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6

孟珙与岳飞、吴玠一样，极富军政才干。他屯守枣阳期间，修建水利工程，开拓田地，边关得以丰饶。为了对付女真、蒙古的游牧骑兵，他极其重视马匹的饲养，发动忠顺军将士每家每户都养马，官府拨给马粮，因此马匹数量增长很快，也令孟珙拥有一支精锐的骑兵。在得知金兵入侵光化后，孟珙立即率军迎战，首战告捷，斩金将武天钖。紧接着，孟珙攻克顺阳，金兵统帅武仙败走马蹬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仪的金国将领向孟珙投降，孟珙详细询问金兵在马镫山的守备情况。探明敌情后，孟珙率领大军，兵围马镫山。武仙一直轻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哪里料想得到孟珙的部队如此生猛。经过六天的战斗，金兵在马镫山的九个据点，已经被孟珙攻破七处，阵亡金兵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本想偷鸡，不想反蚀把米。金兵已陷入重围，统帅武仙自己带着五六名骑兵逃命去了，剩下来的七万人，全部向孟珙缴械投降。孟珙这次辉煌的胜利，打碎金人窥蜀之梦。金哀宗只得另找落脚点，最后他选择了蔡州（河南汝南），这里也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想当年，女真兴起于黑水白山之间，灭辽伐宋，雄视天下，何其壮也。只是彼一时，此一时，好汉也不能提当年勇了。金国绝大部分土地已落入蒙古之手，连首都也被攻陷了，金哀帝成了落魄皇帝，不仅没了奢华宫殿，连吃饭都成问题。金哀宗的想法与窝阔台一样，想拉拢南宋。他派人前往南宋，两个目的：其一是借点粮食；其二是说明宋金联手的必要性。金哀宗是这样说的：“今蒙国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乃为我及彼也。”这是警告宋朝，蒙古乃是狼子野心，只有宋、金联手，才能自保。对于金哀宗的话，宋理宗懒得理会。宋朝一直受金国欺负，就算议和，要么称臣，要么称侄，何其辱也。现在你金国已是落水狗，你别居高临下训导我。其实金哀宗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宋与蒙古并无世仇，与金则有不共戴天之仇，本来就非唇齿相依，何来唇亡齿寒呢？宋理宗非但不借粮给金人，还盘计着履行与蒙古人的约定。倘若宋朝不赶紧出兵，等蒙古灭了金国，想讨回河南地也不可能了。此时窝阔台已经派遣都元帅塔察尔进攻蔡州，宋理宗诏令孟珙率忠顺军主力前往助战，与蒙古人夹击蔡州。孟珙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忠顺军两万余人，携三十万石粮食，开赴蔡州。孟珙的到来，令塔察尔大喜过望，马上着手准备攻城器械，开始攻城。蒙古军攻城的北面，孟珙攻城的南面。蔡州的防御工事本来就远不如汴京，粮食又严重缺乏，已是孤城一座，如何抵挡得住蒙、宋两国之夹攻呢？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在顽强抵抗三个月后，终于被攻陷。金哀宗自缢身亡，其部下将其尸体火化。被金哀宗指定为继承人的完颜承麟也未能幸免，被乱军所杀。至此，金国灭亡。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到金哀宗亡国，金国历史共计一百二十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蔡州即将沦陷之时，南宋权臣史弥远去世。史弥远弄权二十六年，竟得以善终，也算是个幸运的人。由于宋理宗是史弥远一手扶植上台的，故而对这位权臣恩宠不衰。史弥远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以及五个孙子，都封官进爵。当然，宋理宗这样做，也是因为对史弥远怀有某种畏惧心理，他既有能力立皇帝，也有能力废掉皇帝。在登基九年之后，宋理宗终于有出头之日，开始摆脱史弥远的影响，亲自主持政事。他把年号改为“端平”，并把史弥远的私党清理出朝廷，同时给冤死的济王赵竑平反，恢复其官爵。史弥远的时代过去了，朝廷中的乌烟瘴气稍稍散去。此时又传来攻破蔡州、金国灭亡的好消息，更是举国共贺。百年宿敌灰飞烟灭，百年国耻终得一雪。正是福无双至今日至，南宋军民似乎已经看到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金国灭亡后，蒙古、宋议定，以陈蔡西北地为界，以北归蒙古，以南归南宋。根据这个议定，南宋得到一部分河南地，与预期相差甚远，特别是河南三京，即东京开封（汴京）、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一个也没能收回。曾经平定李全之乱的宋军将领赵葵、赵范抛出一个计划：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就是把大宋的边界线北推到黄河、潼关一线，收复三京之地，抚定中原。河南经过多年战争，城池残破，十室九空，蒙古人虽取得陈蔡以北的土地，却无心栈留，主力已经渡河北返。南宋军队若此时出兵，占领空城并不难，但此举无异于对蒙古宣战，故而引起朝臣与边将们的极力反对。然而皇帝与宰相郑清之则好大喜功，全力支持赵葵、赵范的计划。蒙金战争刚刚落下大幕，蒙宋战争又要一触即发了。四七　反目成敌：蒙宋战争端平元年（1234）六月，南宋军队开始行动。首个目标，就是收复故都汴京（东京开封）。南宋派出两支军队直取汴京，一支由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领，共一万人；另一支由淮东制置使赵葵统领，共五万人。守卫汴京的是投降蒙古的金国降将崔立，此人声名狼藉，素为汴京军民所厌恶。崔立部将李伯渊、李琦等人风闻南宋军队欲收复汴京，便刺杀崔立，打开城门迎接全子才。汴京在沦陷104年后，又回到宋人之手。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全子才收复汴京后半个月，赵葵率领的五万主力军前来会师。赵葵对全子才大为不满，抱怨说：“汝师到此已半月，不急攻潼关、洛阳，尚待何时？”全子才答道：“粮饷未集，如何发兵？”赵葵怒道：“现在蒙古兵还未到，正是乘虚而入的机会，若等朝廷发饷，恐怕蒙古人早南下了。”全子才没办法，只得率徐敏子率军前去攻取洛阳，另派杨谊率军作为后应，两路人马都只携带五日口粮。徐敏子抵达洛阳时，洛阳早已是一座空城，没有军队驻守，全城只有三百家人。西京洛阳轻而易举收复了，然而这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罢了。蒙古军队很快杀回来了。策应徐敏子的杨谊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人，行至洛阳以东三十里处，忽然遭到蒙古人的袭击。杨谊被突如其来的蒙古人打得晕头转向，向南逃窜，蒙古人追到洛水河畔，宋军大量士兵在抢着渡河时溺水身亡。击败杨谊之后，蒙古人转而进攻洛阳。徐敏子率部苦战，起初还胜负相当，但宋军的粮食很快消耗一光，如何再战？无奈之下，徐敏子只得放弃洛阳。蒙古军攻下洛阳后，一路向东，直取汴京。汴京守将赵葵、全子才多次催促朝廷运送粮饷，但望穿秋水，粮饷却迟迟未到。蒙古人从汴京城外决黄河引水灌城，宋军本来就饥饿难战，又被洪水淹死不少人。赵葵、全子才无力回天，只得放弃汴京，狼狈而逃。从收复汴京到放弃，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这样，南宋发动的“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军事冒险计划，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纵观宋朝历史，可以发现宋朝廷在外交上一直很被动，要么懦弱，任人宰割；要么逞强，打肿脸充胖子。稍有挫折，便自信心崩溃；稍有收获，又自尊心膨胀。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有许多相似之处，宋朝都是以弱势的一方联合强势的一方，获取若干利益。其实无论是灭辽还是灭金，宋朝都出力甚微，但是灭掉对手之后，又想捞取更多好处，结果就得罪了势力强大的盟友。宋军从洛阳、汴京败退后，蒙古马上遣使者赴宋，指责南宋朝廷负约背盟。从此以后，在河淮一带，战火又要熊熊燃烧了。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大举南侵，蒙宋战争爆发。蒙古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川蜀；中路军由库春统领，进攻襄阳；东路军由温不花指挥，南下江淮。且来看看蒙古人三路出击的情况。先说西路军。阔端入侵川蜀的路径，与当年金兵相仿，乃是由陕入川。首战沔州（陕西略阳），宋知州高稼孤军无援，力战而死。继而蒙古军兵围青野原，利州统制曹友闻连夜前往救援，截击蒙军，解青野原之围。蒙古先锋汪世显率军攻打大安（陕西宁强北），又被曹友闻击退。为了阻止蒙军入川，曹友闻驻守于当年吴玠大破金兵的仙人关，严阵以待。在数个月的相持后，蒙军攻入兴元（陕西汉中），直趋阳平关。曹友闻率军救援，不想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突至，蒙古乘机围攻宋军，曹友闻兵败，捐躯沙场。曹友闻一死，由陕入川的通道洞开，蒙军长驱直入。自吴玠、吴璘守川蜀以来，百余年来，四川境内倒是比较太平。如今蒙军突然杀到，各州府备战不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川境内大半州府居然都落入蒙军之手。蒙古人只是在进攻文州时，才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文州军民在知州刘锐、赵汝乡的领导下，固守一个多月。蒙军切断汲水道，全城断水，又盼不到援军，最终被攻破，死数万人。蒙军统帅阔端又收买吐蕃部落，联合攻陷成都。不久后，阔端得悉皇子库春的死讯，遂放弃成都。宋军这才陆续收复成都及川西一些州府。再来看看蒙军在中路的进展。中路蒙军在库春的率领下，先取攻枣阳，而后进攻郢州。郢州（湖北钟祥）临汉水，城池坚固，蒙军便大造木筏，从水面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宋军顽强抵抗，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古人最终没能攻下该城。可是这个时候，襄阳却出了大乱子。原来襄阳守军内部向来分裂为两派势力，一为北军，一为南军。北军将领的权势在南军之上，故而两派不和。