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5

若仅以调查标准时间以前的一年内计算，人口自然增加率约35‰。若按此增长率推算，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可在二十年后便要增加一倍，比蒋梦麟原来估计二十四年后增加一倍还要快得多。台湾的人口问题已确实越来越严重了。4　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蒋梦麟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来自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之大力推动。农复会成立于1948年，前身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的依据为美国《援华法案》之《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专条六。成立之初，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任命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三位委员，美国总统则任命两位委员，委员们选举蒋梦麟先生为主任委员，农复会的组织与工作方针由中美五位委员共同商议决定，所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农复会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台湾农村复兴工作。早在1950年12月，农复会美籍委员贝克博士应邀参加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九次座谈会，发表“人口与生产的平衡”演讲，指出台湾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应即采取无痛苦的节制生育法予以控制，这比历史上借天灾人祸以减少人口的方法要好，同时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尽早准备实施。然而，座谈会主席朱家骅却在开会致词及结束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方法落后，因此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开垦土地等，方是正确的解决方法。朱家骅是曾亲聆孙中山教诲的国民党先进，他的异议成为此后许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由来反对蒋梦麟推行节育政策的先声，而蒋氏父子的态度又是朱家骅最大的靠山，蒋梦麟这场硬仗难打，不言自明。所以贝克虽是美国人，有美援做靠山，但是演讲所获得的反应，竟然是反对多于赞成。有人表示异议，亦有人觉得贝克对台湾的人口预测，其据以立论的资料准确性有问题。由于朱家骅的异议壮了许多保守人士的胆，众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理由，反对台湾当局施行人口政策，这让改革派人心惶惶，溃不成军，大多噤若寒蝉，怕被扣上“共产党同路人”的红帽子，一不小心就被拉去枪毙。但是有人不怕，他开启了公开向保守派开第一枪的先声。他就是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他不惧杀头，公开地呼吁节育，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推手。当时农村复兴委员会印发的《幸福家庭》小册子，虽然遭受舆论反应不佳而归于失败，但是蒋梦麟并不气馁，屡败屡战，首先赢得了本省籍专家学者的尊敬。当年蒋梦麟在文章发表后的二十天内，报纸发表社论或专栏予以评述者，中文就有16篇，英文也有5篇。大多数人认为台湾人口压力日益严重，生育子女太多，不仅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且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对节育运动表示赞成。《“中央”日报》4月18日发表了三位妇产科教授专家的意见《节育与避孕——几位妇产科专家的意见》，台大医院副院长邱仕荣、魏炳炎及省立台北医院副院长徐千田，都从医学的立场，指出适当的节育是必要的。因为生育子女太多，非但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又因母亲不能尽心抚育，而有营养不足、发育不全的情事。这三位妇产科医师一致认为与其在怀孕后打胎，则远不如事前避孕对妇女有利。同时指出，避孕的方法很多，而且多半简单易行。对于节制生育，三位医师都认为有其必要，最好能设立一个机构，予以节育指导，视其环境、条件，告知最有效的节育方法。此外，台北市政府一把手周至柔也在台北议事机构报告“人口的严重威胁”。除各报社论外，其他社会舆论反应也极为热烈，学术界、广播界、医学界、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以及天主教的神父们都纷纷表示他们的意见，情况之热烈前所未有，影响非常深远。蒋梦麟提倡节育可说是救了台湾，没有他的坚持，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的理论很容易懂，他常常写文章提倡节育，以他的声望与较长的年纪，攻击他所主张的家庭计划的人比较谨慎，不敢贸然提出反对意见。主持农复会的蒋梦麟仍坚持认为人口快速膨胀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乃于1951年7月8日在《新生报》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8月22日发表《再论土地与人口问题》，1952年8月于《土地改革月刊》发表《台湾三七五减租成功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后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公开主张节制生育。这三篇论著的要点是：由中国历代土地与人口消长的关系，强调中国耕地面积甚为不够，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低下；节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要使人口与土地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便能作合理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依据过去的人口资料，预估台湾人口将于二十四年后再增加一倍，如不加以有效控制，人口问题必将愈来愈严重。