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 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当日本军方于 1931年秋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钟后一列南去的火车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那段铁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绝让新闻记者前往 “ 事故 ”—— 日本人当时审慎地称这一爆炸事件为事故 —— 现场采访，因此，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捏造的。现在，人们才弄清，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因为币原喜重郎男爵在 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他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 “ 关东军 ” 立即行动起来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 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 “ 满洲国 ” 。因需要一个傀儡皇帝，他们便将 1911年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仪拉了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 其时，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 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绝引用《巴黎公约》。国联理事会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开会讨论满洲的局势；这些会议的特点是表示好意、致以问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乱。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许多人始终坚信，日本内阁能约束军队，结束危机。11月21日，日本代表团接受了中国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但委员会成员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选定，而且他们实际上直到 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满洲已变成了满洲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 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它没有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凡尔赛和约》、华盛顿会议的协定和《巴黎公约》——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满洲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这些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 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 …… 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 · 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 -柏林轴心 ” 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 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 —— 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 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 —— 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 —— 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 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 · 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 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 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 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 -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 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促成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个，一个因素是法西领主义者为扩展疆土而酿场扩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称： “ 帝国的发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现，反之则是衰退的表示。 ” 对帝国鼎盛的这种热望因回想起 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败 —— 当时，一支 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惨败于部落民之手 —— 一而得到加强。大萧条的影响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为意大利的失业人数从 1926年的1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3万人，进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万人，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通常的理论解释，即断定殖民地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对这一点特别热心，因为英国和法国已获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领地，留给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多沙的荒地。 当时，一位意大利工程师表达了这种扩张的决心，他抱怨说他在厄立特里亚我不到黄金。“但在阿比西尼亚”，他又说，“却还有铂白金，付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找到它们。但是，它们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们除了在阳光下游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当你真正地观察到这一点时，如果你还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懒惰而对无数的财富实行禁运，而其他民族却必须在贫瘠的土地上与各种自然力作斗争，那将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后就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对他很有利。他认为赖伐尔已给他开了绿灯，并以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反对不会坚决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这一设想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发动侵略的借口使人联想起日本人在满洲制造的事件。 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靠近意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瓦尔瓦尔发生了冲突。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尔瓦尔是在意大利领土上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这一问题交给仲裁委员会解决。墨索里尼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相反，在公开准备入侵的同时提出了种种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缨尔 · 霍尔爵士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保证，英国将支持反侵略的行动：“依照国联明确规定的义务，为了共同维护整个《盟约》，尤其是为了共同坚定地抵抗所有无端的侵略，国联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我国也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正如一位代表所说的那样。这篇演讲是“国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但是，霍尔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将投票选举的英国选民身上，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无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之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国联大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 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 —— 石油、煤、铁和钢等。尽管有这样的局限，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进的重要开端。而且，世界舆论也以压倒之势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在顽强地进行抵抗，不过，意大利人最初很难向前推进不是由于其对手的战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 此时，狡猾的赖伐尔滥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进的小小机会。 1935年12月初，他说服霍尔接受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将彻底地获得大约半个埃塞俄比亚，并将控制余下的半个埃塞俄比亚，把它作为“经济扩张和拓居的地区”。这两位谈判者都同意对这一计划进行保密，直到将它提交给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这些有关方面为止。不过，赖伐尔预料这一计划会在英国遇到麻烦，因此，他同意让法国新闻界开始注意到这一计划。使他吃惊的是，有关这一秘密协议的消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霍尔被迫辞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外交大臣。第二个月，赖伐尔在受到议院的痛击之后也不得不辞职。 这种情况一时看来象是那些支持国联反侵略的人的一场大胜利，但根本的争端仍然存在，这就是要不要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艾登赞成这样做，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弗朗丹则故意拖延。文登说：“弗朗丹的态度与赖伐尔的态度很难区别，只是显得更巧妙、更始终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投票通过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退出国眹；他坚持认为应设法达成另一种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内阁未能团结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独行其是，有效的制裁从未得到实施。这种决定的意义从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认，国际联盟差一点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国联当初遵照艾登的意见处理阿比西尼亚争端”，他对希特勒说，“并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会不得不在一星期内撤出阿比西尼亚。那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随着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任何余留的实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为泡影。占领莱茵兰这一重大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见下一节），它使英国和法国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国的威胁，也更下定决心去安抚墨索里尼，以便让他站在他们一边，并留在国际联盟内。因此，国联理事会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决定，继续实行不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制裁，从而招致了这时几乎仅凭着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灭亡。 墨索里尼决心排除出现第二个阿杜瓦惨败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备了一支 25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加上非洲的援军和劳工队伍共达4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着难以对付的坦克队、摩托化部队和飞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装备都比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装备差。与缺乏坦克、飞机和重型大炮同样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证明用游击战术来对付装备优良的欧洲军队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遭到了芥子气的喷洒。 在经过一场长达 7个月的战役之后，巴多格里奥元帅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四天后，意大利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就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削弱了国际联盟。许多小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它们得到的唯一报偿却是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并使自己受到获胜的“领袖”的惩罚。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要是西方主要强国懦弱胆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骗。因此，小国从此以后背弃国际联盟，奉行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联的牺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强一边反对德国，而这曾是那些坚持要安抚墨索里尼的国家的最大目标。抚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莱茵兰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觉到他们的侵略活动若协调一致、所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终的结果不是纳粹德国的孤立，而是“罗马 -柏林轴心 ” 的形成。 四、罗马 -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欧的对毛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因为它的命脉不再因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而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总之，希特勒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意味着彻底打破了欧洲军事和外交上的势力均衡。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样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两人都在玩策略。 萨罗和佛朗丹受到劝阻，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反对与战争冒险直接有关的任何行动，同时也因为英国政府与先前法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一样踌躇不前。当弗朗丹找英国首相鲍德温商量时，后者拒绝与调派法国军队去莱茵兰的建议有任何关系。鲍德温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 1%的因你的警察行动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就没有权利把英国牵扯进去。……英国现在不处于进行战争的状态。” 法国政府由于本身意见不一，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来取断然行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法国联盟体系开始结束。不仅“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联系，而且与此同时，德国还对东南欧发动了经济攻势，使这一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附属地。到 1936年时，德国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亚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尤其是因为这时出现在东南欧的一些独裁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特别爱好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无疑，迈塔克斯将军、卡罗尔国王和保罗亲王的外交政策与韦尼泽洛斯、蒂图列斯库和亚历山大国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 根据 1936年7月且日签订的奥-德协定，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从而消除了罗马和柏林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一个星期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一悲惨事件（见下一节）拖延了3年，在这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行动，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1936年10月24日，“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意大利和德国不仅就德国以承认意属埃塞俄比亚作为取得某些经济让步的回报这样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还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个月。日本通过与德国、然后又与意大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这一轴心。 因此，到 1936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致拒绝签订使它们的联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军事协定。同样，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罗马-柏林轴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握主动权，在实际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 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 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 19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 —— 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 · 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 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 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 20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 · 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 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为了替 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刚刚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相类似的人民阵线。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组织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权措施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强调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这种政策使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带来的普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反应。