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十二年(所罗门 诺瑟普)-2

但是埃尔德雷特坚持说，我的表现忠实可靠，更何况他曾亲口承诺过我，不能言而无信，总之他认为我不会令他失望。随后，由于夜色渐浓，他们两个走进了一个小屋，我进了另一个小屋。我还是想回去，提比茨的出现真让人扫兴。最后我决定，只要埃尔德雷特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天亮之前我就不惜一切代价冒险离开。黎明时分，我把毯子卷成一团，用根棍子挑在肩上，站在埃尔德雷特的门前，等他给我路条。过了一会儿，提比茨一脸不善地走出来，洗了洗脸，然后走到附近的一个树桩上坐下，显然他正思考着什么。我在门口站了好久，渐渐失去了耐心，一气之下，扭头便要走。　　“你不带路条就走？”他冲我喊道。　　“是的，老爷，我想只能这么做了。”我回答。　　“你怎么去？”他问。　　“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　　“你走到半路，就会被人抓住送进监狱的，你本来就该进监狱。”他从我身边走过，返回小屋时说道。很快，他又从小屋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路条，嘴里骂骂咧咧，说我是个“该死的黑鬼，应该被抽一百鞭子”，然后把路条扔在了地上。我捡起来，一刻也不耽误地马上出发了。　　如果没有路条，一个奴隶离开了主人的种植园，那么他遇到的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抓他，并用鞭子抽他。我手里拿的这张路条，上面写着：　　　　特此准许普莱特前往贝夫河畔福特家的种植园，并须在周二上午之前返回。　　约翰 M 提比茨　　　　这是路条的常用形式。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拦住我，问我要这东西，看过之后才放我过去。那些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从穿着打扮看就知道是富有之人，他们多半不屑理睬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奴隶。相反，倒是那些衣着寒酸、游手好闲的痞子，喜欢和我过不去，他们总是拦住我，进行最彻底、最详细的盘查。捉拿逃跑的奴隶，有时候也能让他们发笔小财。倘若通告之后没有主人前来认领，他们就会把捉来的奴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作为该奴隶的发现者，可以得到一笔赏金；即便奴隶被认领回去，他们也不会空手而归。“卑鄙的白人”就是专指这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天天盼着能碰到一个没带路条的黑奴。　　在这个州的所有大路上，很难找到供旅客休息的客栈。我身无分文，也没带任何口粮，从大甘蔗林到贝夫河路途遥远，但只要有路条在手，任何奴隶都可免于遭受饥渴之苦。我只需来到任何一个种植园的主人或工头面前，告诉他们，我饿了或渴了，他们就会把我打发到厨房里去，满足我的要求。旅行者可以在任何一户人家的房子前停下来，索要一顿饭吃，就好像到了公共客栈。这是这个地区的习俗。不管他们做过什么样的错事，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红河两岸以及路易斯安那州腹地众多河流沿岸的居民们，在热情好客方面从来都不会输给任何人。　　接近傍晚时分，我来到了福特老爷的种植园。当天晚上，我和劳森、蕾切尔以及其他熟识的朋友一起，睡在伊莱扎的小屋里。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伊莱扎是个丰满美丽的女人。她亭亭玉立，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雍容华贵，气质不凡。可是现在，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她的脸色白得吓人，曾经挺直的身板也佝偻下来，好像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她穿着粗糙的奴隶的衣服，瑟瑟地蜷缩在地板上，就算老贝里来了，恐怕也认不出这就是他孩子的母亲了。她已经老得没什么用了，棉花地里的活她也干不了，结果被拿去换了一块松糕。她的新主人住在彼得 康普顿的种植园附近。悲痛无情地啃噬着她的心，直到她精疲力竭。即便如此，据说她最后的那位主人还曾用鞭子抽她，用最残忍的方法虐待她。但是，他再怎么抽打，都不可能让她恢复年轻时的活力了，也不可能让她佝偻的腰直起来了。那是当初，孩子们还在她身边时，自由的光芒还照耀着她的前途时，她才有的容貌。　　后来，康普顿的一个奴隶在农忙时节到红河这边，帮助坦纳太太料理农事的时候，我才听他说伊莱扎已经离世的事。他们说，伊莱扎最终变得一无用处了。她连续好几个星期，独自躺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仅靠同伴的怜悯，偶尔给她喝点水或吃口饭。她的主人没有像对待某些生病的牲畜一样，在她脑袋上来一枪，好解脱她的痛苦，而是不闻不问，任由她经受各种痛苦，苟延残喘，直至自生自灭。一天晚上，奴隶们从地里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主的使者会在冥冥中巡游大地，收集那些离开人世的灵魂。那一天，使者驾临了这个濒死的女人的小屋，带她离开了那里。她终于自由了！　　第二天，我卷起毯子，动身回大甘蔗林。走了五英里后，我来到了一个名叫赫夫鲍尔的地方。在这里，我竟和提比茨不期而遇。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去了。我说，我希望按照约定的时间返回。他说，我只需走到下一个种植园就可以了，因为那天他把我卖给了埃德温 埃普斯。我和提比茨一起走进了一个院子，随后遇见了我的新主人。他检查了我一番，并问了一些所有奴隶买家都会问的问题。移交工作结束，我遵照指令去了奴隶宿舍，同时还按照主人的吩咐，自己动手做锄头和斧头的手柄。　　现在我不再是提比茨的财产了，我不必没日没夜地提心吊胆了。他的卑鄙、冷酷、暴怒和残忍，都和我没关系了。不管我的新主人怎么样，我都不会为这次变动觉得遗憾。所以，这笔买卖的达成，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无比惬意地坐在我新住处的地板上。　　随后不久，提比茨就在那一带消失了。再往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离贝夫河好几英里的地方，当时我和一群奴隶穿过圣玛丽教区，我看见他坐在一间低矮的杂货店里。第十二章 心惊胆战的劳作　　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为止。只要工头不下命令，他们一刻也不敢停下，无论多晚，他们都不敢私自返回宿舍。　　　　埃德温 埃普斯是个高大、肥胖、大腹便便的家伙，有着浅色的头发，高颧骨、高鼻梁，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肤色白皙，身高足有六英尺 。他这人好奇心特别重，且举止粗俗，令人生厌，他一开口，就能让人听出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好的教育。但他又喜欢说些看似深奥的话，也许是天性使然吧，在这方面，连老彼得 坦纳也要甘拜下风了。我刚成为他的奴隶时，他还是个好酒贪杯的酒鬼，有时候他能毫无节制地连续喝上两个星期。不过，最近他正在努力改掉这些坏习惯。到我离开他时，他在贝夫河上基本摆脱了酒鬼的名声。喝多了的时候，埃普斯老爷就变成了一个聒噪、暴戾、蛮不讲理的家伙。此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他的奴隶们跳舞；或者挥舞着他的长鞭子，把他们抽得满院子乱跑，听着他们惊恐的尖叫，看着落在他们后背上的一道道鞭痕，他就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但在清醒的时候，他寡言少语，矜持保守，甚至还有点狡黠可爱。他不会像喝醉时那样，无缘无故地让鞭子准确地落在某些奴隶身上最柔软的地方。　　年轻时，埃普斯老爷做过马车夫和监工。但此时，他已经是赫夫鲍尔河边的一个种植园主。这里距离赫尔莫斯维尔有两英里半，距离马克斯维尔十八英里，距离切尼维尔十二英里。这个种植园是他从妻子的叔叔约瑟夫 B 罗伯茨那里租来的，主要种植棉花。我在这里简单讲述一下奴隶们种植棉花的流程。　　在作物播种之前，首先要犁地翻土，这叫“开沟”。犁地一般靠公牛和骡子，不过在这里，骡子独霸天下。女人和男人干着同样的活，播种、锄草、带队，不管是在地里还是在牲口圈里，男女在劳动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他们干的活和北方农家孩子干的活差不多。　　两条水沟之间，有六英尺宽的田埂。骡子拉犁时，走在田埂上或地中间，后面通常跟着一个女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装种子的袋子，边走边把种子撒在犁沟里。她后面跟着另一头骡子，拉着耙，将犁沟耙平，这样种子就被埋在土里了。所以，整个棉花的播种程序需要一个犁、一个耙、两头骡子和三个奴隶。种棉花的时节通常在三四月份，玉米通常在2月。只要不下冻雨，棉花一周之内就能出苗。过八到十天，就开始第一次锄草。锄草时，犁紧贴着棉花苗犁过去，在苗的两边向外各翻开一道沟。奴隶们拿着锄头在后面跟着，把杂草锄干净。最后在棉苗两旁，留下两道相距两英尺半的垄台，这道程序叫“刮棉”。再过两周，进行第二遍锄草。这一次要把犁沟向内翻，垄上的每簇苗中，只留下最粗壮的一棵。再过两周就该锄第三遍草，同样是把犁沟向内翻，让土围住棉花苗，并把棉苗之间的杂草清除干净。大概到7月初时，棉苗已经长到一英尺高左右，此时锄第四遍草，也是最后一遍。现在，整行棉苗之间的地方全都犁过，中间留下一道很深的水沟。在整个锄草过程中，工头会手提皮鞭骑马跟在奴隶后面。锄地速度最快的奴隶负责带队，他离身后的同伴大概有一杆子的距离。如果他被后面的同伴超过了，就要挨鞭子；如果同伴里有人掉队，或者偷懒了，他也要陪着挨鞭子。实际上，工头手里的鞭子从早到晚就没有闲过。锄草的活会从4月一直持续到7月，但地是不会闲着的，一茬过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茬。　　8月下旬就该摘棉花了。这时，每个奴隶提着一个麻布袋，用绳子绑着，挂在脖子上，一手撑开麻袋口，大概到胸口的位置，麻袋底部差不多快挨着地面。此外，每人还有一个大篮子，能装下两桶的量，麻袋装满后就倒进篮子。这些篮子通常放在地头。　　如果一个奴隶第一次干这种活，那他可能要挨不少鞭子。总之，工头有的是办法让他发挥最高的效率。晚上称重时，每个奴隶一天能采摘多少棉花便一清二楚了。而之后的每天，他采摘的棉花都必须大于这个量。倘若少了，就证明这一天他偷懒了，免不了又要挨一顿鞭子，以示惩罚。　　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的采摘量是两百磅。对于一个经常摘棉花的奴隶来说，如果低于这个量，就要受到惩罚。从事这项农活的奴隶，熟练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奴隶似乎有采摘棉花的天赋，他们动作敏捷，可以同时用上两只手，速度惊人；而有些人不管怎么刻苦练习，却仍然达不到正常标准。这样的奴隶是不会长期留在棉花地里的，他们最终会被派去干其他更合适的活。说到摘棉花，我不得不提一下帕茜。她在贝夫河两岸是出了名的采棉高手。她一般是双手并用，速度更是惊人。一天下来，采五百磅棉花对她来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根据各人能力的大小，每个人都有分配的任务，但谁也不能低于两百磅。我向来不善于摘棉花，所以只要我能达到两百磅，主人就很高兴了。可是帕茜，哪怕她摘的量多于我两倍，仍免不了要挨打。　　棉花的植株长大后，有五到七英尺高。每株棉花会向四面八方伸出许多枝杈，棉株与棉株彼此交叉在一起，错综复杂地汇成一片。　　当棉铃裂开，露出洁白的棉花时，那种景象实在是太美，太令人陶醉了。一大片棉田，那么纯洁、完美无瑕，就像轻盈的、刚刚降落下来的瑞雪。　　有时候，采棉的奴隶会先沿着一行植株的一侧开始采摘，然后从另一侧返回。但更常见的形式是，两个奴隶同时采摘一行棉株，一人负责一侧，把所有看得见的棉花采摘干净，留下尚未开裂的棉铃，等待下一次采摘。摘满一袋，就倒进篮子，踩实。第一次下地时要格外小心，谨防挂断棉株上的枝杈。枝杈一断，上面的棉铃就会死掉。对于那些不小心或不得已折断了棉枝的奴隶，埃普斯毫不留情，往往会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奴隶们往往是每天刚一破晓，就已经下地干活了。中午他们只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饭，吃的是凉熏肉。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为止；如果月光比较亮的话，他们还要继续忙到半夜。只要工头不下命令，他们一刻也不敢停下，即使到了晚饭时间，无论多晚，他们都不敢私自返回宿舍。　　一天的采棉工作结束后，奴隶们把装满棉花的篮子扛到轧棉房称重。不管他们有多累，多么渴望躺下来休息，此时都顾不上了，他们都战战兢兢的，仿佛篮子里装的不是棉花，而是恐惧。因为一旦没有达到标准重量，指定的任务没有完成，他们又要遭殃了。而如果重量超出了标准十或二十磅，那么这个重量就可能成为他第二天的新标准。所以，不管是未达标还是超额完成，奴隶们前往轧棉房的路始终伴随着恐惧和战栗。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达不了标，所以他们并不急于从地里回来。称重之后，没有达标的奴隶就挨一顿鞭子，然后把棉花扛到仓库，像堆放干草一样把棉花储存起来，这时所有奴隶都要爬到“棉花山”上，把山踩平踩实。如果棉花不够干，就先不送到轧棉房，而是放到一些平台上，摊成两英尺厚、六英尺宽的“棉花饼”，上面用木板遮住以防被雨淋，中间留下一条条窄窄的过道。　　上述工作完成后，这一天的劳动还不算结束。奴隶们还要干各自负责的杂活，比如喂骡子、喂猪、砍柴等，所有这些活都要借着烛光才能进行。即使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也不能马上睡觉，还要睡眼蒙眬地回到小屋里，生起火，把玉米磨成粉，准备第二天的午餐和晚餐。他们的食物只有玉米和熏肉。每到星期天早上，他们就到玉米仓库和熏肉房领取口粮。熏肉每次领一周的量，通常为三磅半，玉米则够吃许多顿。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物了—没有茶，没有真正的咖啡，没有糖；即便有盐，也只能偶尔撒上一丁点儿。我和埃普斯老爷一起生活了十年，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奴隶会患上痛风那样的富贵病。埃普斯老爷家的猪吃的是玉米粒，而扔给奴隶们的却是结着穗儿的玉米棒。因为他认为，对猪好一些，它们会很快长得肥壮；而如果对奴隶们太好，他们就会胖得干不了活。埃普斯老爷精于算计，不管他喝醉还是清醒的时候，他都知道该怎么管理自己家的牲畜。　　院子里放着玉米磨，磨上面搭了个遮雨的棚子，样子有点像普通的咖啡磨，漏斗容量有六夸脱 左右。在埃普斯老爷家，所有奴隶唯一可以随意做的一件事，就是磨玉米面。他们可以晚上磨，磨够第二天的口粮就行；也可以趁着星期天把一周要吃的玉米全部磨掉，由他们自己决定。埃普斯老爷仅在这一点上算得上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把玉米放在一个小木箱子里，把准备吃的饭放在葫芦里，葫芦是种植园里最方便、最不可或缺的餐具。它除了省地方—奴隶们的小屋本来就拥挤，还能在下地时用来装水。再者就是用来装饭，把桶、勺、盆、罐子等其他餐具全都省了。　　磨好玉米，生好火。墙上挂着熏肉，切下一片扔到炭上烤。大多数奴隶没有刀，更不用说叉子了，他们就用砍柴的斧头切熏肉。在玉米面里加一点水，和匀，放在火上烤，烤熟之后刮掉外面沾的一层灰，放在一小块板子上—那就是我们的餐桌。然后，奴隶们席地而坐，准备吃晚餐，此时往往已经将近午夜。当他们终于躺下来时，恐惧再度袭来，就和他们扛着棉花到轧棉房时所怀的恐惧一样，不过此时他们最怕的，是第二天早上睡过头。这样的过错至少要挨二十鞭子。因此每晚睡觉前，他们都真心祈祷，第二天早上能在第一声号角响起时就清醒无比地爬起来。　　奴隶们的小屋实在不是一个睡觉的好地方。年复一年，我每天晚上躺在一块十英尺长、十二英寸宽的木板上睡觉，用一截木头当枕头，盖的是粗劣的毯子，除此之外连片破布头都找不到。有时候天太冷了，我们会铺上苔藓，但那样会滋生成群的跳蚤。　　小屋是用原木建造的，门窗就不必奢求了，我们也不需要，原木之间的缝隙已经足够通气透光。遇到暴风雨的天气，雨水被风吹着灌进小屋里，真是难受至极。所谓的门，就是安在木合页上的一块板子。小屋的一头搭着一个蹩脚的壁炉，那是奴隶们生火做饭的地方。　　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号角便响起来了。奴隶们集体起床，准备早餐，把一个葫芦里灌满水，另一个葫芦里填进冷熏肉和玉米饼，随后便急匆匆地下地去了。谁要是在黎明之后还留在宿舍里，那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鞭打。于是，新一天的劳动和恐惧又开始了。日复一日，奴隶们一刻也不能休息。白天黑夜，时刻恐惧鞭子会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贝夫河沿岸摘棉季节奴隶们的真实生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杜撰和夸张。　　通常到9月的时候，棉花经过第四次采摘，基本宣告结束了，而这时又到了玉米丰收的季节。玉米是这里的第二农作物，地位显然无法与棉花相比。我在前面说过，玉米的播种季节是2月。在这个地区，玉米的主要用途是喂猪和供奴隶们食用，用来卖的部分特别少。所种植的品种以白色玉米为主，这种玉米棒子个头极大，茎高八到十英尺。8月份时，将茎秆上的叶子剥掉，晒干，扎成小捆，储藏起来作为骡子和牛的草料。之后，奴隶们要下地把玉米棒子从茎秆上掰开，但不能掰断，使之头朝下地倒挂在茎秆上，这是为了防止雨水渗透到棒子里面。让玉米棒暂时保持这种状态，直到奴隶们采摘完棉花，才把它们从茎秆上彻底掰下，然后连皮儿存到仓库里，因为剥了皮儿的玉米很容易生象鼻虫。此时，玉米的茎秆仍然挺立在地里。　　这一带也种植甘薯，不过甘薯在这里叫卡罗莱纳，种植的量也不大，因为人们不用甘薯喂猪或牲口，所以觉得可有可无。贝夫河沿岸地区地势低洼，土壤中蕴含着丰富的水分，不适合挖地窖，所以甘薯就放在地面保存，上面稍微盖上一层土或玉米秆。甘薯的价格很便宜，每桶只能卖两三先令，也就是三十多美分；玉米，除非特别短缺，否则也是同样的价格。　　当玉米和棉花全部归仓后，再把茎秆全部拔出，堆起来烧掉。与此同时犁地，松土，为新一轮的播种做准备。据我观察，拉皮德县和阿沃耶尔县教区境内的土质极其肥沃富饶，是一种棕色或带着一点微红色的泥灰土，不需要任何肥料，同种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可以连续种植好多年。　　犁地、播种、摘棉花、掰玉米、拔掉茎秆、堆起来焚烧，奴隶们一年四季基本就是这些工作，至于伐木、切割木材、轧棉、养猪和杀猪等，都只是些附带的劳动而已。　　9月或10月份，人们用狗将散养在沼泽地中的猪赶回圈里。之后在某个寒冷的早晨，通常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将这些猪统统杀掉。每头猪被剁成六大块，撒上盐，一块压着一块堆起来，在烟熏房的大桌子上放两个星期，然后挂起来，生火，熏上小半年。这种彻底的烟熏非常必要，它可以防止熏肉生蛆。但由于南方气候温暖，熏肉不易储藏，很多次我和同伴领取每周定量的三磅半熏肉时，上面都爬满了让人恶心的蛆虫。　　虽然沼泽地里野牛遍地，但似乎无人问津。种植园主们在这些野牛的耳朵上打上标记，或在它们的身体上烙上自己名字的缩写，随后把它们放回到沼泽地，让它们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生长状态。这些野牛是西班牙品种，个头矮小，头上顶着尖尖的角。我曾听说，有人从贝夫河两岸成群地掳走这些野牛，但这种事极少发生。最好的母牛每头价值五美元。一头母牛如果可以挤出两夸脱奶，便被视为极难得的产量。但它们所含的牛脂非常少，质量也偏低，所以尽管沼泽地里奶牛众多，种植园主们还是更青睐北方的奶酪和黄油，他们可以从新奥尔良的市场上买到。奇怪的是，腌牛肉在这里备受冷落，不管是大宅里的老爷太太，还是小屋里苦命的奴隶，他们都不怎么爱吃。　　埃普斯老爷很喜欢参加射击比赛，因为那可以赢得他需要的新鲜牛肉。通常每周都在临近的赫尔莫斯维尔村子里举行这些运动。许多肥牛被赶到那里，打死之后就按约定的价格出售。幸运的神枪手把肉分给同伴们，种植园主们就是这样获得牛肉的。　　在贝夫河边的森林里和沼泽地里，有不计其数的野牛，有些已经被驯服，有些还没有。“贝夫河”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法语中“牛”这个单词的转译，其意思暗示着河边必有成群的野牛。　　菜园子里通常种着卷心菜和萝卜等蔬菜，供老爷和他的家人们享用。他们常年都能吃到青菜和各种蔬菜。当寒冷的北方秋风乍起，花草干枯凋零时，像贝夫河这样温暖的南方低地，依旧绿草如茵，即使在隆冬时节，花儿照样开放。　　这里没有专门用来种草的牧场。玉米的叶子已经为圈养的牲畜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那些没有圈养的野牛靠着四季常青的草地，一年到头都不会饿着。　　