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其敌人》作者：郑永年-5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信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宪政、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只能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的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同，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推进。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予宪政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象，这种互动将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在同步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良好、有序的互动。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22日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到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7600万，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6%，加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直接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占了人口的10%以上。从理论上说，党员是社会的先锋分子，而共青团则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党、团员占人口的比例和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环境与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不相称。党员的不作为、党的干部的腐败、党和中国社会整体严重脱节等现象已经导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中国社会所说的信任危机指的就是政府缺少公信力或社会对政府缺少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到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不仅不能得到化解，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缺少有效性，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日益严重，导致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对改革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会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即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中共建制化的逻辑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党及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与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城堡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再者，由于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益不满的声音。怎么办？如果建制化在任何社会有其必要性，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民众。党员应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的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的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向上”（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向下”（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价）的过程，只要党组织（中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了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会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就会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使命感和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此外，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成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就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存在于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那么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而且会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社会认同”、“社会业绩”等概念替代现有的“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那么这个党会成为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3日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在中国，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对regime change的误读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西方政府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但事实上，“regime change”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强政府、弱社会；强社会、弱政府；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能“从容”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为什么会这样？弱社会不利政府这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更加脆弱。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而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更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以下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势必什么都要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是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上。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例如表现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而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建立尚需时日。不过，政府所强调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一方面是维稳过程经常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机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家暴力“私有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曝光的“黑监狱”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长了维稳的暴力性。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显，促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共创举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多年来是政府头等重要的议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此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而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4日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共产党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又提倡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正如高层所表达的，中共这样做是因为“中共要与时俱进”。这话并没有错，共产党如果要保持和社会的相关性，就必须随时调整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越来越严重。从传统上说，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个社会群体，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以及党政官员，但改革已经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意识形态社会，政府规定工人和农民是领导阶级，现在已经转变成为利益社会，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更重要的变化是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经济能量大，如果共产党把这个阶层排除在外，政权的基础很容易被削弱。与时俱进意味着共产党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阶级或者社会基础。这就是“三个代表”提出的政治背景。提出“三个代表”很及时，它至少说明了高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所面临的代表危机。现在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转型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但问题并非那样简单，中共真正的危机并非利益代表的危机，而是利益表达的危机。在利益代表上，中共从来就没有面临真正的危机。从前革命时代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党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现在搞经济发展，依赖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就不合乎逻辑。这种代表范围的变化，甚至代表重点的转移，并不困难。尽管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受到党内左派人士的批评，但拥护这个决定的也不少。可以相信，局面已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个决定了。转型这么容易完成，主要是因为这是利益代表而非利益表达。利益代表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高层可以随意地代表其所要代表的利益。正如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党宣称要代表农民的利益，并非农民也是领导阶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的政策却是牺牲农民的利益的。人们可以说，党可以随意改变其所代表的阶级，但这样的代表可以没有任何意义。政党转型并不是靠宣称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执政党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作代表的转型，那么这样的转型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转型，或者说，这是一种人们不想看到的转型。为什么这样说？关键在于真正的转型要从利益表达做起。什么是利益代表？