镇守襄阳的京湖制置使赵范驾驭无方，竟使得北军将领王旻、李伯渊等人起了反叛之心，抢了襄阳城郭的仓库，然后放一把火烧了，投降蒙古去了。南军将领李虎等人，又乘火大掠一番，也扬长而去。赵范回天乏力，只得弃城而走，襄阳遂为蒙古所占领。自从岳飞收复襄阳城后，这里一直是南宋的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固若金汤，而且储备有财粟三十万，军械武器二十四库，就算被围困几年都不成问题。经过这般折腾后，经年累月的积贮，付诸东流矣。襄阳失陷后，均、房、随、郢诸州也先后沦陷。只是后来统帅库春病死于军中，蒙古人在中路的攻势方才告一段落。最后来看看东线战事。温不花大举南下，兵锋直指唐州，曾经收复汴京的全子才弃城而逃。当蒙古军队进入淮西时，南宋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蕲、舒、光三州的守将均弃城而逃，大量的兵马粮械都落入蒙军之手。温不花兵分两路，一路进逼黄州，一路进逼合肥。此时的宋理宗颇为挑起战端懊悔，他把积极主张收复三京的宰相郑清之罢免，又下了一道罪己诏。只是如今反悔也迟了，首要任务还是得遏制住蒙古人潮水般的进攻。皇帝任命史嵩之增援光州，赵葵增援合肥。史嵩之得知蒙古人已攻至江陵（湖北荆州），派遣孟珙率军前往救援。孟珙是南宋军队中第一号将才，在破蔡灭金之战中功绩卓著，受到宋理宗的接见。宋理宗询问孟珙对议和的看法，孟珙答道：“臣系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宋理宗点头称善，遂命孟珙率部驻扎黄州。孟珙到黄州后，仍然开荒田修水利，搜访军实，增置兵寨，黄州已俨然成为一军事重镇。此时温不花的蒙军主力正向黄州挺进，攻至江陵。孟珙奉令前往援救，他见蒙军人多势众，遂采取疑兵之计，先令部将张顺渡江，自己率主力随后，过了江后，又密令士兵不断变换衣服旗号。到了夜晚，又命人在江岸高举火矩，数十里相接，营造宋军人数众多的假象。蒙古人果然中计，不知宋军究竟来了多少援军。孟珙乘机发动进攻，连破蒙军二十四寨，救出难民二万余人。在孟珙取得江陵之役胜利的同时，宋军在真州保卫战中也击败强敌。真州知州丘岳也是个人才，能文能武。他执军严明，守备周详，蒙古进攻真州，屡攻不下。丘岳并不单纯防御，他守中有攻，预设伏兵后诱敌来攻，等敌人追来时，以震天雷之类的火炮伏击，令蒙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引兵退去。至此，蒙古对南宋的第一波攻击结束。蒙宋战争暂时缓和，主要原因是蒙古正全力西征。蒙古的西征与南侵是同时进行的。这次西征的规模与范围，较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还要大。蒙军在荡平中亚后，挥师入俄罗斯，征服南俄平原，而后攻陷基辅，继续西进，入波兰境内。在蒙古铁骑的疯狂进攻下，全欧洲震动，蒙军大败波兰与日耳曼联军于利格尼兹，大败匈牙利军于萨约河畔。而后进军维也纳，兵锋直抵南欧。直到窝阔台去世，蒙军才从欧洲撤军。因为西征的缘故，蒙古人对南宋的进攻并没有尽全力。蒙军在江陵、真州受挫后，进攻势头明显减弱了。即便如此，蒙古仍不时给南宋施加军事压力。嘉熙元年（1237）十月，温不花卷土重来，再破光州，攻占复州。但是在进攻黄州时，又被孟珙打败了。这时的孟珙已经成为宋军胜利的旗帜。蒙古人纵横天下，罕有对手，孟珙则是为数不多能屡屡战胜蒙古军的将领。朝廷迁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并诏令他收复襄阳、樊城。嘉熙二年（1238）冬，孟珙开始展开反攻，收复鄂州、荆门。次年孟珙挥师北上，进攻襄阳、樊城，与蒙军交战三次，三战三捷。襄阳守将刘义反正，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孟珙的这次反击，取得赫赫战果，收复襄阳、樊城、信阳、光化、息、蔡等地。襄阳、樊城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孟珙上书朝廷：“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朝廷对孟珙的意见十分重视，遂命他把襄城、樊城两地的降兵收编为“先锋军”，把息、蔡两地的降兵收编为“忠卫军”。襄阳刚刚告捷，四川却频频告急。蒙古大汗窝阔台由于全力西征，想与南宋媾和。嘉熙二年时，蒙古派使臣抵宋，提出议和条件：南宋朝廷每年输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与往常一样，朝廷又出现主和与主战两派的对立，史嵩之力主议和，而李宗则认为主和“不无退缩之意，必致虚损岁月，坐失事功”。皇帝对此犹豫不决。和议迟迟未有进展，孟珙又乘机收复襄樊。窝阔台大怒，决意大举攻宋。嘉熙三年，蒙古大将塔海率大军入川，号称八十万，四川再遭蹂躏。一时间，邛、简、眉、阆、蓬诸州纷纷沦陷，蒙古人进而再破重庆、顺庆诸府。塔海欲渡江东下，直取湖南。由于孟珙早有防备，扼险控要，阻止了蒙军出蜀东下的计划。东进不成，塔海派部将汪世显再杀入四川，进围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守成都，誓与城共存亡。然而，陈隆之的部将田世显却暗中向蒙古投降，打开成都北门迎敌军入城。成都因此失守，陈隆之被俘后坚决不投降，被蒙古人所杀，其全家数百口皆死难。蒙古军继续攻略，先后占领汉州、泸州、叙州等。在蒙古军攻陷成都的同月（淳祐元年十一月，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窝阔台死的时候，由于其子侄多数都征战在外，遂由皇后马真氏暂时摄政。为了确定新君人选，出征在外的各路大军纷纷返回，南征川蜀的蒙古军也陆续北返。尽管川蜀的军事压力骤减，但由于蒙古军的破坏，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已是残破不堪，许多城池都只剩下残垣断壁，失去其军事防御价值，完整的州郡所存无几。自蒙军入侵以来，历任四川宣抚使、制置使因府库不足、地方政府开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束手无策。更糟糕的是，四川实际上已处于失控状态，监司戎帅，各自为令，官无法纪，民不聊生。朝廷必须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恢复川蜀秩序。淳祐二年（1242）朝廷以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本是蕲州人，家世贫寒，为人落拓不羁。他曾在淮东制置使赵葵手下效力，赵葵非常欣赏其才华，后来蒙宋战争爆发后，余玠屡立战功，升迁为淮东制置副使。朝廷派余玠去收拾川蜀残局，总算用对人了。朝廷给余玠很大的权限：“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从事。”余玠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饬军政，精选官员，重贤礼士，招揽豪杰。在招揽的人才中，以冉琎、冉璞兄弟俩人贡献最大。冉氏兄弟乃蜀中卧龙，有文才武略，精通兵法，尤其深谙川蜀的山川地势。兄弟俩人总结了蒙军攻破川蜀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防御观念，认为应当利用巴蜀地势险峻之优势，依山筑城，以抵御蒙古之骑兵。兄弟俩人殚精竭虑，遍察川蜀，挑选十余座适宜筑城之山，包括青居山（顺庆）、大获山（阆州）、云顶山（成都）、钓鱼山（合州）等。这些山之所以入选，有几个条件：其一，分布要均衡。不能十余座山城都集中的一个地域，而是要分布于川蜀战略要地与重要城市附近。其二，必须要依山傍水，山要险峻，水源不可缺少，否则无法坚守。其三，要适宜筑城。城要有一定规模，城堡要足够坚固，能储备大量粮食与军备物资。余玠对冉氏兄弟的构想大加赞赏，并付诸实行，在川蜀建山城十余座。在这些城堡中，钓鱼城更是饮誉全球。钓鱼城三江环绕（嘉陵江、涪江、渠江），地势极险峻，峭壁悬崖，城墙雄伟而坚固。用冉氏兄弟的话说：“功可过十万师。”在后来的战争中，钓鱼城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余玠的主持下，川蜀渐渐恢复秩序，在此后十年没有遭遇大的战乱。四八　钢铁堡垒：鏖战钓鱼城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后，围绕汗位的权力斗争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公元1251年蒙哥继位方才告一段落。蒙古的汗位之争，使南宋帝国获得喘息之机。在这十年里，蒙古虽然不时骚扰南宋，但规模都不大。南宋捍疆卫土的重任落在几个制置使身上，其中孟珙守卫京、湖，余玠守卫巴、蜀，吕文德守卫淮西，此三人皆一时之良将。可惜的是，南宋第一名将孟珙由于长年征战，积劳成疾，于1246年病逝，时年不过五十一岁。孟珙在宋金战争中粉碎金人入川的企图，降敌七万，毙敌统帅，后又参加灭金最后一战；在蒙宋战争中，孟珙挫敌于江陵，捍城于黄州，收复襄樊重镇，战绩之显赫，为南宋将领的第一人。在孟珙死后七年（1253），南宋另一名将余玠暴死。余玠治川蜀，前后十二年，功绩卓著。赴任之初，川蜀残破，他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宽民力，通商贾以富蜀地。经十余年治理，川蜀大有改观，非但经济得以改善，百姓得以安居，军事防御能力也大大增强。当时朝廷给予余玠“便宜从事”的特权，正是因为川蜀将领拥兵自重现象严重，“乱世用重典”，余玠以霹雳手段治军，处死飞扬跋扈的利州统制王夔。然而余玠权势太大，却引起朝廷的警惕，加上一些川将联合朝中重臣恶语中伤，最后皇帝也不得不生疑心，召余玠回朝。余玠接到诏令后不久暴卒，死亡原因不明，当时传闻他是服毒自尽。不管余玠是怎么死的，对南宋来说，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余玠与孟珙堪称南宋之长城、一时之名将。余玠入川时，蒙军主力虽然撤出川蜀，但仍留有一部分军队，他积极进取，仅在淳祐三年（1243），便与蒙军交战三十六次，收复不少失地。余玠死的时候，正是蒙古人大举南侵的前夕，而川蜀更是首当其冲。值此关键时刻，朝廷迫死余玠，等于自毁长城。蒙哥上台后，积极着手准备对南宋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蒙古军横扫天下，战斗力之强，举世无双。其实蒙古军队不仅作战顽强，在战略上亦有高人一等之处。为了消灭南宋，蒙古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即先攻川蜀南部的大理国及西南夷，完成对南宋帝国的大包围。