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其敌人》作者：郑永年-4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缺乏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不利于政治稳定）。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是相背离的。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上来建设时（如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被阻止，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会出现虚无化。投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9月25日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做准备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后来，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没有意识层面的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三十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也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只带来利益而没有负面效应，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还有一个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也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泽东主义，一些人开始以反思改革的名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性，也没有现实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往往会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之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性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维持既得利益。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坚守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又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没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并不缺乏国家有机知识分子，执政党也不乏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激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了。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具有开放性，共同富裕才会有可能。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的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还较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5日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干部党员缺乏有效认同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它们远远没能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同样严重的是，因为缺乏为多数人认同的意识形态，缺乏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逐渐丧失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社会的各个群体要么接受这个思想，要么接受那个思想，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很多社会群体看来显得很空洞。这就会对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产生挑战和威胁。“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竞争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意味着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在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再者，执政党要造就领导权，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是有选择性的，而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就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要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要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却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经常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明了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不能光靠统治权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实现。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能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以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总之，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需，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4月21日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得到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90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种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拼命进行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最终很可能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中国除改革外无其他路径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要避免同归于尽，那么就必须改革。除了改革，中国并没有其他路径选择。执政党必须是行动取向的。如果不行动，或者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制约而不能行动，那么只能说明执政党出现了问题。理性地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不可能。政治改革没有行动主要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进行无谓的争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更难以产生行动。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回到技术和制度面，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争论经常导致革命。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技术问题提高到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相反，对制度技术的争论常导致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含义的事物转化成为一些具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80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公开财产，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性。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性危机。理性的做法是既往不咎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从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做起，或者从新人（新进入干部官员队伍的）做起。除了公开财产，还可以实行公开的财政预算，看看每一年那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到底去了哪里。如果这样，国家就可以告别一个腐败的过去，迎接一个清廉的未来。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做了，很快就会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压力所淹没。因此，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高调一些，道德一些，说一些根本实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击的所谓“改革”目标。即使没有改革行动，但道德的制高点是守住了。问题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得腐败照样继续，而且在鼓励继续腐败。因为腐败者也是理性的，知道这个制度的弱处，知道执政者不会来真的，因此腐败得更为肆意妄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实。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很多年前，一些人终于有勇气提出了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采用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因此，免除“原罪”是理性和现实的做法。但是，这种呼声立刻被淹没在高调的道德声中。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化，民众中要清算企业家“原罪”的人还不少，杀富济贫的道德气氛日益高涨。结果呢？受害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是那些反对免除企业家“原罪”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感到很不安全，纷纷出走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避免日后被算账。一些红色企业家更是加快速度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来源。“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再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执政党呼吁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是民主，一些干部开始去游说，拉选票。结果，很多人被查处，因为“党内民主”的内容中是没有游说和拉选票这个环节的，或者说，这样的手段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要民主，就要游说、拉选票；没有这个环节，就很难是民主。正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按正式规定又不能游说和拉选票，结果在党内竞争过程中，潜规则横行，就是腐败，拉关系，送金钱。如果真要实行“党内民主”，理性的做法就是开始制定党内竞争规则，明文规定如何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规则，消除腐败。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党内的合法竞争、游说和拉选票，因为很容易被说成是搞西方式民主。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什么样的明文竞争规则都变得不可能。这样，“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更谈不上改进和改善了，而潜规则则越来越甚。正因为是细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由许许多多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制度。政治改革就要从各个制度细节做起。但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横行的情况下，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等到没有人去做细节了，那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衰退下去。到一定程度，制度或者被轻易推倒，或者自行倒下。问题在于，在制度消亡之后，新的制度还得从细节做起。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因为革命的需要，学会了如何把一件具体的事物意识形态化、道德化，而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细节。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味地追求大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14日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民主化可能是个不可回避的大方向。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实践，但总体上来说，民主还是停留在可求而不可得的地步。很少人会相信国家层面的民主化会很快到来。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主化的压力。原因很简单，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开放的政体。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民主化未能成为现实，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追求民主只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中间，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追求的，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巨大的民主要求。当总体社会还是封闭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政体。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民主对政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当政者还没有很大的推进民主化的意愿，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拒绝民主化会有很大的代价。民主化涉及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问题。领导层的代际变化不可忽视。毛泽东、邓小平属于政治强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革命，社会上很少有人会对此置疑，也很少有人会对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构成挑战，即使有，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在后强人时代，政治领导人必须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之上。胡锦涛新领导层执政以来一直强调以人为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意志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政权运作的有效性也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性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法制和法治，到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腐败依旧严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民主当然消除不了腐败，不过包括开放的媒体在内的诸多民主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政体的封闭性也影响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沟通。政权不向人民开放，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政权本身就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新阶级”。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性。而一个与社会不相关的政权很难说会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政权如果是封闭的，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转化成为社会的现实。在后强人时代，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仅以收入再分配为例，新一届政府非常及时地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增加。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本意为好的中央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在政权还继续是封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则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参政要求。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来的参政要求则是巨大无比的。这些新兴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对政权产生了莫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并不是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社会的压力，最近几年政权开始体现出一些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往往过于被动。