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张排长大吼一声,抢过轻机枪挺身向洞外猛烈扫射。突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身体,随即向后倒去。柯山见势不好,连忙用右手抓住张排长,伸左手抓住向工事外滑落的轻机枪,只觉得左臂猛地一震,轻机枪脱手,猛回头只见左臂正在向外冒血,却一点疼痛感都没有。这时,一只手递过来一条白毛巾,正是张排长,他的右胸中弹,涌出来的血带着气泡,显然是肺部被击穿了。柯山连忙欲用毛巾给张排长包扎,张排长伸手拦住,微弱地说道:“不用管我,你还能作战,快去!”这时,贺二虎和一名战士扑过来,把张排长抬到了里面。柯山包扎好伤口,返身趴在齐班长的身旁,继续向外面射击。可是,遭到前后夹击的敌人已经发了狂,嚎叫着封锁住2号洞口,然后向3号洞方向冲了过去。柯山和齐班长等4名未受重伤的战士跃出工事,尾追猛打,不过很快便被敌人的回射打散了。柯山环视四周想包抄过去,却看到2号洞上方的山石间,有个一瘸一拐的身影,正朝3号洞方向而去。是小石!柯山连忙向那里攀爬过去。很快,就看到小石的前方还有一个身影,看身形和动作,正是吴刚!原来,当时吴刚和龙汉章判断山上的共军仅是小股部队,因此信心十足地指挥攻打,可是越打越艰难,便决定动用山炮,可是龙汉章和炮兵都被共军的反击炸飞了天。随后,两翼山头上的张玉琳、张平、周兴部也遭到我军主力的攻击。张玉琳因为手下一名营长被潘巧妹在宴会上击毙,而吴刚等人或左右逢源抹稀泥,或坐视不管看笑话,因此心怀不满,暗中早早地就将家眷遣送走了,造成军心摇动,因此一接火便溃败逃逸。张玉琳后来躲过追缴,只身逃到香港,算是落了副全尸。张平是一贯的老奸巨猾,见对面的张玉琳部很快就没有了生息,也就率部悄然撤离。一年后,仅剩几名亲信的张平在流窜途中,被冯永年带队的武装飞行小组击毙。当周兴发现张平已经撤离时,为时已晚,最终被我军击毙在他的指挥所里。吴刚见大势已去,连忙告知攻打柯山他们的匪兵:悬崖处有通道,而且悬崖下已有包抄过去的自己人。匪兵们立即振奋起来,拼命向上冲锋。来到悬崖处,找到绳索抛下去,可是因为争相抢夺,有的甚至被挤下了悬崖,随即发生火拼,同时还要回击四周潜伏的共军。随后赶到的吴刚见状,心中就知不妙,而且悬崖下也传来共军的冲锋声,连忙脱掉一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军服,正在往自己身上穿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小石赶到了。由于小石穿的是当地服装,吴刚并不在意,一边穿着军装、布鞋,一边说道:“小兄弟,你也赶紧换上一身,到时候我以护送伤员的名义和你下山,咱们就能跳出去了。”“不许动!”小石一挺枪,厉声喝道。吴刚一愣,连忙说道:“小兄弟,别误会,我是张特派员(吴刚化名张冕),龙团长的朋友。”“吴刚!”小石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知道你是谁!”“你,你是……”吴刚这才发现对面那人似曾相识。“解放军战士石金生!在围城的时候,我叫吴昌儿。”“吴……昌儿?你是吴老七的儿子?”吴刚惊愕地看着小石,可是因为刚才换衣服而将手枪放在了一边,此时根本无法还击。他颓然地坐到一块石头上,嘴里嘟囔了一句,“怎么当时没把你一块弄死。”眼睛却偷偷瞄着小石。其实,他之所以坐下,是为了在身高上不给对方以压迫感;嘴里嘟囔的那句,是故意挑起对方的火气。而且对方自称是解放军战士,应该知道“缴枪不杀”的政策,况且也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决定赌上一把,只要对方不因被激怒而开枪,就有办法。小石并不知是计,盛怒之下,上前举枪托直捣吴刚。吴刚见时机成熟,闪身躲过,用力一推,小石不由得向后踉跄几步,卡宾枪随之脱手跌落悬崖。“小石!”此时,赶上来的柯山恰好看到这一幕,大喝一声,猛冲过来。吴刚慌忙扑向地上的手枪,抓起来反手就朝柯山射击。刚刚控制好身体平衡的小石见状,大喝一声:“卧倒!”同时猛然斜刺跃身一挡,子弹正击中他的身体。只见小石应声侧倒在地,缓缓地向悬崖边滑落,最终跌进深渊之中。“小石!!!”柯山怒吼着,将一梭子子弹全部射向吴刚。吴刚在刚才仓皇反手射击的同时,已经跃向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躲避,柯山射出的子弹虽然在他周围暴跳,石屑随之四溅,却居然毫发未损,并且趁一梭子射完之际,起身就跑。柯山来不及换弹夹,一边拼力直追,一边将汤姆森冲锋枪斜背在肩上,顺势抽出柯尔特手枪,抬手就射。由于柯山穿的是当地服装,吴刚却身着解放军军服,一名战士并不知隐情,开始举枪阻击柯山。柯山连忙躲避,高呼:“是自己人!”那名战士并不罢休,大骂道:“谁跟你是自己人?缴枪不杀!”悬崖那边的匪兵见大势已去,又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居然把枪一扔,乖乖地举起了手。“我是军部保卫部的柯山。你是军直警卫营的、139师侦察连的、还是141师警卫连的?”柯山连续报出了番号,以证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是。”对方的声音明显出现了犹豫。柯山一愣,连忙又问道:“你是140师史克强连的?”“是。”那名战士这才现身出来,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柯山。