蒙哥把攻略云南的任务，交给弟弟忽必烈。要绕过四川攻略云南，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蒙古人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穿行，越过大渡河，行山谷两千余里，乘革囊、木筏渡过金沙江，历经艰辛，抵达云南。1253年底，忽必烈征服云南大理国后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扫荡西南诸蛮族部落。到1257年，蒙古完全征服西南夷与安南。这样，蒙古人在北、西、西南三面包围南宋帝国，就只差没有海面封锁了。征服南宋的时机已成熟！公元1258年，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蒙哥的计划是这样的：兵分三路，先占领南宋的西部与中部，而后向东挺进，灭掉南宋。三路人马分别从北面、西面、西南面挺进。其中蒙哥大汗攻川蜀，得手后顺长江而下：忽必烈从北面进攻，夺取鄂州；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师，向北进攻，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蒙古人南北夹击，东西并举，声势浩大，南宋朝廷大为震惊。在蒙军三路出击方向中，重点方向仍是川蜀。自余玠死后，朝廷先后换了几名四川制置使，但才能都远不及余玠，故而在蒙古军大举进攻下，宋军很快溃败了。蒙古军前锋在大将纽璘率领下，进逼成都。四川制置使蒲择之派军在遂宁江箭滩阻击，经过一天激战，宋军战败。蒙古人长驱直入，占领成都。而后彭、汉、怀、绵诸州及威、茂诸蕃，纷纷投降蒙古。纽璘连连得手，蒙哥大汗闻前锋得胜的消息后，遂渡过嘉陵江，攻剑门关，破苦竹隘，围长宁山，鹅顶堡不战即降。隆州、雅州、利州、隆庆、阆州、蓬州、广安等地，要么被攻破，要么举旗投降。这里有一个问题，当初余玠修筑的十几座山城，怎么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呢？因为人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山势再险峻、城堡再坚固，若将士毫无斗志，甚至举旗投降，那还不是白搭？川蜀山城，多数并不是被攻陷的，而是不战自降的！那余玠的心血岂非白费？其实不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钓鱼城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根据蒙古预定计划，四川得手后，即顺长江东下，与忽必烈、兀良合台会师鄂州。蒙哥攻克阆州后，随即向南挺进，进攻合州（重庆合川）。当初冉琎、冉璞兄弟建议余玠在合州建钓鱼城，并将合州旧城迁徙到此。在蒙古大举南侵时，蜀地南宋将领纷纷投降，以至于蒙哥认为只消一纸招降书，便可不战而夺取合州。蒙哥派汉奸晋国宝前去招降合州知州王坚，晋国宝进了钓鱼城后，被王坚大骂一通，赶出城外。晋国宝还未走远，王坚改变主意了，又派人把他抓回来，押至阅武场，数落他不忠不义之罪，当场枭首示众。王坚此举，是为了表白与蒙古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巴蜀大半沦陷的情况下，钓鱼城仅是弹丸之地，能抵挡住蒙古雄兵吗？王坚召集人马，誓死守城，他以忠义激励部下，说到动情处，涕泪四流，将士无不动容。说起王坚，原本是名将孟珙手下的忠顺军一员，在作战中勇敢而有谋略，深得孟珙的器重。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孟珙虽死，王坚却要将他的忠勇精神发扬光大。派去劝降的汉奸被杀，蒙哥大汗很生气，遂亲自引兵进攻合州钓鱼城。当年冉氏兄弟与余玠精心设计的杰作，终于发挥出“功可过十万师”的巨大威力。钓鱼城保卫战从开庆元年（1259）二月拉开序幕。蒙哥大汗亲自督战，蒙古人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发起冲锋，但仍然望城而兴叹。在王坚及其士兵的英勇抵抗下，钓鱼城始终岿然屹立。自入川以来，这也是蒙古人所遇到最顽强的抵抗。蒙古人陈兵于钓鱼城下，也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军中疠疫流行，后来遭遇暴雨天气达二十天之久。朝廷十分关注钓鱼城战事的发展。皇帝亲自下旨，奖谕王坚忠节，表彰他坚守钓鱼城的功绩，特命优加奖赏。当然，一道谕令只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要解钓鱼城之围，还得有实际行动。朝廷调回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吕文德代任。在宋军将领中，吕文德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吕文德临危受命，率艨艟巨舰千艘，攻破蒙军设在涪江的浮桥，转战至重庆，溯嘉陵江而上，救援钓鱼城。蒙哥令大将史天泽阻击，史天泽把舟师分为两翼，顺流迎战吕文德。吕文德逆流而上，相当被动，最终被蒙军击退，战船被夺走百余艘。南宋这次解围救援无功而返，蒙哥乘机集合大军，猛烈攻城。蒙古大将汪德臣招募敢死队，发动夜袭，仍然被王坚击败。汪德臣恼怒之下，骑马到钓鱼城下呼道：“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快早投降。”岂料王坚根本不予理会，反倒令人抛出巨石，击伤汪德臣，后伤重死亡。这时的王坚已是孤城无援，虽说城中储备尚足，但伤亡也不断加大，情形十分危急。在关键时刻，天气又一次帮了宋军大忙。进入六月后，又下起大雨，蒙古人的攻城云梯已使用数个月，本来就损坏严重，被雨水一浸，纷纷折断。此时蒙军已攻城五个月仍未有进展，将士们情绪低落。钓鱼城之战的转折点发生在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蒙哥是怎么死的，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蒙哥被钓鱼城守军射伤，伤势发作不治而亡。另一种说法，蒙哥是染病而死的，当时蒙古军中传染病流行，士卒病倒甚多，蒙哥染疾是完全有可能的。不管死因是什么，蒙哥死于钓鱼城外是事实。蒙哥一死，蒙古军放弃攻打钓鱼城，史天泽等将领护送蒙哥灵柩北归，合州由此而得以保全。钓鱼城之战，是蒙宋战争中的重要一战，倘若战败，蒙哥顺长江而下，与忽必烈、兀良合台会师，那么南宋恐怕大势去矣。合州钓鱼城保卫战的最终胜利，虽说有侥幸的成分，但若没有守将王坚的坚忍不拔与将士的浴血奋战，也是不可能取得的。在余玠所筑的十余座山城中，唯有钓鱼城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仅此一点，就物超所值了。在蒙哥攻略川蜀的同时，另外两路蒙军也按计划展开行动。兀良合台率南路兵团从西南挥师入广西，攻取宾、象两州后，入静安府（广西桂林）。然后向北进军入湖南，攻辰州、沅州，进抵潭州（湖南长沙）。蒙古军北路兵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忽必烈率军出大胜关，一路由张柔率军出虎头关，分道并进，势如破竹，进逼鄂州。此时忽必烈接到蒙哥大汗的死讯，究竟是战还是退呢？忽必烈认为大军南下，岂可无功而返，遂不肯退兵，强行渡江，包围鄂州。鄂州为湖北重镇，不容有失，朝廷急遣枢密使贾似道发兵救援鄂州。贾似道到了汉阳后，竟畏惧不前。鄂州在蒙古军的猛攻下，坚守两个多月，守将张胜战死，伤亡万余人。此时又传来潭州被兀良合台包围的消息，贾似道更是惊恐万分，狗急跳墙，竟然派人前往蒙军大营，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本不想接受谈和，但此时从北地传来消息，蒙古诸王侯谋立阿里不哥为大汗。忽必烈担心后院起火，遂同意议和，并商定江北之地归蒙古，南宋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其实议和这件事，怎么是贾似道一人可以决定的呢？贾似道别的本领没有，玩弄权术倒是很精通，反正只要先忽悠蒙古人退兵，他自然有办法把私下议和这件事给压下来。鄂州解围了，忽必烈拔寨北去，同时也命令正在潭州作战的兀良合台渡江北归。兀良合台接到命令后，遂引兵北上，以浮桥渡江。岂料议和在先的贾似道突然派出水师，以大船撞断浮桥，把来不及渡江的蒙军殿后部队数百人杀个精光。蒙古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因为蒙哥大汗之死而宣告结束，南宋又一次逃过一劫。若要说抗战第一功，那当然要数钓鱼城的将士，因为蒙哥大汗便是命丧于此。可是干苦力活的，不如会吹嘘的。在战场上畏畏缩缩，甚至私自与蒙古议和的贾似道，居然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因为他会吹。明明是蒙古人自行撤鄂、潭之围而去，贾似道却吹嘘为宋军大捷，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看来会打仗还不如会耍嘴皮子，粉饰词藻。皇帝宋理宗览表后大喜，还当贾似道有再造宋室之功呢，又是进封少师，又是封卫国公。贾似道还朝时，皇帝还令文武百官在京城郊外迎接，俨然英雄凯旋。可笑又可悲，可叹又可恨。宋理宗未即位时，其老师郑清之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不凡。现在我们可以送他两个字：平庸。在宋朝三百年历史里，权臣用事最严重的，便是在宋理宗一朝。前有史弥远，后有贾似道，搞得朝廷一片乌烟瘴气，这也预示着南宋国祚已经不长了。四九　权臣误国：千古罪人贾似道南宋亡国，与贾似道有直接关系。说起来，贾似道也是将门之后。他的父亲贾涉曾经担任淮东制置使，是忠义军将领李全的直接上司。父亲死时，贾似道只有十一岁，没有老爹的约束，他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喜欢游乐赌博，俨然就是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宋朝有个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朝廷会照顾其后人。靠着老子积下的德，贾似道长大后当了个嘉兴司仓，也就是屁大的官。后来，贾似道的姐姐入宫，深得宋理宗宠幸，被封为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贾似道靠着贵妃姐姐，开始平步青云，被升迁为太宰丞、军器监。