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7页。 [12]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全文，据《京报》抄本，见《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13] 其中查顿至单拏为英国烟贩；化林治、马滑治、打打摆，系印度散商；葛吾为美商，见《邓廷桢等奏逐英人查顿回国折》（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十二页；另见《英国议会文书》：《有关中国通信》1840年，第181页；186页。 [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 [15]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禁烟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据其所载，“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程春海、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中书则梅伯言、宗涤楼；公车中则孔宥涵、潘四龙、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这批人都是当代名士。 [16] 夏燮：《中西纪事》卷四，《漏卮本末》，四页。 [1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十五页。 [18] 《中国丛报》卷6，第10期，1838年3月，第552页。 [19]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禁烟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20]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4～257页，以下的引黄折均见此文，不再另注。 [21] 参见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22] 《著各地将军及各省督抚议奏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 [23] 《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赔本应循流塞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93～295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63页。 [25] 同上书、册，第260页。 [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89、291页。 [27] 同上书、册，第293、294页。 [28] 同上书、册，第287页。 [29] 同上书、册，第269页。 [3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12～316页。 [31] 同上书、册，第317～321页。 [32] 同上书、册，第334页。 [33] 《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43～344页。 [3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1～352、353页。 5-3 道光皇帝的决心 在所有的奏复中，给道光皇帝印象最深刻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所上的两件。 第一件是对黄折的奏复，皇帝是在十八年五月十九日（7月10日）读到的。林则徐认为历年来条奏虽多但从未有人主张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尽管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当前鸦片之害已深入内地，如病入经络之间，“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处吸食者以极刑，完全合于圣人“辟以止辟之义”，不能与苛法同日而语。他还拟出了禁烟章程六条，作为对黄折的补充，并主张提高茶叶大黄的出口价，以补漏卮[1] 作为一国之君，最怕的大概莫过于被臣民视为无仁无德的暴君了。道光帝对黄折的顾虑即在于此。林则徐声称黄爵滋的办法符合圣人“辟以止辟”的大义，不啻是对圣上的一种精神支持。尤其令万岁爷注目的，是林则徐在奏复中还附了一件千余言的《戒烟方》，详细介绍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行之有效的两种戒烟丸和饮方的药理、功能、处方和用法，这说明他的奏复不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确实是实心办事，认真思考过的。 第二件虽不是对黄折的奏复，但更使皇帝动心、动情。林则徐的这件奏折，是对盛京将军宝兴认为银价日昂是因为商人所出钱票造成的说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2]所以奏折题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他认为银贵钱贱，主要不是因为商人使用外兑钱票希图换取白银所致，而是因为鸦片走私所偷漏。他以历任所经的苏州、汉口两地为例，“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3]他向皇帝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一个贫穷的人在一般年景下，大约只要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天的日子，若一天有银一钱，就算很宽裕了。但是吸鸦片烟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要花去银子一钱，那么，每人每年就需要另费银36两。以全国四万万人计，若百分之一的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中漏出的白银就不止一万万两，何况目前吸食人数何止百分之一？黄爵滋奏折中称岁漏银数千万两，还是缩小了的数字。中国年年要漏出这样多的银子，岂堪设想？所以，不得不严法于吸食之人也。 林则徐针对有人主张重办开馆吸食之徒、不妨对吸食者从轻处理的看法，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等十之八九都抽鸦片，他们都是些有能力包庇贩卖的人物，要他们去禁兴贩，等于要他们自断鸦片的来路，怎么能会认真破获呢？所以，尽管对开烟馆者处以绞罪的刑法早就有所规定，而历年来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乎例同虚设，这就是若辈包庇的结果。可见想要禁绝鸦片，首先得严办吸食。当然，若吸食者论死，那么开馆和兴贩即使加至斩决枭首示众也不为过；但若只重办开馆兴贩而轻治吸食，禁烟定会毫无收效。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打板子、判徒刑已是辜蔽，迨流毒天下，为害极大，就应从严惩办。“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股慄就是两腿发抖。这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还拖拖沓沓地看待这个问题，实在是使中国几十年后几乎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费用，我每想到这一点时，能双腿不发抖吗？ 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 哪个皇上不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有所作为？不向往把国家治理得民富国强、一派兴旺？何况道光皇帝继位时不就是希望自己不负先帝的嘱托，保住祖宗的基业吗？一想到全国竟有那么多的人吸食鸦片，甚至连王公贵族、旗绿营官兵都在抽吸，再想到每年要流出这样巨量的银子，万岁爷对林则徐的这些话不惟不感到刺耳，反而感到真切。确实，从道光十五年（1835）以来的二三年中，皇帝在禁烟问题上态度是有过摇摆和变化，虽不能说是对烟害知之不深、忧之不切，然而总没有动大手术、有大作为的决心和行动。林则徐说“若犹泄泄视之”，似乎并不过分，确有拖拖沓沓的味道；至于数十年后无兵无饷的警告，按林所算的细账，按皇帝所了解的兵弁吸食的情形，也能想象到那时的窘况，一旦出现内乱外患，局面将何以收拾？再不改弦更张，那真要像奏折上所说的“借寇资盗”了。 皇帝是知道林则徐一向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干练的。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的一户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已经在科举中显露头角。他治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在福建巡抚张师承幕府，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4]嘉庆年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历任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足迹遍历南北各重要省份，办过河工、漕运和盐政，不仅官声、政声都很好，对民情也很熟悉，而且凡事必躬亲督察、公正清廉，一时贤名遍天下。 道光元年（1820）他在杭嘉湖道任上时，亲自踏勘海塘、监督修塘工程，甚至连修塘所需石料也细为规定，必择坚厚而用之。道光三年甫任江苏按察使，即亲自断案，“一切谳读，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连重要验尸，也必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总办江浙七府水利后，又亲赴堤工，逐段验勘，并常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为保证堤工质量，往往冒雨亲验，徒步往返于泥泞之中。道光十一年（1821），接任东河河道总督后，亲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查验堵口料垛质量。他从北岸曹考厅起向西至黄泌厅，渡河而南，再折东徐进，“周历履勘，总于每垛杂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5]终于克服历来河工中成为老大难的“堆料积弊”，深得民工赞誉。皇帝为此曾朱批“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揆诸天理人情，深可慨也”。[6]对这位兢兢业业的汉员表现了很高的敬意。 道光十二年（1822），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后，不仅尽力剔除漕运积弊、立定章程，而且为了推广水稻一年两熟制，竟在抚署后园亲自试种，以验天时，察物性；为了兴修水利，他亲自筹划疏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7]可以说，林则徐每到一处作官，即有一事兴革；每有一事兴革，即以亲自调查、亲临现场、亲手检验为己任，极少假手他人，听任唱报。这种作风，使皇帝深为感佩。十七年初，特意把他从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任上，召来京师陛见，亲睹这位被百姓称作“林青天”的良臣廉吏的风采。皇帝记得很清楚，这位身材肥胖、留着三绺长须的汉员，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个高高的前额，[8]垂询时对答如流，言谈举止中透出一股精明干练的英气。这一切都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中居然召见了多次。皇帝认为他才堪大用，便特简他担任湖广总督。 后来，听说他感恩知遇，在任上实心办事，并在两湖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于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禁烟局，收缴烟具，配制戒烟丸，收到不小的效果。从呈上的奏折中报告他在两湖厉禁鸦片的情况看，皇上觉得只要认真，兴贩可以匿迹，吸毒之癖也可戒除。那奏折上写明，自十八年初设局至六月底，已缴烟枪计1264杆，皆系久用渍油的老枪，而且烟斗杂具俱全，无疑是一窝端了；收缴的烟土烟膏共计1.2万余两。这些仅是湖北省城的战绩，省外各属尚未汇总统计在内。据称湖南也收缴了烟枪2300余杆。那么两湖首战就已收得烟枪总计3500余杆，成绩确实不小。更使皇上振奋的是，奏折报告了禁烟深入人心的一些例子，说自谕旨颁下后，“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此，总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漠驰。”[9]这一大段文字，确实使皇帝感到欣慰。如果事情确如林则徐所说，那么严禁一定是得民心、裕国家的好事，自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如果人人都像林则徐那样实心出力，鸦片又何尝不可以禁绝？皇帝决定大干一番了。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八月十七日，根据林则徐奏折中提到的禁烟出力人员，皇帝下谕对拿获烟枪数量最多的湖北汉阳知县郭觐辰，著加恩赏加知州衔，以示鼓励[10] 九月初六日，根据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对山东登州知府英文，加恩赏给道员衔并交军机处记名；荣成知县李天，著以知州即行升用；荣成汛千总吴起元，著以守备即行升用；巡抚经额布督缉有方，著交部议叙[11] 同天，上谕命大学士、军机大臣，根据各省陆续呈上的奏复进行认真讨论，提出方案，并命正在服丧穿孝的穆彰阿也要参加讨论。[12] 九月初八日，以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著革去王爵和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13] 同天，命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贩。上谕指出：“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巨，倘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习相沿，浇风日炽？”上谕希望将军督抚们“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14] 九月十一日，发布降许乃济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的上谕。内称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大臣中“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缪”，故降级休致，“以示惩儆”[15]这一措施的重要，不单在对许个人的“惩儆”，而且在于宣布皇帝的禁烟决心：“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殆后患。” 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颁旨命林则徐来京陛见[16] 林则徐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接到谕旨的。处在朝野禁烟呼声逐日高涨、皇帝禁烟决心颇坚的氛围下，他虽摸不准皇帝究因何事要自己入觐的意图，但垂询时涉及鸦片问题似乎应是题中之意。所以，他一面遵旨将总督关防移交给湖北巡抚伍长华，由其兼署；一面让属下将各省有关禁烟章程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17]自接奉谕旨的消息传出后，连日来客不断，他照例也得“趋各处辞行”，[18]谈次间总免不了论及禁烟问题和估计万岁爷垂询所在。一连忙到十月十一日上午，才算完事。 当天下午一二点钟启程进京。省城官员自中丞以下都送到皇华馆，林则徐与他们稍作叙谈后，即渡江至汉口，在贾家兴隆骡店住宿。是夜他拜折报告自己的行程并叩谢圣恩。折子到凌晨三点钟左右才写完交人赍递。次日下午离开汉口，至十二月初六日行抵直隶安肃县。当天，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正好从北京回到保定，得知林则徐在此，便到安肃城外行馆拜会林则徐。他们俩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交往。第一次接触是在道光五年。那时，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旋奉命总办江浙七府水利。由于洪泽河东段高家堰大坝被大风浪冲垮万余丈，洪泽河水外注，使与之相连的淮河水位下降，严重影响了漕运的通道，“黄强淮弱，漕艘稽阻”[19]朝廷为此革去了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的职，并将他遣戍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也因之被褫职休致。林则徐被特旨调到南河督修堤工[20]大约五月间，时任山东巡抚的琦善，奉旨到高家堰查看大堤抢修情况，林则徐作为工地最高负责人，有责任陪同查验。两人第一次见面，琦善对林的印象颇好。不久，琦善调任两江总督，林则徐成了他的下属。相处过程中，琦善待林则徐总算不错，还曾向朝廷举荐过。所以，琦善这次拜会，既是同僚间的礼节性拜访，又带着老上级看望老部下的居高临下味道。 这次会见，两人谈到傍晚时分。主题离不开禁烟。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文忠漫应之”。[21]文忠是林则徐死后皇帝赐予的谥号，故后世以“文忠公”或“林文忠公”相称，表示对他的敬重。这件史料表明，琦善在谈话中要林则徐注意禁烟不能轻启边衅。这话意味深长。因为禁烟是为了遏止外洋鸦片泛滥，势必要涉及外国鸦片贩子的利益，若措施过于严峻，说不定会造成外国对禁烟的不满而发生武装冲突。这层意思是容易理解的，若仅此而言，也还不失为忠告，林则徐似决不会以“漫应之”相敷衍。看来琦善此言大有弦外之音。如果把琦善在朝廷的地位和他与皇帝的关系估计进去，很可能他向林则徐有过某种暗示。 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由荫生任职郎曹。道光元年即擢为巡抚。京察时，以“明干有为，能任劳任怨”，加总督衔，不久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十一年调任直隶总督，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署直督。他“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22]（宣宗是道光帝的庙号），又是穆彰阿的私党，在当时是个权倾朝野的满族大员，消息灵通；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很可能已经探得皇上召林进京陛见拟付林以查办广东禁烟的重任，所以才有“无启边衅”之说；林则徐因为不知事情果如琦善所言否，无法接话表态，才会“漫应之”。琦善话中流露出他不愿因鸦片问题与外国失和的意向，作为朝廷大员，在万事起始时有这样的想法，自可理解；但话中夹杂着某种对以往下属的妒意，当然也使林则徐难以直面相争，只能漫应。总之，这次会见，双方无法就国家命运所系的鸦片问题作推心置腹的深谈，不仅反映了两人对禁烟可能引起的后果具有不同的认识和心态，而且也预示了日后两人在此问题上的政见分歧[23]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5日），林则徐行抵京郊长辛店。他原拟在此停留一天将息，所以把行李先送入城中。但次日中午得悉万岁爷将于明日亲临大高殿拈香祈雪，他担心那天递折诸多不便，所以决定当天赶紧进城。到傍晚终于到达了东华门外，当夜便在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24]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下了一阵微雪，不久即天气放晴。林则徐一清早就入大内递折请求觐起。皇帝得知林则徐到来，即命第一起召见，并让他上毡垫，好跪得舒服些。这次召对，君臣俩足足谈了三刻有余。谈些什么，因没有文字记载，不得而知，但自此日起的8天内，皇上连续8次召见林则徐，这说明两人谈得是十分投机的。 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第三次被召见时，皇帝问他能骑马否？林则徐是能够骑马的，当然骑术不精，只能作为代步的工具，皇上当时没有作出反应，继续垂询他感兴趣的问题，谈了两刻时辰，林叩头告退。正当他在朝房将息时，上头来了谕旨：着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 这不啻是皇上特别的恩顾，对于地方大员来说，更是少有的殊荣。 按朝廷向例，一般的朝内大员觐见万岁时只能按指定路线，步行入内，外僚尤其如此。由于宫廷硕大，路线很长，考虑到朝内官员中，老年体弱者的困难，为此，特规定凡65岁以上的年老大员，可以免除步行，骑马入紫禁城。但需先列名具奏，皇上恩准。