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5

此时的南宋军队，已经具备与金兵全面对抗的战斗力，尤其是名扬天下的岳家军，更是在战场上摧强折锐，勇不可当。七月，岳飞率轻骑兵入驻郾城。这时兀术在顺昌战败后休整一段时间，他已察觉到岳飞的进攻已经严重威胁到开封城了，遂决心先下手为强，率领大军进逼郾城，与岳飞一决高下。郾城会战拉开战幕。这次兀术又带来了他的看家武器：铁浮屠。铁浮屠又叫拐子马，在顺昌会战中，曾经被刘锜击破。然而顺昌会战时，由于金兵人马许多中毒，故而拐子马的威力未能尽情展现，而这一回，兀术的拐子马共有一万五千骑。拐子马的战术是这样的：以三骑为一组，三匹马贯以长索，人马都全副武装，有重型盔甲防护，在战斗时，三马同时并进，冲击力更大，协同作战，由于三骑捆绑，避免战斗时有逃兵出现。岳飞采取的战法又与刘锜不同，他用步兵对付拐子马。以步兵对付重装骑兵，本来是相当吃亏的，若没有严格纪律约束，在骑兵的冲击下很容易溃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严格治军下，这乃是一支铁军。岳飞命令步兵执麻札刀入阵，不许仰视，只顾砍拐子马中最薄弱之处：马足。为什么用这种战术呢？因为只要砍倒其中一匹马，另外两匹马便无法前进了。这种战术看似简单，却需要士兵以莫大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去完成。在报国热情的感召下，岳家军大破拐子马。这一战，兀术的看家武器几乎被废了，他不禁大恸道：“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岳飞直追十五里，兀术狼狈而逃。此役之胜利，震动中原，金兵中的汉将纷纷反正，光复中原的梦想，只差一步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满腔豪情，他对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黄龙府乃是金国位于东北之重镇，曾囚禁徽、钦二帝。郾城大捷后，岳飞进军至朱仙镇，距离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大宋旧都已在望。谁都认为，克复旧都已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此时，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朝廷居然要求岳飞班师！对于宋高宗来说，议和始终是头等大事。这位南宋皇帝一心想过上安静的生活，没有战争的困扰，享享皇帝之清福。尽管南宋的军事力量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可是皇帝对金人的畏惧心理并没有消除。面对金人的进犯，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抵抗，可是当战局向有利于宋军发展时，皇帝却认为要适可而止。否则就算打赢了，金人也不肯善罢甘休，到时战争不知要打到猴年马月了。遇到宋高宗这样一个皇帝，只能说是国家的悲哀，也是岳飞的悲哀。宰相秦桧更是对岳飞恨之入骨。一个是主和，一个是主战，立场根本不同。岳飞的胜利，就是秦桧的失败，这不是明摆着吗？可以说，岳飞在战场上的胜利，已严重威胁到秦桧在朝中的地位。这个自私而阴险的权臣乘机在皇帝面前进言，为与金议和，须诏令岳飞班师。岳飞还以为朝廷对局势了解不清晰，遂奏称道：“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国以举国之师南下，现在正是将他们彻底消灭的良机，怎么能白白错过呢？秦桧再施手段，他先把杨沂中等将领的军队调回，然后对皇帝说：“岳飞已是孤军，不可久留，请令班师。”宋高宗急令岳飞班师，一日之内，发出十二道金牌。十二道金牌！道道是皇命啊，皇命难违！此时的岳飞，难以抑制心内的激愤，不禁潸然泣下。他望着故都的方向，跪倒在地，流着泪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他一生都为光复故土而战，回顾这十几年来的征战历程，是何等之艰难不易，而能坚持到现在，都是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这种信念便是，终有一天，他要实现“还我河山”的梦想。当他以为梦想即将成真时，梦想的气球却被皇帝、秦桧戳破了。此时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感，对政治现实的无力与无奈。岳飞终于撤军了，郾城一带的百姓挽住岳飞的马，痛哭流涕，要求岳家军留下。见到此情此景，岳飞内心更加悲伤，只得出示诏书，对老百姓们说：“吾奉诏不得擅留。”百姓们知道，岳飞此去，很快这里又会被金人占领，与其当亡国奴，不如随岳飞南下。于是大家纷纷携儿带女，跟着南宋军队走了，岳飞将他们安顿在汉上六郡。南宋军队离开后，颍昌、淮宁、蔡州等，又纷纷沦陷了。三八　“莫须有”：岳飞之死皇帝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后人读宋史，无不咬牙切齿于宋高宗对金的妥协。若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皇帝在岳飞连战连捷、有望收复中原失地时召回军队，实是错失良机。可是这不是皇帝的思路，皇帝考虑的事情要多得多。我们且不说宋高宗有没有光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先从皇帝的角度来看看，他在担心什么呢？其一，他担心打不赢金国，把金国给惹火了。当初宋钦宗不也自以为能挡得住金兵吗？结果怎么样？他与太上皇徽宗都当了金国的俘虏。且不说徽、钦二帝，就是高宗本人也差一点当了金人的俘虏。当初兀术南下，把他从内地追到海边，从海边追到海上，只差一点点他的下场就与二帝一样了。战争总是有风险的，只有议和，他在龙椅上才坐得舒服。其二，打败金国，收复失地又怎样呢？南宋爱国志士们总念叨着要“光复中原，迎回二帝”，现在二帝中的宋徽宗、也就是宋高宗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哥哥宋钦宗还在过着战俘生涯。打败了金国，势必要迎回宋钦宗，两个皇帝怎么并存？到时谁来当皇帝？你们这些臣子只会叫嚣着迎回先帝，可谁为朕考虑过呢？其三，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些手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大将，就是皇帝的心腹大患。大宋的传统，就是严防军人权柄过重以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南宋中兴诸将不仅都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且其军队几乎只听命于统帅，带有私家军的色彩。岳飞的部队不是被称为“岳家军”吗？试想想，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万一哪天不爽了，要把皇帝打倒在地，那岂不是举手之劳吗？以上所述的三点，作为皇帝，宋高宗最担心的是最后一点，即武将权柄过重，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因为金国的威胁虽大，但南宋也不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熊样了；钦宗若生还怎么办，那也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武将们的威胁却是近在咫尺，五代时军人政变的故事会否重演呢？这才是皇帝最关心的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何以历朝历代都出现屠戮功臣之事？这些在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武将，就是皇帝手中一把锐利的刀，若不能控制自如，那么刀锋将伤到自己，甚至命丧刀下。这就是皇帝的逻辑。此时南宋兵权，集中于几位中兴名将之手，分别是岳飞、张俊、韩世忠、吴璘（吴玠已去世）、刘锜等人，另一位中兴名将刘光世因病于绍兴七年卸去兵权。这几位中兴名将里，吴璘远在西北，自然对皇帝威胁不大，刘锜是后起之秀，根基尚不够深。故而在皇帝眼中，岳飞、张俊、韩世忠这三人，才是心腹之患。事实上，武将权柄过重，很早就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张浚为相时，他就认为这些武将久握重兵，故而想将兵权收归于督府，但还没来得及实行便罢相了。赵鼎继任宰相后，考虑以偏将、裨将分主将之权，以起到制约作用。可是张浚、赵鼎的手段，都远远不如秦桧高明。秦桧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器重，是他太了解皇帝的心思了，于是献上妙计以罢诸将兵权。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高宗依秦桧之计，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表面上是对三人的升迁，实际目的是把他们调离自己的军队，解除兵权。说起打仗，岳飞固然在中兴名将中首屈一指，但若论玩政治，他绝对是菜鸟。同为中兴名将，张俊政治敏感性高，他马上意识到皇帝与秦桧的真正用意乃是要压制武将，武将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要未雨绸缪，为自己铺条后路。于是张俊率先向朝廷表示，愿把自己的部队归隶于御前军，而且力主议和。张俊的表态，乃是投秦桧之所好，自然得到其赏识并引为同党。与此同时，张俊与岳飞的关系也在恶化。张俊曾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在平乱战争中俩人一起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后来岳飞的声望渐隆，战功也在张俊之上，这引起他的嫉妒。两人入枢密院后，张俊主和而岳飞主战，立场截然不同，关系愈加恶化。两人在巡抚楚州时，张俊主张修城，而岳飞志在收复中原，不赞成修城这种单纯防御的策略。在罢除中兴名将兵权的同时，秦桧乃谋求与兀术议和。兀术本是金国强硬的主战派，但在顺昌之战、郾城之战中被刘锜、岳飞打得大败，也不得面对现实。南宋军力已是今非昔比，若自己一意孤行，恐怕是捞不到多少好处，不如通过议和，攫取实利。于是兀术向秦桧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只有先杀岳飞，以表和谈诚意，金国才愿意与南宋谈判。这岂非是要让南宋自毁长城？但秦桧居然接受了，他要设计置岳飞于死地。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诬告岳飞：“枢密副使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废。”并称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逗留不前。高宗皇帝也因为岳飞反对在楚州筑城而不满，认为“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朕何赖焉？”志在收复中原，在皇帝看来，成为“沽名钓誉”了。就这样，岳飞在被罢兵权后几个月后，又被罢掉枢密副使一职。罢免枢密副使，只是秦桧陷害岳飞的第一步。说实话，岳飞人品无懈可击，没有什么把柄落在秦桧手上。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深知，要致岳飞于死地，就必须诬以谋反。但岳飞都没兵权了，怎么谋反呢？这难不倒秦桧这个奸贼。他开始精心策划一个陷阱。为了陷害岳飞，张俊当了秦桧的帮凶。岳飞罢了兵权后，他的军队由部将张宪指挥，故而张宪便成了秦桧阴谋陷阱中的重要一人。秦桧与张俊的阴谋是这样的：诬告张宪与岳飞之子岳云密谋占据襄阳，恢复岳飞的兵权。说白了，就是想谋反。张俊打算从岳飞的部将中，找到几个做伪证的人。其一人叫王贵，他有把柄落入张俊之手；另一人叫王俊，此人贪财，故而屡屡被张宪批评。张俊指使王俊向枢密院告发张宪的“阴谋”，诉状是张俊亲自帮他捏造的。于是，张俊在枢密院收入了王俊上递的“告发状”，并命令王贵逮捕张宪。张宪被捕后，张俊亲自审讯。其实枢密院本是朝廷最高军事机构，并不是法院，哪来的审讯权呢？有人向张俊提醒这点，可是张俊根本不理睬，把枢密院当作审讯公堂，对张宪采取严刑逼供，要他承认与岳云谋据襄阳、还岳飞兵权的阴谋。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张宪哪肯承认？于是乎他被拷掠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可是张宪是一条硬汉子，坚决不承认所诬告之事。张俊又捏造了一份所谓口供送交秦桧，而后把张宪打入大理狱。秦桧入朝，向宋高宗要求召岳飞父子对质张宪之事。宋高宗无意将事情扩大化，他对秦桧说：“刑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可是秦桧不肯罢休，竟矫诏抓捕岳飞、岳云父子。岳飞没有反抗，只是说了一句：“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秦桧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讯岳飞。岳飞裂衣示背，只见他背上刻着“精忠报国”四字，何、周二人亦不禁肃然起敬。这本就是秦桧设计的冤案，审来审去，哪里有谋反的罪证。何铸不由得向秦桧求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哪里肯从，遂把此案交由曾诬陷岳飞的万俟卨审理。万俟卨的诬告本领着实不小，又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以陷害岳飞。