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其敌人》作者：郑永年-6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基层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智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而一旦当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自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与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7月29日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胡锦涛即将发表有关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报道说胡锦涛将勾画出十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以“党内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计划，准许党内出现更多竞争，容许自由选举，开放讨论，等等。不过，一些报道也称胡锦涛的计划不见得会在党内受到欢迎，因为既有保守派的反对，也有改革派的质疑。实际上，自从“非典”爆发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还是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新领导层会进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领导层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非典”事件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巩固权力。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得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国民党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操作性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特别强调的。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因此他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领导人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为了集体领导，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已逐渐明了。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多数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的认可。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下层往往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呼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选民”利益。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把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容纳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不过，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巨大的利益调整。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30日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无视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变成为反民主。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能够与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凡是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形成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原因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就为人们所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了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为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地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也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以为鉴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原刊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文简称《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过反腐败的各种制度方法，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要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常常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1989年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职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党就演变成了直接行政组织。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一旦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党政冲突的增加等。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而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至少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政府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强势状态。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把本党最优秀的人才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交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以及之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也有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邓小平是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可以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此都已经有高度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题，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题。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李源潮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强调的就是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升级。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对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对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非常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