蒋氏在教育界及学术界夙有崇高的地位与知名度，且其领导着对于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极具关系的农复会，所以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如全汉昇、鲍事国、萧铮、黄钟、周一夔、何举帆等纷纷为文响应。尤其以社会学者龙冠海教授的态度最为积极，他希望政府迅速成立人口研究委员会以研究人口问题，以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并主张尽早进行人口普查，制订人口政策。1954年，在本省籍专家学者及洋人支持下的台湾家庭计划协会获准成立之后，开始在中南部渔村散发宣传节育之小册子。农复会以“减少无谓死亡”为由，补助该会台币41900元，协助生育指导工作。但是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诸如“美国人干涉中国人生孩子”、“本省人不支持‘反攻大陆’”之类的批评与指责，甚至告到法院里。在这一时期中，陈诚、黄季陆等虽然在公开演讲中承认了台湾人口问题严重，但在禁忌时期，他们仍把解决台湾人口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反攻大陆”的早日成功之上。唯有当时担任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台湾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赞同蒋氏倡导节制生育的意见。随后，台湾行政当局主计长庞松舟于1957年3月在中国粮政学会第五届年会中，以“台湾人口”为题发表演讲。他明确地主张：应提倡节育、奖励移民、限制移入、积极增产等手段，来补救因人口日益增加而产生的粮食不足等难题。他成为台湾地区高层中继蒋梦麟、尹仲容之后，公开表示节制人口的第三人。蒋梦麟只得到区区的几个幕僚、部下、友人的支持，但是他不气馁。他于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会上再次敲响警钟，发表了“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词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声明：“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国民党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台湾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就在蒋梦麟大声疾呼节育的时候，他的老友山额夫人又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晚年曾有一次访台的机会，写信询问好友蒋梦麟先生的意见，却为蒋先生所婉拒。蒋先生担心她的名气太大，树大招风，怕她访台会为节育运动带来阻碍，故不得已婉拒了。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地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地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蒋梦麟先生当时正在台湾提倡节育，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事，因为若干“忧台忧民”的有力人士大表反对。反对者坚持认为，增加人口等于增加实力，这一点，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甚明。提倡节育就是违反“国父遗教”，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再说，“反攻大陆”需要“兵源”。还有人不了解避孕的原理，竟认为那是把已受精的胚胎杀死，等于杀人，尤其是宗教界反对杀生，因而反对。所以，在他们看来，提倡节育简直是在搞亡台灭种。幸好，蒋梦麟先生本身是国民党政府元老，算是有分量的人，换作别人，如此“居心叵测”，恐怕早已被人灭掉了。但是蒋梦麟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发起家庭计划，并落实试办实验期。首先推行“孕前卫生”，但一提出就遭到反对。1957年新上任的省主席周至柔表示，“解决人口增加的压力，力求繁荣社会经济；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所以对家庭计划的提倡，“当时舆论反映不佳，甚至于有人上书台湾行政当局，指控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对于蒋梦麟的节育主张，当时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各方所宣称的台湾人口自然增加率（单纯因为出生与死亡所造成的人口变动率）为35‰是错误的，那是将战后祖国大陆来台人数也并入计算所致，实际约为24‰；还有各方所宣传的台湾农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小孩，却不查当时婴幼儿死亡率仍相当高——根据研究，生育6个小孩，只有4个会长大成人。而当以“限制人口增长”为节育理由时，却没有人可以回答某时某地的人口该有多少，且为什么15‰的人口增长率就是适合的。当以“提高生活水平、减少经济负担、增加民众储蓄”为节育理由时，却不愿意了解人力资源的创造性。这些争论、这些攻防论战之后，蒋梦麟不忧不惧，知难而进，他改为成立与补助民间机构——中国家庭计划协会。又为了避免反对者的口实，他把人口问题当成“卫生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来处理。最后省主席同意在农复会提供经费的支持下，由卫生机构负起指导计划生育知识之工作。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最后又转为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去。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后，人口增长世界第一，这段时间自大陆迁来台湾的人口达64万人。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其中男性刚好是女性的两倍。专家学者还未看到人口膨胀的危机，蒋梦麟已经看到了，但是当时的学界还不觉得危险。经济学家张果为所编的《台湾经济发展》一书有如下的叙述：“大陆迁台人口以男性居绝大多数，彼等独自来台或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建设开发，多数为年轻力壮的劳动生产人口，且多具备谋生之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此类人口发挥极大的作用。”他就不认为人口过多。