秦桧一党要把谎言说到底，一口咬定岳云曾给张宪写信，筹划让岳飞重掌兵权。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封信，万俟卨却坚持说是岳云把信给烧掉了。总之，为了干掉岳飞，这帮人不惜颠倒窜改事实，附会成狱。大理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等都为岳飞鸣屈。韩世忠也向秦桧讨要说法，秦桧答说：“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或许有”，有的认为是“不须有”，有的认为“没必要有”。总之，意思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证据，都要治岳飞的罪。韩世忠愤然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不仅对秦桧陷害岳飞深感不平，还极力反对与金议和。他上书皇帝，批评秦桧误国。秦桧恼羞成怒，指使言官弹劾韩世忠。对于秦桧的恶毒手段，韩世忠是知道的，而且此时枢密院已被张俊所操纵，自己若不急流勇退，只怕也要被陷害了。于是韩世忠上书请求辞去枢密使一职，从此杜门谢客，不问政事。该年年底，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炮制出一份罪状书，罗列的岳飞罪状让人莫名其妙。比如他们捏造说，岳飞被授予节度使时，曾说自己当节度使的年龄与当年宋太祖一样，暗示有当皇帝的野心。反正一句话，罪名不重要，秦桧就是要置岳飞于死地。最后，宋高宗下诏，赐死岳飞，张宪、岳云则斩首。一代名将岳飞就这样死于奸臣之手。在岳飞之死中，宋高宗扮演什么角色呢？在秦桧陷害岳飞之初，宋高宗曾指示不要把事件扩大化。然而秦桧矫诏抓捕岳飞，皇帝却默认了。不要说别人，就是皇帝也不相信岳飞真的有什么谋反之事。那么宋高宗最后为什么决定要杀岳飞呢？这里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与金人的和谈。在岳飞被害前，宋与金的和谈基本完成，这是宋高宗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结果。那么，既然和谈即将大功告成，为什么还要杀岳飞呢？因为岳飞已经是抗金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原许多抗金义军，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如果岳飞不死，即便他没有兵权，他的影响力还在，仍然是中原那些数不清的“岳家军”的精神领袖。这不仅会成为宋、金两国停兵休战的障碍，而且对皇帝的统治也是一大威胁。正因为如此，宋高宗最后与秦桧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成为杀害忠良的凶手。在岳飞被赐死的同时，南宋与金国达成不平等之和约。根据和约，宋向金称臣，金主册封宋主为皇帝；宋每年贡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金主生辰，宋应遣使致贺；金归还徽宗皇帝的灵柩及高宗生母；宋金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国界；宋割唐、邓两州以及陕西商秦之半给金国。可以说，这份和约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近来，史学圈里颇有为秦桧翻案之风，认为他对实现宋金之和平有贡献。这着实是危险的论调。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只是屈尊投降。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宋高宗一直以来想与金国议和却屡屡被拒绝呢？因为当时南宋毫无反抗之力，任人宰割，金人取宋土易如反掌。而兀术本是坚决主战者，在绍兴十一年不得不接受议和，实则金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垮南宋了。南宋有机会收复失地，最终却以屈辱议和收场，试问秦桧何功之有？这根本不是和平，而是投降。试看看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们根本没有盼头，因为他们早被宋高宗、秦桧之流抛弃了。这岂是真正的和平？三九　风云再起：书生亦能建奇功怯懦的朝廷以牺牲岳飞与国家尊严及利益的双重代价，换来了二十年的所谓“和平”。宋高宗终于可以高枕无忧，过足皇帝瘾；而秦桧仍然干他陷害忠良的勾当，足足当权十五年。屈辱来换取安定，本是短视的行为，自然无法消弭野心家的勃勃雄心。二十年后，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卷土重来，晚年的宋高宗终于还是蒙羞了。与南宋议和后不久，金国权臣兀术去世，金熙宗变得荒淫嗜杀，最终被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完颜亮当上金国皇帝后，对内残酷镇压异己，对外则奉行扩张政策。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经过多年的准备后，金帝完颜亮大举南侵，动用的兵力多达六十万人，几乎是举国之兵。金兵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东起淮东，西至陕西，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声势之浩大，为宋金战争以来所未有。南宋帝国偏安一隅，秦桧当权了十五年，把国防都荒废了，对金国入侵又备战不足，一开战便连连失利。金兵分四路出击，其中三路从陆上出击，一路则由海道进击。宋军的部署如下：西部防区由吴璘负责，中部防区由成闵负责，东部战区由刘锜负责，海防则交给了李宝。自宋金议和、岳飞被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南宋许多名将陆续谢世，朝廷又荒于战备，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不如从前。对宋军来说，东线防区承受的压力最大。名将刘锜被任命为东线防区长官，虽然他雄心壮志，欲重写二十年前顺昌大捷的奇迹，老病缠身的他喊出了“取重阳日到京师（开封）”的豪言壮语，然而奇迹却不再重演。刘锜试图自江阴北渡淮河，出击失利，继而其左翼的王权不战而弃庐州。金帝完颜亮兵分两路，自己率主力南下，进抵长江沿线的采石；另一路十万大军破滁州、占真州，直逼扬州。被宋高宗寄于厚望的刘锜被迫弃扬州，退守瓜洲，不久瓜洲又告失陷，刘锜只得再退镇江，与金军隔江对峙。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南宋海军名将李宝在唐岛大破金国水师的好消息。为了一战消灭南宋，金帝完颜亮打造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总计有六百艘战船与七万人，打算沿着海道南下，直接进攻南宋帝国的首都临安。南宋帝国不仅要在陆地上阻击金兵，同时还要在海上作战。这时南宋能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力是多少呢？仅有一百二十艘海船与三千能胜任水战的弓弩手。海军名将李宝原本是岳飞的部将，早年随岳飞抗金，被派遣到北方敌陷区开展游击战并联络抗金义兵，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他擅长水战，曾经在岳飞的授意下，从海路发起一次长距离的奔袭战，突袭金人控制下的登州。如今，他又要在海上大放光芒了。海战与陆战不同，陆战可以凭险而守，而海战则无险可守。李宝临危受命后，他即刻面向宋高宗请求率舟师北上，寻觅有利战机，在离首都临安越远的海域与金海军决战，则越有利。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应将战场设定在敌人一方，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决不能被动坐等敌人上门。李宝率一百余艘船北上，沿途招抚了不少抗军义兵，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得到情报，金帝完颜亮命令舟师于十月十八日发兵入钱塘江，直接进攻临安。金国庞大的船队已经出动，时间急迫，李宝立即命舟师北上，泊于石臼山，金船队泊于唐岛（又名陈家岛），双军相距仅三十余里，一场海上大战已是不可避免。金水师虽然拥有六百艘船与七万人，远远超过李宝的兵力，但水战经验却严重不足。李宝还获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金船为了防水，竟然使用极易燃烧的油布为帆。针对敌船的弱点，李宝设计火攻方案，在风向、洋流的配合下，以火箭密集攻击。战斗开始后，金船很快着火，在风力的作用下愈烧愈旺。貌似强大的金国海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六百艘战船损失了五百余艘，除了总统领苏保衡侥幸逃脱外，金国海军其余高级将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士卒死亡数万人。这是规模空前的大海战，李宝在水师力量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果断出击，凭借着自己的勇气与才能，赢得伟大的胜利，确保了南宋海疆的安全。然而，在陆路上，南宋的长江防线已危在旦夕。高宗皇帝得悉完颜亮即将率大军渡江的消息后，面如土色，他的第一个念头，还是逃跑。皇帝急着召开群臣会议，商议避难于海上的事宜。时任左相的陈康伯认为在此危机关头，圣驾绝不可逃避，否则大势去矣，并力劝高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过惯幸福日子的高宗也实在不想在年老时还颠簸于风浪中，遂下诏由叶义问巡视江淮兵马，虞允文为参谋军事。虞允文乃是进士出身，一介书生，不想此去后，竟然不可思议地为南宋帝国立下卓著的战功，令所有人跌破眼镜。当时完颜亮已准备从采石（安徽当涂西北）南渡长江。倘若金人渡江成功，后果不堪设想。驻守采石的南宋将领王权在之前的一系统战斗中，屡战屡败，被朝廷解除兵权。朝廷打算以李显忠接管王权的部队，在李显忠抵达之前，先由虞允文前往采石犒师。当虞允文到了采石时，发现情况大大不妙。金人在对岸已集结四十万大军，随时可能渡江。而此时采石的南宋守军群龙无首，前任长官王权被调走，续任长官李显忠还未到。更可怕的是，此时的守军全无斗志，毫无军纪章法，如同一盘散沙，三三五五一群，解鞍束甲于路旁。这样的军队岂能阻挡敌人渡江呢？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虞允文把所有将士召集起来，总共还有一万八千人，马数百匹。虞允文在诸将士面前慷慨陈词，勉以忠义，并指着所带来的犒军物品道：“金帛、诰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这些将士多是爱国志士，只是因为前任统领王权无能，遂导致军心涣散，如今见这位参谋军事挑起重担，纷纷表示道：“今既有主，请死战。”这时有人对虞允文说：“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倘有人背后说公的坏话，公难辞其咎。”这是告诫他，您别越权了，指挥作战不是您的事。虞允文听罢大怒，斥责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正是有像虞允文这样的忠义之士，南宋虽有宋高宗这个投降皇帝，还能坚持下来。虞允文亲自到江滨督战，见江北已筑起一座高台，上面坐着一人，正是金帝完颜亮。此时宋军谍报人员带来准确的情报：金兵将于第二天渡江，先渡江者赏黄金一两。虞允文马上布阵，他令骑兵、步兵列阵于江岸，把水师分为五队，一队驻守中流，两队分驻左、右两侧，另两队船则埋伏于小港内，作为机动部队。不久后，只见对岸高台之上，金帝完颜亮挥动小红旗，金兵的渡江开始了。数百艘船浩浩荡荡驶过来，尽管宋军水师在江面阻击，但江面宽阔，仍有七十余艘敌船冲过江登陆。在敌人的猛攻下，宋军防线稍稍后退。虞允文见势不妙，驰入阵中，勉励宋军统制时俊说：“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耳。”时俊听罢，当即挥舞双刀，身先士卒，奋勇前驱，遏制住金兵的攻势。与此同时，江中激战正酣。宋军水师在船只性能上要优越于敌军，所用的船称为海鳅船，采取冲撞战术，犁沉敌船无数。采石矶水战一直打到天黑，此时金船损失过半，仍然不肯退却。在战斗关键时刻，正好有一支从江州溃败的宋军逃到采石，虞允文乘机将其招来，授予旗鼓，命他们从后山出，摇旗擂鼓。金人大恐，还当是宋军援兵已到，遂无心恋战，掉转船头逃去。虞允文又命水师以强弓劲弩尾追射击，大败金兵。这就是宋金战争的转折一战：采石大捷。金帝完颜亮在采石大败后，知道在这里无法渡江，遂移师瓜洲。不久后，李显忠赴任，虞允文判断金兵将从瓜洲强渡长江，而与瓜洲相望的京口守备薄弱，他自告奋勇前往京口（镇江），并向李显忠借兵一万六千人，加强京口守备。到了镇江后，虞允文去看望正在休病中的老将刘锜。刘锜对这位胆识俱优的书生大加赞赏，称赞道：“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书生手。”恰好在这个时候，金帝完颜亮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在完颜亮以六十万众对南宋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势时，突然后院起火。自完颜亮政变夺权后，在国内倒行逆施，残害宗室，进行高压统治，金国内部反对完颜亮的势力早已是暗流涌动。金帝南征，正好给了反对派发动政变的机会。时为金国东京（辽宁辽阳）留守的完颜褒是金太祖完颜阿古打的孙子，他与完颜亮不同，性情仁孝，沉静达理，深为众人所拥戴。