被准予骑马的朝内官员凡由东华门入者，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者，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这项特旨自康熙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皇上对属下年老大员的优容照顾，具有无上的荣誉。不过，这只限于朝内，地方大员入内朝觐，照例不准享受骑马的规定。所以，当圣上宣布赏林则徐紫禁城骑马时，不仅使朝臣们感到惊讶，为之侧目，而且连林则徐本人也深感意外，心中暗称“异数”[25]回到寓所，他赶忙具折谢恩。 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日，林则徐被第四次召见。他在清晨三点多钟穿戴停当后，即骑马进城。这殊荣对他来说，有何感慨，林则徐没有在《日记》中写出，我们无从知道。但当日入朝的同僚们中，可以肯定是有很不同心境的，羡慕者有之，祝贺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林则徐对此不能没有意识。中国有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殊荣的背后可能是殊悲。早在3000年前，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说过：“祸焉福所依，福焉祸所伏”；孔子也要人们处世中庸，执两用中，不可走极端，中庸学说成了孔学的支柱之一。林则徐向来做事认真，办事心细，又熟悉朝廷掌故，对这份殊荣及其带来的影响，自必仔细思量过，只是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而已。他递折谢恩后被安排在第五批召见的序列，皇上问到骑马的情况，他叩头表示臣不惯骑马，请圣上还是让自己步行入内。万岁爷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天语纶音，自不敢违背，林则徐只得叩头谢恩。[26]后来的四次朝觐，他都是乘肩舆入内的。 在第五次召见时，即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上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27] 这一任命又如一石击水，掀起了层层波澜。钦差大臣等于皇帝的特派员，或者说是皇帝的代表。在有清一代，授予一个汉族地方大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不是特别受到圣上的恩宠，就是事情本身显得特别的重要，表明执行特殊使命的人具有特出的才具。从历史上看，19世纪5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朝廷急于镇压，授钦差大臣逐渐过滥，人们对之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但在40年代前，任命钦差大臣是很慎重又很少见的。可以想象，这消息在朝野会引起怎样的震动！《蓉城闲话》说“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28] 所谓“枢相亦为之动色”，枢相即指军机大臣、大学士们。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是穆彰阿，而琦善作为文渊阁大学士，自然也在相臣之列，他们不仅为之“动容”，而且“有忌阻之者[29]妒嫉是中国人的通病，官场尤其厉害。虽然林则徐是个正直坦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但他联想到琦善在长辛店晤面时，要他不轻启边衅的警告，面对朝臣们对这一任命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他对此不得不认真考虑将会出现的种种阻力。从他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对这个任命起初是再三辞谢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0年12月22日），他在致叶申芗的信中说：“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论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30] 叶申芗，字维郁，号小庚，是林则徐的同乡，也是亲家，当时在河南河峡汝道任上。这封信明确说明林则徐在接到任命后的召对中，曾向皇帝固辞，并将可能出现的议论即琦善所指的轻启边衅之说，反复向皇帝说明，表示阻力不小，且来自枢相。当时，皇帝也明确表示让林则徐放手地干，自己断不为遥制而束缚他的手脚。林信是写于他被削职留粤期间，用意在说明他当初接手钦差大臣的本意是不计个人安危祸福，以国家为重的心迹。所以，他说的固辞不获等情况，不仅是当时的实情，而且也是第一手资料。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41年2月28日），在同一处境下，他给自己会试时的房师、时在朝廷任职的沈维的信上说：“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31]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1842年9月上旬），林则徐在遣戍新疆途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32] 这些信件证明林则徐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挑起广东禁烟重担的；对于这个任命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事先是作过充分估计的。因为有这些信件，才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当他在第五次召见时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要他驰驿广东，而后来竟然还被连续召见了三次。原来，这三次是他向皇帝固辞任命而不获，进一步与皇帝讨论禁烟、接受训令、明确任务并得到皇帝“不为遥制”的口头保证的过程。 那么，前后8天、召见8次，君臣们究竟讨论了些什么问题？除了一般的地方治绩外，鸦片问题是最主要的议题。林则徐从拔本塞源要求考虑，认为禁烟势必涉及外国鸦片烟贩。为了体现天朝教化，他曾向皇帝建议应向各国颁发檄谕，“晓示外夷”。[33]对此，皇帝认为待林则徐到广东后，“著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著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檄发”。[34]看来，皇帝对这个建议原则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做法上却讲求稳妥，要林与当地督抚认真讨论檄谕有否可能和必要之后，再作考虑。应该说，皇帝的设想是可取的。因为一则，此事涉及广东当局，不和督抚商酌，单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颁发，会在客观上造成朝廷不信任地方大员的错觉，容易给外夷钻空子；二则，林则徐毕竟没有担任过海口的总督，对两广尤其是广东方面鸦片走私情况，并不一定很熟悉。急于发布檄谕，似乎容易隔靴搔痒，打不中要害；而且先发檄谕弄得不好等于预先通知外夷，反而不利于禁烟大局。所以这件事经过讨论，决定让林则徐到广东后与邓廷桢商量出结果再说。 林则徐估计禁烟的举动有可能会使外夷铤而走险，兴师动武。为此，向皇帝建议应加强海口要害，“须得精兵严守，庶夷人不得窜入[35]不用说，这是林则徐的深谋远虑，符合兵学上有备无患的要求。皇帝当时的态度，目前没有史料可资说明，但若从林则徐到粤后加强广东海防的作为看，他必定得到过皇帝原则上的认可。从前面所引林则徐致叶申芗的信可见，他们君臣俩一定还谈到过禁烟会不会启边衅的问题。这不仅是上面那个加强海防的合乎逻辑的想法，也是林则徐自与琦善在长辛店会晤后一直感到有形无形的朝议压力，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皇帝的明确表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禁烟全局的大事。皇帝表示断不为遥制，等于说不会听信别人的谗言而使林则徐动辄受咎。这个表态，坚定了林则徐肩负重任的决心。但是他哪里知道后来皇帝居然自食其言，使禁烟大业功败垂成，自己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处分。 此外，在召对期间，皇帝还发交林则徐几件有关鸦片走私的奏折，命他带到广东分别查办。这些奏折是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分别上奏的。奏折内容系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诨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为夷人中奸猾之尤，因贩运鸦片而致巨富[36]；奏折还涉及驱逐鸦片趸船、访缉通夷奸人、严究包庇弁兵等事[37] 十一月十八日（1839年1月3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又谈了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林则徐跪辞了皇上，[38]结束了长达8天的君臣对话。 连续8次召对，是皇帝接位18年来对地方大员绝无仅有的举动。这不仅表现了圣上对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也表示了对严厉禁烟的决心。林则徐受此殊遇，感恩异常，为国家民族争命，决心置个人祸福荣辱于不顾，甘蹈汤火。困扰清王朝的鸦片问题，从此有了一线转机；大清帝国为了保持它的万世长存，决定要和中外鸦片贩子作认真较量。这样，作为中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禁烟和反禁烟斗争，成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一种契机。 * * * [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70～274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7～575页。 [2] 宝兴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66～268页。他认为银贵钱贱，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朝廷严禁钱票，著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道光皇帝命各省督抚妥议章程具奏。 [3] 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9页。又，以下所引用均见此折，不另注出处。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8～601页。 [4]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5]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7页。 [6]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8页。 [7] 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 [8] 据美国旗昌洋行职员威廉·亨德在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时亲眼所见，说林则徐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坚定，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须，下巴留着长须。【美】W．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10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6～358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6～598页。 [10] 《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63～364页。 [11] 《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7～388页。 [12] 《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8页。 [13] 《庄亲王奕辅国溥喜因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89页。 [14] 《著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犯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0页。 [15]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妄请弛禁鸦片著即休致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1页。 [16] 《著湖广总督林则徐即来京陛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4页。 [17]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十八年条。 [18] 《林则徐集·日记》，第308页。 [19]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溃河事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20] 当时林则徐因母亲过世，正在老家守孝。按儒家孝礼，在服丧期间被朝廷召回任事，称为“夺情”。一般是在非此人莫属的情况下，才有“夺情”之举。 [21]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2] 《清史稿》卷三七〇，《琦善传》。 [23] 以往论者因为把琦善断为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所以对这次会见中琦善所说与林则徐的“漫应”，解释为琦善对林进行“威胁”，认为这是弛禁派头子和严禁派首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进而引申出清王朝内部禁弛两派的分歧，已发展为反侵略和对外妥协的斗争。我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勉强。 [24]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页。 [25] 《林则徐集·日记》本日条下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见该书第315页。 [2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 [27] 同上书，第316页。 [28]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9]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30]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31]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32] 同上书，第191～192页。 [33] 《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52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十二页；另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83页。 [3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一，第15页。 [36] 《英国烟贩即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27页。 [37] 《已革弓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贿纵放案审明定拟折》，同上书、册，第733页。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16页。 第六章 林则徐广东禁烟 林则徐画像 6-1 虎门销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辞别师友，毅然踏上了南下广东、厉行禁烟的荆棘之途。 临行前，好友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为之送行。文中恳切地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切望此行能真正禁绝鸦片，“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并引《诗经》中“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句，要他提高警惕，防止有人破坏禁烟。指出在粤东的僚吏、幕客、游客、商贾、士绅中有一批“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之徒，是破坏禁烟的人物，对他们必须杀一儆百，不能手软，千万不可被他们的游说所动，失却这千载一时的机会。龚自珍并要求随林则徐南下，亲身参加这场斗争[1] 对老友的爱国热忱，林则徐深为感动，但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不愿意友人因他而同蹈汤火，所以托人“以事势有难言者”婉阻。后来，在旅途中林则徐作书答谢友人，表示自己完全接受龚自珍提出的讲求火器、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及奸民、守海口等建议，并指出：“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暗示破坏者主要不在广东而在朝廷。对于老友恳切由衷的期望，表示深受激励，“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传意自己决心排除困难，全力以赴完成禁烟使命[2] 他根据皇上发下交办的杨殿邦等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奏折，在离京之前，“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3]准备一到广东即着手处理。离京之日，即传牌沿途地方官，说明自己“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拿究办”；申明沿途不准故为铺张，不准随身丁弁人夫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4]表现了清正廉洁的品格。离京途中，他给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密扎，说明此行“首在严拿汉奸”，命令他们按照开列的名单，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都要“密札饬拿”[5]；同时严正指出：“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地方官不得徇私包庇；申明对那些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拿获在官人役犯法者的管官，“例准免议”，“既往之事，付之不咎”，[6]表现了严宽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 林则徐赴粤禁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州。那些贪贿放纵鸦片贩子的官吏，勾结外国鸦片贩子的行商，都“惊惶万状”，“惶惶不安[7]而两广总督邓廷桢则兴奋异常。他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着手在广东海面加强巡防，充实军备，查缉烟犯；[8]并给正在途中的钦差大臣写信表示“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9]他们先后捕获了吸毒人犯二千多名，并于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1839年2月26日）在十三行商馆广场上，将一名中国鸦片贩子当众处以绞刑。可惜的是，林则徐指明要查访的外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已在十八年十二月中旬闻风而走，离粤回国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天字码头，与早已在接官亭等候的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广州副都统左翼翼长公爵弈湘、右翼翼长英隆等人一一相见，跪请圣安。[10]当夜，他下榻于省城越华书院，书院成了他的行辕。 