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 —— 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达到了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内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 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拖延了近3年，其残酷程度使人联想起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民族主义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去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不允许向共和派政权出售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它们担心，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争斗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因此，英国和法国率先提出不干涉协定，这一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规部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 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炮。俄国与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行员。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干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首次参加了战斗。它由自愿兵 —— 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 和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同时也由于他们政委的教导。 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产主义，而后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势，整个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 1937年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支配着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是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在过去两年里，随着民族主义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 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愿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从而使佛朗哥的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 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责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利的。 六、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尔 · 张伯伦，他于 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 · 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 · 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 · 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 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 …… 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议（ 1938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来越烦躁。“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 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张伯伦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也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 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动机。艾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约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了吗？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象蛊惑人心的政客。”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出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同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的俄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的国家 —— 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国。……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干 1934年7月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刺杀了陶尔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这一暴动失败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时，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 · 冯 · 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你并不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挠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鸣？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点忙。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兰，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时候。那时，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各种职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阐明他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现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然后，他禁止悬挂带有卐字的纳粹党党旗，禁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定于 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对舒施尼格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阁交替之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独裁者伙伴没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罗马 -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诉舒施尼格，他 “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 ” 张伯伦已在 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提供集体安全？ … 如果我说国联 … 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 —— 我确信我说得对 —— 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 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将总理位子让给了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随着平安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较大的、强大得多的国家，除拥有东中欧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但是，苏台德边沿地区 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纳粹的宣传和颠覆。事实上，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欧洲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们过去一直比较满足和安定。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密探开始工作，他们的煽动加上由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引起的不满情绪，使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转而反对布拉格。 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这个国家这时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 3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他不能保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证在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援助法国，因为英国的利益 “ 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利益并不相同 ” 。与英国相比，法国受到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无端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束缚。但是，法国的将领们警告说，他们的军队不能到国界以外的地方作战，因为整个军事机构只适应防卫用的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尊重它对条约承担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根本不愿这样做；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它断然地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 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他猛烈地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对中欧事务毫无经验的英国富裕商人朗西曼勋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张伯伦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担任他的私人“调查者和调解人”。朗西曼当时报告说：“绝大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因为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这一纲领赢得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议“日耳曼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不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的背景。促成这一会晤的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挑起了普遍的骚动。布拉格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纳粹领导人逃往德国，于是，希特勒把军队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带。张伯伦担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会引起一个使法国、最终使英国卷入纠纷的连锁反应。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总理的意见，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私人会谈。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张伯伦于 9月15日抵达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吞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张伯伦回国后，首先说服他的内阁，然后说服法国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两国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当后者提出反对时，它们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压力，其中包括抛弃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威胁。 9月21日，布拉格终于屈从德国的要求，作为回报，英法答应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第二天，张伯伦飞往戈德斯贝格，他认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让领土的具体办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这些地区的任何军事机构或经济机构。此外，希特勒这时还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 这些新要求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国总动员，法国也动员 60万后备役人员入伍，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9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宣布：“我们打算按照《苏捷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并准备与法国一起以我们可采用的方式问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对“这种公正的、无条件的宣言虽说不上蔑视，但很冷淡”。相反，它们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议，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会议于 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没有参加；会议决定答应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规定：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应分阶段进行，边界的最后划分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 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独裁者没有从饭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让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这就是首相为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事实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协受到了英、法两国民众的欢迎。张伯伦和达拉第被热情的群众欢呼为和平的使者。当张伯伦宣布“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人们向他热烈喝采。当希特勒声明“这是我不得不向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时，人们轻易地相信了。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以灾难性的结局证明了这类声明的价值。 逐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边境地区是德国即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第一个信号。按照慕尼黑会议作出的规定，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新国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尽管英国和法国作出过承诺，但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举行公民投票，种种决定是由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德国将军作出的。最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 1O，000平方哩领土和35O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时，波兰夺得了拥有丰富煤矿的特申地区，匈牙利占领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德国的帮助下，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分裂成三小块：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卢西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维亚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场戏开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利人入侵、并吞东部的卢西尼亚。这样，不仅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重获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样的幻想，而且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国家。对斯拉夫人占优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 “ 元首 ” 的话的人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妙。张伯伦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作为一个信奉正教的英国商人，他先前认为希特勒会遵守他的不再对欧洲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诺言。希特勒对这一诺言的违反不仅迫使达拉第，也迫使张伯伦痛苦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击波兰时采取了较坚定的立场。 八、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列强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丘吉尔写道：“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和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达成这一“谅解”。 3月18日，苏联通知柏林，它拒绝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后，苏联政府提议召开六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会议。商讨对付以后侵略的措施。伦敦答复说这一建议 “ 为时过早 ” ，因此，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张伯伦在 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他否定这一建议的原因： 我得承认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苏联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没有联系，而只与使别人不和有关。此外，许多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也都既憎恶苏联又怀疑苏联。 不过，就在同一个月，希特勒强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尔市，并就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向华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面对德国无限制地扩张的情景，张伯伦于 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一个星期后，这一保证发展为互助条约。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7日开始侵略并占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于4月13日作出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受到明显威胁，英法将全力支持这两个国家。第二个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 英国对东欧各国所作的这些承诺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半年前，张伯伦还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英国与它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拒绝帮它一点忙。现在，他正答应去援助更遥远的、更难到达的、与英国更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难以到达使张伯伦的许诺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英国和苏联一致行动。正如丘吉尔于 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最终，张伯伦于4月15日开始与苏联人谈判。 到这时，双方相互间仍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西方领导人仍为先前张伯伦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苏联领导人的动机和苏联邻国的反应所表露的怀疑和担心所困扰。同样，随着轴心国在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节节胜利，斯大林的疑虑也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反对苏联；这种怀疑在他于 1938年中期放弃西班牙共和国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无情的老党员维亚切斯拉夫 · M．