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6

他说，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文章。他抄录了三位反对节育的代表的言论作为例证，因此吃上了官司，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去了台湾。廖维藩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早年曾吸引会员150余人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他年轻时头脑开通，到了老年却守旧得厉害。他于1964年9月18日，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质询，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台湾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台湾行政当局提出质询。”柏杨说，这篇奇文，曾让他及他的朋友们哭笑不得，因此常拿出来与朋友一同欣赏。首先，看了廖维藩先生的大标题，若“不肖之徒”，若“断绝其生育”，若“亡人国”，若“灭人种”，若“危害中华民族”，若“事机迫切”，一串连珠炮，把人心都轰出嗓子。柏杨称：“此之谓先声夺人，先把对方弄迷糊了再说。”廖维藩的质问曰：“中山先生及蒋公均反对节育运动，皇皇训示，公诸天下，昭昭在人耳目，台湾人宁可反对？中山先生于《民族主义》第一讲云：‘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民族和世界民族，永远并存。’”蒋介石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云：“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作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他又说：“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的生育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他引经据典地表示，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世界人口只增了4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地增加。例如美国，1787年乡村里19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1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15个人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是太多了。他又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1924）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廖维藩先生又说：“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对节育运动之训示，彰彰明甚，而少数不逞之徒，故意假借所谓人口压力或人口台风之口号，在侵略主义殖民主义者指使或金钱诱惑之下，大倡节育运动。有所谓孕前卫生，有所谓计划生育，有所谓推行未婚少女避孕术，以及医疗机构之秘密堕胎等，种种民族堕落情事，如雨后春笋，继续滋长，致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堕落气氛之中，台湾当局倡导‘反攻复国’，推行礼、义、廉、耻，革新风气，在如此情形之下，政策可能贯彻乎？”他愤愤指出：“此为美籍肯尼博士指使中国人士推行孕前卫生之节育运动工作也。所谓‘生育年龄’，系指本省全部生育年龄之妇女而言，并无例外，装置‘乐普’，并不以已生育子女三四人之妇女为限。果如此，则肯尼博士之措施，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也。”廖维藩先生左引右引，前引后引，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十分学术性的问题，被他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他说：“查该博士之行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范围内，实犯有非法行动之嫌，应请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饬令外交主管部门迅向美国外交当局，请其饬令返回，以维邦交，如时日稽延过久，则我方唯有将其驱逐出境也。”他又向台湾省一把手黄杰告状：“黄杰在答复此一问题（答复刘议员金约质询人口问题）时表示，本省当前所承受的人口压力……情形并不十分严重。他指出，本省土地面积约36000平方千米，现有人口不足12000000人，但是香港仅有391平方千米土地，却容纳了350万人，就目前本省人口增加情形说，十年之后，至1974年，亦仅达2600余万人（如‘2’字无错误，则此数在十年之后尚远不能达到。——作者注），本省经济生产能力，尚足以充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现在台省既未发生严重的人口问题，何以肯尼博士在台中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此则大可研究之问题也。……所有在台省境内节育灭种措施，应请行政当局严令取缔，以维民族生存。