“是自己人!”冯永年提着枪疾奔过来。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解放军军帽,显然是怕自己身上的当地服装引发误会。柯山来不及理会他,连忙问那名战士,“刚才我追的那人呢?”那名战士诺诺地说道:“没注意到,刚才只顾阻击你了。”“你们连长呢?”“我冲上来得快,可能还在后面吧。”这时,从各隐蔽处陆续走出来五六名战士,基本上都负了伤,但依然挺身向投降的匪兵围过去。“就剩这些人了?”柯山惊愕地向冯永年问道。“嗯。”柯山见他的衣服几近褴褛,还有一片片的血迹,连忙关切地问道:“没受伤吧?”“没有,他们一直让我躲在后面。”“没事就好。跟我来。”柯山说着,转身向那群俘虏走去。俘虏一共有五六十人,穿当地服装的匪兵都惊恐地举着双手,穿国民党正规军服的官兵虽然也都举着手,但表情木然,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还有一部分有受伤的人员,蜷缩在地上“咿咿呀呀”地呻吟着。柯山扫视了一眼,并没有看到有穿解放军军服的,随即不甘心地闯进俘虏群进行重点查找,依然没有。他的心中不禁懊恼,难道又要与吴刚失之交臂了?!这时,史克强率战士赶到,“柯山?怎么又碰到你了!”他惊讶且欢喜地叫了起来。柯山扑过去抓住他的双臂,急切地说道:“快点儿,派战士到悬崖下面去,小石掉下去了。”“啊?!”史克强连忙叫住几名战士,吩咐他们顺绳索下去找人。柯山这才问道:“你刚才看到一名战士吗?”史克强疑惑地打量着他,说道:“你被炮弹震傻啦?这里除了敌人就是战士,你问的是哪个?”柯山也意识到自己问话的纰漏,连忙说道:“刚才有跟你们反方向走的战士吗?”“好像是有一个。”“他到哪里去了?”“当然是跟我反方向了,至于具体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回事?”史克强依然是一头雾水。柯山随即果断地说道:“你现在马上命令战士封锁住上山通道,不许任何人进入这一区域,同时搜索盘查所有不是你们连的人,尤其是穿解放军军服的。冯永年,你配合他们。”随即,伸手摘下史克强胸前的望远镜,转身向3号洞上方走去,头也不回地又说道,“刚才有敌人换了解放军军服,必须抓到他!”史克强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进行部署。柯山来到3号洞上方,举起望远镜巡视观察,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正逆着陆续上山的部队疾行。他连忙跑向史克强,喊道:“克强,给我两名战士,要跑得快的。”“怎么了?”“你就别管了。”“你到刚布置的哨卡去找马班长,他是有名的飞毛腿,就说是我说的。”还未等史克强说完,柯山已经飞奔出去。经过2号洞时,看到贺二虎和几名战士正用简易担架将张排长抬出来,连忙跑过去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张排长吃力地摆了摆手,然后一笑,表示没事。柯山咬咬牙,对贺二虎说道:“跟我来。”贺二虎一边跟着跑,一边问道:“怎么回事?”“吴刚可能跑到山下去了。”“真的?怎么可能!”贺二虎推弹上膛,加快了脚步。哨卡就设在1号洞前的上山小径处,冯永年和4名战士正在阻止后续人员,不断地挥手喊道:“上级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通过!”柯山远远地就高声问道:“谁是马班长?”“到!”一名战士举手应答。柯山已经认出,他正是刚才阻止自己追捕吴刚的那名战士,也就无需过多解释,一边跑近,一边喊道:“你再叫上一名战士,跟我来。”然后指着那些后续人员,“你们在此协助设卡,任何人不许通过。”后续人员面面相觑,自动让开一条路。柯山冲过去,头也不回地又说道,“后面的担架是自己人,放行。”马班长毫不犹豫地带上一名战士紧随其后。贺二虎一把拉住不明所以的冯永年,低声说道:“快走!”“怎么回事?”冯永年一边跟着跑,一边疑惑地问道。“当然是好事了。”贺二虎狡黠地笑着说道,“既然是好事,兄弟我绝不能忘了你呀,对不?”“得了吧,除了找死的事,你还能想起我?”冯永年一脸的不屑。“老哥你太聪明了,嘿嘿,跟着柯干事,哪次不得从鬼门关前走一遭?”贺二虎说着,瞄了一眼他头上的军帽,“你这帽子太乍眼了,要不兄弟我先替你收起来?”冯永年想想也是,伸手把军帽摘下来,看了看贺二虎,却顺手揣进了自己的怀里,斜着眼说道:“还是我自己收着吧。”柯山顾不得理他们,一路上都在不时地低头搜寻着什么,突然他停下脚步,把大家叫过来,指着地面说道:“目前下山的只有这种鞋印,千层底布鞋,鞋底麻绳磨损得较厉害,尤其是脚弓前部几乎磨平,有一个铜板大小的面积没有麻绳印。”说着,伸手拃量了鞋印的长和宽,“大家要记住细部特征和尺寸。另外,咱们追的人叫吴刚,化名张冕,逃走时身穿解放军军服。一定要抓活的,明白吗?”“明白!”其他四人齐声答道。离牛牯寨越来越近,只见在战士的看押下,有部分俘虏正在将匪兵尸体集中摆放,最乍眼的便是那具身着苗族服饰的女尸。“妹子!”贺二虎大叫一声,扑过去抱住贺妹子的尸首,扭头对近前的一名战士吼道,“谁打死的?”那名战士本来已经拉动了枪栓,看到随后赶到的马班长的表情,知道这个和土匪穿得一样的人是自己人,连忙说道:“我们来时她就这样了。”贺二虎猛然跃起,一把揪住抬贺妹子的俘虏,声嘶力竭地喊道:“谁打死的?快说!”那名俘虏哆哆嗦嗦地说道:“报告长官,不……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是从张特派员(吴刚化名张冕)屋里抬出来的,昨晚他屋里曾经响过一枪。”