由于完颜亮大肆屠杀宗亲，完颜褒有大难临头之惧，遂乘国内空虚之机，发动政变，杀死东京副留守，自立为金国皇帝（金世宗），并宣布完颜亮的数十条罪状。得悉东京政变后，完颜亮大惊失色道：“本欲平来江南，不想发生此变，事之不成，岂非天乎！”完颜亮的第一反应，便是回师镇压叛乱者。其部下李通认为，皇帝亲征却无功而返，军队士气就会涣散，到时南宋军队乘机追击，那就大势不妙了。不如先渡江，得胜之后再北返，宋军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完颜亮接受这一建议，并要求部下三天之内渡江，后渡者斩。可是完颜亮哪里想得到，这一命令，竟然使他死于非命。原来完颜亮生性残暴，在采石之战失利后，他竟然下令将生还者全部敲杀，到了瓜洲后，又血腥杀戮逃兵，致使金兵上下，人人自危。如今要求三日渡江，而对岸宋军已做好防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时，金兵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等将领密谋道：“今进退皆死，新天子已立于辽阳，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兵北还。”次日黎明时分，耶律元宜发动兵变，率众军士杀入金帝完颜亮所在御营。完颜亮听得一片喊杀声，还以为宋军前来偷袭，正要取弓时，突的一箭飞来，他仆倒在地。此时乱兵杀了进来，冲着他又捅了几刀，然后将其缢杀。可怜这位一心想征服世界的金国皇帝，就这样死于非命矣。金兵撤退后，南宋军队纷纷收复失地。这场战争，表面上看南宋最终获得胜利，实际上暴露出南宋国防的弱点，胜利的赢得实有运气的成分。在绍兴议和后整整二十年时间里，南宋政府荒于兵事，以致于大战来临时，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备战严重不足。两场关键的战役，即李宝指挥的唐岛海战与虞允文指挥的采石之战，只是险中求胜，更多的是依赖两位英雄的沉勇与智慧，而并非南宋军队的强大。倘若不是金国突然政变，而完颜亮又意外死于兵变，那么战争之结局难以预料。四〇　孝宗北伐：心有余而力不足完颜亮败亡后，南宋内部主战呼声四起。此时的形势对南宋是很有利的。首先，金国政局不稳。金世宗政变夺权与完颜亮之死，震动金国政坛。契丹人耶律窝罕乘机起事，拥众五万，自立为帝，与金世宗分庭抗礼。金人花了一年的时间，付出重大伤亡才把耶律窝罕的叛乱镇压下去。其次，在完颜亮南侵后，中原爆发大规模的汉人起义，有力地支援江淮一带的抗战。在这些起义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耿京起义。在李宝所取得的唐岛大捷一战中，若没有义军强有力的支持，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战果。此时不进军中原，更待何时呢？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的虞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宣谕使，他趁机向高宗皇帝进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宋高宗居然对虞允文所说的表示赞同。抵达川陕后，虞允文便与吴璘联手，共谋恢复。在金国方面，金世宗急于收拾国内残局，无意推行完颜亮的南侵政策，也派使者前往南宋议和，重申二十年前的条约。但此时南宋国内对当年条约中的不平等内容已是无法接受，特别是其规定宋必须对金称臣。宰相陈康伯是主战派人物，他坚持宋与金两国对等的原则。宋高宗派洪迈出使金国，在国书中采取敌国之礼。所谓“敌国之礼”，就是对等国家的礼节。洪迈到了金国后，金人见宋朝国书用的是“敌国礼”，勒令他改为臣子礼，在朝见金世宗时，也须用旧礼。洪迈坚决不从，被金人反锁在使馆里，不提供水与食物，饿了三天三夜。然而洪迈表现出毫不屈服的民族气节，最后金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给放回国了。对于南宋朝廷，在和战之间真正的转折点，乃是宋高宗的退位。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宋高宗出人意料地宣布退位，由太子赵眘继位，史称宋孝宗。宋高宗为什么会突然退位呢？恐怕跟完颜亮南侵有很大关系。自从登基以来，宋高宗在对外政策上始终一贯软弱，一味求和。为了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他甚至不惜杀了名将岳飞以迎合金人，换取所谓的二十年“和平”。然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屈辱的基础上，而且把和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金人。完颜亮撕毁和约，悍然入侵，无异于给宋高宗一记响亮的巴掌。我们从心理学分析，此时的宋高宗应是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内心仍然想屈尊求和；另一方面他对金人能否信守和约又开始怀疑，同时主战派收复中原的呼声高涨，他面临两难选择。与其如此，不如退位，把朝政交给新皇帝去解决吧，他不想再为此劳思费神了。宋孝宗上台后，便做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为岳飞平反昭雪。他登基后不到一个月，便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职，隆重改葬，并寻觅岳飞后人，加以录用。但是孝宗上任伊始，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主战倾向，仍然谋求与金国的和局。此时担任参知政事的史浩（他也是孝宗的老师）极力认为应该放弃陕西，避免对金人的挑衅。宋孝宗于是下诏，放弃宋军在西北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此议一出，虞允文大惊失色，上书皇帝：“恢复莫先于陕西……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虑。”朝廷非但不听，反而把虞允文贬为夔州知州。不得已之下，吴璘被迫与当年的岳飞一样，奉诏班师。当时有僚臣抗议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退师？”吴璘无奈地答道：“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安敢违。”宋孝宗一面为岳飞平反昭雪，另一面又做出与当年宋高宗同样的事，可谓矛盾矣。于是乎吴璘在西北收复的三路十三州之地，一夜之间全部放弃，这可是所有将士拿命拼来了，这种结局谁也没法接受，整个兵营都充斥着悲伤的哭泣声。后来宋孝宗召虞允文进京入对，并问及弃地之事。虞允文慷慨陈词，由于没有纸笔，他索性用手中的笏板为笔，在地板上画起地图来，向皇帝说明放弃土地的危害。宋孝宗这时才顿足道：“史浩误朕！”只是为时晚矣，吴璘所放弃的十三州之地，早已落入金人之手了。随着老将张浚入主枢密院，主战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在刘锜去世后，南宋中兴名将硕果仅存的，只有张浚与吴璘。张浚在高宗皇帝时就当过宰相，在朝野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也是坚定的主战派。秦桧当权后，张浚失势，直到完颜亮南侵时，朝中无大将，宋高宗才重新起用张浚。宋孝宗向来敬重张浚为人，隆兴元年（1163）正月，他升迁张浚为枢密使，同时都督江淮军马。宋孝宗由议和走向主战，也是大势所驱。在张浚出任枢密使后，金国遣使前来索取被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并致信张浚称，要按照旧约（即绍兴十一年之条约）来划定边界以及岁币，否则将兵戎相见。此时金国已经平定耶律窝罕之乱，南宋政府坐失良机，错过了最佳的北伐时机。张浚坚决拒绝金人之要求，他回信答复说：“疆场之一此一彼，兵家之或胜或败，何常之有？”言下之意，彼一时，此一时，你金国也不一定能在战场打赢我南宋。张浚的强硬立场，令金世宗勃然大怒，遂派遣蒲察徒穆、萧琦等将领分别屯兵于虹县、灵璧，积粮修城，做好南侵的准备。看来宋金之战，势必还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张浚入见皇帝，力劝宋孝宗移驾建康府，鼓舞士气。他分析说：“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不能被动挨打，应该先发制人。与宋高宗相比，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决心是比较大的，他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吗？”于是决定出师渡淮，北伐收复中原。由于当时金兵重兵屯于虹县与灵璧，进攻这两处据点便成为北伐的首要目标。时任淮西招抚使的李显忠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建康都统邵宏渊献上攻取虹县、灵璧二城之策。张浚便派遣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而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隆兴元年五月，众人翘首以盼的北伐开始了。由于张浚战前工作做到位，北伐伊始，进展十分顺利。李显忠渡过淮河后，金将萧琦率领精锐骑兵拐子马来战。北伐军士气如虹，大破金兵，进而收复灵璧。李显忠率军入城时，秋毫无犯，中原百姓风闻王师北伐，纷纷前来投奔。不久后，金将萧琦向李显忠投降。邵宏渊在进攻虹县时，则遇到金兵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李显忠便令在灵璧投降的金兵前往向虹县守军劝降，告以利害祸福。在李显忠的心理攻势下，金守兵军心瓦解，守将蒲察徒穆也放下武器投降。尽管首战告捷，但宋军内部却出现不和谐因素。邵宏渊本是主攻虹县，但功劳却被李显忠抢走了，他心里不是滋味。再者，当时邵宏渊军中有一名士兵违纪，被李显忠处决，这更令他感觉没面子。于是邵宏渊与李显忠两员北伐主将之间出现了裂痕。拔取金兵两城后，北伐军再接再厉，挥师进攻宿州。李显忠再度发威，大败金兵，追击二十里，克复宿州。当宋孝宗得悉此捷报后，大为鼓舞，他写信给张浚，称赞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不过，宋孝宗高兴得太早了。宿州失守后，金国很快组织大军反扑，出动十万步骑兵欲夺回失地。李显忠邀邵宏渊夹击金兵，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在李显忠与金兵血战时，邵宏渊居然还和部下说风凉话：“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试想想，主将都袖手旁观，将士哪有死战之心。李显忠孤军难敌金重兵集团之围攻，便连夜撤军到符离。金兵追至此，宋兵大败，军资军械损失殆尽。幸亏金人没有乘机南下，否则的话，宋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张浚主持的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南宋发动的这次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时机选择不对。宋孝宗在对金态度上，较宋高宗为强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战之间犹豫，错失利用金国内乱的良机。当张浚北伐时，金世宗的统治已经稳固。其二，北伐的规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刚刚命令吴璘放弃西北三路十三州。吴璘是南宋将领中屈指可数的令金人畏惧的名将，没有他在西北牵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与完颜亮集六十万兵力从海陆大举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闹，进攻方向单一，故而符离一败，北伐便宣告失败。其三，南宋荒于兵事已久，军队战斗力低下，特别是中兴名将陆续谢世后，高级将领青黄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渊这样的将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综合以上三点，南宋北伐，无天时（错失金国内乱之机），无地利（放弃西北十三州），无人和（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安得不败！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诠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张浚死后，朝中主和派更加得势。汤思退是人如其名，一心“思退”，不求进取。为了和议速成，他竟然尽废边备，罢筑寿春城，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撤海、泗、唐、邓四州之兵。张浚为抗击金兵所做的努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南宋自毁长城，金兵却毫不客气。为了迫使南宋接受和议，金兵乘机南下，连续攻克楚州、濠州、滁州。东南为之震动。这一次，汤思退罪无可恕了。宋孝宗下旨，将汤思退流放永州。但是这样轻的惩罚怎么能平息众人的愤怒呢？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痛陈汤思退等人怀奸误国，以致金兵长驱直入，乞斩汤思退以谢天下，并请求皇帝起用陈康伯、胡铨、虞允文等主战派人士主持国事。