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大陆迁台的人数并非造成台湾人口激增的原因，那么何以到1964年台湾人口会倍增至1233万人？“中研院”院士于宗先表示，任何一个国家战后，一定会生出许多孩子，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也是如此。1945年底，日本投降，有些人从南洋回来了、复员了，生了许多孩子，加上自大陆败退来台的年轻人慢慢和当地人结婚，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台湾人口快速增长，并非节育不力所致。《台湾省通志》在纪录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3.21％，高占世界第一位，比美国的1.4％、日本的0.96％、西德的0.63％，超出甚多，主因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卫生进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反而肯定了人多的好处。但事实上，台湾每年出生的人数都超过40万人，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国民党政府在教育、卫生、粮食各方面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形成不小的压力。对于那个时期台湾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中研院”院士胡胜正指出，人口过多是危机也是转机，当时台湾有近1/2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相关行业，但由于人口增长仍旧高于食物成长，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甘冒大不韪，倡议节育。胡胜正说：“‘国父遗教’认为人口必须增长，讲节育是违反了民族主义的，但是蒋梦麟等人持续倡议，最后国民党政府实施家庭计划，透过卫生推行避孕，发放《幸福家庭手册》，台湾人口增长率才开始下降。”在这个阶段中，最关键性的成就是，蒋梦麟与许世巨面见省主席周至柔，举行过非正式会谈，说服他以“孕前卫生教育”名义推动节育，“因为每年约40万名婴儿出生，在首批加入军队之前的二十年内，将大量消耗我们用作工业建设的有限资源，何况到那时候人口势必倍增，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的情形将难以克服。此乃亲痛仇快之事”。换言之，节育才可真正达到“富台强兵”的目的。周至柔的发言乃从1958年的“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转变为1959年的“人口增加的压力，在在严重威胁我们建设所得的成果”。尔后台湾省卫生处将节育工作纳入“妇幼卫生”范围内，指定台湾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负责承办，家庭计划因此得以在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默许下，进入实验期。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不能保证行得通，高层的态度还在犹疑之间。5　蒋介石的态度坦白地说，蒋氏父子与毛泽东其实都不怎么懂经济，更不懂人口学。毛泽东与马寅初（曾任北大校长）关于人口的辩论是一例。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又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反驳马寅初的人口控制主张。原来蒋介石骨子里也是反节育的，我们从他的谈话中可见端倪。蒋介石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这使得三民主义的人口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成为更加权威的看法。蒋对人口问题的立论及拟议，虽说是有目标、有计划与有步骤的，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终目标竟是要“重建中国社会为自由安全的社会，来做这独立民主的台湾的基础。据此进而从小康社会的阶段，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要达到这个目标，他根据孙中山的推理，指出中国的工业必须发达，农业也要机械化，中国社会必须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社会。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口问题迥然不同，应剖解其原因，提出周详的解决方案。蒋说：“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业愈益发达，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在人口城市化的趋势里，显明的趋势是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早婚改变为晚婚，离婚率高，而生育率低。乡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低，并且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见生育率并不随工业化的进步来增加，反而有减低的趋势。”这话不假，但随后他又说：“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在多受一点教育的社会层里，迟婚节育更见流行。生育率也就为之降低了。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生育率降低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蒋对人口政策完全外行，他根本不清楚落后的农业社会到达先进的工业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台湾地区当时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离上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不知有多远，凭什么担心人口减少？他主张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也不切实际，纯属空中楼阁：依实业计划之精神，使台湾经济平均发展，人口均衡分布；工业矿业及渔牧事业，依各地资源分布的实况，使其发展；各地人口之分布应使其适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蒋介石除了对人口数量及分布无知之外，特别是要大家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更是陈义过高，不切实际。