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3

既然双方都想结束了，议和就顺理成章了。宋真宗派了个和谈代表前往辽营，此人名叫曹利用，他拜见萧太后，就具体和谈事项进行磋商。当然，曹利用权力有限，有些条款他不能做主，于是萧太后便派韩杞与他一起入澶州，直接向宋真宗提出条件。韩杞拜见宋真宗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辽国要索取关南之地。所谓关南之地，就是瓦桥关以南的地区。为什么辽国提出这个要求呢？自从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后，历代中原政权都想收复这十六州，但是只有周世宗柴荣取得部分成功，收复了关南之地。如今宋辽和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摆到台面上了。辽国人的看法是，他们得到燕云十六州是完全合法的，既不是偷也是抢，因此大宋必须把关南之地归还。这个条件，宋真宗无法答应。要知道大宋帝国继承后周的政治遗产，从开国始，关南之地就属于大宋，怎么可能割让呢？谈判陷入困局了。怎么办呢？最后，宋真宗做了妥协。首先，皇帝明确一点，土地问题，决不可割让，否则只能血战到底了；其次，大宋帝国每年可以提供一定数额的金帛给辽国，以换取和平。宗真宗早早亮出底牌，这无疑是谈判之大忌，明摆着示软，急于签约的心态一目了然。萧太后也利用此机会，开出一个不低的价码：大宋帝国每年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萧太后果然是个绝世女政治家，她捞足好处，不忘给宋真帝保留面子，让自己的儿子辽圣宗同宋真宗称兄道弟，宋真宗是阿哥，辽圣宗是阿弟，这无疑让大宋皇帝虚荣心得到点满足。澶渊之盟终止了宋辽两国战争，赢得了长期和平的局面。但这种和平的代价就是帝国雄心的丧失。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长期王朝，可是在政治军事上只是一个二流王朝，根本无法与汉唐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从第三任皇帝开始，帝国就没有进取的雄心，后世帝王中，也没出现汉武帝那样雄才伟略的君主。宋朝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弱的，追溯其积弱的起点，正是始自澶渊之盟。十九　西夏开国：从李继迁到李元昊澶渊之盟定下了大宋帝国在国防问题上的基调，用四个字概括便是“苟且偷安”。当然，宋真宗会以保护人民免受战争之苦的借口来为自己的怯懦辩护，花钱消灾，虽然钱不少，总比战争的开支少吧。可惜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就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史，强大了要维持和平容易，弱小了战争是避不开的。与契丹停战，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一股在西北崛起的势力，已渐渐成为大宋帝国的心腹之患。若要推溯这股势力的来龙去脉，那就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且说唐朝后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西北党项（羌人的一支）部落也乘机兴起，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又称定难军节度使），后因平黄巢起义有功，被封夏国公，并赐李姓，成为雄踞一方的地方武装集团，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唐灭亡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频易手。夏州李氏采取的原则是，中原政权不论谁上台，咱都归附。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后，夏州李氏依然一马当先归附。名义上是归附，实际上只是挂名，李氏世代经营夏州，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头衔，这块地方早就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割据政权了。岂料到了公元982年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突然宣布，率族人入朝觐见皇帝，同时放弃世袭割据，献上银、夏、绥、宥四州八县。此举大出世人意料，其实李继捧有难言的苦衷，此时夏州内部争权夺利，李继捧遭到叔伯、兄弟的反目，无奈之下，才把四州之地交付朝廷。宋太宗自然大喜过望，他早就想削夺这个藩镇的权力，如今机会从天而降了。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这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有一个人不向朝廷妥协，此人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李继迁联合党项豪强，起兵反宋。可是出师不利，被宋军偷袭得手，损失五百人，被俘一千四百帐落，连妻子老母也成俘虏了。这时，归附朝廷的李继捧出来帮他说话，称他有悔过之心。宋太宗不能不给李继捧点面子，便授予李继迁银州刺史。可是李继迁根本没有投降的想法，拒绝接受。说实话，李继迁属于那种性格极为坚忍的英雄人物，在落魄时，他没有放弃，因此许多党项人前来投奔他，他的力量也悄悄增长着，渐渐变得强大。公元985年，他佯装投降，伏击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袭据银州。考虑到自己与大宋实力悬殊，李继迁向契丹称臣，萧太后大喜，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宋、辽对峙，李继迁得以在两个帝国间游走，见机行事，一会儿倒向契丹，一会儿倒向宋国，反反复复。公元990年，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承认西夏为割据政权。可是一年后，李继迁却上书大宋皇帝，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授予李继迁银州观察使，但这只狡猾的狐狸只是耍耍手段，并非真心投降，他仍然不断地攻击宋军在灵州等地的兵寨。宋太宗终于忍无可忍，派名将李继隆率军讨伐李继迁。在李继隆的穷追猛打下，李继迁落荒而逃，宋太宗下令摧毁夏州城。李继迁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为了自保，他写了一封谢罪书，并声称不再干劫盗掳掠的勾当。朝廷也被这家伙搞得很头疼，能招抚就招抚吧，又授予他鄜州节度使一职，但李继迁又不奉诏，他才不肯放弃自己的地盘到鄜州上任呢。很快，李继迁又让朝廷大丢面子。公元996年，他突袭大宋的押粮部队，抢走朝廷送往灵州的四十万石粮食。而后，又率一万人马围攻灵州城二百多天，但未能攻下。既然与大宋撕破了脸皮，李继迁又重新归附于契丹，契丹封他为西平王。自从李继迁起兵以来，朝廷虽屡屡用兵，却始终无法剿灭。宋太宗去世后，宋真宗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询问群臣意见。参知政事李政说，灵州肯定是坚持不住，还是要以招抚李继迁为上策。于是宋真宗又积极拉拢李继迁，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之衔。可是事实证明，这一招根本没用。朝廷给予李继迁的，他照单全收，可是并不听话，照样攻打周边州府，侵扰麟州、府州，抢劫粮饷。可以说，大宋朝廷为自己的绥靖政策而咽下苦果。公元1001年，李继迁攻克清远军（宁夏灵武东南），灵州城形势孤危。宋真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王超率六万人马驰援灵州。然而灵州还是在公元1002年被李继迁攻陷，并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枭雄，但他最后还是马失前蹄。在公元1003年，他挥师进攻西蕃控制的西凉府，大败而回。更要命的是，他在此役中为流矢所伤，后因伤势过重而去世，时年四十二岁。他是西夏帝国的实际奠基者，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杀出一条血路，屡仆屡起，由弱转强。大宋帝国恩威并施，可是最终对他仍然无计可施。后来，他孙子李元昊称帝后，尊祖父为西夏的太祖皇帝。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承其志。此时，宋、辽两国签订了澶渊盟约，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李德明十分聪明，他在宋、辽两国之间走钢丝，对两国同时称臣。宋真宗本来就没有荡平西夏的雄心壮志，寄希望于李德明能恪守承诺，不惜送上“定难军节度使”与“西平王”两顶帽子，实际上是承认了李氏割据地位。李德明比较识相，没有进攻大宋控制区，而是把矛头指向西蕃、回鹘部落占据的河西走廊。事实上，这时候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是仍受制于宋、辽两国，因为李德明的实力还不够，他还要继续发力。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他当了二十五年的皇帝，靠着绥靖策略，与契丹妥协，与西夏李氏妥协，换来短暂的和平假象。可是，这种妥协政策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宋仁宗继位后，对外政策并没有多大改变，同样缺乏进取之心。正当大宋帝国开始暮色沉沉之时，西夏李氏政权却如乳虎啸谷。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更是少年英雄，他性格与祖父李继迁相仿，坚忍不拔，自幼便熟读兵书，精于骑射，精通佛学，通晓汉、蕃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志向远大，深谋远虑。他对父亲向大宋称臣一事很不满，李德明回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由于西夏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大宋朝廷为了羁縻李氏，每年赠予不少金帛，李德明心满意足。可是，李元昊对此却嗤之以鼻，他对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为了王霸事业而生，岂只是为了穿绫罗绸缎、华丽衣裳呢？这一番话，可谓掷地有声，作为父亲的李德明也不免对儿子刮目相看。公元1028年，二十五岁的李元昊率军打败甘州回鹘（甘肃张掖）。在之后几年，西夏势力不断向河西走廊扩张，举兵攻拔西凉府（甘肃武威）。李元昊的时代到来了。公元1032年，李德明去世，李元昊成为西夏领袖。依照世袭惯例，大宋朝廷遣使封李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兼西平王；同样，契丹辽国也封他为夏国王。然而，此时的李元昊已经不甘心当宋、辽两国的小弟弟，他要与两国皇帝平起平坐。大宋朝廷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了，李元昊统治下的西夏，开始一改李德明的政策，出兵入寇大宋府州（陕西府谷）。这仅仅是开始。从公元1034年开始，李元昊反宋的迹象愈加明显。首先他加强了集权统治，严刑峻法，以铁腕手段约束诸羌部落；其次，他恢复党项人的旧俗，制定秃发令，下令全国所有男人全部剃发，估计也不是光头，应该是像清朝那样，留了个小辫子之类的。命令下达后，三天不秃头者，杀无赦。后来清朝政府推行的“雉发令”，就是向李元昊学习的。秃发令的实施，敌我的界限就分明了，没秃头的，你就是敌人了，此举实际上是表明他脱离大宋的决心。不过，在与大宋彻底决裂之前，李元昊还必须先做一件事：摆平西部诸武装势力。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好，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周围强敌环伺，有大宋帝国、契丹、西蕃、回鹘等。当然，西蕃与回鹘实力较弱，为了反宋，李元昊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1035年，西夏进攻西蕃人控制下的河湟谷地，结果大败而回。李元昊不得不调整战略，转而进攻回鹘控制下的沙州、瓜州、肃州等地，把整个河西走廊收入囊中。李元昊并不是个鲁莽之徒，而是深谋远虑。他考虑到一旦同大宋宣战，大宋必定会与西蕃联手，到时西夏可能会陷入双线作战的窘境。因此，他必须切断宋与西蕃的联系。1036年，李元昊发动兰州之战，此时兰州控制在几个羌部落手中，说起来与西夏的党项羌也算是同种。他一路进攻，直至马衔山，在这里筑了一座城堡，留军队驻守，切断西蕃与宋的交通线。