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7

梅贻琦：最后的坚持1　“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知名学者梅贻琦为了保管清华基金，前后多次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争斗，蒋介石想吞并基金的企图都被梅贻琦阻止了，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前，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不过，在祖国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他留居美国期间，台湾蒋介石政权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并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等等，但梅贻琦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住这笔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权，与蒋家政权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与斗争。清华基金是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禄（Paul Monroe）、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推动下建立的。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总计1254.5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并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以管理此款项。清华基金会成立之初，董事会由10名中国籍董事与5名美国籍董事组成，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第一任干事长。1928年，基金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任命袁同礼为馆长。1931年，基金会计划提供137.4万元为北京图书馆建立一栋新图书馆大楼。1926年，胡适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以协助中国的科学与图书馆训练为其目标。美国董事孟禄与杜威（John Dewey）两人提议，要以每年25000美元来进行一项增进了解中国的计划。该基金会批准由郭秉文（中国董事）与孟禄两人来创办一机构加以实现，这个机构就是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清华大学在美国的一大笔庚子赔款基金就由它管理。华美协进社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是第一个以美国社会为对象，传播中华文明和现代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口。华美协进社设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城一幢典雅的红砖楼里，社内还建有一座富于诗情画意的中式花园。这座别墅是由当年时代集团（Time Inc.）总裁亨利·鲁斯（Henry R. Luce）于1946年所捐赠。华美协进社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从早年引荐京剧大师梅兰芳首次来美国演出，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叹为观止；到接引早期中国留学生、学者来美国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海外游子的聚会所。多年来，华美协进社通过设立课堂教育、举办艺术展览及各项文化讲座，不仅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西方人乃至海外华人，敞开了一扇透视中国社会状况的窗口。1924年至1949年间，中基会共计补助了中国大专院校233次、研究机构139次、教育文化事业团体147次，其中包括帮助国立北京大学解决财务问题、建立国立北京图书馆等。1950年中基会迁往台湾，此后至1970年为止，共投入100余万美元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除庚子赔款外，基金会“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该基金。1955年以前，梅贻琦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任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保管着庞大的清华基金。自1950年起，梅贻琦流亡海外，台湾几次征召他回来，甚至以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位置为饵而他都不应，却只想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原因就是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而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使其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北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当时纷乱的内外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父子的注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指使了多次的计划。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国民党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其时，台湾当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蒋介石就以“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为由，要求梅贻琦把基金汇回台湾运用，被梅贻琦一口拒绝，他说：“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蒋介石又动之以民族大义，派出的代表向他说，“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贻琦依然不为所动，表示：“钱是清华的，要花在清华学子身上，与耻辱何干？”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蒋梦麟，干事长却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蒋氏父子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基金会干事长胡适赞同梅贻琦的看法，也愤于蒋介石受小人包围，且不懂国际基金的规章，特发表声明指出，依照1929年中美政府签定之协议内容，基金会为民间机构，自行改组，政府不能干涉，同时基金会只能动用利息，不能动支本金。梅贻琦的坚持让学术界佩服不已，但是却触怒了蒋介石。