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

胡适：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引言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参加反清革命。国民党改组后逐渐取得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对胡适这位学贯中西的知识界领袖，颇能以礼待之。从1932年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交往甚多，胡适也很佩服蒋介石的能力与手腕，但对其独裁则一直持批评态度。蒋对胡的抬举，胡常常不领情，让蒋尴尬不已。早些年祖国大陆对“胡适”这个名字，可没有好印象，如“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这些头衔往往就是他的代称；特别是他的名言“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是常成为大批判的靶子。中国大陆对胡适的“缺席审判”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胡适被定位于“帝国主义者的驯服工具”。郭沫若甚至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难兄难弟”。至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他的人品、学识及一生做了些什么等，正面而客观的叙述，却是难得一见。同时在祖国大陆，胡适是“大批判”的黑名单上的要角，1955年以后，连当年与胡适有过师生之谊，都是可以被斗臭斗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时的“胡适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慢慢地出现“复兴”的趋势，但是，胡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总是没有被拿掉。这样一来，许多关于“胡适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呈现出一幅被扭曲得诡异之至的“胡适形象”。好比说，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步步进逼的困局里，胡适与朋友创办《独立评论》，企望“言论报国”，却被解释为“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而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又说胡适在台湾的晚年岁月里，“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的面纱，明目张胆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把胡适描写为“蒋氏家臣”，将之列为国民党政权的“文化打手”，有意把他宣传成蒋介石的奴才，诸如这类脸谱化的说法和做法既无实质意义，又无法发掘真相。事实上，胡适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对蒋介石当面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大都是当众批评。1　“蒋先生错了”从胡适日记中看，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3月3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援。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三天后，蒋介石果然北上处理热河事件。3月13日，胡适赴保定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谈到这里，蒋介石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得多！”听了这些话，胡适在日记中气愤地骂蒋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虽然胡适常骂蒋，他却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例如，在抗战时蒋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又任命他做过北大校长；在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胡适同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领导台湾地区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地位非常高的重要职位。蒋给胡官做，胡却常常顶撞蒋，让他下不了台。举一个例子，当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复院的典礼上，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邀请蒋介石出席并讲话。蒋介石非常恭维他，为表示对胡适的尊敬，除了亲自参加胡适就任院长的典礼，还亲自上台致辞。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介石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不料胡适在致答词时，公开指蒋的讲话有“错误”，让蒋大为不满。两人争执的焦点是五四运动的功过。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还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蒋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蒋先生你错了，‘中研院’的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与伦理道德没有直接关系，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蒋、胡两人一个尊崇传统文化，一个要打倒旧文化，两人吵架的主题落在五四运动的功过上。如上面所说的，蒋介石斥五四运动造成了共产党发展壮大，国民党政府只好退到台湾。胡适才不管蒋介石是谁，竟当场指正说：“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发展壮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讲完后，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没有当场发脾气。但是这毕竟让蒋介石有点尴尬。这件事情给在场来宾的印象非常深刻。胡适的讲话令在场不少人的脸顿时变得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敢这样讲话，在历任的院长、院士中，一个叫做李亦园的院士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敢讲真话。胡适一句“蒋先生你错了”，胆敢当面驳斥蒋介石，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他。2　劝蒋无为而治胡适于1917年自美留学回国，二十七岁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事实上，在他回国之前，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文章，鼓动风潮，千层浪起，一夕而“暴得大名”。时光倒回到20世纪前叶，那时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胡适，但他们从未见过面。1932年冬天，蒋、胡都在汉口，蒋请胡吃饭，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次日，蒋又在住处约胡晚餐，在座的还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余等人。胡知道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所以送蒋一本《淮南子》，作为间接的谏言——请蒋不要“事事站在第一线”，这是胡氏第一次让蒋头痛。《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著的一本书，分内外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行本《淮南子》即其内篇，其余已不存。书的主旨就是宣扬“无为”。当国者要不侵官、不越权，行“无为之道”。胡适喜欢以古讽今，他常拿此书“修理”蒋介石。譬如在《主术训》中，开宗明义就教导国君无为而治。它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关于这一点，《诠言训》有进一步的发挥：“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意思是说，国君好比神主牌（尸），不必去管祭祀的事，祭祀由主持祭祀仪式的人（祝宰）来负责。胡适借这些话来暗讽蒋介石管得太多了。随后，胡适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例，劝蒋介石息劳。这是胡适对蒋介石非常重要的规劝，但是蒋介石有没有看这本书呢？似乎是没有。即使看了，胡适相信蒋介石也不会照着做，但是蒋做不做他不管，只要他认为错的他就要管、要说。胡适甚至连蒋介石怎样做官也要管。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说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报导，报称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他说该手令是“命令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蒋介石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非政府，胡适认为蒋的手令不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胡适让蒋第二次头痛也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校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3　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胡适随后几年总是批评蒋介石，如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所说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他要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第三，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他认为，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水平太低了，绝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这让蒋介石好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新生活运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4　知其不可而为之蒋介石对胡适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人民的忠心，恨的是对自己的不忠。