至此，西夏的疆域已经比宋初时要大上几倍了，从原先的四个州扩张到了十几个州。更可怕的是，西夏的军事力量空前发展，李元昊设十八监军司，委派酋豪分统其众，兵力总计达到五十万人。如今，李元昊已是羽翼丰满，他要振翅高飞了。大宋帝国虽然在武力上并不很强大，可是毕竟是个大家伙，就像两个人打架时，身材高大的力不亏，因此李元昊虽有窥边之志，还是得小心谨慎。李元昊十分聪明，他打着供佛的旗帜，派出一大帮人前往五台山，其实是搞间谍活动，侦察河东道的守备情况。在西夏，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与大宋断交甚至开战。李元昊便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反对派一一清除。他召集各部落酋豪喝酒议事，与诸酋豪歃血为盟，约定共同出兵，分三道进攻大宋帝国。此论一出，便遭到部分酋豪的反对，李元昊二话没说，下令推出斩首，其他人无不骇然，不敢再吭声。李元昊大开杀戒，有一个人害怕了。此人乃是他的从父，名为山遇。在此之前，山遇以长辈的身份，多次劝谏李元昊，应该与宋帝国和平相处，勿启战端。李元昊虽然觉得他十分啰唆，但毕竟是自己的堂叔伯，也算给他一点薄面，没有下毒手。可是，当反对派被逐一清洗后，山遇惶恐不安，害怕有一天会被杀，便带着妻儿逃出西夏，逃到宋帝国的延州。可是延州政府官员却认为山遇私下叛逃，若是收留势必要引起外交纠纷，于是把他遣送回西夏。这次，李元昊没有心慈手软，他把这位叔父当作骑兵的活靶子，万箭穿身而死。这些无能的宋朝官吏对李元昊的野心一无所知，又漠视山遇带来的情报。我们不得不说，大宋帝国在国防上真的很糟糕，非但一味绥靖，连必要的军事情报也没有，以至于李元昊突然宣布称帝的消息传来，帝国朝廷手忙脚乱，无以应对。在处死从父山遇后的第二个月，即1038年的农历十月，李元昊正式宣布称帝，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二〇　奇耻大辱：大国打不赢小国皇帝很生气。这里说的皇帝是大宋皇帝宋仁宗，李元昊这个狂妄之徒，他也配称皇帝吗？只是朝廷和平主义思潮兴起，谁也不想开战，也没那个底气开战，只能象征性地做出两个制裁：其一，立即中止宋、夏的边关贸易；其二，以十万钱的高额赏金缉捕西夏间谍。就在这时，西夏使者抵宋，带来了李元昊的亲笔信，要求大宋帝国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建立友好外交。宋仁宗看完后“呸——”的一声，把李元昊的信扔在一旁，断然拒绝其要求。要知道西夏所处的河西地区，在汉、唐时都是中原政权的地盘，岂是想独立就独立的呢？朝廷再出赏悬令，凡能擒杀李元昊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之衔。自从澶渊之盟后，大宋帝国战事少了，国家比较安定，经济发展了，相对富庶了。因此，朝廷以为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李元昊摆平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李元昊反宋，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而宏远的规划。假如宋帝国能早点发现苗头，运用经济手段还可能有成效，可是机会错过了，如今的李元昊已是下山猛虎，不可抵挡了。正当朝廷还在想着怎么对付西夏时，李元昊却率先发难了。1039年末，西夏大举出兵，进攻保安军（陕西志丹），拉开宋夏战争的大幕。说实话，这几十年来，大宋的国防事业可谓是一落千丈。朝廷对外没有进取雄心，对周边的诸多势力，只是不断送予财物，以此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国家武备严重失修，将官对军事多缺乏专业知识，怯懦寡谋，军队的训练不足，更缺少实战经验。可想而知，战争一开打，大宋军队便一败涂地了。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西夏军队屡战屡胜，攻陷保安军，进逼金明寨，一直打到延州城下。时任延州知州兼沿边经略安抚使的范雍大惊失色，快马加鞭檄召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援助。刘平接到命令后，不敢拖延，带着一万多人马向延州开进。行至三川口时，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刘平也被西夏兵生擒。三川口一战，大宋帝国颜面尽失。偌大的国家，居然被小小的西夏打得丢盔弃甲，国家之尊严何存？朝廷把最能干的大臣派往边关，曾经提出御敌十策的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与范仲淹两人为副使。这个组合看上去不错，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可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意见不合！韩琦力主与西夏决战，他认为李元昊入侵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宋军若采取守势，分兵把守各要塞，就无法形成一个铁拳捣碎敌人。范仲淹的看法则不同，他反对贸然进攻，认为应该婴城固守，持久作战，耐心等待机会出现时，再乘机出讨。两位副使，一个力主进攻，一个力主防守，把安抚使夏竦搞得左右为难，索性提交给皇帝裁决。皇帝一看，韩琦的方案好，速战速决，省得天天操心，于是大笔一挥，批准其计划。康定二年（1041）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入寇，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敌人这个数量，远远高出了韩琦的估计。韩琦派任福领兵数万前往迎击，临行前嘱咐说，大军应直插敌后，见机行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截敌归路。韩琦虽是力主决战，但并非鲁莽行事，而是颇为小心谨慎。任福领命而去，在张家堡遭遇到西夏军队，他率数千轻骑兵发起进攻，杀敌数百，赢得了一次小战斗的胜利。西夏士兵打了败仗后，把牛羊骆驼一扔，调转马头就逃。任福见状，你们这些小贼还想逃吗，追！于是一路追击，追到了好水川（宁夏隆德东）。此时，这位宋军总指挥早把韩琦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哪里晓得，从一开始自己就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西夏军队佯装不敌，把这支大宋军队引诱到了预定的战场：好水川。当宋军行进到六盘山前时，夏军突然杀出，队列齐整，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时任福也意识到中计了，只能硬着头皮迎战了。西夏铁骑率先出击，猛冲向宋军阵地。李元昊原本在兵力上就有优势，现在又占据天时地利，以逸击劳，很快宋军便支撑不住。战局本就十分吃力，此时夏军伏兵又从两旁杀出，宋军防线立马崩溃。此役宋军伤亡惨重，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主将任福战死，其下副将、偏将也死亡殆尽。在临死前，任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倒是还有一点血性与勇气，只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即便一死也难以弥补其过失。好水川之战是继三川口之战后宋军的又一次惨败。在李元昊看来，大宋帝国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他甚至让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宋朝边关广为张贴。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大宋边关重将夏竦、韩琦不过浪得虚名罢了，还配得上谈论兵事吗？不久后，夏竦被撤职了，韩琦、范仲淹的权力也被削弱了。除了韩、范两人之外，朝廷又增派两人，共分四路守备陕西。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令大宋帝国威风扫地，国家疆域虽然辽阔，但军事力量着实与之不相匹配。这个时候，在一旁冷眼观战的契丹人觉得有机会了。自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大体上还是能和平相处的。辽国人收了钱帛，也确实恪守承诺，并没有违约大举南侵。在宋、夏战争爆发时，辽国的萧太后、辽圣宗都已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圣宗的儿子辽兴宗。当宋军在好水川大败的消息传到辽国时，辽兴宗不由得怦然心动，没想到大宋帝国的军事力量如此不济，连小小的西夏都打不赢。他心里盘计，若是在这个时候发动南侵，势必可以渔翁得利。可是宋辽两国毕竟和平近四十年，这期间辽国也得到许多金帛，贸然开战，说不过去啊，得找个理由才行。什么理由呢？当年澶渊之盟谈判时，两国曾经在一块土地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块土块就是所谓的关南之地，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这块土地争端当年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今辽兴宗便以此为借口，派使臣出使大宋，要求索取关南之地。这不明摆是趁火打劫吗？宋仁宗也摆开架式，在真定、定州、天雄、澶州四地各备兵马十万，总共集结四十万人，同时招募一批义勇军，还打造五万副器甲。这是在告诫契丹人，我是有备的，不怕你的军事威胁。备战是备战，朝廷还是打算和谈。其实我们大可怀疑宋仁宗的抵抗决心，一个西夏就让帝国吃尽苦头了，何况契丹的力量，较西夏更为强大。这位温室中长大的皇帝在心里已经做出让步，不惜牺牲部分利益，以维持同契丹的和平。大宋朝廷派遣富弼为特使前往契丹谈判。对于割关南之地的要求，朝廷坚决给予拒绝，但是并非无条件地拒绝。宋仁宗的底线是，要么与契丹和亲通婚，要么增加岁币，二选一。富弼把宋朝的意见提了出来，但是辽国谈判代表却不同意，坚持要割关南之地。富弼强硬地回击道：“你们若坚持割地，便是毁坏以前的盟约，要是这样，我朝只有横戈相待了。”同时他还以史为鉴：“当年澶州被围困，险象环生，真宗皇帝尚且不肯割让关南之地，如今两国修好，岂有肯割地之理？”其实大宋外交底气真的很虚弱，明明是契丹人无理取闹，还得做出重大让步，忍耐的功夫真是到家了。富弼提出来，大宋方面可以把输给契丹的岁币提高，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你辽国不必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大量财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确实，辽兴宗没得说了，他同意了。这样，大宋又一次以屈辱的外交赢得了和平。又是花钱消灾，窝囊，但没办法。谁让偌大的帝国边防如此孱弱呢？与契丹新订立的盟约墨迹未干，西夏大军又一次大举入侵。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李元昊入寇镇戍军，宋将葛怀敏率军迎敌。在宋夏战争中，宋军作战虽然积极，在兵略机谋上却远不及李元昊，这位西夏皇帝善于用兵，精于伪装，总能设下圈套，引诱对手上钩。葛怀敏的军队在定川寨又遭到西夏军队的围攻，阵亡九千余人，其中包括主将在内的十六名将官。李元昊挟胜利之威，长驱直入，攻入渭州，烧杀抢掠，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陕西为之震动。宋夏战争开战三年，三次会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军无不败北，而李元昊则创造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然而，李元昊并非真正的胜者。几年战争下来，他有点吃不消了。大宋帝国虽然损兵折将，但财力还在，人员可以得到及时补充。西夏本来就不富裕，战争更加深了经济的恶化。在经历几次挫折后，大宋边防在范仲淹、韩琦的主持下，也有很大的起色，防御能力大大提高了。这些都迫使李元昊不得不考虑与大宋和谈的事宜。促使西夏与宋和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夏与辽国的关系逐渐恶化了。辽国在萧太时统治时，曾多次发动对党项人的战争，控制了党项人的一些地盘。李元昊称帝后，不仅不把大宋放在眼里，对契丹辽国也是心有不满。1043年，西夏出兵，讨伐归附契丹的党项人。辽兴宗十分不高兴，派出使者，严厉谴责西夏的侵略行径。但是李元昊不为所动，加紧策划党项人脱离辽国的统治。庆历四年（1044），原本归附契丹的党项部落叛入西夏。辽兴宗岂能同意，他马上发动大军前往镇压党项人。李元昊率西夏军队前来支持党项人的叛乱，实际上也等于向契丹宣战。