莫洛托夫取代国联不屈不挠的支持者李维诺夫的做法中表现了出来。 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使 1939年夏苏联与西欧两大强国的谈判流产，而关于哪一方应对这一失败负责的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议中。美国两位历史学家断定：“总的说来，苏联在这一阶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相反，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们无论怎样旋转占卜用的水晶球、试图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观点去研究未来，都很难看出苏联还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许这些评价中的每一个都是相当确实的，因为当时相互间的疑心非常大，以致双方不仅仔细考虑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从表面上看，苏联和西欧强国都赞成组成“和平阵线”。不过，若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一点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 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组成和平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他要求苏联的邻国 —— 芬兰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 必须得到与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样的保证。但是，波罗的海各国已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拒绝接受苏联和西方的任何保证。伦敦认为这就结束了提供保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把这种见解说成是对这一问题的墨守成规的推托和回避。同样，波兰人拒不同意战时让苏联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援助应仅限于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从波兰人的观点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却反驳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就不可能同法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一样，现在，苏联军队如果不能进入波兰领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国和英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 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伦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苏联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获得随意进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正当理由；当苏联人坚决主张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的保证除了要针对直接的侵略外还应针对间接的侵略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苏联人的这一主张意味着如果波罗的海某国的政治变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苏联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对伦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招致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无法容忍的因素。 就苏联人方面来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答应在德国人进攻波兰时参战，而他们又不能派军队开入波兰领土迎战向前推进的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就会很快地占领波兰而到达苏联边界。那时，英国和法国是向德国正式开战，还是按兵不动，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人的猛攻呢？ 7月，当张伯伦的两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伦敦的一名德国官员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苏联人的担心被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当时，张伯伦因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感到不愉快，因与苏联的谈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着恢复他的绥靖政策的目的试探德国人的态度。德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些主动姿态毫不感兴趣，而这些姿态无疑可用来证实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即张伯伦最感兴趣的是孤立苏联，促使希特勒转向东方。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的重大决定。 8月中旬，他通知 “ 元首 ” 说他准备谈判。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 · 冯 · 里宾特洛甫会谈，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与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会谈。 8月23日，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 8月25日，他命令军队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这位纳粹领袖这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个慕尼黑。在以后几天中，欧洲各国外交部纷纷提出了各种和解、调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议，而紧急关头的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时，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 8月31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的最后命令。同时，他发表了相当有节制的十六点建议要求波兰政府考虑；这十六点建议是仅供记录在案用的。在建议送到华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绝，他企图利用这一欺骗手法来证明这时已发生的对波兰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 《全球通史》下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 ——爱因斯坦 在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时，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他消灭波兰期间确保苏联的中立。然后，他能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私下宣布：“让我们把这一条约看作是确保我们后方的东西吧。”至于苏联，这个国家也被列在他将来的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的行动自由时，我们才能反对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存在”。因此，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已制订出他的征服计划：首先是波兰，其次是西欧，最后才是苏联。他按照这一计划行事，并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直到苏联和西欧变得十分强大，足以掌握主动权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作为由东欧少数民族争端挑起的欧洲各国间的冲突开始的。在最初的两年中，诸战役只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然后，日本于 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正如美国1917年的参战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一样。但此时，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相似处已不存在。随着日本闪电般地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的地区比前一次世界大战多得多。两次大战在所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证明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攻证明强于防守。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特有的战线的极大的流动性。整个整个的国家乃至整块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1914年至1918年间西部战线流血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对波兰的瓜分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其新式的“闪电战”的致命效力。首先，一批批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扩大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地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的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正好是一个适合这种战争的“机构”。这个国家差不多全是大平原区，几乎没有能阻挡坦克前进的自然障碍物。波兰军队已毫无希望地成为过时的了，它虽拥有 12个用马匹、长筒靴和踢马剌装备起来的骑兵旅，但只有一个装甲旅。此外，波兰最高指挥部已将部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整个边界线上，妄想守卫全国的领土。德国装甲师几乎没费力就突破了选定的目标，切断了补给线，包围了波兰的步兵师，而德国空军轰炸目标时仅遇到了波兰小规模空军软弱无效的抵抗。由此造成的混乱使波兰170万军队中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被动员起来，而这些部队中只有不到半数的军人能到达他们的集中地。 10天内，这场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已被决定。德国的坦克飞机大队迎着日渐衰弱的抵抗迅速通过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便接管他在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东波兰，两天后，与得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到罗马尼亚，然后从那里逃往法国。两天后，他们的国家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000平方哩土地，苏联人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苏联政府这时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1939年9月和10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军事基地。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长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兰之一部分的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然后，苏联人向芬兰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冰洋沿岸的佩萨莫周围割让某些领土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在别处提供了大量的领土作为补偿，但芬兰人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区的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曼纳林防线。由于这些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的大炮射程之内，因此，苏联人坚持他们的要求，最后，苏联红军于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可以说，苏联是遭到如此待遇的唯一国家。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西方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芬兰。自愿军，尤其是瑞典的自愿军，加入了作好战斗准备的芬兰人，到 1940年2月时，英法两国政府也在认真考虑派远征队去援助芬兰。但这时，曾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正在以正规军而不是以地方部队向芬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用大炮猛轰，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到3月中旬对，已迫使芬兰人求和。随后产生的条约使苏联人获得的领土比他们原先要求的还多些，包括佩萨莫地区、维堡港口、芬兰湾中的几座岛屿和汉科海军基地。 苏联人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这些行动的主要意义，也许在于它们反映了在苏 -德合作的幌子背后存在的竞争和不信任。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数世纪以来一直在梅梅尔和里加这样的城市中心居支配地位，但由于苏联的坚决要求，他们撤退到德国——这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上述这一点。 对丹麦和挪威的征服 当时，西方战线处于令人不安的平静中。波兰被瓜分时，英国和法国无能为力地站在一套。他们不能进入德国人已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兰后所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阻挡。因此，法国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马其诺防线上，而在齐格菲防线那边的德国人也没采取任动行动。希特勒趁这种僵持局面，向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和平的表示。他立即遭到了拒绝，但僵持局面仍在继续，于是这种冲突被通俗地称为“空头”战争、奇怪的战争、胶着战。 这种表面的平静证明是靠不住的。 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了丹麦，并登上挪威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峡湾，这些峡湾能为德国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保护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丹麦人没能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国的支持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德国人对天空的控制证明是决定性的。到4月底时，同盟国不得不撤离挪威的南部和中都。在北部，在纳尔维克港的周围，抵抗又持续了一个月。但到6月初时，法国本身也处在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于是，同盟国远征军驶离挪威，挪威政府也相随而去，去伦敦避难。德国人在挪威建立了由卖国贼吉斯林领导的他们自己的政府；吉斯林的名宇成为追求私利的卖国贼的同义词。 法国和低地国的沦陷 同盟国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在7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惊人的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月10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国。荷兰人的防守5天内使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时，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其时，德国人已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这条防线从来没有伸展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50哩长的缺口。装甲师这时向西迅速穿过亚眠朝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城挺进，5月21日到达该城。 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法国最高指挥部试图进行反击，切断德国坦克横穿法国北部时形成的带状突出部。但是，普遍的混乱和麻木状态妨碍了有效的行动，德国机械化部队继续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呈扇形展开。佛兰德的同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这个唯一仍无敌军的港口。由于港口的一半已被毁坏、只剩下几哩长的空旷海滩，撤退的前景似乎令人绝望。人们希望也许能使 45000人得救；事实上，有336000人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撤回到英国。这一“敦刻尔克奇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的决定——希特勒当时决定重编军队、向南对法国进行决定性的战争，而不是力求取得一个已成为外围作战的战役的完全胜利。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海军部的勇气，它调集了850艘包括河里的拖船、摩托艇、渔船和海边的明轮船在内的、属于各个制造时期和不同种类的船只，组成了一文混杂的援救船队。皇家空军掩护了这次撤退，取得了它对纳粹德国空军的首次胜利。不过，英国人除13，000人死亡、40000人被俘外，还被迫丢弃了所有贵重的装备。 随着 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法国的苦难开始了。第二天，德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到6月13日时，未设防的、被政府抛弃了的巴黎已被占领。两天后，德国人到达1916年时他们曾在那里遭到惨败的凡尔登。这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他于3月底接替达拉第）已完全泄气，处于其内阁中绥靖者的影响之下。原先，他已打算将其政府迁移到北非，但6月16日，他疲倦地将总理职位交给了贝当元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凡尔登的英雄”这时却向德国求和。 6月22日，就在1918年签署德国停战协定的贡比涅，法国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德国战俘，遣散法国军队，交出法国军舰，由德国占领包括主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以及直到西班牙边界为止的整个法国海岸线在内的法国一半略多的领土。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低得令人难以置情的伤亡数字中。整个战役中，法国损失了约 10万人，其他同盟国损失了2万人，德国损失了45，000人。这些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的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迅速崩溃自然是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打击。有人指责说，叛国和怯懦是造成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另一些因素似乎更具决定性。一个因素是苏-德条约的影响，这一条约使希特勒能将军队集中在一条战线上。1914年，法国曾得到在东线作战的沙俄军队相当大的援助；现在，法国必须单独与德国对抗，仅得到英国比较微薄的支持。也许最重要的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尤其是在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以及新的闪电战技术的发展方面所占的优势。法国最高指挥部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不仅是因为装备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 不列颠战役 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会明白的，会屈服的。但是，他没能考虑到英国人民和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后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纽约时报》前业主的女儿珍妮·杰罗姆的儿子，一个天生的战士和持异见者。丘吉尔26岁以前就已在古巴、印度西北边界、苏丹和南非作过战，在南非，他曾在布尔战争中被俘，随后又逃了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因加利波利远征队的失败而几乎名誉扫地，因为他曾是加利波利远征队的主要支持者。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几乎是单独地主持重整军备的活动，尽管重整军备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事业。他的特点是不愿通过避开棘手的问题或妥协来获得名望。因此，在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的几年中，他带头要求立场坚定地反对轴心国的侵略。 如此一贯的勇敢和直率使他成为张伯伦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因草率援助挪威和未能动员全国打一场生存战而被迫辞职。丘吉尔组织了一个所有党派参加的内阁，这里既有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又有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和欧内斯特·贝文，艾登曾因抗议当时的绥靖政策而于1938年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丘吉尔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领袖。