的政府行动还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英国政府必须履行这一“例行公事”的手续。当时英国下议院议员大多与鸦片贸易没有关系，因此对有损英国荣誉的鸦片贸易以及因此而起的“鸦片战争”极力反对，而且呼声很高。为了使下议院通过议案，英国政府及鸦片贩子们秘密勾连，积极进行幕后活动。一方面在利用国会讲坛和报纸等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一方面在下议院组织一个研究赔偿是否正当的委员会，以影响议员们的决定。通过一系列运作，原初15人组成的委员会改变为21人，其中反对派只有4名，并将4月2日应提出的动议推迟到7日。英国内阁大臣们与鸦片贩子们的努力终有结果。4月7日，下议院开始辩论，通过三天的激烈争论后，终于以271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战争议案。有报道说，战争议案的制定者巴麦尊在关键时刻朗读了一封由30名具有影响的伦敦商人共同签名的广州商人来信，为巴麦尊赢得这个微弱的多数票也立下“汗马功劳”。　　议员辩论时，一位反对党议员发言坚决反对战争：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4]　　巴麦尊否认英国政府支持非法的鸦片贸易，他派兵只是希望保证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5月10日，上议院几乎未经讨论便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案。于是，轰隆隆的英国战舰陆陆续续集结于广东海面，而沉浸于天朝上国的道光帝及其臣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与危险，那么，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 * *　　[1]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91～92页。　　[2]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104～106页。　　[3] 《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1839年8月3日），《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第221～223页。　　[4]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后记　　本书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一项专题研究。2003年经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批准，纳入学校金穗科研项目。立项不久，我又承担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传记·光绪朝（上）》项目，时间和精力全被吸引，无法按时完成复旦校级科研项目。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审阅了我已写成的书稿（缺最后两节）之后，认为全书已基本完成，决定暂予结项。俟国家清史项目完成后，补写所缺，以成全书，交付出版。　　不料，当我完成清史项目后，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年老体衰，很难集中精力完成全书。文债未清，郁闷不已。其时，我的学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博士，正在撰写《被轰出中世纪：1840年》书稿。于是，请他在交稿之后，代我写最后两节的初稿。他欣然帮我解困，并根据我原稿内容又增补了第八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使全书前后通贯，首尾相连。所以，本书实际上包涵着师生两代人的辛劳。　　本书写作初期，恩师陈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将鸦片战争的起始年改为1839年之想，立即写信给我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信中指出：“1839年与1840年的关系是头发与头的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头’，不是‘头发’，当然也要注意‘头发’，不是‘秃子’，不知你以为然否？”[1]先生的教导，犹如醍醐灌顶，我立即驱府，与先生多次讨论，终于改变了我先前的看法，决定彻底改写，把全书定位在时贤著作中语焉不详的“头发”上，专讲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以及英国策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书名改为《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现在，当书稿付梓之际，想起恩师的教导，感慨系之。可以说，没有先生的及时点拨和辨正，就不会有这部书稿，它凝聚着师生三代人的历史思考，体现着学术观点上的师承传统。　　本书尝试用年代学的研究方法，聚焦道光十九年中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与事。在史观上，力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视角上，通过上下、左右、前后的大历史观照，以多层次、多角度描述战前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之间在禁烟斗争中的互动；在人与事的相互关联上，注意人物的文化心态和功利思想对史事所取的态度、立场；在历史评价体系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翔实可靠的官方档案和相关私家著述互为参证，将之纳入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和解读；在研究手段上，尽可能将历史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多学科统合，以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　　年代学的研究与著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本书充分吸取了前贤与时贤在历史学、对外贸易史、社会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所作的贡献，要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是很难的。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年代学研究传入中土的时间不长，国内学术界尽管著述迭出，但对此很少作历史编纂方法上的深入探索，所以我的上述理解和本书的铺陈是否得宜、有当，敬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本书是在我早年写的初稿基础上续完的。书中使用的若干统计资料如〔美〕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当时还未有中译本，[2]所以我使用了本校老学者吴杰教授著作的统计，现在看显然是转手引用，而非直接使用的第一手统计数据，理应重新编订，但是我已到望八之年，没有精力为之了。这是要向读者抱歉的。　　最后要感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给予的宽容，更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劳。　　沈渭滨　　2014年4月于蒲溪抱墨轩灯下　　* * *　　[1] 见《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9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马士此书，由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译者区宗华），林树惠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我于1994年元月接到承担本书整理校订译稿任务的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的赠书。　　补记　　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成为官学体系之外的研习讲学机构。自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鸿儒贤达，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学堂兴起，书院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废，加之“五四”与“文革”的激变，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出现断层。近百年间，几代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滋养。　　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传递数世、数十世血液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秋霞圃书院的创建，是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承继和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书院由沪上著名学者沈渭滨、葛剑雄、傅杰、朱学勤、李天纲、汪涌豪等教授联合发起，并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参与教学与研究。　　《秋霞圃人文典藏》系列丛书为秋霞圃书院学术委员及其他优秀学者专门研究之著作，陆续结集付梓。“纫秋兰以为佩”，经由诸多学人精心培育，必会给读者带来怡人馨香。当然，文化的薪火相传仅靠一己之力尚难以点亮国人心灵，需要更多高士大德汇聚，摒弃地域之见、门第之分、院校之别，超越功利，集聚起来，和合共生，让中华文化重光。　　若有重建人文精神之意愿，则书院传统必为珍视之资源。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发挥“匡翼”学校之不逮功能，正是今日振兴文化、重建民众心灵家园不可忽略的课题。　　心如风，尚待吹起，对望深沉，百年如一。书院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醇情亦如是！　　李耐儒　　甲午仲夏于嘉定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