关于南方的气候、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劳动情况，虽然还有很多值得一提，但我仅说这些，是想让读者了解奴隶们在路易斯安那州棉花种植园里的生活情况，后面我还会提到甘蔗的种植和糖的加工，那都是和我的奴隶生活息息相关的。第十三章 埃普斯的暴戾　　鞭子的噼啪声和受罚奴隶的惨叫声，每一天都会从黄昏一直响到午夜睡觉前。　　　　我刚到埃普斯老爷的种植园时，他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做斧柄。这里常见的斧柄是一根圆圆的、直直的木棒。我按照北方人的习惯，做了一根弯曲的斧柄。做好之后，我拿给埃普斯老爷看，他很惊讶，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东西，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斧柄。我向他解释了这种斧柄的优点后，他一下子就被这个新颖的设计吸引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把那根斧柄留在屋里，当他的朋友们来访时，就把它当成一件稀奇的东西，拿出来展示、把玩。　　时值锄草季节，我先被派到玉米地里锄草，然后又去刮棉，我一直干着这样的工作，直到锄草季将近结束。后来我不幸染上了疾病，先是浑身发冷，接着又发烧，整个人变得虚弱无力，身体也开始消瘦，而且经常头晕目眩，走路都走不稳了，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尽管这样，我仍然不能停下该干的活。没生病的时候，我就很难跟上同伴的步伐，如今拖着病体，更是被落下一大截，后背不断收到工头鞭子的招呼，每次都让我软绵绵的身体猛然一颤。可是就算有鞭子的驱使，我仍旧赶不上，到了最后，鞭子抽在我身上已经毫无意义，再疼的鞭打也不能激起我一点点力气。终于，进入9月份，眼看就到了采摘棉花的大忙季，而我却连小屋都爬不出来了。尽管到了这般田地，我却连一点药都没吃过，也没有得到过老爷或太太的关心。后来我连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只有那位老厨师偶尔过来看看我，给我煮点玉米咖啡，有时煮点熏肉。　　后来埃普斯老爷听说我快死了，才总算发了一点点慈悲，派人到赫尔莫斯维尔请来了怀恩斯医生。如果我死了，他就等于损失了一千块钱，这是他不想看到的。医生告诉埃普斯说，我的病是由气候引起的，很可能活不成了。于是他下令不再让我吃肉，粮食也只给可以勉强活命的分量。就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忍饥挨饿，紧咬牙关，病居然好了一些。一天早上，埃普斯老爷来到我的小屋门口，扔给我一个麻袋，命令我到地里摘棉花去。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下地劳动。更不幸的是，当时我没有任何摘棉花的经验，干起活来手忙脚乱，笨拙不堪。其他人往往是左右开弓，无比灵巧地摘下棉花塞进麻袋，那速度和敏捷的程度，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我却只能用一只手扶住棉铃，用另一只手去拽那热情奔放的白色花朵。　　另外，把摘下来的棉花塞进麻袋，也需要手和眼的配合。我摘下来的棉花，几乎每一朵都逃不开掉在地上的命运。长长的、笨重的麻袋被我甩来甩去，这在棉花地里可是大忌，所以我经常弄断棉株的枝杈，而那些枝杈上往往挂满了尚未开裂的棉铃。无比劳累的一天结束后，我扛着棉花到轧棉房称重，只有九十五磅，连最低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埃普斯老爷声称，要赏我一顿最最严厉的鞭子，但考虑到我还是个生手，就饶了我。此后的很多天，我仍然不能达标，这足以证明我不是干这活的料。我没有摘棉花的天赋—没有帕茜那样灵巧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以神奇的速度将那些羊毛一样的白花收入麻袋。不管怎么练习，不管抽多少鞭子似乎都是徒劳。最后，埃普斯老爷不得不承认，我在棉花地里就是个废物，我完全不适合摘棉花这种活，就算打死我也完不成每天的任务，于是他下令再也不要我到棉花地里去。后来我便干起伐木和运木材的活儿，还负责把奴隶们摘好的棉花运到轧棉房，反正只要有需要干的活，就会派到我头上。一句话，不管怎样，我永远不可能闲下来。　　每天几乎都会有人遭受鞭刑，通常是在棉花称重之后。奴隶们采摘的棉花没有达到标准重量即为过失，将被视为偷懒。他们会被拖出去，扒掉衣服，脸朝下趴在地上遭受鞭打。毫不夸张地说，在埃普斯的种植园里，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鞭子的噼啪声和受罚奴隶的惨叫声，每一天都会从黄昏一直响到午夜睡觉前。　　受罚奴隶所挨的鞭数一般根据过失的情节而定。二十五鞭只属于毛毛雨般的轻微惩罚，其对应的过失情节较轻，比如棉花中偶尔出现一片干叶子或棉铃壳，或者摘棉花时不小心折断了枝杈等；五十鞭属于常规惩罚，专门“伺候”摘棉量不达标的奴隶；一百鞭才属于较严重的惩罚，针对那些在地里偷懒怠工的奴隶；一百五到两百鞭子，用来惩罚那些和同伴争吵的奴隶；而五百鞭子，除了被狗撕咬外，绝对是最严酷的惩罚，它是针对那些逃跑的奴隶，一般能挨得了五百鞭的人，即使侥幸没有被当场打死，也要忍受好几个星期的痛苦折磨。　　我在赫夫鲍尔种植园的两年中，埃普斯老爷一直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坏毛病：至少每两个星期一次，他就会去赫尔莫斯维尔参加射击比赛，然后大醉着回到家中。射击比赛总能使人狂欢堕落。每到这种时候，他就变得特别暴戾，如同疯子一样。摔东西是最平常的，盘子、椅子，逮到什么摔什么。在屋里折腾够了，他就提着鞭子来到庭院里，这时奴隶们就要格外小心了。离他最近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领教一番他高超的鞭术。连续几个小时，他把奴隶们逼得四处乱跑，吓得躲在屋角后不敢露头。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发动突袭，对那些毫无防备的奴隶挥出“漂亮”的一鞭，这时他就会特别满足和高兴。通常情况下最倒霉的要数小孩子和上了年纪的奴隶，他们的行动往往不够敏捷。在一片混乱之中，埃普斯老爷可能会狡猾地站在某个小屋后面，高举起鞭子，等待着，随时准备朝第一个偷偷向外窥视的奴隶脸上抽去一鞭。　　他喝醉酒时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倒是会和气一点。只要他的心情好，我们就皆大欢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需要不停地寻欢作乐，需要有音乐，需要用小提琴的琴声款待他的耳朵。此时他就变得活跃、宽容，会在广场上、在屋里欢快地跳舞。　　提比茨把我卖给埃普斯老爷时，曾告诉他我会拉小提琴，其实他早已从福特老爷那儿听说了。埃普斯太太是个酷爱音乐的人，在她的再三央求下，埃普斯老爷终于在一次去新奥尔良时买回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我就经常被叫进他们的大宅，为他们的家人演奏。　　无论何时，只要埃普斯老爷跳舞的兴致一来，我们所有人就都被集合在大宅中最大的一个厅里。不管我们当时有多累多乏，都得打起精神陪他跳舞。我也要拉开架势，开始演奏。　　“跳吧，你们这些该死的黑鬼，跳吧！”埃普斯老爷每次都会这样喊道。　　这时，奴隶们一刻也不得犹豫，更不能耽搁，动作不能迟缓，更不能懒洋洋的；所有人必须干脆利索，生气勃勃，还要小心翼翼。“向上、向下、脚跟、脚趾，走起来”，这就是全部的口令。埃普斯挺着大肚子在他忧郁的奴隶们中间穿来穿去，就像鱼儿游在水中一样自由自在。　　他手里还常常拿着鞭子，随时准备教训那些冒失的奴隶，谁都不准休息，哪怕是停下来喘气也不行。除非他自己累得跳不动了，我们才有机会停下来歇歇，但是停顿的时间极为短暂，还没有把气儿喘匀，他就又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再次大喊着：“跳吧，黑鬼们，跳吧。”大家便又乱七八糟地开始跳起来。我虽然坐在角落里，但偶尔也会挨上一鞭子，那是老爷希望我换个更好听、节奏更快的曲子。太太经常责备老爷，并扬言要回切尼维尔她父亲的家去。然而，每次她看着丈夫胡闹一气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就这样，大家经常被留到天快亮。我们累得直不起腰，困得睁不开眼。我们多想睡一会儿啊，只要允许，我们可以立马躺到地上睡着。无数个夜晚，埃德温 埃普斯老爷硬逼着他这些早已痛苦不堪的奴隶们跳舞、嬉闹。　　尽管为了满足老爷一时的兴致，我们整宿没睡，但天一亮，我们照样得按时下地，照样得完成和平时一样的任务。即使牺牲了整晚的睡眠，我们采回来的棉花仍不能比标准重量少一磅，在玉米地里锄草时的速度仍不能比平时慢一分。鞭子照样在头顶上挥舞，老爷们绝对不会考虑，我们是否因为一夜无眠而影响了精力。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们就应该像刚刚睡了一夜好觉的样子，精力充沛，浑身是劲。更可怕的是，埃普斯老爷在狂欢之后，往往更加乖戾粗暴，经常因为一些芝麻小事惩罚奴隶，抽起鞭子也会更狠。　　我为这个人辛辛苦苦白干了十年。十年无休无止的劳动，不知给他创造了多少财富。十年来，我被迫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以一个奴隶的身份侍奉他。而我从他那里，除了得到无数次原本不该承受的虐待与鞭打，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如今，不管埃普斯老爷多么残忍，他对我都已经鞭长莫及了。我站在生我养我的自由州的土地上，感谢上苍，我又可以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讲述我遭逢的苦难，讲述那些制造苦难的人们。我并不想故意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我只是本着事实坦诚相告。我公正地评价埃德温 埃普斯老爷，他是一个毫无仁慈和公正概念的粗俗之人。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鲁无礼，缺乏教养，贪得无厌。此人善于摧毁奴隶的心智，人称“黑奴克星”，对此他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常常拿来吹嘘，就像骑师卖弄自己驯服烈马的本领一样。他从不把黑人当人看，从不好好履行造物主赋予他的小小的“天赋”，而是把我们当作“私人动产”，是纯粹的活的财产。除了价格高点外，我们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他的骡子或狗强多少。日后，当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和他一样拥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在我离开的那天，他听说我也有妻子和孩子，我深爱着他们，就像他深爱着他的家人一样时，他不停地咆哮和咒骂，他谴责把我从他这里夺走的法律，而且声称，不管花多少钱，他都要找到那个替我送信并暴露了我的囚禁地址的人，要结果那人的性命。他心里想到的只有他的损失，为此他甚至骂我不该生为一个自由的人。只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可以眼睁睁看着奴隶的舌头被连根割掉而无动于衷，他可以看着他们被慢火一点点烧成灰烬，或被恶狗撕成碎片。这就是我的老爷，冷血、残暴、无情无义的埃德温 埃普斯。　　在贝夫河两岸，还有一个比他更野蛮的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吉姆 伯恩斯，他的种植园里只有女奴。这个还未进化完成的野蛮人对待奴隶毫无人性，他经常把奴隶们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连日常的杂务活都干不成。对自己的残暴不仁，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到处吹嘘，在这方面他的名声比埃普斯还要臭。吉姆 伯恩斯是个毫无怜悯之心的畜生，是个只会对奴隶们挥舞鞭子的蠢货。　　埃普斯在赫夫鲍尔待了两年，在此期间他挣了一大笔钱。于是，1845年圣诞节之后，他买下了贝夫河东岸的一个种植园，他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带过去九个奴隶，除了我和过去不久便死掉的苏珊，其他人至今还在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增加那里的奴隶数量。八年中和我同吃同住的人一直都是：亚伯拉罕、威利、菲比、鲍勃、亨利、爱德华和帕茜。这些人中，除了爱德华生下来便是埃普斯的奴隶，其他人都是他当年在红河岸边、离亚历山大不远的阿奇 B 威廉姆斯的种植园里做监工时买下来的。　　亚伯拉罕身材魁梧，比普通人要高出一头。他六十岁，生于田纳西州。二十年前，他被一个奴隶贩子买下并带到了南卡罗来纳，后来卖给了该州威廉斯堡县的詹姆斯 布福德。年轻时，他是出了名的大力士，但年龄的增长和无休止的辛苦劳作已经损毁了他的筋骨，更消磨了他的心智。　　威利四十八岁，是威廉 塔索家的奴隶，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布莱克河上为主人撑船。　　菲比是塔索的邻居布福德家的奴隶，她嫁给了威利，后来在她的央求下，布福德买下了威利。布福德是个宽容和善的主人，他是他们县的治安官，当时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鲍勃和亨利是菲比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因为威利的出现，他们的父亲遭到了无情的抛弃。威利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勾住了菲比的心，使得她把前夫一脚踢出了他们的小屋。而爱德华就是威利和菲比在赫夫鲍尔河畔生下的孩子。　　帕茜二十三岁，同样来自布福德的种植园。她很少与别人打交道，却因为自己是“几内亚黑人”的后代而扬扬自得。他们被一艘奴隶船带到古巴，后来又被转卖给布福德，布福德也是她妈妈的主人。　　这就是我的主人家各个奴隶的身世。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有许多可以分享的共同回忆，他们经常一边叹气，一边追忆着在南卡罗莱纳老家的往事。他们的主人布福德后来遇到了麻烦，陷入了债务危机，被迫卖掉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奴隶。他们被铁链锁在一起，任人驱赶着跨过密西西比河，来到了阿奇 B 威廉姆斯的种植园。此时的埃德温 埃普斯还是阿奇家的监工，但他正野心勃勃地筹划着自己的事业；当他们来到种植园后，埃普斯同意接受这些奴隶来抵他的工钱。　　亚伯拉罕是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他很喜欢给年轻的后生们讲些宏大严肃的话题，尤其喜欢讲杰克逊将军 的戎马生涯。当年他在田纳西州为奴时，他的少爷曾跟随这位将军南征北战。他很喜欢回想过去的岁月，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回到他出生的地方，重现他年轻时的场面。那时的美国全民皆兵，是多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当年，他的体质比大多数同龄人都健壮，而且更加敏捷有力；然而现在他已经老眼昏花，力气和记忆都大不如前了。他经常在探讨怎样才能烤出最好吃的玉米饼，或者宣讲杰克逊将军的辉煌历史时，忘记了帽子放在哪里，锄头放在哪里，或者篮子放在了哪里。埃普斯老爷不在时，大伙儿不免笑话这老头子一通；要是埃普斯老爷在，他就可能要挨上几鞭子了。他越来越糊涂，一想到自己正渐渐老去，并终将变成一无是处的老朽，他就止不住地唉声叹气。他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人也越来越糊涂。岁月不饶人，奴隶生活更加快速地催生亚伯拉罕大叔的白发，直到有一天把他拖进坟墓里。　　菲比婶婶是干农活的好手，但最近她被派到厨房做事。不到特别忙碌的时候，她就不用到地里去。她是个精明的老女人，老爷或太太不在的时候，她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　　威利正好相反，他寡言少语，喜欢埋头做事而少有怨言，平时话也不多，除了偶尔表达一下他想离开埃普斯老爷，再回一次南卡罗来纳州的心愿。　　鲍勃和亨利分别是二十岁和二十三岁，他们俩在各个方面都毫无特点可言。三儿子爱德华已经十三岁了，可他在玉米地或棉花地里还走不了直线，所以他被留在大宅里伺候小少爷们。　　帕茜身材窈窕、苗条，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无法消除的傲气，无论是劳动、疲惫或是惩罚都消除不掉。帕茜的确是个出众的姑娘，如果不是奴隶制掩盖了她的才智，并把她置于永恒的黑暗中，她一定是个与众不同、非常独特的人。她能跳过最高的栅栏；跑得也极快，只有最敏捷的猎狗才能追上她；她还精通骑术，什么马都不能把她从马背上摔下去。她翻出来的犁沟是最好的，在劈木头、扎篱笆方面更是无人能及。每天夜里收工时，亚伯拉罕大叔还没找到他的帽子呢，帕茜就已经把骡子牵到食槽前，卸下套，喂好料，也刷过毛了。然而帕茜并没有因为上述的能干而出名，她的手指灵巧、迅速、快如闪电，没有谁的手指能比得上她，因此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帕茜就成了棉花地里的女王。　　帕茜忠诚听话，踏实肯干。她本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爱笑，无忧无虑，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存在感，她就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了，然而，帕茜也是同伴中哭得最多、受苦最多的人。她受过太多的折磨，背上的伤疤不计其数。并不是因为她的活干得不好，也不是她做事不用心或有反叛之心，而是她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好色的老爷和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太太。那双色眯眯的眼睛让她瑟瑟发抖，而另一个女人则把她的命玩弄于股掌之间。夹在这两人之间，她怎么可能有好日子过呢。因为她，大宅里经常爆发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最能让太太高兴的事，就是眼睁睁看着她受折磨。不止一次，当埃普斯老爷拒绝卖掉帕茜时，太太就拿些东西做诱饵，让我偷偷把帕茜杀掉，尸体随便埋在沼泽地里某个荒凉的地方就行。如果帕茜能做主的话，她一定很乐意平息太太的妒火。因为和约瑟夫不同，她敢于从埃普斯老爷那里逃出来，哪怕衣服还被他抓在手里。帕茜的头顶永远都是乌云惨淡。只要她对老爷的意愿稍有违抗，便立刻招致一顿鞭打，打得她屈服求饶为止。她在小屋旁或在院子里走路时，只要稍不留心，一块木头或一个烂瓶子就可能从太太的手里飞过来，出其不意地砸到她的脸上。帕茜作为欲望与仇恨的牺牲品，终日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这就是我的奴隶同伴们，我和他们一起下地劳作，一起在埃德温 埃普斯的小木屋里住了十年。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应该还在贝夫河边做着苦工，注定永无出头之日，不能像我现在一样，摆脱了沉重的镣铐，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只能苦苦地熬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可以躺下，到那时才尘归尘，土归土。第十四章 帕茜的夹缝生存　　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　　　　1845年，埃普斯在贝夫河畔定居的第一个年头，这一带的所有棉田几乎全被毛虫彻底摧毁了。奴隶们没什么活可干，恐怕要闲上半年时间。后来，贝夫河一带有传言说，圣玛丽教区的糖料种植园里急缺劳力，而且工钱很高。那个教区坐落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上，距离阿沃耶尔县有一百四十英里远。区内有一条大河，名叫里约台客河，它从教区穿过，直接流进墨西哥湾。　　通常，收到类似的消息后，种植园主们会决定是否将一批奴隶出租给他们。因此，到了9月份，赫尔莫斯维尔已经集合起多达一百四十七人的奴隶大军，男女各占一半，我和亚伯拉罕、鲍勃都在其中。四个白人负责押送和管理全部的奴隶，分别是埃普斯、阿龙森 皮尔斯、亨利 托勒和艾迪生 罗伯茨。他们一共带了八匹马，两匹用来骑行，两匹拉着一辆四轮马车，另外四匹拉着一辆大货车，上面装着毯子和其他补给品，车夫是罗伯茨先生的奴隶约翰。　　大约下午两点钟，我们吃过午饭，准备出发。我分配的任务是照看毯子和补给品，以防路上丢失。跑在最前面的是四轮马车，随后是货车，接着是徒步前进的奴隶们，两名骑手负责殿后，整个队伍就这样离开了赫尔莫斯维尔。　　