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2

综观蒋、胡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彼此的定位和认知有落差，但不能说其中没有私谊。胡适自认为是蒋介石的诤友，而蒋则在阶段不同，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胡或尊礼或批评，或视之为下属，或视其为专家。也有学者认为蒋在公开场合对胡的尊礼有出于取得美国好感的政治、外交考虑，也有人认为两人有时“貌合神离”又“若即若离”，却又是对反对共产党的盟友。而总体来说，除了“君臣”关系外，胡适似乎更定位自己是蒋的“诤友”，只是蒋介石并不以为然。留美不归，生活困窘，蒋介石曾接济胡适生活，会不会“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学者陈红民就指出，胡适晚年生活困窘，曾受蒋介石资助。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记载：“发周锦朝、胡适之、陈立夫各款”；1951年5月15日台北的档案资料中又有“蒋中正嘱俞国华代送于斌、余俊吉、胡适、陈立夫各美金5000元”。陈红民从有关档案馆中查到蒋介石与俞国华的往来电报，发现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几成定制；同时受资助者还有陈立夫、于斌等人。胡适滞留美国，一直没有接受蒋氏邀请而回国。阎锡山请他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他也坚辞不就。一直至1950年3月31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台湾当局的资政，也就在此一时期，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1950年至1952年）。这是他晚年在美国“唯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年薪是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账，他在美国每年花销约6600美元，入不敷出。那么，面对蒋介石的接济，生活困顿的胡适收了没有呢？有人说收了才替蒋说话！已故的近代史学者唐德刚则认为未收。他于2005年接受贾成达访问时曾说，胡适没有收蒋介石的钱，“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胡先生他没有钱，蒋介石送他四万块钱，他怎么能收呢？他不能收嘛！清望所系。蒋介石送我（唐德刚）四万块钱，那我就收下来嘛，但是胡适就不行了。所以他很穷，我们也知道。”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间接的旁证，包括蒋本身的记载等，显示蒋确实通过一些渠道接济胡适在美的生活，但胡适本人对此从未有任何文字纪录，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胡从未收过。“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然不容忽略的是，胡、蒋在思想共识、政治结盟和金钱馈赠等三方面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陈红民的研究论文则指出，在蒋介石与胡适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关系并不对等。蒋位高权重，资源众多，故处于上风，有上对下“给予”的意味，胡适得到许多荣誉和“实惠”，而付出的更多是“道义”。因为从胡批蒋的背后可以看到胡适的拳拳之心。其实，蒋介石和胡适的交往关系，早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已露端倪。1932年11月底，蒋、胡两人在武汉初见。这次见面被刻意安排成偶然邂逅，实则是精心避免了主客之分或是“召见”、“奉召”。陈红民注意到，蒋与胡的初晤，先后共见面三次。前两次在蒋宅晚餐，都没有深谈；第三次再约，结果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蒋只请他研究教育制度和学风改革，他用“我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对他说”这类字眼来表示对蒋的不满。但这次见面蒋介石对胡适的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陈红民认为，两人感觉错位，关键就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胡却有打算单独谈些“根本问题”，所以希望大，失望也大。陈红民将蒋介石与胡适亲疏和互动频率分为七个阶段，他分析认为，两人朋友基调是一贯的，蒋居高临下，胡适一直努力争取影响蒋介石，力图保持和蒋平等的“独立”地位。胡适视蒋为可以直言相谏的“诤友”，蒋介石则将胡适视为治台可以借重的专家，两人对彼此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贯穿两人交往的始终。事实上，胡适一生对政治虽有巨大热情，但一直很谨慎，若不是有感于民族危机、全民抗战或是年老体弱，他希望保“独立”之身于体制外，却又寄望影响当权者，这种用心往往令他有着矛盾的表现。在两人交往的七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胡适游离在国民党政府体制之外，蒋对其评价甚高；而在他走进体制的“西安事变”、全面抗战和返台居住三个时期，蒋对胡的批评和不满反而最多。陈红民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知识分子还是在体制外较受敬重。而在这种公开礼遇的背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多有不逊之词，甚至出言痛骂，形成鲜明对比。1941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蒋就说，胡适使美四年除谋得十余个名誉博士之外，对国家一无贡献。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再选第三任“总统”，蒋对此十分恼火，在日记中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在雷震案之前，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这是他身上旧传统的一面吧。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联署反对蒋介石违背有关规定三连任，胡适为联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有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所谓的“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蒋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尤其是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胡适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但学者杨天石却认为，蒋对胡的尊礼有时是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1948年民国行宪，首次选举总统时，蒋推荐胡适参选总统，其用意即是企图取得美国人好感，以便争取美援。另外，胡也有自知之明。1948年3月30日下午3点，王世杰对胡适传来蒋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12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候选人，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所以，胡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率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地听受”。