当汤思退听说一大群人上书欲置其于死地时，刀还没上架，自己就被惊吓而死了。金国方面，金世宗无意与南宋陷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史书称金世宗“性仁孝，沉静达理”，他是金国历史上难得一位贤君。鉴于之前金熙宗、金帝完颜亮都是残暴之君主，金世宗上台后，力求休养生息，急欲与南宋媾和。他发兵攻打楚州等地，乃是以武力迫和谈，并非像完颜亮那样想征服南宋。南宋方面，主战派领袖张浚与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于同一年都死了。主战派北伐固然出师不利，但主和派放弃边备，情况更糟。特别经汤思退这么一折腾，南宋朝廷不得不最后选择议和的方案。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争取更多权益，便成为南宋对金的主流政策。南宋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两国疆域仍然按照绍兴和议所划定的界线，即东为淮河，西为大散关；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南宋归还金国战俘，但对于叛亡者则不予遣返；宋不再向金称臣，而称侄，在国书的格式方面，宋致金的格式为“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而金致宋的格式为“叔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可以说，南宋政府是做出让步的，特别是领土方面，放弃所收复的土地。金世宗同样做出一点让步，不再追回南逃之人，也同意岁币减五万。这样，双方在互派使者往来后，于乾道元年（1165），订立新的条约。这就是所谓的“乾道和议”。尽管在乾道和议中，南宋方面争取到若干权利，但对于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志始终未泯灭，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复到北宋时代的全盛水平。然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不是立竿就能见影的，特别是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严重缺乏。宋朝一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在南宋中兴之战中，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才使得军事人才纷涌，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琦等人皆为一时之名将。自秦桧上台后，开始收武将之兵权，擅杀岳飞，遂使武将之地位又一落千丈。绍兴和议后二十年，南宋更是荒废兵事，遂使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如入无人之地。南宋抵抗入侵的核心人物，仍然是老一代的军人如张浚、吴璘、李宝等，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人，也只有虞允文一人了。乾道三年（1167），守卫川陕达二十年之久的吴璘去世。他与哥哥吴玠同为南宋最出色的将领，是川蜀的保护神。在临终前，吴璘虑及国家的军事现状，向皇帝留言，希望孝宗不要轻弃川蜀，也不要轻起战端。吴璘去世后，能与皇帝共商恢复大计者，只有虞允文一人了。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接替病逝的吴璘，实际上是把四川打造为一块进取中原的基地。虞允文到任后，兢兢业业，精兵强政，淘汰弱兵，为国家节省四百万的军费开支。他亲历亲为，甚至还动手编写了一本推广先进武器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书，士兵们人手一册。两年后，虞允文回到京师，出任宰相。他心胸宽广，光明磊落。有一回，御史萧之敏上书弹劾虞允文。早已逊位的宋高宗跳出来为虞允文辩护，并说：“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就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你萧之敏人在哪呢？太上皇开了金口，宋孝宗想罢免萧之敏。此时虞允文却站出来为萧之敏说话，认为他品行端正，皇帝应该留用以广开言路。宋孝宗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于虞允文身上，他曾经对虞允文说：“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可见他对虞允文之器重。为了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虞允文于乾道九年（1173）又一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为出兵中原做准备。虞允文回到四川后，立即着手战备，他订立七条民户养马的规定，从民间搜罗大量良马，并挑选青壮年进行训练。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虞允文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不打无把握之战，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重。然而虞允文的一片苦心，却受到皇帝的误解。宋孝宗一直盼望着虞允文早日确定出兵的日期，可是一年过去了，虞允文却没有明确的表示。皇帝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了一道密旨催促他。虞允文没有附和皇帝，他强调军需物质还未准备完毕，不可贸然出师。可惜的是，造化弄人。不久后，虞允文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这对宋孝宗可谓是莫大的打击，进取中原的计划就此泡汤。其实虞允文算是幸运的人，他以一介文人而为国家建不朽之功，甚至得以跻身历史名将之列，官至宰相，功显于当日，名扬于未来。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虞允文：“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在宋孝宗时代，还有一人，他有不世之英雄气概，有为国家建功立业之理想，最终壮志难酬，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却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至尊地位。他就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是山东历城人，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出生。这一年正是宋金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刘锜与岳飞分别在顺昌、郾城大败金兵。北方沦陷区的人民都翘首以盼王师，可是最后梦想破灭。岳飞被召回，紧接着是宋金议和与岳飞被害，北方人民彻底被软弱的朝廷抛弃了。辛弃疾便是在金人的统治下度过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长大成人后的他知道了中原沦陷的故事，这令他义愤填膺，渴望有一天能报效国家，为恢复中原尽自己之力。机会最终来了。在辛弃疾二十一岁那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兵力南犯，中原掀起反金起义高潮。当时耿京是中原义军的领袖，山东、河北豪杰纷纷接受他的节制。辛弃疾毅然参加义军，并在耿京麾下当了掌书记。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辛弃疾差点因此而丧命。原来辛弃疾有一位朋友名叫义端，当时也聚众一千余人起义。在辛弃疾的劝说下，义端归顺耿京。岂知有一天，义端突然盗走耿京的大印叛逃，耿京大怒，遂归罪于辛弃疾并动了杀机。辛弃疾对耿京说：“给我三天时间，倘若我没抓到义端，再杀我不迟。”可是要上哪儿找义端呢？辛弃疾冷静地判断，义端盗走耿京大印，定是要叛逃金营，遂快马急追，终于追上义端。大家都知道辛弃疾是个大文豪，可是很多人不知，他其实武艺是相当高强的。义端知道辛弃疾厉害，便以朋友的身份乞求道：“我知道你力能杀人，希望你别杀我。”既是叛徒，还称什么朋友？辛弃疾手起刀落，砍掉义端的脑袋，返回耿京营中。耿京为辛弃疾的胆识所折服，更加器重他。完颜亮败亡后，辛弃疾劝耿京率师归顺朝廷。耿京便遣辛弃疾奉表入奏，宋高宗亲自召见辛弃疾，并且对他在敌后的英勇表现大加赞赏。朝廷决定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之职，辛弃疾为天平节度掌书记。就在辛弃疾返回耿京大营途中，却传来一个噩耗，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败，张安国已叛逃到金营中。怎么办？难道就让叛徒、凶手逍遥法外吗？不！若不严惩叛徒，何以慰耿京在天之灵呢？辛弃疾当机立断，与统制王世隆、马全福等五十人，勇闯金营。当时叛徒张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在帐中饮酒，根本没料到辛弃疾竟以区区数十人马前来劫营。这次军事行动比起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还要难，还要危险。此时辛弃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竟然一击命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张安国，而后安全离开，出入金营如入无人之境。谁曾想到，一个二十二岁的书生竟然有如此之胆略与勇气。辛弃疾将叛徒押到首都临安，张安国被朝廷下令斩首示众。后来辛弃疾在词中追忆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何等豪迈，何等英雄气概，正所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以辛弃疾之才略，完全是虞允文一类的安邦定国之才。可是最终却事与愿违，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原因有二：其一，南宋帝国与金国达成和议，辛弃疾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大展身手；其二，辛弃疾性格耿直、孤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然容易得罪人。返回南宋后，辛弃疾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呈献给朝廷。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地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纵论宋金两国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处处可见其精辟之见解与深谋远虑。可惜的是，当时和议方定，不可能因为辛弃疾的几篇文章就改变政策，故而宋孝宗没采纳其意见。虞允文当政时期，宋孝宗锐意进取，谋复中原。此时辛弃疾又上书论南北之势，持论劲直。作为沦陷区归来者，他对中原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有更多的感受，因而恢复之心，较他人为切，在抗战立场上，无妥协回旋之余地，故而难以迎合朝中多数大臣，自然被弃而不用。虞允文去世后，恢复中原之梦愈行愈远，辛弃疾的理想也越来越难实现。悲愤而不得志的他，只得寄情于诗词，他写下大量爱国主义词章。辛弃疾的词作雄奇峻丽，充满豪迈之气，贯穿满腔爱国之情。“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文学作品中，他也表现出自己的无奈与悲愤：“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辛弃疾之才华，本来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胆识无双，慷慨有大略，但最终被埋没了。这是辛弃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四二　庆元党禁：韩侂胄时代在南宋诸皇帝中，宋孝宗算得上是贤明之君，他统治时期，也可以算是南宋一个小黄金时代。可是在当了二十七年的皇帝后，宋孝宗感到恢复中原的梦想无望实现，遂心灰意冷，索性依高宗旧例，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惇，自己当太上皇。孝宗本意是想抛开繁重的政事，安享晚年。可是他哪里知道，自己这一退位，居然惹起无尽的烦恼。原因起自一个女人：皇后李凤娘。太子赵惇登基，史称宋光宗，原先的太子妃李凤娘便成为皇后。宋光宗性格懦弱，而李皇后则是个刁蛮娇横、妒悍跋扈的母老虎。夫弱妻强，可以想象，宋光宗就是一个被李皇后随意摆弄的木偶人罢了。李皇后还是太子妃时，宋孝宗对这个儿媳就看不顺眼，多次批评她，并告诫她勿染指政事，否则将废了她。可是彼一时，此一时，光宗上台后，李皇后便开始展开报复行动，挑拨孝宗与光宗父子俩的关系。最后，宋光宗与父亲势同水火，竟然拒见宋孝宗。李皇后妒忌心很强，凡是被光宗皇帝看上的嫔妃、宫女，她势必要加予迫害。