他以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地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中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的同胞们以同样方式作出响应，他们坚韧不拔地、充满自信地努力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这种艰巨的工作。 其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法国出人意料地迅速沦陷使他大为吃惊。最初，他试图同他始终十分尊敬的英国人达成协议。当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时，他便于 1940年7月16日发出了入侵英岛的指令，即“海狮计划”。但是，对两栖作战，德国最高指挥部既没有适当的装备，也没有除入侵挪威以外的必需经验，故组织一次两栖作战还需要时间。德国武装部队的首脑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种种难以对付的技术问题的激烈争论上。不过，他们都同意，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海狮计划”是实行不了的。因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调动了他的空军，确信只需通过空袭、无需采用危险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国。 接着发生的空袭发展成重大的不列颠战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较大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 2670架对1475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更为先进，因为英国人大量生产飞机比德国人晚几年。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雷达是一种新发明，能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50至100哩时就被“看见”。即便如此，如果纳粹德国空军倾全力对付皇家空军的基地和战斗机，那么，这种近二比一的数量上的优势仍会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戈林却不断地变换他的目标：最初是东南岸的港口和英吉利海峡中的船舶，然后是皇家空军的基地和雷达站，最后，在1940年9月是伦敦、考文垂和其他工业中心。一个月里，这些城市天天遭到轰炸，但死亡人数却低的惊人，工业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据医生们说，全国人民的士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通过这一严峻考验得到了提高与增强。此外，戈林把目标转向城市就是默认，他无法摧毁皇家空军的战斗力量。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海狮计划”的实施延迟到来年春天。事实上，这一入侵英国的计划已被永远地搁置一旁。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几千名飞行员同少数分散的波兰、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飞行员一起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丘吉尔在战斗最激烈时说道：“在人类发生冲突的领域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如此感激这么少的人（指皇家空军飞行员）。”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征服 1940年7月31日，即不列颠战役前两个星期，希特勒召开了陆军和海军最高指挥官会议。会上有人劝告希特勒说，要想在那年秋天成功地侵占英国是极不可能的。于是，希特勒作出了来年春天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他是通过以下推论作出其决定的： 如果入侵“英国”不能实现，我们的行动目标就应当是消除所有让英国有希望改变形势的因素。……英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如果苏联被打败的话，英国也将失去美国，因为消灭苏联将极大地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苏联是英国最想依靠的国家。……随着苏联的被击溃，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将破灭。那时，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主人。 决定：因此，必须使苏联的灭亡成为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1941年春。 消灭苏联越早越好。只婆一举彻底打垮苏联，进攻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我们 5月14日开始进攻，那么，我们将有6个月时间可用来完成这项使命。 为了为预定的入侵苏联作准备， 1940年10月，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了部队。他通知莫斯科说，这些部队是派去“指导”罗马尼亚军队的“训练部队”。但与此同时，德国的一道秘密命令却说明，这些军队的“真正任务”是让罗马尼亚军队作好参加即将到来的入侵苏联的准备。 就在希特勒占领罗马尼亚时，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了笨拙的侵略。长期以来一直以独裁者的老前辈自居的“领袖”开始妒忌获得惊人成功的“元首”。尽管他们已通过轴心国条约正式结盟，但希特勒在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从不与他的意大利同伴商量，也不通知他。“希特勒总是让我面对既成事实”，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抱怨道：“这一回，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占领希腊。” 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毫不费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耻辱的大失败。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入希腊，希望胜利挺进雅典。但在越过希-阿边境问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便于11月11日在梅索沃战役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意大利的精锐部队——高山型白种人的“尤利亚”师依仗自己的坦克和空军的援助，沿着峡谷向梅索沃推进，没有费心占领他们背后的一些高地。希腊的高山团连夜急行军，占据了这些俯临着峡谷里的意大利人的高地。拂晓，他们突然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意大利人纷纷溃逃。 梅索沃战役成为希腊人以后获胜的楷模。希腊人常常利用意大利人笨重的装甲师在伊皮鲁斯山脉中的不便占领高地，从那里切断并包围下面的敌人。到 11月中旬时，他们已将意大利人逐出边境。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攻占了科尔察、阿季罗卡斯特隆和埃达港等阿尔巴尼亚大城市。一时间，墨索里尼似乎还得忍受亚得里亚海的敦刻尔克大溃退的痛苦。 此时，墨索里尼的轴心国盟友进行了干涉，将他从今人难堪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希特勒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忠于其伙伴的感情；事实上，他对战争已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大为恼火。但是，他不能对意大利人笨拙的行动袖手旁观，尤其是因为英国人正将空军部队派往希腊。此外， 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首要地位。希特勒对此未作答复；相反，他于12月发出了实施“马里塔作战计划”和“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指令——这些指令将被证明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决定命运的。马里塔作战计划要求“经由保加利亚占领爱琴海北部的沿海地区，必要时……占领整个希腊本土。”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规定，“德国军队必须准备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征服苏联，这一战役甚至可以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进行。…准备工作应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 为了替马里塔作战计划作准备，希特勒强迫保加利亚同意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德国部队渡过多瑙河进入该国。 1941年1月，当这些部队出现在保加利亚时，丘吉尔针锋相对，向希腊派遣了部队，尽管这样做削弱了韦维尔将军当时在北非的攻势。最后，南斯拉夫政府迫于最后通牒的威力不得不接受了加入轴心国的条约（3月25日）。但是，由于这一投降条约非常不得人心，第二天夜晚，南斯拉夫政府便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满腔热情的群众在贝尔格莱德街上列队游行，高呼“宁要战争也不要条约”。 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即 4月6日，战争真的来临。如同在波兰和法国一样，纳粹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以破竹之势前进。巴尔干半岛的高山地形并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有效的障碍，英国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也太软弱，未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德军。到4月13日时，德国人已进入贝尔格莱德，10天以后，英国人将他们的部队从希腊南部撤到了克里特岛。德国人随即对克里特岛发动了空降突击，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来自克里特岛以北180哩处的希腊本土的空袭。尽管德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到6月初他们终于还是完全控制了这座岛屿。 由于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由于侵占整个中东地区的前景，希特勒这时在地中海有了一个他原可以利用的良机。除在巴尔干半岛的胜利外，他的军队还在有才干的、精力旺盛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胜利。 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韦维尔曾将意大利人从埃及边境赶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取得了在北非的最初胜利。但此后，英国军队立即因为撤出一部分部队去参加希腊战役而被削弱。同时，德国人为了支持他们的意大利盟军，赶紧向北非派去了援军。英国情报机构低估了这些援军的力量，因此，当隆美尔于1941年3月31日发动进攻时，他能以破竹之势前进。不到一个月，他就占领了班加西、巴迪亚和昔兰尼加整个地区。 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的胜利为希特勒提供了一边通过利比亚和埃及、另一边通过土耳其和叙利亚向苏伊士发动大规模钳形攻势的机会。但是，元首放过了这个机会，其原因正如德国一位外交官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正沿着“思想上的一条反苏联的单行道”行进。他没有利用中东的有利形势，而是将他的各个师从巴尔干半岛调到了东线。 1941年6月22日，强大的德国军队终于冲过苏联边界，由于巴尔干战役，这一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5个星期。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对苏联的入侵 1939年8月，斯大林因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原因包括极不信任西方领导人和希望赢得时间来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他还预料德国和西方列强迟早会发生冲突，进行一场消耗战，苏联则可因互不侵犯条约而随意避开战争，直到战争对它有利时再介入。“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使天平倾斜。”这一战略是精明的，然而，它却使苏联自食其果，差点毁了这个国家。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势均力敌，双方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事实正相反，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所有的对手，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使苏联孤立无援，处于危险的境地。 斯大林决不是唯一因希特勒的一系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感到吃惊的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对 6月22日德国人的进攻没有准备。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证言，斯大林对德军日益明显的备战迹象根本不愿相信。他忽视了丘吉尔和他自己的情报机构的再三警告。相反，他继续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提供愈来愈多的粮食和军用物资，直到最后一刻。为什么斯大林这位总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在与希特勒的关系上会如此不幸地盲目，这个问题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不解之谜。 最初，苏联似乎会象波兰和法国那样耻辱地土崩瓦解。德国各装甲师以他们这时已熟悉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深地侵入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抓获了成千上万名俘虏。到年底时，德国军队已向东入侵 600哩，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德国人获胜除出其不意这一重要因素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以一支约 300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200万人的军队。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利用，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苏联很难迅速地、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德军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作过战，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的优势。此外，苏联近来的刊物披露了以往一向未为人们所料想到的苏军的弱点。苏联红军航空队的大部分飞机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小机场上，其中多数飞机头一天就被炸毁。苏联红军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炮来对付德军装甲师大规模的、有时每公里就有100辆坦克的进攻。1941年，德国步兵大多已有冲锋枪，而苏联人只有步枪。最后，我们应该想到，这不是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一场斗争，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而且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因此，尽管1941年苏联的钢产量与德国的钢产量几乎相等，但要比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钢产量少一半以上。 希特勒的战略是沿着从芬兰到罗马尼亚的 1000哩长的战线前进，向东推进到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的这条线上。德国军队打算将苏联红军包围和消灭在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因此，他们无需将他们的战线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那边。由于上述因素，德国人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提出的所有的领土目标、他们占领了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差不多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每日口粮即代用面包减少到4盎司左右；近300万城市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可怕的冬天尚未结束前就已饿死。 德国人尽管取得了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展，但 1941年发动的战役并未达到基本的战略目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未被攻克，苏联红军虽受到重创，但仍然很完整。事实上，苏联红军于12月10日发动了一次反攻，粉碎了德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钳形攻势，而且还夺回了罗斯托夫——这是德军占领后又被迫放弃的大小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因此，尽管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但它所做的仍比预期的好很多。苏联红军的幸存也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普遍的冬天”。德军于1O月向莫斯科发动首次最大的进攻时，天气异常暖和。直到11月16日以后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冬天的气候才妨碍了德国人，不过，它也同样破坏了苏联人的反攻，要不然，苏联人的反攻会比实际上的更成功。 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战争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保持中立。罗斯福总统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一样，公开表明了这一决心；1939年9月3日，他向全国宣布：“和平将不会停止”。但是，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胜利，尤其是法国的沦陷，迫使美国的决策人开始提出疑问：中立态度能否自动地提供保护免受卷入战争之害。如果希特勒征服英国，然后控制大西洋——这在当时似乎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征服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美洲大陆？ 这些因素使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换协议》（ 1940年9月2日）、从中立立场逐步转入非交战立场，为什么美国会制订《租借法》（1941年3月旦日）、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2日）和发布若干命令（1941年8-9月，这些命令要求美国海军为纽芬兰和冰岛之间的所有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护航，并要求美国海军一看到出现在这些水域中的轴心国军舰就立即向它们开火），从非交战立场转入不宣而战立场。 罗斯福总统在努力限制轴心国在西方的扩张的同时，还试图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然而，一届又一届的东京政府由于欧洲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所谓的良机而变得越来越好战。希特勒的胜利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饶领地几乎没有设防。因此， 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这一条约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霸权，要求在任何一个签约国遭到美国进攻时互相提供充分的援助。 不过，日本人对欧洲的战争不直接感兴趣。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于 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双方保证，如果一方“成为一国或其他几国的进攻目标”，他方将保持中立。1941年6月，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他曾要求日本与他合作，从东面进攻苏联。日本人怀疑德国人在亚洲的目的，拒不答应这一要求。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东南亚的更迷人的地区，那里正动荡不安，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的机会。到1941年夏时，他们已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上的基地，同泰国签订了联盟条约，并且，正要求获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橡胶产品。那时，英国人在欧洲的处境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撤离了上海，只在香港和新加坡保留了一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只要美国不干涉，日本人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日本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陆军准备直接向英国、法国和美国挑战，但海军、外交家和实业家多半不同意这种做法。 1941年10月，赞成与美国和解的首相近卫又麿辞职，于是出现了转折点。“剃刀脑袋”东条英机将军接替了近卫，组织了一个由陆、海军军官组成的内阁——据说这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内阁”。东条决定，通过外交或武力手段，在这年年底之前跟美国算帐。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和来栖三郎特使一起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这最后时刻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因此，达成和解根本不可能。 当时，东京政府每天的决定赫尔都知道，因为日本的电台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一份份“注意戒备”的警告送到了珍珠港，送到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手中。 