越华书院与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并称省城三大书院，教习均为粤中名士。其中尤以梁廷枬最享盛名。梁是越华书院的监院，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嘉庆元年（1796）生，时年44岁，比林则徐小11岁。他以副贡生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得窥朝章典故；学问淹博，又留心时务，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情民俗；曾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聘，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海关志《粤海关志》，凡30卷，起于乾隆朝，迄于道光十八年。他在海防局时，“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11]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上时曾读过梁氏的著作，评价很高。这次林则徐赴广州途中，接得时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故友郭桂船来信，向他推荐梁廷枬。林则徐因早知梁氏，极乐意就海防诸问题求教。所以他甫抵广州，便以越华书院为行辕，目的是可以与梁氏经常晤谈时务，以备了解情况之需。 次日，他与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在书院议事，[12]了解广东的禁烟情况及外国烟贩、鸦片趸船的动向。得知查顿已经离粤回国，伶仃洋趸船两只于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1日）回去，另有英、美等国趸船18只驶避丫洲洋面。他将这些情况写进了到粤后的第一份奏折，向皇帝作了报告，并谈了自己的短期行动方案：派师船跟踪监视鸦片趸船，并在伶仃洋及东路惠、潮等属洋面口岸一体巡防；自己目前拟先熟悉情况，与督抚等互相讲求，拟于旬日之间出中路之虎门、澳门等处与关天培巡视了解，以便相机度势、通计熟筹。[13]就是说，在密切注视外国鸦片贩子的同时，作了解摸底的工作，为采取行动作好准备。 十九年二月初四日（3月18日），林则徐开始行动。他把十三行行商召至行辕，历数行商勾串外国烟贩的种种悖谬事实，并命行商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谕帖送至外国烟贩。谕帖要他们将趸船所藏数万箱鸦片尽数缴出，并签名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再夹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谕帖表示：凡照此办理的，可以不追既往，照常贸易；如执迷不悟、玩弄花招，当遵照新例，从重严惩。在谕帖中，林则徐庄严申明：“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正告外国烟贩，“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不要官兵，“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14]他责令行商向外国烟贩传交谕帖时，“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复。[15] 这两件谕帖，是林则徐禁烟决心和所行禁烟政策的第一次声明。虽然他那时对外国情况还很不了然，语词中仍有不切实际的天朝大国观念和中外力量对比上的盲目自大，但在反对外国烟毒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义正辞严，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禁烟决心。对行商，既斥其之罪，又扶其之气，要他们“严气正性”、有忠公体国之心；对外国烟贩，既坚持令其缴烟、具结，又申明照此办理者可以既往不咎，注意了策略的严正和灵活性。 次日，行商向外国烟贩递交了钦差大臣的谕帖。自嘉庆四年（1796）以来，外国烟贩一向藐视清政府的法令，置禁烟令于不闻不顾。但是，这次查办禁烟的钦差是政府的干员，有关他的性格和果断作风的传闻，早在钦差本人未到广州之前，就已在洋人中传开。在这种先声夺人的情势下，外国烟贩不得不考虑对谕帖应取什么态度。 在规定期限的第三天，即二月初七日（3月21日），外国鸦片贩子和商人40人，在商人公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谕帖作何种反应。会议由美国商人滑么（韦特慕，W.S.Wetmare）主持，他认为：“面临这种严重局势，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件，统一意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我们不应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16]接着，他宣读了草拟的回禀，声称现有的鸦片是属于居住在孟加拉和孟买的商人所有，所以目前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无权缴出鸦片，只能要贩运鸦片的船只迅速离开、返回本国，今后不再载鸦片来华[17]很明显，滑么的对策是以今后不再贩运鸦片的虚伪声明，来保住现有的鸦片；以伪称他人所有，来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烟。对此，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钦差大臣的谕帖只是一种威胁，而“贩运鸦片没有丝毫错处”。他说：“我知道享有极高荣誉和声望的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他们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受到欢迎的”。同此，他不同意滑么采取撤出鸦片船只的做法，建议拒不回复钦差的谕帖，应指派一个委员会来从长计议、拟定办法，然后交会议讨论，作出可行的决定[18]会议对这两种意见投票表决，结果以25对14票通过了颠地拒不禀复的提案。会议决定以各国商人公所名义向行商写一封简短回信，说明由于兹事体大，必须在一星期后才能作出答复[19] 对于外国烟贩故意抗拒，林钦差采取果断措施。二月初七日，行商被命令再次向外国烟贩传达钦差大臣的决心：如到期拒不交烟，本大臣将于上午10时亲至公所处理。外国烟贩得此消息，极感震动，不得不改变态度，象征性地缴出1000箱鸦片，企图敷衍了事。林钦差洞悉烟贩的伎俩，于次日下令拿办颠地，指出：“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现又阻挠缴烟，“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同时再次申明“断不因颠地之愍不畏法，而连及能知改悔之人[20] 钦差大臣动了真格，不仅使烟贩目瞪口呆，而且也使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面临难题。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是继罗宾臣之后的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政府全权代表。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世袭男爵，是英贵族院议员；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官。义律像大多数英国贵族子弟从参加海军到殖民地寻找出路那样，1815年加入海军，在印度及牙买加服役，累升至少校。1822年后转向外交界，曾赴南美从事奴隶管理。1834年任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随其来华，后又接连在历任商务监督手下任职。1837年升任商务监督，是一个在华时间颇久的英国人，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只是他的出身和长期在殖民地服务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贵族老爷的骄横和对落后民族的蔑视心态，自以为熟谙中国官员的性格和了解中国官场的虚应故事，使伦敦相信他确是个中国通。当他在澳门接到中国钦差大臣二月初四日（3月18日）给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的谕帖抄本后，立即断定这是中国官员虚张声势的惯例，便写信报告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声称自己确信只要以“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21]信发出不久，便得到中国钦差将要对颠地采取行动的消息，他觉得自己应该亲自出马，负起所谓保护本国侨民的责任。 二月初九日（3月23日），义律自澳门启程，次日下午到达位于广州十三洋行街的英国商馆。十三洋行街是广州外城毗邻珠江的一条东西向街道，街南共有十三所行馆，属广州公行商人所有。行商们把其中九所分别租给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居住，称为商馆。其实所谓商馆，是外国商人的住所兼办公室（俗称“写字间”），不但起住宅的作用，而且也是各国商人进行贸易和堆放货物的处所。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通常底层都作库房、仆役室、华籍雇员办公室、厨房和堆栈之用；二层楼是账房间、客厅和饭厅；三层才是卧室。每个商馆的房屋设备都很豪华、宽敞。据1832年《广州纪事报》报道，该年元旦英国商馆召开的一次宴会，在二楼的饭厅里，席面上坐了100位客人，可以想见建筑物是多么宽敞了。在商馆面南处，是一片长宽约1500平方英尺的广场，供各国商人散步、活动和眺望珠江的秀丽景色。因为清政府历来规定外商不准擅离商馆活动，这儿便成了外国人除规定每月有三天外出到指定地点游览外唯一能任意走动的处所。当时，英国商馆有两处，一处位于南北向的老中国街和俗称猪巷的两条小街的中间，称旧英国馆；另一处在猪巷以东，毗邻荷兰馆，原为东印度公司租借的商馆，自东印度公司撤销后，便改称为新英国商馆[22]查理·义律的办公室就设在新英国馆里。 义律一到商馆，即将颠地窝藏在他的商务监督办公室内。当夜，颠地企图逃离广州，被军民人等发觉截回。[23]在此情况下，林钦差一面“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一面按历来定例，于二月初十日下令封舱、停止对外贸易。他撤回商馆中的中国雇员，派兵严守商馆，断绝趸船与商馆间的交通往来[24]洋人275名被隔绝在商馆里，既无食物供应，又无中国仆役服务，显得情绪沮丧、气焰顿消。于是，原以为只要用“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就能吓倒中国官员的义律，不得不考虑面临的严重局面。 二月十一日（3月25日），义律向两广总督递交照会，要求三天内给在广州的所有英人及英船颁发离开该城的护照。否则，他将认为“本国的人员和船只已被强行扣留，就要作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林钦差针锋相对，一定要他先遵令缴烟，然后颁发护照。义律收到钦差批复，知道恐吓无效，便申请收回前呈，并请求供应食物和派仆役进入商馆。[25]翌日，林钦差再次谕令义律，应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卖办，一切照常”，而且定当不追既往[26]并于当日颁发了速缴烟土的四条告示[27] 既然软磨硬顶都不能动摇中国钦差大臣的决心，那么再不迅速表态，就会引起被隔离在商馆内的英国人和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人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位女王陛下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不得不收起殖民老爷的骄横，第一次向他蔑视的中国官员低下头颅。二月十三日（3月27日），义律被迫向中国当局表示愿将“英商手上的鸦片悉数交官”；同时，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通知英国烟贩，要他们缴烟。通知说：“目前同本国及别国侨居此间的一切商人，被广东省府强行扣留，食物无着，仆役离散，和我们各本国的交通已被断绝”，把咎由自取的一切责任都推向中国方面。并申明：“英商财产的证明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28]这就为英国政府出面，把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处理在华不法商人的内政，改变为国与国关系埋下了伏笔。所以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对此赞扬说，这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29]在同样的计谋下，义律也劝美国等鸦片贩子交出存烟，保证一切损失将由英国承担。 林则徐那时对西方的情况还所知有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封闭社会中的天朝钦差，自不可能有近代的国家观念，更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但他又是个长期从政的大员，加以受命之前对可能引起边衅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在对待外国烟贩问题上，一直采取着既坚定又灵活，既有魄力又极谨慎的政策。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当他收到义律保证“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如数缴清”，并请求“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的照会后，[30]立即于当天派人送去牛羊两百头和其他食物。[31]对于义律在照会中所称洋人被“固禁如囚”的说法，林则徐于次日批示中作了驳斥，指出自二月初四日（3月18日）谕令各国商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3月23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他要义律晓谕烟贩尽速缴烟，“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32]鉴于义律对缴烟只有书面保证而尚无实际行动，林钦差没有撤销围馆、封舱的命令和恢复买办工人的服务，没有同意义律的所请三板往来省澳的要求，并进一步堵死了通向商馆四条街道中的三条，即盘定街、新中国街和猪巷，只留由各国商人公所进入商馆区的老中国街一条通道；并且把向着十三洋行街的商馆后门，都用砖头砌死。[33]直到林钦差接到义律请求派其副手参逊等人办理缴烟的照会后，他感到义律和各国烟贩确实愿意交出所存鸦片，才于二十九日（4月2日）宣布恢复食物和饮水供应，同时规定鸦片缴到四分之一，即给予买办工人；缴至半数，酌量允许三板往来省澳；缴至四分之三，准予开仓贸易；全数交完，则一切照常并奏请奖励。若贻误失信，以三日为限，断其淡水，再误三日，断其食物供应，又三日，当执法从事，断不宽贷。[34]钦差大臣以巧妙和极有分寸的措施，把义律引向预定要达到的缴烟目标。 从二月初四日传谕外商缴烟起，林钦差就谨慎地处理着禁烟中可能涉及的两国或多国关系。他在封舱过程中坚持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当商馆被围、断绝供应后，外国烟贩产生分化，美国商人金（CharlesW·King）向中国当局禀告自己从不进行鸦片贸易，请求允许他和他的船只进行正当贸易和招回仆役时，钦差大臣宣谕“本大臣既不许奸夷和良夷混淆，亦不愿因一事而变更大计”，请他向烟贩们劝导缴烟。荷兰领事也得到了同样的劝告。当外国烟贩陆续缴烟时，林钦差逐步放宽了对烟贩的隔离措施，到三月初六日（4月19日），所有买办和中国雇员被允许返回商馆。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取消封港和恢复交通。二十三日，撤回了包围商馆的兵丁。而烟贩的缴烟则一直延至四月初六日（5月18日）才缴完。这一切充分说明钦差大臣在和烟贩的斗争中，既果敢又冷静，一切措施都使用到最恰当的火候，注意掌握策略而不超越预定目的的限度。 外国烟贩交烟的地点确定在虎门。自二月二十六日（4月9日）林钦差接到水师提督关天培报告鸦片趸由九洲开至虎门呈缴鸦片的讯息后，于次日偕同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豫堃同赴虎门验收鸦片。二十八日，林钦差抵达虎门会晤关天培，当天起逐日收缴烟土。为了进行监督和指挥方便起见，钦差大臣于三月初一日起在师船“新会一号”上居住，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收烟接近尾声时才移居岸上，前后共住在船上24天[35]四月初六日（5月18日），外国烟贩所报烟土全部缴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36]初九（5月21日），林钦差签发了给英人的收据，据内写明共计20283箱28斤又7个[37]在这些鸦片中，查顿·马地臣洋行（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居第一位；颠地洋行1700箱，居第二位；罗素洋行缴出1500箱，居第三位。这三家洋行共缴出10200百箱，超过应缴总数的一半[38] 2万多箱鸦片总重237.62万多斤，如何贮放是个大问题。因为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众庶争趋，严防偷漏，刻不容缓。林钦差等考虑到收缴地点是在虎门，不如就地临时堆放，免得转辗途中发生乱子。因此自收缴以来即先相度堆贮之地，最后选中了位于穿鼻附近的镇口村。这里地处码头，收缴鸦片都在此进行，便于堆放，也便于监守。但此处民房庙宇均无宽敞，鸦片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各半，大房一间只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没有一处可以堆放这么多的鸦片，不得已，只好把陆续收来的鸦片，分作数堆，每堆屋外围起墙壁，上面添盖高棚，匀排封贮之外，另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在内分棚看守；分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严密防范[39] 这么多的鸦片如何处理又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林则徐等向朝廷报告一俟收缴完毕，即派员押解进京，请朝廷验收。三月十九日，皇帝颁谕同意解京。[40]但三月二十五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上奏，建议就地销毁，无庸解京。他认为广东距京师路途遥远，运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计须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俱用车载，计须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头；即使由江西水路经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足可与运解铜铅船数相当。此项舟车民夫，不但地方一时骤难雇备，而且需花大量经费。以国家有用之财，花在这种无用之物上，实在很不上算。而且长途运送，难保不会途中发生偷换。他指出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其价值仅洋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虽积惯吸食的老烟鬼也很难辨其真假。经此次查办之后，洋烟愈少则价格愈昂，价愈昂则利愈厚，而为利所趋，舞弊的手法也随之愈巧，很难保证没有偷换，即使到京后派大臣查验，也只能核计多寡而无由辨其真伪。据此两点，邓灜认为林则徐、邓廷桢等都系皇上委任责成之人，自不会扶同欺饰、自取罪戾，不如饬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41] 皇帝读了邓灜奏折后，觉得所奏有理，便改变原来解京的主张，三月二十六日，重颁谕旨，著林则徐等无庸将烟土解京，可在收缴完毕后，由林、邓、怡良等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就地目击销毁。上谕并对林则徐表示了充分信赖，说“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42] 对于二万余箱鸦片解京之难，林则徐并非不清楚，只是因为向例必须将办案所获交朝廷验明，才有解京之请。不过他还是作了两手准备，约在三月中旬之初，当收缴的鸦片日益增加时，就着手择地开挖化烟用的大池。四月初一（5月13日）的日记中有“黎明诣天后宫、靖海庙行香，顺往看视池工，拟为毁化烟土之用”[43]的记载，准备圣上一旦命令就地销毁时有所不虞。四月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廷寄上谕，奉旨烟土无庸解京，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销烟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定如何销烟。