她害死了光宗宠幸的黄贵妃，又把一个宫女的双手砍下来送给皇帝，只是因为皇帝称赞宫女的手白晳好看。李皇后的残忍独断，把宋光宗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堂堂一个皇帝，居然成了个“疯子”。以后皇帝的病时好时坏，朝中政事“多决于后”。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宋孝宗在郁郁中去世。直到这时，光宗还不肯出面主持丧礼，令孝宗葬礼迟迟无法进行。朝廷大臣对光宗皇帝的表现相当失望，宰相留正向光宗提出速速册立太子，但遭到皇帝的拒绝。留正索性假装跌倒受伤，辞了相位。此时朝中一帮大臣开始密谋逼光宗退位，赵汝愚、赵彦逾、郭杲、叶適等人商量后，决定向太皇太后（宋孝宗母亲）求助。那么要找谁去向太皇太后陈情呢？他们选定了一个人：韩侂胄。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也是太皇太后的姨侄。鉴于光宗已经不适合当皇帝，太皇太后以国家大局为重，同意赵汝愚等人的意见，传谕由赵汝愚主持此事。在大臣们的逼宫下，宋光宗被迫退位。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逊位的特别多，前面的徽宗、高宗、孝宗都是主动退位，而光宗则是被逼退的。光宗之子赵扩继位，史称宋宁宗。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中，赵汝愚立下首功，而韩侂胄也是起到关键作用。韩侂胄心里有点飘飘然，自以为有定策之功，怎么样也可以进入权力中枢吧。他便去找赵汝愚，一同商量此事。岂知赵汝愚当面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他这样对韩侂胄说：“我是宗臣，汝是外戚，都不应论功求赏。”原来赵汝愚乃是宋朝宗室，而韩侂胄是宋宁宗皇后韩氏的叔叔，是外戚。赵汝愚的意思就是，咱们是宗室或外戚，应该要做出表率，不要争功求赏，不然别人认为咱们搞政变，乃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不过后来赵汝愚还是被宋宁宗任命为相，韩侂胄却没能进入权力中枢，这下他气坏了。韩侂胄有自己的关系，他与太皇太后及皇后都是亲戚，凭着这两层关系，得以出入宫禁，再加上他拥立皇帝有功，也渐渐博得皇帝的信任。接下来，他要想方设法打击赵汝愚。在当时南宋学术界里，理学正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朱熹则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时任宰相的赵汝愚是理学的忠实信徒，他掌权后，便推荐朱熹为讲筵侍讲。除了朱熹之外，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也纷纷被赵汝愚招罗到朝中。一时间，理学派成为朝廷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朱熹对韩侂胄有很强的警惕心，认为此人善于弄权，又凭恃其外戚身份扩张实力。他便警告赵汝愚：“侂胄怨望已甚，应以厚赏酬劳，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预政。”但赵汝愚不以为然。朱熹遂直接向皇帝进谏，直言韩侂胄奸邪。当韩侂胄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要给朱熹点颜色瞧瞧。韩侂胄打听到一个消息，朱熹给宋宁宗讲课时，总讲些“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的东西，听得皇帝直打瞌睡。皇帝根本不喜欢理学！对韩侂胄来说，这可是扳倒理学派的良机。于是他故意设计了一出闹剧。有一回，皇帝召优伶入宫唱戏。韩侂胄暗地里吩咐这些戏子穿戴峨冠阔袖，打扮成大儒的模样，在唱戏时，把理学家说的“性理之说”拿来说笑解嘲。要知道理学家们讲正心诚意，个个严肃得不得了，却被韩侂胄找来的戏子丑化了一番。对理学不十分感冒的宋宁宗，看到这出抹黑大儒的戏，亦不禁感到解气。这时，韩侂胄趁机说：“朱熹迂阔，不可再用。”皇帝早就对朱熹的讲学厌烦了，听韩侂胄这么一说，遂下诏罢免朱熹。对韩侂胄来说，朱熹只是一颗小棋子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韩侂胄的真正目标，乃是扳倒宰相赵汝愚。朱熹事件，成为朝廷中两派，即理学派与韩侂胄党交锋的导火线。朱熹被罢后，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人纷纷上书皇帝，要求收回成命。然而皇帝非但不挽留朱熹，还把陈傅良、刘光祖两人贬职。赵汝愚一怒之下，请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与此同时，韩侘胄反倒兼职枢密院都承旨，势焰越发嚣张。曾经从学于朱熹的彭龟年弹劾攻击韩侂胄，结果被罢官。陈骙出面为彭龟年辩护，也坐罪免官。在这场交锋中，韩侂胄连连告捷，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宰相赵汝愚。要攻击赵汝愚什么呢？韩侂胄与一帮党徒研究半天，找了一个理由。自大宋开国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宰相一职，不由赵氏宗室担任。赵汝愚是赵元佐（宋太宗赵炅的长子）的七世孙，这下子韩侂胄有理由了。于是他便指使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称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并告他“植私党”“专功自恣”。这一击实在致命，赵汝愚被罢相。韩侂胄的时代来了。但是理学派也是不好惹的。自从理学兴起后，自称继往圣之绝学，就是把孔、孟当年的绝学接过来继续发扬光大。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强调正心诚意，要培养浩然之气。在理学派眼中，韩侂胄就是个奸佞之徒。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纷纷上书请留赵汝愚，并攻击韩侂胄。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过对手的阴招呢？遂纷纷败下阵来，要么被贬，要么被流放。但是理学自从北宋二程、张载倡导以来，到了南宋朱熹时已俨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信众基础坚实。老师被打倒了，轮到学生上场。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感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祖俭、叶適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固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表面上看，在这场党争中，韩侂胄大获全胜。事实上，情况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较量还在继续。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在奸党名册中，除了四位宰辅之外，在其余五十五人中，朱熹排名第一。可是这位“奸党”党魁之死，居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因为当时朱熹四方门生信徒，齐聚于信州，欲为老师送葬。朝廷认为，这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准要妄谈时人短长，议时政得失，便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以约束其众。对朱熹的葬礼，尚且如临大敌，看来这场党争的胜败还未有定论呢。朱熹死后不久，吕祖俭（列入奸党名册）的从弟吕祖泰向韩侂胄发难，他击登闻鼓上书，攻击“侂胄妄自尊大，卑陵朝廷”，请朝廷诛杀韩侂胄以防祸乱。此书一出，震动朝廷内外。此时韩侂胄的势力如日中天，而吕祖泰不过一区区进士，竟然单枪匹马向他发难，这胆子也忒大了。朝廷以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为罪名，杖责一百，发配钦州。看来党人的力量不可低估。这时也有人劝韩侂胄：“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然哪天党人上台，你韩侂胄也不免要遭殃。此时的韩侂胄已加太师，又封平原郡王，可谓权倾天下。他思忖着“伪学党”已动摇不了他的地位，遂稍弛党禁。被列为奸党的徐谊、刘光祖等人也先后复官。韩侂胄攻击朱熹等人之学为“伪学”，其中有一点是得到皇帝认同的，那就是理学家们高谈阔论，谈义理，谈心性，谈道德，但说到经世致用，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中兴复仇，恢复中原那才是大事业，这岂是坐而论道可得来的呢？但道学家们没能做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韩侂胄呢？掌权这么久，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业嘛。这次，韩侂胄想证明自己，他要干一番大事业。什么事业呢？北伐！四三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韩侂胄怎么突然想北伐呢？原来金国出了乱子。自从金世宗去世后，金章宗继位，金国开始由盛而衰，政局混乱，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又屡屡扰边，搞得金人连年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虚。韩侂胄听闻这些消息后，认为金国气数已尽，正是收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是他开始大议北伐，并招募士卒，从国库中取黄金万两，待赏有功之臣。对于主战派人士来说，一直期待着出兵北伐的这一天，自然举双手赞成。此时，使臣邓友龙从金国归来，报说金国困弱，取之易如反掌。韩侂胄听罢大喜，以为这是建立盖世功业的良机，遂决意北伐。为了鼓励将士，他还在镇江修了一个韩世忠庙，并请奏皇帝追封岳飞为鄂王。金国固然已衰弱，韩侂胄的算盘也打得不错，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南宋军队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吗？根本没有！在韩侂胄专权的这些年里，把精力都放在讨伐伪党上，放在争权夺利上，偏偏就没有放在军政上。北伐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实力呢？北伐以光复中原，这本是国家大事，起码要有个长时间的准备，有足够的把握才开战。可是韩侂胄却完全颠倒次序，他是头脑发热，先决定要北伐，再来做准备。倘若南宋军队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还是有胜算的。可是从韩侂胄决意北伐到出兵，整整用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而且军队在边界线上屡屡调动，早就被金国方面察觉了。金章宗判断南宋将有大动作，遂于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下诏，命令陕西、山东诸将训练士兵以备不虞，并派出间谍收集南宋方面的情报，在边界上加强部队巡逻，以备宋军突击。可以说，在北伐之前，金国已经做好抵御的准备，南宋先机尽失。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发动试探性进攻。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下令攻占泗州。南宋军队尚未进攻，消息便已走漏，所幸的是宋将毕再遇当机立断，提早一天发动进攻，总算顺利攻下泗州，旗开得胜。紧接着，宋军又收复几座县城。由于宋军的进攻是试探性的，规模并不大，金章宗紧急召集群臣商议研判战局，究竟宋军只是在边界线上挑衅呢，还是打算大举进攻呢？金国左丞相布萨端认为，宋军既然发动攻击，宜早为备。金章宗乃下令布萨端坐镇汴京（开封），总领一方，同时尽征诸道兵，分守要害。韩侂胄果然不是将帅之才，小规模的进攻，既不能重创敌军主力，又让敌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战前准备，可谓是一错再错。在泗州等地得手后，他才向宋宁宗提出下达伐金的诏书。这个北伐诏令来得太晚了，此时的金兵已经严阵以待了。北伐战争的发起，已全然失去突击性。韩侂胄接到的前线战报，几乎都是坏消息。宋将郭倬以五万人攻宿州，为金兵所败；李爽攻寿州失利；皇甫斌败绩于唐州；王大杰兵败于蔡州。可以说，宋军是全线溃败。然而，更令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开战之初，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便与金人暗地里往来，密谋反叛。吴曦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企图反叛呢？他乃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在南宋史上，据守川蜀的吴氏家族富有传奇色彩。吴玠、吴璘兄弟都是难得的名将，为保卫南宋西北、西南安全立下殊功。吴璘去世后，其子吴挺任利州安抚使，仍然手握兵权。由于吴氏执掌兵权太久，在川陕一带声望极高，其麾下军队有“吴家军”之称，朝廷认为难以驾驭。