心高气傲的辽兴宗大怒，下令征全国诸道兵马，在西部集结，准备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与辽国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对李元昊来说，必须尽快与宋帝国达到和平，不然就陷入两线作战了。为了与大宋和解，李元昊放下面子，取消皇帝称号，改用国主称号，并向大宋称臣。而后，西夏使者抵达开封，与宋朝商议和谈具体事项。在宋夏谈判期间，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率契丹大军，西征西夏，兵分数路，分进合进。李元昊重施故伎，一路撤退。辽兴宗岂肯放过，全力追击。哪知大风忽起，西夏原本是比较干旱之地，多荒漠，风一起沙土飞扬，辽军逆风而进，战士们的眼睛完全睁不开。老天爷真是帮了李元昊的大忙，他当机立断，率师反扑，大败辽军。看来李元昊不愧是一代枭雄，不论大宋还是辽国，都败在他手下。这次大胜，加重了李元昊与大宋的谈判筹码。在辽军溃败后的第二个月，宋夏达成和议，这个和议有点好玩。首先，西夏向大宋称臣，但是注意哦，大宋每年要交给西夏13万匹绢、5万两银以及2万斤茶，说得好听点，是朝廷赐给的赏金，说得难听点，就是被西夏勒索。这些还不是全部，在乾元节（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节日，西夏前来祝贺还可以得到2.2万两银、2万匹绢及1万斤茶。大国被小国勒索，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付出这么多，换得西夏的“臣服”，保住帝国的面子，这也是宋仁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二一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宋夏战争，把宋朝的各种弊政全都暴露出来了。此时距大宋开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当初那种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之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偶尔可能冒出一两个中兴之君，但也不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为什么呢？其一，开国君主多是马上得天下，那种在乱世中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后世君主所缺乏的；其二，不管最初的国策如何好，时代在变，如果只知道因循守旧，日久则生弊，这是必然的。宋太祖、宋太宗都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非凡的能力与见识。宋太祖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虽然本领不及哥哥，却也能平定北汉，与辽国对峙。但是到了宋真宗时，便可看出帝国失去进取心了，趋于保守，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丧权辱国，开了一个坏头。与契丹和解后，宋朝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了战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也繁荣了，政治上也相对清明。史家把这段时期吹嘘为“咸平之治”，不过这个充其量就是小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大治相比，差距不小。宋真宗除了对外软弱之外，还有一点得批评，那就是他特迷信，沉迷于宗教中，曾经搞个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劳民伤财。在他执政后期，奸臣当道，有“五鬼用事”之说，这也造成了吏治上的败坏。盛世的泡沫在西夏凌厉的攻势下被戳穿了。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帝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这样，大宋帝国在岁币的支出，每年增加大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最后，还是要分派到老百姓头上。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僚阶层暮气沉沉，国家大权把持在一班守旧的老官僚手中。空前的危机降临帝国了。1043年，正当帝国被西夏打得溃不成军时，国内的动荡也开始了。该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起义，纵横数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紧急调派几路大军“围剿”，总算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又爆发商州张海、郭邈山的起义，原因是饥荒，没得吃饭。这次起义坚持了四个多月，转战十余州，震动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宋夏战争暴露了老官僚的腐朽无能，也使得一批有才干的改革派官员脱颖而出，其中便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七件事：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韩琦所提的建议，还是停留在表层，可以说是温和的改革。七件事中，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为一件，就是武备之事；经营洛邑这种事也算不上当务之急。相比之下，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奏疏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涉及许多国家根本的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此见解目光宏远，足其见政治家之远见卓识。那么，宋朝的政治，弊端在哪里呢？又要从哪里下手呢？范仲淹抛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改革方案，要点有十条：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的吏治很容易沦为官僚主义，趋于平庸化，官场进阶讲的是排资论辈。管你做好做坏，时间到了，自然升迁一级。这是很大的弊病，造成统治阶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因此范仲淹飞出的第一刀，指向吏治。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于国家，朝廷便照顾其子孙，让他们得以享有特权。这就造成人才选取，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老子的庇护，没有公平可言。第三，精贡举。宋朝文化相当发达，科举考试十分注重辞赋，写一手漂亮书法文章，就被认为是人才。但文章写得词藻华丽，不见得能经世致用。故而范仲淹认为要改革科举，义理比辞章重要，要吸收实用型人才。第四，择长官。对地方长官的任免要严格审查。第五，均公田。公田就是职田，这是宋朝官员的收入来源之一。建国时间长了后，职田分配上便出现不均的现象，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第六，厚农桑。农桑是国家经济之根本，必须重视。第七，修武备。宋夏战争已经完全暴露出宋朝在武备上的种种弱点，范仲淹提出一些具体建议。第八，减徭役。减轻百姓负担。第九，覃恩信。就是朝廷的各种惠民措施有没有得到执行呢，是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上瞒下行为呢，皇恩再浩荡，若没有执行，百姓也不会感恩的。第十，重命令。朝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民。颁布的法令，要得到有力的执行。皇帝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龙颜大悦。试想想，哪个皇帝想窝窝囊囊的呢，天下若太平，皇帝宝座坐起来才舒服。于是宋仁宗采纳其建议，开始改革，这个改革自庆历三年开始，故而被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范仲淹、韩琦之外，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在韩琦的改革版本中，根本没有整治吏治，而在范仲淹的版本中，改革吏治是重中之重，是成败的关键。改革吏治，说来简单，实则最难，你得去得罪一大批权贵。哪个官员没有自己的关系网呢，你罢免这个人，就得罪那个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多半没有好下场。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就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这点看，范仲淹无疑有着过人的勇气，他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宣战。据说，范仲淹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有不称职的人，就会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下去，意味着一个官员被削职了，意味着他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改革派的主将富弼对范仲淹激进的做法也大为担忧，他说：“范公同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撤了这些昏官的职，固然导致“一家哭”，可是这些昏官上台，老百姓岂非是要一路哭。听到这里，吾不禁要为范仲淹鼓手叫好。咱们老百姓都渴望有范仲淹这样为民请命的好官，可是在保守官僚权贵的眼中，范仲淹则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与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面对反对派的疯狂造谣，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朋党论》给予坚决还击，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也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如匕首如标枪，刺向诅咒新政的反动派。然而，君子不敌小人，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而小人尽耍阴险手段。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不由得心灰意冷，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新政由是陷入低谷。即便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岳阳楼记》以表志向，文章写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不朽名句，千年后读来，亦是掷地有声，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二二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公断案的本领，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知州，善于断案，政绩突出，加之为官清廉，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贪官污吏。时值庆历新政，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宋史》是这样写包拯的：“公性峻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恶吏深恶痛绝。他出自大理寺，长期与刑狱打交道，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务求敦厚，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忠恕”之道的深刻影响。与其他官吏不同，他几乎没有关系网，从不加入哪方阵营，史书称他“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是清廉；二是不畏强权；三是为民申冤，这也是包青天的形象。