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于西方的分裂扩张主义，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才开始在欧亚大陆各地区衰退。即便如此，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制度今天仍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印度教及种娃制度在印度延续不断的生命力，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衰落的根源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凯因斯这一论点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塔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最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 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时，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能稍微抵消这一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合，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 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机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解决文明古代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尤其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有证可查。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双田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为数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技术已濒于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显然可见，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需有力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便利宗教仪式。公元 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建造了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石柱的机械，并说：‘为百姓们提供食物吧！”尽管盛情可嘉，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中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背道而驰。”公元 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克发的阳光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的兴亡，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通然不同。 W·W·罗斯托在以下商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确实缺乏系统的理解；这种环境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 75%，甚至75 ％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三、蛮族的入侵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六章第二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 -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 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南京，由此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 -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 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 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暂时揭开了印度历史上这层模糊不清的面纱。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他们之所以承认曷利沙的宗主权，与其说是对帝国权力的归顺，倒不如说是对他个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印度历史再次蒙上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 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 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 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 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 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见第八章第八节）。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 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 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 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眼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 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五、蛮族对西方的继续入侵 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象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 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 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见第三章绍三节）。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 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是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 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 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 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六、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迎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 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非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 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5世纪初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 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但也无济于事。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唯独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全球通史》上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一)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 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 -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 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 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 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 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 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 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 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 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 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 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 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 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表 1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 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 3-13 独轮小车 9-10 航海运输 11 车式碾磨机 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 8 轭 6 石弓（单臂） 13 风筝 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 14 活动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 19 深钻孔法 11 铸铁 10-12 卡丹式悬架 8-9 平圆拱桥 7 铁索桥 10-18 运河船闸闸门 7-17 航海制图法 10 船尾舵 4 火药 5-6 火药用于战争技术 4 磁罗盘（磁石匙） 11 磁针罗盘 4 磁罗盘用于航海 2 纸 10 雕版印刷 6 活字印刷 4 金属活字印刷 1 瓷器 11-13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 3 钟表装置 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 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 1041到 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 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 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 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 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 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 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632到750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 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 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 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 -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 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 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 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 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 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0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0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 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 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全球通史》上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二)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论海滨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的地方而来，象南方的旋风猛扫而过。 ——《以赛亚》 我们把阿拉伯《古兰经》降给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无疑来临。那时，一些人将永居天堂，一些人则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军人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再度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罗马人最终强行统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使中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构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西部包括巴尔干诸国、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成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结束了这种分裂状况，在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显著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的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然而，到 11世纪时，它们语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兰教化。