“吴刚!我非活剥了你不可!”贺二虎拎起枪向山下狂奔而去。柯山他们连忙紧随其后疾追。就这样,他们一路追踪,既要寻找时断时续的鞋印,又要探查可能的岔路径,有时还要询问陆续赶来的部队,时间就这样流逝,天也慢慢暗了下来。也不知追出多远,前面出现了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寨子。柯山刚说了句“应该问问老百姓”,贺二虎就冲了过去。柯山一愣,怕他心急之下惹事,连忙在后紧追,可是还是慢了一步,贺二虎已经拍开一户人家,甚至拉动了枪栓,一名瘦弱的中年女子在极力辩解什么。“二虎,注意纪律!”柯山喝止住他,随后抱歉地向那名女子笑了笑。“一看就是个土匪婆。”贺二虎嘟囔道。柯山回头再次喝止他,眼角余光却扫到那女子的眼睛一亮,朝向的正是随后赶来的马班长和那名战士,就知事有蹊跷,低声让冯永年问她:我们在追一个从牛牯寨逃出来的土匪,他假扮成大军的样子,你看到没有?马班长见那女子还在迟疑,上前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是真大军,那人是假的。”那女子依然是面无表情,不过抬手偷偷指了指斜对面的一座房子。贺二虎扭头就跑,柯山一边示意马班长和那名战士绕到屋后,一边紧追过去。可是贺二虎已经将院门踹开,柯山扑上前死死地抱住他,在耳边低声喝道:“你不想给妹子报仇了?你这么闹会惊跑他。”贺二虎怔了怔,终于泄了劲。这时,一个老头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扑通”跪到三人面前,连连作揖央求着。此时,留在前面的三人都穿的是当地服装,冯永年连忙从怀里掏出那顶军帽,戴在头上,并向老头示意不要害怕,柯山连忙俯身将他扶起来。老头抬起头时,正好看到斜对面那女子躲闪着做了个手势,便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偷偷指了指身后的屋子,又连连摆手,意思是:人在里面,但最好不要硬抓。柯山会意,故意大声说道:“老大爷,别害怕,我们只是先来看看这寨子里有没有土匪。待会儿,我们的大部队下山要借用你们的房子,麻烦你先收拾一下。”然后示意冯永年用当地话进行翻译,自己则低声对贺二虎说,“你要想为妹子报仇,就要抓活的。”“啪!”突然屋后传来一声枪响。老头向身后指了个方向,就闪身躲到院外。贺二虎一马当先就冲了过去。翻过篱笆,刚转过屋角,柯山就看到马班长和一个人翻滚在一起,那人正是吴刚,他一边挣扎,一边竭尽全力地试图用枪抵向自己的太阳穴,却被马班长死死地扳住手腕。那名战士躺在不远处一动不动,贺二虎举枪寻找机会想用枪托捣击那人,柯山上前一把推开他,对吴刚喊道:“吴刚,我不会让你这么死的!住手!”吴刚一下子僵在那里,扭头试探着问道:“柯山?”“对,是我。”吴刚随即泄了劲,冯永年上前夺下他的枪,马班长麻利地将他捆绑起来,贺二虎一脚又将其踹倒在地,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柯山说道:“久仰久仰。”“彼此彼此。”柯山以胜利者的姿态微微一笑。柯山、贺二虎、马班长押着吴刚,冯永年背着那名战士,从屋后绕到路上,只见两条火把组成的火龙移动过来,中间是垂头丧气的匪兵。更远处的山上,军号悠扬,彼此呼应,橘黄色的火把点点闪烁,犹如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吴刚沮丧地垂下了头。柯山久久凝望,在火把的映照下,脸颊有一道水痕在隐隐闪动。尾声两年后,柯山领着大女儿,妻子吴玉筠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他们穿过胜利门,向小山坡上走去。在苍松翠柏掩映之中,迎面矗立着高大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塔前是一尊手持冲锋枪凝视远方的解放军战士全身雕像,甬道两侧,矗立着4块镌刻名字的烈士纪念碑。一年前,47军主力部队顺利完成主要剿匪任务,北上入朝参战。贺二虎、冯永年随部队走了,妻子吴玉筠则逆北上大军铁流来到湘西,贺玉宝依然时隐时现在湘西的群山之中,直到1959年残匪被彻底剿清。柯山带着妻儿来到烈士纪念碑前,凝视着那一个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张福成、刘天明、姜忠义、华相有、杨宝钧……还有郑宝山、程大康、夏天阳、苏隽雅、麻三、山本……还有石金生。小石的尸体没有被找到,柯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小石,放心吧,我的妻儿已经从北京来了,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熟睡在妻子怀中的小女儿的脸上,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后记1历经1年多的时间,这部以前辈倪进的遗稿——创作于1956年的《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终于脱稿。在敲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并没有如释重负后的轻松或者喜悦,因为在结局部分,前辈倪进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因此,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写出这篇后记,将“解题”的心理及操作历程记述下来,以飨读者朋友,作为参考下的评判。