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回台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贻琦的助手赵赓飏回忆：“1951年冬天，当局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校长表面上对此虽然不表示异议，但心里极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当局不能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须由台湾教育主管机构一把手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详细的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蒋介石无法说服梅贻琦把钱交出来，就发动许多人进行游说，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诬陷他操守有问题，不爱台，但梅贻琦都不为所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外交往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公超回忆，那时候岛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中国台湾岛内。叶公超最初也这样想，后来他才知道并非如此，梅贻琦想的比他周到。叶公超说：“梅贻琦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科学发展长期规划，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拿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中国作长期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工作包括海峡两岸。梅贻琦人虽在美国，他却始终心念母校，想回到昔日一草一木都花了精力的清华大学。1914年，他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2　离开祖国大陆回顾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做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席卷华北，北平解放旦夕可待。这时，清华师生一方面以高度的欣悦之情准备迎接解放，一方面也想到他们的校长，想尽可能争取把他留下，为新中国服务。清华民主墙上出现过“语至恳切”的挽留梅校长的墙报等，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挽留梅校长的口号。清华校友还曾从解放区发回电报，一面为梅校长贺六十寿辰，一面劝他留下。但梅贻琦先生早已做好出走的安排。11月28日，他的夫人携长女祖彬及两个外孙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转抵香港暂驻。在这期间，梅贻琦还在北平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梅贻琦恰好就在这天的下午4时半离校进城，一时一切出入证均告失效。他在城里大约逗留了一星期，于21日从东单临时机场搭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梅贻琦在国外期间，曾有人劝他回大陆。他的朋友兼同事方巨成回忆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袓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回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1954年，他的儿子梅祖彦想冲破外界阻挠，放弃在美的工作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梅先生没有明确表态，但以默许的方式赞同了。在这以前他还曾对祖彦说过：“如果你回国，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并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方巨成对此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梅贻琦流亡到美国进了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通过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祖国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购买图书、仪器。因当时的环境和局势，这封信未能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赠送的，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后来遗失了。不久前，萧先生特地主动从天津写信给清华大学证实有此事。这封信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上，题为《梅贻琦先生身在国外，依然怀念清华》。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他的儿子梅祖彦（现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曾回忆说：“清华原在美国订了许多期刊，当时由于中美不通邮，这些期刊全寄给在美国的梅校长，久而久之，收到的期刊竟然堆满了一个房间。梅校长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把这些期刊拆了又包、包了又拆，还常常说：‘这些期刊是清华的，总有一天要把这些东西还给清华。’”梅校长常谓：“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他的一片心思都花在清华大学上了。据吴泽霖教授回忆说，梅贻琦离校那天，吴曾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多年后其同事李鹤龄也说：“但我还要想入非非，为什么梅校长会在香港、在美国闲居一长段时间而没有马上就到台湾去呢？假如正当梅校长在美国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时候，有人远远地向大洋彼岸招一招手，他会不会带着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头回到清华园，最终让他的老骨头与王国维的为邻呢？”1949年6月底，梅贻琦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9月，作为首席代表与李书华、袁同礼、陈源、熊庆来等一起参加“联教文”组织第四次大会。会后与李书华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叫儒维集（Juvisy）的小镇暂住。不久，他从法国给在伦敦的一位普通校友拍电报，要他在伦敦为他租一个租金比较低廉的旅馆，说他要到那里住一段时间。这位校友追忆说：“记得当时在伦敦，有好几位资格较老且又在官场有些地位的清华校友，梅校长本来可以给他们写信托办此事，他们甚至可能会欢迎校长在他们家里下榻的。但那时国内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和上海，梅校长不给当时那些同官场有联系的校友写信，不知是否有所考虑。”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一开始，他同缪云台先生一起租用了贝松生（著名建筑家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的公寓暂住。据缪先生回忆说，那时他两人都是刚刚离开祖国，有惆怅感，也不知究应何所适从，他们两人甚至想一起入纽约大学历史系读书，同做半百之年的大学生。1950年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主管机构迁至广州，召开历任一把手会议，决请梅校长赴美处理清华基金事宜。7月，梅校长以“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身份赴法开会，并随即转到美国处理清华基金相关事宜。他推荐胡适代理执行长，并补足董事，恢复清华基金的运作。