升了官后，他照旧过着浪荡的生活，白天泡妓，晚上常常与一帮人在西湖边饮酒作乐。有一晚，宋理宗登高楼远望西湖边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说：“这肯定是贾似道。”第二天派人去一查，果不其然就是他。皇帝觉得这个小舅子也太折腾了，就令京尹史岩之去教训教训贾似道。史岩之估计也是想巴结贾贵妃，便扯淡道：“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才可大用也。”皇帝被他这一忽悠，还真以为小舅子有经天纬地之才。从此，贾似道官运亨通。贾似道先当了澧州知州，后任湖广统领，三十岁那年当上户部侍郎。令人奇怪的是，没听说过贾似道干过什么事，但升迁的速度却一点也没减缓。在名将孟珙死后，贾似道这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人，竟接替了孟珙京湖制置使的位置。皇帝老觉得他是奇才，你有什么办法。不久后，贾似道又兼任淮西安抚使。宝祐四年，他成为参知政事，一年后加知枢密院事，后来又任两淮宣抚使。十几年之内，贾似道一跃成为南宋军政界的巨头。除有皇帝姐夫、贵妃姐姐的力挺之外，他还赶上了一个好时光。这十几年里，蒙古内部争权夺利，没有大规模南侵，这让贾似道这个军事外行得以浑水摸鱼、滥竽充数。该来的终究会来。蒙哥大举入蜀，忽必烈南下鄂州，被皇帝视为奇才的贾似道总该表现表现吧。贾似道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到了鄂州时畏首畏尾，甚至连边将对他都不无冷嘲热讽。可是就在这时，皇帝为了鼓舞贾似道，竟然把右丞相一职塞给他。也算贾丞相运气不错，赶上蒙哥去世，忽必烈北返，竟然撒了个弥天大谎，谎报大捷，对私下与忽必烈议和却掩而不谈。皇帝深信不疑，还暗自得意自己慧眼识才哩，下诏褒奖，封赏甚厚。却说忽必烈北返后，被拥立为蒙古大汗。不久便派使臣郝经抵宋，打算履行与贾似道达成的和议。这时贾似道正雇用一帮门客文人，撰写一部《福华编》，为贾似道救援鄂州、再造宋室歌功颂德。当他听说蒙古使者前来，惶恐不安，担心私下谈和之事败露，遂命令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在半途拦截郝经，把他扣押在兵营。郝经莫名其妙失踪，令忽必烈十分生气。可是蒙古陷入内战，忽必烈无暇南顾。原来忽必烈被推为大汗后，阿里不哥自立门户，自立为帝，蒙古内战遂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前后五年，最后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在蒙古内战期间，还发生南宋将领刘整投降蒙古的事件。刘整的投降，完全是被贾似道所逼。原来贾似道自鄂州之战后，靠着他忽悠吹牛的本领，已成为朝廷第一权臣。可说实话，他那三脚猫的功夫，皇帝不知道，边将们岂能不知呢？有些将领当然懂得见风使舵，比如吕文德，甘心沦为贾似道的鹰犬。有些将领则对贾丞相嗤之以鼻。贾似道决心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以巩固自己权势，便发明了一个“打算法”，追究将领在战争期间擅自支取官物、侵用官款的罪行，大将赵葵等人被清扫出门。另外高达、曹世雄等人曾经对贾丞相的军事水平冷嘲热讽，这下遭到报复，高达被罢官，曹世雄被逼死。大清洗蔓延到了四川，驻守泸州的将领刘整恐惧难安，他与四川制置使俞业不和，俞业打算用“打算法”整他。刘整被逼无奈之下，遂以泸州十五郡、共三十万居民向蒙古投降，蒙古授予他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刘整是颇有才华的一位将领，他投降蒙古后，积极出谋划策，在后来蒙古攻略南宋时，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忽必烈乃是蒙古雄才伟略的一位君主，他没有急着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而是先致力于国家建设。一直以来，蒙古政治制度比较粗放，长于破坏而短于建设。特别每有大汗去世，势必要争斗一番。有鉴于此，忽必烈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引入汉地制度，定官制，设百官，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劝农桑、建学校、修水利、通河渠、立平准库以抑物价等，国力益强。公元1264年，宋理宗去世，宋度宗登基。宋理宗无子，宋度宗并非其亲生子，而且有点弱智，他之所以能当皇帝，当然与贾似道分不开。故而度宗上台后，贾似道更加威风八面，加太师衔，又封魏国公。宋度宗每上朝时，必答拜贾似道，称呼他“师臣”而不呼其名。此时朝中大臣也纷纷拍贾似道的马屁，把他称为“周公”。由于忽必烈暂缓南进，贾似道又过上了几年神仙般的日子。此时的贾似道已是呼风唤雨，位极人臣，可是皇帝还是搞些新名堂加封他为“平章军事重事”，也就是把军政大权都拱手交给他了。皇帝赐给他一座座落于葛岭的豪华宅第，以后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小朝廷，官吏们都抱着文书前来批示。贾似道哪里会去看这些，把这些交给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这两个管家的权力居然要比朝中宰辅还大。贾似道躲进葛岭豪宅，貌似隐居，其实不然。凡是有什么台谏弹劾的事，有什么举荐迁升的事，那都统统得通过他才行。一时间，贿赂成风，那些想升官晋爵的人，挤破头皮，争献黄金宝玉，求个将帅、监司、郡守之类的官。南宋朝政败坏到这个程度，忽必烈自然看在眼里。时已担任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南宋降将刘整乘机献上伐宋攻略，他对忽必烈建议说：“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忽必烈遂诏征诸路人马，命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经略襄阳。为了进攻襄阳，刘整又向阿术献策，造战船五千艘，训练水兵七万人。阿术接受建议，招募水军，日夜训练，风雨不懈。刘整在南宋时得不到重视，还被整，到了蒙古后却如鱼得水，忽必烈又提拔他为都元帅，与阿术平起平坐。刘整再出奇谋，在白河口修筑堡垒，以切断襄阳城的运粮通道。准备就绪后，蒙古开始发动围攻襄阳之战。自从孟珙在1239年收复襄阳、樊城后，便指出这两座城池的重要性：“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此后，襄阳、樊城在孟珙的精心经营下，防御工事几乎无懈可击。据吕文德的说法：“襄、樊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孟珙所经营的襄阳、樊城与余玠经营的钓鱼城一样，都是经典之作，在两位名将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襄阳城与钓鱼城未能拯救南宋，但至少大大推迟了南宋的灭亡。襄阳之战，是蒙宋战争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战。从咸淳三年（1267）蒙军围城，至咸淳九年（1273）襄阳陷落，前后总计六年。这是一次蒙宋大会战，双方都投入庞大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增兵。这次会战不并局限于襄阳一城，而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大区域战争。襄阳南宋守将是吕文焕，他的顶头上司是其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兄弟俩皆一时之良将。咸淳三年（1267）阿术与刘整发动襄阳之战后，警报传至临安，竟然被贾似道扣下不发，皇帝还蒙在鼓里，南宋也错失救援襄阳的最好时机。次年（1268）阿术又统兵包围樊城。尽管襄阳与樊城均固若金汤，一时间蒙古军难以攻下，吕文焕也组织士兵主动出击，攻打蒙古人的沿山诸寨，然而损失惨重，以失利而告终。咸淳五年（1269），蒙古再发民兵两万赴襄阳前线。阿术在樊城外鹿门山再筑城堡，显然意在长期围困。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派都统制张世杰前往阻击阿术，但在赤滩浦被蒙军击败。而后阿术又派遣一万五千人，扼守住万山、射垛冈等几处通道，试图完全切断襄、樊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南宋朝廷的援军终于姗姗来迟，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三千兵船进援襄阳。夏贵水师行至鹿门山，遭到蒙军水师的阻击，损失两千多人。接紧着，另一支由范文虎指挥的水师也败走。更糟糕的是，在大战关键时候，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逝于鄂州。在襄、樊陷于苦战之时，贾似道还在过着他的逍遥日子。他以休闲的心情在葛岭修起亭阁楼榭，美女当然也是少不了的。贾似道挑选美女倒挺另类，特爱挑宫女、娼妓与尼姑为妾，日夜淫乐。他还有一个僻好，就是斗蟋蟀，而且是专家级的水平。至于什么军国大事，他哪里真的放在心上呢？一天入朝时，皇帝突然冒出一句：“襄阳被围三年，如何是好？”贾似道马上装腔作势道：“哪有这回事，北军早已退了。”当他得知皇帝是从一个宫女那儿得悉的，竟然诬告宫女与人暧昧，逼她自尽。贾似道果然一手遮天！襄、樊被围三年，已是十分危急，可是贾似道还要弄权。他这边忽悠皇帝，那边还是得想想办法解襄、樊之围，遂命京湖制置使赵庭芝往援。但是贾似道弄权日久，偏偏又要派范文虎去制衡赵庭芝，致使救援行动一拖再拖，毫无进展。与南宋援军的拖拖拉拉相反，蒙古不断增兵襄樊，忽必烈把宿将史天泽调往前线。史天泽添筑长围，襄阳与外交通断绝。到了咸淳七年（1271），蒙古又从川蜀大举出击，以牵制京湖宋军。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救援襄樊，又以失败而告终，损失惨重。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的历史开始，而宋朝却已走向尾声了。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襄阳守将吕文焕，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苦苦支撑。