一位朋友有个现身说法。一天，他被北京的一位企业家邀请参与一个家庭聚会。受邀的有企业家朋友和电影明星，当然还少不了为聚会做饭烧菜的厨子。当问及时下讨论最多的“三个代表”时，这位企业家就说：“我们这些企业家就是第一个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你们唱歌跳舞的就是第二个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那边厨房里的就是第三个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能帮助人们理解高层作代表转型的动机，但也能帮助人理解这种利益代表背后的深刻危机。上面说过，现在是利益社会，根据利益来定阶级和阶层，也是根据利益来确定代表谁的利益。很显然，企业家和电影明星的经济地位远比烧菜做饭的人来得重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利益社会的必然结果。提代表转型并非出于长远的目标，而只是出于党的实际统治利益。这其中内含的危机在于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甚至可能连容许利益表达的愿望都没有。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现在各社会群体只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利益。企业家经济实力最强，他们的利益就容易表达，也容易被代表。相反，工人、农民呢？他们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表达利益的实力远不如企业家。既然不能表达出来，也就没有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里情况最糟糕的要算是农民了。工人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会，且他们居住集中，容易采用集体行为的方式来“非法”地表达利益，至少让政府体会到他们的力量。农民则不然，尽管还占多数，但是连一个农会都没有。虽然很多人已经呼吁多年要成立农会，但是农民革命出身的共产党可能不会容许农民这样做。这就是危机。没有民主的机制和法律的机制可以让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他们只好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有很大的弱肉强食的味道。加上执政党也非常现实，自觉地去代表强者的利益，更使得社会向不公正倾斜。可以说，利益代表并非重点。在没有利益表达的情况下，哪会有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要消除党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光讲利益代表是不够的，光代表那些已经表达出来的利益更不够。原刊于《信报》2002年5月28日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随着“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随着共产党宣布其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执政党的定位（identity）问题开始浮上台面。执政党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随时调整其所代表的利益。但是党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清楚，实际上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三个代表”思想表明，党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里面存在着诸多克服不了的矛盾。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是阶级、阶层的利益，可以是种族的利益，也可以是一些利益群体的利益，不一一而足。利益代表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具备的政治功能，否则政党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这只是意愿，并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实现这个意愿。名副其实的“代表”只能发生在民主政治之下，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聚合机制。只有在这两种机制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党要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没有这些机制的存在，执政党只是宣称代表谁的利益，那更多的是一厢情愿。那么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全民党吗？全民党更是不切实际。如果一个党可以代表全民的利益，那也就不叫党了。党派本来指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把“三个代表”解释成“全民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现实地说，共产党也只能成为一个超越任何具体阶级的精英阶层。也就是说，共产党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具体阶级的利益，而是一个超越所有阶级的特殊精英层，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有很多原因的。这里有中国历史传统的阴影。传统士大夫阶层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不代表任何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只对皇帝负责，维护皇朝的利益。尽管士大夫阶层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阶级，但一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就很难代表原来阶级的利益。当然，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的确想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利益的协调性很容易被破坏，最后导致农民的起义和改朝换代。其次，也有共产党本身的传统问题。和过去的士大夫阶层不同，共产党从理论上很明确说要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党有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代表过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党会牺牲那么多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让工人和农民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原因并不在于党是否愿意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保障这样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不想发展出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机制呢？这是为了维护党本身的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共产党超越于各个具体的阶级，才能对各个阶级实行管理。和传统士大夫一样，共产党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持本身的统治权，避免任何一个阶级来挑战自身。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阶级。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不任意地向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倾斜。党要搞阶级调和，站在各阶级之上，来控制各个阶级。如果党变成了任何一个阶级的代表，那么那些利益没有能够被代表的阶级就要表示对党的不满，甚至另行组建政党。党的领导层提出了“三个代表”，更容许私人企业家或者资产者入党，这只表明共产党要把这个新兴的阶级包含在政权之内，不让这个阶级作为党的异体而存在而来挑战其执政。很难说，共产党会自然地代表这个新阶级的利益。鉴于工人、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党不该也不能忽视这些传统阶级的力量。无论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都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如前面所说，在中国发展出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之前，党不可能在实际意义上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党也不可能真正协调各阶级的利益，不管党的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如何，阶级利益最终还是要失去平衡，从而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24日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对的平衡，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一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政治学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中国也不例外，在领导高层大讲“三个代表”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无论怎样分，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权力分为三种，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权力，商人、企业家的经济权力和老百姓的人数权力。这三种权力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否则政治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三种权力的平衡，无论执政人物怎样努力，政治稳定都会是空谈。再者，如果中国要走向一个民主社会，这三种权力更要达到平衡。如果这三种权力达到了制度性平衡，中国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西方世界的经验表明，民主的政治发展最终可归结为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最早是贵族和君主统治，他们独享政治权力，把商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的人数权力排斥在统治过程之外。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向贵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统治权力。资产阶级或通过和平的手段（如英国），或通过革命的手段（如法国），进入统治过程。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组织化，一般社会成员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基于人数之上的权力或力量。工人运动不断推动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转型，最终形成议会民主，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力量也进入了统治过程。可以说，现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大众的人数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大动荡。数千年历史中的农民起义就是皇帝的政治权力、地主的经济权力和农民的人数权力之间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对此就很清楚。当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说的“大户”）联合起来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当地主损害农民的利益，而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干预的时候，农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会政治的大动荡。蒋介石时代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的典型。两种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专制的手段统治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被排挤在统治过程之外。