故而吴挺去世后，朝廷便将其子吴曦调入朝中，担任殿前指挥使。你想想，吴氏几代人在川陕奋斗，如今朝廷居然如此不信任，吴曦内心当然强烈不满，渐有反叛之心。后来，吴曦用金钱赂贿朝中权贵，终于又得以回到川陕，任兴州（陕西略阳）都统制，把吴家军旧部招揽过来，再起炉灶。正好韩侂胄欲发动北伐，便委任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得以总揽川蜀军政大权。既然朝廷如此寡恩，他也不想为朝廷卖命了。故而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他便与金人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献上阶、成、和、凤四州之地，换取金人支持他当蜀王。金章宗当然求之不得，遂一口答应。此中细节，韩侂胄当然一无所知。他一再催促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但吴曦却找借口按兵不动，以待叛变的时机。南宋北伐军全线受挫，金章宗酝酿着全面反击。十月，金兵集结十五万兵力，全面反攻，分兵九道大举南下伐宋。如今战局颠倒过来了。原来是宋军北伐，现在成了金兵南侵。南宋军队再度暴露出战斗力差的弱点，在金兵的猛烈攻击下，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宋军将领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毕再遇，他接二连三地打败金兵的进攻。可是毕再遇的出色表现，挽救不了宋军的败局，在其他战线上，宋军一溃千里。韩侂胄寝食难安，他寄希望于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兵，减轻东南的军事压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早已同金人秘密勾结的吴曦趁着南宋兵败东南之机，宣布投降金国，奉上降表，同时献上蜀地图志以及吴氏牒谱予金人。一时间，朝野震惊，吴家军的抗金旗帜在飘扬数十年后，竟然改弦易帜了。金章宗遣使持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倘若吴曦的阴谋得逞，那么西部将不复是南宋的土地。吴曦开始做起蜀王的美梦，他在兴州设行宫，置百宫，俨然已是一独立王国之主。可是吴家世代为南宋守疆捍土，深得陕川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吴曦叛宋降金，无异于给家族抹黑。对吴曦的倒行逆施，伯母赵氏、叔母刘氏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痛斥他的叛国行为，可是吴曦哪里听得进去。吴氏家族治川陕多年，以致于外人皆道，吴家军只知有统领，不知有朝廷。但是不要忘了，吴家军自吴玠、吴璘始，便是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将士们无不为这支军队的光荣传统而深感骄傲。吴曦公然叛变降金，大失众望，一股反吴曦的力量也悄然兴起。吴曦部将杨巨源联络一批将领、义士，决意推翻吴曦。被吴曦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安丙也有平乱之志，遂召杨巨源至卧所，对他说：“必得豪杰，乃灭此贼。”杨巨源慨然道：“非先生不足以举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与此同时，任兴州中军正将的李好义也密谋诛杀吴曦，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地表示：“此事誓死报国。”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结成反吴曦联盟。吴曦还在做着蜀王的美梦，只是春梦了无痕，很快就要梦醒了。开禧三年二月某天，李好义、杨巨源等七十四人闯入吴曦行宫。当时行宫里有卫兵一千多人，若交起手来，李好义当然不是对手。但是李好义知道这些卫兵谁也不想为吴曦卖命，便喝道：“奉朝廷密旨，以长史安丙为宣抚使，令我诛反贼，若有敢反抗者夷其族。”听到这里，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于是杨巨源等闯入行宫，踢开宫门，把吴曦一刀两断，砍下头颅。从吴曦称蜀王到被杀身亡，仅仅只有四十一天。吴曦败亡后，众人推安丙为四川宣抚使，并趁机出兵，收复和、成、阶、凤四州，西北之局势转危为安。川陕是保住了，但东南的危机并未解除。韩侂胄本来就不是岳飞、韩世忠之类的忠臣义士，他倡议北伐的动机与岳飞、张浚等人是不同。当年岳飞、张浚北伐，乃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志在光复社稷。而韩侂胄的动机则是政治投机，想趁金国内乱大捞一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故而张浚北伐虽然失利，但仍坚持抗战原则，反对议和。可是韩侂胄则不然，投机不成，便丧失立场了。在金兵的九路南侵的巨大压力面前，韩侂胄方寸大乱，赶紧又回到议和的立场。在韩侂胄北伐前，金国原本就政局动荡，故而也没有能力继续向南宋进攻，同样倾向谈和。只是南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背盟，这些令金人十分恼恨，在谈判中便狮子大开口，提出五大条件：其一，南宋割两淮之地予金；其二，添岁币银、帛各五万；其三，归还南逃之人；其四，南宋支付金国犒师银一千万两，也就是战争赔偿；其五，诛杀发动北伐的主谋。对于这些条件，南宋使臣方信孺当然不敢答应。方信孺回朝后，韩侂胄赶紧召他前来，询问和谈情况。方信孺说了金人提出五项要求中的前四项，当说及第五项时，他吞吞吐吐地说：“第五事不敢言。”韩侂胄一听心中大为不快，割地赔款你都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便催着他答。方信孺只得硬着头皮答道：“欲得太师头。”时为太师的韩侂胄听罢不禁跳了起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韩侂胄已是恼羞成怒，老子的头是你金人要得的吗？大不了再决一战。不久后，方信孺以谈判不利，被贬官三级。韩侂胄撤换两淮制置使，打算继续与金人开战。可是韩侂胄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他掌权这么久，屡兴党禁，打击异己，得罪的人太多了。若只是得罪朱熹这些理学家，尚不至于被拉下马，可是他竟然得罪了皇后。宋宁宗的皇后韩氏本是韩侂胄的侄女，但韩皇后死得早，皇帝后来又立杨氏为皇后，韩侂胄本是外戚出身，担心杨氏为皇后对自己不利，遂多次反对，这下子便与杨皇后结下梁子了。如今韩侂胄北伐大败，声名狼藉，金人又指名道姓要他的脑袋，早已是风光不再。杨皇后乘机指使皇子赵入禀皇帝：“侂胄再启兵端，将危及社稷。”宋宁宗对韩侂胄还是比较信任，起初并不理会。但杨皇后在一旁煽风点火，并指陈韩侂胄只是奸邪之徒罢了。皇帝耳根软，最后决定除掉韩侂胄。由于韩侂胄势力庞大且手握兵权，要除掉他得谨慎行事，不然把他逼急了造反那就糟糕了。杨皇后请哥哥杨次山帮忙，在群臣中物色可以铲除韩侂胄的人选。这个人很好找，在此之前，就有一个人密禀皇帝诛杀韩侂胄以安邦定国。此人是礼部侍郎史弥远，他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史弥远得到密诏后，决定采取刺杀手段除掉韩侂胄。十一月三日，史弥远派中军统制夏震埋伏于六部桥旁，韩侂胄上朝路经此桥时，被逮个正着。夏震将韩侂胄拖至玉津园，以锤击杀。一代权臣韩侂胄，就这样命丧黄泉了。韩侂胄死后，朝廷把他的人头砍下，携往金营向金人议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达成以下协定：其一，金国归还所占领的淮、陕之地；其二，改“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其三，币岁银帛各由20万增加到30万；其四，南宋支付战争赔偿银300万两。开禧北伐，是南宋朝廷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韩侂胄严重低估对手的实力，再加上吴曦叛变的影响，遂造成全面溃败之局。韩侂胄因为发动这场战争而丧了性命，而南宋帝国也再度蒙羞，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四四　北方变局：宋、蒙古、金三国演义在韩侂胄北伐的这一年（1206），在北方斡难河源（蒙古乌兰巴托以东），蒙古诸部尊铁木真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谁也没想到，在数十年后，蒙古将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帝国。很快，蒙古铁骑将横扫北方。三年后（1209），蒙古攻入灵州，西夏向蒙古投降。此时金国皇帝金章帝去世，他的叔叔卫绍王继任皇帝。金国还以上国自居，卫绍王派使者前往蒙古宣读诏书，要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道：“金国新皇帝是何人？”金使回答：“乃是卫绍王。”成吉思汗不禁吐了一口唾沫，挖苦道：“此等庸懦之辈，也能当皇帝？何以要拜！”说罢骑着马，头也不回走了。从此之后，蒙古断绝与金国的关系。成吉思汗抓紧时间训练军队，准备发动对金国之战争。自金世宗去世，金国便由盛而衰。虽说在与南宋的战争中，金国仍然占据上风，但那并非金国强，而是南宋太弱了。如今，金国遇到了真正的对手。1211年（宋嘉定四年），蒙古大举伐金。金主卫绍王果然不是英雄之辈，他赶紧派人向成吉思汗求和，成吉思汗一口拒绝了。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金兵溃不成军。蒙古人攻陷金国西京，金国西部诸州也纷纷落入蒙古人之手。成吉思汗的军队还一度攻到居庸关，大掠而去。自金国开国以来，金国还从未如此狼狈过。此后数年，蒙古人几乎年年对金国发动进攻，攻取大片土地。金国不仅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完全落入下风，还政局跌宕。1123年，卫绍王被右副元帅胡沙虎所杀，胡沙虎立完颜珣为皇帝，史称金宣宗。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之下，金宣宗于1214年迁都到汴京，即开封城。然而蒙古人的攻势依然不减。1125年，蒙古人攻克金国北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西），之后再攻破中都燕京（今北京），甚至还有一支蒙古骑兵攻到距离汴京只有二十里的地方。此时的金国皇帝金宣宗，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宋高宗失魂落魄的滋味了吧。金国在北方的溃败，也严重影响其与南宋帝国的关系。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南宋帝国的故事。自从蒙古大举入侵金国后，南宋朝廷当然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热闹。看到金人被蒙古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南宋朝廷索性把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与三十万匹帛的岁币扣下，连续两年不交给金国。此时金国连年战争，损失惨重，需要用钱的时候，宋人却要赖账了，怎么办？嘉定七年（1214），金章宗派使者到南宋，催促朝廷赶紧补交两年的岁币欠款。那么这笔款项，究竟要不要给金人呢？理学名臣真德秀表示反对，理由如下：金人遭蒙古攻击，已迁都汴京。蒙古人意在消灭金国，既然蒙古骑兵可以越三关攻打燕京，自然也可以越过黄河攻打汴京。蒙古的兴起，乃是南宋帝国面临的最大忧患。真德秀总结道：“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兴之日，示人以可侮，是堂上召兵，户外延敌。”可以说，真德秀此论颇有远见卓识，他早已看出蒙古人比金人更富侵略性，金国灭亡不可避免，宋朝应当做好自立自强的准备。以当时金国面临之窘境，绝难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因而宋宁宗决定采纳真德秀的意见，停止对金国输纳岁币。南宋的强硬态度，固然令金宣宗大为恼火，只是金国已是今非昔比，也只能干瞪眼了。到1215年秋，蒙古攻占的金国城邑已达八百六十二座。对于金国来说，除了要面对蒙古人无休止的进攻外，还得面对另一个对手：红袄军。中原沦陷后，汉人为反抗金人统治，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未断绝。在成吉思汗发动全面入侵金国的那年（1211），山东杨安儿乘机起事，杀掠金国官吏，开仓济贫，很快发展到了数十万人。在杨安儿起义的鼓舞下，1214年潍州爆发李全抗金起义，起义军全部身着红衣，故而称为“红袄军”。在金兵的围剿下，杨安儿战败入海，坠水而死。杨安儿死后，他的妹妹杨妙真嫁给了李全，两支起义军合并。由于金国首先要对付蒙古的进攻，故而没法集中全力讨伐红袄军，始终无法消灭这支抗金武装。这一时期的北方战局非常微妙，内中情况极其复杂，这里笔者只能长话短说。1217年（嘉定十年），北方战局突然出现大变化。在重创金国后，成吉思汗决定大举西征，把继续进攻金国的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尽管金国仍然受到蒙古的攻击，但成吉思汗把主力悉数西调后，金国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已是大大减轻了。金人打不赢蒙古人，如今稍有喘息之机，对南宋政府落井下石的背约行为十分恼怒，决定发兵侵宋，给宋人一个教训。