从蒋介石败退台湾的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这两阶段蒋介石都需要胡适的帮忙，但胡适并没有完全答应，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掌控胡适。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行政院政务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但蒋介石不死心。1947年底，国民党战况渐趋不利，蒋介石更积极地想把胡适拉进政府内，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好几次提议他担任包括驻美大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候选人等，胡适都一一回绝了。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9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闻一多、李公仆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国民党当局暗杀。1948年12月14日，北平已在围城之中，隔天胡适搭乘蒋介石派的专机逃到南京，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仍极力劝他去美国，蒋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最后，胡适拗不过蒋介石的请求，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搭船前往纽约。和1937年一样，胡适这次也是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到美国来争取支持的。但经过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此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态度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胡适受蒋的委托赴美寻求美援。当时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但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在这种情势下，胡适能够着力的地方已十分有限，再也没有任何美国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为他安排周游各地的演讲了。直到1957年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段时间是胡适在美国最为黯淡的时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5　民主·自由·独立对于盘踞台湾的蒋政权，胡适的寄望主要有三点：（1）延续法治精神。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2）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和所谓的“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也不到几年就名存实亡了。（3）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在这方面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事情缘于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6　父子分道扬镳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儿子却没走，后来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投枪，“追求进步”地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文中还表达出知子莫若父的无尽的凄凉与无奈。在台湾复任一把手的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同时为了笼络胡适，他专门约见胡适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先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可见胡适公私分明。7　为言论自由而奔走胡适回台湾后除了登上多所大学的讲坛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喉咙变得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法律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法律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地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台湾人民做诤臣，为台湾行政当局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关当局举办的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台湾行政当局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胡适又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先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回忆录》记载：“我说，有关法律只许蒋先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蒋先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台湾行政当局无一人敢如此说！蒋先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然而书生毕竟太天真了，蒋介石在政坛滚打了一辈子，怎会听信一介书生的空话。蒋介石要的是权力与地位，因此他想利用胡来捞取政治资本，想继续连任。但是胡适却看不透，以为蒋不知“宪政”运作，居然在日记里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当届伪“国大”，召集是在1948年3月2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到1954年5月20日为满任，2月20日必须选出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蒋听罢大喜，他立刻向胡适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胡适还傻乎乎地写到：“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有关法律了吗？”1954年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领导人，他重申1933年说过的“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胡适又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领导人，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台湾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此时的胡适似乎又沦为蒋家的弄臣。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蒋连任，并将领导人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胡适并不领情，他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可以连任一次的！”他争的是“宪政”发展。因为胡适关键的临门一脚，让蒋介石再次坐稳“总统”大位，蒋因而对胡感铭五内，礼遇有加。相对于在美国的冷清，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受到追捧，飘飘然有与天接壤之快感，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也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8　祝寿不忘争自由1956年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胡适回台，他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蒋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导人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导人的力量。”