其一二丧失民族观念，助纣为虐之徒，岂受外国药商推销‘乐普’使用银弹政策，或有外国援助之诱惑，而利令智昏乎？并请行政主管部门严查究办，以维风纪，而挽民族气节。至所谓‘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亦为助桀之机构，应迅予解散，以绝祸根。事机迫切，特向行政当局提出紧急质询，请予明白答复。”以上是廖维藩先生在台湾有关主管部门质询的洋洋大文，读来令人摇头无语，而这正是保守派要的东西。再介绍王梦云先生和汤如炎先生各篇，其叫座之处，同样叫人拍手称奇。两人奇文如牛毛，但却让人喷饭不已，也显得保守派虽有蒋氏父子的支持，却也没啥功力，禁不起专业的检验。王梦云先生第二个出场。1949年之后，代表法统的“万年国会”来台后没有改选，吹牛拍马、光怪陆离的问政所在多有。九十五岁高龄才申请退职的法律方面杰出人士王梦云，在来台初期就曾要求台湾当局取缔妇女戴“乳罩”，因他认为“肉弹”是诲淫之源、诲盗之介，所以除了三十五岁以上妇女和娼妓之外，一律不得戴乳罩。继廖维藩的后劲，王梦云也是台湾地区著名法律人士，于1964年10月16日台湾有关主管部门第34会期第九次会议上，擂鼓而攻。他质询的大字标题是：“为台湾行政当局对廖委员维藩，以‘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之质询，所为之答复，乃就鄙见所及，提出质询。”下面是他质询的正文：窃查“乐普”乃物品之一种，据已经装置妇女之丈夫（姑隐其名）报告，装在子宫内两月后，白带甚多，秽臭之状，难堪睹闻。且过三月之后，其妇常患腹痛、头晕、食欲不振，性情躁暴。就此情形而论，已足证明“乐普”之装置，有妨害卫生之情事，依刑法第191条，“制造、贩卖妨害卫生之物品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之规定，故制造、贩卖“乐普”者，已触犯刑章，而推行装置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负责人，应以共同累犯论。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故中华妇幼卫生协会为“乐普”之推销装置，足见其使无知妇女、少女误信为千真万确避孕之物品，借此敛财，依法应予诈欺罪论科，纵或无偿供应，亦属背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行为，不在法律保障之列，应予取缔，毫无疑义。恭查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反对节育运动之训示，详载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以及蒋先生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曾由廖委员摘录质询书中，恕不再赘。故违背中山先生及蒋先生训示反对节育之行为，与夫当局未制定人口政策法令之前，而在报纸杂志上为文制图，广为提倡或转载此类报导者，未得台湾当局许可，而制造或贩卖“乐普”或代为装置，致人口顿减，而不利于“反攻大陆”者，皆属邪说异术，违反政策，谓非大逆之流，即为共产党铺路之辈。举台上下，可鸣鼓而攻之。若属外国人士，应驱逐出境。设系省人，应绳之以法，方足以保台湾之元气，增加“反攻大陆”之人力。何期严院长不此之为，反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为民间组织，且其主要任务在于推行孕前卫生教育，台湾当局似不宜干涉等词而处之，令人莫解。王梦云先生“窃查”、“恭查”了一阵之后，又有“兹查”，曰：“夫孕前卫生教育，顾其意义，正如汤委员如炎所谓‘孕前健康条件是否良好，产后养育能力是否缺乏者也’。兹查‘乐普’之装置，意图断绝怀孕。既意图断绝怀孕，岂有‘孕’字可言，是卢委员崇善所谓‘乐普’杀人于未生之前，允称恰当。况装置‘乐普’之后，荡女淫男，尽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而孕前卫生教育之装置‘乐普’，其作用与制造贩卖淫具春药之为害相同，迹其所为，危害中华民族，影响‘反攻大陆’，至深且巨，岂能袖手冷观，任其蔓长。是梦云认为不但应予取缔，尤应通令全省宪警，遇有宣传‘乐普’效力、代人装置‘乐普’及制造‘乐普’者，一律拘送法办，以保台湾之元气，增加‘反攻大陆’之人力。至于中华妇幼卫生协会，如已核准设立，尤应即予解散所有人员，按其情节轻重，分别议处，以示薄惩，而儆来兹。未知严院长如何处之，敬请赐予答复，以释群疑。”王梦云先生在他的质询中提到另外两位法律方面的著名人士汤如炎和卢崇善，汤是民主自由社的领导。祖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党部提名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前，先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到官邸谈话，当时也曾经有人辩论，最后决定起立表决，赞成的人起立。而汤如炎则半蹲，蒋总裁问汤为何不起立，汤答站起来的已是多数，他站不站起来已无关系，他是赞成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番言论让蒋半天说不出话来。汤算是国民党大佬，他根本不把下面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大概他罡气太旺之故，大笔一挥，要求行政当局把凡是提倡节育的朋友，都割掉生殖器。汤如炎割生殖器的质询，也是在1964年10月16日第34会期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大标题赫然曰：“为何不宫X以谢台湾人，宫Y以谢天下？三质严院长”。“宫”是啥，自然用不着解释啦。