此时两座城池情况越来越困难，所赖两城积粮颇丰，尚得以维持，只是生活日用品奇缺，军民生活极其艰苦，伤亡也越来越大，军队与物资都得不到补给。无论再坚固的城池，也经受不住旷日持久的消耗。咸淳八年（1272）三月，元军取得重大进展，攻破樊城外防线。在此危难时刻，民兵的表现倒比朝廷正规军要强，张贵、张顺率三千民兵竟然突破元军的重重封锁，进入襄阳城。张贵入城后，复派两人冒险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援，意在夹击元军。岂料张贵冒险出击，范文虎的援军并没出现，加上叛徒泄露情报，遂陷入元军重围，力战而死。对襄、樊守军来说，更糟的事情出现了。回人亦思马向元朝献上新研制的巨石炮，俗称回回炮，可以抛出巨大的石块，用力省而射程远，威力巨大。忽必烈如获至宝，马上将回回炮送抵前线。咸淳九年（1273）正月，在回回炮的猛轰下，樊城在坚守四年多之后，终于被元军攻陷，范天顺、牛富以死殉国。樊城沦陷后，襄阳更是势孤力单，元军将回回炮送到襄阳城下，全力攻城。吕文焕已是心力交瘁，对朝廷的无所作为更是痛恨。他没有像樊城守将那样殉国，而是选择了投降。历时近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终以悲壮的方式而告结束。在襄阳战役中，朝廷救援不力是致使两城失守的主要原因。吕文焕虽然投降，但他已经倾尽全力守城了。而贾似道这个奸臣，在国家存亡关头，仍只图自己利益，仍然在玩弄权术。他就是襄阳战败的罪魁祸首。但这个奸臣又一次逃过惩罚，弱智皇帝宋度宗被他玩得团团转。在襄阳之战后一年（1274），弱智皇帝死了。贾似道乘机洗清了自己的战争责任，他又一次施展巧言令色的本领，这样说：“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就是说，我屡屡自告奋勇申请上前线，先帝都不允许，如果早听我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了。自欺欺人罢了，谁会相信他的鬼话呢？但是不要紧，皇帝死了，我再立一个不就成了。贾似道立了个小皇帝，四岁的赵，史称宋恭帝。立了皇帝，不又是朝廷功臣了吗？贾似道面带微笑，管他皇帝是谁，我都是政坛不倒翁。然而正当此时，忽必烈已下诏大举南征。这一战，将是南宋王朝的谢幕之战。五〇　曲终人散：南宋帝国的灭亡公元1274年，即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农历九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出任南征军统帅，指挥二十万大军伐宋，目标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三大军区，分别是四川、京湖、两淮。四川自遭到蒙哥入侵后，又加之刘整叛降，已无实力可言。京湖的精兵在襄、樊战役中损失殆尽，业已无力阻止元军进攻。唯一还稍有实力的，只有两淮兵马。伯颜的战略十分高明，他兵分两路，东路由博罗懽、刘整统率，出淮南以牵制两淮宋军，并严令不得疾进，只要拖住宋军不得西援就行。西路则由伯颜亲自出马，率阿术、吕文焕等，沿汉水而下，进趋长江。元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十月，攻破新郢（湖北钟祥西南）；十一月，复州（湖北沔阳）投降；十二月，鄂州（湖北武昌）投降。次年（1275）正月，黄州（湖北黄冈）投降。当时长江沿江诸州很多将领都是吕文焕的部下，对贾似道控制的朝廷完全失去信心，纷纷投降元军。此时南宋朝廷还寄希望于贾似道，诏令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这简直是帮元军的大忙。很快，范文虎就给了贾似道一个大巴掌，这位贾似道颇为器重的将领，竟然一枪不放投降了。范文虎驻守安庆府，他的军队是宋军中的精锐，且安庆府粮草充足，伯颜深以为患。岂料战还未打，范文虎就自动投降了，送给伯颜一个天大的礼物。这下子贾似道慌了，赶紧派人去与伯颜议和。贾似道就是个无耻小人，以前跟忽必烈议和非但食言，还扣押其议和使臣，伯颜岂会信他？伯颜对宋使说：“欲和，则当来面议也。”要议和，你贾似道亲自来吧。贾似道哪里敢去！更让贾似道狼狈的是，朝中大臣纷纷上书，你贾似道不是老吹嘘自己多厉害吗？那现在还不出马，更待何时？谈和不成，朝臣又纷纷施压，贾似道只得打肿脸充胖子了。他亲率十三万人马上前线了，拨七万人马给部将孙虎臣，驻扎于丁家洲，布兵船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命淮西制置使夏贵列战船二千五百艘于江中，摆开与元军一决死战的架式。可是徒有架式有什么用？伯颜以步、骑兵攻击两岸宋军，阿术率舟师顺流而下。元军的巨炮再发神威，孙虎臣很快就抵挡不住。此时夏贵居然不战而走，他乘船逃跑时，正好经过贾似道的座船，高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吓得仓皇而逃。这次决战，宋军仅有的精锐部队在奇才贾似道的指挥下，损失殆尽。元军追杀一百五十里，缴获宋军战船两千多艘，军资器械无数。贾似道这下子完蛋了。这位奸臣当权日久，自以为权势固若金汤。岂知这“权力”二字，又不是他的专利，他觊觎权力，难道别人就不觊觎吗？别看朝廷那帮人，平日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唯唯诺诺，现在贾似道既不在朝中，又成了落水狗，正是痛打良机。于是朝臣们纷纷慷慨激昂，上疏请诛贾似道以谢天下。至于民众更不用说了，公道自在人心，对于贾似道的弄权误国，无人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呢。太皇太后谢道清念在贾似道“勤劳三朝”的分儿上，没把他杀掉，先是押往越州，越州军民竟然闭门不纳。鉴于民怨沸腾，谢太后最后下旨，将贾似道流放到南方循州。尽管太后法外开恩，贾似道仍然难逃一死。也算是报应，贾似道遇到冤家对头了。押送贾似道的郑虎臣与贾似道有深仇大恨，当年其父亲曾遭此奸臣陷害，流放而死。如今郑虎臣要为父报仇，为民除害。行至漳州木棉庵时，郑虎臣拔刀杀死贾似道，此举可谓大快人心。奸臣已诛，可是南宋王朝也回天无力了。却说贾似道兵败后，临安已是风声鹤唳。虽说时值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是谁也没闲去欣赏西湖美景了。各路兵马，死的死，降的降，何以保卫临安呢？朝廷只得下诏勤王。响应者虽寥寥，毕竟有几位忠肝义胆之士。一个是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兵入卫都城；一个是江西提刑文天祥，他散尽家资，动员郡县豪杰，拼凑了一支万余人的部队，北上抗元。但是败局难挽。越来越多的城池不战而降，建康、海州、涟州、镇江、江阴、滁州等城都放弃抵抗。只是在岳州稍遇抵抗，安抚使高世杰集三州数万人马及战船数千艘，与元军决战于洞庭湖口，但很快被元军击败，高世杰被杀。投降的城池太多，数都数不过来，只得说说坚守抗战的城池。抗战最卖力的当属扬州的李庭芝与姜才，德祐元年（1275）四月，阿术率元军进围扬州。姜才多次出城迎战，但均被元军击败，伤亡惨重。七月，朝廷遣张世杰、孙虎臣救援扬州，在焦山与元军交锋，大败，损失数百艘船。此后宋、元军队在扬州相持，一直到朝廷降元后，扬州的抗战也仍在继续。扬州城没攻下，并不影响伯颜向临安进军的步伐。伯颜兵分三路，进攻临安。一路阿剌罕率骑兵从建康、广德出独松岭；一路由董文炳率舟师趋浙江；一路由伯颜亲自率领。伯颜在常州遇到宋军强有力的抵抗，但最终仍攻克常州。前线在苦战，朝廷已经想着投降了。宋廷派夏士林、陆秀夫前往元军大营，以称侄纳币乞和，伯颜要求大宋皇帝亲自前来投降，并且不同意伯侄之称。陆秀夫回到临安后，谢太后同意南宋向元称臣。转眼间，已经是德祐二年（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新年钟声刚敲响，便从前线传来坏消息。重镇潭州在坚守三个月后，不幸被元军攻破，湖南安抚使李芾自焚殉国。朝廷抵抗的信心完全崩溃。谢太后赶紧派人奉表称臣，并同意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乞求保全南宋之境土，并与伯颜约定在长安镇（杭州东北）会晤。朝廷派右宰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前往，但陈宜中却违约不去。伯颜大怒，继续向临安推进。谢太后为表诚意，先派杨应奎把传国玉玺交给伯颜，伯颜这才停止进军。宰相陈宜中不想前去投降，索性连夜逃走了。谢太后没办法，只得让文天祥当宰相兼枢密使，作为宋廷代表与伯颜会晤于明因寺。文天祥要求元军先退至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伯颜根本不理会，他见文天祥言语不凡，流露出一种不屈服的气节，索性将他扣押遣送往北方。其实伯颜哪里想议和，南宋朝廷气数已尽。执政的谢太后当然也是心知肚明，要保全境土，谈何容易，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议和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投降罢了。二月五日，小皇帝宋恭帝出临安城投降。这意味着南宋朝廷的灭亡。三月二日，伯颜入临安城。南宋皇帝、后宫、宗室、百官等数千人以及宫里的奇珍异宝、各种器物，统统押送到元大都，这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宗徽宗与宋钦宗的命运。南宋朝廷已亡，但抗元战争还在继续。当元军押送宋恭帝及后宫行抵瓜洲时，扬州守将李庭芝、姜才誓师欲夺回皇帝、太后，他们散尽金帛以犒劳士兵，以四万之众夜袭瓜洲。在苦斗三小时后，元军不敢恋战，挟持宋恭帝逃去，姜才追击到了蒲子市，但未能夺回皇帝。元军逼太后、恭帝下诏要求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上城楼回答道：“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坚决不降。在朝廷投降之前，一些坚定的抗战派将领愤然率部入海，其中包括张世杰。在宋恭帝投降后，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等人拥恭宗的哥哥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恭帝的弟弟赵昺为副元帅，召诸路忠义军，继续抗战。由于宋恭帝已被元军押至北方，赵昰遂在福州被推立为皇帝，史称宋端宗，其实此时他还不到十岁呢。不管怎么说，南宋流亡政府成立了。