《野菊》共5万余字,系一部中篇小说底稿,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湘西1949》提取了其中的两万余字精华部分,并依据其脉络,加之考察实地、查阅资料、采访当事人等工作,进行了再创作,使之成为25万余字的长篇小说。不过,两个主要人物——柯干事与小石是贯穿始终的。小石是苗族战士,故事又发生在以“苗民”着称的湘西,因此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其命运结局必然会影响本书的最终基调。对此,前辈倪进也曾有过彷徨,这从其《给yien的一封信》及遗稿的最终结局便可体会。也可以说,在《野菊》中,前辈倪进先后给出了两个彼此具有顺延性,却又具有不同感情色彩的结局。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次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因此我无从向前辈倪进予以直接讨教,只能通过对书稿、信件、笔记、相关人员回忆及时代大背景的考量,而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以尽量还原其创作本意。现将《野菊》结尾部分原文呈现给读者朋友,这不仅仅是创作思路的探讨,亦是对前辈倪进的尊重,更是通过这些文字对那个年代进行一次历史性回眸。另外,《野菊》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文中的“我”即“柯干事”。对此,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表露出这样的苦恼:我采用第一人称方式来展开整篇故事,对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的来说是非常吃亏的,因为除了书中“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描述出“我”的思想活动,而对其他的主人公,比如小石就无法去直接描述他的心理状态了。……在第一人称的方式中,我又插上了一章小石的身世,本来也应该采用统一的讲述方式,但是我突然改换成第三人称的形式,好像一碗水里有加了点油,全篇不是浑然一体了。我明知这样写下去后果不会好的,但是我认为总一个劲的“我”难免太烦了,所以就这样写下来了,还不知对与不对。鉴于此,《湘西1949》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将《野菊》中的“我”直接替换成“柯干事”,虽然能够规避倪进遇到的问题,但为了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因此依然保留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基调。回到结局问题,《野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永绥县围城乡,故事的主要情节也在此结束,即柯干事等人赴葛藤寨成功捕获蒋特吴刚、杨文华,在返回途中遭到匪徒阻击,小石不幸落崖——松林的另一面仍是墙一般的山脊,只要把松林的敌人挤下深谷,冲过这段小路,就能突出包围圈,便喊了一声:“两个人一组冲过去,用手榴弹砸!其他人掩护!”语音未落,小石和前面的一个战士飞也似的冲了过去,眼看就要到松林边,突然一颗手榴弹“轰”地炸在他俩面前,两人向旁倒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交代一班长叫他看住罪犯,准备去救小石。就在这工夫,小石又晃晃荡荡地爬起来了,投出去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松林里的机枪哑巴了。也就在这同时,在小石的身旁冲上来一个土匪。我正要射击,小石已看到了,他霍地跃起扑上去,两人撕打在一起。这时松林又发出密集的火力。眼看着小石的力量已支持不住,两个人滚到崖边,那土匪一脚将小石蹬开,在他头上击了一枪托,小石翻了个身就滚下崖去了。我心里好像被一把锋利的刀刺了一下,一连两枪把那个土匪打倒,正想冲过去,李区长带着半个组上来了,一把抓住我说:“你糊涂拉!冲动什么,忘了吗?最要紧的是后面的罪犯。”还没说完,就向前冲去。我只好忍着心里的疼痛,去带后面的队伍,同时掩护他们的前进。…………回到沅陵没几天,我又接到新的任务,调到南海岸某地工作。以后部队消灭了湘西的土匪,也转移了,从那一直再没来过湘西。去年复员的时候,组织部同志问我愿意到哪去,我竟没犹豫就要求到湘西。组织部同志说:“湘西地方可大啦,现在成立了一个湘西苗族自治州,还有黔阳也是湘西,你愿意到哪一个。”我说:“当然到湘西苗族自治州去。”因为小石的家乡——湘西苗族自治州——需要我。就这样我就到了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工作了。初来时,我已完全不能辨认这就是当年的所里了。那垃圾箱式的木楼,已被新建的办公大厦代替了。正在建筑的汽车站、文化馆、银贸税等大楼的脚手架,像林海一样布满了吉首镇的各个角落。这欣欣向荣、不平凡的景像,正是当年斗争的成果。