下面是质询的正文：记得共产党炮轰金门，从1958年8月23日至9月25日——43天之内，每天平均14000发，以后每逢单日发射不误，绝非常情常理所能推想其万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节育有啥关系？可见其问政水平之差，也显示蒋梦麟处境之艰困！二、“战力”无辜奈何？今日台湾，蒋先生说：“十五年来的生聚教训，成为了全球性‘反共’战局中的一股雄厚的战力（见台庆文告）。”吾人应知此“一股雄厚的战力”实有赖于十五年来艰苦卓绝的“生聚教训”才壮大的。生聚也，教训也，固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有成。战力也，雄厚也，尤必须经过三战三胜的考验才铁定。再则，“生聚”所以充实“教训”之量，“教训”仅可保养“生聚”之质。二者虽相得益彰，但必先有其量，而后能求其质。以此，努力“生聚”，唯一为此时此地当务之急。一言以蔽之，“生育第一”是也。今兹失败主义的节育论者，自认“穷途末路，故倒行逆施之”，无疑是落了共产党的“人口颠覆”的圈套。若更进而勾结其渗透分子，所到之处，危言挟众，致众陷溺于“乐普”邪门之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动摇我“反攻复国”之基础，自是罪无可逭。一经查出，倘X为中国人，应宫之以谢国人；若Y为外国人，则宫之以谢天下。浅见当否，至祈即席指正。柏杨为文戏称曰：“‘乐普’是不是邪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如果大肆‘宫之’，似乎真要邪门矣。宫了中国同胞，因法律方面的代表人士是橡皮饭碗，只好自叹霉气。不过如果宫了洋大人，好比说，把肯尼先生宫了吧，恐怕就是把义和团大师兄请出正位，都收拾不起来摊子也。而且最糟的是，大师兄既然可以割掉提倡节育朋友的生殖器，一旦提倡节育的朋友，起而希圣希贤，也割掉大师兄的生殖器，好比说，把汤如炎先生生殖器也割掉啦，你说这场官司将怎么打法乎哉？”卢崇善先生质询的内容是啥，手边没有资料，无法介绍，不过瞧他阁下“杀人于未生之前”的奇异论据，也属世间难得绝件。廖维藩先生说：“今世人口问题之所以发生，实起于唯物主义之思想，无论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无不出于此种思想。大地之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者已有五千年，何以五千年以来未尝发生严重问题，而独于百余年以前个人主义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后，岂其流毒作用以引起人口问题乎？又何以五千年以来，世界人口继续繁衍，人类不以为有问题，而独于百年以来，人口突飞猛进，而忽然发生人口问题乎？”由人口问题拉上唯物思想，拉上共产主义，拉上个人主义，是帽子铺掌柜的飞帽办法，不是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口问题和那些帽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盖马尔萨斯先生于1798年发表《人口论》时，马克思先生还没有从他娘肚子里生出来哩，这又是一出“纽约城张飞战岳飞”的好戏，无怪他自鸣得意。廖维藩先生的逻辑是，过去没有问题的，现在也不会有问题，将来更不会有问题。人口这玩艺五千年来都没有问题，而竟然成了一问题，不是“非愚即妄”是啥？五千年来人口是不是有过问题，我们不知道，但知道的一点是，即令五千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问题，并不能咬定五千年后也不发生问题。盖某一个问题发生之前，该问题固从没有发生过。社会不断进步，旧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也不断产生。廖先生最痛心的，是为“未婚而时有怀孕机会的年轻妇女”装置“乐普”，像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之意，最好让她们不断生孩子。一个人往往有一个荒唐的时期，不过男人荒唐的危险少，女人荒唐的危险大。男人荒唐，一旦醒悟，改过自新，众人齐拍巴掌曰：“浪子回头金不换。”而女孩子恐怕不这么简单，盖怀孕是她的大敌，一旦生了一大堆私生子，那就算等于报销。而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既承认她们“势迫处此”，为啥又狠心让她们非生一大堆私生子不可？任何一个妓女酒女，她随时都可以也像臭男人一样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如果她膝下有一大堆私生子，恐怕她这一辈子有苦受的。廖先生可以端起嘴脸说：“那是她自作孽呀！”好吧，算她自作孽，但那些无父的孩子何辜？被作践、被歧视，轻焉者自己堕落，重焉者造成社会动乱，廖先生睡觉睡到半夜，难道不流汗吗？反对节育，不过是时代的绊脚石；而反对大法官老爷，则成了自己的绊脚石矣，万一把大法官反对得恼了火，好吧，算你赢，双手一松，一个倒栽葱，头也破啦，血也流啦，钱也没啦，权也垮啦。仅只一松还不太严重，如果照着汤如炎先生的办法，手执钢刀，把法律方面的代表、诸位老爷的生殖器一一割之，恐怕全世界人士都得侧目而视。但他们对此却闭口不谈，而独向小民下手，要说其脑筋是一盆浆糊，谁能信呢？然而，要说其脑筋一定不是浆糊，也疑问重重，廖维藩先生的质询中，不断地提“断子绝孙”，以致听众甚为紧张。为妓女酒女装“乐普”，呐喊曰：“欲令其灭绝后裔。”为生育年龄妇女装“乐普”，又呐喊曰：“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进而指着“无识之徒”的鼻子，祭帽子曰：“亡人之国，灭人之种。”如果“乐普”真如此严重，不要说绊脚石反对，就是“无识之徒”也会反对。但廖维藩先生这位有识之徒踢腾了半天，恐怕还没弄清楚节育是啥，“乐普”是啥。我想用不着向外搬兵，就是另外一位有识之徒的王梦云先生，就先来了一个窝里反，在质询中便曰：“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结结实实打了廖维藩先生一个耳光。