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结果，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的力量并联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但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三种权力之间平衡的重要性。他执政后，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政治权力和社会人数权力结合的典型，就是所谓的大众民主。高层政治人物和大众结合，对社会的中间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员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动荡的，但这种动荡是政治人物动员的结果。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的资源动员，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内在动力。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贫穷是人尽皆知的。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高层领导开始重视企业家（资产者）的力量，重视市场的力量。中国很快从贫穷状态中走出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给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的支持，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得利益。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家阶层也很快形成为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他们开始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这就是领导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和容许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背景。对执政党来说，这是个现实的做法，但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三种权力失衡的局面。“三个代表”的理论会不会是把资本家参政合法化而把社会力量（工人、农民等）排挤在外呢？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上层一直在强调，执政党也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现实是让人担心的。两极分化是其一。领导人物知道两极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制两极分化。在政治的重点在于把资产者参政合法化的情况下，两极分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遏制。再者，在资产者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同时，社会的人数力量被排挤在这个过程之外。资产者本来就有很大的经济力量，现在他们又进入了政治过程，一旦被组织化，他们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相比之下，工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反而在减少。工人好一些，尽管工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居住在城市，在工厂工作，相对集中，有些力量。下岗、失业工人一罢工，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农民最可怜，到现在还不容许农会的存在。所以，他们经常诉诸一些诸如暴力那样的极端行为来表达不满。最让人担心的是人数的力量正在急剧地扩大。中国的工业化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快速过。高速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要造就一个工人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也存在着一个为数不少的农村“工人阶级”，因为农村居民的很大一部分依靠乡镇企业维持生计。农民本身的生计也因为收入的不能提高甚至下降，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极影响等因素而变得困难。可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三种权力的失衡。尽管点滴的改革（如征收富人的税和改变收入两极分化的状况）是可能的，但是要达成三种权力的真正平衡，就要求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这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挑战。原刊于《信报》2002年10月29日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印度的选举已经过去多日，但国际社会对印度选举现象的兴趣还是不减。多年来，印度人的骄傲是和前执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在前总理瓦杰帕伊的领导下，印度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大大改变了印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久前在学术界造成了有关“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何者为优的争论。在国际事务上，前执政党也努力满足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梦想。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核武竞争差一点把两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以智慧遏止了战争的爆发。在一段时间里，前执政党甚至公开声称要以中国为“假想敌”，竭尽全力追求印度的国际空间，但然后，又努力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内外动作，不管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人民的愿望。但是，印度人民还是以选票抛弃了为印度带来荣耀的前执政党。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印度内部，一个共识就是前执政党所造就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使印度的大多数人受益。当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多数人民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印度人民选择了传统上关注穷人利益的国大党。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新左倾联合政府已经声称，政府要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注入“人的因素”，让穷人有出头的机会。印度的政治变迁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权威政治，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个人积极性、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词。这些年来，政府在政策上积极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调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宪政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亲富”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亲富”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亲富”路线。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游行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地调整政策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行“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量如何逐渐发展出民主反馈机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无论各级官员如何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唯独民主才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原刊于《信报》2004年6月15日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的管治方式。笔者曾论述过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属于软力量范畴。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党的理论家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了诸多负面的结果。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运用法律法规管治党政官员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来追究结果的，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笔者之前已经讨论过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当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需要官僚，也需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因此，执政党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在这方面，中共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下去。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7日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展开和深入。只有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党的转型涉及两个基本面：一是党往哪个方向转型，二是如何转型。第一方面是个规范性问题，指的是党应该发展的方向；第二方面则是经验问题，指的是具有可行性的转型途径。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从经验层面来讨论，在党的转型方面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在自由派一端，很多人主张中共应当转型成为类似西方政党制度下的一个政党，或者是一党独大，或者就是多党制下的一个政党。在保守派一端，很多人侧重于在维护现有一党制构架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以渐进方式转型。前一种观点规范多于经验。提倡多党制者强调的是以政党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从而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还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后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党的转型的现实可行性。在现存结构内进行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那么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说重建和人民的关系是中共转型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党内民主或者党内其他方面的改革才有意义。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即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要防止党的官僚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取得管治社会的权力。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教训和经验。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却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可以为转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