他描绘出祖国飞速前进的雄姿,他也教育着人们应该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明天。我也曾派人打听小石的下落,但是几年来人事变动很大。当年区政府的同志都调离了,始终也没有打听到小石的下落。而这枚手榴弹也一直保存到今天。几年来,每到中秋节,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起小石,他一直在鼓励我前进!事实上,倪进本人并未像书稿中所说“调到南海岸某地工作”,而是一直参加了湘西剿匪的全过程,在文革前才回到北京。书稿中之所以这样描写,应该是为小石的“复活”做铺垫。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故事的结尾也是经过改写的,最初写到小石牺牲为止。……最后我又改写小石没有死,在故事的结尾添上了小石的一封信。看来似乎过于离奇,但是我考虑到这样处理,一则富有戏剧性;二则在我们国家,从战争的日子里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这样的巧遇并非罕见。同时,我认为小石这样的人也不会死的,他应该活在人们的心中。因此,小石“复活”了。整个故事也就有了另一个结局。《野菊》是以“我”给妻儿讲故事为开篇,结尾部分也必然地予以了呼应——我的故事讲完了。小尧听傻了眼,推着我说:“讲啊,再接着讲啊!小石到底怎么样了?”“已经讲完了,小石牺牲了,除此之外我又不能给你编一套。”我说。“不么,不么,小石没有死。”小尧不高兴地推着,喊着。“别闹!”小庆喊了一声,又问我,“爸爸,那周兴捉到了没有?吴显贵和那两个特务怎么办了?”“你说呢?”我问。还没等小庆回答,筠在那边说道:“傻闺女,那还用问,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全家都笑起来了。大门口咳嗽了一声,收发室老孟同志来了。他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北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带来的,因为明天起早要走,所以托他转交给我。信封的下款是中央民族学院。我奇怪起来,中央民族学院也没有熟人呀。连忙打开信封,首先看底下的落款——吴金生(石金生)匆草。“咦?石金生!”我惊叫起来。也许是看错了,擦擦眼睛,明明是吴金生,后面的括号里写着石金生。小石他还活着!我的心翻滚着猛跳起来,慌忙从头看起,那字写得非常熟练。敬爱的柯干事:不,我还是叫你叔叔吧。允许我这样叫吗?生活真像迷人的童话似的,善良的人总会战胜那骨瘦如柴的吝啬鬼,战胜那吃人的黑暗势力,最后成为胜利者!叔叔,我没有死。胜利者是死不了的。想起来也真有意思,过去在野菊花开的日子里,咱们经历了多少不幸和危险啊!辛酸、折磨、反抗、斗争一直到苦恼,一切都这样平凡地过来了,一切都带给人们一种自豪的快感。你还记得吧?因为报仇雪恨,我曾一度苦恼过,想起来还有点羞涩。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根子不除掉,仇永远也报不清,为了幸福的明天就要斗争下去,不过这斗争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那时我还理解不清。今天充满了青春力量的人们和天安门上闪烁的耀眼光芒,告诉了我今天的斗争比昨天还要艰苦。工作、学习、国防哪一样不是斗争呢?哪一样不是为了和平的人们不再遭到不幸呢?也许是我经历了昨天,确实知道这幸福美好的果实来得不易啊!那天,我知道我跌下了崖壁。树枝和草使我没有粉身碎骨,一阵难耐的痛楚后失去了知觉。以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夜里了。周围漆黑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好像在山洞里但又没有那股阴森气。我想,是在做梦吧!眨了眨眼睛又分明不是在梦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于是集中精力躺在那思索,想了很久,才记起我是被打下崖坎的。心里又急起来,不知战斗到了什么程度,而我现在是在家呢,还是落在敌人手中了?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这一切不能使我安静地躺在那儿,我猛然起身,可是手脚不听使用了,而且痛得难忍。过了一阵,黑洞里透进一星火亮,一个蓬头的人影随着灯光一闪一闪地向我这里移动,心情当时就紧张起来了。我咬着牙,眼睛紧盯着那火亮和人影。慢慢地那灯光离近了,我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婆婆,端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蹒跚地进来。你猜是谁?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位麻家二伯娘吗?你会记得的,就是她老人家。就是她,在漆黑的深夜里,把我救到她的家——密林深处的一个草棚。亲人相遇,过去的苦衷都想起来了,我哭了。二伯娘坐在我身旁,给我擦着眼泪。在灯光下,我才看到胳膊、腿都缠满了破布条,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左肩被子弹打穿了。我请求二伯娘送我回部队。你知道我该有多么想念你啊!