梅校长以清华基金协助华美协进社进行国际活动，并与在美文化界、学术界华人取得联系，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的中国学人进行研究与出版，并对台湾专科以上学校购买仪器及书籍进行补助。1952年梅校长在美管理清华基金，并积极援助在美华裔学人的学术工作，同时补助岛内相关学术发展工作。1953年梅校长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主管机构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3　前往台湾蒋介石看准了梅贻琦思念清华大学的心事，一心只在乎清华大学，然而这样迟早要出“大事”，蒋介石为了防止梅贻琦回到祖国大陆，就让人传话，以让清华在台“复校”为条件，让梅贻琦把基金带回来。梅贻琦思念清华的心思被蒋看穿，最后像个被缴了械的武士，无奈地与蒋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1）清华基金的保管，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2）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主管机构研商决定。上述第二点就是在他无法返回故土再掌清华之后，为了不让清华基金落入蒋家口袋不得已的最后抉择，他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1954年3月，梅校长与干事长胡适返台，与台湾教育主管机关接洽在台成立研究机构事宜，并决定利用基金利息恢复《清华学报》，同时拨款支持每年招考学生10名赴美留学。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中国的部分，是当时的1000多万美元，从那时起即存放于美国，这笔钱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一起到了台湾，蒋介石也信守承诺，基金宗旨不变，因此设立了台湾“清华大学”，而这笔钱从那时起至今一直是台湾“清华大学”发展的经费。庚子赔款现存于美国银行，每年固定拨大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利息给台湾“清华大学”，隶属清华基金。这笔钱最终的目的在帮助台湾“清华大学”发展，所以数十年来，台湾“清华大学”凭借这笔钱创校、成立各学院，现在则是用于研究仪器的购买、学生留学补助等。但是每年还是与校内其他经费一样，必须在拟定支出项目后，经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才能使用，实际支出的结果也必须再次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后来在台复校，梅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张又不相同了。1955年他在台湾新竹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梅贻琦生前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在北京。”1962年他病逝后，新竹“清华大学”才正式挂牌。196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梅校长心在北京的清华，无时无刻不想回母校的念头与打算终老于台湾的一些学界人士理念不同，但是为了避免争执，不得不沉默应付。拂意之事无时无之，但梅校长从不不发脾气，无疾言厉色，只会偶尔闭门默思达两三日之久。长期发展科学的设想，遭遇恶意批评及阻碍甚多，梅贻琦皆容忍之，终能开其端。至此，形成北京、新竹两地清华同根齐发的局面。4　担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58年7月，他由当时台北政府的二把手陈诚出面邀请，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关于这件事，一位在台的清华校友写道：“月涵师对名利很淡薄，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入阁’当‘部长’只是为了当局的盛情难却，并不是为了喜欢做官，所以屡次请辞。”他的友人要么不知内情，要么就只说对了一半，其实保管“清华基金”，始终是他最挂念的一件事。然而，陈诚与蒋介石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人选上发生了激烈冲突。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继续担任，但陈诚却坚决反对。陈诚认为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必须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辞修政治上的缺点，就是他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对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与品性学术，而在其行政业务上以定取舍，此其所以不大也。”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外界称为是陈的“嵩山四友”之一。陈诚邀他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同意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遵台湾当局之命，主持事务。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机关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都与基金有关。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陈诚舍张其昀而用梅贻琦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记载道：“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最初对陈诚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人选问题上的不满，还不算很严重，只认为陈诚“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然而，到了第二天，他从蒋经国和张其昀处得知在台湾行政当局改组之前，陈诚已将消息透露给“胡适等反党分子”后，其对陈诚已是极为不满，并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陈“不分敌我，已失党性”，并连梅贻琦一起斥责。步入晚年的蒋介石，往往比较情绪化。一旦对某人产生了不良感观，不仅很难再改变看法，而且会愈演愈烈。果然，事情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近日‘行政院长’改组中所发现心理上之影响：甲、辞修说话不实而取巧，令人怀疑，对其有不诚之感，此为一最大之损失，殊为辞修前途忧也。如何使之能大公无私，担负大任。乙、黄少谷只想做官，把持政务，而不顾大体。丙、张晓峰之书生态度，恩怨得失之心太重，亦令人对学者有难以相处之感，但此实辞修不诚有以致之。”时隔一日，蒋介石对陈诚的偏见再次升级。从这条日记来看，蒋介石似乎之前对陈诚抱有极大期望，大有来日将政权交给陈诚之打算。然而，梅贻琦一事已使蒋介石对陈诚“前途表示担忧”，对其将来能否“担负大任”表示怀疑。更糟的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陈诚似乎没有丝毫察觉，他甚至在台湾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的人选上继续与蒋介石对着干。早在7月7日，蒋介石就指示前来汇报台湾行政当局各主管机关人选的陈诚，“关于副‘院长’与‘外交’人选，以王云五与黄少谷调任之”。但陈诚并不想让王云五做副手，而是想让黄少谷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为此，蒋介石更是生气万分。7月10日，他要张群转告陈诚，要他“速定王云五继任”。