被伯颜扣押北遣的文天祥，半路侥幸逃跑，被朝廷任命为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文天祥在江淮及温州一带招兵买马，积极做好抗战准备，并在南剑州（福建南平）设立督府，打算经略江西。但是很不幸，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李庭芝败亡的消息。李庭芝与姜才镇守扬州一年多，元军始终无法攻破。此时的李庭芝，是南宋残存抵抗力量中最具实力的将领。他铮铮铁骨，忠肝义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特地亲自下诏，欲招降李庭芝，李庭芝当场把忽必烈的诏书焚毁，斩杀来使。流亡小朝廷成立后，便把右丞相之职空出来，留给李庭芝，同时派人召他回朝。说实话，当时长江沿岸基本上都落入元军之手，李庭芝要从扬州回到福州，谈何容易！但李庭芝只考虑国家利益，不顾及个人安危，遂把扬州城交给部将朱焕，自己与姜才率领七千兵马出城，打算经泰州抵达海边，而后乘船南下。可是元将阿术率兵紧追不舍，将李庭芝逼入泰州，并包围该城。由于叛徒打开城门投降，元军破城，李庭芝与姜才被俘，不屈而死。李庭芝之死，对小朝廷无疑是一大打击。文天祥还没来得及经略广西，元军已经杀向福建了。元军兵分两路，一路走海道由浙江攻入福建，一路走陆路由江西进攻。元军入闽后，连下建宁、邵武，由北、西两路进逼福州。小朝廷不得不再度流亡，张世杰、陈宜中以海船运送十七万军队及小皇帝，南逃到了广东潮州。广东也是岌岌可危了。元军占领福州后，继续向南推进，攻下兴化，泉州不战而降；在另一个战场，元将阿里海牙已攻陷广西诸州郡。与此同时，江西的元军也进入广东，攻下循州（广东龙川）、梅州，离流亡的南宋小朝廷已是近在咫尺。关键时刻，文天祥从福建漳州转移到广东，力挽狂澜。景炎二年（1277）三月，文天祥收复梅州，紧接着便攻入江西，收复会昌。六月，文天祥在江西雩都打败元军，派遣部将收复吉州、赣州属县，继而包围赣州。但是文天祥毕竟是文人出身，行军打仗并非其所长，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成为虞允文那样文武双全的人。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文天祥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只好撤回广东循州。这一战，代价惨重，不仅文天祥的几个得力部将都战死，而且连他的妻儿、家属都被元军俘虏，押往燕京，其中两个儿子死于半途。李恒打败文天祥后，与吕师夔率步兵穿越庾岭（梅岭），进入广东。宋帝赵昰转移到潮州浅湾，以便随时渡海而逃。元军又出动一支舟师，由唆都、刘深率领，从泉州沿海路而下，志在摧毁流亡朝廷。唆都攻占潮州后，刘深奔袭宋端宗所在的浅湾，张世杰遂带着小皇帝逃往海上。继而惠州、广州也陆续被元军占领。想想小皇帝也怪可怜的，生不逢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被戴上皇冠，可是却没有皇帝的命。这个皇冠除了让他的人头比较值钱之外，并没带给他荣华与富贵，反倒是流亡、漂泊、终日惶惶不安。在海上颠簸六个月后，小皇帝再也经受不住各种恐惧的折腾，他解脱了，死了，年仅十岁。对抗元志士们来说，皇帝已经只是一个象征，象征大宋王朝仍然顽强存在着。大宋旗帜不倒，才能激励更多的志士抗击元军。张世杰、陆秀夫把赵昰的弟弟赵昺又推上皇位，又是一个小皇帝，而且更小，才七岁。看来出生于皇家，也不见得都是好，你想当平民百姓都当不了，就你这么个龙种了，你不当皇帝谁当？这几个月来，张世杰、陆秀夫率残余水师，漂荡于海中，在各个海岛中流亡。最后，张世杰找了一个海岛：厓山。厓山是广东新会南八十里处的一座海岛，呈狭长状，南北长而东西短。张世杰考察后，认为此地有天险可守，便驻足于此，造行宫二十间，军屋三千间。尽管建筑简陋，总算有个落脚点。张世杰、陆秀夫心里肯定明白，以厓山这个弹丸之地，要想对抗元军，无异于天方夜谭。南宋偌大的土地，都挡不住元军的进攻，何况是小小厓山。他们只是为民族气节而战，为信念而战，为荣誉而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信念而死，不失为大丈夫。肉身可灭，精神不死。还有一个人在苦苦支撑。他就是文天祥。坚持意味着艰难。死亡并不可怕，生存更加困难。文天祥自己这样说：“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活着这么艰辛，为什么还要苦苦支撑？因为他有精神信仰，他心中有一股不可摧毁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茫。”这种精神也，“清操厉冰雪”，“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我们现在都说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英雄，论事功，其实他比不上宗泽、岳飞，吴玠、孟珙、余玠，甚至比不上李庭芝，但是他体现出另一种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事功只是一时之事，当历史翻过那一页时，总是烟消云散。而精神却是永存的，跨越时间，跨越地域，即便千年后也仍熠熠发光。张世杰率军流亡海上后，文天祥在陆上更是独木难支了。元朝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全力清剿闽广残余宋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文天祥退至潮阳。元军进攻潮阳，文天祥败走海丰，行到五坡岭山麓时，被元军追上。一场鏖战后，宋军大败，文天祥力战被俘。元军活捉这位前任南宋宰相后，自然满心欢喜，押文天祥至元帅张弘范处。左右命文天祥向张弘范跪拜，文天祥虽是战俘，却仍傲骨铮铮，决不下跪。倒是张弘范有点风度，给文天祥松绑，以宾客之礼待之。文天祥只求速死，但张弘范却不杀他，把他押囚于船上。当船行至零丁洋时，文天祥感怀于故土沉沦，山河破碎，自己身陷囹圄，壮志难酬，遂写下一诗，以明心志，这便是著名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被俘四年后，文天祥在大都英勇就义，践行了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信条。春风化雨，又是新的一年。1279年，全国各地的战事已基本平息，只有零星地区还有零星的抵抗。这年年初，四川合州的光荣堡垒钓鱼城降下大宋旗帜。作为一座孤独的堡垒，犹如一座小岛耸立于无边海水的包围中。尽管张世杰还在厓山苦苦支撑，但大局已定，何况钓鱼城距离厓山那么遥远。守将王立以不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向元朝投降。整个大宋江山都保不住，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城呢？但是钓鱼城坚持到最后，也算不负余玠的一片苦心了。最后来看看南宋流亡小朝廷的结局。在钓鱼城投降的同时，元军终于探明南宋小皇帝的藏身之所。张弘范马上出动大军，大举进攻厓山。为了防止宋帝逃脱，张弘范命令舟师阻塞出海口。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厓山北面水浅，元军舟师开不进去。张弘范便转而从南面进击，与张世杰的舟师相遇。为了对付元军，张世杰是有准备的，他尚有战船千艘，呈一字型排开，抛碇（就是锚）入海以固定，船与船之间用大索固定相连，四周均搭起形状如城堞的楼棚，小皇帝的大船居中。这种布局十分奇怪，不合常理，乃是兵家之忌。张世杰指挥舟师多年，岂会不知？他的真实意图是赌上一把，赌赢了乃国家之福，赌输了为大宋王朝陪葬。张弘范率先攻击，宋军水师如铜墙铁壁，根本攻不进去。这时元军又采取火攻战术，以火船逼近，纵火焚之，这正是三国周瑜大破曹操水师之计。只是张世杰又岂会蹈曹操覆辙，早有防备，他的战船都涂上湿泥，火烧不进。但在相持十余日后，宋军出了严重问题：淡水不足。宋军士兵只得喝海水，上吐下泄，战斗力大大受到影响。此时元军的力量又得到增强，李恒从广州带来援兵，攻厓山北。二月六日，厓山海战进入决定性的时刻。张弘范觑准早潮时机，令李恒率舟师乘潮攻击宋舟师北侧，自己则率其余几路舟师攻南侧。一时间，张世杰腹背受敌。更严重的是，宋军士兵因数日缺淡水，已是体力不支，难以再战。张世杰的布阵，虽然在防御上很坚固，但问题很大。由于船船相连，一船倾倒，势必会拉倒几艘船陪葬。此时张世杰感到大势去矣，想着保护皇帝要紧，遂抽调精兵到中军。这么一来，宋军更混乱不堪，有些将领乘机向元军投降。张世杰派人去接小皇帝，但陪在小皇帝身边的陆秀夫坚决不肯走。张世杰只好自己割断绳索，带着十六艘船突围而出。眼看着南宋最后的舰队正在毁灭，陆秀夫宁死不当俘虏，他先把自己妻儿推入海里，然后转身看着小皇帝，以沉痛的语气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不待小皇帝回话，他就为小皇帝做好决定了，不管赵昺愿不愿意，一把抓住他，往背上一背，跳入冰凉的海水中。张世杰突出重围后，得悉小皇帝死讯，内心悲痛。当时正好台风大作，将士们劝他登岸避风雨。也许是受天气恶劣的影响，张世杰情绪十分低落，登上船楼，对天自言自语道：“我为赵氏，也算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岂料又亡。我苟活未死，只是想敌兵退后，别立赵氏以存社稷。今风涛若此，岂天意耶？”他在厓山未能殉死，如今风涛大作，在他看来，乃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在狂风骤雨中，将士们看到他坠入海中，或者被台风卷入海，更可能的是他自己投海结束生命。小皇帝赵昺、陆秀夫、张世杰都死了。厓山海战给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960年），到陆秀夫负幼帝蹈海（1279年），宋朝存活了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以靖康之变为分界，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开国时气吞万里如虎，亡国时悲壮而苍凉，这也是封建王朝不可改变的宿命。俱往矣，往事越千年。只是在发黄的史册中，我们依稀看到厓山谢幕的那一刻，波涛怒吼，风雨苍茫。五一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其一，政治文明化。