我急着要看到所有的同志。我在想:当我死里逃生回到部队后,同志们见到我该有多亲热。但是事与愿违,在周围布满了土匪,匪徒们白天晚间按家搜查,处处都有匪哨。一个负了重伤手无寸铁的人想要冲出这匪穴,真是比登天还难。二伯娘叫我放宽心,她说:“有伯娘在,就有昌儿在,早晚一定把你送回队伍。”她整天陪我形影不离,一勺一勺喂我米汤,像待亲儿子似的伺候我。可是,那像小孩嘴一般的伤口是不留情面的——化脓了。有时痛得我晕过去,仿佛回到部队看见了你,看见了所有的同志,人们和我开着玩笑,拥抱着我,问长问短;有时我们又回到了所里,在那里,在桐油灯下,我向你叙述着这次遇险的趣闻;有时我参加了你审讯犯人,那罪犯好像是吴显贵又像龙云楚……不知为什么我喊了出来。二伯娘把我叫醒,说我是在做梦。二伯娘费尽了苦心,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一点草药,但是,山里的草药没有经过调制是不太管用的。想要用盐水洗洗,可是匪区的盐比金子还贵,穷人家又从哪里得来盐呢!就这样,我咬着牙在又潮又黑的草棚里与死神做斗争。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部队会到达的,土匪会被消灭的,同时我也不能这样死去。说实在的,我不愿死,家乡还没有建设,祖国还需要我,对未来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尽到一臂之力;土匪、恶霸、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还没有彻底摧毁;像围城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像二伯娘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愿望实现了,我们的部队来了,匪徒全部被消灭了,同志们把我送到医院。因为伤口化脓生蛆,肺叶又受了重伤,没几天就转到中南野战医院去了。临走时,我在医院曾打听过你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回答,除了不知道,就是说你调走了。以后我的伤渐渐好了,左脚已残废,党又把我送到荣军学校学习。拿惯了枪杆、锄头,冷不丁换上笔杆,处处都觉得别扭。那又细又滑的钢笔放在我手里,就好像比铁锄还要沉。屁股坐得生痛,长满了坐疮,脑袋一天晕晕沉沉的,一闭眼睛,那阿拉伯字,那主题思想就灌满了脑子。为这,在背地里哭了好几场,总觉得没有从前来得痛快。后来,党教育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又使我这个想在文化战线临阵脱逃的人冲上去了,就像在那天早晨的战斗一样撕杀起来。当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在荣军学校中学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我又带着祖国的命令,迎着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朝霞,走上了更新的战斗岗位——中央民族学院。在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尽管各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语言,然而人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顽强地与学习的敌人做斗争,攻克科学的堡垒,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学校行政方面派人去吉首出差,帮助咱们自治州建设农学院。我曾托他们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回来告诉我,确有一个柯山同志,但你下乡去了,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那天晚上兴奋得失眠了。叔叔,你没有忘记吧,七年前我们在汽车上,在所里的晚上,在柑子坪的大路上,在围城的小溪旁,我和你说的话,虽然那时还有点孩子气,那些话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是,那美丽的幻想毕竟实现了。听说麻栗场至围城的公路已通车。你,我亲爱的叔叔,比我先参加了我们苗家的建设。而我,不久也将回去开发故乡的农林水利。让那柑子坪变成一座百花园——遍地果园的集体庄园!让那纵横的荒山变成麦地和水田,让那饱受了践踏的土地长出更多的庄稼!寒假我可能回去,那时和家人——你、二伯娘以及所有的同志团聚,相信将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愉快!向你致亲爱的致礼你的侄儿吴金生(石金生)匆草。我匆忙看完这封信,又从头仔细地看了两遍,嘴都闭不上了,心里好像开了花,不知怎么才好。我对小尧说:“小尧,你算猜对了,我的故事没有讲完!”我连忙把信念给他们听,大家都愉快起来。筠嫣然一笑说:“看你,喝酒喝得脸都红了。”“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我回答。“你疯拉,今天是中秋节,9月了,哪儿来的春天。”