然而，不知是陈诚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还是认为蒋介石对他信任不二，迟至7月13日，陈诚仍然没有决定提名王云五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而是再次找到蒋介石，希望由黄少谷出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此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陈诚在台湾行政当局人选上的“固执”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陈诚欺骗他，有负其栽培，是他“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里特意提到，为了扶植陈诚，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说，之前蒋介石的确是有意将权力交给陈诚，而不是蒋经国。除了高层较劲，梅贻琦为了老友陈诚得罪蒋介石之外，原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及台湾部分教育人士企图动用清华基金，才是梅贻琦决定接受陈诚邀约其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最主要原因，他同时要陈诚同意他继续兼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为条件，陈诚也同意，目的就是管好基金。因为张其昀走的是蒋家的路，会把基金用作军费。张其昀的专长是文史，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在科学与教育的理念方面与陈诚、梅贻琦颇有差距。1950年，陈诚初次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搞宣传的程天放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搞党务的高信先生任教育主管部门二把手，随后张其昀继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58年7月，陈诚再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深知宣传与党务的缺点乃在于太八股化、不切实际，对台湾行政当局进行改组，乃商请真正的教育家梅贻琦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高信先生随张其昀一同卸任，并随张氏到研究院担任讲座。又有一例可以说明张与梅的不同。1954年5月，张其昀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由蒋介石拨款，就聘请史学家杨家骆为“中华大辞典长编”下设“中华大辞典”编纂处的总编纂，由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聘请。1958年7月，张其昀去职，由梅贻琦继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杨家骆认为稿为私有，而以公帑整理，台湾行政当局势不能保证其永主其事，乃于张其昀卸职前商请撤稿，由彼以私力完成之，嗣由日本写真植字商社开排，已增补校订发稿近4000万字，余稿一亿数千万字犹待来者之补订。因为杨深知梅贻琦绝对不会像张其昀一般公私不分，也知道梅不会买蒋介石的账，所以有先见之明而自我了断，以免难堪。但在蒋家眼里就有不听话的味道了。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慕，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长，影响远，但他对西学尤其是西医是排斥的。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来在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张为讨好蒋介石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想动用基金作为文科的经费，与清华重理科的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与梅贻琦很不对盘。而张的背后是蒋介石，梅的背后是陈诚，这又说明梅的确没有做官的瘾，更没有做官的条件。张其昀曾创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筹建之初，经他与中华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议决，先成立研究部，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成立中国文化大学。根据此项标准，台湾综合性之私立大学寥寥无几；“清华”、成功、“中央”皆应为理工学院。张其昀又迷上宗教，创立了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尊重世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相通的良好精神，另一方面，摒弃造成纷争的各种“人格神”教及一神教的弊端，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多神教”。他认为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可以和谐共容、兼包并蓄，“道并行而不悖”。“全神教”之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先贤圣哲以来人类共通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即为“圣教育”。“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认为教育之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指信仰、教化。像这样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如何共事？因此，梅贻琦接下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后，就与蒋氏父子结下了恩恩怨怨，惹上了扯不清的麻烦与苦恼。应付地方人士还不是麻烦的，与高层搞不好才是真麻烦。他依附陈诚为屏障，交结胡适及学术界为依归，却与蒋家有了隔膜。他的好友陈诚挡了蒋介石之路，引起了冲突，梅也受到不少的无妄之灾。依据有关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为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到1960年刚好任期届满。这意味着蒋介石按照规定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而退位的。早在1958年底，台湾有关方面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参选领导人，而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外界反对，其中以《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改相关规定与参选台湾领导人，他通过陈诚、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更是在日记中对胡谩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连任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由于胡适、王世杰、蒋梦麟、梅贻琦号称陈诚的“嵩山四友”，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职来阻止蒋的“三连任”。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新规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连选连任，不受有关规定中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梅贻琦也受株连，若非早逝，下场比陈诚会更惨。