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广大地区的日常用语，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创性的综合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变一直存留到现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岛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东由两大帝国统治：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后者定都泰西封，统治着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两帝国长期不和，一个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个是具有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603至629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风暴。 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邻邦的眼中，是游牧蛮族的偏僻之壤。然而， 6世纪后半叶，由于商路的改变，它已成为经济要地。埃及的混乱和拜占廷-波斯战争，使传统的红海至尼罗河流域和波斯湾至红侮的道路无法通行。商人们因此转向更加艰难，但却较为安全的道路，即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再从也门用船只往返于印度洋之间运输货物。麦加因商路的改变而获利，它地处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岛沿岸，是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吉达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枢纽。 除从事农业和实行君主专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酋长，即当选的部落首领，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统治一切的传统习惯的约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战时指挥打仗和领导人们保卫圣地。大多数部落信奉多神教，崇拜树，泉水和石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无形的诸神的居住地。他们还信仰更多的属于个人的神；并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称为“安拉”的更高级的神。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争取了边界地区所有部落以及半岛其余地区的孤立的部族。同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岛的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对富有思想的阿拉伯人来说似乎太原始，是一种耻辱。据说， 7世纪初，确实出现过几个“先知”，反映出当时正在朝发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门每个成功的传道士一样，穆罕默德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愿望，满足了当时的要求。 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 569年，是麦加一位商人的遗腹子。六岁母亲去世，先由祖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知道的很少。传说他12岁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 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结合。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幸的兄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现世和教会之间并无差别。在伊斯亚教中，凡属于凯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属于上帝的也就是凯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各个国家里，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是麦加以北约 300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事件发生的这一年为纪元。 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斯兰教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为接受的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 630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可以占领麦加；在麦加，穆罕默德使收藏在天房克尔白中的黑石成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于是，他实现和解，以此维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过去，在他本国，穆罕默德见过一些崇拜偶像的仪式。现在，他给它带来了一个宗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在世界上拥有 5亿信徒。如果以对事态发展的影响为标准，那么，穆罕默德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三、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晶，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报可能分裂。部落酋长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他的死一起完结。于是，他们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这一撤回，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这些战争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愠怒不满，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理想的瓦解办法是，以每个贝都因人所喜爱的战利品为许诺，实施对外袭击，故这些袭击开始时并非宣传教义的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确切地说，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是导致阿拉伯人袭击的原因。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634年，欧麦尔继承文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经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外强中干的实质。它们不仅被两国间的一系列战争所削弱，而且它们的人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的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巨大征服表明，它们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这一扩张规模空前，部分是因为两个帝国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象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当形势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在必要时，他们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象后来的直布罗陀、马尔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帝仓量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南部沙漠的贝都因人。边境的压力不可抵抗，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两年内（ 639－641年）他们占领了整个埃及，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顽强抵抗。尽管帝国统治软弱无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为了自由，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已做好准备，决心同始终被视为“沙漠之害”的阿拉伯游牧民作战。随着穆斯林的推进，当地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651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644年，欧麦尔被一个波斯俘虏暗杀了。 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 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即使穆斯林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扩张也是如此。715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年，穆斯林在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扩张的最后界限。 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围攻一年（ 717—718年）未能占领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义。由于君士坦丁堡紧挨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当然，15世纪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一事件约早10加年发生，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这些失败，事实仍然是：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 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见图13“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四、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责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机。“麦瓦利”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加战争，因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以及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拒绝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理由充分地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毫无作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 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反抗运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 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过剩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返回到游牧生活。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 762年，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神权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地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村主政体相类似，哈里发统治已成为东方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提供的秩序与保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法典，而成为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文明。 五、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定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并预见到这一选择的辉煌远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滨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从瓦西特、巴士拉、乌本拉、阿瓦士、法尔斯、阿曼、耶玛麦、巴林以及更远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将在这里停泊。由摩苏尔、迪牙个 -拉比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货物，以及从迪牙尔-穆迪尔、拉卡、叙利亚边境沼泽地、埃及和北非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也货物，将停卸于此。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请地区的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这里的人们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 1O0万。