12月7日，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向珍珠港发出了最后一份警告。由于静电故障妨碍了美军电台的使用，因此，这一消息只得通过商业渠道传送。在火奴鲁鲁岛，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当他还在送信途中，即上午7点刚过，日本的炸弹已开始落在这座岛屿上。几小时之内，除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炸毁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战列舰中有五艘被击毁。与此同时，日本另一支特遣部队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 遵照《三国条约》的条款，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样，美国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完全卷入了这场战争。此时，在华盛顿围绕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突然停止了。总统向这时已团结起来的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宣布：“我们现在已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一直都在这场战争之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我们美国历史上这一最巨大的事业的参与者。”美国作为参与者的作用就是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3年至1944年，这家“兵工厂”的最高生产纪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制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中，它生产了87，0O0辆坦克、296，000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就象一只带有三个爪的巨大爪子在抓取欧亚半球。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舰船正威胁着同盟国的航线，1942年，同盟国船只的损失平均每月为40万吨位左右。 日本人取得了最为惊人的胜利，他们迅速征服了太平洋广大地区，从阿留申群岛扩张到澳大利亚，从关岛扩张到印度。日本人之所以获得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在对手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抵抗时发动进攻。法国和荷兰已被占领，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斗争，美国则刚开始从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这样，日本人便进入了一个真空，他们迅速而又轻易地填满了这一真空。西方列强将它们的殖民地作为原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的传统做法，也有助于日本的成功。尽管这种安排对母国也许有利，但它却阻碍了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即便是印度这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不能生产一辆吉普车、一架飞机或一艘登陆艇。这意味着所有基本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几千哩以外的欧洲或美国运来。殖民国家传统的政治政策也在这最后较量的时候使它们自食其果：普通的印度人、缅甸人或印度尼西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为保卫他们心目中的暴虐的异族政权而战斗。他们在没有积极地欢迎和帮助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你们两家都该死的态度。日本人狡猾地利用这种感情，提出了诸如“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十分有意义的是，日本人只是在菲律宾群岛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菲律宾群岛后来于 1946年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拥有一支自己的、10万人的国民军队。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日本人又取得了一个胜利：他们的以地面为基地的飞机在暹罗湾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肌“击退号”。因为这是两艘由精选的船员操纵的新军舰，所以，它们的损失给英国人的打击与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的打击一样大。“在整个战争中”，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从未受到一个比这更直接的打击……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与这两艘军舰一起沉没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除珍珠港幸存的、正急忙驶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军舰外，再没有英国和美国的主力舰了。日本在所有这些浩翰无垠的水域上都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在各处都是较弱的、无防备的。” 到圣诞节时，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多星辨后，日本人已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他们侵入了以往一向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马来半岛的丛林。由于有多年与中国游击队作战的经验，日本人已使他们的官兵学会绕过敌军阵地，从两翼和背后发起进攻。他们携带轻型迫击炮和给养，利用轻型坦克、自行车和当地的运输工具，在地面交通很差的地区迅速行进。这些战术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 1942年2月15日，随着8万士气沮丧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向5万日本军队投降，新加坡这一大要塞陷落了。丘吉尔将这一失败描写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不仅仅如此，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光辉象征。它的沦陷对20世纪后半世纪的影响同苏联在对马海峡的失败对20世纪前半世纪的影响一样重大。 实质上，这同样的格局也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重演。 1941年12月10日，日本军队越过了缅甸边界。到4月时，他们已占领了仰光和曼德勒，英国、印度和中国联军沿着隐蔽的丛林小道逃到了印度。在印度尼西亚，荷兰军总司令于3月8日在万隆率部投降。1月2日，日本人在菲律宾登陆并占领马尼拉时也没有遇到更大的麻烦。但是，美-菲联军在麦克阿瑟和韦恩赖特将军的先后领导下，在多山的巴丹半岛上一直坚持到5月6日。日本人再进一层，占领了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这样，在5个月内，日本人只伤亡15000人就赢得了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能提供世界95%的橡胶原料、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锡的帝国。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秘密吐露的那样：“……日本的暴行、凶猛、技术和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原先所预料的一切。” 其时，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于 1942年6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由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他的目标是到达伏尔加河和里海，由此将苏联分成两半，切断苏联红军的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正如在1941年那样，装甲师首先迅速地席卷了平坦的草原地区。7月初，他们占领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要塞，7月底，又重新占领了罗斯托夫。然后，他们渡过顿河，东南朝高加索油田、东北朝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呈扇形展开。到8月22日时，纳粹的坦克已占领迈科普石油中心，不过，他们没能占领格罗兹尼的大油田。希特勒派了大量的装甲部队去参加高加索方向的进攻，不过，爱德华·冯·克莱斯特将军后来说：“我不需要装甲部队的援助，它们堵塞了我正要使用的道路。”据克莱斯特说，他们本来“无需战斗”就能在7月底占领斯大林格勒。但是，直到一个月以后，从高加索姗姗来迟的装甲师才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略北的伏尔加河。这时，苏联人已将大量增援部队调入这座城市，它已不再是一座能攻克的城市了。然而，1942年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的总面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柏林，希特勒宣布，他的部队已到达苏联心脏地区的伏尔加河两岸，而且永远不会被击退。 在北非， 1942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人因不幸地试图阻止德国人进入希腊而削弱了自己在北非战线上的力量。同时，英国地中海舰队被水雷和潜艇摧毁了一大半，而纳粹德国空军十分猛烈地轰炸了马耳他，使这座岛屿一时不能用作空军和海军基地。此外，希特勒在1941年初就已决定，派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去北非，支持正在动摇的意大利人。隆美尔虽然不是普鲁士军事阶层的成员，但由于他在法国战役中的突出功绩而晋升得很快。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和有闯劲的领导人，他迅速地把他有名的非洲军团训练好。1941年3月，他发动了一次进攻，迫使英国人穿过利比亚向埃及边境撤退。1942年5月，他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境进人埃及，到达离亚历山大只有50哩的阿拉曼。隆美尔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他为胜利进入开罗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而表示感激的“元首”则将他提升为陆军元帅。 即使在海上， 1942年，德国人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几千哩长的补给线的尽头作战，而苏联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由北角或波斯湾运来的军用物资。这是一种有利于日本和德国海军的、如预先计划那样的形势；日本和德国的海军分别是（继美国和英国海军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和策四大海军力量。比起日本人，德国人使同盟国船只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潜艇舰队更大，更有力，离同盟国的主要航道也更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盟国和中立国损失了总吨位为23506000长吨的船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船只的1.5倍。其中，四分之三的船只是在大西洋损失的，70%的船只是被潜艇击沉，只有30%的船只是被水雷、水上船只和飞机击沉的。船只沉没的吨数从1940年的3992000吨上升到1941年的4329000吨，1942年达到了顶峰，为8330000吨。在以后的两年中这种损失下降到4065000吨和1495000吨。1942年出现了船舶危机，直到这年秋天同盟国造船厂的产量才超过损失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在每条战线上都处于最幸运之时。在北非，隆美尔正准备进攻开罗，在苏联，德国军队已到达伏尔加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准备猛扑澳大利亚和印度，只有公海上的舰艇战在这年年底以前一直打得难分难解。 1943年：形势的倒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年，轴心国没有遭受任何阻碍。1942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性进展、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的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败，战争开始出现了转折。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很难防守的城市，它沿着一哩宽的伏尔加河两岸不规则地延伸出去 30哩，苏联的军队和给养必须靠这条河用船运输。不过，斯大林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座城市。它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平时生产拖拉机，战时生产坦克。它位于伏尔加河最西端的拐弯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如果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会被切成两半，高加索的石油不再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到北部战场。斯大林格勒的沦陷将同底特律或芝加哥的丢失一样，后两个城市的丢失会切断沿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交通运输。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 8月22日。到9月中旬时，德国人已打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飞机已将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使德国人不能利用他们的坦克优势，而坦克在开阔的草原地带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不是运动战，而变成了“老鼠战”，人们在地下室里、在屋顶上、在小巷、院子和下水道里短兵相接。接连数日，从被炸碎的砖瓦中升起的尘雾几乎遮住了太阳。一位观察家写道：“斯大林格勒已变成由被炸毁的楼房、摇摇欲坠的墙壁和腐烂的尸体构成的一块巨大的墓地。” 其时，斯大林一直在准备冬季大反攻。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这场反攻。两个新集团军从东渡过了伏尔加河，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北面进攻，另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南面进攻。德军围攻部队渐渐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德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想奋力冲出这一危险的陷阱，但希特勒命令他坚决死守，戈林答应派空军支援他．其时，苏军已向前推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包围了德军。一支从东南面过来的德军救援部队遭到了阻击，损失惨重，而苏军则不断前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飞机场，使戈林无法进行空运。德军这时已绝望地陷入困境。由于希特勒的固执，他们将忍受挨饿、受冻和患病的痛苦。1943年2月2日，终于出现了结局，保卢斯率部12万人投降，他们是原先那支有334000人的部队的可怜的幸存者。希特勒曾希望不久前由他提拔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自杀，从而上升到“永生和民族不朽”的境界；但事与愿违，“元首”尖刻地评论道，“他宁愿到莫斯科去”。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的同时，又在这条战线上的其他地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到 3月底时，他们已收复1942年丢失的全部领土。为拚命阻止苏联红军无情的推进，德军在库尔斯克向苏军阵地的一个突角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尽管他们在每一哩的范围内就集中了160辆坦克，但只推进了20哩，并为此损失了40000人，1400架飞机和3000辆坦克。7月12日，苏军反攻，迅速夺回了他们失去的阵地，然后不断向前推进，直至后勤方面的困难迫使他们停止前进为止。 库尔斯克战役成为苏 -德战争的转折点。它是纳粹在东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从这以后，苏联人掌握了主动权，德国人则反攻为守，以防止他们的撤退变成大溃逃。势力均衡的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红军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大约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但西方给苏联的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22000架飞机（主要是战斗机）和12000辆坦克总共只占苏联红军所使用的全部军用物资的10%左右。如果苏联不能生产出另外90%的军用物资，如果苏联最高指挥部面对头两年惊人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不能建立和训练新军队，苏联的胜利原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本人也促成了苏联的胜利，因为他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出地方而推行消灭或削弱东方诸“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希特勒明确表示，他准备对英国和法国进行一场“常规的、有绅土派头的”战争，但在东方，德国应消灭苏联，应除去它的古老的首府，应杀戮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大批杀死它的农民群众，使他们成为优秀种族的奴仆。这一政策使被占领区的数百万苏联人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抵抗外别无选择。情况原本可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战争初期大规模的逃亡和投降表明，相当多的苏联人至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冷淡的。如果希特勒当初为这些人提供的东西比斯大林给予他们的东西更多，他们原会以足够的人数作出响应，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是，希特勒的为优秀种族获取“生存空间”的政策迫使整个东欧的斯拉夫人加入地下组织和游击队。 在德国人在苏联被迫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军也在被彻底地赶出北非。 1942年8月底，隆美尔企图继续向埃及发动攻势，但被彻底击退了。这时，在这条战线上，英国人有了一位新的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严格执行纪律者、一位谨慎的战略家。在来自美国的新的重型坦克的援助下，蒙哥马利于10月8日发动了他自己的攻势。1000门大炮的预先轰击为前进的坦克扫清了道路。经过12天的苦战之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击溃。当他们沿着沿海的道路撤退时，又遭到了空军和海军的轰炸。到1943年1月24日时，蒙哥马利已占领的黎波里，于是，通往突尼斯的道路畅通无阻。 其时，英美联军已于 1942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他们的作战方针是从东、西两面把轴心国军队置于巨大的钳形攻势之中，从而将他们从这一战场上彻底消灭。1942年巨月7日夜晚，约850艘船只由三支庞大的护航队护送抵达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这三支护航队一支来自美国，另外两支来自英国。三个星期之内，有185，000人制服维希法国军队的象征性抵抗，登上陆地。英美联军向突尼斯挺进，打算在圣诞节前征服该地。然而，由于希特勒赶紧派增援部队渡过地中海，这一计划被打乱。突尼斯的战斗非常艰苦，由西进攻的英美联军得到了从东推进的蒙哥马利和由南而来的“战斗的法国人”的军队的支持。最后，到1943年5月中旬时，盟军征服了突尼斯。 这些军事上的发展伴有幕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同盟国已承认一位名叫让一弗朗索瓦·达尔朗的海军上将为被占领的法属非洲的首脑。他是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统治着未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南部的维希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坦率地说，选择达尔朗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它既激怒了西方各自由党党派，也激怒了“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 1942年的圣诞节前夜，达尔朗被一名刺客枪杀，但戴高乐却又被忽视了，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本人对他反感。新当选的领导人是亨利·吉罗将军，一个勇敢的但政治上不起作用的人。他缺乏戴高乐所享有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固此，罗斯福终于在他人的劝说下允许“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去阿尔及尔分享权力。吉罗一开始就因其强有力的对手而黯然失色，到1943年秋时，吉罗下了台，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帝国临时政府实际上的——即使不是名义上的——首脑。由于同盟国刚侵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希特勒使占领了维希法国，因此，戴高乐这时显然已成为所有未投靠德国人的法国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英美联军在征服北非之后，又向西西里岛推进，并于 7月10日侵入该岛。尽管德国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人由于因接连不断的失败而土气沮丧、因其伙伴的飞扬跋扈而心怀不满，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7月22比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失陷，到8月中旬时，盟军正迫击退却的敌人，放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大陆。 