走了大概十到十五英里，队伍晚上经过麦克罗先生的种植园时，停下来留宿。我们生起一大堆火，奴隶们铺开毯子睡在地上，白人们则住在大宅里。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押送人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对着空气把鞭子抽得啪啪响，命令我们马上起来。奴隶们爬起来后把毯子重新卷起，交到我这里，统一放在货车上，之后队伍便开拔了。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还沾满了泥。后来，我们到了一个货棚，那是以前轧棉花的地方，奴隶们勉强能够站进来避雨，但如果要躺下来睡觉却实在没有地方。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将就着挤成一团，熬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又继续赶路。一路上，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仍旧是熏肉和玉米饼，做法也和我们在种植园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沿途先后经过了拉法耶特维尔、蒙特斯维尔、新城，然后到达森特维尔，在这里鲍勃和亚伯拉罕大叔被人雇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几乎每经过一个糖料种植园都有一两个或好几个奴隶被留下来。　　途中，我们还经过了大草原。那是一片广阔的原野，除了一些荒废的住宅附近偶尔出现几棵移植过来的树外，整个原野毫无遮挡，一望无垠。这里也曾经人口密集，人们耕耘土地，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被遗弃了。现在这里只零星分散着一些居民，以畜牧为生。我们经过时就看到了许多数量庞大的畜群。来到大草原的中央，四面八方，目力所及，尽是一色的荒野，就像置身于一片汪洋，看不到任何起伏。　　我被贾基 特纳雇了下来，他是个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先生，也是个大种植园主。他的宅邸坐落于萨尔河上，离墨西哥湾只有几英里。萨尔河不大，河水缓缓流入阿查法拉亚湾。我最初的工作是在特纳的制糖厂里修补房子，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一把砍甘蔗的刀，和三四十个奴隶一起派到了甘蔗园。我发现，砍甘蔗要比摘棉花好学多了，简单而自然，我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并能跟上速度最快的奴隶了。不过就在甘蔗快要砍完的时候，贾基 特纳又把我安排到制糖厂做把头，负责监督其他奴隶。从开始制糖到最后结束，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碾磨和熬煮的工作，昼夜不停。他们给了我一根鞭子，指示我，只要谁敢偷懒就使劲抽他。如果我执行不力，还有一个负责监督我的人，他会对我毫不会客气。除了监督，我还负责在规定的时间让奴隶们倒班。我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想抽空睡一会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路易斯安那和其他蓄奴州，大概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奴隶们在星期天仍要干活，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不定什么方式的报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奴隶们才能添点小小的奢侈品或便利品。当一个奴隶在北方被收购或被绑架，然后运到贝夫河沿岸的小木屋里时，他们身上的东西几乎被剥夺干净，像刀、叉、碟子、茶壶，任何形状的陶器或任何类型的家具都是不许保留的。来到种植园后，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是一张毯子。主人不需要他们干活时，他们就把毯子裹在身上，或站着，或躺在地上或板子上。他们可以随便找一个葫芦用来装饭，当然，也可以直接拿着玉米棒子吃，没人会干涉。但如果谁敢去问主人要一把小刀或一把煎锅，得到的很可能是被踢上一脚，或者嘲笑一番。如果哪个奴隶的小屋里出现了这类用品，几乎可以肯定，那绝对是奴隶们用星期天的劳动报酬买来的。因此，打破上帝的安息日，尽管在道德上是犯了忌讳的，但能够通过这一天的劳动改变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于奴隶们来说，也是很乐意的，不然他们根本没办法添置餐具和炊具，这些东西又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毕竟他们要自己做饭吃。　　到了制糖季节，甘蔗种植园里一周七天都在忙碌。安息日里所有奴隶都要继续劳作，这一点没有人存在异议；同样无须置疑的是，所有的奴隶，特别是像我这样被租过来的，都会因为安息日的劳动而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情况在采摘棉花最忙碌的季节也是一样的。奴隶们通常利用安息日劳动获得的报酬，购买刀、壶、烟草之类的东西。女人们自然不需要烟草这样的奢侈品，她们往往把微薄的收入用来购买些花哨的丝带，好在节日里装点她们的头发。　　我在圣玛丽一直待到元旦，那时我的安息日收入已经攒到了十块。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财路，这就要感谢我的小提琴了。它是我忠实的伙伴，不仅给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更在凄苦的奴役岁月里给了我一丝丝安慰。特纳的种植园附近，有一个名叫森特维尔的小村子，那里的人们常在雅尼先生的家里举行盛大聚会，我经常被叫去为他们拉小提琴。人们对我的演奏非常满意，我也因此得到了不错的报酬，最后我的积蓄竟达到了十七美元。　　这样一笔可观的积蓄，在我的同伴眼里几乎是天文数字，我成了一个“富翁”。我经常把这些钱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数，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我仿佛看到各种家具、水桶、精致的小折刀、新鞋子、新衣服和新帽子，一一从我的眼前飘过，我得意扬扬，觉得自己已经是贝夫河两岸最富有的奴隶了。　　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有船沿里约台客河而上，前往森特维尔。我无意中听到一艘汽轮的船长和别人谈话，可以确定，这位船长一定是北方人。我决定冒一次险，便鼓起勇气来到这位船长面前，恳求他让我藏到船上的货舱里。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非常渴望能去往自由州，非常希望能摆脱奴隶制的束缚。他很可怜我，但对我说，那样做根本不可能逃过新奥尔良海关人员犀利的眼睛。如果被发现了，会连累他受到惩罚，而且他的船也会被没收。我诚挚的恳求显然博得了他的同情，我相信他一定心生怜悯，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但很快，我胸中燃起的希望的小火苗就被扑灭了，我再一次走向绝望，走向无尽的黑暗。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我们就被集中在森特维尔。几个奴隶主已经到了这里，向种植园主们收取奴隶的租金，随后我们便被带回到贝夫河。就在我们回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在一间脏兮兮的杂货店里看到了提比茨，他的样子看上去挺惨。　　后来，听菲比婶婶和帕茜说，我们不在的那段时间，帕茜的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可怜的姑娘真是不幸。埃普斯那个老畜生打她的次数更多，也更厉害了。他每次从赫尔莫斯维尔醉醺醺地回来—那段时间经常如此—他就会鞭打帕茜，好讨太太的欢心。帕茜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惩罚了，很多时候，任何莫须有的理由都会让她挨打，甚至要为埃普斯自己的过失挨打。不过，在埃普斯清醒的时候，他也并非一味地顺从太太无休止的报复心。　　总之，在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太太的第一要务就是除掉帕茜：让她从眼前消失，不管是卖掉、打死或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行。其实，帕茜小时候很讨人喜欢，也受大宅里的人欢迎。她那与众不同的活泼本性和乐观的心态，使她得到了许多宠爱与欣赏。据亚伯拉罕大叔说，太太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帕茜，经常喂她吃饼干和牛奶，把她叫到广场上，像逗弄小猫一样逗她玩。但是后来，太太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现在，魔鬼占据了她的心，她的眼里只有黑暗和愤怒，帕茜则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从本性上来说，埃普斯太太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只是她的心智被嫉妒所蒙蔽，其实，她的性格中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住在切尼维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在整个教区很受人敬重。她在密西西比河这边的某些学校里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漂亮、端庄，脾气又好。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和蔼可亲，唯独帕茜除外。她经常趁丈夫不在场的时候，给我们送些美味可口的小吃。如果她没有嫁给埃普斯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如果她能生活在一个与贝夫河截然不同的社会中，她一定是一位高雅而迷人的女性。可惜，没有如果。　　埃普斯尊重他的妻子，也爱他的妻子，但这都只是在他粗俗的本性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多数情况下，他极端自私自利的性格严重影响着夫妻之间的感情。　　尽管埃普斯心胸狭窄，但他会以自己卑微的方式去爱。他愿意满足她任何的怪念头，答应她的一切要求，当然，前提是不会花太多钱。帕茜一个人在棉花地里顶得上任何两个奴隶，冲这一点，她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卖掉她是不现实的，他很难接受。但太太并不把她这些优点看在眼里，这个高傲的女人的嫉妒心已经全面爆发，她一见到帕茜就满腔愤怒，恨不得一脚把她踩死才甘心。　　有时候，她的愤怒也会向埃普斯爆发，但再凶狠的争吵最终也会停下，随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而每到这种时候，帕茜就更加胆战心惊，她常常撕心裂肺地哭泣。因为，每当太太雷霆大怒的时候，埃普斯唯一能够平息她怒火的最好方法，就是答应她要对帕茜施以鞭刑，埃普斯说到做到。因此，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帕茜是个头脑简单的奴隶，这倒也不失为一个优点，因为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狂风暴雨”所带来的痛苦，最终都会自行消除，不留下一丝痕迹。　　从圣玛丽教区回来后，第二年夏天，为了满足我对食物方面的需要，我想到了一个计划，虽然有些幼稚，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得沿河两岸的许多奴隶纷纷效仿。看到奴隶们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也不禁有些扬扬得意了。那年夏季，熏肉生了虫子。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也吃不下去那样的肉。这导致可以供给奴隶们的肉量大大减少，通常到周六晚上前就已经吃光了，即使还有剩余，也肯定是爬满蛆虫，看到就令人作呕。于是，奴隶们便到沼泽里猎取浣熊和负鼠。但我们白天必须干活，完成工作量，只能到晚上去打猎。某些种植园里的奴隶，有时一连几个月就靠这种方式补充肉食。种植园主们并不反对奴隶打猎，那样可以为熏肉房省掉不少事，况且猎杀浣熊也可以保护玉米免遭破坏。奴隶们不准使用火器，所以他们就用狗和木棒打猎。　　浣熊的肉很可口，但烤负鼠的肉却更加美味。负鼠的身体呈长长的圆柱状，皮毛为白色，头部像猪，尾部却像老鼠。它们通常在地下挖洞藏身，或寄居在桉树的树洞里，行动非常笨拙迟缓。但负鼠却又极其狡猾，拿树枝轻轻敲它们一下，它们立刻就会滚在地上装死。如果猎人不管它们，没有及时扭断它们的脖子，就去追其他动物，等他们回来时就会发现“死掉”的负鼠已经不见了。这小东西利用假象欺骗敌人，趁机逃走了。事实上，劳累了一天的奴隶们非常疲惫，没有几个人愿意到沼泽地里去猎取晚餐，还不如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反正只要不饿肚子，不吃肉也死不了人。老爷们还怕他们吃得太多会变胖呢，主人们最希望奴隶们像赛马一样精瘦健壮，那样的奴隶利用价值最高。在红河沿岸的许多糖料和棉花种植园中，有很多这样的奴隶。　　常言道，需求乃发明之母。为了省却半夜三更到树林里或沼泽地里打猎的麻烦，同时利用我的小屋距离河岸不远的条件，我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解决生活中必需的食物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在河中建一个渔栅。　　我做了一个两到三英尺见方的框架，框架的高度根据水的深度来设定。在框架的三条边上，我钉上了木板，木板不能挨得太近，中间留出空隙让水可以自由通过。在第四条边两端的柱子上，各刻出一道凹糟，安一个可以沿凹槽上下滑动的门。框架内放置一个活动底板，能够很轻松地升到框架顶部。在活动底板的中央钻一个孔，将一根手柄或圆木棒的一端插入孔中，从底板下面绑住，但不要绑得太牢，否则便无法转动了。手柄的另一端一直伸到框架的顶部，甚至可以超出框架。手柄上钻有许多小孔，在小孔中插入长长的细木棍，它们朝向四面八方，不管大鱼小鱼，只要从这些小木棍中间穿过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木棍。框架做好之后，固定到水中，渔栅便形成了。　　简单说，这个渔栅就是一个有着活动底板和活动门、像板条箱一样的方形笼子。把活动门拉起来，为了不让门自动掉落，我在门的内侧靠下方刻一道凹槽，门拉起来后，在与凹槽对应高度的手柄上也刻一道凹槽，用一根木棍支在这两道凹槽之间，起固定作用。把玉米面加水与棉花揉在一起，变硬后放在渔栅的最里面，这就是诱饵。当鱼儿从门口进入渔栅并向鱼饵游过去时，不可避免地，它会撞在某一根小木棍上，从而导致手柄转动，使支撑门的木棍移位，没有了木棍的支撑，门便落了下去，把鱼儿困进了渔栅。抓住手柄的上端，将活动底板向上提，直到升上水面，便可以将鱼捞出来了。这样的渔栅在其他地方也许早就有人使用，但坦白地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贝夫河中盛产各种鱼类，而且个儿大味美。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伴们再也没有缺过鱼肉。这就好比挖到了宝藏—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多少年来，遭受奴役的非洲儿女们就是守着这条河，辛苦劳作却忍饥挨饿，殊不知这看似萧条的河流实则物产丰富，真是可惜。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们附近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对于冒犯的报复方式。在河对岸，与我们的小屋正相对的位置是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他出身于美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当时，纳奇兹附近的一位先生一直在和他商谈产业收购的事。一天，有个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的种植园报信，说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里正在发生可怕的争斗，而且已经有人流血，如果不赶快把争斗的双方分开，很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匆忙赶到马歇尔先生家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位来自纳奇兹的先生倒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死了；而马歇尔伤痕累累，浑身是血，正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原来两人商谈收购事宜时，发生了口角，继而拔枪相向，引发了这场无可挽回的惨剧。然而，马歇尔并没有因此坐牢。马克斯维尔当局虽然进行了审讯或调查，但马歇尔最终无罪释放，又再度回到了他的种植园。而且据我看来，这个“灵魂已经沾满同胞鲜血”的人似乎比以前更受人尊敬了。　　埃普斯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陪同马歇尔去了马克斯维尔，并在各种场合竭力替他辩护。但是他的好心并没有给他带来好报，马歇尔对他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后来竟与他反目成仇，想要他的命。他们在一次赌博中发生了争执，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有一天，马歇尔拿着手枪和猎刀，骑马来到了埃普斯的家门口，叫嚣着要与他理论；埃普斯没出来，他就骂他是胆小鬼，并扬言一见到他，就要像打死一只狗一样结果他的性命。埃普斯老爷始终没有接受对方的挑战，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胆小懦弱，也不是出于小心谨慎，而是因为埃普斯太太的缘故。可是后来，两人又达成了和解，从此还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北方各州，当事双方肯定会受到惩罚；然而在贝夫河沿岸，这种事却已是司空见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这里的人都习惯带着猎刀，一言不和、拔刀相向的事儿十分常见。从这点来说，他们不像是受过教化的文明人，更像无知无畏的野蛮人。　　惨无人道的奴隶制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人类美好的情感都被残酷和暴戾所取代。我每天目睹人间的各种苦难—听奴隶们苦不堪言的抱怨，看他们在无情的皮鞭下痛苦地翻滚，或被恶狗疯狂地撕咬，默默无闻地死去，连寿衣和棺材都没有，就被随意地埋入地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谈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不可否认，在阿沃耶尔县教区，的确还有很多宅心仁厚的好人，比如威廉 福特，他对奴隶们就充满了怜悯；还有很多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悲天悯人，对天下苍生都饱含深情，看到众生受苦受难，他们无法做到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我不想因为奴隶主的残忍而责怪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奴隶生来就低人一等，黑人接受白人的奴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透入骨髓。　　奴隶主中可能有仁义之士，自然也可能有残暴之徒—有些奴隶衣食无忧，幸福快乐；而有些奴隶则衣不蔽体，忍饥挨饿，尝尽凄苦。总之，在我看来，一个允许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制度，是残酷的、野蛮的和不公正的。社会上也有些作者创作了一些作品，来描绘奴隶们卑贱的人生。他们大多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庄严面孔，或写实，或杜撰，细述“无知是福”的好处。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扶手椅里，大谈奴隶生活的乐趣。