这年四月，金兵越过淮河，攻光州、樊城、枣阳等地，同时在西北方向越过大散关，进攻和、阶、成诸州。淮河与大散关一直是宋金边界线，金兵企图先发制人，克敌制胜。南宋政府不甘示弱。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并在诏书中表示：“若能立非常之功，则亦有不次之赏。”那么谁能立非常之功呢？楚州知州应纯之想到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便是活跃在山东的红袄军。他密报朝廷，请求招纳红袄军，并建议朝廷利用蒙古打击金国之机，收复中原。朝中宰相史弥远却不敢大举北伐。他心里最清楚，当年韩侂胄怎么死的，不就是贪功北伐，结果打不赢，敌人非要他的脑袋才肯议和。史弥远是策划杀韩侂胄的人，他可不想自己也落得个北伐不成反被杀的下场。因此在招纳红袄军一事上，他比较谨慎，密令应纯之对外不说招纳，以免金人找麻烦，但暗地里接收这支军队，拨给军粮，改称为“忠义军”。不久后，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宋朝，被朝廷任命为京东路主管。在往后几年里，金与南宋之间你一拳我一脚地在边界上交锋，各有胜负。金国发动的一次比较大的进攻是嘉定十二年（1219）的入侵淮南之役。当时金国骑兵甚至打到了采石杨林渡，南宋建康府（南京）为之震动。忠义军在此刻发挥巨大作用，李全率领忠义军（即红袄军）抄截金兵后路，在涡口（安徽怀远）与金兵展开激战。在忠义军的顽强阻击下，金兵不得不退师，李全乘势追击，大获全胜。鉴于忠义军之骁勇，金兵不敢再窥淮东。淮南没能得手，金兵转而攻打枣阳。南宋守将孟宗政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坚守城池，金兵动用云梯、天桥、挖掘地道等手段攻城，始终未能得手。双方血战十五阵，在枣阳城下相持八十余日，金兵死亡三万余人，最终还是被孟宗政击败。在孟宗政取得枣阳保卫战胜利的同时，忠义军首领李全为朝廷再立殊功。在蒙古入侵与红袄军起义的双重打击下，金国在山东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蒙古人曾攻破山东益都，撤走后这里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带，曾经在当过府卒的张林趁机占据益都。张林颇有能耐，山东诸郡纷纷前来依附于他。当时李全率忠义军攻打齐州，金国守将献城投降。李全有意招揽张林，遂仅带数人入益都，与张林见面，劝他归顺朝廷。张林与李全十分投缘，两人遂结为兄弟。张林宣布山东十二郡七十余城归顺大宋朝廷，他上表称：“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张林归顺后，南宋朝廷的腰杆更硬了。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给淮东制置使贾涉下达诏令，要他招谕山东、两河豪杰志士抗金。同时，南宋四川宣抚使安丙还与西夏秘密交涉，相约共同出兵进攻金国。这一段时间的战争十分混乱。在宋与金的战争，有夏与金的战争，有蒙古与金的战争，还有形形色色的义军，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总体上说，金国的处境最为不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受到威胁。这时形势对南宋是有利的，山东、河北义军纷纷归顺，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收复中原也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南宋朝廷缺乏像岳飞、张浚这样的将帅之才，难以驾驭前来归顺的义军首领。忠义军首领李全骁勇善战，为朝廷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可是他毕竟是出身绿林，难以管束，惹出不少事端。张林与李全称兄道弟后，献出山东十二郡归顺南宋，但俩人很快就反目成仇了。当时张林在山东拥有几个盐场，这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李全的哥哥李福要求分得一半盐场，张林不同意。因为利益问题，张林与李全兄弟闹翻，被逼无奈之下，索性投降蒙古人了。张林叛变后，朝廷又不得不倚重李全以稳定山东局势。嘉定十五年（1222），南宋出师征讨张林，李全率军占领青州。朝廷为表彰其功，授予李全保宁军节度使之职，兼京东路镇抚副使。自占据青州后，李全拥兵自重，俨然一军阀割据势力矣。朝廷一味以官爵羁縻绿林出身的李全，反倒令李全更加跋扈嚣张，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时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便警告朝廷，李全骄暴难制。可是朝廷仍然幻想着利用李全的名望与才能，在山东、河北鼓动义军，抗击金兵。贾涉去世后，朝廷委派许国为淮东制置使，也是李全的顶头上司。许国对来自北方的忠义军向来轻视，采取种种手段压制，令李全极度不满。后来李全到楚州谒见许国时，又遭到他的冷遇。在李全返回青州时，许国又故意在楚州城外搞了一场大阅兵，参加阅兵的部队是十三万两淮马步军。此举是向李全示威，以示忠义军不过只是乌合之众罢了。心高气傲的李全哪里忍受得了这种羞辱，遂心生杀机。他留部将刘庆福待在楚州，伺机除掉许国。刘庆福率自己部众作乱，许国被乱军所伤后缢死，全家男女老少全部遇害。这件事背后的主谋就是李全，当朝宰相史弥远当然心知肚明，但他深恐李全叛变，不仅没有任何责罚，反倒极力安抚。杀死堂堂两淮制置使，李全居然毫发无损。朝廷越怕事，李全越胆大妄为。在许国死后，李全的野心更大，妄想吞并其他的忠义军。除了李全之外，还有几支被朝廷招安的忠义军，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彭义斌。彭义斌是著名的义军领袖，曾率部收复京东州县，经略河北，战功颇著。李全写信给彭义斌，要求他接受其节制。彭义斌把李全的信使斩首示众，并宣布李全罪状：“背国厚恩，擅杀制使。”两支义军的火并已是不可避免。李全先发制人，率军进攻彭义斌，岂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被彭义斌打得大败。彭义斌收编李全的降卒后，实力更加强大。他向朝廷建议：“若不诛杀逆贼李全，收复中原无望。”由于李全横行霸道，南宋诸将早就看他不顺眼，特别是擅杀许国后，更是大失人心。诸将纷纷表示支持彭义斌的建议，出兵讨伐李全。然而宰相史弥远担心局势失控，未予批准。不久后，彭义斌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兵败，不幸被俘殉难。彭义斌之死，对李全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此时的山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了。山东原本是金国的地盘，此时金国的势力几乎已经全部被扫出山东，蒙古人与忠义军各控制一部分地盘。在此之前，蒙古只对金国开战，并没有对南宋开战。现在蒙古人与忠义军势力相交错，战争便难以避免了。我们在前面说过，忠义军为南宋朝廷所招抚，但仍然是属于义军性质的编外部队。擒杀彭义斌后，蒙古人转而攻打李全的忠义军。李全固守青州，蒙古人采取围困手段，断其粮援。青州被蒙古人围困达八个多月，李全粮尽援绝，于宝庆三年（1127）五月突围，遭到蒙古人的截击，损失七千余人，被迫退回城内。无奈之下，李全最终向蒙古人投降。南宋朝廷本想借用忠义军的势力，图谋山东、河北，岂知最后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随着彭义斌败亡、李全降蒙古，南宋在淮河以北的势力扩张停顿。可以说，南宋朝廷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能乘蒙古、金战争的有利时机渔翁得利，这也反映出当时南宋政府之无能。有一个人难辞其咎，他就是执掌大权达二十六年之久的权相史弥远。四五　一手遮天：政坛不倒翁史弥远与北宋相比，南宋的权臣特别多。先是有秦桧，后来又出了一个韩侂胄，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史弥远。在诛杀韩侂胄的行动中，史弥远立下首功，同时也深得杨皇后的信任。有皇后为靠山，史弥远很快从礼部侍郎跃迁为帝国宰相。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博取人心，消除韩侂胄的影响，他大力为所谓的“伪学党人”平反昭雪。恢复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俭等人的名誉，并招揽理学名士入朝。当然，史弥远推崇理学与当初韩侂胄打击理学，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借此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史弥远在宋宁宗时当了十七年的宰相，在宋理宗时又当了九年宰相，身居相位二十六年，权势之大，无人可及。在史弥远当政的前几年，由于南宋帝国刚刚与金国缔结和约，两国恢复和平，故而帝国倒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可是从嘉定十年（1217）开始，宋金战火重燃。此时金国正遭受蒙古人的猛烈打击，形势对南宋十分有利。史弥远却未能放手一搏，显得畏首畏尾。甚至在招抚红袄军及其他中原义军时，也不敢公开化，深怕得罪金人。史弥远的这一政策是非常失败的，以李全为代表的忠义军始终是体制外的军队，未能编入政府军，故而政府对忠义军的控制力度始终有限，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显然，史弥远更关心的问题，乃是自己的权势与地位。表面上看上去，史弥远的地位固若金汤。当初诛杀韩侂胄时，他与杨皇后、皇子赵结为同盟，不久后，赵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赵询）。倘若事情顺顺利利，那么宋宁宗百年之后，赵继任皇帝，史弥远的权势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皇太子居然比皇帝死得早。嘉定十三年（1120），皇太子赵病死，这无疑给史弥远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宋宁宗曾有几个儿子，但都死得早，被册立为太子的赵也不是他的亲生子。现在连赵也死了，以后谁来接班呢？皇帝只得从宗室中挑选继承人，挑来挑去，选中了宋太祖的十世孙赵竑。对于赵竑这个人，史弥远既不熟悉，也不知其底细。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史弥远打探到赵竑喜欢弹琴，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花大银子买了一个善于弹琴的美女，献给赵竑。这个女子知书达理，且聪颖过人，很快便得到赵竑的宠爱。可赵竑哪里知道，该女子其实是史弥远安插在其身边的眼线。相处时间既久，赵竑对美女愈加信任，常向她倾诉心声。这位皇帝的接班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作为权力核心之人，谈情说爱乃是奢望，他无条件地对宠爱的女人推心置腹，却被这个女人出卖了。作为赵宋宗室，赵竑对史弥远独揽大权、专横独断耿耿于怀。有一回，他心血来潮，指着墙上一幅地图上所标的琼厓，对心爱的女人说：“他日我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更有甚者，他还给史弥远起了一个绰号，叫“新恩”，“新”指的是新州，“恩”指的是南恩州，这两个州都是当时放逐大臣的流放地。言下之意，待赵竑当上皇帝后，他就要把史弥远踢出朝廷，流放到南方去。这些话很快便通过美女间谍传到史弥远耳中，史弥远听后不禁毛骨悚然。怎么办呢？首先他想到讨好赵竑，改善关系，博取他的好感。于是他收罗了一些奇珍异宝，送给赵竑。偏偏赵竑不领情，这位温室中长大的皇子显然缺乏圆滑的政治手腕，喜怒形于色，好恶分明。他假装喝醉酒，把史弥远送来的奇珍异宝打碎在地，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拒绝了宰相的讨好。此举固然快意，但赵竑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低估了史弥远玩弄权术的本领。史弥远冷笑了：就凭你小子能扳倒我吗？鹿死谁手还没定论呢。从那天始，史弥远把赵竑当作一号敌人，他必须阻止赵竑登上皇帝的宝座。赵竑是皇位继承人，想要整垮他，就必须抬出另一个继承人人选。史弥远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被立为沂王的赵昀。如何推赵昀上位呢？史弥远苦苦思索。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皇帝要给沂王赵昀找一位老师，史弥远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史弥远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的关系不错，他便找郑清之密谈：“皇子（赵竑）不能担当重任，我听说沂王（赵昀）十分贤明，现在正要挑选一名讲官，你去好好训导他吧。”这个意思说得相当明白，就是想让赵昀取代赵竑，让郑清之去沂王府当内应与参谋。你想想，郑清之本是个学者，突然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有几分害怕。史弥远把话说明白了：“事成之后，我史弥远的位置就是您的。不过您要记得，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出于我之口，入于君之耳，若是有一语泄漏，那么我与您都要被族诛了。”听到这里，郑清之心头一颤，连声道：“不敢不敢。”