两人直到胡适1962年逝世止，保持了没撕破脸的朋友关系。陈红民认为，蒋、胡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他强调，“诤友”一词，蒋与胡应是“友”重于“诤”，过去多数学者是重视胡对蒋的批评，却忽略了“诤”只是对“友”的一种限定。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终生服膺实验主义（pragmatism）哲学的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数十年，在蒋介石手稿日记以及胡适日记全集的问世之后，为研究胡、蒋两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些方便，更透露两人在私底下的相互观感。胡适致力于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对蒋氏有所期待；蒋在表面上尊重胡适，极为礼遇，但并无遵循自由与民主规范之意。从1931年到1949年间，由于时局不稳，胡与蒋合作多于抗争。至蒋介石退居台湾，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欲以自由与民主对抗祖国大陆，而蒋则认为对抗祖国大陆唯有在其集权领导之下，统一意志，方克有成。自此自由主义与威权心态之摩擦和冲撞终不可免，显示出威权之顽强与自由主义之挫折。胡适过世后，蒋中正题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无法接受但也无法完全否认，也算对胡适一生的概括吧！台湾史学家汪荣祖曾在北大做了个演讲，题目就是“胡适与蒋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胡适和蒋介石纠缠了一辈子，胡适想影响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想影响胡适，也失败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把胡适骂得不像样子。这种事情揭示了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他把胡适当政客。胡适哪里是政客呢？胡适反对他连任，他又说胡是“叛党叛台”。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脾气。胡适引用母校康乃尔大学布尔教授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强调指出，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一，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斥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求实行《礼记·王制》上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十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廷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1553年10月23日，在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样一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几分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此而来。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们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能力不足时的隐忍，等待时机而已。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普天之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不赞同，特别是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然而，洛克学说的光辉之处，并不因此而掩，因为它打下的基础，使得宽容的生长和扩展，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随着不同教派之间实行宽容，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所谓水火不相容的教义冲突，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异教徒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行为乖张，他们可以是好丈夫、好邻居、好公民。随着对异端的恐惧消失，宽容的心态随之而生。胡适内心的理想世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宽容心态悄悄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宽容也逐渐变成了有牢固基础的持久的制度，而不再是权宜之计的暂时的实力平衡。基础牢固了，宽容面也就推而广之，不断扩大。直到今天，自由社会里宽容的限度仍在扩展。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宽容的社会，并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有人说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反复倡导宽容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胡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更多地容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事实上，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我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惧。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尽力缓和台湾当局同《自由中国》的冲突。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震锒铛入狱，被判刑十年。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然而纵然在现实政治上胡适一事无成，但是胡适无论在思想、学术、人格上都是令人钦佩的。他留洋归国，看到了中国的病，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都是先驱。落脚到台湾后，胡适仍以一生所奉行的观念与蒋介石对话。让我们将视角转到祖国大陆，当时对胡适的定位也依然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祖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祖国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祖国大陆已成为“显学”。当年人人喊打的“胡适幽灵”、“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今竟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在学术殿堂中，高居首席。