林则徐等曾对此多次商量、反复试验，否定了用火烧化的办法。向来鸦片采取拌和桐油后用火烧化，但焚过之后必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若挖土熬煎，可以十得二三，说明此法尚未能去毒务尽。经过调查访问、广谘博采，发现鸦片最忌盐卤、石灰二物，若投以灰、盐，烟土即成渣末，必不能收合成膏。考虑到二万多箱鸦片如用锅灶化毁，不仅须盈千累百，而且旷日持久。最后决定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大池，轮流浸化。每个池子各纵横十五丈左右，四周拦桩钉板，不令发生渗漏，池底平铺石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树以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作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每箱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石灰抛入池内，顷刻便如汤沸。其时，人夫手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戮，务使尽化。俟退潮时，启放涵洞，残渣流出，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涓滴。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轮流替换，化一池必清一池底，以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傍晚停工时，封闭四周栅栏，派文武员弁巡逻，化烟员工，令其仅穿短裤，其余赤裸，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行夹带。 其次是核定化毁时的鸦片斤数，做到收、化两符，以杜偷漏。林则徐等经商议后，决定在劈箱销化时，将各色烟土分别编号登记，以鸦片名色分为公班土、白土、金花土三等，逐箱过秤，并扣除箱袋斤重，核实净烟斤数，随销化随登记，防止差错。 再次是派定执司、保卫现场。决定沿海居民，只准在栅栏外观看，不许混入厂中；在事员弁，各有职司，相互查核，严防偷漏夹带。 最后是排定在省大员轮流查视，做到共同目击销毁。决定由林则徐、关天培及候补知府余保纯等在虎门驻扎，逐加布置；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藩司熊长谆、臬司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分班轮流，接替查视；并咨会广州将军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统弈湘、右翼副都统英隆，各轮流到虎门弹压；粤海关监督豫堃更应常川在虎门照料稽查[44] 挖池的工作在奉旨前已经完成，并于当天函告总督、将军、都统等一同过目验收[45]；其他各项也陆续于月底前安排停当。四月二十日（6月1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46]他宣读了早在十多天前就已拟就的祭文，祈祷海神保佑，“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47]虔诚的语句中洋溢着爱国的赤诚。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南国的骄阳显得分外炽热，虎门寨下万头攒动，人群鼎沸，人们渴望的销烟壮举终于开始了。当天下午，林钦差在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谆的陪同下，监督和主持了首次销烟的工作。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当一担担石灰抛入浸化池中，一股股升腾而起的浓烟冉冉升起，池水沸腾起来，把浸泡的鸦片溶成了无数渣末。观看的人群无不欢欣雀跃，声震霄汉。当天，170箱鸦片全部化尽，涓滴不剩地倾注到碧波浩瀚的大海。 自这天起到五月十一日，前后19天[48]不论晴雨，林钦差坚持每天监视销烟。为了让外国人一睹壮观，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钦差大臣颁贴告示，准许外人现场观看。初七日，一群外国人包括美国商人奥立芬洋行股东金及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利逊”号商船船长宾逊（Capt.Benson）等，来到虎门，受到了林钦差的热情接见，并准许他们走进栅栏，在销烟池边观看全过程。这些曾经怀疑中国人在销烟中可能会有偷窃行为的西方人，面对着销烟的每一个过程，惊叹“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49]对中国人民的这场伟大斗争，充满了无限的钦佩。 五月十一日（6月21日），除留下各色鸦片共8箱作为样品解京送验外，所有2376254斤鸦片全部销毁。为了庆祝虎门销烟的胜利完成，当天下午镇口村大放焰火，林则徐在师船上观看了这次表演。十四日（24日），两广总督邓廷桢携酒来钦差寓所祝贺，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等共同分享了胜利的喜悦，直至上灯时分，又在箭道观看焰火，尽兴而散。次日，在关天培的送别下，钦差和总督乘船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虎门销烟是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清王朝近半个世纪禁烟过程中所获的最大成就。对外国烟贩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是禁烟通向胜利的关键。抓住这一关键，严禁吸食就比较容易。林则徐在广东迫令外国烟贩缴烟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严禁吸食的工作，在邓廷桢、怡良等人的配合下，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仅广东一地就查获吸食犯1600余人、鸦片28845斤、烟枪42741枝，以后的50天内，又继续查获吸烟犯192人、鸦片11000斤、烟枪27538枝，大大超过了以往广东的禁烟成绩。 * * * [1] 《龚自珍全集》，第169～171页。 [2]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龚自珍全集》，第171页。 [3]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27页。 [4] 《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信及录》，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重印，第7页。 [5] 《密拿汉奸札稿》，《信及录》，第8页。孖毡即马占，英语mercnant的音译，即经纪人。 [6] 《信及录》，第8页。 [7]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22页。 [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 [9] 林则徐：《又和见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七。 [10]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1]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9页。 [12]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3]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96～497页。 [14] 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信及录》，第22～23页。 [15] 林则徐：《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同上书，第21页。 [16] 《各国商人会议公所会议记录》，见斯莱德：《中国近事纪实》，1939年澳门版，第31页。 [17] 《草拟禀帖原稿》，同上书，第32～33页。 [18] 《颠地发言记录》，《中国近事纪实》，第34～35页。 [19] 《各国商人公所致行商信稿》，《中国近事纪实》，第38页。 [20] 林则徐：《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信及录》，第24～25页。 [2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9页。 [2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1页；《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9～251页。 [23] 《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交烟土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 册，第92页。 [24]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信及录》，第25～26页。 [2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2～253页。 [26] 林则徐：《咨复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信及录》，第28～29页。 [27] 林则徐：《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同上书，第29～32页。 [2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3、254页；另见《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78页。 [29]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译文据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32页。 [30]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信及录》，第33～34页。 [31] 参见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460页。 [32] 《批英吉利领事义律禀》，《信及录》，第35页。 [3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6页。 [34]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4页；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7页。 [35] 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关系纪事》，第473页；另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36、339页。 [36]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44页。 [37]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0页。 [38]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7页注④所列数字。 [39]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 册，第594页。 [40] 《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并将收缴烟土查清解京事上谕》，同上书、册，第525～526页。 [41] 《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奏请将在粤所收缴烟土就地销毁无庸解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3～535页。 [42] 《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广东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9～540页。 [43] 《林则徐集·日记》，第340页。 [44]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94～595页。 [45] 林则徐：《致怡良》（1839年5月31日），《林则徐书简》第55页。 [46] 《林则徐集·日记》第342页。 [47] 《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云左山房文钞》卷三。 [48] 《林则徐集·日记》第344页。据林则徐日记所记，自6月3日至6月21日，销烟共19天，除去端午节暂停一天，共18天。一般著作称共销烟20天或笼统指自6月3日到25日等说法，均不确。 [49] 裨治文：《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6-2 具结与反具结 虎门销烟，只是中国政府决心杜绝烟害的第一步，按照林钦差的禁烟部署，要做到拔本塞源，洋商必须既交出鸦片，又应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夹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一要求，早在二月初四日钦差大臣给外商的第一件谕帖中就已晓示[1]二月十三日，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一部分外商，为了早日摆脱困境，获得自由，不顾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反对，在一个宣言上签名保证不再贩卖鸦片，也不再把鸦片输入中国，但他们声明不能保证永远禁止一切来人不夹带鸦片，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2]应该说，外商的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不能保证别人也不夹带。林钦差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应该而且可以代表外商作出保证。二月中旬，钦差大臣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具结式样，要义律代表众英商签具。结式内容如下：具甘结（人）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商夷商等，吆噜夷商等，为出具切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沽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卖，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3]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能代表众商缴出鸦片，当能代表众商作出保证，于情于理，两皆相符。在义律，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交出鸦片，原是他在无可奈何时设下的一个圈套：把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偷换成中英两国的争端。不料，中国钦差不但没有钻进这个预设的圈套，反而把绳圈抛到了义律自己的脖颈上，让他再次代表众商作出承诺。作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充其量只能保证英国商人不再进行鸦片走私。无权代表各国作出保证；但事实上他确实已经代表在华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他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当他接到中国钦差派人送来的甘结式样时，这个自作聪明的英国人便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 被迫缴烟和随之而来的具结问题，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他决心诉诸武力以挽回反缴烟失败。早在被迫同意缴出鸦片之时，他就在酝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设想。4月3日，他把自己的设想以私人密信的方式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作了陈述。他认为中国政府的缴烟令是强迫英国商人缴出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侵略，一种不可饶恕的暴行。对此，他主张“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他建议：一、立即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二、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查办并对女王陛下多次失敬的行为作出道歉；对暴行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正式把舟山割让给英国；中国皇帝必须准许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与英国进行贸易；直到赔款付清和其他一切条款都忠实兑现后才解除封锁。 三、英国货物可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 四、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个回合。[4] 义律的这份秘密信件表明，他早就处心积虑地把因禁烟引起的争端拖向战争的道路，用侵略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一阴谋指导下，他对钦差大臣要求具结一事避而不谈，而以缴烟的行动获取商馆的解围，以便一旦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便加速推行自己的战争计划。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1839年4月6日），林钦差来谕催问义律为何对具结一事“至今尚未取结汇缴？”要他“速即转谕所属各国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切结各一份。凡在夷馆之人，均需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以凭奏请大皇帝优加奖励。”谕帖最后写道：“本大臣因该领事尚能谕众缴烟，是以将汝看重，今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若任其延玩，则仍是庸懦无能，本大臣又不看重汝矣。”[5]这确实是林则徐当时的真实思想。他被义律的缴烟所感奋，对义律的观感颇好。但在义律看来，这段文字简直是对自己的揶揄。在他的殖民经历中，从未有过这种被嘲讽的事发生过。然而，当他一想到目前被困在商馆里的狼狈相，只好吞下这口怨气。他认定当务之急是获得自由，离开广州，才能逃避具结，实现武力打击的计划。 二月二十五日，他致书林钦差说：具结一事，按我国法令，我实不能遵行，具结是指后来者，指以后不遵令者，谁能承担这种责任呢？“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6]显然，义律以退为进，用英国没有具结的法律为借口，抵制具结。在广州的外侨总商会对具结一事也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二月二十五日决定解散总商会以避开具结的责任。[7]这决定，更突出了义律在具结问题上充当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地位。那时林钦差因忙于验收由英国副监督参逊负责缴来的鸦片，他把催办具结的工作交给广东地方当局。二十五日当天，广州府收到了义律的回复，立即按钦差大臣的指示进行驳斥，申明按天朝惯例，外商必须具结；不肯具结是为以后继续夹带鸦片预留后路。谕帖责问义律：如别国商人到英国贸易而不遵守英国法令，你们的国君能同意吗？你说英国没有此例因而你不能具结，这不是以英国的法律代替中国的法律吗？“岂能将汝国之例带至天朝耶[8] 从二十六日起，义律两次致书广东地方当局，坚持具结不合英国法律，若中国方面务令照行，英国船只只得回国。二十八日（4月11日，原文4月19日，阴阳历换算时间有问题），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联衔致谕义律，饬令“迅具切结，签名画押，及时呈缴”。[9]义律接到这份态度强硬的谕帖后，激动得暴跳如雷。