包拯为官数十年，可谓是两袖清风。在地方任职时，比如知端州时，端州盛产砚，以前官员总是巧取豪夺名砚以贿赂权贵，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史传称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吃、穿、住、用方面，当官时与没当官时并无两样。他甚至还立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称赞他“清节美行，著于贫贱”，可见其清廉的美名，在生前便是朝野尽知了。自己坐得正，才有攻击贪官污吏的底气。说到不畏强权，包拯也是出了名的。包拯当过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职责之一就是弹劾不法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职业。古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达，具体实施时未必有多少作用，说到底，监察官也是人，也害怕得罪人后遭到打击报复。但包拯很猛，攻击火力很强，天不怕地不怕，官修《宋史》中的《包拯传》中这样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此，他甚至得了一个“阎罗”的称号。被包拯弹劾落马的人无数，普通官员就不说了，就是朝廷重臣也得挨“奏”。我们来说一个包拯弹劾三司使的故事。三司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即此三大机构的长官，总管国家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肥缺，谁坐上这位置，中饱私囊的机会多的是。三司使张方平购买了一富豪的地产，估计是低价买来，肥水不少。岂料被包拯抓住尾巴，一把揪下马来了，丢了这个肥差。继任三司使的宋祁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可是有个毛病，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让这种人管国家财政怎行，包大人又上书皇帝，把他给拉下马了。顺便说一下，宋祁有个哥哥，名叫宋庠，当过枢密使、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单地说，就是宰相级的人物，也被包拯给弹劾下台了。当然，必须承认，包拯能弹劾这么多人，与皇帝的开明是分不开的。若是遇上个暴君，你不畏强暴，只能意味着死得比别人早。说实话，包拯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善。他并不是那种和颜悦色的人，而是整天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当时有人这样说：“包拯笑，黄河清。”什么意思呢？包拯要是能笑，那么黄河水也得变清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许多称呼，如“黑包公”、“包黑子”、“包侍制”、“包龙图”，前面是说相貌黑，后面是说他的官职。但最贴切的一个外号，应该是“阎罗王”，大家可曾听过有会笑的阎王吗？包拯就是那个不会笑，大笔一挥可夺人魂魄的阎罗王。我们不要被他酷酷的外表欺骗了，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不会冲着百姓微笑，但绝对会为民伸冤。我们看惯了包公破案的故事，他在大理寺待过，在地方为官多年，后来又出任开封知府，确实破案无数，但具体是什么案件，史书仅仅记了一件。不过小说流传的包公案，也未必都是虚构，民间能流传，自有其蓝本。1057年，包拯任开封知府，他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以前开封府讲排场，小民是不能直接进去告状的，而要先转呈给胥吏。这样子，府中官吏贪败滋生，于是乎“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把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可直接进门找包大人，既杜绝腐败，又提高办事效率。开封百姓，莫不拍手叫好。由于性情耿直，包拯一生仕图起起落落，但总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治下的百姓也是幸运的。1061年，包拯成为枢密副使，跻身于最高决策层，只是不久后便病逝。斯人虽已逝，但他作为“清官”的形象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老百姓心里树起了一块千年不朽的丰碑。如果说包拯是宋仁宗时代最负名望的文官，那么狄青则堪称是最有才华的武将。作为一代名将，狄青的军旅生涯是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的，他一步一个脚印，以自己的才华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实现从士兵到统帅的人生飞跃。1038年，李元昊称帝，宣布西夏独立，次年，宋夏战争爆发。在这场历时四年多的战争中，大宋军队整体表现不佳，多次在决战中被西夏军重挫。开战之初，宋军屡战屡败，全军上下士气低落，从将军到士兵对西夏军队都深持恐惧之心。当时狄青是三班差使，仅仅是军队中的一个小头目，大家都不敢出战，他就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四年多的战争中，狄青声名鹊起，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而且脸戴了一个铜面具，令人看了毛骨悚然，这也成了他的招牌标志。在四年多的战争中，他总共参加了二十五次战斗，身负八处箭伤，但都大难不死。他以无所畏惧的英勇表现以及拼命三郎的顽强作风，为自己赢得了未来。由于战功卓著，狄青被提拔为延州指使。有一回，经略判官尹洙巡视前线时，与狄青交谈一些军事上的事，认为此人非常有才华，便把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词是：“此良将材也”。正苦于手下无干将的韩琦、范仲淹马上召见狄青，经过一番交流后，发现这个小伙子武艺高强、精明强干，在行军作战上也极有天赋。韩琦、范仲淹一致认为，狄青乃是不可多得的将材，须好好培养才行。可是范仲淹也发现，狄青虽有军事天赋，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的知识水平比较低。倘若要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范仲淹扮演了伯乐的角色，他送了狄青一本《春秋左传》，并语重心长地说：“一位将军若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事，那也不过只有匹夫之勇罢了。”从此之后，狄青发愤读书，不仅读了《左传》，还把秦、汉以来的兵法书全都研究了，其军事理论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奠定狄青一代名将地位的一战，是平定侬智高之役。侬智高是何许人呢？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些背景资料。宋朝在疆域面积上，与全盛时期的汉、唐是不能相比的。此时西南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已经脱离中原政权的统治，在交趾与大宋邕州（广西南宁）之间，有一个广源州，其首领就是侬智高。广源州这个地方，崇山峻岭，有大山大河，盛产黄金、丹沙，民风强悍，善于战斗。侬氏家族历来是广源州的酋豪，臣服于交趾。侬智高这个人颇有野心与抱负，他曾经与交趾打仗，但战败被俘。考虑到侬氏的势力，交趾把他释放回广源州，可是这改变不了侬智高独立的决心。仁宗皇祐元年（1049），侬智高出兵占据安德州，宣布脱离交趾统治，建立“南天国”。侬智高上表大宋朝廷，请求归顺，但是大宋朝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拒绝其要求。这位南天一霸索性广招亡命之徒，于1053年率五千精兵，攻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之后连续占领横州、贵州、藤州、梧州、封州等，一路向东，直逼广州城。侬智高围困广州五十七日不克，遂解围攻破昭州。一时间，南方局势恶化，大宋帝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外患。在这个时候，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他上书皇帝说：“臣起自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军，羁贼首致阙下。”仁宗皇帝任命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讨伐侬智高。狄青抵达前线后，发现情况非常糟糕。起初驻扎在南方的宋军对侬智高多抱有轻视之心，正因为轻敌，故而损兵折将。狄青下令，所有将领不得轻举妄动，等待他统一部署。可是有人急于立功，对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陈曙擅自发兵八千出战，大败而还。狄青毫不客气地将陈曙斩首示众，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侬智高发现新来的宋军统帅按兵不动，不由得讥笑大宋帝国的将军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罢了，等了十来日没发现动静，稍有松懈。岂料狄青正是故意迷惑敌人，在敌人松懈之时，正是他进击之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正是狄青的作兵风格。宋军急行军一昼夜，一举越过天险昆仑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邕州东北的归仁铺（广西南宁东北）。侬智高紧忙出动大军应战，狄青正面以步兵接敌，将蕃落骑兵作为奇兵，在战斗关键时刻投入作战，从左、右两翼包抄，侬智高大败，是役损失数千人。吃了败仗后，侬智高退回邕州城内。狄青紧追不舍，推进五十余里，侬智高精锐尽失，自知不是狄青对手，遂纵火烧了邕州城，在夜色的掩护下，仓惶出逃。收复邕州城后，宋军缴获了侬智高留下的金帛巨万，并且发现了一具尸体，身着金龙袍。当时有些将领认为这是侬智高的尸体，打算向朝廷邀功。狄青答道：“安知这不是侬智高的诡计呢？我不敢在没确认的情况下，向朝廷假报邀功。”狄青的判断是对的。据史料所记，侬智高的确没有死，他逃到了大理（今云南），不过其政治生涯从此画上句号。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役，其规模是比不上宋辽战争或宋夏战争。然而侬智高凭借广源州区区一块地盘与数千蛮兵，居然能蹂躏两广，从邕州一路杀到广州，可见宋朝国防力量之孱弱。这次胜利对兵事不振的大宋帝国来说，仍然算是注了一针强心剂。自太宗皇帝后的两百多年，大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上胜少败多，弱势明显，狄青的胜利，对朝廷乃是莫大的慰藉。也正因为如此，狄青成为帝国的英雄，他一路高升，直至升任枢密使，成为帝国的顶梁柱。狄青的人生就是一部奋斗的励志书。他出身低微，早年因为当兵，在额头上有刺字（宋募兵时多有刺字），后来成为国家重臣，刺的字还在。皇帝看不过去，亲赐药水让他把刺字除掉。狄青用手指着刺字对皇帝说：“陛下乃是以战功提拔微臣，而不是问臣的出身门第。臣之所以有今日，正是从此刺字当兵开始。臣想保留此刺字，以劝勉诸兵士能留在军队中，请恕臣不奉诏之罪。”也就是说，狄青留着额头上的刺字，就是要给普通士兵树立榜样，只要肯奋斗，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仁宗时代，狄青是最负盛名的将领，他的故事后来也同样被改编为小说，广为流传。狄青与汉代名将卫青颇有类似之处，两人均出身低微，后来均成为军界的一号人物。只是卫青崛起还沾了外戚的光，而狄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俩人的性格也有共同点，缜密而寡言，沉勇而有大略，居于高位时不忘卑微，始终怀着戒慎之心。在行军作战上，狄青与卫青一样，用兵上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耐心等待最佳战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不同的，卫青生于汉朝最强盛的时代，狄青所处的宋朝则相对孱弱，故而他虽有不世之才，终究未能取得卫青那么伟大的业绩。二三　熙宁变法（上）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宋仁宗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一年。