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梅贻琦也立刻表示同进退。然而，蒋介石只准两人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台湾行政当局。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准陈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的职位，并提名严家淦继任，此时梅贻琦已不用跟着走人，因为他已积劳成疾离开人间了。蒋介石举荐严家淦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六十八岁。在三年前梅贻琦已先他而去。早几年梅也患病，他又迭辞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辞职后，梅仍兼任台北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子反应炉由原委会主管，炉又在“清华”，梅贻琦愿意兼这个差，说穿了还是为了基金，目的就是保管清华基金。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以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的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和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为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市、县领导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市、县长纷纷想方设法游说梅贻琦，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正在梅贻琦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他的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贻琦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却没想到，当他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介石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梅以为蒋介石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他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以及对梅本人的尊重。其实梅贻琦哪能猜得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对核能的运用绝非仅限于和平用途。但蒋介石怎会把心里话告诉这个让他不放心的书呆子呢？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市、县长的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梅贻琦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约166.65米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崎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千米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如何处理基金是重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要梅贻琦回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就派人守在那儿。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法律界著名人士向梅贻琦展开攻势，希望他能自动交出基金的管理权。蒋介石等当权派在蒋经国的幕后策划下，搞了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先解除他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再解除他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职位。具体做法是先将梅贻琦从学术云端拉下来，让他蹚入政商之间的混水中身败名裂，或是让他身陷政治泥沼中，累也把他累死。许多政客与打手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到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以“洗雪耻辱”。据参加讨论会的梅贻琦的秘书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耻辱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耻辱”无何关系云云。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但有些人还不死心，蒋经国又策动地方势力向梅贻琦要经费，名为地方建设经费，实为敲竹杠式的黑道勒索。但梅贻琦不为所动，公私分明，又经过几次反复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财政主管部门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众多政客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桶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上蹿，几欲吐血晕倒而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喝到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订立了原子和平用途协议，政府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原子科学之研究，乃电召梅贻琦校长返台筹议。11月，梅校长奉电返台，暂居台大校长钱思亮宅，与胡适等原则上确定清华在台湾先恢复研究院，接着环岛勘查清华校址，初步选定新竹赤土崎与南港（今“中研院”址所在地）为两处候选地。12月，租台北市中华路77号为办事处。同月，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梅校长与时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张其昀共同主持，会议决定：（1）先设原子科学研究所；（2）校址确定在新竹；（3）建筑费与日常运作经费由政府拨付，图书、设备经费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出席委员有梅贻琦、蒋梦麟、俞大维（马纪壮代）、钱思亮、浦薛凤、陈雪屏、袁守谦、江杓、戴运轨、徐柏园（谢耿民代）、李熙谋、金开英、钱昌祚、洪绅（浦薛凤代）、张其昀、吴俊升、孙宕越等，由召集人张其昀作报告，对清华大学过去之成绩、复校之使命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张其昀表示，他奉了蒋介石之命，希望在梅校长领导下，充实设备，集中人才，对复兴大业作切实之贡献。言下之意，这个核研所不只是培养核能人才、研发核能发电，当然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秘密，那就是研发核武，制造原子弹。梅贻琦校长还傻乎乎地听不出来弦外之音，他在报告筹备要点中仍强调和平用途方案。同时仍忘不了在祖国大陆的清华，他以祝愿的心表示这将使北京清华园学子闻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爱校之心溢于言表。