如果让他们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去受苦，和他们一起睡在冰冷的小木屋里，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食物，一样遭受鞭打、追捕、蹂躏，那么他们大概就会以另外一种腔调，来讲述奴隶的故事了。倘若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一个苦命奴隶的内心，了解奴隶心底的愿望—那些在白人面前永远不敢声张的念头—在夜不能寐的夜晚，让黑人和白人并肩而坐，开诚布公地谈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白人就会发现，99%的奴隶都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不比任何人少一分。第十五章 奴隶们的圣诞节　　这是休息的节日，是吃喝玩乐、尽情嬉戏的节日，是奴隶们的狂欢节。虽然一年中只有这么几天，他们可以享受有限的自由，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欣喜若狂了。　　　　我不擅长摘棉花，每到砍甘蔗和制糖的季节，埃普斯就把我租给了糖料种植园。我为别人干一天活，他就能得到一美元的租金，以此补偿我在棉花地里的劳动。我很擅长砍甘蔗，连续三年，我的速度在霍金斯先生的甘蔗园里都保持着领先地位。有五十到一百个奴隶同时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但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我。　　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描述过棉花的种植流程，现在也许该说说甘蔗了。　　种甘蔗的头道工序和种棉花一样，也是犁地松土，不过种甘蔗时土要犁得更深一些，但具体操作并无太大区别。1月份开始种甘蔗，通常会持续到4月。甘蔗为多年生植物，种一次可以连续收三茬，直到宿根彻底坏掉，挖出来再重新种植。　　种甘蔗需要三组奴隶同时作业。第一组从甘蔗堆中把甘蔗抽出来，砍掉茎秆上的头和梢，只留下完好健康的蔗茎。每一节蔗茎上都有芽头，和土豆类似，埋进土壤后就会生出芽苗。第二组将蔗茎放置在事先犁好的土沟里，通常是两根蔗茎并排摆放，前后间隔四到五英寸。第三组手持锄头跟在后面，用土将蔗茎埋住，通常以蔗茎埋在土下三英寸为宜。　　最多四周，甘蔗的芽苗便钻出地面，从此进入快速生长期。甘蔗田和棉田一样，要锄三次草，只不过甘蔗的根会吸附大量土壤。8月初的时候，锄草基本已经完成，大概到9月中旬时，砍掉需要留种的甘蔗，堆成垛储藏起来。进入10月，压榨机或制糖厂就要做好准备，随后马上进入甘蔗的收割阶段。　　甘蔗刀的刀刃长十五英寸，中间部分宽三英寸，越靠近刀尖和手柄就越窄。刀片很薄，为了不影响速度，需要经常磨得锋利无比。砍甘蔗时，奴隶们三人一组，每人负责一行，中间的人在前，其他两人一左一右跟在后头，同步向前推进。具体操作是，先用刀削掉甘蔗茎秆上的叶子，然后砍掉末梢不熟的部分，只留下完全成熟的蔗茎。需要注意的是，不熟的部分必须全部砍掉，否则糖浆容易发酸，影响蔗糖的销路。砍掉末梢之后，再从根部砍断，把根留在土壤中，即宿根。中间那个人只需把整段蔗茎放在身后即可。而跟在左右的两个人，则需要把他们砍下的蔗茎和中间那个人的放在一起。每组后面会跟着一辆马车，年幼的奴隶们负责把砍下的甘蔗搬上车，运往制糖厂加工。　　如果种植园主发觉霜冻即将来临，就需要对甘蔗进行深埋处理。此时需要提前砍下甘蔗的茎秆，竖着放进水沟，甘蔗的末梢部分可以遮挡茎秆免遭霜打。按这种方式存三周到一个月，甘蔗不会变酸，又能防止霜冻。等到适当的时候再把它们取出来，切边，装车运到制糖厂。　　1月份，奴隶们重新回到地里，为甘蔗的第二轮生长做准备工作。此时，地里遍布枯萎的甘蔗梢和甘蔗叶，将它们收拢起来，待到某个晴天，放火全部烧光。随后，需要松一松甘蔗残株周围的土，要不了多久，宿根上便会发出新的芽苗。再过一年仍是如此，不过到了第三年，甘蔗宿根的生命力已经耗尽，需要挖出来，然后犁地重新栽种。通常情况下，第二年的甘蔗要比第一年的甜，产量也更高；而第三年又胜于第二年。　　连续三季，我都在霍金斯的种植园里干活，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待在制糖厂。霍金斯的种植园加工出的白糖因质量上乘而远近闻名。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制糖厂和蔗糖的加工流程。　　制糖厂矗立在河边，是一栋用砖石垒成的庞大建筑。紧挨着厂房，有一道四面敞开的大棚，长约一百英尺，宽四十到五十英尺。厂房外是一台巨大的锅炉，里面冒出浓浓蒸汽。在制糖厂里面，地上有一个十五英尺高的砖墩，上面安放着机器和发动机。机器带动两根直径两到三英尺、长六到八英尺的巨大铁滚轴，滚轴的位置要高于砖墩，两根滚轴同时向中心旋转，用来压榨甘蔗。滚轴下方是一条传送带，由铁链和木头做成，状如小型压榨机上的皮带，从屋里一直伸到屋外，贯穿整个棚子。甘蔗被马车一车车从田里运到这里来，卸到大棚的两侧。传送带的两旁各站一排黑人小孩子，他们负责把甘蔗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厂房内，填入滚轴之间。经过压榨之后，甘蔗渣会落在滚轴下面的另一条传送带上。这条传送带通往厂房外的另一个方向，将甘蔗渣输送到一个大烟囱里烧掉。这种处理方法比较彻底，可以做到一劳永逸。因为如果不马上烧掉，那些甘蔗渣很快就会堆满整个厂房，而且它们在短时间内就会发酸、腐烂、变臭，极易引起疾病。　　滚轴下方是一个导引槽，榨出来的甘蔗汁落入其中，然后流进一个储存池。用管子将蔗汁引入五个过滤筛，每个过滤筛又连着数个大桶。过滤筛中充满骨炭，这是一种类似于粉状木炭的物质，通过将骨骼放入密闭容器煅烧制成，主要用途是对熬煮之前的蔗汁进行脱色处理。过滤后的蔗汁，会流进地上一个更大的池子里。通过蒸汽泵，把蔗汁从池子里抽进一个铁制的澄清池，并用蒸汽加热至沸腾。接着，通过连接管，蔗汁又经过第二个和第三个澄清池，然后进入一个封口的铁罐。铁罐内有管道通过，而管道内又充满了蒸汽。蔗汁受热沸腾后，要再度通过三个同样的铁罐，最后才用另一根管道将蔗汁输送到地面上的冷却槽里。冷却槽其实就是许多木盒子，但盒底是非常细密的网筛。熬煮后的蔗汁流入冷却槽，遇到空气后迅速结晶成粒，而糖浆则通过筛子流到了下面的收集箱中。　　此时，筛子上已经析出了许多晶莹剔透、洁白如雪的白砂糖或块糖。冷却后取出来，装入大木桶，就可以拉到市场上卖了。而收集的糖浆，则通过另一个流程被制成红糖。　　我所描述的这个制糖厂并不算完美，其他地方也许还有规模更大、结构也大不相同的制糖厂，但不管怎样，在贝夫河两岸，霍金斯的制糖厂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新奥尔良的兰伯特是霍金斯的合伙人，此人绝对富得流油，据我所知，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四十多家糖料种植园中都有股份。　　一年到头，奴隶们唯一能从无休止的劳役中解脱出来的时间，便是圣诞节。埃普斯通常会给我们放三天假—其他种植园主有放四天、五天或六天的，这就看主人的慷慨程度了。这是奴隶们最殷切期盼的日子，从年初到年尾，他们望眼欲穿地期盼这个节日。每一天夜幕降临，他们就很开心，不是因为终于可以睡一会儿觉，而是因为离圣诞节又近了一天。不管老人或是孩子，在这个节日里都同样的欢天喜地，就连亚伯拉罕大叔也不再唠叨安德鲁 杰克逊将军的丰功伟绩，帕茜也暂时忘记了她曾遭受过多少苦痛，一切的一切，都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烟消云散。这是休息的节日，是吃喝玩乐、尽情嬉戏的节日，是奴隶们的狂欢节。虽然一年中只有这么几天，他们可以享受有限的自由，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欣喜若狂了。　　这一带还有一个传统，即当圣诞节来临时，某个种植园主要把附近种植园中的奴隶全都邀请过来，和他自己的奴隶们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圣诞晚餐。比如说，倘若今年由埃普斯提供晚餐，那么明年圣诞之际就轮到马歇尔，后年便是霍金斯，依次循环。通常情况下，一顿圣诞晚餐能集合三到五百名奴隶，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徒步、坐马车、骑马或骑骡子，有时两三个人共骑一匹马或一头骡子。有一回，亚伯拉罕大叔、菲比婶婶和帕茜三个人骑在同一头骡子上，小跑着去某个地方吃圣诞晚餐，这种情景在贝夫河附近并不会引起人们的侧目。　　那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奴隶们个个盛装打扮，棉衣已经洗干净，鞋子也用蜡烛打磨过，要是正好有顶无沿的帽子，那就神气十足地扣在头上。不过，就算是光着脑袋或光着脚，他们也一样会受到盛情款待。通常，女人们会用手巾裹着头发，如果谁运气好，碰巧有条火红的丝带，或者从女主人的祖母那里承袭了一顶破软帽，到了这样的场合，就一定要拿出来戴在头上。据我观察，年轻女奴们最喜爱的颜色是红色，尤其喜欢鲜艳的红色。如果没有红丝带，她们想尽办法也要找一根这样或那样的红绳子，把她们羊毛一样乱蓬蓬的头发扎起来。　　聚餐的桌子摆在露天的地方，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肉类和蔬菜。熏肉和玉米饼是上不了这样的席面的。准备这么多人的饭食是一个大工程，做饭的地点有时候在种植园的厨房里，有时候转移到院子里某棵茂密的大树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需要在地上挖一条沟，把木柴放到沟里点燃，直到烧成火红的炭，然后就着炭火烤鸡肉、鸭肉、火鸡肉和猪肉。有时，甚至会把一整头野牛放在火上烤，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除了肉类，聚餐上还能吃到面粉做的饼干、桃子和其他水果做的蜜饯。还有除了肉馅之外的各式果馅饼，以及其他许多奴隶们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点心。只有全年仅靠熏肉和玉米饼为食的奴隶，才会真心发现，这样的一顿大餐是多么丰盛。平时养尊处优的白人们自然不会对这样的饭食垂涎欲滴，他们往往聚在一旁，像观察吃草的牲口一样，津津有味地欣赏大快朵颐的奴隶们。　　奴隶们围坐在粗糙的木桌旁，男人一边，女人一边。有些奴隶私底下早已暗生情愫，这时就会想方设法坐到彼此对面。爱情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奴隶们虽然地位低微，生活艰苦，但那颗淳朴的心依然可以享受爱情的甜蜜，真是令人欣慰。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黝黑的面孔熠熠生辉。他们的牙齿多么洁白，如象牙一般令人羡慕，在黑皮肤的映衬下更加光彩夺目，桌子两旁形成了两道长长的晶莹的玉带。面对如此盛宴，奴隶们神采飞扬，心醉神迷，欢笑声、餐具的叮当声响成一片。卡夫高兴得眉飞色舞，情不自禁地把胳膊搭在了邻座的肩头；内丽朝桑博晃动着手指，笑得花枝乱颤，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开心，如此忘乎所以。这欢乐和嬉闹从晚餐开始，一直持续到结束，一刻也不曾中断。　　奴隶们吃光了桌子上的所有食物，他们的肠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接下来，圣诞舞会要开始了。每逢这样的节日，我的任务就是拉小提琴。众所周知，非洲黑人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种族，我的同伴中就有许多弹班卓琴 的高手。我在这一带拉小提琴是出了名的，常被人称作“贝夫河上的欧里 布尔 ”。我的主人经常收到其他白人发来的邀请信—有的甚至来自十英里之外—请他派我过去，为他们的舞会或节日庆典演奏。主人因此会获得一定的报酬，而我回来时，口袋里往往也装满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那是高兴的客人们赏赐给我的礼物。也正是因为这些机会，我对贝夫河流域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每当普莱特 埃普斯（我的名字）拿着小提琴从镇上经过时，赫尔莫斯维尔的青年男女们就知道，又有可以凑热闹的地方了。在我经过的路上，有很多人会打开门或窗户，问道：“你这是去哪儿啊，普莱特？”或者“今晚演奏什么啊，普莱特？”很多次，我走在大街上，就会有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围在我身边，央求我演奏一曲。如果我不着急赶路，就会抽出琴弓，坐在骡子的背上为人们演奏。　　唉，如果没有心爱的小提琴，我真不敢想象自己该怎样度过那漫长的奴隶生涯。凭着它，我得以进出许多富丽堂皇的大宅；凭着它，许多个日子里我不必在田地里忍受劳作之苦；凭着它，我才有资本让我的小屋更加充实。比如，我给自己添置了烟斗和烟草，还买了几双新鞋；此外，它还让我有机会经常远离暴戾的主人，不用看他如何残忍地虐待我的同伴。相反，我见证了更多的酒宴与欢乐。它是我的忠实伴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当我快乐时，它用高昂欢快的声音应和我；当我忧伤时，它用轻柔婉转的旋律抚慰我。多少个夜晚，当我想到命运的不幸和前途的黑暗，因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它就会为我唱起一首平安之歌。安息日里，当我们获准一到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便带着它来到河岸边某个安静的地方，悠悠扬扬地拉上一曲，让琴声带着我的心声，随着河水流向未知的远方。亲爱的小提琴，让我声名远播。因为它，我交到了朋友—如果没有它，像我这样的黑奴永远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它，我在每年的盛宴中拥有一个上宾的座位，在圣诞舞会上获得了最热诚的欢迎。啊，圣诞舞会！如果你看到过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们的舞蹈，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欢快”，什么才叫“发自内心的快乐”，什么才叫“热情奔放无拘无束”。在圣诞之夜的星光下，奴隶们并不是像那些平常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一样，拖着懒洋洋的步伐，像蜗牛一样，跳着慢吞吞的花布舞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舞动的吧！　　有一年的圣诞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说它是极具代表性的。通过这段回忆，读者也可以大致了解我们过圣诞的情景。那晚的舞会最先是从两个人开始的，一个是斯图尔特家的女奴莱夫丽小姐，另一个是罗伯茨家的奴隶山姆先生。山姆对莱夫丽的爱慕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奴隶中间还有另外一对小情侣，女的是马歇尔家的，男的是凯里家的。莱夫丽性格活泼，算得上一个十足的疯丫头；她在卖弄风情方面，更是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山姆 罗伯茨可以说是风光无限。莱夫丽在众多男子的邀请面前，唯独向山姆伸出了手，同他跳起了第一支舞。其他男人一个个不禁垂头丧气，又气得直晃脑袋，恨不得冲上去把山姆按在地上暴打一顿。但山姆对他们的愤怒视而不见，在迷人的舞伴旁边，他的双腿像鼓槌一样上下跳个不停。人们把他俩围在中间，不住地欢呼喝彩。他们越跳越兴奋，当所有人都跳累了停下来喘息，他们却仍旧跳个不停。山姆最终体力不支退下场来，留下莱夫丽一人像陀螺一样在场上旋转。这时，山姆的一个竞争对手皮特 马歇尔趁机跃上前去，他使出浑身解数，做出各种难以想象的动作，仿佛在拼命地告诉莱夫丽和全世界：山姆 罗伯茨是个没用的、无足轻重的家伙。　　然而，皮特完全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如此激烈的舞蹈很快便让他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像个被倒空的麻袋一样瘫在地上。哈利 凯里又不失时机地蹿上去一试身手，可是莱夫丽也没有给他太久的时间表现，不一会儿他就喘着粗气败下阵来。人们不停地对着莱夫丽欢呼喝彩，作为贝夫河上“最能跳的姑娘”，她的地位始终无人可以撼动。　　人们一波一波地拥上场，又一波一波地退下来，在场上停留的时间最长的人，将获得人们最热情的赞扬，舞会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天大亮。小提琴的声音从未间断，不过他们也会奏出自己独有的音乐，那就是用手打出的“拍子”，和着一曲曲并没有实际意义的歌曲。那些歌词在创作之时，就没有打算要表达什么思想或内涵，而只是纯粹为了迎合某些曲调或动作。打拍子的动作也很花哨，通常是先用双手拍打双膝，然后双手互拍，再用一只手拍打右肩，另一只手拍打左肩，拍打的同时还要保持与双脚和歌唱的节奏。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小溪弯弯小河流，　　啊，亲爱的人，　　我要和你到白头；　　死了咱就上天堂呀，　　没有愁来没有忧；　　万能的造物主啊，　　你听我说，　　我想要的并不多，　　大大的种植园我只要一个，　　还要个漂亮可人的好老婆。　　合唱：爬上那橡树，跳下那河，　　两个监工呀，看一个奴隶干活儿。　　　　要是这段歌词和曲子不合拍，那就换成“老猪眼”—那真是诗歌中的极品，当然，如果你不曾在南方听奴隶们把它唱出来，也许你只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蹩脚的文字，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走了，谁来了？　　漂亮的小姑娘哟，　　身穿花衣裳。　　　　老猪眼啊！　　老猪眼！　　还有那大马哟！　　健壮又漂亮！　　　　娘胎里出来头一回见，　　小姑娘身穿花衣裳。　　　　老猪眼啊！　　老猪眼！　　还有那大马哟！　　健壮又漂亮！　　　　或者再看下面这一首，更荒诞，更不知所云，但是从奴隶们的嘴巴里唱出来时，却极富韵味：　　　　黑鬼迪克黑鬼乔哟，　　这俩混球偷了我的羊哟。　　　　合唱：陪着吉姆单脚跳，　　陪着吉姆走一遭，　　陪着吉姆把话聊。　　　　黑人老鬼名叫丹，　　黑得简直像块炭，　　黑人老鬼乐翻天，　　庆幸自己不是炭！　　　　陪着吉姆单脚跳，　　陪着吉姆走一遭，　　陪着吉姆把话聊。　　　　过完圣诞节当天，奴隶们可以自由安排剩下的假日。主人会给他们开路条，在限定的距离内，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或者他们也可以留在种植园里干活，但此时主人会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不过，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后者。这几天里，奴隶们像这个世界上许多自由的人一样，他们东奔西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短暂的放松，暂时远离恐惧和皮鞭，让他们从外表到举止风度，都彻底变了样。他们已经不再是那群在地里劳作的奴隶了，他们拜访朋友，骑马游玩，或者偶尔也去会会旧情人，或者买些能让自己开心的小东西，总之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对于南方种植园里的奴隶们来说，一年当中，只有这三天圣诞假期是快乐无忧的，而在剩下的三百六十二天，则充满了疲惫、恐惧、痛苦和无休无止的劳役。　　圣诞节是订婚结婚的好时候，这已经是奴隶们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两个奴隶要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在仪式之前，他们只需征得各自主人的同意即可。女奴的主人通常鼓励她们结婚。在奴隶的世界里，只要主人同意，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妻子，女人也可以拥有多个丈夫，而且结婚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抛弃另一方。关于离婚或重婚罪之类的法律，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奴隶们只是私人的财产。如果妻子和丈夫分属两个不同的种植园，丈夫可以在星期六的晚上到妻子那里去，当然，前提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比如亚伯拉罕大叔的妻子，就住在与埃普斯的种植园相距七英里的赫夫鲍尔河畔。埃普斯准许他每两周去看一次妻子，不过正如我前面说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最近甚至经常忘了这回事儿。亚伯拉罕大叔的脑子里每天想的尽是杰克逊将军，像男女情事，床笫之欢，是无知无畏的年轻后生们干的事，像他这样严肃深沉的哲人，自然是不合身份的。第十六章 获救希望的破灭　　获救的希望就像一束光线，照在我心灵上，给我唯一的安慰。