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像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文臣，以及像狄青这样从士兵到统帅的武将。可是仁宗皇帝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整个大宋政坛暮气沉沉，特别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纷起，朝廷弊政日益显现。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朝廷积贫，国家积弱。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是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宋朝诸帝中，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就属这位宋神宗比较有雄心壮志。面对暮气沉沉的政坛，年轻的皇帝自然心有不甘，偌大一个帝国，却要受制于契丹、西夏，这皇帝脸上也没有光彩。他渴望着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把帝国建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可是要怎么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王安石。为什么是王安石呢？我们且来简单说说王安石的经历。他出生于1021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淮南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二十七岁时，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学问著称于当世，得到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以及宰相文彦博等人的一致交赞，声名显于当世。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是未被采纳。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其一，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其二，免役法。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其三，方田均税法。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其四，农田水利法。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其五，市易法。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其六，均输法。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其一，保甲法。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其二，保马法。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其三，裁兵法。前面说过，宋朝到了英宗时，军队多达一百一十六万，光军费的开销就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帝国军队虽然多，却没战斗力，并不精锐。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裁军。在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差不多砍掉一半人。其四，置将法。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在全国设置九十二个集中训练的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幾、河北有三十七将，西北有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其五，军器监法。宋代军器制造原本归三司胄案管辖，不过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顾及甚少，导致武器质量低劣。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此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与教育等诸多方面。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要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能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多，争议之大，都远远超出王安石的预料。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二四　熙宁变法（下）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的影子便隐约可见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再说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问题出在执行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然而，王韶离开河熙奔赴朝廷之后，西蕃的势力又卷土重来。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倒算，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一时间恶化了，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王韶非但是一流的战略家，也是一流的将军。抵达熙州后，他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以切断木征的后援。此计果然大获成功，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然而王韶并不罢手，他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打得木征走投无路，最后只得缴械投降。先是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地；后又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奇迹般的表演，非但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同时对改革派也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王韶之所以能立不世之功，与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也以伟大的胜利，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后人对王韶有这样的评论：“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勋绩。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一举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勋业，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是奇人也。有人戏称他为“三奇副使”，三奇，指是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跟以前的包拯包大人一样大的官。二五　新旧党争：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熙宁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便备受攻击，风雨飘摇，然而新法却能在一片反对声中顽强地推行，这全倚仗着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这把保护伞便是神宗皇帝，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即便是在王安石辞职后，变法运动仍然维系下来。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从谏如流”，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大家想想，这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当然，有也人站出来反对，但不是站在新法是否合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上。宋神宗刚死，就要推翻他的政策，这合适吗？对于这样的软弱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当然不放在眼里，他呵斥道：“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当改之，犹恐不及。”把宋神宗说得仿佛是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帮人胁迫似的，司马光揣测圣意也太大胆点了吧。当然，有高太后的支持，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这一年四月，王安石死了，他是目睹着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死的。这一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在有生之年打败了王安石。在宋哲宗即位后几年，新法人物纷纷失势，而拥护旧法的人物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旧党复辟了，新党落荒而逃。在大宋王朝历史上，党争是一大问题，正所谓党同伐异，一吵起来便喋喋不休。那么新党倒台后，旧党执政，朝政应该和气融融了吧？其实不然。党争的顽疾并不因为新党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原来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三大阵营。这三大阵营分别是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大儒程颐（洛阳人）为首，干将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大文豪苏轼（蜀人）为首，干将有吕陶等；朔党刘挚（河北人）为首，干将有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其精神领袖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此党的势力最大。此三大党的政见上是有所不同的。朔党是司马光的门生信徒，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们一概否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受到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以实现尧舜传说中的王道为己任，他们总体上反对新法，但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复古部分并不排斥。蜀党的政治立场，则是属于调和折中派。三党中不乏士人领袖。譬如程颐乃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苏轼乃是文坛领袖，著名诗人与散文家。然而两人在政治上却是对手，争论不断。程颐对新法中科举改革的复古部分很赞成，如考试内容改诗赋为经义，经义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作为诗人的苏轼却反对。苏轼对新法中的免役法举双手认同，但尊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却反对。