蒋说：“人口问题不但是量的增加，并且要质的提高。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此一指示成为后来台湾研究和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导方针，不利于台湾的人口政策，因为他对人口计划纲领的意见，已表明人口多并不是问题，蒋介石虽然也强调人口质量，却是质、量并重，明确指示如何才能避免生育率下跌，官方基本上还是站在蒋介石强调“民族繁衍”的立场。6　借助民间组织，推动人口计划1949年时原本才600万人的台湾，十年时光人口就已接近1000万，人口问题的先知、农复会主委蒋梦麟首先发表《台湾人口与土地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台湾土地少，人口增长率太高，应该控制人口的增加，因而获得菲律宾“麦格塞塞奖”。可是他这种言论受到岛内舆论的指责与痛骂，尤其是台湾立法主管部门提出质询，认为“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需要兵源多，应该鼓励多生产，“立委”也主张严厉惩处蒋梦麟的叛台行为等，让他受到莫大的委曲。因为蒋梦麟的家庭计划言论不仅违反“反攻大陆”的基本政策，所以这个工作明的方面市政府不能做，改由民间配合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来做，经费来源主要是市政府用其他名义编列假预算及美国经农复会的赞助，部分来自民间募款。在人员方面，政府也不敢正式编制工作人员，只在省政府设立半官方的人口计划研究所，积极推广家庭计划。并以约聘方式在各乡镇区卫生所配有1名家计人员，在县市卫生局配有家计指导员，卫生所编制内医护人员要配合家计工作，在1968年5月2日正式公布实施家庭计划，台湾行政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推展这项家庭计划工作。当时负责推广节育政策的许子秋说，“家庭计划一开始是不能说的秘密”，后来升任卫生署长的他认为推动家庭计划必须突破政治禁忌，但因为当时期待能“反攻大陆”，需要源源不绝的兵力，民间又存在“多子多孙多福气”、重男轻女的观念，孩子生得多却累死许多妇女与家庭，因此台湾行政当局不敢高喊“家庭计划”，不敢叫大家节育，只好挂羊头卖狗肉，把节育包装成“孕前卫生”，就连分发避孕器和保险套工作也都委托由民间的妇幼卫生协会推动。首批“孕前卫生”工作员认为，节育最大的障碍是公婆，对方一听说是叫媳妇不要生孙子，往往恶言相向，甚至马上将工作人员赶出门。但是蒋梦麟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仍积极推广人口计划，他改与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合作，以民间性质去推行他的理想。1964年家庭计划正在如火如荼规划之际，他却因肝癌逝世，使他的计划颇受影响。不过，由于早年台湾卫生及医疗环境不佳，霍乱、小儿麻痹等疾病盛行。当时，台湾“避孕之父”许子秋博士在蒋梦麟的感召之下，为了有效抑制染病人数，降低台湾当局的负担而坚决提出人口节育计划，在当时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的政策下，主张节育和人口控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与眼光的，他说：“当时是一项很冒险的举动，轻则丢官，重则没命。”1964年协会成立，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毕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台籍专家许子秋博士就说：“这可是会被砍头的工作！”许子秋在这方面的表现受到国际重视，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亚洲各国支持人口节育的指导工作。台湾搞“反攻大陆”离不开洋人，搞节育更是与洋人有关，洋人的态度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提倡的是鼓励生育政策，理由虽然是三民主义的“民族繁衍”，不过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反攻复国”所需要的“生聚教训”。但是，当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是维持区域权力平衡：国民党政府被设定的位置是“反共”围堵圈的前哨站，而不是挑起“反攻大陆”的战争。一开始这个“反共阵营”所需费用是由美国无偿性的援助来支持，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东亚各国不但要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围堵阵营，以减轻美国的援助负担，而且在日后还可以转化为接受美国投资的国际加工基地。台湾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接受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台湾每年生产毛额的5％到10％，占固定资本投资的42％，在国民党政府当时每年26％的赤字支出中，有90％是由美援拨款所抵销的。所以，与土地改革的逻辑一致，当时台湾家庭计划的节育政策目标也是希望将台湾改造成为一个能够在美国主导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半主权政权。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要提高台湾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为支持一个工业化部门提供资本与劳力的话，那么，家庭计划就是要由降低新生的依赖人口来减少消费，以提高人均资本之累积，尽快促进资本主义在台湾的繁荣。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目标与国民党政府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是要“反共复国”，而美国则只是需要台湾当局“反共”而不“复国”。这经常造成双方在使用对华美援的争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国民党官员尤其愤怒美国透过援助对其防务支出进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家庭计划所遭遇的主要困难就是“削弱军队实力”。