如今这希望之光摇曳不定，暗淡下来，它终将被沮丧的气息彻底熄灭……　　　　我几乎从未离开过埃普斯老爷的种植园，除了在甘蔗成熟的季节，到圣玛丽教区做工以外。他只是个小种植园主，奴隶的数量不多，所以不需要聘请工头，监工的事通常都由他自己干。他没钱购买更多的奴隶，所以到了采摘棉花的忙碌季节时，按惯例他会雇用一批奴隶前来帮工。　　在稍大的种植园里，如果拥有五十、一百甚至二百名奴隶时，就必须配一个监工了。据我所知，监工清一色地都骑着高头大马，腰里挎着手枪、猎刀和皮鞭，身后还跟着几条狗。他们通常跟在奴隶们后面，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做监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足够的冷酷无情。他们的职责是保证作物的收成，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奴隶们无论受多大的苦也是在所不惜的。狗主要用来追赶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当然，如果奴隶偶尔生病，跟不上干活的进度，或挨不了鞭子时，狗就派上了用场。手枪是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已有许多先例证明带枪是完全有必要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奴隶们被压迫得太狠，有时也可能会奋起反抗。去年1月，马克斯维尔竖起了一个个绞刑架，一年前有个奴隶杀死了他的监工，后来被当众绞死。　　那件事，发生在离埃普斯红河边的种植园不远的地方。那天，这个奴隶的任务是劈木头，可是后来监工又给他派了其他差事，占用了大部分时间，使得他根本无法完成劈木头的任务。第二天，监工找他算账，丝毫无视他被另一件差事占用了时间的事实，不由分说便命令他脱掉上衣，准备抽他一顿鞭子。当时树林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附近也没有人。那个奴隶刚开始屈服于监工的淫威，挨了一些鞭子，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让他窝了一肚子火，加上鞭打的痛苦，他终于忍无可忍，跳起来抓起一把斧子，就把监工砍死了，而且把尸体剁得支离破碎。杀人之后，这名奴隶并没有逃跑或藏起来，而是马上跑到他的主人那里，陈述了整件事的经过，并声称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来赎罪。最后他被送上了绞刑架，绳索套在脖子里时，他仍面不改色，毫无畏惧，临死之前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监工下面还有把头，把头的数量与奴隶的人数成一定的比例。把头一般由黑人担任，他们除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要被迫拿鞭子管理他负责的其他奴隶。干活时，他们就把鞭子盘在脖子里。如果不好好利用鞭子管理其他奴隶，让鞭子成了摆设，那他们自己就要挨鞭子。不过把头们可以享有一小部分特权，比如，砍甘蔗期间，奴隶们是不能长时间坐在地上吃饭的，而把头可以。厨房里做好了玉米饼，中午用马车拉到地里。把头负责分发食物，奴隶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完。　　夏天，奴隶们超负荷劳动时，经常会出现中暑或脱水的现象。往往正在干活时，就有人猝然倒地，身体僵硬。把头就会把他们拖到棉花、甘蔗或附近大树的阴凉下，泼水或用其他的方法把他们弄醒，让他们再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干活。　　我刚来到埃普斯的种植园时，是在赫夫鲍尔，我们的把头是罗伯茨的奴隶汤姆。汤姆是个粗鲁的家伙，而且极端苛刻。埃普斯搬到贝夫河后，开始让我做把头。所以，我每天下地干活时，都要把鞭子盘在脖子里，直到我最终离开。埃普斯在场的时候，我不敢太过仁慈，我不像有名的汤姆叔叔 那样，拥有基督徒刚毅不屈的精神，敢于面对主人的滔天大怒，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事实证明，我只有屈从于主人，才能避免汤姆叔叔殉难的结局，同时也能使我的同伴少受些苦。我很快就发现，不管埃普斯在不在地里，他都能严严实实地监视我们。或许是从广场上，或许是从附近的某些大树后，或许是在其他隐蔽的观察点，他密切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是我们中间有谁干活拖了后腿，或者偷懒了，晚上回到宿舍时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对于埃普斯来说，有错必罚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些犯错的奴隶必定要遭受惩罚，而我因为监管不力，同样也要受罚。　　但是，如果他看到我毫不客气地用起了鞭子，就会格外心满意足。俗话说，熟能生巧，一点也不错。我在做把头的八年时间里，学会了如何灵巧准确地操纵鞭子，每一鞭挥出去，我都能让鞭子恰到好处地落在与同伴们的后背、耳朵或鼻子相差只有一根头发丝的地方，使他们看上去好似挨了打，却不用承受切肤之痛。当我们感觉埃普斯正在远处观望，或者相信他正藏在某个地方偷偷窥视时，我就开始起劲儿地挥舞起鞭子，而同伴们也按照事先约好的，装作痛苦与愤怒的样子，辗转扭动着身体，发出一声声尖叫。实际上，鞭子连他们的皮都没有蹭到。当埃普斯在场的时候，帕茜又总会不失时机地在他面前抱怨，说我整天不停地鞭打他们。还有亚伯拉罕大叔，总是摆出他那特有的诚实面孔，严厉地指责我，说我打在他们身上的鞭子，比杰克逊将军在新奥尔良打在敌人身上的鞭子还要重。这时，如果埃普斯没有喝醉，又碰巧心情不错，那他便会扬扬得意一番。而如果他喝醉了酒，我们中自然就会有人要吃些苦头了。有时候他的暴戾十分恐怖，可能会让他的奴隶们性命不保。有一次，这个喝醉酒的疯子为了取乐，竟然想割断我的喉咙。　　那天，他去赫尔莫斯维尔参加射击比赛，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和帕茜肩并肩地锄着地，她突然低声对我说：“普莱特，你有没有看到，那老猪头又招手让我过去了？”　　我侧着脑袋偷偷向周围扫了一眼，发现埃普斯果真正站在地边，打着手势，扮着鬼脸，这是他喝到半醉时候的习惯。帕茜看出了他的下流意图，开始哭了起来，我低声提醒她不要抬头，就当没有看到埃普斯，只管继续干活。埃普斯怀疑是我捣的鬼，他蹒跚着步子，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　　“你对帕茜说了什么？”他冲我吼道，嘴里连带着不干不净的字眼。我随口编了些托辞搪塞他，结果反倒让他更加怒不可遏。　　“这个种植园什么时候成你的了，你这该死的黑鬼？”他这样问道，发出恶毒的冷笑，同时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衬衣领子，而另一只手则向口袋中伸去。“现在，我要割断你的黑喉咙；没错，我就是要这么做。”说话间，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小折刀。但他一只手无法将折刀打开，最后他用牙咬着刀刃往外拔，眼看就要成功了。我感觉自己必须挣脱他，因为此时他根本就不清醒，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开玩笑。我衬衣前面的扣子是开着的，于是我迅速转身，从他跟前跳开，但他仍紧紧攥着我的衣服，结果整件衬衣被他从后面拽了下来。他抓不着我了，就喘着粗气追我，不一会儿就停下来歇气，骂上几句，接着继续追。后来实在追不上，他便又是命令、又是哄骗我到他跟前去，不过我始终小心翼翼地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这样，我们在地里兜了好几个圈子，他气急败坏，拿东西砸我，每次都被我躲了过去。我当时并不害怕，反倒觉得有些可笑，我心里清楚，等埃普斯酒醒之后，他一定会被自己酒后干的傻事逗得哈哈大笑。最后，我看到太太正站在院子的篱笆前，看着我们主仆二人半是严肃、半是滑稽的表演。我立刻从埃普斯身边冲过去，直接跑向太太。埃普斯也看到了太太，他并没有追过去。他在地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我就一直站在太太身旁，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太太也发火了，指责她的丈夫和帕茜。终于，埃普斯向大宅走去，这时他差不多已经醒酒了，走路不再东摇西晃。他背着手，故作庄重，还装得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等他走近，埃普斯太太开始厉声呵斥他，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问他到底为什么想要割断我的喉咙。我没想到的是，埃普斯竟然摆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还以所有圣人的名义发誓，说他那天都没有跟我说过话。　　他厚颜无耻地质问我：“普莱特，你这满嘴瞎话的黑鬼，我跟你说过话吗？”　　身为一个奴隶，哪怕你说的是事实，但公然反驳自己的主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当时沉默不语，等他进入大宅后，又回到地里继续干活，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差点暴露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来历。如果真是那样，我费尽心机隐藏真实身份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我很可能永远无法逃脱了。埃普斯刚买下我时，就问过我会不会读书写字，我告诉他，我曾经受过一点点入门教育。于是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倘若让他发现一次，我身边有书、钢笔或墨水之类的东西，他就抽我一百鞭子。他说，他希望我能理解，他买下我们这些奴隶是用来干活的，不是来受教育的。至于我来自哪里，以前怎么生活的，他从不过问。倒是太太经常问起我华盛顿的事，她以为那里就是我的故乡。她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无论从言谈还是举止，我都与其他“黑鬼”不同。她非常肯定，我是个见过世面的奴隶，我知道的东西要比我表现出来的多得多。　　一直以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到邮局，偷偷给我北方的家人或朋友寄一封信。读者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重重困难，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生存环境，不知道我受到了怎样严苛的限制。首先，主人不允许我拥有笔、墨水和纸；其次，如果没有路条，奴隶是不能离开主人的种植园的，而且如果没有主人的书面指示，邮局是不会为一个奴隶寄信的。因此，我一直小心谨慎地努力寻找机会。等到我做了九年奴隶的时候，我终于有幸得到了一张纸。那年冬天，埃普斯老爷到新奥尔良卖棉花去了，太太派我到赫尔莫斯维尔去买些东西，其中包括一些大号的书写纸。我就顺手牵羊偷偷抽了一张，藏在小屋里我睡觉的木板下面。　　经过各种试验，我终于找到了制作墨水的方法，即熬煮白枫树皮。后来，我又从鸭子的翅膀上拔下一根羽毛，解决了笔的问题。当小屋里的其他人全都沉沉睡去，我借助炭火的微光，趴在床板上写了一封长信。信是写给我在仙蒂山的一位旧相识的，我在信里细述了自己的处境，让他想方设法来解救我。这封信我藏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它顺利地寄出去。直到后来，我们附近来了一个白人小伙子，名叫阿姆斯比。他想在种植园里找份监工的差事。他到埃普斯这儿来自荐，但只待了几天，随后去了离我们不远的肖的种植园，在那儿干了几个星期。肖是个赌徒，为人也不够正直，所以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帮猥琐之徒。他娶了自己的女奴夏洛特为妻，结果家里养了一窝黑白混血儿。阿姆斯比越混越差，后来被迫和奴隶们一起下地劳作。白人下地干活，这在贝夫河沿岸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奇观。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套近乎，希望能够获得他的信任，以便把我的信交托给他。他经常到马克斯维尔去，据他说，那个镇离我们这里有二十英里，于是我决定，要在那里把信寄出去。　　我再三斟酌，想找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向他提出这个请求。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下次去马克斯维尔时，能不能替我到邮局寄封信。但我没有告诉他信已经写好，更没有提到信的任何内容，因为我怕他出卖我。我还不能确认，他是否值得信赖，所以必须有所提防。有天夜里一点钟左右，我偷偷从小屋里溜出来，穿过田野，跑到肖的种植园，在广场上找到了正在睡觉的阿姆斯比。我没多少钱，只有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那是我拉小提琴得来的赏赐。但我向他保证，只要他能帮我这一次，我情愿把我拥有的一切，都送给他作为报答。另外，如果他不能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恳请他能够替我保密。于是，他以他的名誉向我保证，他一定会在马克斯维尔的邮局替我寄出信，并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尽管当时，那封信就装在我的口袋里，但我还不敢立即拿出来给他。我告诉他，我会在一两天之内写好信。之后，我向他道了晚安，又偷偷溜回了我的小屋。然而此时，我仍然疑虑重重，提心吊胆，整晚都睡不着，脑子里一直盘算着最安全妥当的方法。为了达到目的，我愿意冒一切风险，但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埃普斯的手里，那我肯定死路一条。我焦虑到了极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疑虑并非多余。隔了一天，我们正在棉花地里干着活，埃普斯坐在他与肖的种植园之间的界篱上，远远监视着我们。不久，阿姆斯比过来了，他也爬上界篱，坐在埃普斯的旁边。他们在那儿坐了两三个小时，我也战战兢兢地担心了两三个小时。　　当晚，我正在烤熏肉时，埃普斯提着生皮鞭，走进了我的小屋。　　“好小子，”他开口说道，“听说，我这里有个识字的奴隶，打算写信托某个白人给寄出去。你知道这人是谁不？”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呢？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打死也不能承认。尽管心口不一违背了做人起码的诚信，但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别无选择，也许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吧。　　“我不知道啊，埃普斯老爷，”我故意装傻充愣，还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前天晚上，你是不是到肖的种植园里去了？”他问。　　“没有啊，老爷！”我答道。　　“你是不是要请阿姆斯比替你到马克斯维尔寄封信？”　　“天啊，为什么呀，老爷，我这一辈子和他说过的话都不超过三个字。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　　“哼，”他继续说道，“阿姆斯比今天告诉我，说我的奴隶中间有个不老实的，要我看紧点，否则他就会跑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去了肖的种植园，大半夜把他叫醒，想让他替你到马克斯维尔寄封信。这你怎么解释，嗯？”　　“老爷，我能说的是，”我回答，“这些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我一没墨水二没纸，怎么可能写信呢？再说我无亲无友，写了信都不知道寄给谁呢。那个阿姆斯比在撒谎，大家都说他是个酒鬼，没人相信他的话。您知道我一直都说真话的，而且没有您的路条，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种植园。老爷，现在我总算看出来阿姆斯比想干什么了。他不是想要您雇他做监工吗？”　　“没错，他是想让我雇他来着。”埃普斯说。　　“那就对了，”我说，“他想让您相信，我们都想逃跑，那样您就会觉得应该雇一个监工来看着我们。所以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想要这份工作。他在撒谎呢，老爷，您可千万不能相信他啊。”　　埃普斯沉思了一会儿，显然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随后他惊呼道：　　“哎呀，普莱特，幸亏你讲了真话，要不然我就被他耍啦。这小子一定把我当成一个软柿子了，他以为拿那些不着调的谎话就能蒙住我呢，把我当傻瓜了吗？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自己的奴隶都看不住？呸！他以为我老埃普斯是个怂包对吧，嗯？哈哈哈！该死的阿姆斯比！普莱特，下次看见他就放狗咬他！”随后他又大肆抨击了阿姆斯比的人品，同时自吹自擂照看种植园和管理奴隶的本事，最后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的小屋。　　等他走远，我立刻掏出那封信扔进火里。这封信耗费了我多少的精力啊，它承载了我多大的希望啊，我曾殷切地幻想，它将带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如今，我看着它在炭火上扭曲萎缩，化作一缕轻烟，留下一撮灰烬，我的心再次跌入绝望的深渊。阿姆斯比这个卑鄙小人，不久之后便被肖赶出了他的种植园。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一直担心他会重提此事，万一他说服埃普斯相信他呢？我不敢想象。　　此时，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我该向谁求救呢？每一次，希望在我的心中刚刚萌芽，便立刻枯萎毁灭。我生命的盛夏正悄然逝去，我愈发老气横秋起来。也许要不了几年，劳苦、忧伤，以及沼泽中有毒的瘴气，便会要了我的命。我会躺在无名的坟墓里，腐烂，最终被遗忘。我已经求助无门了，我遭受了排斥、背叛和孤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获救的希望就像一束光线，照在我心灵上，给我唯一的安慰。如今这希望之光摇曳不定，暗淡下来。它终将被沮丧的气息彻底熄灭，留下我在子夜般的黑暗中孤独摸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十七章 威利的逃亡　　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　　　　岁月流逝，时间来到了1850年。其实，每一年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不过有些事讲来索然无味，徒让读者扫兴，我在此便略过不提了。这一年对菲比的丈夫威利来说，实在是倒霉透顶。威利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所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他。尽管他不常说话，每天都循规蹈矩、毫无怨言地生活劳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里就是一潭死水。从表面上看，他孤僻内向，又固执己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他很冷漠地看待亚伯拉罕大叔的人生哲学，也不搭理菲比婶婶的谆谆规劝。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不带路条，偷偷跑到了附近别的种植园里。　　那天也许是聊得太投机了，不知不觉间，他竟然忘记了时辰，等他意识到时，天已经破晓了。他拼命地往回跑，祈祷着能在起床号角响起之前回到宿舍。可不幸的是，他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队。　　我不知道，有奴隶制存在的其他黑暗角落是什么样子，但在贝夫河，有一个名为巡逻队的组织，他们的职责就是逮捕和鞭打私自跑出来的奴隶。他们可以任意惩罚一个没有路条就离开主人种植园的黑奴，如果黑奴试图逃跑，他们甚至可以打死他。我也不知道，这是法律还是公众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总之，每一支巡逻队负责一定的地段和距离，种植园主们根据各自奴隶的数量，按比例出资，给他们提供费用。他们一般骑着马，由队长率领，腰里挎着枪，后面跟着狗。白天，我们经常能看见他们急促地奔跑在附近的路上。