城市中心是一座城堡，直径约两英里，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宅邻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绕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阿拔斯王朝通过排干沼泽地和发展灌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了产量。和前统治者相比，他们还降低了税收，减少了强加于农民的劳役。不过，这一改进很快就由于富裕商人和地主的投机，由于许多大庄园引进奴隶劳动而被取消。 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织业是最为重要的。许多地方生产亚麻布、棉花和丝绸商品，既用于地方消费，又提供出口。地毯制作几乎随处可见，而以塔百里斯坦和亚美尼亚的产品最为出色。 751年，许多中国人在怛逻斯战场被俘；从这些俘虏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900年，传入西班牙。其他工业还有陶器、金属制造、肥皂和香料等。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及辽阔的阿拔斯帝国，激发了地区间空前广泛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经商。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得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 7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他们就用这些货币换取了毛皮、蜡、琥珀、蜂蜜和牛。如此广泛的贸易，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 786—809），作为放荡而又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两者的位置需颠倒一下。10世纪初，有位拜占廷使者虽然熟悉君主坦丁堡的繁盛，但在巴格达的所见所闻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这里的23座宫殿，每座宫殿都拥有成千上万张地毯和挂毯；大批仆人身着闪光的制服；妇人们穿着用丝绸和锦缎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宽敞的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畜和野兽。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闻名于世，很明显，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兰经》的信徒一样。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带有某些限制和处罚。 例如，哈里发哈伦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后建立的教堂必须拆毁，所有非穆斯林，即迪米人必须穿规定的服装。哈伦的孙子也颁布法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必须把木制的魔鬼像贴在住房墙上；只能骑配备木鞍的骡子。伊斯兰教法官还规定，拒绝接受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反对穆斯林的证词。迪米人交纳的税额总比穆斯林重很多。显而易见，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过，他们的地位，同西方相类似的异教徒相比要优越一些。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定的行会。他们常常受命在国家高等机构中任职，并与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后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无须参加圣战，也不会被流放。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诚然，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 973－1048年）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大大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的真实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他们未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 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穆斯林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天文学和商业都需要数学。由于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他们在数学上，尤其在推广印度十进位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见第九章第五节）。尽管人们误认为它是阿拉伯数字，但如早先发明的字母用于书写一样，这一系统可用于算术。它使数学大众化，使之适用于非专家的日常用途。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780－85O年）是一位波斯人，因出生于里海东部的花刺子模（现基发），故得名花拉子密。他用印度数字编写的一本代数课本，系统地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东西方所使用。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合编了一部地理百科全书。 在地理学方面，如天文学一样，穆斯林理论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 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伊斯兰教医学也以希腊医学为基础，但伊斯兰教地理上的更大扩展，使穆斯林获得了有关新疾病和新药物的知识。他们在古老的药典中增添了龙涎香、樟脑、肉桂、丁香、汞、番泻叶和没药；还采用了新的药剂，如糖浆、药用糖水和玫瑰香水。的确，在意大利船长们在中东各港口装运的货物中，阿拉伯药物居于首位。吸入药物的麻醉法开始在某些外科手术中实行；海吸希和其他药物被用作止痛药。穆斯林首建了药店和药房，创办了中世纪第一所药剂学校：要求行医者通过全国性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营业；他们还开办了设备精良的医院，其中为今日所知的约 30所。被欧洲人尊称为“拉齐斯”和“阿维森纳”的穆斯林著名医生穆罕默德·拉齐（844—926年）和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1037年），是从天文学到植物学、化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著作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课书。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阿拉伯人自认的最高成就是诗歌。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曾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的作用，诗人常以颂扬者或讽刺者的姿态出现。描写战争、崇尚勇敢、歌颂爱情、赞美恩主、咒骂敌人以及颂扬部落或骆驼、马等是诗歌的主题。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贡献，丰富了阿拉伯诗歌。但是，阿拉伯文学丝毫没有借鉴希腊 -罗马文学，这也就是它一直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学家渐渐为西方人所熟悉，但穆斯林诗人却无人知晓。不过，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许多欢乐与灵感；这些诗歌韵律单调，具有令人陶醉的语言效果和催眠力。 除自身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伍麦叶哈里发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拨斯哈里发则不同。他们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同而心胸也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809－573年〕则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 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的各不同民族连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绩更为显著。到 11世纪时，它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术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说明，在这一地区，尽管有苏丹黑人以及占优势的闪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优势的穆斯林，但却存在着一种彼此相同的感情。甚至在这片已经永久地被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语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见本章第二节）。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征服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 -罗马、波斯-美索不达亚米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仅仅是古代各种文化的拼凑，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综合。它虽然来源不一，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 六、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朝，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随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联想起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 3000英里，因此，不足为奇，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无力补偿。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超过了技术的发展，结果，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税务的包收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 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用军随意废立。13世纪，穆林斯历史学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权制帝国向封建自治国家过渡的情况： 历来的习惯，都是从全国征收赋税，以供养军队，在此之前谁也没有采邑。尼扎姆·穆尔克［ 11世纪的官员] 已明白到，由于国家动荡不安，再要征收税款已不可能；生产也因社会混乱而毫无保障。因此，他将土地分封给士兵，指定产量和税收。这样，他们开发土地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毫无例外，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亚利，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却便利于这一入侵。在西西里岛； 1040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人从意人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1091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 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同突厥人受阿拔斯王朝雇佣一样，被伍麦叶王朝雇来充当雇佣军，并象突厥人那样，最终统治了他们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国家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 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7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路撒冷王国（1O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袭击。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除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这些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 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14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非人伊本·赫勒敦，这样记载了他的祖国所遭到的破坏： 伊斯兰教纪元 5世纪初（公元11世纪中叶〕，当希拉勒和苏莱姆达两个部落经过突尼斯和西部，并蹂躏了这些国家之后，那里所有的平原荒废了大约350年之久。而过去，从苏丹到地中海，所有平原都是一片良田，那里残存的石碑、建筑、农田和村落的遗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池们的信仰扩张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过程及其意义。 