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点害怕见到这些外国藩王，他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嘲讽，甚至面对自己的大臣，他也感觉他们的神色中潜伏着不恭。有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颂扬声，此时他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耻辱的滋味。这种滋味是这样难以下咽！ 杨广的主要性格弱点在这个时刻暴露出来了——一生顺境中的他没有培养出必需的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他就像一个被一拳打倒的拳击手，昏头昏脑地爬起来，什么都没想，又朝对手冲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光荣、正确，刚才的失误不过是一不小心。就如同一个著名演员一出场就来了个趔趄，引来一阵哄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全副本领都发挥出来，把剩下的唱腔唱得前所未有的华丽，以挽回自己一个名角的面子。半个月之后，他钻出帐篷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天下宣布——明年要再次亲征，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这个看起来挺男子气的宣言最终被证明断送了大隋江山。在挫折的巨大刺激下，杨广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火辣辣的耻辱烧灼得他忘记了一切。要知道，这可是竭全国之力准备的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帝国国库中的金银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淌殆尽，老百姓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他应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国库中的存银。他应该知道，在造成近百万生命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后，他得采取一点低姿态，抚慰一下心怀不满的老百姓。要知道，他此时的形象已经不是“百战百胜”、“一贯正确”，而是一个不合格的将军。 然而，杨广不可能这样做。他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应该被定性为“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不应该影响自己的形象。最主要的错误是那几个率军渡过鸭绿江的将军犯的，是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指示，擅自冒进，才败得如此惨痛。一回到洛阳，他就命令把那三名将军逮捕，一名处斩，两名削职。为了下一次战争万无一失，他宣布，准备的物资要高于上次一倍。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最后一根弦被压断了。在忍耐到了极限之后，再次远征，将更沉重的劳役压向民众头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大隋天下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走投无路的百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二十四 对于各地报上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杨广并不怎么在乎。从三国到隋初，政治一直是贵族的游戏，还从来没有哪场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历史的大方向。他认为这些起义烽火不过是帝国的癣疥之痒，泥腿子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所以他只是部署了地方官“加紧剿捕”，要求他们务必在出征得胜回来前把这几处烽火灭掉。 他还是一门心思地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只有踏平这个弹丸小国，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在上次失败九个月之后，隋炀帝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这次出征本来可以挽救他的命运。再次踏上东征之路的杨广心情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成功之酒因为小小的耽搁也许更加醇香。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隋军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又一次大加搜括之后，隋军待遇优厚，粮草充足，士气也颇高。在辽东城下，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高丽的固守。不过这次隋军是有备而来。他们造了百余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高与城齐的大道，辽东城指日可下。此时，另一支大军突进到了鸭绿江边，海军也齐集东莱海角，高丽“国势日蹙”，已到危亡之秋。杨广终于放下心来，在辽东城下诗兴大发，作了那首逸兴遄飞的名篇《白马篇》，以志此行：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 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 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 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 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 然而，就在高丽国内人心已乱、大隋彻底一统的胜利果实手到擒来之际，忽然一骑飞尘，在六月二十八中午抵达了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关陇勋贵子弟多人从叛，兵力数万，直趋东都。” 从气喘吁吁的使者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像一支利箭，射入杨广的心脏，豆大的汗珠瞬间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隋书·列传第八十二》载，杨广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立刻命人下诏：“六军即日并还。” 退军令秘密而迅速地下达。当天夜二更，隋军一百万大军，停止了连日一刻不停的猛攻，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果实，放弃堆积如山的军粮、帐篷、物资、器械，如同一股正在激烈拍打城墙的狂涛，突然向西方回流。已经几乎要放弃抵抗的城头的高丽军人看见这一奇观，一时回不过神来。 