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上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文，这份誓文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其二，儒学的革命。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第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其三，思想的自由化。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五二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我们总是一种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比较孱弱的朝代。这个看法固然没错，除了前两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尚须用金钱贿赂，谈何对外扩张？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一个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是活动的重心所在。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城镇增多了，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多。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城市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称它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农业之外，宋朝的工业也有长足进步，特别在冶金业上。煤的大量使用，使宋朝冶金业实现了一次革命。北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后来淮河以北被金国占领后，金国取代宋成为第一产煤国。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写道：“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而宋朝采用煤进行冶炼的技术，比欧洲要早了七百年。农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在宋代之前，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而宋代却出现许多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里，店铺林立，汇集各地的商品，商业气息之浓厚，不逊今日。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可想象汴京当年商业之繁荣。在图上，有形形色色的商店，卖酒的、卖药的、卖布的、茶坊酒肆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具，商店还挂着招牌，悬着小旗，招揽顾客，还有桥头路边的贩夫走卒，摇摆在河上的商船等。一幅图所能承载的内容有限，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泛黄的画卷，仿若走向千年前的大宋帝都。《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殆可见当时帝都非但是商业之中心，几乎可称为世界之中心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金融的发达。宋代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大量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金属货币满足不了需求。宋代除了金银、铜钱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币，币值轻而重量大，使用相当不便。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这是有原因的。在平定后蜀后，金银被掠到京城，造成贵重货币不足；而四川商业向来发达，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原因，正是朝廷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买卖，严令商旅不得私下交易，激起民变。农民起义失败后，宋太宗派张咏治理蜀政，而交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信用凭证，即把钱存到交子铺后，换取一张可兑换的凭证，这样就省却携带许多铜、铁钱的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家觉得交子使用方便，信誉又高，逐渐就直接以交子作为支付手段，便具备货币的职能。1023年，朝廷在蜀地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这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在六百多年之后，才出现纸币，美国学者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从这个意义看，宋朝的确显得十分“现代化”。当然，交子的出现也引发新的问题。后来宋朝一度滥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这在世界纸币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宋代金融的发达，同样体现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并不算高，因为民间贷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实施不利，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种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商人们也可以向市易务抵押贷款或赊贷货物，这也是采用金融手段维持市场稳定。可以说，王安石的许多经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后一执行就变调了，比如说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垄断，最后却成了政府垄断。海上贸易的兴起，是宋代经济的又一看点。在汉唐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经中亚运往西亚、欧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积上远不如汉唐，对河西走廊、西域都没有控制权。特别到了南宋，中原沦陷后，商品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运输更难。在这种情况，对环境有极强适应力的中国人转而开拓海上航线，海上贸易也由此而兴盛起来。宋代发达的造船业有力地支撑了海上贸易，此期为中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数量很多，全国有二十几处船场，年造船数量在三千艘以上。用于海上贸易的大海船，载重可达万石。另一方面，造船技术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借用墨菲在《亚洲史》中的一段话：“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时西方船舶许多世纪。”除此之外，指南针的发明对海上航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中国人的海上航线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也就是说，后来郑和下西洋时所到过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过了，只是船队规模不如郑和的宝船队大。对外商品贸易首先带来巨额利润，据史学家估算，光是朝廷从海上贸易征收的税，约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涌入东南亚，有的经济史学家估计有一百万人侨居于国外，而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荣起来。宋朝政府在开放性上要远远超过明清两朝，中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朝代是宋代与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郑和下西洋值得称道外，多数时间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后果，是海上商人们奋起反抗，海盗之祸与明朝历史相始终。反观宋代，朝廷的政策显然比后世更为开放与灵活。这里有几个问题，何以宋代能创造出许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国力却不强大呢？对于西方史学界对宋代极尽赞美的观点，要如何看待呢？确实，两宋在科技与经济上，在当时世界无可与之匹敌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比较清明。笔者在本书中多处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这个清明，当然是与其他朝代相比而言。清明一方面体现在朝政上，与历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点：其一，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现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杀的现象，但即便是岳飞冤案，也只限于少数几人，不要说杀戮几百几千几万人，就是杀几十人也十分少见。