她瞟了我一眼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寒气,说:“是春天!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春天,月月都是春天,这是9月里的春天。”月亮像银盒似的悬在当空,花瓶里的野菊花挂着水珠,闪着碧晶的光亮,显得格外秀丽而有生气。市镇中心,密密麻麻的灯火和那红蓝宝石色的霓虹灯,沉浸在月色之下,有意地向人们眨着眼睛。整个城市、山野都浸在和平的月色中了,这夜是多么得静啊!这便是《野菊》的结局,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亦极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代特色,同时不失当代知识青年的浪漫主义格调,比如结尾处的“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再比如开篇处的“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因此,我更相信小石的“复活”,是作者在那个年代下的颇具时代特色的浪漫主义选择。相比之下,《湘西1949》为了突破篇幅的限制,将小石的“使命”予以了延长,设计出蒋特吴刚从柯干事手中逃脱的情节,继而小石在“松林阻击”中并未落崖,而是一直追缉到古丈,然后是“辰溪保粮”“凤凰夺粮”。这不过是出于创作技巧上的考虑。不同的是,在尊重前辈倪进的创作思路的基础上,虽然依然保留了“小石落崖”的情节,但是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名匪兵,而是第一反面主角——吴刚,落崖是为了保护第一正面主角——柯山。这并不是无意间落入所谓的“经典俗套”之中,而是出于古今中外读者对这类作品的英雄主义的永恒诉求,同时,也是在为知识青年柯山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做铺垫。我虽然没有选择让小石“复活”,但也没有让落崖与牺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其尸骸并没有被找到。这是出于双重考虑,即对《野菊》创作思路的尊重,以及对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留有创作想象空间的考量——也许小石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未被发现,又或像《野菊》中描写的那样,有过“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失忆,然后辗转归队;也许小石被总攻之前迂回到悬崖下的匪兵劫持,再从《野菊》中描写的“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中,引申出新的经历。也许读者朋友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想象选择,继而和我一样,与历史有一次超越时空的握手。我顽固地相信,文字中总会体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总会富含时代的密码。当时隔20年、30年乃至50年,在重读这些原始文字时,就会有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在已经习惯了A4纸上那生硬的打印字后,在翻阅当年的底稿时,那繁复的勾划修改,那时疾时舒的手写字,甚至那泛黄卷边的稿纸,那已经褪色的字迹……都在强烈地辐射着那个时代的DNA信息。我还顽固地认为,《湘西1949》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超越时空的联手创作,更是一次充满敬意的超越时空的历史性握手。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在此,谨向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朱新开2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西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在叙旧时会谈起当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只知道父亲时任47军保卫处干事,后来做过预审科科长。据他的战友说,父亲当时很有名,多次立功受奖,湘西有名号被捕获的土匪,他基本上都参与审理过,包括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据母亲回忆,枪决陈子贤前,父亲还和他长谈一晚。2007年,我和朱新开为了重新撰写本书,特意前往湘西采风,先后走访了花垣(原永绥)、沅陵、辰溪、麻阳(原麻西口)、凤凰、吉首(原所里)、张家界(原大庸)等地,令我感受颇多。特别是在沅陵,我们拜访了47军军部旧址(现湘西剿匪纪念馆),这里是我父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整个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还是能够找到母亲描述过的历史痕迹。