二十五 如果说农民起义的消息对杨广来说不过是耳边嗡嗡叫的蚊蝇声，那么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则是晴天霹雳。杨玄感非寻常人可比。他是前宰相杨素之子，现任柱国将军，袭封楚国公，屡掌朝廷重权。这个人公开造反，并且召来了大批勋贵子弟，这证明贵族势力已经向杨广发起了正面挑战。那个盘踞在他心头多年的担心终于出现了。 和父亲杨坚一样，杨广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在宫廷之中，被几个手持刀剑的贵族追杀。在贵族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杨广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为了防止反叛，每次巡游，他都要把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以及握有重权的权臣带在身边，并且率领巨大的军队。他深知贵族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那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世代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继位之初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重用的大臣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而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二十六 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总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快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的话，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记载，他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杨玄感罗列了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 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下体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但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他的命运还有挽回的希望，因为杨玄感对帝国政治的病灶判断得很准，然而杨广根本不愿意回想这个逆臣的那些狂悖之词，他不相信别人会比他英明。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征高丽失败，才带来这一切后果，因此只有征服了高丽，他才能挽回声望、挽回民心、挽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二十七 事实证明，第三次东征丝毫无益于杨广的威信。 连续远征使隋军失去了锐气。杨广也感受到了身后这支庞大队伍的疲沓。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这次东征的勉强，就像一个老男人面对同一个夜晚里的第三次做爱一样。更令他难堪的是，这第三次还是他为了证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前进，他一边担心粮草供应问题，他知道，国家已经被他搜刮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幸好高丽人也感到害怕了。毕竟两次大战已经把这个小国的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上一次那千钧一发的险境更让他们后怕不已。隋军一到，他们就派人前去和谈，希望能以一次认错换来和平。 如果是在前两次，杨广绝对不会同意，他一定要跃马大同江，踏平三韩地，才能心满意足。然而，此时闻听高丽使者来求和，他心中却不禁升起一丝暗喜。连他自己都为这丝暗喜感到羞耻。 谈判的结果是，高丽认错，隋军班师。 整个大隋帝国终于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期待已久的庆功仪式，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忙得面无表情，因为都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回事。金光门外盛大的凯旋仪式是大隋帝国开国以来举行得最没精打采的一次。 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只有两个字——难堪。原来强大富庶的帝国被折腾得家底空空，元气大伤，伤痕处处。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家徒四壁，一无所获。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头，“难堪”挤开了门缝，就一个接一个地拥了进来，让杨广目不暇接。 在从涿郡（今北京）回东都的路上，杨广的御驾遇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抢劫，精神涣散的御林军被农民军冲散，天子御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这群乌合之众抢去四十二匹。 就在凯旋仪式举行了一个月之后，隋炀帝召高丽入朝，不料高丽根本不予答复，三征高丽彻底成了笑话。 在杨玄感叛乱后，全国各地豪强及农民起义的烈火如同浇上了一桶汽油，忽地一下子高涨起来，几乎达到了无郡无兵的程度，义军纷纷抛出檄文，对杨广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这些檄文不胫而走，在帝国内广泛传播。 天下大乱之际，强悍的草原民族也开始试探着挑战隋帝国的权威。因为边境不靖，杨广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再度出巡塞北，不料在山西雁门，遭遇突厥南下，猝不及防的十几万宫廷后妃及百官侍从被围在雁门城里，差一点儿成了突厥的俘虏。 自从征高丽回来后，杨广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四处扑火。一连串的打击让杨广有些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正在兴致勃勃建筑着自己的大业金字塔的他，为什么会在砌最后一块砖时从金字塔塔顶失脚滑落下来，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为什么一直一帆风顺、万人爱戴的他现在变成了天下万民嘲笑的对象？他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被围在雁门，又一次在全国人面前丢光脸面的这一刻，杨广第一次惊觉：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在皇帝排行榜上排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帝国能不能在自己手里保住的问题！