当时台湾有关主管机关的老委员对家庭计划甚至于杀气腾腾地痛批“殖民主义之节育运动，不容在中华民族范围内推行”、“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总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质疑“官方正明目张胆否定中山先生与今‘总统’再三昭示之生聚教训”，“此种违背政策之节育运动，实为亡台灭种之运动，是否应予查禁？”，甚至于要求“查就此次‘人口问题案’中官民之刑责”。老委员的这些质询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是它其实透露出一个重大的讯息，那就是当国民党政府最终在1964年将家庭计划正式列入台湾建设四年计划时，国民党其实已经接受现实状况，逐渐放弃“反攻大陆”的准备。那么，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美国主导下的节育运动是如何突破台湾原先的激烈反对，最后逆转为台湾当局全力推动，社会也会热烈拥护呢？当时美国虽然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三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都享有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但是面对岛内反对节育的声浪，特别是背后的政治敏感性，采取的却是更加曲折委婉的“以大事小”的转进策略。美国固然高级别地通过美援主要单位——经合会（经建会前身）与农复会（农委会前身）游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首长，成立了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补助推动“孕前卫生”；但是遇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时，则转进到公民社会的层次，由农复会相关干部与学者专家成立民间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家庭计划协会、“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台湾人口研究中心，并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继续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来。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家庭计划所需的人力资本，整个台湾人口学者养成训练，对人口资料进行整理与实证研究，更是在美国的学者John Baker、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George W. Barclay、纽约人口局总裁Frank Notestein、Ronald Freedman等人推动下而奠定基础的。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强力要求下，公布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条例》，将当时还在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台湾经济，转变成为出口扩张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配合这一转变的是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以及美国巨大市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开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快速的经济成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速下降，伴随着发生的也果真是家庭计划宣传时所允诺的经济成长。所以，台湾的节育政策是由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加以定义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台湾岛内有关部门的抵抗，以及社会的茫然和冷漠，但是从对台湾当局的施压，到成立民间组织，贯穿到家户的访视与避孕工作的推动，以及支持这三个层次所需要的人口学训练与数据建立，到最后与人口政策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农工部门的资本转移、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快速经济成长，人口计划经过漫长的萌芽期，蒋梦麟终于盼到了实验期。如前所述，1959年4月13日，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政府重视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台湾当局才被迫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口号为“实施家庭计划，促进家庭幸福”。1967年，台湾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1969年，台湾当局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从1971年起，台湾当局的高层才觉悟节育的重要，指定每年11月成为台湾“家庭计划”扩大倡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口号。过去五十多年，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缓和了人口增长压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这都要感谢蒋梦麟等先知。名作家柏杨坚决赞成节育，他办杂志曾与“卫道之士”展开非常精彩的笔战，也因此被保守派恐吓过。他形容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靠的就是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之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就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全国哗然，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洋学堂的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起初多半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