他还说：“现在能办事的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领导人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蒋先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台湾，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二十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1956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蒋先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蒋先生祝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蒋先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蒋先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不知台湾真的没自由，只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9　《胡适与“国运”》公案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他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1958年4月，胡适即将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之时，台湾突然出现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为《胡适与“国运”》，四处散发。内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吴虞文录序》、《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从品德到学术，全面攻击胡适。警务处涉入调查后，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荣所印发。经警方传唤，两位教授坦承所为，并愿负责。且辩称全书系“纯为学术研讨”，并无任何政治因素存在。为此，殷海光教授特别在《自由中国》发表《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并指出：虽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评，胡适是人，所以胡适也可被批评”，但这本小册子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的实现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所以他认定应为现实政治的副产物。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晓得。从后续发展来看，殷海光的推论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本小册子后来干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学生书局正式出版。李焕荣更是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续集，且照样刊行。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言论箝制从严从紧，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人。若非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若是胡适确实被国民党推心置腹地视为“我党中人”，则这本小册子如何还能流传下去？难怪日后有人解释，这根本就是蒋氏父子授意，给即将回台的胡适当头棒喝，要他回台后，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国》合流！是耶非耶，当事者俱逝矣，无凭可据。倒是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时代的见证。10　谏蒋遵守规则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的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领导人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有关规定，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1959年，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大会上，有关规定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台湾的前途，希望蒋先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领导人；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有关规定，不做第三任领导人”，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领导人），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1948年和1954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1960年2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台湾有关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本地区的有关规定，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时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持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蒋先生再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改有关规定”了。11　成立反对党的前因蒋介石第三次连任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所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的日记后发现，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数据显示胡适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期盼的殷切。”1960年7月初，胡适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民间身份议政，对国民党政权起到制衡作用。雷震在7月2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地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1960年，六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七十三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规连任？然而，蒋介石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蒋介石当时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希望蒋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领导人，“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蒋介石知道后很光火，在日记中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候，他敢讲真话。在蒋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后，他知道，两人的交情已到了尽头，于是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可以说，《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主要还在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组新党是蒋与胡分道扬镳的分水岭。其实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才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七十一年生涯的悲惨结局。12　从社论风波到雷震案修改过的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登于《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由于遭蒋介石近侍陶希圣删改，社论字体较该刊常用的字体还大，特别显眼。在台湾新闻史上，这是一篇标志新闻自由遭到十足践踏的可耻纪录，因为这是由《自由中国》、台湾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专制体制“合作”写出的社论。这是台湾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后的蒋介石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胜利，也是《自由中国》在权力威逼之下向当权者低头的屈辱，胡适完全无法接受，打算辞职，被社长雷震劝阻未成。由这个社论风波开始，《自由中国》的论述和国民党的论述的冲突，此后不绝如缕。雷震和蒋介石关系的生变，就此埋下火种，胡适也被卷入此巨大的风波中。社论风波刚结束，又发生了胡适坚辞发行人名衔风波。1961年8月11日，人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雷震，以相当严肃的态度和语气“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原因有二：“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同时还强调，《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雷震将胡适这封信以《致本社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9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该信一发表，又引起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冲突正式爆发。胡适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强烈不满，凸显了《自由中国》的不自由，当然对国民党的声誉造成甚大伤害，这样的翻转，也表现在蒋介石对胡适的看待方式上。