我们又通过沅陵市公安局郝世武同志的帮助,前往目前已改做看守所的原沅陵监狱,当我走进还摆放着当年老家具的审讯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父亲在审讯桌后向对手射去的威慑目光……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南工团战友基本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这也预示着他们家庭的曾经相对富裕),一生坎坷却刚直不阿。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父亲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到1978年平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从没落下过他。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他身心遭受摧残的年代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向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感染着家里的每个人。姐姐曾这样回忆道:那时,父亲在北京远郊区劳动到天黑后才能回家,只要孩子们还没睡,他就会拢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学习情况;每到节假日,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讲故事,至于小提琴、二胡、唱歌、滑冰、游泳等,都是父亲的拿手好戏。而作为具有绝对红色家庭背景的母亲,能够对父亲始终保持不离不弃,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外,应该还来自父亲对生活的那份热爱所随时随处表现出来的个性魅力。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善于钻研,1959年从湘西下放回京后,曾在顺义县(当时隶属河北省)杨镇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当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称号,家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已经褪色的笑状。文革期间,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郊区强制劳动,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十多年的劳动中,他凭着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从门外汉成为了一名优秀工程师,并多次获得单位嘉奖。父亲的毅力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倍受疾病煎熬。1996年,他被查出一种肺癌(医学叫间皮瘤,当时患者存活记录是一年半),医生预测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可是父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最终坚持了6年时间,连主治医生都感叹这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病魔已经把他摧残得痛苦万分,人瘦得几近皮包骨,几乎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氧气袋,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军人本色,每次坚持上餐桌吃饭,临终前一小时还坚持自己上厕所……父亲临终前,我和姐姐守护在他身边,他的头脑仍很清醒且反应敏捷,当时需要给他做抽血化验,因为血管已经太细只好从大腿动脉采血,护士的动作有些不够熟练,他马上用力抬起头微笑着对护士说:“你能不能快点儿?我怕来不急了。”一分钟以后,父亲“走了”,告别了这个让他一生遭受磨练又让他热爱留恋的世界。写到这里,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这里有血浓于水的骨内亲情,更有对那个燃烧着激情的理想年代的感悟。在父亲的遗愿即将完成之际,我再次向为这本书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原南工团员、47军老战士孟文野前辈、刘杰前辈、张华前辈麻等,同是南下队员、原湘西地方政府干部的我小姨刘淑敏、小姨夫杨维勤,以及在湘西采风时,给予我们大力帮助的湘西《团结日报》张谨、湘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文洁、凤凰县覃介武、张家界市龚城、吉首市易建民等朋友,再一次向各位表示真诚谢意!倪浩(倪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