今天我攻击你的政策不近人情，明天你攻击我诽谤，纷争扰扰，不可终日。党争从朝廷内到朝廷外，大臣们在口水战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可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这个人就是皇帝宋哲宗。你们整天吐口水，你们把我这个皇帝置于何地？宋哲宗十岁当皇帝，高太后临朝，大权旁落，整天像个木偶一样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事事不能做主。这算什么皇帝！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皇帝心里的怨气也越发深重，愤恨难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心理反应实属正常。久而久之，这种不满的情绪悄悄滋长，从对高太后把权的不满，延伸到了对旧党的不满。郁积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老太婆高太后终于死了。这一年宋哲宗也已经年满十八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了。在哲宗当皇帝的前八年，朝臣们只知有高太后，几乎要把泥菩萨皇帝忘了。可是现在，泥菩萨变成了活菩萨。对于这尊活菩萨，大臣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模样，陌生的是他的思想。总有人具备超级敏感的政治嗅觉。礼部侍郎杨畏就是这么一个人。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宋哲宗来说，前八年只是高太后的时代，如今才是自己真正的时代。既然如此，岂能重用这群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朝臣呢？杨畏看清了皇帝的心思，抢先一步上疏道：“神宗更法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就是说，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伙人破坏了宋神宗的变法，现在应该要改过来，继续完成神宗皇帝未竟的事业。此言大投宋哲宗所好。说实话，宋哲宗对新法了解多少尚是疑问，但他对这帮投靠高太后的朝臣不满是实实在在的，只有换一批人，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问杨畏：“先朝旧臣谁可召用？”时间才仅仅过去八年，当年新法健将多数尚在人世。杨畏一口气罗列了章惇、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他还大大赞扬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伟大精神与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宋哲宗大受鼓舞，遂下诏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等人。政策变了，宋哲宗把年号也改了。公元1094年，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绍就是“绍述”，即继承的意思，“圣”就是指神宗皇帝。从年号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决心，他就是要推翻旧法，把神宗变法发扬光大。于是一大批新党人物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而旧党如刘世安、苏轼、范祖禹等纷纷被踢出中央。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党不必等上三十年，只用了八年时间，便卷土重来了。大宋的政治又为之一变，从“元祐更化”变成为“绍圣绍述”，新党全面把持朝政。问题是，争议不休的朝政是否因此变得祥和？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折腾日久的国家是否从此长治久安呢？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熙宁变法中，帝国航母的总舵手便是宋神宗，他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对旧法弊端有深刻的认识。而在绍圣绍述中，总舵手宋哲宗并没有父亲的魄力与才干，他起用新党人物，只不过是对旧党人物不满而已。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立法尽管有问题，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为国为民。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甚至被誉为“元祐诸君子”。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在自身修养、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意气用事，假公济私，迫害政敌，反攻倒算。从宋神宗时代开始，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人品。即便是司马光复辟，旧党掌权，也没有对新党进行人身迫害。可是在绍圣年间，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开棺暴尸。宋哲宗虽没有同意，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对死去的人如此，对活着的政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四处出击，甚至屡兴大狱。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政敌。在大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不以言罪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正是这个指示，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已然是不可改变了。二六　宋徽宗：皇帝与艺术家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他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二十五岁就死了。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其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南唐后主李煜如此，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李煜是大词人，一曲《虞美人》传诵至今，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对艺术的贡献，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而不在政治。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艺术领域，必顾此而失彼。有一句话说得好：“天才也怕入错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人都入错行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是在书房画室，与琴棋书画为伴，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呆若木鸡。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其实，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他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认为他有福相，而且仁孝。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对新法并不太热衷。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那么无疑“朋党之争”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机会总是不期而至。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在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二十年之久。这位在皇帝眼中忠心不二的宰相，实际上不过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权者罢了。在此之前，大宋朝政虽然混乱，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权，邪恶的风气并不浓厚。可是到了蔡京把权的时代，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以及《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更糟糕的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蔡京大兴土木，他有个理论叫“丰亨豫大”，就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应该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才行，这才显得帝国的气派。于是搞了一大堆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主要就是搞一些奇巧的东西，以满足艺术家皇帝对美的追求。在这些劳民伤财的事中，以“花石纲”为害最大。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倒好，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只怕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便指示手下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这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折腾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回，朱勔在太湖采一巨石，有数丈高，乃是奇石珍品，可是怎么运到开封呢？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的地方凿河，桥挡住则拆桥，花了好几个月才运到京师。花石纲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在宋徽宗眼里，世界很美好，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层台耸翠，飞阁翔丹，优雅而艺术。可是底层百姓却没活路了，当愤怒的火焰熊熊燃起，大规模的民变已是不可避免了。二七　方腊起义与水浒英雄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象征性的标志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忽悠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底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实话，在儒家教化一千多年的影响下，中国百姓性情温和，对于各种压迫，一忍再忍。然而，人的忍耐力终究有个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了，势必忍无可忍，一旦反抗的烈焰点燃，将会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江浙向来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自从蔡京一干人倒行逆施，设应奉、造作局收刮民脂民膏后，寻常百姓已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再加上花石纲无尽的掠夺，平民破产，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现世几乎看不到盼头，一种宗教的兴起给无数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宗教便是传自波斯的摩尼教。