《全球通史》上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三)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箭，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 1160－1233年）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0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 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 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0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 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 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 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 1500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 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 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0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 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 600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 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 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 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0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 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 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 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 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 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 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 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 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 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 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 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 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 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 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 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 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 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 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 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 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 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全球通史》上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四)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拜占廷的 1000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1000年的努力[在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第十五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 1000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但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和正确评价了它对人类文明的多方面的贡献，从而忽视了吉本的这一论断。不过，介绍拜占廷历史的准确方法和背景多少仍是个谜。这1000年应描写成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还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奥斯曼帝国的序幕呢？ 如果从某一地区的角度观察拜占廷历史，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假如与本书所持的观点一样，从全球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显而易见，东正教拜占廷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见第十一章第六节）。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最终意味着被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上说。因为拜占廷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 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廷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西方的进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形式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 1912年，而拜占廷先于 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图18“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一、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主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 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变为君主坦丁堡，即君主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它岿然不动。 君主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 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主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 君主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主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然，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四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廷长达十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罗马帝国阶段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拜占廷帝国阶段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结束，并不以公元 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被废黜为界，因为那时以后，帝国统一的传统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即使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丢给了蛮族，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他们是凯撒的继承人。落后、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年）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还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典（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查士丁尼宣称，“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尽管其价值现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查土丁尼在恢复帝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暂且代价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的战役使帝国的国库耗之殆尽，使巴尔干和亚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击。他死后不到十年，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臣民一起，进入巴尔干地区，取代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在东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波斯人因受贿曾与拜占廷媾和；现在，他们在野心勃勃的大皇帝科斯罗埃斯二世的率领下，开始全面消灭东罗马帝国。到 615年，他们已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 610—641年）的继位，使拜占廷得以调动一切资源，唤起人们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灾难。虽然阿瓦尔-波斯联军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却采取攻势，并于627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败波斯人；早100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战胜过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动，缔结和约。 在消除东方的危险之后，希拉克略才发现，斯拉夫人这时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将就现实，为他们指定一定的地区。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以后，这些散居在巴尔于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具体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剩余地区，不久采用保加利亚征服者称号的斯拉夫人。后两个种族，借鉴拜占廷文化，建立了短暂但却伟大的中世纪王国。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则由于地处半岛西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在文化发展方面，深受罗马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反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斗争，只是同穆斯林阿拉伯人进行更大、更决定命运的争夺的一个序幕。如第十三章第三节所述， 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伊斯兰教军队迅速占领了中东大部分地区。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两个帝国财资耗尽，十分虚弱。在单一性灵论的问题上，东部请省人民所表现的宗教上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廷；单一性灵论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性，而正统的拜占廷教义则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以致许多东正教教徒宁愿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而不愿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因此，这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长达1000年的希腊-罗马统治，20年内便宣告结束，尽管年迈的希拉克略拚命努力，还是无济于事。 7世纪较后阶段，就连拜占廷帝国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发展海上力量，是阿拉伯人在适应环境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他们以此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主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是一支亚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对阿瓦尔人。但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 717—744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 750年），伊斯兰教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 5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时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 -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相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 1014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文化上是一个稳定、同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 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 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 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 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 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 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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