而像汉武帝时的巫蛊事件，死了数万人，更不用说明初杀戮，动辄上万人。其二，朝廷党争，手段是温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党争，但比较东汉的党锢之狱与明代的东林党之狱，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顶多立个党人碑，绝少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国历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政，宋代虽有像童贯等少数几个宦官权臣，但与汉、唐、明的宦官之祸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对下层百姓的统治相对比较仁厚。尽管有些皇帝统治时，民愤很大，比较说宋徽宗时期，激发了方腊大起义。但总的来说，多数时间里，朝廷还是比较宽厚的，就这给民众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间，能竭尽所能去寻找出路，创新意识以是为开端。比如说，铜钱铁币不好使，交子便应运而生；丝绸之路断绝，便开辟海上贸易等。这些创新，都始自民间，然而与政府的支持也分不开。如交子在朝廷认可后，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对待海上贸易，朝廷也没有采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间经济才能迸发出无限的活力。那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国力却不强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变法内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家却不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钱都到哪去了呢？冗禄、冗官、冗兵，还有每年支付给辽、西夏、金的岁币，以及战争赔款，战争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积重难返，通过变法手段也难扭转。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难以称得上是雄才伟略，多数皇帝只知守成，而绝少开拓。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国力不强的局面。对于宋代，国外许多汉学家、史学家都极为推崇，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史景迁）、“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墨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谢和耐）等。老外的赞美之辞，令我们这些大宋后人深感鼓舞与骄傲。可是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数国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并非如此。千古流传的《杨家将》《岳家将》都有一种悲壮的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总带着望不到尽头的无奈。这种看法的不同，我想在于感受的不同。其一，老外学者们生活在一个以科技、经济来衡量国家的时代，当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宋帝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欧洲时，便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国汉代时，西方世界有罗马与之媲美，大唐盛世时，西亚有阿拉伯帝国与之匹敌，而在宋代，中国鹤立鸡群，更彰显其耀眼的光芒。其二，作为局外人，他们很难有那种一个国家遭受屈辱的感受，当把文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时，其他事件，譬如“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譬如“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痛苦，就轻而易举地抹杀了。从文明的角度说，大宋帝国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敌人辽、金乃至蒙古，都为其灿烂的文明所吸引，并自动吸纳其文明的果实。汤因比在论及宋代的中国时，有一句精彩的话：“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补偿。”放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确是如此。可我们若是设身处地来考虑，假设自己是大宋帝国的一个臣民，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论调，我把文明传播给你，还要受你欺负，这是哪门子的事呢？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的历史可给我们许多启示，让我们深思。一千年前大宋帝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证明中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新精神，这足以给一千年后的国人更多自信与自豪。同时，宋朝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先进同样可能挨打，一个国家不管科技、经济如何发达，若没有强大的国防，若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璀璨的文明之花也会在疾风暴雨下凋落枯萎。宋朝历史大事记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后周之权，大宋开国；平李筠之乱。961年，罢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963年，平荆南、湖南。965年，王全斌平西蜀。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未克。971年，潘美平南汉。975年，曹彬克金陵俘李后主，平南唐。976年，宋太祖赵匡胤暴死。979年，太宗亲征北汉，北汉亡；伐契丹，败于高梁河。980年，耶律休哥大破宋军于瓦桥关。982年，辽萧太后临朝。986年，曹彬、潘美伐契丹，先胜后败，杨业战死。989年，尹继伦败耶律休哥于徐河。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997年，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立。1004年，宋与契丹澶渊之盟。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1043年，范仲俺主持庆历新政。1044年，宋夏议和，诏封元昊为夏国王。1053年，狄青大败侬智高于邕州。1056年，包拯知开封府，以刚毅立朝。1067年，宋神宗登基。1069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1070年，以王安石、韩绛为相，大力推行新法。1073年，王韶开熙河之地。1076年，王安石免相。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罢保甲、保马诸法。1086年，司马光为相，罢青苗、免役诸法。1093年，宋哲宗亲政，起用新法人物章惇、吕惠卿。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立。1102年，追贬司马光等四十余人，立党人碑；蔡京为相。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1118年，宋与金约夹攻辽国。1121年，平方腊、宋江起义。1122年，宋发兵攻辽，败绩；金兵攻克燕京。1123年，金归还宋燕及六州之地。1125年，金大举南侵宋；宋徽宗传位于钦宗。1126年，贬蔡京、诛童贯；金兵攻破京师。1127年，金兵俘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楚帝，北宋亡；宋高宗赵构即位。1128年，宗泽去世。1129年，兀术大举南侵，高宗逃亡入海。1130年，金攻破东京，立刘豫伪大齐政权。1131年，张俊、岳飞平江淮乱军。1134年，吴玠大破金兵于仙人关；岳飞收复襄阳六郡。1140年，刘锜、岳飞大破金兵于顺昌、郾城；岳飞班师。1141年，岳飞冤死；宋与金议和。1161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众南征；虞允文破金兵于采石。1162年，宋高宗逊位，宋孝宗立。1163年，宋张浚北伐，败于符离。1189年，宋孝宗退位，宋光宗立。1194年，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宋宁宗立。1197年，韩侂胄大兴党禁。1206年，韩侂胄北伐，大败。1207年，史弥远诛韩侂胄。1210年，蒙金开战。1224年，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1234年，宋、蒙攻蔡州，金哀宗死，金国灭亡；宋收复汴京、洛阳，旋败退。1235年，蒙古大举攻宋。1239年，孟珙收复襄、樊。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卒。1242年，宋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1257年，蒙古分三道大举攻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