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时所创建，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又称为明教。在唐武宗时，摩尼教被政府取缔，然而在民间仍然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认为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光明是善，黑暗是恶。我们从“明教”这个词中，便可以看出，信奉此教者，是站在光明的一方，其使命便是与黑暗战斗，直到光明世界最终到来。到了宋朝时，明教已成为重要的秘密宗教，在浙江一带有广泛的影响。方腊，便是这个秘密宗教的领袖之一。方腊原是歙州人，后来到了睦州（浙江建德）青溪万年乡，他出身寒微，靠给当地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明教（摩尼教），对其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笃信不疑。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法活动中，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与暗，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他看来，此时的大宋王朝天数已尽，正是属于黑暗的现世，必须将其推翻，以迎来光明。史书上称他“托左道以惑众”，许多人对大宋朝廷已失去信心，在方腊的鼓动下入教，这个秘密宗教有严格的教规，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分财互助，夜聚晓散，因而长期存在而地方政府却毫无察觉。当时朱勔在江浙一带督花石纲，致使民怨沸腾，即便是深山穷谷之民也不得安居。方腊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遂纠集教众，聚于帮源洞。在这里他导演了一出戏，假装受到上天的启示而得到天符牒，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惯用的伎俩，本来不算高明，但虔诚的教众对此深信不疑，遂跟随他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起义时间是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十一月。从一开始，起义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而且要推翻宋朝黑暗的统治。因此，方腊马上制定了“永乐”的年号，并自称为“圣公”，把这个月改为“正月”，对广大教众来说，光明元年开始了。不过这支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无弓矢介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说，方腊是有备而来的，他迅速建立政权，置官吏将帅，把教众分为六部，每一部以不同颜色的巾饰作为区别，其中第一部是红巾。起义军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天下苦于暴政久矣，起义军所到之处，许多人前来投奔，不到十天的时间，队伍已经扩大至数万人，并攻陷青溪县城。起义的爆发十分隐秘而突然，地方政府事先根本毫无察觉，只得仓猝应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一支军队去镇压起义军，结果大败而回，蔡遵等人被击毙。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起义军几乎所向无敌。方腊首先攻陷睦州，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此役令官兵丧胆，附近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也纷纷被义军所攻克。参加起义军的都是下层民众，对鱼肉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每当抓到政府官员时，必以酷刑处死，或将其肢解，或挖肠掏肺，或乱箭射死，让这些官员受尽苦楚而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是对于某些清官，起义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比如说休宁知县麹嗣复被俘后，来自休宁县的义军将领对他说：“公身为县令，有善政，前后官员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的，我岂忍心杀害你呢？”遂将其释放。可见官员是好是坏，人心自有公论。我们说过，宋朝军事制度是“强干弱枝”，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战斗力并不高。面对来势汹汹的方腊义军，地方政府军完全溃败。继睦州沦陷后，歙州也被义军攻占，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一箭未发，弃城而逃。起义军一鼓作气又进攻富阳、新城，提出“杀朱勔”的口号，民众纷纷响应。朱勔是徽宗时代的奸臣之一，因花石纲而臭名昭著。起义军进军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攻下杭州，东南为之震动。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首都，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居然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宋徽宗开始坐卧不安了，倘若不及时出动精锐部队镇压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付方腊，大宋帝国把血本都押上去了。皇帝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宣抚使，率领中央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共计十五万人，杀向浙江。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除了中央禁军外，就是陕西、山西一带防备西夏、契丹的驻军，主力都调去讨伐方腊军了。冬去春来，时间已是宣和三年（1121）。童贯兵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歙州，打算得手后会师于起义的发源地睦州，彻底铲除农民军。在童贯领兵出征时，宋徽宗给了他很大的权限：“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就是说，倘若有必要，童贯可以直接发布皇帝旨令，而不必事先征得皇帝同意。话说这个童贯虽然是个小人，但脑袋瓜还是比较灵的。他到了吴地，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百姓造反，都是造作局、花石纲这些苛政惹的祸。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苛政，根本无法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太监，他颇有当机立断的本领，立即下令其下属代皇帝写了一份“罪己诏”，代表皇帝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寡人有过错。然后，他又以最快的速度罢除苏杭造作局与花石纲。与此同时，宋徽宗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平民怨的措施，罢免了朱勔父子以及其家族其他当官的成员。在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面前，大宋朝廷做出了必要的让步，这个做法是相当明智的。在朝廷调兵遣将之际，方腊军又攻占婺州、衢州、处州，总共占据六州五十二县之地。但是方腊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作战太分散了，未能集中力量对付官兵。很快，官兵乘方腊攻陷处州之际，收复杭州。这时方腊回师再攻杭州，可是敌人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方腊在杭州城外被击败了。大宋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不佳，但在对付方腊手下这些散兵游勇则绰绰有余。十几万大军节节进逼，连续收复衢州、婺州。对方腊来说，此时的局势已经完全逆转了。起义军不得不退守睦州，宋朝官兵从杭州发兵，在桐庐之战中挫败义军的反扑，占领睦州，并攻陷青溪县。当初起义是从帮源洞开始的，现在还要在这里终结。方腊的部队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得回到老巢帮源洞。这时义军还有二十万之众，被围困在山区之中。帮源洞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义军据险而守，与官兵打游击。来自中央及边疆的官兵对地形不熟悉，找不到一条大军可以开进的路，故而久攻不下。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宋军将领打开局面。这名将领此时还是个小人物，只是一名裨将，但日后却成为一代名将，他就是韩世忠。韩世忠是怎么找到路的呢？他率领一支小分队，沿着溪谷潜行，在半路上时，遇到了一个山村匹妇，向她打听山路。在得知秘密通道后，他立即悄悄潜入，突袭方腊的指挥部，竟然侥幸得手，杀数十人，擒方腊。在方腊被擒后，义军群龙无首，终无法突围，遭到官军的血洗，共有七万人死难。方腊从起义到失败，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时间不长，地域也不算广阔，死于战乱的人口却高达两百万以上，可谓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与方腊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尽管规模远不如前者，却因为《水浒传》一书而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一段英雄传奇。事实上，宋江起义在正史上的记载十分简略。正是因为简略，反倒给人予无尽的遐想，故而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梁山泊英雄的传奇故事，而且说得活灵活现，特别是《水浒传》这部小说问世后，梁山泊英雄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根据宋代的一些笔记资料，《水浒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而且也有相应的浑号。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青面兽杨志等，都是真实人物。小说虽是文学作品，但也包含基本史实，更重要的是，民间传说实际上写出民众的心声。正如小说所述，起义的原因乃是“官逼民反”，属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起义军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这些都可视为平民百姓对起义军的无限同情以及对腐败官府的深切痛恨。宋江起义是以郓州（山东东平）梁山泊为中心，主要首领有三十六人，时间与方腊起义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最盛时，横行于河朔，转掠十郡，官府出动数万人马“围剿”，却收效甚微。当时朝廷正倾其力量镇压方腊起义，亳州知州侯蒙建议说：“宋江的才能必有过人之处，不如赦免其罪，招抚其部以讨伐方腊。”徽宗皇帝同意侯蒙的建议，并委任他负责招安工作，但侯蒙尚未赴任便发病而死，招抚计划遭到挫折。与此同时，梁山泊英雄好汉们从沂州（山东临沂）攻略淮阳军（江苏邳县西），后又转攻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南）。朝廷只得派遣海州知州张叔夜前往镇压。张叔夜颇为通晓兵事，为了探知义军底细，便派遣间谍潜入其中，掌握了义军的一举一动。当时宋江等人频繁活动于海滨一带，有大数十数艘，打家劫舍，满载而归。张叔夜便招募敢死队一千多人，埋伏在险要之处，自己率领轻兵引诱义军上岸作战。宋江不知是计，穷追猛打，结果一直闯到设伏区。