墨索里尼为这些灾难付出了他的职位，最终付出了他的性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持不同意见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了监狱。这件事发生在巴勒莫沦陷后的第三天即 7月25日。这时，最高权力归属国王和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巴多格里奥试图在尽可能不再流血、不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使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在这个目标上，他无疑得到了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支持，因为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对同令人憎恶的德国人的结盟，极为厌恶。但是，和平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意大利人还得面临第二阶段的战争，这一阶段的战争将证明比第一阶段的战争残酷得多。 9月3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登陆，美军则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发动进攻。德国人立即作出反应，攻取了罗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粹伞兵大胆袭击，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领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自然，他的新政权完全依靠德国人。艾伯特·凯塞林将军负责军事行动，他能将盟军限制在南部沿海的据点中。尽管丘吉尔再三将南欧称为欧洲大陆“易受攻击的区域”，但事实是，多山的地形使它决不是易受攻击的军事目标。以后的一年半里，意大利成为分裂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德国人与他们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国与巴多格里奥的临时政府在南部。 其时，第三帝国本土正遭受着日益增多的飞机的轰炸。这种轰炸在 1941年6月之后首次开始进行，当时，纳粹德国空军的大多数飞机已转向苏联战线，从而使皇家空军在西方占据了优势。1942年，英国的空袭扩大到鲁尔河流域和德国北部所有的大城市。到1943年时，美国人也加入了这种空袭，从而使昼夜不停的轰炸成为可能，即英国人在夜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德国城市遭到了所谓的每小时800架轰炸机的“集中”进攻和每小时1，800架轰炸机的“超集中”即“饱和”进攻。这时，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战役中所扔的炸弹还要多。整个战争中，德国由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数据估计为305，000人。西方列强将这种前所未有的空袭用作对苏联不断提出的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这一要求的部分回答。不过，所有这些轰炸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工厂和铁路通常在大空袭之后的几天内就已全面运转。据德国人提供的数字，1944年，德国的军用品生产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一年也是轰炸最厉害的一年。 当时，日本人正遭受着与其轴心国同伴在欧洲所遭受的相类似的失败。日本人在取得最初 6个月的惊人胜利之后，终于受到了阻止，然后被迫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后退。造成战争进程中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资源和生产率的绝对优势。战争开始时，在生产率方面，日本的经济大致比得上法国的经济。但如表1所示，它与美国的经济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表 1 世界生产的百分比 美国 日本 1942年 1944年 1942年 1944年 煤 35 55 6 5 石油 60 72 6 2 铁矿石 30 50 6 5 钢 40 55 5.5 4 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能不顾日本人的狂热精神而完全压倒日本经济，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 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航空母舰的数目便猛增到50艘。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从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 1944年的30070架，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登陆艇即从小型浮桥到能使坦克和步兵团登陆的300呎长的运输船的生产。这些船只的总数从191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206艘。 日本人甚至不能同美国工厂的这股浪潮相对抗。虽然他们所征服的帝国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但他们却无法将这些原料转变成军需品。一个原因是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商船。战争开始时，日本拥有大约 700万吨位的商船；到1945年夏时，仅剩下100万吨位。因此，日本人发现，不论是将物资运给他们在国外的军队还是将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各个工厂，都越来越困难。同样严重的是日本重工业的薄弱。即使日本能得到足够的原料，但它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工业手段。人力供应也不足，尽管当时拥挤在本国诸岛上的人口有7300万。因为这一人口中，至少有40%的人从事精耕细作的稻米生产，没有剩余的人力来从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如果日本那时能有10年或20年的和平时期来开发它新赢得的地区，它原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帝国。但是，它并没有获得和平，而是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 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迈出了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军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逐步攻占了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的重要基地。被俘的日本人极少极少，因为日本人认为当俘虏是可耻的，很少有人愿意当俘虏。拒绝投降的日本官兵所进行的自杀性的拚死冲锋几乎已成为盟军攻取日本人阵地的出现的一般高潮。尽管有这样的抵抗，美国人的反攻还是席卷了新乔治亚的蒙达、新不列颠的拉包尔、新几内亚的萨拉莫阿和莱城、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岛、马绍尔样岛的夸贾林岛、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到1944年年中时，美国人已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使日本本土诸岛处于新型的B—29轰炸机的射程之内。这是结束日本短暂的全盛时期的开端。 欧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欧洲基本上已被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曼底登陆海滩入侵的英美联军解放。在这期间，意大利的战斗还在继续，但它同北部的战役相比只是外围战。同盟国试图尽快结束意大利的战争，于1944年1月在离罗马仅30哩的安齐奥登陆，并袭击了德国人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里的据点。这两次行动均告失败，因而意大利战役陷入令人沮丧的僵持状态。直到5月中旬，主要由于来自北非的“自由法国”山地部队的参战，卡西诺才被攻占。这时，通往罗马的道路畅通无阻，美法联军顺着半岛的西侧推进，英波联军则沿着东侧挺进。6月5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率美军第五军进入罗马，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罗马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从纳粹统治下解放的首都，但这一胜利因第二天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黯然失色。 早在 1944年2月，同盟国就已开始通过轰炸敌人的工厂、铁路和海上运输工具、海岸防御工事来为“霸王”作战计划作准备。在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盟军已对英吉利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他们派出了每批达1，000架的一批批轰炸机，每批轰炸机都携带5，000吨炸弹。在英国，进攻的计划者能从早些时候在地中海和太平洋进行的两栖作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过，“霸王”行动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必须将150万人连同他们的全部装备，包括重型大炮、卡车和坦克，一起运过英吉利海峡，还必须保证他们在作战行动展开时的给养供应。因而，盟军建造了两座建用于滩头阵地的巨大的预制码头。每一座都和多佛尔港一样大。其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正忙于加固由独立小地堡、机枪网、大炮以及水雷和水下障碍物构成的“大西洋壁垒”。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月光和潮汐允许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时，暴风雨却来了，它好象要无限期地拖延这次远征。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远征推迟了一天，然后决定于 6月6日冒险发起进攻。幸运的是这时暴风雨有所减弱，不过，海上仍波浪滔天，许多士兵是在严重晕船的情况下到达对岸。巨大的舰队由4，000艘商船和700艘军舰组成。清晨6点30分登陆开始，到第一天结束时，已有326， 000人和20，000艘船到达对岸。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好几个小时里，整个远征队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对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德国最高指挥部怀疑，诺曼底登陆只是佯攻，主攻会出现在加来，因为在那里，英吉利海峡最窄。因此，德国人一直将装甲部队留作预备队，直到最后才动用，但那时已为时太晚，不能击退入侵者。到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后的第五天，滩头阵地已出现在60哩长的战线上。应该指出，盟军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援助，游击队炸毁了桥梁，切断了通讯线路，弄翻了德军列车。 盟军作战计划通常认为是由蒙哥马利制订的，这一计划要求左翼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击退德军的主要进攻，而右翼训练有素、机动灵活的美国军队则冲出据点，从背后袭击德军。 7月25日，1500架重型轰炸机将德军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美军在这些轰炸机的掩护下攻入圣洛的开阔地带。他们在向前推进时在瑟堡半岛俘虏了10万名德军。到8月初时，勇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正迅猛地穿过法国北部，进逼尼黎。8月15日，美国一个新集团军在亚历山大·M．帕奇将军的率领下，同强大的法国增援部队一起在里维埃拉海滩登陆，迅速地向罗纳河流域挺进。其时，袭击敌军驻地和交通线的法国游击队已下山，正在解放法国中部。德国人由于遭到四面八方的进攻，便向本国边境撤退。8月19日，抵抗力量在巴黎公开起义，6天后，法国一个装甲师和美国一个步兵师解放了这座首都。这时，众所公认的法国人民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扬扬得意地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去聆听感恩节的感恩赞美诗。 这些巨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希望。德军已退却到齐格菲防线的后面，在莱茵河前作最后的拚死抵抗。这时，艾森豪威尔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附近空投了大约 3000名美英伞兵。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其目的是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为打过莱茵河、攻入德国心脏地区扫清道路。这一行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增援部队未能奋力打过去，结果，德国人包围并消灭了伞兵的据点。只有四分之一的伞兵撤回到盟军的防线。其时，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正缺乏燃料，由南挺进的法美联军也正在阿尔萨斯遇到顽强的抵抗。到10月时，势态已很明朗，要在这一年取胜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列强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正从东方迅速地向前推进。至 1944年春，已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然后，苏联红军开始向近200万德军发动总攻（而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的德军仅100万）。在北部，到 9月时，苏联人已击败芬兰，使其退出战争；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波兰的新、老边界，挺进到华沙城门下；在南部，他们到达了罗马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瑙河河口。9月，罗马尼亚年轻的国王米哈伊乘机让他的国家退出了战争，从而为苏联红军打开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保加利亚也仿照罗马尼亚的做法，向苏联求和并站在苏联一边重新参战。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这时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之中，开始尽快地撤退。当他们撤退时，南斯拉夫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从山上下来，接手控制了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一发展不久促成了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即将到来的“冷战”。在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援助下，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地区推进，直到在匈牙利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为止。 这时，德国人于 1944年12月16日在比利时阿登山脉突然发起进攻，将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由于使用了大量的重型装甲部队，多雾的天气又妨碍了同盟国空军的反攻，所以德国人开创了一块纵横50哩的突出地。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差点儿攻占了安特卫普的主要补给基地，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会打乱盟军的整个作战计划。 12月24日，天气终于放晴，盟军5000架飞机猛轰了德军的补给线，巴顿和蒙哥马利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反攻。到1945年1月底时，德国人已被迫退回到原先的位置，此后，他们在盟军的无情压力下不得不节节败退。 在西部的“突出地战役”猛烈进行的同时，苏联人正向波兰和匈牙利不断椎进。到 1945年2月时，他们占领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不过在这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使这两座都城成为一片废墟。由于那年冬天格外温和，苏联红军能开进奥地利和德国。4月13日，苏联人占领了维也纳，并侵占了北部的东普鲁斯和西里西亚。到3月末时，他们正在奋力渡过距柏林只有40哩的奥得河。 其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取得相应的进展。从在阿登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攻破了“齐格菲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忘了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盟军成群地拥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俘获了 25万名俘虏。这时，盟军的7个军迅速地向东穿过正在土崩瓦解的德意志帝国。4月25日，美国一支侦察队同苏军先头部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村会师。 当时，马克·克拉克将军正率领他的混合部队将德国人赶出意大利；他的混合部队中除了有美国的白人、混血人和日裔美人外，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波兰人、法国人、巴西人和自由意大利人。意大利游击队同法国游击队一样使敌人不得安宁，盟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于 4月10日发起了最后的攻势。两个星期内，德军防线就已崩溃，盟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波河流域，并越过波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在米兰和其他工业城市，抵抗阵线的战士成功地组织了起义，在盟军到达前就控制了这些地区。5月2日，德军驻意大利指挥官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早5天，墨索里尼在企图逃往瑞士时已被游击队逮住，并立即被处决。在米兰，他的尸体和他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吊起来示众。 此时，希特勒仍坚持不屈，尽管他的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全已垮掉。他始终抱着只要挑起苏联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能避免彻底失败这样的希望。宣传部长戈培尔不断提到那些可以击败敌人的“新武器”，并安慰他的同胞说：“我确信元首将找到一条出路。”这种给自己壮胆的做法是无效的。 4月16日，朱可夫元帅向德国首都发起了最后的进攻。9天后，他已包围这座城市，炮弹不断地落在希特勒设在总理官邸花园里的混凝土掩体的周围。4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和几天前刚同他结婚的伴侣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他们的尸体在总理官邸的院子里被浇上汽油焚烧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痕迹。5月8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 日本的投降 德国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更加惨淡。到1944年年中时，他们的本士诸岛已遭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B—29轰炸机的轰炸。这年年底，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到1945年2月底时．他们已迫使日本驻军投降。对敌人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于3月攻占了硫黄岛。这场战斗的野蛮程度反映在以下伤亡数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0，000人中有20000人死伤，日本人死亡20000人，被俘200人。硫黄岛离日本本土只有750哩，而冲绳岛离日本本土只有350哩，6月，经过另一次残酷的战斗之后，冲绳岛也被占领。这时，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作基地，使日本人口拥挤的城市象德国那样遭到暴风雨般的轰炸。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的薄木板和纸板结构的房屋在烈火中就象许多引火物一样被烧毁。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日本人投降的9个月里，B－29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了32000架次的轰炸，平均每天100多架次。日本人中死亡的或无家可归的人数猛增到800多万。 更糟糕的是，日本人还得准备对付来自东方的进攻，因为苏联政府已于 1945年4且终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应对日本参战负责的军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开始认真的和平谈判。就在他们迟疑不决、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时，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突然来临，结束了他们的优柔寡断。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扔在广岛上，炸毁了五分之三的城市，炸死了78，150个居民。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电台讲话中直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军重要基地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比20000吨梯思梯炸药的威力还大。它的爆炸力相当于英国‘大满贯’爆炸力的2000多倍，是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最大的炸弹。”在杜鲁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地越过边境进入满洲。苏联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入侵，其目的是为了履行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期间所同意承担的义务。除苏联从陆路入侵外，英国太平洋舰队在6天航行25000哩之后也加入了海军对日本的日益猛烈的进攻。最后的打击是8月9日在长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结果使这座城市遭到了同广岛一样的破坏。