有时也会看见他们赶着一个奴隶，或用绳子套住奴隶的脖子，牵在马后，向奴隶主人的种植园走去。　　倒霉的是，威利就碰上了其中一支巡逻队。他撒腿就跑，想在被他们抓住之前，逃回自己的小屋。但是他们有狗啊，一只快要饿疯了的猎狗很快追上了他，死死咬住他的一条腿不放。巡逻队赶上来，狠狠抽了他一顿鞭子，然后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带回到埃普斯的种植园。埃普斯又更加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两顿鞭打，加上狗咬，威利浑身疼痛难忍，连站都站不稳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地干活，还要跟得上别人的进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威利早已血淋淋的后背，马上又尝到了主人熟悉的皮鞭的味道。这样的痛苦，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他终于决定逃跑。他没有向妻子菲比透露一点想法，便独自开始实施计划。他事先做好了一个星期的口粮，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趁同屋的人全都睡熟之后，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小屋。第二天早上，当集合号角响起后，主人没有看到威利的身影，于是下令搜查每一间小屋，搜查玉米仓库和轧棉房，最后搜遍了院内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威利的踪迹。埃普斯挨个儿盘问我们，竭力想找出威利突然消失的线索，以及他现在可能的下落。他气冲冲地不停咆哮，然后骑上马，到附近的种植园，到四面八方去打听，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威利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他们带着狗到沼泽地里去搜，可是找不到任何踪迹。他们又把狗带到树林里，狗鼻子贴着地面嗅来嗅去，可是没过多久就绕回到了开始搜索的地方。　　威利已经逃脱了，他谨慎而巧妙地避开了追捕。几天过去了，几周也过去了，仍然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埃普斯除了诅咒、谩骂，别无他法。那段时间，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不管可怜的威利是死是活，也不管他身处何方，我们始终衷心地祝福他，希望他好运。亚伯拉罕大叔更是无数次虔诚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然无恙。　　差不多过去了三个星期，就在我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威利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离开种植园，最开始只是想回到南卡罗来纳州，回到旧主人布福德老爷那里去。白天他躲起来逃过追捕，有时候就藏在树枝间，到了夜里才沿着沼泽向前跑。最后，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来到了红河岸边。正当他犯愁怎么过河时，一个白人看到了他，要他出示路条。他拿不出路条，而且从他的样子，谁都能看出他是个逃跑的奴隶。结果，他被抓到了拉皮德县教区的首府亚历山大，被关进了监狱。凑巧的是，几天后埃普斯太太的叔叔约瑟夫 B 罗伯茨也到监狱里去了，刚好认出了他。当年埃普斯在赫夫鲍尔居住时，威利曾在罗伯茨的种植园里做过工。所以，罗伯茨向监狱支付了一笔费用，给威利写了一张路条，并在路条后面给埃普斯留了几句话，让他不要鞭打威利，然后让威利重新返回贝夫河了。正是因为罗伯茨向威利保证，说埃普斯会尊重他的意见，威利才有了重新回来的勇气。然而事实上，埃普斯完全无视那些话，他把威利关了三天，剥去他的衣服，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鞭子。这是威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逃跑。从此，他后背上长长的伤疤就不断提醒他逃跑的危险，直到他带着它们一起入土。　　当我深陷埃普斯的种植园，在那儿受苦为奴的十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逃跑的事。我曾设想过许多计划，最初都觉得天衣无缝，但后来又一个个全都放弃了。对于一个想要逃亡的奴隶来说，通往自由的路上荆棘密布，障碍重重，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因为每一个白人都是敌人，巡逻队无处不在，猎狗们虎视眈眈，而这里的田野更是危险重重，想要安全地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相信，总是有机会的，总有一天我会再度穿过沼泽。后来，我从上次的逃跑经历中想到，我首先要想办法对付埃普斯家的猎狗，因为一旦我逃跑，追捕我的急先锋肯定是它们。埃普斯养了好几只狗，其中一只残暴成性，凶猛无比，因善于追捕奴隶而远近闻名。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外出猎杀浣熊和负鼠的时候，我抓住一切白人不在场的机会，狠狠地鞭打它们，直到它们彻底屈服为止。就这样，它们变得惧怕我，当别人控制不了它们时，只要我一声令下，它们立刻就老老实实的。倘若追捕我的是它们几个，我敢肯定，就算借它们几个胆子，它们也不敢袭击我。　　很多奴隶因为生病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累到了极点，只想休息一两天，他们明知逃脱不了被捉回去的命运，明知会面临严酷的惩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逃进树林，逃向沼泽。　　我在福特老爷家做奴隶的时候，曾无意间发现了逃亡奴隶的一个藏身地。那里藏着大概六到八个奴隶，他们就栖居在大松树林地区躲避追捕。当时我在伐木场做工，亚当 泰德经常派我到空地上取补给品。从伐木场到空地之间，要经过一个茂密的松树林。在一个明亮的夜晚，大概十点钟，我扛着一个大麻袋，袋子里装着一头屠宰后的生猪，独自沿着德州公路返回伐木场。走在半路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转过身，我看到两个奴隶打扮的黑人正急速向我逼近。快到我跟前时，其中一人举起了一根木棒，好像要打我；而另一个人则扑过来，要抢我肩上的袋子。我设法躲开了，并抓起一根松树枝使劲朝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上掷去，那人一下子倒在地上，被我砸晕了过去。这时从公路一侧的林子里，又蹿出来几条人影。不过，他们还没抓住我，我就撒腿从他们中间钻了过去。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一刻不停地向伐木场狂奔而去。到了伐木场，亚当听我讲完这个冒险经历之后，立刻跑到印第安人的村子，叫上卡斯卡拉和他的几个族人，前往追捕那几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我随他们一同到了我遭劫的地方，在那个被我用松树枝砸晕的人倒下的地方，发现了一摊血。我们在林子里仔细搜索，卡斯卡拉的一个手下在一片树枝后面发现了一缕轻烟，那里有几棵歪斜的松树，树顶全都朝着某个中心位置。我们悄悄地包围了这个集结地，抓住了那几个人，全都投进了监狱。原来，他们是从拉莫瑞附近的种植园里逃出来的奴隶，已经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星期。那晚他们并没有想要攻击我，只不过是想吓吓我，让我把猪肉丢下。他们已经观察我好些天了，知道我每天夜幕降临时，都要从他们那里经过，前往福特的家。他们想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差事，便跟踪我，看见我宰了一头小猪，便在我返回的途中设了埋伏。他们只是太饿了，不得已才这么做。亚当把他们送到了教区的监狱，得到了一大笔奖金。　　奴隶在逃跑的过程中，有时也会丢掉性命。与埃普斯的种植园接壤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糖料种植园，主人是凯里，他每年至少要种一千五百英亩甘蔗，产糖量在两千二到两千三百桶之间，每英亩产糖合一桶半。另外，他还种有五六百英亩的玉米和棉花。去年仅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的奴隶就有一百五十三人，另外还有许多年幼的孩子。每年农忙时节，他还要从密西西比河这边租用一批奴隶帮忙。　　他有一个奴隶把头名叫奥古斯都，是个讨人喜欢、聪明的小伙子。假日里或者偶尔在接壤的田地里干活时，我们经常碰面，所以很快就熟悉了，后来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前年夏天，他不知怎么招惹了监工，结果被监工狠狠鞭打了一顿，那是个卑鄙粗俗、毫无人性的家伙，他打得太过残忍了，简直是惨无人道。奥古斯都一怒之下逃了出来，藏到了霍金斯种植园中的一个甘蔗垛上。凯里派出了他家所有的狗，一共十五只，去搜寻他的下落。猎狗们很快嗅到了奥古斯都的气味，它们围在甘蔗垛周围，不停地吠叫着，一次次地向上扑，但一直够不着他。很快，追捕者们被狗叫声吸引过来，那个监工爬上甘蔗垛，把奥古斯都给推了下去。他一从甘蔗垛上滚下来，那群猎狗就疯狂地扑在了他身上。人们把猎狗赶开后，他的身上已经被咬了上百口，猎狗们的牙齿深至骨头，每一口都把他的血肉从骨头上生生撕扯下来。他浑身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追捕者们把他绑起来放到骡子的背上驮回了家。不过，这是奥古斯都最后一次惹麻烦了。他勉强撑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死神终于把他带走，让这不幸的人彻底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相对于男性奴隶，尝试逃跑的女奴也不在少数。埃尔德雷特家的女奴内丽，我在大甘蔗林时曾和她一起伐过木，她就曾在埃普斯的玉米地里藏了整整三天。晚上，当埃普斯全家都睡着了，她就偷偷跑到我们的宿舍找吃的，吃完又回到玉米地里躲起来。我们觉得那样做并非长久之计，不管对她还是对我们都不安全，因此，后来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小屋里去了。　　最令人惊叹的一次逃跑事件，是凯里的女奴塞莱斯特，她竟然成功避开了猎狗和人们的追捕。她二十岁左右，皮肤比她的主人以及她主人的子女都要白皙。如果不仔细观察，旁人几乎很难从她的外貌中发现她的非洲血统。陌生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她会是奴隶的后裔。有天夜里，我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正用小提琴拉着一首低沉的曲子。忽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塞莱斯特出现在我面前。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简直就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女鬼。我吓了一跳，十分震惊。　　“你是谁？”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低声问道。　　“我好饿，给我点熏肉吧。”她说。　　第一眼看到她，我还以为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精神不正常的某个年轻太太。她一个人在外面瞎逛，迷了路，而后被琴声吸引到了我的小木屋。但是她身上穿着奴隶才穿的粗糙的棉布衣服，因此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判断。　　“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道。　　“我叫塞莱斯特，”她回答说，“我是凯里家的奴隶，已经在蒲葵丛里待了两天了。我病了，不能干活，我宁可安安生生地死在沼泽地里，也不想被监工拿鞭子活活打死。凯里家的狗是不会追我的，他们怎么教唆都没用。我和那些狗之间有个秘密，它们是不会听那些该死的监工的话的。给我些肉吃吧，我都快饿死了。”　　我把自己仅有的口粮分了一些给她。她边吃边向我讲述自己是如何逃脱的，现在又藏在哪里。在沼泽地的边缘，离埃普斯家的房子不足半英里的地方，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面积有几千英亩。那片土地上覆盖着繁茂的蒲葵，生长着很多高大的树木，非常茂密，树的枝杈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硕大无朋的华盖。一天到晚，阳光都照不进来，即使在最晴朗的白天，那里也如同黄昏一样。在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央—那里人迹罕至，毒蛇横行，塞莱斯特居然用掉在地上的树枝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小屋，并用蒲葵的叶子做了屋顶。这就是她的落脚之处。她不怕凯里的狗，就像我不怕埃普斯的狗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不管留下什么样的踪迹，猎狗都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去追呢？我不知道塞莱斯特是用了什么办法。　　连续几个晚上，她都到我的小屋里来要吃的。有一次她靠近时，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惊醒了埃普斯，他起身在房子周围巡视了一圈，但并没有发现塞莱斯特。可从那以后，她也不便再到院子里来了。于是每天我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吃的东西放到某个事先约定的地点，然后她再去取。　　就这样，大半个夏天过去了，塞莱斯特恢复了健康，浑身有劲儿了，精神也更饱满了。但在沼泽地的边缘，一年四季，每到夜里野兽的嗥叫声就此起彼伏，响彻四野。有好几次，野兽在半夜时候造访了她的“宅邸”，恐怖的吼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这样的“问候”令她心惊胆战，最后她决定放弃这个孤零零的小窝，回到主人那里去。当然，她免不了要遭受一顿鞭打，从此套在脖子上的奴隶枷锁更紧了，她又被重新派到了地里。　　在贝夫河地区，在我到来之前，这里的一部分奴隶曾发起过一次统一的行动，最终以悲剧收场。那次事件肯定轰动一时，报纸上也肯定进行过铺天盖地的报道。但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都是从经历过的奴隶口中听说的。在贝夫河沿岸的奴隶小屋里，这件事早已成为茶余饭后永恒的谈资，无疑还将口耳相传地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流传下去。我听说，有一个名叫卢 切尼的黑奴，此人精明狡诈，比大多数黑奴都有见识。他性格恣肆，有很强的叛逆精神。他曾设想组织一帮奴隶和白人对着干，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杀出一条血路，逃到邻国墨西哥去。　　在霍金斯种植园后面的沼泽深处，有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被选为聚集点。夜深人静时，卢从一个种植园跑到另一个种植园，向奴隶们宣讲逃往墨西哥的计划。他就像隐士彼得 一样，所到之处，必定引起狂热和激情。最后，他召集了一大帮准备逃亡的奴隶，他们偷骡子、偷玉米，还从熏肉房里偷熏肉，然后把这些东西统统集中到树林里。就在远征即将开始时，他们的藏身之处却不幸被发现了。卢 切尼发现，自己的计划必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为了讨好他的主人，避免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悲惨结局，他最后决定牺牲掉所有的同伴。他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离开了营地，跑到各个种植园主那里去告密，但他并没有如实陈述最初的计划，而是扭曲事实，说他们在那里聚集，为的是寻找有利机会，好杀掉附近一带的所有白人。　　这一骇人听闻的计划，人们口口相传，又不断地添油加醋，在整个地区引起了极大恐慌。后来，奴隶们被团团围住，悉数被捉，他们被戴上镣铐，送到亚历山大给当众绞死。不仅如此，更多无辜的奴隶也因此遭殃，只要受到一点点怀疑，不经任何审判，他们就被人从田地里、从小屋里揪出来，直接送上绞刑架。最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肆意杀害奴隶的做法，连贝夫河两岸的种植园主们也无法忍受了。然而，屠杀并没有立即停止，直到后来，从德州边界某个要塞开过来一群士兵，他们毁掉绞刑架，打开亚历山大监狱的牢门，这场几乎失控的清洗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卢 切尼逃过了被绞死的命运，甚至还因为无耻的变节而受到了嘉奖。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但他的名字在拉皮德县和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黑人中间，已经成了一个人人憎恶和鄙视的对象。　　在贝夫河两岸的黑奴中间，暴乱的念头其实早就存在。我就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讨论，但有几回我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表示反对的话，就受到大多数人的鄙视。我觉得，暴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们没有武器弹药，就算有，那也无异于以卵击石，结局只会是恐怖的灾难和死亡。所以，我反对这种拿生命冒险的做法。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墨西哥战争期间，我逃跑的念头再度强烈起来。胜利的消息让大宅里的人们欢呼不止，沸腾不息。但对小木屋里的黑奴来说，那只徒然增加了悲伤与失望。在我看来，贝夫河两岸的奴隶中间，绝对有不少人愿意以无限的喜悦，欢迎侵略军的到来。　　有些白人总认为，卑贱愚昧的奴隶哪里会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些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奴隶，站起来后仍然是温顺懦弱的羔羊。但总有一天—如果上天能听到黑奴们的祈祷，那么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复仇的火焰会烧到那些老爷们的头上，到时候就该轮到他们瑟瑟发抖，徒劳地祈求奴隶们的饶恕了。第十八章 惨遭蹂躏的帕茜　　在她看来，幸福，就是不受鞭打，免受劳役，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残酷虐待。快乐，就是能好好休息一下。　　　　我在上一章说过，威利回来后，在埃普斯老爷那里吃了大苦头。但比起那些不幸的同伴们，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主子们总认为“不打不成器”，“打”是管理奴隶最有效的手段。　　埃普斯老爷的脾气仍然时好时坏，坏脾气上来时，哪怕一点点小错误，也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从我上次挨打的情形就不难看出，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都能让埃普斯老爷高高扬起他的皮鞭。　　住在大松树林附近的奥尼尔先生是个皮匠，生意做得很大。有一天，他来找埃普斯商量，想买下我到他的作坊里做工。当时菲比婶婶正在大宅里布置餐桌，她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晚上回到院子里，她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当时，太太正站在广场上听我们说话，菲比婶婶为了引起她的注意，特意拉长了音调，学着埃普斯老爷的口吻，一字不落地重复了老爷的原话。于是我回答道：“这样啊，菲比婶婶，这是好事啊，我早就不想伺候棉花了，要是能做个皮匠就好了，我希望他真的能买下我。”　　然而，因为价格问题，奥尼尔先生最终没有买下我，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道回府了。通常来说，如果主人知道奴隶想要离开，一般会大发雷霆，埃普斯更是如此。奥尼尔先生走后没过多久，埃普斯便来到了地里。后来我才知道，我和菲比婶婶的对话全被太太听见了，太太也一定转告了埃普斯。