第二天，他当着行商的面把具结式样撕得粉碎，吼叫：“要命现成，再拿具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当天，他作书回复广东督抚，声称：“今见大宪务令遵照现定本国在天朝贸易之新制，实为英国人民断难循照办理，是以谨求准令远职督同本国人民船只，一概开航扬帆而去[10] 当时收缴鸦片的工作正在虎门加紧进行。就缴烟和具结相比，缴烟是首要和迫切的。林则徐权衡主次之后，便把具结暂时搁置，着力完成收缴工作。三月初十日，义律再次向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保证缴足20283箱全数，“断不失信减少”，并请钦差同意三板往来，以便“随时发人，催令各船回来，而使事事妥善”[11]林则徐考虑到外商缴烟已经过半数，义律又保证交足全数，便决定按原先宣布的办法：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三月十九日（5月2日），钦差与总督会衔通告，准许三板往来，并解除对商馆的封闭兼准开舱贸易，通告表示：“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此时三板既通，应准该领事照常往来，俾其呼应较灵，随时谕办一切。”同时，通告宣布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16名，“仍应查照粘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为了防止颠地等16人在三板出省时混朦逸出，通告宣布委员现场查验船只载人数目、姓名，“督率洋商按名指认，如无夹带颠地等，即给予印票，交该船持赴经过关口，查验放行”[12]通告所附“粘单”中，开列了“暂留夷馆”的16名大鸦片贩子姓名。他们是：港脚颠地、打打坡、化林治、轩拿厘、央顿、央马地臣、单耶厘、土单佛、吗文治、英记利士、加士、依庇厘和花旗记（只有13人[13]其中，央马地臣、吐丹佛、依庇厘三人已离粤返国，所以，实际被暂留广州的只有13人[14] 钦差大臣的上述通告于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开始执行。这一天，包围商馆的士兵全部撤走，封锁解除，除颠地等13人外，所有外商都可领牌出入。义律在获得自由后，立即着手布置英商撤离广州的工作，以造成集体抗议中国政府的声势。他在4日发出通知，提醒大家注意他曾在3月23日限令他们一齐离粤的要求。在那份最初的通告中，他把中国的禁烟和限止外商行动的措施，危言耸听地说成“这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5]四月初六日（5月18日），烟箱全部起出。翌日，义律再次通知英商准备撤出广州，警告凡不愿离开驶入内河的英船，一切风险应由各船自己承担。初八日，他又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他在4日发出的通知[16] 四月初九日，义律领到广东当局给予的缴烟收据。次日，他即发布由他签名的通告，攻击中国的禁烟和林钦差对鸦片贩子的缴烟行动，“忽视女王陛下官员为实现帝国意愿调停争执所作出的贡献；无理拘留全体外侨于广州；狂妄地延长拘留期限；强制缴纳财产”，通告声称“凡此暴行，无非是一方面直接、间接鼓动意外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又鼓动强暴的公开抢劫”，对此，义律宣称他已对广东地方当局和钦差大臣的“公正和中庸失去了信心”。 通告要英商把因缴出鸦片的损失需要赔偿的清单，在离开广州前交给义律，并重申前令，要一切英国人在他以前或和他一起离开广州，一切英国船只目前均不得进入广州港口，否则将来留下或带入的财产遭受损失而要求赔偿时，女王陛下政府不予受理[17] 如果说，在此以前义律为获得行动自由，在和中国官员的往来公文中说尽了谦卑恭顺的话，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低下相，那么，在他领得广州的牌照后，就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殖民老爷的本相。通告的字里行间，充斥着骄横傲慢的殖民主义的精神和不惜使用武力达到预定目的的企图。可惜的是林钦差和邓总督对义律的历次通告都一无所知，还被他的假象所蒙蔽。 由于缴烟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继续扣押烟贩已没有意义，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于四月十一日（5月23日）联衔谕令暂留商馆的外国烟贩，只要签具永远不敢再来中国甘结，即可请牌离开广州。义律唯恐颠地、打打坡等不肯具结而导致自己和其他英商被继续扣留的危险，便竭力劝说他们签字出结。曾在禁烟之初气焰嚣张的颠地等大烟贩，在饱尝隔离之苦后虽心怀怨恨，但也无可奈何地只得选择自由之路。翌日，颠地、打打坡、孖地信、化林治、噫之皮、单耶厘、吗文治、央顿、三孖地臣、加士、英记利士、轩拿厘等12名英国大鸦片贩子联名出具甘结，请牌出口。[18]另一名美国烟贩记，也于四月十五日（27日）呈交不敢再来甘结，准备于四月底（6月10日）前搭乘美国边治文船开行回国[19] 义律在颠地等交呈具结的当天，即四月十二日（5月24日），便率带在粤英商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为了继续麻痹对手，他在动身前向广东当局呈递禀帖，宣称自己“近日怀病，须为调理”。广东当局信以为真，不仅“准予下澳就医”，而且称赞他“恭顺能事”，希望他赶紧调理就痊，回广州继续遵谕办事，并要他到澳门后确查当地夷人若藏有烟土，“务即谕令一体全数呈缴，毋留余孽为要。”[20]君子们不谙魍魉鬼域，把义律看成为可以信赖的人物，殊不知此人一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魔鬼们便得以逞凶肆虐了。 为了表彰义律谕众缴烟，四月十七日（5月29日），林则徐、邓廷桢札委佛山同知刘开域带茶叶1640箱到澳门颁赏义律和缴烟英商。钦差和总督的联衔谕帖中，称赞义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格恪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同时宣布“各空趸领赏茶叶之后，自当即日驶回本国，另寻生理。如有愿装货物回去者，仍格外体恤，准其空船驶进黄埔，载货出口。至满载各商船，业已领牌由黄埔出口者，亦皆催令开行，毋任逗留自误。”[21]钦差和总督并命刘开域等携带具结，“颁式各国，使合汉夷字缮具，诸国皆如式缴送[22]耽搁了一段时间的具结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义律则在刘开域等尚未到澳之前，于四月十六日（5月28日）递上一禀，报告葡萄牙人在澳门搜查鸦片的情况和趸船贩烟之弊，建议总督派员来澳会订章程，以便常远除弊。[23]林钦差对义律的建议颇感兴趣，因为他不愿在消除了广州鸦片走私的情况下，再让澳门成为新的走私基地。除恶务尽，是他奉旨南下禁烟的根本宗旨。所以，他立即委员赴澳，准备会同澳门葡萄牙总管与义律等商订章程。不料委员尚未抵澳，义律却节外生枝。四月二十四日（6月5日），义律再次来书，声称他本人和英商都在澳门，如要英国船只进黄埔贸易，必须奉到英王陛下的批谕才可明白转饬，他要求在等待国主命令期间能准予英船在澳门装卸货物。[24]义律此举，使林则徐顿悟自己以往对他缺乏应有认识，“始知前禀章程一语，乃系别蓄诡谋。盖澳门孤峙海隅，实可周通内地。向惟西洋夷人（沈案：系指葡萄牙人）准设额船二十五只，起卸货物，不纳关税，自明代而已然。英夷唯利是图，久深艳羡，故于缴土之后，希图破例效尤。此端一开，则粤海关几同虚设[25]而且一旦发生夹带鸦片，就将莫可稽查。事关贸易体制及禁烟前途，钦差大臣理所当然地予以严词驳斥。粤海关监督也在钦差和总督训令下宣布：除澳门当地原有的商业照常进行外，禁止一切船只在澳门进行贸易，必须按向例驶进黄埔，载货之后应立即出口，驶回本国[26] 对此，在澳英商举行集会，一致表示反对把英船或英货驶运广州。义律则在五月初四日（6月14日）复信钦差和总督，攻击广东当局和林钦差“忘义施强而行”，拘留商人，封锁海口，使英国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申称为了避免重蹈类似的遭遇，他已命令英国船只不准开进黄埔，复信宣称：“如不准在虎门口外经商，则为奉国主批谕以先，其商人必不能在粤交易，是则所指及章程毋庸再议矣。”[27]五月初七日（6月17日），在澳英商再次集会，通过决议，“认为监督的各项通知和他在14日信里所作的各项解释集合起来，已足构成一种以本国政府机关的名义所发布的积极命令，禁止英国船只和财产在中英现存关系下驶运虎门以内[28] 从反对具结到集体撤出广州，从集体撤离到拒绝进埔贸易，这就是义律在被迫交烟后蓄意加激中英两国关系的一系列阴谋。这些阴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力图实现用武力打击中国，策动侵华战争总体意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从道光十九年五月下旬起，武力冲突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那么，有没有扭转这个趋势的所谓“转机”呢？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和梁廷枬，在战后总结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认为是有的。魏源在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一文中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商，不许逗留内地。其续至商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追。其进口之船均应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其令过严，已非律载蒙古化外人犯杀罪准其罚牛抵偿之例。时西洋弥利坚诸国，皆遵具结。于是义律由省下澳，禀言趸船贩烟之弊，极须设法早除，如委员来澳门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并禀请准本国货船泊卸澳门，此洋事第二转机。林则徐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比例，不入黄埔，则海关虚设，而烟夹带，何从稽查？严驳不许。义律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言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魏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则徐下令洋商具结，规定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其令过于严峻；及至义律建议派人来澳会议章程，请求在澳门贸易，至多不过半年即可接获其国王命令，应该答应他们的请求，会订澳门禁烟章程，便不失为避免事态激化的一次转机。但林则徐未能把握，反而不准英商船在澳贸易，致使义律不愿意订章程，不受所赏茶叶，丧失了这次良好的机会。 梁廷枬在《夷氛闻记》一书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虽没有把它称之为“转机”，但对林则徐的举措，尤其是具结一事颇有微词。他认为“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虚应故事耳[29] 两人都提到具结，魏认为过严，梁以为没有意义。其实，具结一事本与缴烟互为表里。缴烟着眼目前，具结针对将来，都是林则徐奉旨禁烟所不可缺少的环节。就具结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保证而言，它原是清王朝在广州贸易制度中惯用的方法，不独禁烟时才开始。当然，具结之后能否一劳永逸地断绝了鸦片的夹带谁都不能保证，林则徐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奢望，但它具有法律的制约力却是无可怀疑的。义律和英商之所以对之坚不签具或被迫答应，正从反面证明了它并非毫无意义。至于说它的内容过严，若以当时朝廷对吸食者课以极刑的意见对照，对兴贩者采取没收烟土，人犯正法的措施，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体现了严禁的精神。对国内的烟贩尚且如此，对外国的大烟贩更无可非议了。魏源以蒙古化外人犯死罪可以用罚牛抵偿的旧例比之具结，称其过严，完全脱离了烟害对中国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实际情况，把两种不相等同的犯罪性质以同一种尺度去衡量。 问题是义律和英商们答应缴烟后，林则徐若不采取迫令具结的做法，事态是否有了转机，即不向恶化方向发展，从而可以避免后来所发生的中英战争？魏源因为没有接触到当时义律与英国当权人物的往来信件，所以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议论。事实上，义律在3月27日答应缴烟后，即在4月3日又致信英外相帕麦斯顿，主张发动侵华战争；4月16日又致信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请他派尽可能多的兵船到中国示威；5月24日被义律任命指挥全部走私船队的英国官员巴里，指挥鸦片走私船“赫鸩里”号向清广东水师船舰开炮轰击，命中了一艘师船。30日，义律把这件事向英国外交部次官拔克浩斯作了报告，并强调：对清政府的报应就在眼前，采取“敏捷而强有力的行动，必定能把这次事件转变成广大而长远的利益”。[30]这一系列密信表明，义律在被迫缴烟后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力图把两国拖到战争的道路，渴望英国在侵华战争中捞到不止是单纯赔偿烟价的好处。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是否应该要求具结，而在于中国的禁烟从根本上触犯了鸦片走私者的利益。为了维护这桩罪恶的买卖，外国鸦片贩子和支持、纵容他们的英国政府，必然要不择手段地对抗中国政府的正义行动，直至使用武力。义律在被迫缴烟后的上述公开和秘密的活动，正是英国政府蓄意破坏禁烟运动，乘机开辟中国市场，把古老帝国变作西方资本主义附庸的罪恶意向的反映。如果英国没有这种意向，那么，一个小小的商务监督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作主张地以本国承担缴烟的损失，命令烟贩如数缴出鸦片吗？所以，你刺激他，要他具结也罢，不刺激他也罢，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不存在所谓“转机”的问题。 就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要外国贩子缴烟和具结这两项措施的成功程度而言，应该承认具结的成绩不如收缴鸦片。对此，林自有认识。他在与总督的会衔奏折中向皇帝报告说：“臣等先于收缴烟土之时，即经饬取生死甘结，该夷坚不肯具，盖以缴烟系一时之事，尚可籍此求生，而具结乃长远之事，适恐自陷于死也。然彼所畏惮者在此，则我所以制驭之者亦正在此。[31]他看出了具结对拔本塞源的重要意义，也从中悟出了义律与鸦片贩子抵制具结的潜在原因，决心以具结作为制夷的手段坚持到底。 但是，朝廷内有些不谙夷务的官员对具结一事不以为然。御史步际桐条奏称：查办夷船鸦片，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具，徒开含混之路。言下之意，具结只是形式，取结势必造成含混之端。皇帝命林、邓细心筹划，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针对步际桐的条奏，林则徐向皇帝坦陈了自己的心态，说：“臣等窃思夷人正不敢出结，如可免取，最为省事。继又反复筹商，若竟任其抗结则夷人夹带之念断不能一日忘，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出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臣等不敢因有人条奏，正可籍以自便，遂存趋易避难之见，至负委任[32] 这段文字，充分表达了林文忠公一贯奉行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为人处事宗旨。在具结问题上，他正是本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不避艰难，坚持不懈，他说“夷人最重然诺”，不肯轻易具结，不像国人动辄出具切结而又不愿执行保证，视出结如具文。这些话，正是他在办理夷务中痛切反思的结果。他体察到了外国人注意法律的观念；坚持具结，就是他利用法制力量与外国烟贩进行较量的表现。对于林则徐这一知夷情的正确体察，后世的史学家大可不必以所谓轻信外国侵略者的保证为词加以批评。 双方在具结问题上陷入了僵持状态，形势对义律显然不利。尽管在澳门的外商既开会又决议，表示支持义律的抵抗行动，但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使得他们痛感僵持一天，就等于多失去一天的发财机会。尤其是那些从本国满载货物而无法进广州做买卖的船主，日子稍久，就时时流露出焦躁情绪。美国商人则不管义律的对抗，乘机大做生意。五月初一日（6月11日），美国货船“巴里斯”号与“南塔斯克特”号首先具结入口。到五月二十日，已有11艘美国货船进黄埔卸货。美国人的商业利益刺激着英国商人的发财欲，于是，不满和怨恨就像朝雾那样，在澳门的英商中冉冉弥漫开来。 义律焦急地等待着本国政府对他的战争建议作出答复，又心急火燎地渴望奥克兰勋爵派出的兵船从印度尽快开来。这个心怀叵测的英国人，在急切期望挑起战争的精神煎熬中度日如年。 * * * [1] 《谕令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 [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7页，据《信及录》所载《各国夷商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一文中签名保证的外商有：福吐、颠地、连记、滑么、担臣、连沼、架叨、咽文、地信、花林治、打打坡、八佐治等共41名。见该书第32～33页。 [3]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总21号，第17～18页。 [5] 《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林则徐集·公牍》，第80页；《信及录》，第48页。 [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7页。 [7] 《澳门月报》1839年4月号，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8页。 [8]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8～189页。 [9]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10]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8页。马士称义律是在4月21日出此举动的，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认为是4月20日，此处从肖致治等书。 [11]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00页。 [12] 《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林则徐集·公牍》，第96～97页；《信及录》，第68～69页。 [13] 《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林则徐集·公牍》，第97页；《信及录》，第69页。 [14] 《颠地等十二名即日出口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06页；《信及录》，第90页。 [15] 《颠地等十二名即日出口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06页；《信及录》，第90页。 [16] 《澳门月报》1839年5月号，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9页。 [17] 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纪事》第483～484页；【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9页。 [18] 《英夷颠地等十二名禀即日出口由》，《信及录》，第90页。 [19] 《咪刺坚夷记禀谕回国具结乞限由》，《信及录》，第92页。 [20] 《广督咨义律禀辞下澳由》，《信及录》，第91页。 [21] 《会扎刘丞转谕义律饬令货船空趸分别进黄埔开行由》，《信及录》，第93页。 [22]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14页。 [23]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4页。 [24]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4页。 [25]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 奏稿》中册，第673页。 [2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 [27]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3页。 [2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4页。 [29] 《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15页。 [30]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31] 《英国趸船及应逐烟贩现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林则徐集· 奏稿》第二册，第697页。 [32] 《仍需责令英人出结片》，《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9页。 6-3 交凶与反交凶 双方在具结问题上的僵持状态，在道光十九年五月下旬（1839年7月初）被一件突发的恶性案件所打破，使具结与反具结的斗争加上了交凶与反交凶的冲突，中英关系很快升级到战争的临界状态。这个案件，就是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嘴村行凶殴毙村民林维喜一案。 为了对抗具结和阻止英船开进黄埔，义律到澳门不久，即命令英国商船和缴清烟土的空趸一律泊于九龙附近的尖沙嘴洋面。后来，由外洋到粤的货船迫于义律不准进埔贸易的命令和眼见当时的紧张气氛，也在此停泊观望。一时，尖沙嘴洋面上聚集了数十艘船只，那些潜带鸦片的烟贩，既不甘呈缴，又不愿空回，则正乐于迁延，利用中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局面，希冀私售货物。 林则徐根据掌握的情报，认为“义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为图卖新来鸦片，恐为进口搜查起见”。因为自广东禁烟以来，各口查缉严禁，整箱烟土已无法运入内洋，而蟹艇渔船与洋船每相贴近，乘间买其零星烟土转售获利者，已被官厅拿获，供出了实情；而且近来发现洋人私放三板，装载鸦片潜赴僻口门，以木片为招贴，写明鸦片一个银洋几元字样，随潮流入海口，以贱价诱人购买。凡此种种，使林钦差深感“夷情诡谲”。他认为“即无别滋事端，亦不得容其于附近口门占为巢穴[1]为了防止洋人在外洋继续私售鸦片，他与总督邓廷桢命广东水师派师船三四十只在尖沙嘴洋面湾泊巡查，密切注视外国船只的动向。 对于中国师船的巡洋，义律极为敏感。五月初九日（6月19日），他致书佛山同知刘开域，声称中国师船在尖沙嘴洋面湾泊，使英国船只极难得以接济食物，“维思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如有师船久泊该处，攘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保以各事平安也”，要求中国方面“早为办理”[2]这封信的内容与措辞显得离奇诡谲：何以中国师船的巡洋会使英船人员难以接济食物？何以英船人员会有所谓的冒险求食之举？何以师船巡洋会酿出不幸？什么不幸？何以发生不幸时义律将不负责任？这一连串的问题义律都不作解释，而字里行间则隐含着威胁与杀气。刘开域等于次日接到来信后，当天即抄呈钦差和总督，林则徐阅后当即与邓廷桢会衔下谕驳斥。谕帖指出：“据义律称说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湾泊，使夷船难以接济食物等语，颇不可解。”“师船并无禁绝该夷接济，何至难得食物？若夷船逗留洋面日久，以致食物不继，是饥饿本由自取，何得怨师船之多？师船查缉鸦片是其专责，私带烟土之奸夷或无可藉词，因而捏为难得食物之说，以冀人怜，亦为可定。”谕帖认为此等无稽之言本可置之不理，但天朝以宽大为怀，为了使之洗心革面，决定檄令师船移泊沙角，为期五天，义律必须命将空趸船只在这五天之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谕帖宣布：“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3] 钦差与总督的这件谕帖，把义律企图赶走师船的指控驳得淋漓尽致，同时又作出了让步的姿态，给义律执行中国政府的命令以充分的时间。如果义律不是被他那发动战争的罪恶图谋所驱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本可得以缓和。但义律早横下了心，对钦差和总督的谕令置之不理，拒不命令各船开行。尖沙嘴洋面依然茵集着各色外国水手，他们为非作歹，无事生非，给附近的尖沙嘴村居民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腻烦于枯燥单调的船上生活，驾着三板到尖沙嘴村去寻求刺激。他们在村里酗酒作乐、寻衅闹事，仗着几分醉意，竟然手持棍棒追打当地居民，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村民林维喜被殴成重伤。凶手们乘混乱之际窜回船上，而林维喜则因顶心及左乳下受棍伤而导致内出血，于次日毙命。 义律得到凶讯后即在英国水手中进行调查。他拘留了五名黑人却没有抓到凶手。为此，他宣布谁能指明凶手者将得赏二百元，能供出引诱生事之首犯者赏一百元。从他后来向钦差和总督报告所谓调查结果时，声称肇事者也有美国水手在内的声明看，[4]他的悬赏用意并非在专查本国人。此外，他自掏腰包垫付给死者家属以1500元作为赔偿，另加400元作为“防止被人勒索”之用；对于受伤的村民，他也垫付了100元。在这些类似抚恤的异常举动背后，则是卑劣的收买和恐吓。一个名叫刘亚三的中国人，奉命作说客，“与死亲说和[5]逼着林维喜的儿子出具了如下证明：立遵依人林伏超，母张氏、马氏，弟伏华，叔奕禧及伯叔房族亲人等，缘因父亲维禧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沈案：应为二十七日）出外村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安息。此乃二家允肯情愿，日后伏超母子兄弟并叔伯房亲等不得生端，图赖夷人，各表良心。恐口无凭，故立遵依一纸与夷人收执存照。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立遵依人男林伏超[6] 这份证明，把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行凶致死命案，说成为不慎被夷人身挨失足撞石而死的误伤。义律通过收买和威胁想得到的，就是制造伪证，混淆视听。对于一个自称来自公正和法制国家的外交官来说，这种行贿捏报的行为不但无耻，而且直接违反了本国法律，构成了犯罪事实。他想以这种东西作为凭证向中国方面申报“调查”结果，理所当然地被林钦差和总督严词驳回。因为，中国方面在出事后也派员作了认真的查办。 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在钦差大臣和总督指令下，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亲赴现场查验。梁验得林维喜“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并传讯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吉利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7]钦差与总督当即谕令义律交出凶犯，照例办理。对此，义律来文声辩称：“审得五人酗酒，皆无凶杀之罪”，又称“当日上岸滋事，亦有米利坚人，请再细访”[8] 经过调查，出事当天美国人并不在场，美国领事也来书保证美船和美水手均无牵[9]；并且还查出了英国人托汉奸刘亚三等于死亲说和的事实，更说明了行凶者并非美国水手。钦差和总督根据蒋立昂的现场验尸与见证人的录供以及上述调查，对义律上述来文作了严正驳斥，指明“凶手实系英夷”。在确凿证据下，义律无可置辩，不得不“添写说帖一纸，声明悬赏洋银二千元，报知何人殴毙凭据，倘能发觉，即会官宪代禀等情”。[10]林则徐认为义律确实关押了五名犯人，“其非有意匿凶，尚属可信，而实情不能审出，原亦无怪其然”，他在谕帖中宣布：“如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员代为审明，只当办一应抵之人，其余仍皆发回，断不连累。如仍自审，则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审明，毋得再图延纵[11]自7月上旬起，奉命查办林维喜案的中国方面的官员，就开始和义律接触，而义律却故意拖延。林则徐在仁至义尽无可容忍之下，于六月二十三日（8月2日）与总督、巡抚会衔颁布告示，公布了林维喜案的始末，并把义律收买林氏家族的行为揭了出来；驳斥了义律对美国水手参与此案的指控；以中国对外国人犯有权审判的向例，要义律交出凶手[12] 义律公然藐视中国司法主权和对抗钦差、总督的命令，于次日悍然宣布：他将于12日（七月初四日）在一艘英船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并开庭审讯有关凶手，届时欢迎中国方面派员旁听[13]这种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所谓审讯，钦差和总督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到了12日那天，义律一手导演的审讯活剧按时开场。由23人组成了一个所谓大陪审团，而义律则以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充当法官。一名英国水手头目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五名黑人水手则被指控与林维喜一案有关。“大陪审团”接到诉讼状后，即宣布对杀人罪的指控不予受理，而五个黑人水手却被押送到由12人组成的小陪审团去受审讯，当即被判为有罪。义律据此宣布判处其中的三人监禁6个月并各罚20镑，两人监禁3个月各罚15镑；判决指定上述各犯应在英国的监狱中服刑。事后，他于16日（七月初八日）把审讯结果通知了广东当局，申称“未能查出行凶的凶犯[14] 义律的这次审判，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奉行的“治外法权”的恶行，也是他一贯主张不顾中国司法主权最彻底的暴露。早在道光十七年八月（1837年9月），他曾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把被广州知县拘捕的四名杀人嫌疑犯英国水手强行要了回去。他向帕麦斯顿报告说：“我决不会把他们交出去按任何其他审判制度去审判的，除了按照我所保证的那样——即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审判。”他并建议马上设立管理在华英人的司法和警察机构。不久，他擅自宣布了一套规章制度，自行其是。对此，帕麦斯顿在1839年3月（道乐十九年正月）的一份训令中告诫他：英国的法律官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越权行为，“出于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法律官员们认为，这些规章制度事实上是要在中国皇帝统治之下的黄埔建立警察制度，这样的规章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干涉，这只能通过确切的条约来使其合法化，或通过惯例而使其得到默许。”[15]这说明，义律的所谓审判，即使按英国法律的观点也是通不过的，更何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了。 对义律的所谓审判，林钦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月初七日（8月15日），他下令停止对澳门英商的食物供应，撤回为英人服役的中国雇[16]；并与总督邓廷桢亲率水师驻扎于广州和澳门之间的香山县，以注视事态的发展。初九日，林钦差接到澳门海防同知转呈的义律所谓关于审讯结果的禀帖之后，即与总督会衔严词批驳，并正告义律：“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17]批谕由澳门同知蒋立昂转交，义律则故意拖延，好几天不作答复。蒋立昂便命引水邓成兆往催，被义律“横加斥责”，并且当众宣言更要大卖鸦片，气焰极为嚣张[18] 事实上，自从销烟以后，停泊于尖沙嘴洋面上的新来货船，所带鸦片为数更倍于前。义律对之不但不谕众缴烟，而且暗中包庇走私。广东水师已经拿获中国烟贩多名，此辈都已供出系在洋面夷船上买得。这批外国新到烟贩，在义律包庇之下，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康、雷琼，无不窜往。其私贩手法也较前诡谲，每每以劈柴作为照牌，写明鸦片一个，洋银几元，乘潮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卖。若遇水师兵船驱逐，竟然先放枪炮恐吓抵拒；若兵船拿获卖烟的中国烟贩，此辈竟设计将官兵掳禁夷船，作为人质交换被捕中国烟贩。义律当众宣布“更要大卖鸦片”，确实不仅仅是虚张声势、危言恫吓，而是他决心与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拼命到底的真情流露。面对义律既不缴凶又不交烟的狂诞鸱张，钦差大臣在七月十四日（8月22日）会同总督再下严谕，申明：“如果即日送出凶夷，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尚可宽其一线。不然，即当肃将天威，制其死命，毋谓言之不早也。[19]钦差和总督的这件谕帖，可谓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说了理，动了情，也下了决心。澳门同知蒋立昂当即专差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不料义律闭门不纳。次日，义律潜出澳门，邓成兆得悉立即赶到义律船上，再次转交，义律仍坚拒不收。[20]事态表明，他决心把事情做绝，把两国关系推到尖锐对抗的边缘。 林钦差和邓总督在忍无可忍之下，下令驱逐英商出澳门。澳门葡萄牙总督于七月十六日奉命通知英商及其家属出境。十八日，在澳英商和他们的家属只得灰溜溜地上船，离开澳门，向尖沙嘴洋面义律所在船队靠拢。《澳门月报》在报导这一情况时写道：那天，“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船和欧式沙船，当慢慢驰离港口的时候，真是一片凄凉景象[21]可是，它不愿说明给这些妇孺们造成无家可归的凄凉命运的，正是他们政府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那个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脾气暴躁、充满着战争狂热的查理·义律。如果他心里果真还有丝毫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和怜悯的感情，那么他只要抓住中国钦差给他的任何一次转圜的机会，就可避免出现这种凄凉情景的发生。 澳门冷清了，可尖沙嘴洋面却嚣嚣然起来。那些从澳门撤出的大小船只加入了原有的船群中，使原本不安分的人群更加情绪骚动。因为食物与宝贵的淡水，在中国方面宣布断绝供应之后早就显得十分短缺，要不是附近村庄中有些一心想发财而不怕掉脑袋的中国人趁机做生意，尖沙嘴洋面上的船群怕早就饿饭了。现在大批英国人加入，势必对吃喝带来极大麻烦，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焦躁？茵集在洋面的货船，原本是为了赚钱而来，若不是义律对中国官府的故意抗拒，早就进口卸货、获利而归。现在不单不能做生意，而且连收舶的澳门也无法去，瀦留海上，成了无路可走的流浪汉，眼睁睁地看着货物一天天变质，又怎么不让人心痛？那些从澳门撤出来的英国人，虽然一部分寄住到澳门附近的谭仔湾洋面的空趸上，但仍有不少人家携老扶幼地聚居在尖沙嘴货船上。他们抛弃了舒适的住屋，拥挤在散发着各种气味的货舱中，情绪沮丧，怨声不绝。这一切，使得妄自决定撤离广州，又丢下澳门英侨独自潜往尖沙嘴货船上的义律，成了众矢之的。 林钦差是在次日（8月27日）得到英人离澳上船消息的。那天早晨，钦差会同总督校阅了广东驻军操练子母炮和抬炮后，即回行辕休息。盛暑的广州，天气闷热，虽说上午下了两场阵雨，但放晴之后仍没有一丝凉意。林钦差半卧在竹制的躺椅上微闭着双眼，手执葵扇轻轻扇动，在阵阵微风中解暑消乏。这时，家丁送来了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的禀报，他报告说：澳门英夷自断绝接济后，陆续避往船上居住者共57家，计至本日驱逐尽净，澳内已无英夷了[22]这个消息，钦差大臣早在意料之中。因为下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在澳英人，结果必然是英人退居海上，只是葡萄牙总督认真执行天朝命令，使钦差大人在欣慰之余略感意外。他觉得有必要对之予以奖励，同时也可乘机直接考察一下外国人聚居处的风土人情，增加些感性知识。林则徐自来广东之后，已逐渐注意于了解外情。他不仅组织人员翻译西书西报，以增长对西方政情的认识，而且还在收集西方人文历史方面的资料，以增进对各国民风习俗的知识。澳门作为外人聚泊的处所，无论从了解外情、从海防角度考虑，都是应该巡阅一下的。为此，他和总督邓廷桢往返商量了几次，决定在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偕同邓廷桢巡阅澳门，并把日期通知了澳门葡萄牙总督和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 钦差和总督如期巡视澳门。当日凌晨，两人带同随员自香山启程，由陆路经新安汛、香粟山、石鼓跶，过平迳岭，中午时分到达雍陌村的郑氏祠。在此午饭并略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傍晚抵达澳门同知驻地前山寨。蒋立昂等谒见后，林钦差和邓总督当夜便宿于都司署中。一天中走了108里的路程，而且有不短的一段是山路，虽说山不甚高，路不太峻险，但对五十多岁的半老人来说，也够吃力的了。不过，长期的宦海生涯养成了夜晚迟睡的习惯。林则徐当夜接到了七月初四日（8月12日）廷寄，要他在广东禁烟事竣后，接任两江总督新任时筹划漕务，条陈定议。因为鸿胪寺卿金应麟（亚伯）上了一道《清除漕政弊端折》，朝廷将此发交江苏巡抚陈銮、江苏布政使裕谦议覆，要林则徐“于事竣接两江任时筹画妥议”。[23]廷寄明确表示朝廷对林的未来去向和倚重之意，说明朝廷在缴烟之后，已经有了广东查禁工作可以毋须简派钦差大臣主持的意向。林则徐连夜写了一封给广东巡抚怡良的书信，[24]对他加强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兵防作了答复，并把廷寄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怡良。末了一句说：“惟原奏与初议俱未经见，殊觉空无傍依，容当寄信往苏询问之耳。”从行文的寓意体察，他似乎隐含着准备结束钦差使命、转接两江新任的打算。作为臣子，君命自不可违，但作为身历禁烟第一线的知情者，未必认为英商缴烟后粤事就已了结，所以，他在信中对调任一事只是附笔提及，主题还是讨论广东防务。 大约怡良在林、邓动身赴澳前已接到英国新到兵船一艘的情报[25]所以派兵分驻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修函遣弁送交赴澳途中的钦差和总督，报告自己的设防情况。对此，林则徐在复信中表示：“所示派兵分防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办木排堵截，均属周密有余。顷间嶰翁见商，以为兵数似可稍减。缘夷兵船一只，尚不知真假如何，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很明显，林则徐对怡良提供的新到英国兵船一艘的情报并不重视，对广东内河防御的能力和布置极有信心。其实，他完全错了。 新到英国兵船的情报是确实的。它名叫“窝拉疑”（Volage）号，船长士密（所以后来的中方史料中把此船称为“士密船”），装有28门舰炮，属于巡洋级兵舰。它服役于英军东印度防区，由东印度防区总司令马他伦于六月中旬派出，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到达广东尖沙嘴洋面，保护茵集于此的英商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船群。由于中国方面对此船的确切情况尚未探得，所以在七月二十四到二十五日的两天里还知之不多，林则徐才会在信中有“尚不知真假”之句。 “窝拉疑”号的到来，是义律蓄意把禁烟争端拖向武装冲突的一个严重步骤。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义律早在被迫同意缴烟后即致函英国外相帕麦斯顿主张发动战争；三月中旬又致信英印总督奥克兰勋爵，请求派遣兵舰到中国进行武力示威。奥克兰勋爵接信后于六月中旬下令马他伦，让他派出“窝拉疑”号作为先行，他在致帕麦斯顿的信件中表示自己将亲率装有74尊舰炮的“威里士厘”号巡洋舰开赴中国。所以，“窝拉疑”号的到达，实在是义律和英国政府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 林则徐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这虽然有情报尚未核实、“不知真假”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和邓廷桢在主观上缺乏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性的认识，尤其对义律敢于挑起战争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尽管他在赴粤之前对禁烟是否可能导致边衅有所虑及，在处理缴烟过程中也曾多次与邓廷桢、关天培等磋商海防布置并亲临视察，但本质上他不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也不认为英国会轻易发动战争；他对义律的看法虽然随着此人的每次阻挠破坏而有所改变，但基本上没有对义律丧失“必能悔改”的信心。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林则徐和邓廷桢都认为，即使事态发展到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只要广州加强内河设防也就完全可以应付。所以，他在致怡良的信件中才会有“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的说法。 