这个转变绝不只是意味着胡适思想在祖国大陆的消长，更重要的是，胡适所一再强调的，自先秦以来即已深植人心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毕竟不能长久地受到压制。胡适研究在当今祖国大陆成为显学，所显示的另一层意义是祖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的程度上仍待改进。胡适的许多“卑之无甚高论”的意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依然是“骇人听闻”的。胡适思想的精义，对当今中国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争”上。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必定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据说两人还有一次唯一的会面，时间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留下一句话：“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49年之后，祖国大陆刮起大批判胡适之风，但毛泽东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是否恢复名誉已不重要，历史自会作答，倒是胡适思想的重要性，且让我们引胡适先生写给蒋介石的一段信聊做结尾吧：“做为一个领袖人才，不能沦为干政打杂，要自处于无知、无能、无为。以众人之智为知，以众人之能为能，以众人之为为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1　“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1949年冬天，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也尚未驶临台湾海峡，台湾时局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在岛上，有钱的人纷纷携款逃往海外。在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少数不肖之徒在学生中散布谣言说：“校长傅斯年夫妇已经办妥离台手续，旅行证件握在手中，到紧要关头，他们远走高飞，顾不得你们学生的生死存亡了。”傅斯年闻知，立即贴出布告，要学生安心读书，并保证他绝不离开台湾，誓与学校共存亡，他拿出来台湾后所写的一条“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横幅，坚定地表明他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的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一向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凉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台湾虽然存活下来了，傅斯年却不幸“归骨台湾”，竟成谶语！20世纪的50年代，台湾处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在台湾最后的两年，几乎天天处在与蒋介石抗衡、与蒋经国为首的大小特务周旋的日子里。他在台湾仅短短的两年，已赢得了朝野与学界的无比敬重，就因为他的坚定意志，在与台湾当局的抗衡中，最终也获得蒋介石的尊敬和器重，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收在掌中的一块顽石。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是蒋介石无奈的选择，他原本希望傅斯年终老于“中研院”，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但在美国人的干预、美援的要挟以及学界的瞩目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已到口的肥肉吐了出来，但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却是好消息，因为傅斯年关怀备至，几乎以校为家，最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台大！当时治安当局为防患间谍，规定学校教职员工必须互相“联保”思想纯正，彼此没有间谍行为。傅校长认为此种做法并无实际效果，且极不方便。他对治安当局提出：“所有台大教职员工，皆由我校长一人保证，一切问题皆由我负责。”傅斯年虽然讨厌透了特务，但对学潮更为反感，他希望学校是一个专心读书的地方，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对台湾一帮光复后仍闹独立的本土政客，常常在学校或各地搞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其妻子俞大彩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这便是他做人处事的主张与原则。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着学潮运动趁机发难。当时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共产主义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三字经”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词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斯年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师范大学与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台湾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须知当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对间谍问题防范特别严密，尤其对大学生监视得特别严密，常常以间谍名义进校园抓人。1949年4月6号，终于不幸发生军警进入台大校园逮捕学生的“四六事件”。1949年3月20日晚间9点多，师院（就是今台湾师范大学）学生李元勋和台大学生何景岳共乘一辆脚踏车，被中山北路一派出所警察发现，发生争执，两人被押往第四分局——大安分局，用手铐铐于办公桌脚，并遭殴打，恰有师院同学路过看见，回校通报。11点，两百多位师院同学赶去救人，提出三条件：惩处警察、赔偿医药费、登报道歉，但是被当局悍然拒绝。3月21日上午10点，台大及师院加上台北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及高中职学生（当时台北市只有台大、师院、台北工专三所大专院校）加起来竟然有千余人，走上街头游行，唱歌，呼口号，后来包围了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察局，要求局长公开向李、何两位同学道歉，并登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局长口头答应，同学因而和平解散，但事后当局并未履行承诺。3月29日晚上7点多，两校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千余人集结在台大法商运动场，就是现林森南路与济南路交叉口的台大法商学院学生宿舍，成立“学生联盟”，燃烧营火并呼口号及唱歌，到11点散会。会中许多同学都察觉有特务、警察及国民党职业学生穿梭其间，并搜证监视。