极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时仍反对全面投降，一时间，战争似乎将恶化成由顽固的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干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签字仪式，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盟军高级军官出席了这一仪式。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对欧洲的全球霸权的破坏，这一破坏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总的说来，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相似的意义。不过，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种种差别，这些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有着重要意义。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到 1945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内的权力真空。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差不多，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各交战国不能在1945年之后立即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差别是 1945年以后殖民地臣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鲜明对照。20年内，欧洲诸幅员广大的帝国几乎全已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这20年是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衰落的20年。但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全球通史》下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 6年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平民中被打死的达100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则达1500多万。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两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 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将1200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 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 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 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 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 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 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 这一关系重大的争端在 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个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告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美国真诚地希望苏联能与友好的国家为邻，但我们认为，它们应寻求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寻求某一政府的友谊。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贝尔纳斯未察觉到他的建议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备以其粗暴的坦率开导他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还是以后的事。虽然在雅尔塔的对话很坦率、谈判很艰难，但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达成的决议在当时也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合理的、极有价值的。当时，人们并不象某些人后来所声称的那样认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个“赠品”。相反，人们普遍地对雅尔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 三、联合国 战时同盟国的合作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再次表现出来。 1944年秋，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四大“发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一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大约4个月后，波兰也签署了这一宪章。到1964年年底时，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115个（1965年3月减为114个，当时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新会员国中有些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亚非会员国在1964年时共有59个，而在1945年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会员国只有13个。 同前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理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一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 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其他6个是非常任理事国，经理事会推荐，由大会选出，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冷战大大减小了安理会的作用，因为苏联对所有使它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都行使了否决权。由于安理会不能发挥作用，联合国大会能扮演比原先所预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为 1950年，大会被授予以下权力：在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而不能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时，大会有权考虑安理会的事务。还应该指出，亚非国家的加入改变了大会中的均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每国只有一个投票权。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其他问题上，有简单多数票就够了。由于亚非国家已开始构成全体会员国中的绝对多数，因此，它们的观点显然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 40％的、不满一岁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成绩时好时坏。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灌木林火”战争。在 1962年的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尤其在欧洲大陆，联合国被证明几乎是软弱无力的。在那里，冷战扩大了共产党集团和非共产党集团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最后宽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国自行其是，组织了相对抗的安全防卫体系，对每次危机都独自作出反应。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四、和平条约 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的战争结束了。这时，获胜的同盟国能专心致志地筹建和平。它们的外交部长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进行了长期谈判。最后于 1947年2月顶日在巴黎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让与希腊，将萨扎尼岛割给阿尔巴尼亚，将几块小飞地让与法国，将威尼斯朱利亚割给南斯拉夫，意大利还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区——这一地区被建立为“自由区”。当最后提到的这项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实行时，意大利便并吞了这座由意大利人占优势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则占领了“自由区”周围的农村地区。意属非洲殖民地被置于英国的暂时托管之下，它们的最终地位有待以后决定。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将它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归还给了这两个国家，但它得到了它在 1919年丢失给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从1812年到1918年曾为俄国所占有）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主要由乌克兰人居住）让给了苏联，但它收复了战争期间曾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在东欧，还有一些不包括在卫星国条约内的领土变更，如：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获得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喀尔巴阡-拉瑟尼亚地区，并得到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尽管苏联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提出主权要求的理由是它们原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强仍不愿正式承认苏联对它们的并吞。 与这些卫星国条约的条款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外交上的争论，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战的来临。这次谈判的气氛完全不同于雅尔塔会议上的气氛，苏朕力求为轴心国的那些现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卫星国获得有利的条款，而西方列强则因类似的原因而捍卫意大利的利益。到条约签署时，意大利已被接受为西方的军事盟国，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已成为苏联的忠顺的卫星国。这些条约也许会因为承认了东欧的新的共产党政权而为以后的人们所记得。战争期间，丘吉尔时常宣称、他决不允许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条线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强在巴黎签订和约时同意苏联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这条线上。这样做时，它们承认了欧洲的一种新的均势——在这一均势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布达佩斯与布拉格和华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同盟国在签署卫星国条约之后未能马上与其他敌国缔结相应的条约。过了几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但与德国的和约仍未签订。调解的中止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和。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在政治领域同在物质世界中一样是不自然的、暂时的。很明显，战争一结束它们就注定要被填补。问题仅在于由谁来填补、如何填补。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难以作出的、充满危险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 1200万人减为150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作为答复，苏联人一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希腊右派恐怖主义的报道；在希腊，雅典战役之后的各届政府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贝尔纳斯所说的那样；“每当苏联人遇到使他们烦恼或使他们处于守势的问题，总是从希腊收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发动反攻，这是他们标准的工作程序”。 东、西方在德国的冲突更为严重，因为东、西方在那里下的赌注更大。战争的结束使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员，在东部甚至连地方官员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不断推进的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就已逃走了。为了占领德国，同盟国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东区（苏占区）、西北区（英占区）、南区（美占区）及与法国接壤的、较小的西南区（法占区）。柏林也同样被划为四个区，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设在这座城市里。 当占领国面对管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它们发现各自的目标和政策根本不同。苏联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同苏联人一样，法国人也决意要索取大笔赔款，但他们愿意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他们认为，松散的联邦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较小。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法国人一样赞成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苏联人。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条件苛刻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工业结构大为缩小的田园式国家。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很诱人，但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因为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除非让大多数德国人挨饿。当美国和英国发现必须将大量的粮食运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领区时，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大批德国难民已从东德和日耳曼少数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数世纪之久的中东欧各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占领区。为了供养人数已剧增的全体居民，伦敦和华盛顿认识到必须扩大而不是压缩德国的工业生产。苏联人的反应自然是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围绕赔偿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前，在 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苏联应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款，主要的办法就是提取德国的国外资产，拆除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业设备和西方占领区内不为当地经济所需要的工业设备。苏联人立即着手拆除东德的工厂，将工厂设备运回本国，同时还拿走了德国工厂当时的产品；后一种做法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这也是苏联人不愿让他人检查东德经济的原因。作为报复，美国人和英国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将他们占领区内的赔款交给苏联，并一再提高所允许的德国工业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国人和美国人又采取了下一个行动，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经济“双占区”。 到 1947年初时，对德国实行的四国管理已经失败。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会议的失败连同此时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一起被有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 六、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随即到来的冷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苏联集团嗽使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后一个原因是虽然结束雅典之战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规定实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却不顾这一规定，迫害政治上的对手。右派分子的镇压十分残酷，以致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干1945年8月5日致电雅典说，他很关心有关“右派分子违反《瓦尔基茨停战协定》的暴行”的报道。 这些情况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起义从北部山区扩大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可能成功的迹象似乎很不明显，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存在着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可能性。 1947年2月24日，这一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因为英国政府这时宣布它不能提供确保战胜起义者所必需的大规模援助。如果没有伦敦的进一步援助，雅典政权很可能无法维持到这一年年底。杜鲁门总统为应付这一紧急情况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杜鲁门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样，英国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比预料中的还要艰巨。美国向雅典派遣了经济和军事代表团； 1947年3月至1919年6月间，美国为军事上的目的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为经济援助大约花费了3亿美元。希腊政府军尽管得到如此慷慨的援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游击队每当处境困难时就分散开来，在新的地方又大干起来。1947和1948年的战役证明都是非决定性的。1949年，这种均势发生了对希腊政府有利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和斯大林闹翻，铁托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镇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因此，1949年秋，国家军队能将游击队赶出他们的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东西是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讲话时指出，至少在以后几年中，欧洲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他又说：“美国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这是符合逻辑的。”在马歇尔主张提供援助后的第二年春天，欧洲复兴计划即通常所称的马歇尔计划业匕已定。到1951年12月31日这一计划终止时，美国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总共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投资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能迅速复原，使欧洲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援助是不分意识形态，向所有国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却把这种提供说成是反共产党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予以拒绝。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相当的东西。 这样，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给区分开来了。这时，冷战已全面展开，在以后的 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不幸地接踵而来。 六、欧洲的冷战 为了有效地进行冷战，东欧各共产党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于 1947年9月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一名称使人想到成立这一新机构只是为了收集情报，但实际上，它重新开始了1943年5月解散的共产国际的工作。它使各成员党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互相配合，例如，支持1947年年底由共产党控制的法国工会发起的起义性总罢工。 