政权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放，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这种被动的开放会对政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则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不均衡的社会参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中国的政体越来越像官僚—资本体制，官僚和资本合二为一，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管治。这种政治形态表面上较之毛泽东时代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形态要开放，但这种开放性并不代表政治的稳定性。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对任何社会阶层而言都是政治上的贫困，那么现在的状态则是政治上的贫富分化。后者并不见得比前者更具合法性和稳定性，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政权的解体很能说明这一点。不过，可以让人些许乐观的地方是，目前中国不均衡的政治开放形态可能只是过渡性的。如果政权在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之后，再逐步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最后可能达成全面的政治开放，即政治开放均衡化。不过，从非均衡的政治开放过渡到均衡的政治开放，并非一个自然的政治发展过程，它需要当政者自觉的政治改革。现在还不知道这种过渡如何进行，但可以确信的是，没有这种过渡，政治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状态。原刊于《信报》2005年7月26日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中国媒体近来有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迹象。新的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一开始，就有西方媒体进行了采访实践，很快在海外造成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外界往往把中国政府初步开放媒体管制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但笔者更愿意把媒体开放放在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背景中来考量。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媒体开放刚刚起步，相信现在还是处于试验阶段，是一种有限或者有管理的开放。正如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媒体开放也会采取渐进主义模式。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开放媒体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媒体管制方式要从传统的以政治手段来管制转型到以法律手段来管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媒体开放的确有其外在原因。秋季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明年又是奥运会，这两件大事为世界所深切关注。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很好的相互了解的机会。中国国内方方面面的变化非常快，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并非容易。新闻报道无疑是国际社会多数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确切地说，中国的新闻开放会有助于改变海外媒体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表面性报道。随着各国记者深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应该会更上一个深度。国内有关部门和人士经常抱怨海外对中国的“妖魔化”。尽管只要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存在，“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但媒体开放会使得无事实根据的“妖魔化”变得困难。从正面说，中国发展的透明化应当说是大国责任的内在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中国会是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开放会使得中国变得更为透明，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在最初的阶段，外国媒体或许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报道出来，甚至造成一些轰动效应，但这并不可怕。从长远来看，开放报道会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中国。尽管中国的媒体开放有外在因素，但是主要动力来自内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看。首先，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近年来，执政党一直在讨论执政能力问题，但很少有人把执政能力和信息的自由流通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多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中央政府尽管有内部信息流通管道，但地方政府往往总能有选择地公开信息。无论怎样的内部信息流通机制，其效用都不如信息对社会的开放。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信息向社会开放是监督官员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操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操纵。从个人层面来说，信息开放可以说是人权的一部分。信息和人权的关系，人们谈论得已经很多。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抽象。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和个人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也可以和今天所提倡的“人本社会”联系起来。个人、政府、媒体的关系信息流通也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信息与公民权相关。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和鼓励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建设“良治”的核心。但很显然，社会参与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整个参与的过程是信息的流通过程。没有足够信息的流通，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参与。社会参与并不是说人们要参与所有的事情，人们一般只参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利益相关的参与是理性参与的前提，而足够信息的获得又是理性决策的前提。因此，从长远来看，信息流通是理性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媒体开放还涉及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政府和媒体各自的自律。现在媒体的开放尽管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已经涉及政府的自律问题。媒体开放表明政府规定一个范围，规定传媒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这也等于规定了一个政府可以干预什么和不能干预什么的界限。政府能否守住这个自己所规定的范围，这属于政府的自律问题。传媒本身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顾名思义，传媒通常是在不同社会群体、政府与民众、民众与企业等之间传递信息、解读信息。因此，媒体本身也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没有任何自治性，媒体当然不能有效运作。但如果媒体不能自律，没有社会责任，同样也不能有效运作。很显然，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建立，对媒体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战。无论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来说，媒体改革的意义重大。尽管有很大内外部动力，但媒体改革并非容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媒体开放，但因为种种原因开放没有坚持下去。困难是显然的，因为媒体改革并不像放松对媒体的管制那样简单。如上所述，信息往往是政治、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媒体的改革也因此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阻力，但现在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须走的一步。应当相信的是，信息社会必然推动信息开放的到来。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9日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很多年来，每当中国召开“两会”、党代表大会或者党的全会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波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潮。今年也不例外。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一篇长文已经引发了海外观察家有关政治改革的热议。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体的根据，但这些猜测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着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种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要消化压力，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见到的是改革压力的增加，而不见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政治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还是原来的政治结构，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总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结构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运作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模式隐含在过去改革中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这里至少牵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方式，另一个是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变化的方式。就前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强调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政治变革模式。这种政治共识实际上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的努力失败后，就走上了寻求中国政治变革模式的道路。尽管后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拒绝西方总体政治模式并不影响中国领导人在局部方面借鉴西方模式。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设计都和西方有关，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仿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在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这里又直接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们（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毫不例外地会去参照以往其他国家所发生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参照西欧北美的，有参照亚洲国家的，也有参照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在有人甚至去参照越南。结果是，人们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走任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结论。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参照方式并无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变化的。未来中国政治怎么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如何解释过去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未来的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含在过去的变革过程中了，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改革后结构逐渐开放要认识中国政治变革，可能要从前面提到的结构没变但内容已经巨变这个事实入手。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能够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变对这个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作复杂的学术讨论。但简单地说，这个结构的维持、发展和变化主要依靠的是这个结构的渐进开放性。中国现实存在的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事实。在早期，因为革命的需要，这个结构是封闭的，它只是开放给革命的主体，即工人和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搞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要求这个结构继续是封闭的，因为顾名思义，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斗争，结构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争的阶级开放。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这个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结构的开放很明显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代表委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的构成已经非常不同。当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性的体现。新结构须容纳不同利益结构的开放性为执政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开放性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性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由于开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开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后利益的影响。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性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正因为如此，这次“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的背后都是利益之间的较量。这种开放的性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由于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是由执政党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正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控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性。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在这个结构中没有公平的表达机会，那么良治与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3月13日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又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因为无能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上。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得以表达，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还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呢？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性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性。目前外界对中共的看法也不例外。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性不言自明。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打击“朋党”的事件。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所面临的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了它必须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党员中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7月3日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国家，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着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六十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却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的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