此时两边伏兵杀出，张叔夜乘势反戈一击，义军大败。就在这个时候，官兵已派一支奇兵偷袭义军船只，十数艘大船被焚毁殆尽。义军已无退路，张叔夜借机打出招安的旗子，宋江已是进退两难，遂举部投降。宋江被招安后还参加了“剿灭”方腊的战争，后来他的名字便从史书上消失了。有史学家认为，宋江很可能是死于童贯之手。梁山泊起义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对后世文化、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之后的历代农民起义，乃至像近世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社，都可以看到梁山泊故事的影子。与此同时，梁山泊好汉们的形象也在传说中变得更加丰满，他们那义薄云天的气概，成为民间豪杰形象的标竿，成为侠义精神的象征。二八　与虎谋皮：海上之盟始末就在大宋君臣们醉生梦死之际，境外形势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在兴起，女真人在其酋长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正悄悄地改变着东北方的政治版图。女真是一个民风强悍的民族，长期归附于契丹辽国。此时辽国皇帝为天祚帝，乃是一个荒淫失道的暴君，对女真采取高压、奴役的统治政策，女真人的反抗之火已是一触即发了。自从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和平固然是好，可是有代价。作为一个大国，宋不得不每年向辽国缴纳岁币，这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有损国家尊严。故而一百多年来，收复燕云失地、摆脱屈辱的外交地位，一直是大宋帝国的梦想。宋徽宗虽然是一个书画皇帝，但同样抱着收复燕云的梦想。宋徽宗有梦想，却缺乏野心。有一个人，有野心，却是个太监。他就是徽宗一朝权倾朝野的童贯。童贯虽是宦官，却颇通军事，带过兵，打过仗。政和元年（1111），童贯向皇帝提了一个建议，认为辽国可图，请派遣使者入辽国，以侦察其国情。宋徽宗同意了，便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大辽。此行童贯携带了大量奇珍异宝，实际上就是在辽国搞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您还别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居然打探到不少内情。童贯此行最大的一个成果，是认识了一位辽国破落贵族，此人名为马植，本来也算是辽国之一大族，只是行为不端，搞得声名狼藉，在国内混不下去。马植偷偷拜会童贯，自称有取燕云之计。这个马植毕竟是贵族出身，对辽国政局十分熟悉，更知晓其弱点。童贯听了马植的话后，暗自称奇，便偷偷把他带回大宋，推荐给了宋徽宗。马植向皇帝提出灭辽计划，其核心是：辽国气数已尽，女真正在崛起，大宋应从登州、莱州渡海，与女真人取得联系，与之约定联合发动进攻，势必可瓜分辽国。他最后对宋徽宗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之旧疆，以治伐乱，必能克服。”这一番话，令宋徽宗备受鼓舞，开始打起联合女真共同打击契丹的如意算盘。只是这个计划一旦付出实施，势必将使宋辽两国平静百年之久的边关战火重燃，故而遭到朝臣们的极力反对，不得不暂停。在童贯出使辽国后第二年（1112），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一年，辽国天祚帝到混同江钓鱼，包括女真在内的各蛮族部落酋长纷纷前来朝拜。天祚帝设宴款待，酒席过半时，辽帝劲头上来了，命令各部落酋长跳舞助兴。大家想想，在宴会上献舞的原不过都是些地位低贱的戏子歌伎，让堂堂酋长跳舞，这着实有侮辱之意。其他部落酋长不敢抗命，只得硬着头皮手舞足蹈一番，可是有一人却坚决拒绝了，此人正是女真部落的首领完颜阿骨打。阿骨打的理由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天祚帝正在兴头上，见有人胆敢抗命，心里十分愤怒，遂一而再地要求阿骨打“献技”，但阿骨打一身铮铮铁骨，终不屈服。这次事件后，天祚帝发现了一个事实：阿骨打心有异志，脑袋长有反骨。他原本想找个借口杀了阿骨打，可是就凭宴会上不跳舞这个理由杀人，显然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精明、倔强的阿骨打当然也看出辽帝目露杀机，他步步小心谨慎，每当辽帝召见时，他总是谎称生病，以免入朝后成为瓮中之鳖。阿骨打与天祚帝的摊牌只是迟早的事。摊牌时间比所有人想象的要来得快。仅仅两年后，完颜阿骨打便铤而走险，向强盛百年的辽国宣战。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傲视天下，南方的大宋帝国不敢北面争锋，可谓八面威风。那么完颜阿骨打凭什么挑战契丹辽国呢？凭的就是辽天祚帝的荒淫暴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封建王朝的强盛与否，与统治者的能力、素质是密不可分的。天祚帝倒行逆施，人神共愤，不仅外族离心，国内也人心动荡，反抗之潮暗流涌动。表面强大的辽帝国，实际上已是四面楚歌了。女真部落虽然人数不多，但民风强悍，平常从事渔畋射猎等生产活动，到了打仗时，则全体壮年男子都是战士，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打仗用的武器、粮食，都是自备的。兵在精而不在多，完颜阿古打起兵后，连败辽师。公元1115年，阿骨打索性自立为帝，国号为“大金”，后来他被尊为金太祖。契丹帝国大厦的支柱已腐朽，只消有人踢上一脚，就摇摇欲坠了。阿骨打踢出第一脚后，一系统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勃海人古欲率先聚众起义，人数达三万余人；在辽宋边关，汉人也乘机而起，暴动迭迭。阿骨打借机渡过混同江，攻陷辽国北方军事重镇黄龙府。天祚帝对阿骨打恨之入骨，遂起兵十万亲征，号称“七十万”。孰料刚到了混同江，辽师内讧，辽师副帅耶律章奴突然造反，并联合起义军共同抵抗天祚帝。此举大大打乱了天祚帝征女真的计划，尽管耶律章奴的叛乱被镇压，辽师已军心动摇，不得不放弃远征。善于捕捉战机的完颜阿骨打尾随辽师，以两万之弱师，大败辽军，追击百余里。天祚帝落荒而逃，辽军尸横遍野。屋漏偏逢连夜雨。辽国再度爆发大规模起义，义军首领董庞儿发难于南京（幽州），拥众万余人，转战于圣、云、应、武、朔诸州。一时间，辽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由于宋与金之间隔了一个辽国，陆路不通畅，朝廷对辽金之间的战争，所知甚少。公元1117年，一桩偶然事件，令“联金攻辽”的战略构想死灰复燃。由于金、辽之间战争迅速升级，辽东大乱。当时居住辽东的汉人高药师、曹孝才等，便带着亲属两百余人，乘一艘大船，打算逃往高丽避乱。岂知在海上遇到强风，船只被刮到驼基岛，此岛属大宋帝国的地界。上了岸后，高药师等人便向当地官府汇报了情况，详细说了辽金战争的情况，其要点有两个：其一，女真人已渡过辽河，向契丹发动进攻；其二，契丹国内起义频繁，辽国不能平定。鉴于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登州知州王师立即快马上报朝廷。宋徽宗、童贯等人原本就有联合女真打击契丹的构想，获悉辽金战争实情后，更是惊喜。于是宋徽宗与童贯、蔡京等人商量一番，决定以买马为名，在高药师等人的引导下，渡海前往辽东，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秘密联络。随后，完颜阿骨打也派人出使大宋。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在1120年时达成联手夹攻辽国的协定。该协定内容大致如下：其一，宋、金共同出兵攻辽，燕云等汉地，归宋朝所有；其二，在宋朝尚未收回燕云之地前，金朝不可单方面与辽国媾和；其三，宋朝每年给金朝一笔岁币，标准同辽国旧例；其四，约定共同进攻辽国的方案，到时金兵主攻古北口，宋兵主攻白沟，夹击辽国。合约规定，如果宋国不如期履行和约，将不能得到燕云之地。这份盟约，是宋、金两国使节多次往返海上后达成的，故而史称“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的签订，令宋徽宗相当兴奋。在他看来，两国打一国，辽国腹背受敌、两线作战，此役大宋必可一鼓作气夺下燕云，一雪国耻。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海上之盟”签订后的三个月，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爆发了。这场起义，完全打乱了朝廷的部署。原来准备北伐的精兵宿将，不得不被抽调到江浙以镇压方腊起义，伐辽一事只得一拖再拖。完颜阿骨打对宋军的延误时机大为不满，但是他乃是真正的豪杰，即便没有宋军策应，他仍然只凭自己的力量对辽国发起猛攻。1122年，金兵对辽国发动强大攻势，一鼓作气攻下中京（辽宁宁城西），辽天祚帝带着五千骑兵狼狈逃往西京（山西大同），在逃跑途中，还把传国玉玺给弄丢了。金兵攻陷中京后，再陷北安州（河北承德西），然后一路向西。此时的辽军可谓是一溃千里，辽天祚帝三战三败，逃往夹山（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在辽国历史上，哪曾遇到如此之惨败。天祚帝逃跑后，留守南京的张琳、耶律大石等人立耶律淳为皇帝，称为天锡帝。这么一来，辽国有两个皇帝，分裂已是不可避免。天锡帝据有燕州、云州、平州以及辽西之地，天祚帝只得到西南、西北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的支持。天锡帝上台后，想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但是金、宋两国都有自己的算盘，岂肯答应呢？双方均给予明确的拒绝。眼看着新兴的金帝国攻城略地，宋徽宗再也坐不住了。大宋帝国若不赶紧出兵，履行夹击辽国的协议，到时燕云之地恐怕也要成为完颜阿骨打的盘中餐了。领军作战的统帅还是大宦官童贯，因为“剿灭”方腊立了大功，他几乎成为大宋帝国最高军事统帅了。宣和四年（1122），童贯被任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京的儿子蔡攸为副使，统兵十五万，兵分两路，向辽国发动进攻，意在收复燕云之地。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种师道统率，另一路由辛兴宗统率，分进合击。表面上看，宋军来势汹汹，然而其战斗力却令人大跌眼镜。辽天锡帝得知消息后，遣耶律大石、萧幹分路抵御。别看辽师不是金兵的对手，对付宋军却是绰绰有余。两路宋军都被打得狼狈而逃，不得不班师回朝。辽天锡帝试图瓦解宋、金联盟，他派人前来交涉，指责道：“女真背叛本朝当亦为南朝（指宋）所恶，今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可谓得计乎？”应该说，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辽宋关系虽是以金钱维持和平，宋朝服软，但辽国也大体能恪守协定。如今宋朝单方面撕毁澶渊之盟的协定，终究不太光彩。面对辽使的指责，大宋君臣有些不知所措了。就在这个时候，辽天锡帝意外病死，在位时间仅有短短的几个月。辽天锡帝死后，太后萧氏成为辽国实际统治者，宋徽宗听到消息后，想趁辽国政局不稳之际，一鼓作气拿下燕云，便诏令童贯、蔡攸再度北伐。驻守涿州的辽国将领郭药师率部向宋军投降，这无疑对辽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童贯大喜，遂以郭药师为前导，遣大将刘延庆率十万大军从雄州出兵，浩浩荡荡杀向辽国。宋军渡过白沟后，进至良乡，不料再遭败绩。辽国大将萧幹在悯忠寺与宋军决战，刘延庆大败，辽军一路追击，追杀至涿州，沿途留下宋军累累尸体。在金军的频频打击下，辽国已成瘦死的骆驼，但无能的宋军依然不是其对手。宋军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得益于熙宁、元丰时代施行变法，积累了许多军用物资，然而短短几个月，数十年的储备便耗之一尽，还在战场上两度蒙羞。在宋军发动两次北伐期间，完颜阿骨打攻陷了辽国西京，并对辽天祚帝穷追猛打。当他得知宋军进攻燕云时，便掉转马头，发兵南下，直逼燕云。阿骨打之所以急着南下，是怕宋军凭借自己的力量占领燕京，若金人不出点力，以后怎么向宋朝索取钱财呢？岂料宋军如此不给力，金兵抵达圣州（河北涿鹿）时，便传来宋师溃败的消息了。阿骨打心里窃喜，果断发动进攻。金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攻打居庸关。居庸关乃是守卫燕京之门户，辽国派精锐部队驻守。经过多年交锋，辽人对金兵畏惧如虎，当金兵抵达居庸关时，辽人居然不战而溃。阿骨打挥师猛进，从南门攻入燕京，辽国自宰相以下的文臣武将纷纷投降，耶律大石与萧幹护卫太后萧氏出逃，投奔天祚帝去了。至此，辽国五京全部落入金人之手，辽国名存而实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