1948年2月，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全部控制权，从而消除了西方势力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桥头堡。这个小共和国早些时候已试图在东、西方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在外交方面，捷克人接受了苏联的领导，但在内政方面，他们力图维护某些个人自由，这些自由曾使他们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中成为中东欧唯一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当共产党人利用他们控制的警察和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委员会”来接管政府时，这种维持民主政体的尝试结束了。据说，因精通西方学问而闻名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已在1948年3月自杀身亡。5月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所期望的多数选票。第二个月，大战前也领导过这个国家的年高德助的爱德华·贝奈斯总统被迫辞职。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样，除芬兰外，整个东欧这时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比共产党接管布拉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始于 1948年6月的拖得很久的柏林空运危机。由于苏联人未能劝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建立单独的西德政府，便采取报复行动，切断了通往柏林西方国家三个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随着柏林四国政府的结束，西方列强没有必要再留在这座城市里。美国人进行了回击，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空运向西方国家占领区的200万居民提供粮食、煤和其他必需品。到1949年春时，空运已取得明显的成功，5月，苏联人宣布停止封锁。是月，西德议会正式通过了即将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而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则完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9月，联邦共和国在西德正式成立，第二个月，民主共和国也在东德成立。冷战就这样将德国切成两半。 共产党各种好斗的表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柏林的封锁和希腊的连续不断的内战——使西方列强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些防御联盟体系。 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缔结了一个军事盟约（《敦刻尔克条约》），1948年3月，这一盟约扩大到包括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布鲁塞尔条约》）。不过，很明显，西欧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便不可能得到保护，因而，新大陆也参与了1949年4月4日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这一公约包括美国、加拿大、《布鲁塞尔条约》的5个参加国：意大利、葡萄牙、丹麦、冰岛和挪威。后来，希腊和土耳其（1951年）以及西德（1955年）也加入了这最初的12个缔约国。这一公约规定，“武装进攻一个或更多的”缔约国，无论是在欧洲、北非还是在北美，“都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最初，公约仅要求建立北大西洋理事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北约组织成立了一支由一个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防御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美国提供资金。它的最高统帅也是美国人，不过各缔约国按规定提供了若干师。这支部队从未强大到足以阻止苏联的大规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场代价高昂的阻滞战，能促使苏联人在向西推进前三思。 其时，苏联已在东欧作出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安排。甚至在大战结束前，斯大林就已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分别缔结了互助条约，到 1948年时，又与前轴心国的卫星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955年5月，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了一个更正式的、更广泛的军事盟约。这就是《华沙条约》，它是东方集团对《北大西洋公约》所作的反应。于是，除德国外，欧洲也被冷战切成两半——在美国保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西欧和在苏联保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东欧。 八、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入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东方与西方在欧洲已成均势。但是，远东的均势却为一个重大发展——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一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 蒋介石在 1928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主人，但从一开始起，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两大不共戴天之敌—一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这个国家被分割成三部分：由日本人控制、由南京傀儡政府进行管理的东部，由以延安为首都的共产党人控制的西北部，由以重庆为首都的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政府统治的西部和西南部。 蒋介石的政权正是在战争的几年中遭到了无可弥补的破坏。以往，蒋介石一向依靠保守的地主阶级和较开明的大商人的支持。日本人侵占东部沿海地区时，大商人多半被消灭，蒋介石只剩下内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浅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不能对遭连年战争蹂躏并因此而觉悟起来的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共产党人则与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截然不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还有一个纪律严明、十分有效的组织，这一组织使他们控制的地区摆脱政治和经济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比民族主义者更成功地将自己描绘成是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恢复中国的统一、自尊和伟大而献身的爱国主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的形势就是如此。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坚持认为，没有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共产党人并不理睬他，于是，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随着内战的迫近，美国派来了一个以乔治·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代表团，企图使双方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克服自己对另一方的恐惧和怀疑，马歇尔的调解失败了。到1947年时，最后的较量已即将到来。 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苏联人将日本人在满洲交出的武器转交给了他们。民族主义者由于得到美国海、空军在运输方面提供的帮助，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还速调军队北上进入满洲。后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国民党军队发现自己在满洲处于无法防守的境地，不得不于 1948年秋向中国红军投降。一连串类似的军事失败很快接踵而来。共产党军队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时，他们已在横渡长江，向华南地区成扇形展开。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极为轻易地渡过长江，是因为［国民党］丢失了一些极重要的据点、最高指挥部意见不一、空军未能给予有效的支持。” 共产党的强大军队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进得更迅速。到 1949年年底时，它已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行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在这一结构顶端的共产党人能深入到每个公民中去，安排他们从事新的工作，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维。他们削弱陈旧的家庭体制、结束妇女的低下地位、无视古老的经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文学艺术，从而根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共产党人的管辖达到如此严密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授以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这一巨大变化影响到整个世界。华盛顿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注视着新中国，尤其是在它介入朝鲜、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战争之后。莫斯科同样地关注着中国，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出现历史性的分裂以后。那些不发达的独立国家也很有兴趣地注意着中国——注意着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力更生地改善中国的境况而正采取的种种办法。中国的人口极其众多——据北京国家统计局统计， 1953年时的人口为582603417人——因此，即使中国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它也会是世界上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当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一个极为生气勃勃的阶段时——中国1949年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断言，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是一大失败。不过在日本，战后的占领由美国作主。日本与德国大不相同，由同盟国的一个最高指挥部管辖；该指挥部包括了各同盟国的代表。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和绝大部分占领军都是美国人。 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是：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它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因此，他遣散了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取缔了爱国主义组织，剥夺了加在天皇裕仁身上的神性，除去了教育中的军国主义成分。 1947年，他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到1952年时，90%的可耕地已归从前的佃户所有。但是，搞垮曾控制了战前的工业、财政和对外贸易的财阔的尝试却不太成功。最初的反财阀措施被废除，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措施阻碍了经济的恢复。 尽管对日本的占领远不象共产党在中国造成的大变动那样具有革命性，但还是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人以往一向愿意接受外国的方式，但从未达到过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程度。在这场斗争中遭受的巨大失败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了怀疑。年轻的一代在寻找新的模式、新的领袖，而且他们这样做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到 1951年即这一占领已达到其大部分目的时，美国和大多数同盟国与日本缔结了和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苏联不在缔约国之内，它们认为和约的条款过于宽厚。和约恢复了日本的主权，但这一主权仅限于日本的四个大岛。和约除了允许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外，对日本没有任何军事或经济限制。美国还获得了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日本原太平洋托管他的托管权。日本除了放弃台湾外，还让出了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已划给苏联），但是，以后如何处置这些岛屿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一和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阵地的主要堡垒。为了支持这一堡垒，美国在战后的头6年中花费了约20亿美元。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需要各种商品，日本取得了十分惊人的经济进步，到1970年时，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 当时，在远东同在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冷战。苏联支持毛泽东，尽管这种支持来迟了些，美国则妄想让蒋介石继续充当中国的统治者。相反，在日本，美国对占领起了决定性影响，并利用这种占领进一步为自己谋利，苏联代表则进行抗议，尽管这种抗议不起作用。一旦在中国和日本使上述结局明显地稳定下来，便出现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象在欧洲一样“结束混乱”、形成均势这种希望。 1950年，当朝鲜爆发战争、冷战变为热战时，这种希望破灭了。 九、朝鲜的热战 朝鲜的悲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座天然桥梁。中国和日本曾多次为争夺朝鲜而交战，俄国偶尔也为争夺朝鲜而参战。从 1895年起——正式地说从1910年起——朝鲜已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此后，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不过，独特的是它由亚洲人而不是由欧洲人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英国和中国宣布，朝鲜应“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日本30余年的统治使朝鲜缺乏自治所必需的经验。因此，获胜的同盟国决定，在不超过5年的时间内，朝鲜虽然独立，但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托管。 随着日本的投降，美国和苏联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为了军事上的方便起见，他们将北纬 38度线定为其军事行动的分界线。同在德国一样，冷战的到来使分割朝鲜的这一临时分界线牢牢地固定下来。苏联人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由共产主义新人民党控制的政权，美国人则在南方依赖说英语的朝鲜人，这些人通常都是保守的上层阶级的成员。1948年8月，“大韩民国”在南方宣告成立，由李承晚博士任总统。一个月后，北朝鲜人也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任首相。 这两位领导人本身就是两大占领区之间根本差别的象征。金日成当时只有 30多岁，是莫斯科培养的朝鲜共产党的书记，从1931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李承晚是一位70多岁的老资格的政治家，从20世纪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学生和信徒，是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土，曾作为朝鲜流亡政府的首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曾企图在分别以金日成和李承晚为首的两个政权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这两位领导人互相极力反感，因此，1949年9月，这个委员会警告说，朝鲜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1950年6月24日，内战真的爆发了，当时，北朝鲜军队为了“解放”南朝鲜，突然越过了三八线。几小时之内，联合国的那个委员会报告说。南朝鲜已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提案。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协商，决定给南朝鲜以全面的军事援助。6月27日，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于是，联合国在其短暂的历史上第一次决定使用武力。安理会的决定之所以能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苏联为了抗议安理会不准共产党中国取代民族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暂时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 联合国有 40个会员国响应安理会的呼吁，提供了粮食、运输工具和医疗队，有些会员国还提供了作战部队。但是，作出主要贡献的，除南朝鲜之外，便是美国了，麦克阿瑟将军担任了总司令。朝鲜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北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哩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近的海岸推进，并在12天内夺回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北朝鲜军队因其交通线被切断，仓卒地向后撤退，正如他们先前轻率地向前推进一样。到9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到达三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 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时，他们已到达朝鲜和中国满洲之间的分界线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象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 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联合国军队这时恢复并坚守阵地。3月，汉城再次易主，到6月时，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战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是：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了战争，但战争还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不认为朝鲜的未来是真正关系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问题。因此，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出兵。战争保持在一个“小事件”的水平上，尽管战争的规模很大。 到 1951年年中时，很明显，整个战线已处于僵持状态。大规模的战斗逐渐停止了，停战谈判开始进行。经过两年激烈的、时常中断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中国人保卫了北朝鲜，使它成为满洲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缓冲国。当时，朝鲜的大部分农村已遭破坏，大约10%的朝鲜人已被打死。 《全球通史》下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今后，那些 [海外]国家的土著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的当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勇气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等。 ——亚当·斯密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鲁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 i93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亚和南非是独立的国家，它们的独立全靠其非典型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国家在19世纪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隶居住，另一个国家为居住那里的少数欧洲人所控制。25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南非的几块属地：南罗得西亚、西南非洲、贝专纳、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表 1 亚非独立的进程 所摆脱的国家 年份 叙利亚 法国 1944 黎巴嫩 法国 1944 约旦 英国 1946 菲律宾 美国 1946 印度 英国 1947 巴基斯坦 英国 1947 缅甸 英国 1948 北朝鲜 日本 1948 南朝鲜 日本 1948 以色列 英国 1948 锡兰 英国 1948 印度尼西亚 荷兰 1949 利比亚 意大利 1952 柬埔寨 法国 1954 老挝 法国 1954 北越 法国 1954 南越 法国 1954 苏丹 英国 1956 摩洛哥 法国 1956 突尼斯 法国 1956 加纳 英国 1957 马来亚 英国 1957 几内亚 法国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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