此时，胡适刚好由美国回台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选举台湾地区第二届领导人，有丁文渊等代表联署胡适作为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候选人，蒋介石却明白表示，如果提名胡适任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他将会“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对胡适态度的转变，足以透露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为他背书，而必欲拔之而后快。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1960年8月宣布要在9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4号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9月4号的当天，向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雷震被抓的时候，胡适在海外讲雷震是爱台者，审判时他愿意做证人，这是给蒋介石难堪。后来蒋介石不得已见了胡适，事前有言在先见面不谈雷震案，聊到最后，蒋问他有什么国际趋势，胡适说：“雷震案让我在海外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事怎么可以‘军法’审判，而且只开一次庭就判他十年？”然而，蒋介石已不是仓皇逃难的难民，他早已站稳脚步，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9月4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尚在美国，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台湾行政当局“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台湾行政当局“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台湾行政当局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台湾行政当局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台湾行政当局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9月下旬，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台湾”；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胡适于10月下旬回到台湾后，与上述反对党人士李万居等人有过接触。他一方面劝大家暂时不要成立新党，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否则国民党政权就会先把你打倒。后来，胡适曾把一位美国友人的送给他的生日贺礼100美元转送李万居，作为对李万居所办的《公论报》的援助和支援。后来雷震坐牢，胡适并没有去探监，被人批评。外界不知道真相，说蒋胡有交换条件，就是胡适不刺激国民党；雷震坐十年牢，在监狱里要优待他，雷震在监狱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所以结论是：胡适“看雷震需要勇气，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气！”其实胡适一直在为雷震进行着中国式的求情。也正由于此，雷震未遭极刑，蒋、胡二人的关系还能虽裂而未断。蒋很会做人。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七十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这一次他表示：“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蒋先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胡适不得已接受了蒋介石为他作的寿礼，但并不认同蒋对雷震案的处理，他宣布不作七十寿礼，就是暗示不再接受蒋介石私人的礼遇，形同与蒋个人交情的结束。回台湾定居的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激怒了恋栈不去的蒋介石，造成他俩几乎绝交，也让他再次离开台湾。13　楷模与师表蒋介石到底是如何评价胡适呢？人们又如何为蒋、胡二人定论呢？历史真是复杂多变！在20世纪50年代胡适针对《自由中国》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并未全力抗拒及批评蒋介石的铁腕政策，亦未全力营救。以胡适当时的声望、影响力及美国的支持，胡适如坚持到底，蒋介石可能不致勒令《自由中国》停刊及逮捕雷震，令雷承受十年的冤狱，台湾的民主运动因而遭受重挫。胡适如能挺身而出，力阻蒋箝制言论自由的暴力行动，台湾的民主化也许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发芽。然而，胡适终非完人，他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必须肯定，但对他的失误，我们虽能谅解他的处境及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势，但笔者也必须指出，胡适对《自由中国》事件过于软弱，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观点，甚至学界人士也有类似的看法。然而，胡适一生毕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新的领导人。这些话语，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胡适是在1962年2月24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突然去世的。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胡适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褒扬令：“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乱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这段盖棺论定的文字，虽有“弼成‘宪政’”云云，却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根据蒋、胡二人的交往史，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曲意逢迎、依阿取容。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的批评和讽谏，也实属不易。胡适在蒋身边能够善终，无疑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加了分。14　是“诤友”，还是“专家”胡适为何从不给蒋介石面子，但又始终支持他？胡适与蒋介石的“友谊”为何始终曲曲折折？历史往往都与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很多人喜欢猜历史和蒙历史，跟买彩票似的。从实际的史料看，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并不算复杂，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朋友关系。朋友即可互诉衷肠、互相批评，也可以互相利用。当然要看这种利用的目的何在。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所以季先生说胡适还是“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胡适并非憨傻痴呆之辈，论学问、论见识、论远见，恐怕当时并没有几人能够逾越。作为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也曾对胡适伸过橄榄枝。早在1923年胡适就与汪精卫见过面了，比与蒋介石见面早了好几年。当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汪精卫在上海。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相约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休闲。胡适在日记曾记有：“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当时胡适婉拒，意思是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交流机要，难怪连徐志摩都跑出来爆料了。直到与蒋介石交往后，胡适笔下对汪精卫仍然没有任何的贬低，甚至至死都觉得其人是个“烈士”。可见他的客观思想并不随朋友交往而转移。胡适一生都很推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并写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其中说到：“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他还借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从皖南小乡村走进了北大讲坛，走进了美利坚的著名学府，赢得了“新文学教父”的桂冠，胡适无疑是成器的。但他仍然要继续努力。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价：“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但也有人认为，胡适对国民党，骂是真骂，挺是真挺，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是真骂，说明胡适是真心对这个国家，正如他引用丁文江的话：“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还赞成丁文江所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曾说：“牵牛到水边容易，让牛喝水就难了。”他的意思显而易见。他的批驳不但一针见血，而且还会给你敷上消炎药，告诉你怎么做才会更好地康复。可见其人“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或许正是看中了这点，蒋介石才屡屡提出要重用他。大概当初从日本归国，胡适就注定了要与蒋介石交往和“合作”。到了初次见面，他看到蒋介石在新书中赞同自己批评国民党的观点后，胡适似是更加坚定了与其交往的决心。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古往今来似是一大定律了。胡适曾在与蒋介石初期交往的日记中说：“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