埃普斯来到地里后，径直向我走过来。　　“喂，普莱特，你对伺候棉花早就厌烦了吧？想换个主人对不对？你喜欢到处转，做个旅行家是不是？啊，没错，旅行有益健康，不是吗？我猜你一定觉得伺候棉花太屈才了，所以想当个皮匠，是吧？那可真是个好工作，好得他娘的没话说。你真是个志向远大的黑鬼啊！我也想试试那个行当了。现在，你给我跪下，把身上那破布扯掉！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苦苦哀求，试图找各种理由平息他的怒火，可惜全不管用。我别无选择，只好乖乖跪下，把赤裸的后背对着他，等着挨鞭子。　　“想当皮匠是吧？你觉得皮鞭怎么样？”说话间，皮鞭已经抽到了我身上。“啊？觉得皮鞭怎么样？”他每抽一鞭，就问一次，一口气抽了我二三十鞭，觉得解气了才住手。他让我站起来，一脸奸诈地笑着说，如果胆敢再觊觎那个工作，他就随时让我领教皮鞭的厉害。这一次，用他的话说，只是蜻蜓点水，下一次，他会让我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亚伯拉罕大叔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和善、最忠诚的人，但他也经常遭受残酷的虐待。多年来，我们同住一个小木屋，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像个慈爱的长者，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严肃的人生大道理。　　有一天下午，我去马歇尔的种植园，替太太办完差事回来，发现亚伯拉罕大叔躺在小屋的地板上，衣服上沾满了血。他说，他被刺伤了。他在搁板上摊棉花时，埃普斯老爷醉醺醺地从赫尔莫斯维尔回来。他看什么都不顺眼，给奴隶们下达了许多荒唐、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亚伯拉罕虽然没犯什么要紧的过错，但他毕竟越来越迟钝，越来越糊涂。埃普斯因此怒不可遏，借着酒劲，他一下子朝这位老人扑过去，在他的后背上刺了一刀。那是一道长长的、丑陋的伤痕，所幸伤口不深，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太太为他缝合了伤口，同时也极其严厉地责备了丈夫一番，骂他没人性，说他仅凭酗酒这个毛病，迟早要把这个家搞垮，迟早要把种植园里的奴隶全部害死。　　埃普斯拿椅子或木棒揍菲比婶婶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我见过他最残忍的一次鞭打，发生在不幸的帕茜身上，每次回想起来，都令我毛骨悚然。　　众所周知，帕茜年轻活泼，但由于埃普斯太太的嫉妒和厌恶，她每天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很多次，我都尽量为这个可怜的姑娘说情，使她少受一点惩罚。埃普斯老爷不在时，太太经常命令我鞭打帕茜，每次给出的理由都非常牵强。有时候，我会直接拒绝她，对她说我怕老爷会不高兴；更有好几次，我甚至冒险指出，她不该那样对待帕茜。我努力让她明白一个事实：她所抱怨的许多事情，都不能怪罪到帕茜头上。因为她只是一个奴隶，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遵照主人的意愿而已，真正该负责的人是老爷。　　最后，嫉妒—这只绿眼的妖魔也爬进了埃普斯的心灵。现在，他和他那愤怒的老婆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可想而知，帕茜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锄草时节，在某个安息日，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河边洗衣服。埃普斯很快发现帕茜不见了，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但是没有任何回应。没人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离开院子的，我们都很惊讶，她会跑到哪里呢？过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忽然看见，她从肖的种植园那边走了回来。我在前面说过，肖是个声名狼藉的放荡鬼，和埃普斯的关系也不怎么好。肖的老婆叫哈莉特，她知道帕茜受的苦，很同情她，所以对她格外亲切和善。帕茜也因此经常到他们的种植园里去看她。帕茜只是单纯地去看望朋友，但埃普斯的疑心病却越来越重。他认为，把帕茜吸引到对岸的，一定有下贱和不可告人的原因。帕茜真正想见的人不是哈莉特，而是那个好色的邻居—肖。帕茜回来后，发现主人正怒火冲天。她被主人凶恶的样子吓到了，回答问题时有点闪烁其词，试图搪塞过去，但这更加深了埃普斯的怀疑。面对主人的指责，帕茜最终挺直了身子，气愤不已地大声反驳。　　“太太不给我肥皂，她又正在休息，您是知道原因的。”帕茜说，“我到哈莉特那里只是要了块肥皂。”说着，她把肥皂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埃普斯老爷，我去肖的种植园就是为了这个，上帝作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撒谎！你这个黑鬼荡妇！”埃普斯吼道。　　“我没有撒谎，老爷，就算您杀了我，我也没撒谎。”　　“哼！我会好好收拾你的。我要让你知道，到肖的种植园里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要打得你屁滚尿流。”他咬牙切齿地咕哝着。　　然后，他扭过头，用鞋尖指着一片地方，命令我去搬四根柱子。柱子搬过来了，平放在地上，他又命人扒掉帕茜身上所有的衣服。绳子也拿来了，帕茜一丝不挂，脸朝下，手和脚都被绑在柱子上。埃普斯到广场上拿了一根粗大的皮鞭，递给我，命令我抽帕茜。尽管心中一万个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遵照他的命令。那一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残忍的情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残忍的了。　　埃普斯太太和她的孩子们站在广场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奴隶们在不远处挤成一团，脸上满是悲伤。可怜的帕茜不住地哀求，但无济于事。埃普斯咬着牙，跺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冲我大喊，用力打。　　“使劲儿打！浑蛋，要不然你就是下一个！”他歇斯底里地喊道。　　“啊，饶了我吧，老爷！哦！发发慈悲吧。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吧！”帕茜无助地哀求着，徒劳地挣扎着；每一鞭抽下去，她就浑身一哆嗦。　　抽了她三十多鞭后，我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埃普斯，希望他能够满足。但他破口大骂，命令我继续打下去，我又抽了十到十五鞭。此时，帕茜的后背已经满是长长的鞭痕，像网一样彼此交错。但埃普斯的火气仍旧没有消，他恶狠狠地威胁帕茜说，只要她胆敢再去一次肖的种植园，他就打得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扔下鞭子，对他说我打不下去了。可他不管，仍然命令我继续打，如若不然，就让我也尝尝鞭打的滋味儿，而且保证比帕茜挨的鞭子更重。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我实在看不下去，因此也不管什么后果，坚决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这时，他亲自拿起鞭子抽打起来，力度甚至要比我重上十倍。帕茜痛苦地尖叫、大哭，埃普斯老爷高声地咒骂，二者交织在一起，震慑着每一个人的心。毫不夸张地说，帕茜的后背已经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完整的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皮开肉绽。鲜血已经浸湿了鞭子，并随着鞭子的飞舞溅落在她身旁的地面上。最后她停止了挣扎，头毫无生气地垂在地上。她的尖叫声与哀求声也渐渐弱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低沉的呻吟。鞭子抽在身上时，她也不再颤抖蠕动。我想，她一定快要死了。　　那是上帝的安息日，在温暖的阳光下，田野展露出慵懒的微笑，鸟儿们在枝叶间愉快地歌唱，似乎到处都洋溢着一片安宁与幸福。但是埃普斯老爷的心里却是阴云密布、天雷滚滚。　　帕茜气若游丝，快要被他打死了，边上的旁观者也死一般的沉寂。如此和煦、宁静的美好天气，也无法遮掩暴风骤雨般的愤怒。我心里对埃普斯的痛恨，已经到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地步。我暗想：“你这个可恶的魔鬼，迟早有一天，当永恒的正义降临，你要为你犯下的罪恶付出代价！”　　最后，他累得筋疲力尽，不得已才停了下来。随后，他命菲比提来一桶盐水，给帕茜彻底清洗伤口，然后让我把她送回了她的小屋。我解开绳子，把她抱了起来。她浑身瘫软，早已经站不住了，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哦，普莱特，哦，普莱特！”除此再也没说什么。我们替她换了衣服，但衣服粘在她的后背上，很快就被鲜血浸透，变得硬邦邦的。我们把她放在小屋里的木板上，她闭着眼睛，不停发出痛苦的呻吟。夜里，菲比熬了牛油涂在她的伤口上，大家也都各尽所能地帮助她，安慰她。她在小屋里休养了许多天，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引起后背上撕裂般的疼痛，她只能一直趴着。　　如果她的心气不那么高，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兴许倒是件幸运的事，至少不用承受日复一日的痛苦。不过，从这次鞭打以后，她的确像变了一个人。她的心里满是忧愁，再也迈不出轻快矫健的步伐，眼睛里再也没有活泼的、与众不同的光彩。她那年轻跃动的活力、活泼爱笑的性情，全都不见了。她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经常从睡梦中惊叫着坐起，高举双手，说出求饶的话语。她比以前沉默了许多，每天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她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饱经忧患、受尽欺凌的样子。从她身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欢乐的影子，倒是经常看到她以泪洗面。如果世人的心真能死掉，一颗心会在厄运的无情打击下崩溃、枯萎，那么帕茜的心已经死了。　　她的处境并不比主人家的牲畜好。在主人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价钱更高、样子更漂亮的动物。她比动物强点，在于她掌握了有限的知识。智慧的光芒虽然微弱，却使她的脑袋免于一片黑暗。她模模糊糊地知道上帝的存在，也知道有来世，但她并没有对救世主抱有太大的希望，对她这样的人，救世主会来拯救吗？她不知道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区别，在她看来，幸福，就是不受鞭打，免受劳役，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残酷虐待。快乐，就是能好好休息一下。她的心态可以用下面这首忧郁的小诗来形容：　　　　我不求，　　高高在上的天堂，　　只心疼，　　大地上被压迫的脊梁；　　我唏嘘向往的，　　是永恒的休息，　　因为　　它就是我极乐的天国。　　　　那时，某些地方盛行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奴隶根本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然而，在贝夫河畔，这里的奴隶制是最卑鄙、最残酷的。在北方各州看来，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简直闻所未闻。但是，即使是这里最无知的奴隶也懂得自由的含义。他们懂得，自由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某些权利，同时免除某些不公平的待遇；自由，能使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成果，能保证他们安享家庭的幸福与美好。拿自身处境与最无耻的白人相比，他们能清楚看到其中的差别：不公平的法律赋予了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不仅白白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还经常无缘无故地虐待惩罚他们；而奴隶却永无出头之日，连反抗和申诉的权利都没有。　　帕茜在遭受那次最残酷的鞭打之后，陷入了对自由的深深憧憬。在她的幻想中，在某个未知的地方，存在着一片自由的土地。她无数次听说过，在遥远的北方，没有奴隶，也没有老爷。在她的想象中，那里是仙境一般的地方，是人间的天国。生活在那里的黑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们住在自己的小屋里，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这真是一个甜蜜的梦，唉，只可惜这终归是梦，她永远也无法让它成为现实。　　奴隶主们赤裸裸的暴行无疑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埃普斯的大儿子大概十到十二岁，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然而，有时候，我看到他责打奴隶，比如可怜的亚伯拉罕大叔时，我就会为他感到深深的惋惜。他先把老亚伯拉罕叫到跟前，责问一番，而后根据自己幼稚的经验判断，觉得有必要施以惩罚，就让亚伯拉罕挨一定数量的鞭子。他做这些事时，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庄严与从容。他还经常骑着马，拿着皮鞭到地里去，假装自己是监工，这倒真让他的老爹高兴不已。只见他忘乎所以地挥舞着皮鞭，大喊着催促奴隶们快点干活儿，偶尔还蹦出几句不干不净的话，惹得他老子哈哈大笑，不住地夸他“孺子可教”。　　所谓三岁看老，不管他本性如何，有这样一位老子言传身教，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见惯了奴隶们的苦难和悲惨境遇，长大之后，他对奴隶们的疾苦也定会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残酷无情的制度必定造就出残酷无情的人，不管他们对待黑人奴隶多么惨无人道，但在同类人的眼中，他们甚至还以仁慈和慷慨互相吹捧。　　或许，年幼的埃普斯少爷身上有某些高尚的品质。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理解，在万能的上帝眼中，人是没有肤色之分的。而在他看来，黑人就是一群动物，和其他动物没太大区别，只不过黑人会说话，拥有某些高级的本能，正因此他们的价钱才更高。在他心里，奴隶就该像骡马一样，勤勤恳恳地为白人劳作，一辈子遭受鞭打脚踢和蹂躏。与白人说话时要脱帽致敬，低眉顺眼，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奴隶们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从小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从小就把奴隶排除在人类之外，难怪那些压迫我的同胞的人们，一个个都如此冷酷无情、寡恩少义。第十九章 贝斯的帮助和鼓励　　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1852年6月，胭脂河上的木匠艾弗里先生开始过来履行一份合约，为埃普斯老爷盖一栋房子。我在前面说过，贝夫河沿岸地区是没有地窖的，因为这里地势低洼，遍地沼泽。白人们的大宅通常都建在木桩上。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是，这里的房间从来不涂泥灰，四壁和天花板会用相配的柏木板覆盖，然后刷成主人喜欢的颜色。厚木板通常是奴隶们用粗木锯锯成的，方圆几十英里之内，并没有可以利用水力运输的伐木场。因此，当种植园主们要盖房子的时候，奴隶们就有得忙了。我曾跟着提比茨做过木匠活，所以当艾弗里和他的手下们一来，主人就把我从地里调回来了。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是我至今仍深深感激的人。我能有机会跳出苦海，重获自由，多半是他的功劳。他是我的救星，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又慷慨大方的人。就算我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感念他的恩德。他的名字叫贝斯，当时他住在马克斯维尔。我很难准确地描述他的外貌或特征，总的来说，他块头很大，四十多岁，浅色皮肤，浅色的头发。他的性格非常冷静自持，喜欢与人争论，但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听者觉得受到了冒犯。有些话倘若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必然会引起一场争斗，但他总能相安无事。也许，在红河沿岸，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但我敢说，这里同样没有一个人会去和他争论这些观点。对于任何关于本地的问题，那些不得人心的论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必定会赞成，他却能说出各种匪夷所思、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人们也并不会反感，反倒听得兴致勃勃。他是个单身汉，或者通俗地说，一个老光棍儿。他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又居无定所，往往随性从一个州游逛到另一个州。他在马克斯维尔已经生活了三四年，做木工为生，由于他的种种怪癖，在阿沃耶尔县教区也算小有名气。他极端慷慨，有许多善行义举，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但是，他又特别不喜欢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因此时而抵触。　　他是加拿大人，早年曾在国内游荡，后来游遍了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中主要的人口聚集地，终于来到了红河边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他的上一站在伊利诺伊州，至于现在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我也不知道。在我离开马克斯维尔的前一天，他收拾东西，悄悄地走了。他在我的解放过程中功不可没，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走出这一步。有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会给人们引来杀身之祸。贝夫河畔是奴隶主的天下，那里当然已经没有贝斯的容身之地了。　　那天，我们正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忙活，贝斯和埃普斯就奴隶制的话题争论了起来。我早就预想过这样的情形，于是饶有兴致地听着。　　“我跟你说吧，埃普斯。”贝斯不紧不慢地说道，“奴隶制根本就不合理，错得太离谱了，我的先生。这制度根本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就算我富可敌国，也不会买一个奴隶，可惜我是个穷光蛋，这一点我那些债权人比我更清楚。还有，信用制度也是骗人的鬼话，如果都用现款交易，哪儿还来的债务？贷款只会把人引入邪念，付现款才能救人于罪恶。不过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归根结底，你对你的黑奴们究竟拥有什么权利呀？”　　“什么权利？”埃普斯笑着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买了他们，那可是付了钱的。”　　“那是当然，法律说你有权拥有奴隶。可是对不起啦，法律撒了谎。没错，埃普斯，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拥有奴隶，那就是撒谎。难道法律允许的就都是对的吗？要是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来剥夺你的自由，使你成为奴隶，你还会觉得这法律合理吗？”　　