大会旋经安排好的仪式讨论决定，研究院之计划，拟先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应原子能和平需要，兼为推进原子科学之研究与此科人才之训练。核子所预定于1956年度第一学期成立，招收研究生，各项研究工作均采取学术研究合作之方式，与有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配合，使建教合作之方针得以贯彻实施，此当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新发展。然而真正的目的梅贻琦却没想到，是蒋氏父子移花接木的把戏，他们要把和平用途改变为军事用途。事实证明父子两人的确朝这条路上前进，结果被美国人发现，终究被迫拆除了。梅贻琦只是他们装饰的门面而已。台湾“清华大学”及核子反应炉地点择定在新竹联合工业研究所旁，石油公司拥有的土地约占3.3万平方米，适在新竹通竹东大路之侧，交通便捷。且工业研究所已有水电及天然煤气之管道，将来接通，皆甚方便。此外，关于研究所之建筑经费，日常运作经费之筹措及教授之选聘等，经详细交换意见后，已有初步之商定。研究所所缺的专家、教授，除一部分在台敦聘外，其他将由梅校长与在美国的中国科学专家商洽，使部分人回台执教。校舍之建筑，短期内即将设法动工，以期于次年暑期内完工。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了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及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梅贻琦聘陈可忠为教务长，接着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了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早在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陆续前往该所任教，尚在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但梅贻琦等不到收获就撒手归天了。1960年初，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装设之热能率1000千瓦之水池式核子反应器首次达到临界（发生核能作用）。台湾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特就原子炉工程进展情形发表谈话：该反应器系美国奇异公司承制，台湾“清华大学”订购该批机件后自行负责其工程设计及施工。实际装机工作除清华本校人员外，并约有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及联合工业研究所等派员协助。台湾“清华大学”系于1958年3月与奇异公司订立采购合同，是年5月在新竹校址内选定地点，举行破土典礼。建筑工程则因准备手续繁多，于12月9日才开始，装机工作于1959年10月开始，全部工程共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此项设备及建筑工程费用高达110余万美元，经费来源为最近三年清华基金利息及由基金暂借款共80万美元左右，又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允予补助35万美元。在反应器初次实验时，台湾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李熙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远东代表潘宁顿（Pennington）特派视察专家席嘉（Ceio），国际原子能总署选派专家李克（Ricker），奇异公司工程师海伽（Haaga）及何格（Hogle）均在场协同本校人员确定反应器之安全性能，以明责任。台湾“清华大学”反应器为水池式反应器，在远东尚属第一座落成者，日本、菲律宾、泰国皆派有专家前来观摩装机及试验运转工作。该反应器虽已竣工，但因尚需做多次实验测定其性能，校方为求安全，短期内不能供一般人士参观，俟布置妥帖，另订招待办法，再行邀约。原子能所核反应堆的落成，也标示着梅贻琦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一个重要使命。6　梅贻琦的教育生涯从事教育事业长达四十七年的梅贻琦先生，逝世虽然已经多年，但他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影响，却是历久弥著。梅贻琦先生，字月涵，民国前廿三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12月29日（农历腊月初八）生于天津。他祖籍江苏武进，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在天津落籍。梅族家道中落，在天津落户以后，虽无显宦富豪，但在小康的经济状况之下，历代都注意子女教育，可谓诗礼传家的寒儒门第。梅先生髫年在家受启蒙教育，1904年入张伯苓先生所办的南开学堂（初名敬业中学）。1908年以第一名成绩自南开毕业，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先是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协议用作资遣中国学生留美费用，自1909年起考选第一批留美学生，录取47人，梅贻琦先生以优良成绩被录取。1909年10月，梅贻琦赴美，因在学期的中途，暂在麻省Groton中学附读，1910年进入麻省之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读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时年二十五岁。1921年8月梅贻琦获得休假的机会（当时清华教师中美人士各半，为美籍教师计乃有服务六年——第二次起七年——得休假进修或考察一年的制度，原薪照支，进修或考察费用由学校支付），赴美专修物理。翌年7月回国，即任清华物理学系主任。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汪精卫和阎锡山的北平“国民政府”，重新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治。这时，蒋介石派他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担任清华校长。1931年4月20日，吴南轩正式上任。吴南轩与罗家伦一样是一位政治色彩极浓的人物。一到校，他就采取了个人专权的统治手段，其所作所为远比罗氏为甚。他任用带来的亲信或幕僚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职，并将会计、庶务、文书等各科主任全部更换。此外，他还极力反对业已形成并在清华行之有效的教授治校制度，拒不承认院长由教授会选举的惯例，而坚持校长个人全权聘任。当这一行为受到干涉时，竟抱着“院长宁缺，个人主张不能捐弃”的态度，拒不召开教务会议和评议会，并且私自修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消了“院长由教授聘任的规定”。此外，他还采取种种手段拉拢学生，并试图挑拨师生关系。如此种种，很快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公愤，吴氏到校未满两个月，就爆发了“驱吴”运动。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并致电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另简贤能”。第二天，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吴南轩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反对声中，于5月30日携带国立清华大学印信和若干重要文件，逃到北平城内使馆区，并且居然在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进行“遥控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