实际上真正企图使人断子绝孙的不是节育，而是打算大动宫刑的汤如炎先生。人类已进化到20世纪，文明已达到废除死刑的境界，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度里，竟有代表提出法案，要乱割中外人士的生殖器，不啻老糊涂的胡言乱语。“乐普”既不是汤如炎先生推广的“宫刑”，也不是扎住太太小姐的输卵管，而是可以随时取下，也可以随时装上的玩意，装上即行避孕，取下仍照样可以怀胎；而且即令装上，也并不保证不会再受孕。真不知道廖维藩先生怎么硬往“断子绝孙”上想。然而，蒋梦麟及朝中的开明派为了弭平反对声音，于1966年7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合会）召开第一届“人力资源会议”之际，特意请孙科先生发表支持节育的演说，来化解“有违‘国父遗教’”的反对言论，会议中并由赞成节育的代表仲肇相发表“我们需要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的专题演讲。综合讨论时则由李国鼎副主委与人力资源小组召集人董文琦共同主持，达成推广家庭计划、适当调节生育、早日制定人口政策等协议。内政主管部门一把手徐庆钟则应经合会之请，将1964成立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人口政策委员会，调整委员人选，并由中美基金支持部分经费。同一年，蒋介石怕美援因人口政策不符美国政策遭停止，被迫签署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发表的《人口及家庭计划宣言》。在这之后，有关主管部门的反对声音逐渐减少，不过强硬者如廖维藩仍继续高分贝地质疑，“值此‘反攻复国’时期，台湾省卫生处处长公然违叛‘国父遗教’，在台湾全省推行节育运动”、“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蒋先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一再向行政当局提出质询，行政当局则对其中敏感的政治意识安抚地答复：“廖委员主张人口政策，应以全中国为对象，本部与廖委员之主张相同……其出发点适与廖委员之关切……相同，自无危害经济与减少生产之事实。”可见，台当局仍然投鼠忌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两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氛围保守，蒋梦麟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时任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李国鼎与经贸方面的掌舵人严家淦、尹仲容等联袂晋见蒋介石，力主节育人口、家庭计划政策，终于用私人关系及专业知识，坦率地说服了蒋介石接受此项建言。然而，蒋介石立场软化了，问题却出现了。社会风气保守，无人正面指出症结，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干，就是“节育”两字也有忌讳。于是，出生率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以妇幼卫生为名的家庭计划也就自然替换当局的节育政策，成为遮盖政治动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美援的公共卫生计划可以归纳为“示范中心”与“大计划”两种工作模式。在家庭计划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模式的转换中，看到它的政策转变。但由于经合会副主委李国鼎强烈希望加快实施节育以便控制消费，因此与美方协调，将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项下农复会所支助“加强村里卫生——孕前卫生计划”项目扩大为“家庭卫生计划”，援助经费也从3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但要卫生处将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并提前实行。于是，不到一个半月，家庭计划旋即施行，而且更名为“扩大台湾地区家庭计划”，预计在五年内完成既定目标。回顾这个过程，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虽然一换再换，从“妇幼卫生”到“人口研究”再到“家庭卫生”，但目的却一直是遏制人口增长的节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该计划也随美援的需要不断扩大编制与规模。另一方面，在冷战大环境下当局固然默认人口增加问题，并内化为“经济发展所以要控制生育”的逻辑，但这个目标却需要经由个人性节育来实现。因此，如何让台湾妇女不再多生，进而控制整体生育率的增长，是家庭计划的技术关键。对此，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子宫内避孕器“乐普”（Lippes Loop）是执行大规模节育的利器。虽然它运用异物排斥反应来避孕，副作用不少，但对于卫生计划执行者来说，它成本低廉，不像口服避孕药或传统避孕法一样需要时时教育人民，装一次便可一劳永逸。此外，对“大计划”卫生的模式来说，“乐普”的装置数是容易掌握的工作指标。于是，在纽约人口局提供“乐普”后，节育计划的架构大致确定。五年内使人口增加率降至18.6‰的政策目标，执行上转化成在五年内装设60万个“乐普”。此外，计划生育观念的倡导，也在操作中转化成劝导“乐普”的装置。从组织、知识与评价三个方面介绍计划的操作。首先是推广网络的建造。