就这样，史弥远以利诱加威胁的手段，把郑清之拉入到这场政治阴谋中。在史弥远的推荐下，郑清之顺利进了沂王府，当了赵昀的老师。史弥远知道，要扶赵昀上位，硬件上得达到要求才行。什么硬件呢？必须要能写好文章，还得要有一手好书法。宋代极其推崇文化，历代宋帝都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甚至还出现宋徽宗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留名的大家。赵昀本非宋宁宗的亲生子，倘若才艺不过关，要当上皇帝那绝对不可能。在郑清之的悉心教导下，赵昀的文章、书法都有长足进步，连史弥远都赞不绝口。但史弥远还不放心，又问郑清之，赵昀之贤明究竟到什么程度。郑清之这样回答：“其贤明之处，我不能一一列举，然而可以一言断之：不凡。”赵昀乃是非凡之人，听到这里，史弥远不禁捋须点头，脸上流露出得意神情。只要赵昀不凡，那么便有机会取代赵竑。转眼间已是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终于听到死神的召唤。宋宁宗病危之际，史弥远加紧废立步伐。要立赵昀，首先还得赵昀自己愿意才行。史弥远令郑清之把废立计划告诉赵昀，明白地告诉他，要废掉赵竑，立他为皇帝。赵昀听完后，默不作声，郑清之急了，一而再地催促。可是赵昀仍然一言不发。要知道皇帝的位置固然很有诱惑力，可是搞不好，皇帝没当上还得掉脑袋。赵昀一声不吭，老师郑清之几乎要哀求他了：“您不答一语，清之将如何向丞相复命？”此时赵昀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绍兴老母尚在。”郑清之没办法，只得把赵昀的这句回答告知史弥远。史弥远听罢却暗暗称奇，心想此人确有不凡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赵昀对当皇帝一事，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这十分明智。倘若赞同了，政变失败不免人头落地；倘若反对，史弥远说不定要除之灭口。干脆不吭声，这叫进可攻，退可守。对史弥远来说，赵昀不反对就够了。闰八月初三，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开始行动了。此时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史弥远早有准备，收买了杨皇后的侄子杨石、杨谷。杨石、杨谷遂入宫禀告皇后，请求废掉赵竑、改立赵昀。杨皇后听了不禁愕然道：“皇子赵竑乃先帝所立，岂敢擅变？”坚决不答应。杨石、杨谷只得悻悻而退，回禀史弥远去了。这天晚上，对史弥远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夜，他必须尽全力赌上一把。他令杨石、杨谷再入宫固请废立之事，一夜之间往返七次。在史弥远的坚持下，杨皇后最终被迫做出让步，答应立赵昀为皇帝。史弥远闻讯后大喜，立即遣人前往迎接赵昀入宫。他还担心去的人搞错，还特地交代说：“现在宣旨入宫的是沂王府的皇子（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赵竑），不要搞错了，否则都要处斩。”赵昀入宫后拜见杨皇后，杨皇后抚着他的背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就这样，赵昀在宋宁宗灵柩前继位，史称宋理宗。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老谋深算的史弥远最终成为胜利者，姜还是老的辣，赵竑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最后一刻居然被掀翻在地。赵竑丢了皇冠后，被封为济王，赐第湖州。当时湖州有一名志士，名叫潘壬，他听闻史弥远一手遮天，擅行废立之事，心里愤愤难平，打算起兵谋立济王赵竑。潘壬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够，便派人与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求他援助。李全满口答应，并与潘壬约定起兵时间。其实李全并非真心拥护赵竑，只是想搞政治投机罢了，当他发现潘壬一伙人只不过是乌合之众时，便打消了起兵的念头。到了约定的起义时间，李全的忠义军并没有出现，潘壬所拼凑的部队，不过是只有千来人的贩夫走卒，哪能成得了大事？很快，潘壬的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毫无悬念。潘壬不仅自己送了命，还连累了济王赵竑。史弥远深感赵竑不除，后患无穷，便诈称赵竑生病，派亲信余天锡带着太医到湖州为他治病。治病只是幌子，余天锡到了湖州后，假传谕旨，逼赵竑自杀，对外则宣称是病死。史弥远果然胆大妄为，先是废掉赵竑，又逼其自杀，岂能不激起朝中正直大臣的义愤呢？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纷纷上书为赵竑鸣冤。但鸣冤有什么用呢？史弥远杀赵竑，宋理宗这皇位坐得才踏实，谁是赵竑之死的得益者，这不是很明白吗？在皇帝的庇护下，史弥远的权势未受任何动摇，即便杀了济王赵竑仍逍遥法外。但是却有一人让史弥远头疼，这个人就是李全。当初为了利用山东抗金力量，史弥远令边将暗中招抚抗金义师，并冠以“忠义军”之名。起初忠义军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其中战绩最辉煌的就是李全。然而随着势力的膨胀，李全野心越来越来，越来越难约束。他先是逼反张林，后又擅杀两淮制置使许国，接着又攻打彭义斌，最后投降了蒙古人。李全投降时，他妻儿及哥哥李福尚在楚州。与李全结仇的张林乘机回到楚州，大开杀戒，杀死李全之子李通、哥哥李福与爱妾刘氏，向朝廷邀功。得悉消息后，李全大为悲恸，向蒙古人请求率兵南下。蒙古人起初不答应，李全断指发誓道：“李全倘若再回归南朝，有如此指。”于是改服蒙古衣冠，发兵下淮南，占领楚州。此时的李全，已俨然成为中原一大势力。为了拉拢李全，蒙古、金与南宋都开出大价码。蒙古有经略天下之志，但光靠蒙古人是不够的，必须倚重汉人降将，于是授予李全山东行省，把山东的军政大权都给他。金国以“淮南王”的封爵招揽李全，遭到李全的拒绝。南宋宰相史弥远到这个时候，仍然主张以招抚政策羁縻李全，打算授予他彰化、保康节度使兼京东镇抚使之职。然而史弥远虽是弄权之人，对付李全却毫无办法，李全不仅一口回绝，还嘲讽道：“朝廷待我如小儿，啼乃授果。”李全本来狡智之徒，虽拒绝史弥远扔给他的官衔，却不拒绝南宋给他的粮饷。在李全问题上，史弥远是难辞其咎，一味给好处，最后的结果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南宋还在拨粮饷给李全，李全却拿来大造舟师，积极为侵宋做准备。南宋前方将士直呼看不懂：“朝廷唯恐贼不饱，教我辈何力杀贼？”史弥远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绍定三年（1230），鉴于李全已经不可能招抚，史弥远才转变态度，奏请皇帝下诏停给钱粮，讨伐李全。李全恼羞成怒，进攻扬州以索取钱粮。宋将赵范、赵葵率一万四千人守城，怒斥李全道：“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财。”李全虽然骁勇善战，然而自从他投降蒙古后，其部下离心，无心与南宋军队作战。李全在扬州城下大败，率数十骑仓皇而逃，不料半途却陷入泥淖中，被宋军追上后当场格杀。李全败亡后，赵范、赵葵乘势进剿其残部，以十万之众攻破盐城，继而再下楚州，李全余部皆降。至此，李全之乱方被平定。史弥远本来想笼络李全，利用义军以进取中原，不料最后却搞得乌烟瘴气，令两淮百姓深受其害。这位帝国权臣在朝廷之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对外政策上却极度无能，白白错失进取中原的有利时机。与此同时，蒙古的崛起不可阻挡，南宋朝廷要何去何从呢？四六　联蒙灭金：海上之盟的翻版蒙古人正在缔造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帝国。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大举西征。这次西征历时七年，攻略范围之广，取得战绩之伟大，足以震动世界。蒙古骑兵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狂风暴雨般地扫荡亚洲大陆。在征服西域诸国后，蒙古之势力扩张至中亚。成吉思汗本无意继续西进，岂料中亚伊斯兰大帝国花剌子模国擅杀蒙古使者，成吉思汗大怒之下，遂继续向西挺进，征服花剌子模及附近小国。又遣大将速不台征服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而后越过高加索，打败基辅大公统率的俄罗斯诸部，兵锋直抵顿河流域。西征归来后，成吉思汗集中力量攻打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在立国二百多年后，被蒙古所灭。同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世。成吉思汗在去世前，对未能在有生之年灭掉金国而引以为憾，他临死前留下灭金战略：“金精兵在潼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必自潼关以数万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必败。”这足见成吉思汗深邃的战略眼光。成吉思汗去世四年后，即公元前1231年（绍定四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策，计划兵分两路进攻金国首都汴梁（开封），一路由窝阔台领统，自黄河北岸渡河进攻；另一路由拖雷统领，借道南宋汉中，迂回到唐州、邓州，进而包抄汴梁城。窝阔台的计划不错，但出了差错。蒙古派使臣前去与宋军商量借道之事，岂料南宋将领张宣竟把蒙古使臣杀死。托雷大怒，挥师入大散关，破凤州，围兴元，南宋军民伤亡惨重。之后，拖雷引兵东向，攻破饶风关，向汴京挺进。原本是欲借道汉中，最后成了强行以武力通过南宋地盘，虽与预定的计划不同，但蒙古人还是顺利完成对汴京的夹击之势。当时窝阔台的部队已抵汴京附近，金哀宗急令邓州守将完颜合达率步骑十五万人增援汴京。金国人尚以为蒙古主力在汴京以北，岂料拖雷的部队绕道汉中后，已经抵达唐州、邓州了。拖雷马上集中兵力，追击这支十五万人的金国大军。完颜合达急着赶往汴京，无心与拖雷会战，且战且行。然而大雪阻止了金兵的前进，拖雷的蒙古军队终于赶上来，包围金兵。当时金兵距离钧州只有三十五里距离，拖雷故意围三缺一，让金兵往钧州方向逃窜。这一逃，金兵阵形全乱，蒙古人乘机前后夹击，大破金兵。窝阔台得知拖雷与金兵交战，便派遣一支部队前来相助。援军尚未到，拖雷就大败对手了，于是两支军队合师进攻钧州。此时金兵精锐皆丧，岂能挡得住蒙古铁骑。钧州一役，完颜合达与其他金兵重要将领全部战死。完颜合达是金国名将，他的部队也是精锐之师，还没到汴京便被消灭了。从此，金国大势已失矣。在蒙古铁骑的扫荡下，金国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很快，金国的商、陕、洛、睢等州纷纷落入蒙古之手，军事重镇潼关举旗投降。可是在进攻汴京时，蒙古人却遇到大麻烦了。汴京城池坚固，为了破城，蒙古人从太湖及灵璧运来大量的假山石，大小约一斤重，以投石炮轰城。蒙古人的投石炮可击穿铁甲，他们在每一个城角外都置炮轰机。短短几天的时间，蒙古炮所轰出的石块，几乎堆得与城墙一样高了。可是金国的武器更厉害。金国自占据中原后，利用中原先进的科技装备军队，火器水平相当高。在汴京之战中，蒙古人最惧怕金人的震天雷与飞火枪，震天雷是一种火炮，以铁罐盛药，用火点燃，炮声震天，故名为震天雷。蒙古人攻城十六天，死亡上万人，仍无法攻破。此时已近夏季，天气渐热，负责攻城的蒙古大将速不台心知汴京不易攻下，遂同意与金国媾和，暂时撤围退兵。蒙古派唐庆为特使入汴京，唐庆仗着是胜利者一方，到了汴京后出言不逊，狂妄无礼，并要求金哀宗须亲自前往蒙古谈判。唐庆的傲慢惹怒了金国人，当天夜晚，部分金兵哗变，杀死唐庆及蒙古使团。此举固然快意，却令和谈破裂，金国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为了灭掉金国，窝阔台决定联合南宋，共同出兵。蒙古派王楫为特使前往南宋襄阳城，谒见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商议联合出兵事宜。史嵩之赶紧向朝廷奏报，朝臣们一商议，纷纷表示机不可失，应该答应蒙古人，灭了金国，一雪靖康之耻。只有一个人表示异议，淮东安抚使赵范警告说：“宣和时，海上之盟，初约甚坚，后卒取祸，不可不鉴。”当年宋朝不也跟金国结盟灭了辽国吗？后来怎么样呢，自取其辱罢了。可是宋理宗不理会，仍然令史嵩之遣使报蒙古，并要求灭掉金国后，宋朝收回河南之地。金哀宗感到大事不妙，汴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他决定东逃，逃往归德（河南商丘）。速不台得知金哀宗东逃后，遂进兵再度包围汴京。经过四个月的围困，蒙古人终于攻下汴京。这时的金哀宗已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天地广阔，可是他要逃到哪儿呢？当时镇守唐州、邓州的金国将领武仙、武天钖等，认为要避开蒙古人的兵锋，重振金国声势，最好的去处，莫过于易守难攻的川蜀。若是能攻破川蜀以迎金帝，那么金国尚有一线生机。于是武仙、武天钖出兵入侵南宋的光化（湖北襄阳北），试图打开通往川蜀之路。金兵的入侵，遭到南宋军队的迎头痛击。镇守于此的南宋守将孟珙，是孟宗政的儿子。孟宗政曾在宋金战争中与金兵相持于枣阳八十余日，杀敌三万，威震四方。孟宗政打败金兵后，唐州、邓州一带汉人纷纷前来投奔，他从中挑选两万名壮士，编为“忠顺军”。孟宗政去世后，其子孟珙被朝廷任命为京西路兵马钤辖，驻守枣阳，同时也接替父亲成为忠顺军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