然而学生沿路高唱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歌曲、解放区歌曲，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那些在解放战争时吃过大亏的政客，一听到“红歌”就心慌，引发当局高度关切，认定校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消息传到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那里，他正有意镇压学生运动，遂下令当时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的彭孟缉缉拿“主谋分子”。4月5日，陈诚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自南京抵台，下令逮捕学生主谋分子，名单上台大有21人、师院7人。5日傍晚逮捕行动开始，师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首先被抓，但他后来从捕送车上跳脱逃走。两校宿舍在4月6日凌晨为军队所包围，师院全面抵抗，军队攻坚后逮捕250余人，皆押进现在中正纪念堂旧址军营里审讯。两百余人经数日审讯后由学校领回，其余转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刑讯，数目未详，随即有7人被枪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交涉，蒋没接见，傅斯年失望已极，但他仍不放弃，转而打电话给情特头目，要求进入台大逮捕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并同时强硬宣布，他将不会同意军警进入校园。整个事件中，台大校长傅斯年唯一的目的就是力保学生免于被抓的厄运，他强硬的作风让蒋氏父子头痛，他甚至跟在台大大门前布哨警察呛声说：“如果要抓学生，就先抓我。”警察没办法，就向上面反映，警察局长也不敢做主，把傅斯年的问题报告给上面的更高阶特务，傅斯年对特务滥捕滥刑，极为愤恨，一再要求并提醒台湾当局，逮捕审讯学生一定要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对蒋介石的爱将、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警告：“要是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彭孟缉被傅的气势镇住了，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被放回，而师范大学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7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听说蒋介石听罢特务头子彭孟缉与儿子蒋经国的汇报后，也被傅斯年的正气所慑，连声叹道：“罢了！罢了！就让他出出风头吧！”“四六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范大学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台湾师范大学要好得多。许多年后，台湾师范大学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反观台湾师范大学，当时前、后任校长谢东闵和刘真，固无力阻止警察抓人，造成两校日后学术风气的大相径庭，甚至保守的校风至今仍存在于台湾师范大学校园之中，从学生对校务改革的漠不关心，到学生会主席约10％的超低投票率。至今，台湾大学仍保留了傅钟、傅园，纪念这位视学生如己出的校长。而台湾师范大学则选择填平了学校大门口前的喷水池，竖立起统治者威权象征的蒋氏铜像。现实中地理距离相去不远的两校，校风、社会评价却是有天壤之别。其实蒋氏父子不了解傅斯年，他早在祖国大陆时期就救过他的学生免于被诬为“间谍”。他的学生陈盘早期曾被诬指为共产党员，幸得恩师相救，故陈盘在怀念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时有以下叙述：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陈盘在看守所会见傅斯年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分钟。万万想不到，这短短二三十分钟的遭遇，就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得救了！他回忆，就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他在校长的办公楼会客室呆坐着，傅先生进来了，陈盘回忆道：“他看见我，问我是不是找他？我说沈教务长（鹏飞）叫人找您来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说完，傅先生沉思了一下说道：“放心，没事的！”说完就忙着开会去了。一会儿，陈就被公安局释放了！陈盘自述：“我之被拘禁，不明白是什么罪名，有何证据。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我的少数同乡诬陷我，说我是什么党。因为我常常以口头或文字的方式攻击地方上的腐败而恶劣的分子，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就捏造罪名，告到公安局。这样，我就成了囚徒了。”他被奸邪之辈硬指为是“政治嫌疑”分子，当公安局的人要把他带走时，他便请求沈教务长，把事情告诉正在开会的傅先生。傅先生得到消息，即刻和主持校务会议的戴季陶校长商量营救，结果戴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公安局郭世增局长。大约是第四天，傅先生亲自到公安局交涉，于是他就恢复自由了。陈盘犯的是什么罪？为何被不知名的什么人带到局里去，就立刻被关起来了？至今他不清楚，但他清楚的是他被恩师傅斯年所救！“这是一场噩梦——可怕的噩梦”，陈盘回忆道。他在公安局，被关在一间约25平方米的房里，里面共有十几个所谓犯人。起居饮食，大便小便，也全在里面，而卫生设备，一点没有。他又说，里面的人，最怕是半夜被点名，被点到的，一去就不见回来了。“就是幸而不死，他把你的案子来一个悬而不决，把你转解到河南（珠江南岸）南石头，关上三年两载，那是司空见惯。人生到此，惨状那就不用说了。”他以感恩的语气说：“我入狱后一两天，恩师营救我的消息传出了，于是陷害我的人，特地去看孟真师，用恫吓的语势说我是共产党的重要分子，请他不要管我，否则将会对他不起！”“恩师当然不理会他们这一套。”陈强调说，“这是我出狱后，同乡中的同学对我说起的。”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在台大一个硕士学位考试的场合中，陈见到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谈起他那回被诬入狱的经过，傅乐成告诉他：傅师为了营救他出狱，还一次付出了一百块洋钱。这是傅师母跟傅乐成聊天时，无意中说出来的。“当然，傅师母又是在傅师生前，听到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但这事情，从前我一点不晓得。”“傅师不是鬻恩市义的人，当然他不会告诉我，但对于家人偶尔谈起，顺口带出，这自然是情理之常。所以我相信，这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到此已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同时他也相信，这不是什么贿赂的钱，而是傅师担心他在狱中受苦受难而“打点”狱吏、狱卒的钱，因为恩师知道狱吏、狱卒之尊，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有名的。“我入狱以后，当天晚上被传讯过一回，那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以后直到出狱，都没有被传讯过，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点没有受到折磨、痛苦，相信这就是傅师花了一百块洋钱的功果了。”他感激地说：“我是那么渺小，而师之爱护我，替我设想，则实在太周到了！太周到了！”据当时传言，那次傅斯年为了救学生，竟然找到台湾最高当局。