卫生处认为逐户访视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传播方法，因此在计划执行之初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方式，直接劝导妇女。此外，工作人员也利用现成的妇女网络，如农会家政指导员、助产站与开业助产士，甚至小学教师与妇女会会员等，利用其关系来推动节育。其次是节育知识的塑造。虽然减少人口增长是家庭计划的原因，但实际推广时这些观念会转化成类似“为促进家庭幸福而计划”的说法，而在受访者产生兴趣后，再让装置“乐普”与永久节育取代计划生育。例如在推广技巧的指导手册中便以一章篇幅教导工作人员如何引导受访者从各项避孕法中挑选“乐普”。她们先让妇女知道避孕与不避孕的差别，接下来立刻转到“乐普”的优点，并且要很具体肯定地说“‘乐普’效果很好”、“‘乐普’很安全”及“装‘乐普’可以随时恢复生育力”等。最后，跟其他大计划类似，家庭计划有严格的考核与评估。除了1964年下半年因计划提前以致执行单位不及配合外，对自1965年起所有的“乐普”装置数据均有详细分析与评价，而各地均订有月目标数，要求相关单位配合执行。此外，当局引进介绍单与评价制度，以落实执行效果的考核。由于所有装置数据都键入计算机，各推行单位与访视员的工作绩效均以此为奖惩标准。这些都让工作人员在无形中不得不卖力工作。在如此“三合一”的强力推广下，在1965年人气尚落于子宫环与结扎之后的“乐普”，一年后已经超过结扎，而五年计划结束时它以33％的增幅成为妇女最熟知的避孕方法。到1970年时台湾节育的妇女已有55％采用“乐普”，而原先订定的60万“乐普”装置数也早已超过。从这点看来，卫生当局似乎已达成目标。然而从追求人民健康的角度，我们想知道谁装了“乐普”，为什么？对此，以下两个资料值得玩味。首先，家庭计划研究者李栋明指出在1964至1970年间虽然妇女生育率均有下降，但细究其年龄、生育率可发现，三十岁以上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才有较大下降，而且年龄愈大下降幅度愈大。这意味着大规模装“乐普”计划的优先对象是高龄，或是已经生了孩子而不想再生的妇女，希望她们装上“乐普”后便不要取下，而不是需要间隔生育或计划生育的年轻妇女。另外，根据《台湾地区家庭计划统计年报》，受过初级教育者与无教育者是装“乐普”的主力。如果“乐普”如专家所称是最好的避孕法，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上，1968年出版的节育征文比赛得奖集《节育经验》已传达了一些讯息。作者虽然欢迎避孕，但大多使用传统方式或避孕药，就算选择“乐普”也不会持续使用。如果这本书代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心声，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妇女不见得不要家庭计划，但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显然，“乐普”并非首选。透过这样的分析，专家们才能掌握是哪些人造就了家庭计划的傲人业绩。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有限的选择中，偏远地区、中年、已有生育经验与受过低等教育的妇女无言地赞同“乐普”，这种选择填补了宏观人口调控与微观个人节育的落差，也是卫生当局胜利呼声后面的社会实相。总之，从家庭计划政策的拟定与施行中，专家们知道对于美援时期，不论在经济或技术上都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台湾，其卫生运作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在资金与政策影响下，政策并非由受援方自己决定。在家庭计划中，可以看到经援方在各环节中的复杂考虑。第二，在美援架构下卫生无法自外于经济，而是开发中地区安定政局的磐石。对此，20世纪50年代疟疾消失是典型例子，而家庭计划虽不脱此基调，但机制与逻辑则比较复杂。第三是卫生专业的自主性。对于卫生当局来说，虽然它在政策制定上绑手绑脚，在教育民众与赢得绩效间徘徊犹豫，但毕竟借此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体制。这些专业理性与政权工具的矛盾当时虽然隐而未显，但它们随着美援结束而浮上台面。蒋梦麟成功了，但是也付出了无比的代价。首先是他的生命，因多年劳累，他在节育还没有取得明显成绩时就因病去世了。其次，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亲而疏，这是最令人遗憾且最耐人寻味的事。7　蒋梦麟结缘蒋介石现在来回想一下他们的结缘。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驻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不久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1949年，他一度不想赴台。抵达香港后，蒋梦麟一度闭门谢客，动向不明。直至美国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海峡后，蒋梦麟才搭包机来台。抵台后，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工作面临巨大困境，这当然与农复会的中美合组性质有关。美国不满蒋介石政权，一度打算袖手旁观，各项援华工作中断，年度拨放的预算改为六个月给付一次，随时可能生变；美国相关机构还打算逐步撤离台湾，不但让败退后气势衰败的国民党政府惊讶而尴尬，而且海峡局势更显得混乱。