林、邓两人既然错误估计了英国和义律的态度，那么对新到英国兵船预伏着的严重后果自然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所以自第二天起继续澳门视察之行。这天清晨，林、邓一行由前山向南走了十里路程即抵达香山县与澳门的分界处——莲花茎关闸。澳门三面环海，惟背面有一山名花峰，峙于海中，山下筑长堤一道，北通前山，整个地形有如莲花茎，茎之中段，横筑垛城数丈，“以界华夷”，称为关闸，派兵驻守，成为澳门与大陆的惟一通道。林、邓等一过关闸，立即受到澳门葡萄牙官兵百余人的迎接，在军乐导引下到达望夏村附近的新庙。行香祀祝之后，即在庙内传见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委黎多，“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聚禁物，不许徇庇奸夷”，委黎多表示愿意遵法令，驱逐“卖烟奸夷，亦属份内当为之事”。[26]林则徐当即赠送了绢扇茶糖、牛豕麫腊等物及番银400元。之后，一行人等进入澳门街市，沿途查看，对洋人房屋建筑、衣着服饰、风俗习惯，颇多新奇之感，不由得抒发了一通华夏文明对蛮戎狄的自我优越感。约在巳时（上午9～11时），林、邓等离开澳门，循原路回程，遇大雨不能行，只得在距前山寨40里的郑氏祠夜宿。恰巧粤海关监督豫堃由省城来，于是三人共进晚餐，但豫堃当夜则另宿他祠。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继续上路，翌日夜四鼓甫抵虎门镇口[27]澳门巡视至此结束。 林、邓选择中英双方因林维喜事件陷于僵持状态之际巡察澳门，不仅对了解西方、获得第一手资料有意义，而且对坚定澳门总督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不让义律利用澳门作走私鸦片、抗拒中国的基地有意义。通过巡视，钦差和总督核实了四月间由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三福等派员编查澳门户口的确数，计华民1772户7033人，西人720户5612人（内英人57户[28]；其租给英人房间，自英人离澳后一体关闭，澳门确已没有英人踪迹；澳门“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他认为像这样的巡视应该每年进行一次，由督抚两司分年轮替，对于了解夷情、正本清源和加强边防都有益处。但是，皇帝只表示赞同林、邓的这一次视察，而不认为今后每年都要由省级官员作类似的巡视。看来，皇帝认为坚持天朝大员不与外夷交接的成规旧例，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件事林钦差和邓总督都不知道，即当“窝拉疑”号达到中国之后，义律以为有恃无恐，便在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致函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要求他准许英商和家属仍回澳门居住，表示他目前已有足够的力量提供对澳门的武力保护。澳门总督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嗣后，义律又于9月12日（八月初五日）再次提出这项要求，结果又一次碰了钉子。[29]这说明，中国政府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林则徐、邓廷桢的巡察也是有作用的。 “窝拉疑”号的到来，打破了中英关系因具结和交凶争端而形成的僵持胶着局面。早已想使用武力的查理·义律和急于在殖民征服事业中跃跃欲试的士密舰长，决定利用坚船利炮向中国水师发动攻击。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当林钦差和总督等还在由澳门回程的途中时，义律和士密舰长就迫不及待地向九龙洋面的中国师船开火。 * * * [1]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72～674页。 [2] 《委员刘丞等抄来义律致渠夷信》，《信及录》，第96页。 [3] 《会扎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由》，《信及录》，第97～98页。 [4] 据【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所记，义律曾向中国方面和英国政府宣布，这次案件中有美国船上的水手牵涉在内。见第268页注释一。 [5]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6]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8页。 [7]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74页。 [8]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8页，注释①。 [10]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11]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8页。 [12] 《钦差大臣关于林维喜被杀案的告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2页。 [1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8～269页。 [1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9页。 [15] 《英国议会文件》，第231～232；294～296；317～318页。转引自【美】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2页。 [16]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6页。 [17]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信及录》，第100～101页。 [18] 《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信及录》，第103页。 [19] 同上书，第102～104页。 [20] 《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由》，《信及录》，第104页。 [21] 《澳门月报》1839年8月号，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0～271页。 [22] 《林则徐集·日记》，第350页。 [23] 《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 [24] 《致怡良》，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林则徐书简》，第62页。 [25] “窝拉疑”号在8月29日开抵九洲洋面时，已被澳门厅营水师发现，当中国引水前往查询时，它竟开枪射击。9月1日驶至尖沙嘴洋面。参见《批澳门厅为义律呈述士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38页。 [26] 林则徐：《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2页。 [27] 《林则徐集·日记》，第352页。 [28] 林则徐：《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81～682页。 [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2页。 第七章 义律挑起武装冲突 关天培穿鼻洋海战图 7-1 九龙之战 就在“窝拉疑”抵达广州洋面的那天，即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林则徐为迫使义律具结、交凶，决定实施“坚壁清野”，把英国人完全孤立在海上。他发布告示，命令各级官员断绝英人一切供应，并有鉴于林维喜事件，要求沿海居民武装起来，不准英人上岸滋事、觅井取水：本大臣、本部堂晓谕所有沿海乡村绅耆、商人及居民等，效忠邦国，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将其俘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准其钦（饮）用。但若夷人并未上岸，尔等不得擅自登舟驾近夷船，徒生枝节，违者当于严惩。[1] 告示发布后，沿海居民纷纷组织武装自卫，香港民人甚至采取水中放毒的方法，断绝英人取水。9月2日，义律在香港发出《为反对水中放毒给中国人民的通知》，恫吓武装起来的中国民众，威胁说中国如果停止供应，水中放毒，必将发生冲突，表示将以武力进攻解决供应问题[2] 9月4日下午，义律决定采取行动，他和“窝拉疑”船长士密等乘坐装备14门火炮的“路易莎”号英舰，率领“珍珠”号武装小艇和“窝拉疑”军舰的舢板，前往离英船停泊地四英里的九龙湾。义律得悉那里有中国水师大兵船三艘正阻止中国人对英国人的食物供应。义律一行抵达时，发现中国师船一字儿排开，挨得很近，“处在一座相当令人生畏和配备齐全的炮台下面”。义律把军舰停靠在中国师船旁边，相距仅有手枪射程之远，派传教士郭士立（KarlF.A.Gutzlaff[3]带两名士兵驾小艇驶往中间的师船进行交涉，“因为从该船的大小和装备精良看来它被认为是清朝官员指挥的船只”。 郭士立和两位士兵带着义律的两份文件，一是前面提及的“通知”，一是义律致九龙中国官员的“信函”，其中称：“此地驻有几千名英国人，他们被剥夺了正常的食物供应；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必将经常发生冲突。贵官员们将对这些后果承担责任。”[4] 当时带领三艘战船巡逻的是广东水师大鹏营参将赖恩爵。赖恩爵，乾隆六十年（1795）生，行伍出身，字简廷，广东新安县大鹏城（今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人。父赖英扬，一生缉匪拿盗，战绩彪炳，官至浙江定海镇总兵；叔父赖信扬官至福建水师提督。恩爵少时随父出征，历任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等职。道光十八年（1838）补海门营参将。翌年因中英交涉起，调回家乡大鹏营任职。郭士立记载了与赖恩爵交涉的经过：当我们乘坐一艘双桨小快艇来到第一艘帆船旁边的时候，士兵们举起了他们的木制长矛；不过，在我使他们相信我手无寸铁而且为了和平的目的独自前来以后，他们对于过早地表现抗拒一事感到羞愧。经过一些漫谈之后，他们告诉我，船上没有军官；不过，虽然那位发言人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一位水师军官。他告诉我说，帆船不能够接受和传递公家的文件，但如果我必须口头上传达任何事情，他将很愉快地听取我的要求。于是，我说明我们前来的原因，并向他表示我们必需获得食物供应，因为这么一支巨大的船队不可能没有食物而继续存在。他接受了那份包含列举我们所抱怨事情的文件，并且很仔细地阅读它，但他说，他不能够自行负责地办事并允许人们离开，可是他十分愿意将此事报告给他的上级。[5] 碰了软钉子而不得要领的郭士立，转向中国水师士兵询问。他们告诉他在另一艘船上有军官。可是，在另一艘船上，郭士立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他采用这种方式“反复走来走去”，要使中国官兵相信，“在我们获得供应品之前，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几个士兵乘船去炮台与军官商量，并将军官的意见告诉郭士立。郭士立意识到，“除非将此事正式告诉住在附近地方的钦差大臣的代表，并从全权代表本人那里获得许可”，英国人将不能做任何事情，郭士立只好灰溜溜地回来向义律复命。 经五六小时的交涉毫无结果，义律决定绕过广东水师，自行派人乘坐小艇，强行上岸购买食物。当英国人带着“违禁品”离开时，官府的人来了，命令百姓收回了食物。义律得到消息后，“感到极为愤怒，从舢板、快艇和其他的一艘船只对那三艘帆船开了火”。于是，“九龙之战”由义律的“首先开炮”而起，他自己也毫不讳言，“我对开第一枪负有责任”。 广东师船被迫还击。双方进行了将近半小时的射击之后，义律因缺乏弹药而撤退了。“九龙之战”的结果，按照义律事后向英国的报告中说，中国师船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经过大约三刻钟的拖延之后，它们起锚并在炮台的掩护下启航，其明显目的是通过附近的一个出口逃走。到这时，我们已获得弹药，并处于重新开始战斗的状态；由于士密舰长已出去把女王陛下的军舰开来，希望阻止那些船只逃走，所以我鼓起勇气，与它们重新交战，顺利把它们打回它们以前的驻地。[6] 按照义律的报告，英方大获全胜，广东师船逃离战场，英军没有一点损失。但一位参战的名叫亚当·埃姆斯里（Adam Elmslie）的年轻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所描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下午二时，义律给官员送过一个通知去，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半小时以内还不准备好供应品，他就要轰击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送来供应品，于是士密舰长就命令附属快艇开火，这命令立刻被执行了（附属快艇船头有十八磅炮一尊）。于是水师兵船拼力张起网绳，就在一半手枪射程的距离以内和我们搏斗起来。我们的炮是备好了火药和炮弹的，第一炮打过去以后，他们所有的炮都对我们展开了骇人的轰击，并且打的相当准（每只水师兵船有炮10门，他们把所有的炮都搬到和我们接战的这边船舷上来了）。路易莎号有10门旋回炮和4门3磅长筒炮，附属快艇船头有18磅炮一尊，珍珠号有6磅炮6尊，水师兵船上的炮火，感谢上帝！是不够充足的，被压制下去了；否则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幕历史了。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19炮。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在偏舷上的辰光是不快活的，所有的人都必须为火炮奔忙。炮台也向我们开火，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因为路易莎号悬有长旒，所以炮台上所有的炮火都打向这只小艇，绝少有炮弹落到珍珠号甲板上去的。路易莎号的司令官战斗得很优异，打到四时半，计发炮104发，弹药打完了，不得不退出战斗，这使我大为高兴，可是水师兵船一经发现这样情况，立即扬帆向我们尾追而来，等到他们追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备好了44副弹药，于是我们把小艇的右舷转向来船，珍珠号则以左舷船头相向，如此，我们就以三面船舷的炮火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第四次装备弹药以后，一炮接一炮地打去。甲板上的尖叫声音是骇人的，但是我并不害怕，这是我有生以来使人类流血的第一个日子，我希望这也就是最后一天。[7] 显然，广东水师战船和炮台还击猛烈，击中义律坐船路易莎号主帆19炮。激战两个小时，路易莎号因弹药打完而不得不退出战场时，广东水师战船立即扬帆围追而来。并不是义律所描述那样想逃离战场，被英国军舰堵截回原地。围追而来的广东师船被英军三面围攻，虽因不能得到岸上炮台的支援而受损失，但仍顽强抵抗，给予英舰沉重打击。战斗到五时，英军援军抵达。首先赶到的是有20名士兵和足够多武器的“威廉要塞”号（FortWilliams）的艇船。不久，窝拉疑号也随着微风开进了海湾。“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Douglas）率领16名英籍水手（全穿白上衣蓝裤子）驾船靠近路易莎号，从后面攻击水师战船：水师人员随即转到船尾，把他们的火绳枪架在主帆上向道格拉斯船的人群中心作咬定目标的射击，有几个人应声而倒。当他们靠近水师船尾的时候，道格拉斯已被打穿了胳臂。[8] 窝拉疑号因无风而停了下来，不能深入海湾，炮弹的射程不够，未能加入战斗。战斗一直进行到六点半，英船撤出战斗。按照该英国士兵的叙述，九龙之战中，英船“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及两名水手负伤，英军在中国水师战船面前并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义律的报告显然夸大其词，与事实不符。 义律曾有第二天继续进攻中国师船的计划，并命令士兵们连夜准备。当全副武装的英军舰队赶到昨天的战场时，发现三只中国战船仍然在那里。可义律不敢下令进攻。按照他给英国政府的解释，是因为进攻师船和攻打炮台，“很可能导致附近村庄的破坏，并大大伤害和激怒那些居民”[9]按照他给士兵们的解释，是因为“他觉得向三只不中用的水师兵船开火有损陛下皇家海军的荣誉”。义律这种解释连他的士兵都觉得站不住脚：如果他不想毁灭兵船、火烧村庄，他为什么又首开第一炮呢？我思想上认为不列颠旗帜的荣誉是已经被破坏了。假如他无意于把浮在中国水面的政府船只、划子、排筏通统毁灭干净的话，那么他为什么敢于在盛怒中开火呢？中国人自然很可以说他们把我们揍了一顿。……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样的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10] 九龙之战后，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三人向皇帝合奏，将九龙之战描述为一场巨大的胜利。奏折称赖恩爵带领师船三只在九龙山口岸“查禁接济，防护炮台”。此处距离尖沙嘴约20余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支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赖恩爵）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有记名外委之兵欧仕乾，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胁下殒命。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飞船一支，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瞭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见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捞救。时有兵丁陈瑞龙一名，手举鸟枪，毙一夷人，被回炮打伤阵亡。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 在林则徐等人笔下，中国以非常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即道格拉斯）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11] 必须指出：林则徐等人并没有亲临战场，他们奏报中有关此战的经过得自于参战的水师参将赖恩爵和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的禀报，有关战果的报告，同样存在夸大的成分，不足为据。 客观地说，九龙之战中英双方并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仅仅是双方首次试探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英方最有战斗力的“窝拉疑”号并没有参战，因此，九龙之战根本无法体现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但是九龙之战使林则徐乃至道光皇帝都产生了轻敌的思想。 林则徐经此一战，认识到“英夷欺弱畏强”的本性，却认为仅凭广东师船即可使“奸夷胆落[12]他与邓廷桢于9月6日向外国商人货船发布告示，历数义律挑起战争的罪行及王朝军队的强大：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竟敢纠集大小夷船至九龙，开火袭击巡洋舟师，从午之戌刻，多次进犯，伤我官兵。由于彼先来寻衅，本大臣、部堂惟有谕饬集结强大水陆官兵，联合歼除，制其死命、试问，夷兵众多焉能及我万一？夷人枪炮虽属锐利，其弹药岂能长期使用而不消耗？若其冒险进埔，将立被焚烧为灰；若其敢于登岸，则许一切民人将其捕杀，该夷安能不惧？ 因此，他告诫商人们不能与义律捆绑在一起，而应该听钦差大臣的旨令，“各宜速即自行离散”，否则“势将玉石俱焚[13] 处于深宫的道光皇帝，接到林则徐“九龙之战”捷报后，立即朱批林则徐等的奏折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并发布上谕称：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惟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14] 正是这种迷漫于君臣之间的天朝之大和轻视对手的文化心态，成为导致日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 * * [1] 广州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页。 [2]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46～447页。 [3] 这位郭士立，就是1832年与东印度公司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沿中国海北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甲利，又名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东部一个裁缝家庭。四岁丧母，少年时曾从铜匠为学徒，15岁学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23年，入荷兰教会学习。1827年受教会派遣来东南亚一带传教。1829年脱离荷兰教会，和英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建立广泛联系。1831年来华，7月进入中国水域，9月抵达天津，并北上辽东半岛，旋南下，12月抵达澳门，受到传教士马礼逊的接待。郭实腊以亲身经历证明，可以冲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广州以外地区进行传教或贸易，中国大门可以由此打开。在澳门，郭实腊入乡随俗，身穿唐装，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乘坐阿美士德号作间谍侦察之后，又乘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商船第三次沿海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沿途大肆贩卖鸦片。根据三次航行，他出版了《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并一举成名。他在书中鼓吹打开中国大门，成为殖民者采取侵略行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4]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7页。 [5]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7～448页。 [6]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4页。 [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5～126页。 [8]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126～127页。 [9]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44页。 [10]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页。 [11]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领义律率船偷袭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80页。 [12] 同上书，第680页。 [13]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14] 《英船开炮逞凶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不可示弱相机筹划并奖励有功员弁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03页。 7-2 澳门谈判 九龙之战后的义律，面临多方面的困境。一是食物和淡水短缺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二是一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贸易而心生不满，三是他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八月初七（9月14日）致书澳门同知蒋立昂，要求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林则徐以义律言词颇为恭顺，于八月十三日（9月20日）让蒋立昂转告义律和谈的条件：呈缴新运到的鸦片，交出林维喜案件的凶犯，空趸船即行离去，被驱逐出境的英国鸦片贩子即行离境，按规定样式进行具结，并告知何时可接到英国国王的回信。 八月十七日（9月24日），义律与蒋立昂在澳门总督寓所举行了会谈，义律对林则徐的条件作了一一答复：关于呈缴鸦片：“在已经采取严厉措施之后，这支船队中不应当有一斤鸦片；悬挂女王陛下的旗帜不是为了保护一种被皇帝宣布为非法的贸易”。提出由中英双方共同搜查，若搜出鸦片，货物尽行没收，英国决不保护。对于具结，为了区分非法贸易与合法贸易，由义律提交一份由洋行每个成员签署的声明：“该声明庄严声称，他们与鸦片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将不允许他们支配之下的任何人与该药材发生关系。”同时建议，“除非每艘船只的船长和受托人在该船到达之日向他（指义律）提交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的庄严声明，宣称该船不曾运送鸦片前来中国，现在船上没有鸦片，而且将不接受任何鸦片，中国当局将不允许该船进行贸易”。关于交凶，义律向林则徐保证，他已经为缉凶作了尽可能的调查，但上岸闹事的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人，“所以不可能发现那名凶手”。建议双方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对凶手进行最严厉的搜寻，并悬赏缉拿。一当拿获，即按照其国法律在中国官员面前进行审判。对与空趸船和被驱逐离境者，义律确认当季风吹起来时，立刻遵照钦差大臣的愿望令他们开行，但为其中两人求情，因他认为他们与鸦片毫无关系，并请求被驱逐离境者离开前在澳门逗留6天。对于英国国王的回信，义律确认四个月后可收到。对于在香港发现的那具尸体，确实是一艘英国船只的，但不能确认是林维喜案的凶手[1] 对于义律的回答，八月二十一日（9月28日），林则徐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要求：第一，中方有证据表明船队中存有鸦片，义律应按照协议立即呈缴这些鸦片。如果有人偷运被拿获，有关人员将被处死。如果在中国沿海其他地方拿获鸦片，摧毁该船并处死全体船员。同意派员查验船只，若无鸦片便订立修改协议，在虎门进行贸易。具结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 第二，必须在十日内交出凶犯，“拖延可能招致我们采取消灭的措施”。 第三，鸦片船只必须立即离开，被驱逐者离开前可以在澳门停留6天。第四，交出船队中的所有中国人，包括银匠周亚全、木匠陈亚有等汉奸，以“永断根株”，将来“各夷商专做正经贸易，不至为此辈所惑[2] 八月二十八日（10月5日），义律报告说16名被驱逐者已有6人离开，4人正准备离开，空趸船全部离去，凶犯还未查处，具结还需等待国王训令，并表示愿意与中方官员一同检查船只。林则徐对义律的报告很是不满，最为紧要的交凶、具结都没有进展，认为义律“含糊搪塞，希冀拖延”。九月初二日（10月8日），林则徐直接向义律发出谕帖，为解决长期滞留英国货船进入黄埔装卸货物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提出具结与搜查并行的临时变通办法：今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其情愿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若不照式具结，又不遵照起货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后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 以后来船，无论是否搜检、具结，均要另行照式具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否则不予贸易。林维喜案凶手藏匿之船，林则徐等一清二楚，“一经提质，不难得实”。义律实属“有心延玩”，再展期十天交凶，到时“仍空言回复”，林则徐将派人指明凶手所在之船，“将其船主、商伙、水手等全行提来审讯”，抓住真凶，“余犯发还”，不再与义律口舌之争[3] 林则徐此招，想用“搜检”威胁商人具结，因为搜检会使商品遭受损失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麻烦，具结只是写个字据而已。但在义律看来“具结”不仅需要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同，而且“具结”在法律上就使鸦片走私完全非法化，必将对此后的贸易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因此他选择了搜检这种形式。他正得意之间，一件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义律在具结问题上的一意孤行，给各国商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而招致怨恨丛生，出现了撇开义律自行具结的独立行动。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与英国商人一起离开广州，抵制林则徐。美国商人并不认同义律，他们的领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4]英商的拒绝贸易给美商带来机会，他们获利丰厚。商人的本性是赚钱，长时间的赔钱是他们不愿意的。未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商得到美商获利的消息后，开始挑战义律的权威，认为义律无权阻止他们出具甘结。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商船士林加沙尔船主具禀说，贸易久停使商人亏损甚大，义律的措施不得人心，请求进口贸易。林则徐得知消息后，顺势利导，要求他们照式具结。九月初五日（10月11日），仅载有棉花的“担麻土葛”号（Thomas Coutts）从孟买出航到达澳门。次日，船主弯喇（Optain Warner）递禀帖澳门同知请求进黄埔贸易。九月初八日（10月14日），弯喇第一个与林则徐签署了甘结如下：具甘结夷人弯喇担，乃“担麻士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沙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查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5] 弯喇具结后，第二天即驶进黄埔贸易。林则徐以为弯喇值得信赖，于是将给英国女王第二封信交给他带回英国，船长不辱使命，书信在《泰晤士报》发表，引起轰动。 “担麻士葛”具结进港贸易，使义律慌了手脚，他立马致书林则徐要求在澳门与中方再次谈判。弯喇的具结也增强了林则徐的信心，收到义律要求谈判信当天，即命令广州知府余保纯赴澳门与义律谈判，并改变先前“具结与搜检”并行的策略，一再叮嘱余保纯坚持照式具结重开贸易的原则。长期与义律打交道的林则徐深知义律的狡诈，两天后又命令余保纯绕过义律直接开导商人具结进港贸易。 余保纯，江苏武进人，进士出身，官场不顺，1806年任广东高明县知县，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838年才奉旨以知府补用。后作为林则徐随员赴广州禁烟，与外人折冲，颇获得林则徐赏识。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中英第二次澳门谈判举行。在谈判中，余保纯却没有完全遵照林则徐的指示，既未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也没有开导商人，而是自作主张，擅自与义律达成协议，允许英商及其家眷全部返回澳门居住；所有英国船只可以不具结听候搜检后开舱贸易。这完全满足了义律的“搜检”吁求，使已经具结进港贸易的船只与船主处于被“孤立”状态。协议达成当天，喜出望外的义律立马发布告示：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为一方，以英国臣民的首席商务监督为另一方，已商定在目前情况下：一、英国贸易可以在虎门外进行，不必签署同意中国法规的保证书交给中国官员们，但以那些船只只接受检查为条件。 二、英国船只经泊驻的地方将在阿农霍伊和穿鼻之间的锚地。 三、双方获得充分谅解，即这些船只在虎门外卸货时，应按照他们驶往黄埔时的同样方式交纳船钞。…… 四、驶往阿农霍伊的那些船只将通过官方特许的小船转运他们的货物，并接受官员们的搜查。[6] 迫不及待的义律接着在澳门召集英商委员会和广州行商联席会议，拟定重开贸易的实施细则。会后，发布委员会备忘录，指责“担麻士葛”号具结贸易违反了义律的命令：一艘名叫“担麻士葛”号的英国船只（船长弯喇）违背女王陛下首席监督的命令驶入虎门的这个情况，以及该船长已签署中国政府所要求的保证书的这个事实，可能对拟议中的在虎门外进行贸易一事产生一些拖延和麻烦；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像他们迄今所做的那样，仍然坚决抵制中国方面试图强迫他们书面同意新的法律（该法律涉及由中国官员们审判外国人并且对经营鸦片的外国人处以极刑），那末，那些拖延和麻烦是决不会产生的。[7] 义律催促余保纯颁发领港证，让英船接受验货，并组织英商及家眷返回澳门。 九月十七日（10月23日），林则徐得悉义律所为后，怒斥余保纯，并下令立即驱逐所有返澳英人，强调重开贸易的前提仍然是“缴烟、交凶、遣空趸奸夷三事”。并对不愿具结等待查验的外国船只开仓贸易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其此次不具结之货船，亦须遵照前谕，诘以下次是否遵式具结，令其分别立据。愿具结者，此次许其候查，若下次亦不愿具结，则不如此次回去，勒令三日内即行，毋许徘徊观望[8]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7日），林则徐直接谕告义律，劝导英国人遵式具结。同时，重申交出烟贩汉奸，以及“交凶”之前不得回澳门的原则。对于英人在广东白石角洋面无辜伤害中国百姓，强烈要求义律查明交凶[9]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9日），义律答复林则徐说：白石角洋面不归他管辖，其他各项已经再三说过，没有再申说的必要。其实，他完全拒绝了林则徐的条件与要求。第二次澳门谈判宣告破裂。 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商人纷纷放弃对义律的支持，先后有47艘船只具结进港贸易。在“担麻士葛”号的影响下，英国商人们也越来越不满意义律的策略，纷纷准备效法，遵式具结贸易。“担麻士葛”号船主也援引英属印度殖民地有关文件，证明自己按照中国政府规定具结贸易并没有违反英属印度政府法律，以反击义律的指责。10月29日，一艘从爪哇运米来的“皇家萨克逊”号（RoyalSaxon）以“担麻士葛”号为榜样，申请具结贸易。 * * * [1]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4～465页。 [2] 参见《信及录》第115～119页。 [3] 《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林则徐全集·文录卷·公牍》，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259页。 [4]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83页。 [5] 《信及录》，第135页。 [6]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7～468页。 [7]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68页。 [8]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2～163页。 [9] 同上书，第169～170页。 7-3 穿鼻海战 义律深知英国商人的具结将使他的策略完全失败，刚好新的军舰“海阿新”号（Hyacinth）到来。这大大地提升了义律的底气，他决定对“皇家萨克逊号”诉诸武力，以儆效尤。 九月二十七日（11月2日），义律同士密率领“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军舰从澳门抵达穿鼻洋海面，准备阻止英国商船经此进港贸易。这天中午，遵式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准备进口，即被英舰开炮折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师船巡查中，也遭到英舰突然袭击。关天培被迫率军还击，穿鼻海战爆发。 对穿鼻海战的起因，义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说：我在马礼逊[1]先生的陪同下，于上月28日登上泊于澳门锚地的“窝拉疑”号军舰，目的是可能在穿鼻举行任何会议或谈判提供帮助，并且还带领一些船舰前往该锚地。强劲的逆风使我们延迟到本月2日早晨才抵达该地，当时一些船舰停泊在第一组炮台下游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第一组炮台那里集中了一支给人深刻印象由一些兵船和纵火船组成的部队。 按照义律的说法，澳门谈判失败后，他率领舰队到穿鼻洋面是为了举行会议或谈判。这是毫无根据的托词，因为澳门谈判破裂后，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再进行会谈的约定，更没有在穿鼻洋面上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其实，他害怕的正是按照林则徐的条件遵式具结进港贸易的英国船只。 当时，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数月以来，督率师船常住沙角炮台，间赴穿鼻洋面来往稽查。关天培，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武秀才出生，积功累迁至参将。道光六年（1826），自吴淞口押送千余艘漕米船往天津立功，擢升副將。次年，补授江南苏松镇总兵。道光十三年，署江南提督。翌年，因律劳卑事件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到任后，他仔细考察虎门地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并积极实施，使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中英交涉期间，他全力协助林则徐，在广东洋面往来巡查。九月二十八日，当已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开到虎门希望进口贸易时，“窝拉疑”号舰长士密突然发射炮弹凌空越过“皇家萨克逊号”以示威胁，将其迫回。正在广州洋面率师船巡视、保护已具结进口贸易的英国商船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听到炮声之后，向英舰驶去，以查询原因。士密船长立即以左舷大炮向关天培坐船进行轰击。英舰再一次先开炮，关天培当即“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 对于战争经过，义律是如此描述的： 当时在中国兵船最右端顶风停泊的那些船舰避开逆风，在前面紧密地排成一行，大风从右舷吹过。这样，他们很容易地冲向中国兵船，给予毁灭性的轰击。侧面的风向使船舰能够从兵船相反的一端实现同样的位置变换，用左舷大炮进行轰击。 首先发难的侵略者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抢先占据了有利位置，欲对中国师船进行毁灭性打击：中国人抱着他们一贯的情绪进行回击，但我们自己炮火的惊人效果很快便表现出来。一艘兵船在离“窝拉疑”号这艘军舰大约手枪射程距离的地方发生爆炸，很可能有一枚炮弹穿过了弹药仓；三艘兵船被击沉；另有几艘显然浸满了水。……在不到三刻钟的时间内，他（沈案：指关天培）和该中队的剩下船只很悲痛地撤回到他们原先的抛锚地。由于士密舰长无意延长破坏性的敌对行动，或除了击退他们之外确实不想向前推进，所以他没有阻挠他们的撤退，而是停止了轰击并驶回澳门……[2] 当时，在“窝拉疑”号军舰上的一位军官回忆穿鼻海战说：中国船普遍放一二炮，就急行离去。只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从距离看来，中国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不能自由地上升下降，炮弹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上层甲板之上。窝拉疑号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船桅上层甲板也中了炮弹。一个十二磅的炮弹，击中了海阿新号的船桅，又一弹正中了主要横帆，帆桁需要修理。此时海阿新号正与提督的舰船相近，不久就要将它击沉，我方认为惩罚已够，即时收兵。[3] 无论是义律的叙述还是这位军官的回忆，英军仅仅“窝拉疑”和“海阿新”两艘军舰受到了轻伤，并未有人员伤亡。 对于义律和“窝拉疑”号军官的言说，林则徐却给出完全不一样的描述，他在向朝廷的奏折中，报告提督关天培对阵“窝拉疑”号军舰时写道：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士密船头。查夷船制度与内地不同，其为船主宰者，转不在船尾而在船头，粤人呼为头鼻，船身转动，得此乃灵，其风帆节节加高，帆索纷如蛛网，皆系结于头鼻之上。是日士密船头拨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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