据说蒋介石与部属见面，只有傅斯年是敢在蒋面前“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那次傅师救徒见蒋有没有“跷起二郎腿”？陈认为：“救徒心切，应该没有！”“四六事件”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横亘在前的危机却有增无减，直到把他整死为止。1950年冬至的前一天上午，傅斯年离开家，去农复会参加蒋梦麟主持的一项会议。会中，他一如往常，发言时神采飞扬。中午，他开完会，回家吃了中饭，休息了一小时余，便揣了一包早上他太太在门口买来的芙蓉牌烟丝，匆匆赶去南海路的省“参议会”。下午，将近6点10分，他答复完了第二次质询，走下讲台。这时，没有人注意到他缓重的脚步、苍白的脸色。会议散了，傅斯年却因脑溢血晕厥。当晚，没到子夜，他就死在象征民主的“参议会”里。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宗洛任校长。当时台湾大学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败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台大虽名为“国立”，但国民党政府局促一隅，小朝廷的经费无着落，地方诸侯比朝廷还阔，拿人的手软，虽号为“中央”，却要仰仗它唯一能控制的台湾省来供应。台湾大学这时经费都靠省政府支持，当时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傅斯年除了要“安内”，更要争取经费，要到省议会列席备询，受当时省参议员的监督与质询，因为他门控制预算，常常借机修理傅斯年，或给小鞋穿，堂堂大学校长要受他们的气。“攘外”对傅斯年而言，更是一件苦差事。由于升学困难，本省籍学生入学更难，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从大陆败退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平、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被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喀嚓”，三两下就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者，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赴台时健康状况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傅斯年英年早逝。有人说傅斯年坐上台大校长这把交椅，等于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危险万分，不但不会飞黄腾达，反而注定了他将死在任上。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那些人极为不快和恼怒。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中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台，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做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朱怀着后悔的心情说道：“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孟真先生与陈诚先生闲谈中，不是涉及对台湾政府的建议，便是谈到百事待整的台湾大学，他也曾屡次向陈诚先生说：“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当时是一句戏言，竟不幸而言中！他去世后，陈诚先生为他主持丧礼，并为其儿子傅仁轨筹教育经费，后来傅仁轨才得以在美国完成学业。再回到台大与省议会的关系，催命符为何找上傅斯年？他这次为何不敌外面的攻击呢？原来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的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人士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台独分子郭国基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不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台湾当局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议员的身份，以替本省籍学生争取福利的姿态向“傅大炮”傅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祖国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和愤怒。当日郭氏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又说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汉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中文科分数比祖国大陆的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言毕，大约是下午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他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较近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大约下午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著名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干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晚上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夫人俞大彩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人，汉语水平极差，有位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下半旗致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的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议会厅，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像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大吉，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击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们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及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幛，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幛、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挽联：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蒋梦麟挽联：学府痛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