处于惊涛骇浪中的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除重用与美国关系深厚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外，并在美方暗示下，迅速撤换陈诚的台湾省主席职务，让亲美的吴国桢接任，以致政坛议论纷纷，也使得素与陈诚友好的蒋梦麟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深感不满，忍不住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面前抱怨。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援助，台湾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蒋梦麟才返台长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执掌农业工作。蒋梦麟与蒋介石龃龉了一辈子，但每次蒋梦麟都在关键时刻力挺蒋介石，让蒋介石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例如，蒋违规连任，蒋梦麟也以大局为重，劝说胡适不要反对蒋介石，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在蒋梦麟等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出席所谓的“国民大会”，参与主持选举蒋连任。蒋介石却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与蒋梦麟的讥讽与蔑视。他在日记写道：“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民主社会党主席）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连蒋梦麟也一并骂了。8　节育主张之定论蒋梦麟在台无意仕途，他只想替人民做些事。1967年人口政策委员会完成《“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台湾地区人口调节方案》、《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三草案，并呈请台湾行政当局核定，随后就因健康不佳频频请假，直到去世。马寅初与蒋梦麟都深爱着中国，不过前者受到的阻力远远大过后者不知多少倍。蒋梦麟虽然遭到老代表、蒋氏父子那么大的压力与反弹，但他多少还是可以以他的专业与老资格继续宣扬他的理论，最后终于得到落实。马寅初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并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甚至遭到生命威胁。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台湾地区法律人士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台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悲壮。同年，在祖国大陆，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马寅初和蒋梦麟提出人口论后，都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马寅初不够幸运，与最高领袖直接杠上，没有回旋余地。而蒋梦麟则比较幸运，其主张若干年后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如同一位祖国大陆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智者，才能理解当时马老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但当时台湾比祖国大陆多一些西化教育及民主素养，蒋梦麟先生不但没有像同样提出节育政策的大陆学者马寅初先生一样遭到批判，反而在蒋氏提出观感后，经由很多产、学、民各界人士共同广泛地讨论，终于提出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不赖的节育主张。这个主张主导了台湾地区之后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让台湾地区在还算好的人口结构上，发展经济，蒋介石没有固执下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倘若没有早期奠定稳固与宏伟的基础，播下的种子不经过辛勤的培育，哪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呢？其实，台湾早期家庭计划的推行，阻碍重重，人口政策、家庭计划法令、经费、人员以及名正言顺的名义，没有一项具备。在当时充满禁忌的年代，一不小心，就有违“国父遗教”、削弱“反攻复国”兵源、违反传统伦理与有关规定、违背某些宗教之教义与善良民俗、勾结帝国主义灭绝中国人口等大帽子扣到他们的头上。想想蒋梦麟先生的勇敢与坚持，真的不简单！多亏洞察事理的先知先觉如蒋梦麟者，肯担当并挺身呼吁，接踵的先期参与者披荆斩棘，辟出一条路径；领导者与干部竭尽心力，循理论—实验—推广—检讨改进的过程，不断创新以获得可行有效的工作模式；基层工作员认真推广与服务；上下同心协力，人人怀着造福百姓的使命感，等等，终于缔造了一次长期成功的“社会实验”。所以傅立门博士指出：“在众多模式之中，台湾已成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成为开发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这都要归功于蒋梦麟等先驱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