“咳，那根本就不可能！”埃普斯依旧笑着说，“贝斯，你别拿我和黑鬼相提并论。”　　“不，”贝斯严肃地答道，“这并非不可能，我见过和我一样心地善良的黑奴。恕我直言，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方面的见解，没有一个白人比我强那么一点点。我来问你，埃普斯，在上帝的眼中，黑人和白人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那分别大了去啦，”埃普斯回答，“你怎么不问我白人和狒狒有啥分别啊！我在奥尔良见过那种小东西，它们和我的黑奴们差不多聪明。你大概不会也称它们为同胞吧？”埃普斯很为自己的小聪明扬扬得意，高兴地笑出声来。　　“喂，埃普斯！”贝斯继续说道，“别高兴得太早了，有些人机智幽默，而有些人自以为机智幽默。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独立宣言》里有没有说过‘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　　“说过，”埃普斯答道，“但那说的是‘人’，黑鬼和猴子都不是人。”说到这里，他又发出一阵更猛烈的大笑。　　“照你这么说，白人中倒有不少黑鬼和猴子呢。”贝斯毫不理会埃普斯的大笑，平静地说，“至少我就认识某些白人，说起话来，连个懂事的猴子都不如呢。不过，咱先把这放下不提。有一点你不能否认，黑人也是人。如果说他们没有主人懂得多，那这是谁的错呢？他们是被禁止受教育的。你可以读书看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通过一千种方式学习知识。但是你的奴隶们没有这个特权，发现有人读书，你会抽他鞭子。他们一代又一代地遭受奴役，生生被剥夺了发展心智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知书达理呢？是你们这些奴隶主把他们摆到了畜生的位置。如果他们是狒狒，或者比狒狒聪明不了多少，那完全是你，还有你这一类人的责任。这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罪恶，一种可怕的罪恶，但你相信我，这种罪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是罪恶，就必定要受到惩罚。埃普斯，记着吧，总有秋后算账的时候。真到了那一天，那将是秋风扫落叶的气势。这一天或早或晚，但终归会来的。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就像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一样。”　　“你要是和新英格兰的那些北佬们一起生活，”埃普斯说，“我敢肯定，你也是一个天天把宪法挂在嘴上的狂热分子，打扮成沿街叫卖钟表的小贩，干的却是鼓动奴隶逃跑的勾当。”　　“我要是在新英格兰，”贝斯回敬道，“那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会说，奴隶制是邪恶的制度，必须彻底废除。我会说，法律或者宪法中，允许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占有和奴役，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失去财产会让你难受，可是，和失去自由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说实在的，在真正公平的司法面前，你和那边的亚伯拉罕大叔对自由拥有的权利，并没有什么两样。说到黑皮肤和黑血液，有什么意思呢？在这条河边，有多少奴隶是和白人一样纯洁的？灵魂有颜色之分吗？呸！这整个制度不仅残酷无情，而且还荒诞可笑。你可以拥有奴隶，就等着被绞死吧，但我就算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最好的种植园，也不会要一个奴隶。”　　“贝斯，你这个人就喜欢夸夸其谈，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能说。只要有人反驳你，你就抓着别人不放，你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入得了你的眼，而且我相信，就算这世界真的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你也不会满意的。”　　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像上面这样的对话。埃普斯找贝斯聊天，完全是出于好玩，能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哈哈笑上几次，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所讨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他全不在意。埃普斯认为，贝斯是一个喜欢自我陶醉的人，他自命不凡，好与人争论，目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言善辩。　　整个夏天，贝斯都留在埃普斯的种植园里，他一般每两周去一次马克斯维尔。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肯定，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因为有过之前的教训，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小心。以我的身份，如果不是白人主动和我说话，我是没资格与白人搭讪的。但我从来不错过任何与他见面的机会，并想方设法引起他的注意。8月上旬，我和他单独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干活，其他木匠们已经离开，埃普斯也去了地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心冒险一试，至于结果会怎样，就听天由命吧。下午，我们两个都忙着各干各的，我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对他说道：　　“贝斯老爷，我想问问您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啊，普莱特，你怎么会想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呢？”他回答，“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是猜不出来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我生在加拿大，现在你猜猜加拿大在哪儿。”　　“哦，我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我说，“我还去过呢。”　　“是吗，那你对那儿一定很熟啦。”他有点不相信地笑着说。　　“的确是的呢，贝斯老爷，”我回答，“我到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金斯敦、昆士敦和其他许多地方。我还去过美国的纽约州，比如水牛城、罗切斯特和奥尔巴尼，我能告诉您，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沿岸各个村庄的名字。”　　贝斯惊讶地扭过头，盯着我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最后他问。　　“贝斯老爷，”我回答，“如果有公平和正义可言，我是绝对不会到这儿来的。”　　“哦？这话怎么说呢？”他问，“你是谁啊？显然你去过加拿大，刚才你说的那些地方我全都知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来来来，跟我说说。”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先这样说道，“所以我谁都不敢相信。虽然我知道您不会向埃普斯老爷告密，但我还是害怕告诉您。”　　他很诚挚地向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显然，他的好奇心已经被我完全勾起来了。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讲述。埃普斯老爷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晚上，他愿意趁别人都睡着的时候出来见我，我会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他满口答应着，并让我当晚到我们白天干活的地方见面，他会在那里等我。半夜时分，万籁俱寂，我偷偷从小屋里溜出来，悄悄钻进了尚未完工的新房子。贝斯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　　他再次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于是，我开始向他讲述我的身世，以及这些年我遭遇的不幸经历。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还具体问到了一些地点或细节。我说完后，恳求他，替我向我北方的朋友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处境，请他们把我的自由证明转寄过来，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救我于水火。他答应了，但也忧虑，我们这样做万一被发现，将面临怎样的危险。因此他建议我，暂时要绝对地保密，一点不能透露。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才各自离开。　　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到河边的草丛里见面，那儿离老爷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之所以没有到新房的工地见面，是因为我们需要灯光写字。如果在新房的工地上，一点点火光就可能会被发现。白天，我趁菲比婶婶不在，偷偷从厨房里拿了几根火柴和一支蜡烛；贝斯从工具箱里拿纸和铅笔，他要在纸上记下我北方朋友们的名字和地址，下次他到马克斯维尔的时候，就能把信寄给这些人。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河边，在高高的草丛里潜行。我点燃了蜡烛，他则把纸和铅笔准备妥当。我告诉他威廉 佩里、瑟法斯 帕克和贾基 马文这三个名字，他们全都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县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这三人中，我曾在合众国饭店为后者跑过腿，和前两位先生则做过生意。我相信，他们三人至少有一个仍旧生活在原来的地方。他认认真真地记下名字，然后又不无忧虑地说道：“你离开萨拉托加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些人万一已经去世或者搬家呢？你说你在纽约海关开过证明，也许那里还会留有记录，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写信过去，让他们查一查。”　　我认为他的忧虑非常有道理，于是，我再次把我和布朗、汉密尔顿前往海关的情形说了一遍。我们在河岸边逗留、详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成了最可靠的同盟，我不再怀疑他的忠诚，畅所欲言，向他倾诉我长久以来一直压抑在心底、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的伤心往事。我说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到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更毫不遮掩地流露出，如果能在死之前，再一次拥抱他们，那将是多么幸福。我抓住他的手，声泪俱下地恳求他帮帮我，让我回到亲人身边去，让我重获自由。我发誓，我会用我的整个后半生向上天祈祷，求神保佑他一生平安幸福。现在，我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被亲人和朋友包围着，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誓言，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抬起头望望上天，我就绝不会忘记。　　　　啊，万能的上帝，　　保佑他仁慈的声音和那满头的白发吧；　　保佑他长命百岁，直到我们在天国再相见。　　　　他请我相信他的忠诚，他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注另一个人的命运。他悲哀地叹道，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满世界流浪，而今他正垂垂老去，很快就将结束尘世的旅程，躺进安息的坟墓。没有亲人，也没有好友为他哀悼，更不会有人记得他。他说，他的生命对他个人而言已经没有多少价值，现在他要用它去争取我的自由，用它与无耻的奴隶制度进行不懈的斗争。　　此后，我们便很少说话，甚至谁都不多看对方一眼。而且，他也不再经常和埃普斯争论奴隶制的问题了。谁也看不出，我们两人的关系有多近；谁也猜不到，我们之间会隐藏着某个秘密，包括埃普斯，种植园中的其他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　　经常会有人疑惑地问我，这么多年来，在与其他奴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是如何成功做到隐姓埋名的。这全拜伯奇所赐，是他让我知道，任意暴露我的自由身份，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给我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那是一堂宝贵的人生课，早已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奴隶们不仅帮不了我，反倒有可能使我暴露。现在整理思绪，回想这十二年间，我从来不曾放弃过逃跑的念头，所以也就不必惊讶，我每天都小心翼翼，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了。随意告诉别人我的自由身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那只会招来更严密的监视，甚至会把我卖到比贝夫河更加偏远难寻的地方。我很了解埃德温 埃普斯，他才不会在乎一个黑人的权利，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正义感这种东西。因此，为了我最终的解放，也为了我暂时获得的一些小特权，我有必要向他保守和我的身世有关的一切秘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河边会面后，贝斯就回他在马克斯维尔的家去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信。一封写给纽约的海关征收员，一封写给贾基 马文，另有一封同时写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而最终使我重获自由的就是这第三封信。他在信尾署上了我的真名，但又附言说写信者并非我本人。这封信反映出，他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信被寄出之前，我并没有看过内容，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份副本，在此摘录过来：　　　　尊敬的威廉 佩里 或 瑟法斯 帕克先生：　　两位先生你们好，我们已有多年不曾相见，连消息都不通了。我冒昧地写这封信给二位，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否还健在，但这也是我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　　我是个自由人，就住在你们对岸，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记得我，现在我却被卖到外地为奴。我请求你们能替我开一张自由证明，寄到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请务必帮忙！　　您诚挚的　　所罗门 诺瑟普　　　　我变成奴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华盛顿生了病，曾经昏迷不醒了一段时间。恢复知觉后我才发现，我的自由证明已经不知所踪，而且戴着手铐脚镣正被运往这个州的途中。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让任何人帮我写信，直到今天，为我写信的这个人，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最近，我见到一本名为《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 的书，书中提到了我和我的这封信，并引用了信前面的正文，但是略掉了后面的附言。只是信中两位先生的名字没有完全拼写正确，可能是印刷错误吧。事实上，在我心里，这封信的附言要比正文更加珍贵。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到。　　贝斯从马克斯维尔回来后，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们继续在夜里碰面，而白天，除非工作需要，否则我们仍旧互不搭理。他已经问清楚，信件寄出后，大约需要两周才能到达萨拉托加，而回信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有回信的话，最多六周我们就该收到了。我们多次讨论，怎样以最安全和最适当的方式获得自由证明，也设想了很多方法。　　万一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被抓住，这份证明可以使他免遭伤害。虽然帮助一个原本自由的人重获自由并不违法，却会激起一部分人的敌意。　　第四周周末，他又去了马克斯维尔，但没有回信的影子。我失望极了，但仍然自我安慰：还没到最后时限，也许信件在途中有所耽搁吧，也许是我太心急了吧。但是，六周、七周、八周，十周过去了，我们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每当贝斯前往马克斯维尔，我就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最后，老爷的新房子完工了，贝斯眼看就要离开这里。他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仿佛一松手，我就将永远沉入水底一样。美好的希望渐渐隐去，我感觉，自己在一点点下沉，再下沉，奴役的苦海即将重新把我吞没，那里深不可测，我再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贝斯看到我悲痛万分的样子，也大为伤感。他竭力劝我振作起来，并承诺说圣诞节之前一定会回来。如果到时候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他鼓励我打起精神，不要泄气。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他离开的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我翘首期盼着圣诞节快点到来，焦虑不安，急不可耐。我已经不指望能收到回信了。也许那些信没有送到地方，或者我们写错了地址；也许萨拉托加的那几个收信人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也许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时间关心一个已经没什么印象的、不幸的黑人的命运。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贝斯身上，正是这份信任，使我挺住了一次又一次扑面而来的失望狂潮。　　我经常神情专注地思考我的处境和未来，连在地里和我一起干活儿的人都看了出来。帕茜经常问我是不是病了，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和威利也难掩好奇之心，时常打探我到底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什么。但对于他们的好奇，我往往只用几句简单的话搪塞过去，而我真正的思虑，则永远深藏在心底。第二十章 最后的奴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