他突然发现，那个从他出生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幸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永远离他而去。那曲一直演奏得辉煌盛大的交响乐在一度转成低沉压抑之后，现在居然不断滑音和跑调，使一场演奏会变成了滑稽戏，正襟危坐的观众忍俊不禁。杨广原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没想到上天对他如同对万物一样，不过视为刍狗。他原以为他的幸运是上天无偿的赐予，不想原来却是利息沉重的债务，要他用不幸一一加倍偿还。他原来一直以为上天赐给他的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人生，哪知中途剧情骤转，看来他的人生很可能变成一场彻底的悲剧。 “上天，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这个以“刚毅”闻名的皇帝终于绷不住劲了。被围在雁门的他，当看到幼子杨杲被城外飞来的箭头吓得发抖时，惭愧、悔恨、委屈一时袭来。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载，当着挤在临时朝堂里的大臣的面，他一把抱住小小的杨杲，号啕大哭，声达户外，哭得“目尽肿”。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是头一次看到了杨广的眼泪。他是哭自己保护不了孩子，还是哭自己这几年的不顺利？ 就在皇帝号啕大哭的那一刻，他的大臣已经看清了这个号称天纵圣明的政治家，骨子里毕竟还是生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的贵公子。他虽然聪明无比，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磨炼，缺乏承担大业梦想的坚忍顽强。包括李渊在内的诸多贵族已经摸透了杨广的底细——起兵的时候已经到了，看来皇帝又可以轮流做了。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第一个出头的椽子必然烂掉。但是，如果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可就不一样了。 二十八 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杨广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暴露得越来越多。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大隋朝堂上已经见不到一个外国使臣了。这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诸国使臣云集洛阳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各地的官员来得都很少，原因是各地农民起义阻隔，许多大臣没法赶到首都。这是杨广过得最冷冷清清的一个年。 眼看着自己竭尽全力辛苦建立起的雄伟大业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下，杨广的心气也随之散了。 事实上，虽然东征高丽失败，但是杨广的命运还远远没有到灭国的边缘。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当有限。虽然号称四十八家之多，但他们一直没能联合起来，甚至都没有能力出省作战。如果杨广潜下心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力挽狂澜，他还是有能力在政治高层闪展腾挪的。只要能防止贵族纷纷起兵，维持住帝国政治的平衡，隋军还是有能力消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烈火的。这样，虽然大业已去，但是他毕竟还能安享富贵尊荣，在历史上以平庸之主收局。然而他没心思去做这些了。 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心高气傲的人。他的自我期待是一个将要绘出世界上最完美图画的绝世艺术家。因此，当这幅图画失败了，他怎么还有兴趣在它上面修修补补，把老鹰改画成一只乌鸦，以求卖几个钱花花，度此一生？ 艺术家的性格决定了他将走极端路线。不做最好，就做最坏，他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平庸。他，一个原本打造传世金碗的大匠，此时不屑于去做为糊口奔忙的锔碗工。做不了千古一帝，他也没有心情去做一个辛苦维持的平庸帝王。 因此，在眼看天下分裂，自己在皇帝排行榜上不可能有名次之后，杨广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命运已经不是原先许诺给他的命运，前途也已经不再是预想的前途，他对上天从感激变成了抱怨，他像一个没有要到糖吃的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想起来。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雁门被围之后，我们看到他与以前判若两人，连续的打击使他那贵公子般娇嫩的神经受到了不可避免的伤害。《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载，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以后，杨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摇抚，乃得眠”。他对治国有点心不在焉。大业十一年前，他每天上朝，每日都在处理公务。大业十一年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虽然天下越来越乱，他自己也危在旦夕，他却鼓不起心气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他对政治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放任，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他也有点三心二意，不那么周密地去考虑。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原本不喜欢饮酒的皇帝领略了美酒的好处。他下诏命各地官员贡献本地名酒，自己一一品尝，定出高下。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在长乐宫独饮大醉后赋了一首五言诗，诗文今已失传，只《文献通考》卷三百九中记载了最后两句：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 杨广已经不再是那个双肩担起大业，只手擎起乾坤的杨广了。“气可鼓不可泄”，心气已消的他放弃了自我，投身到无边无际的放任自流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听任生理欲望控制自己、填充自己、遮蔽自己。既然命运是由上天控制，既然上天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那么一切由上天决定吧！他其实是在向上天撒娇。在冥冥中，他还期望上天那神秘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再光顾他，把他推出失意的泥淖。 眼看着皇帝越来越颓废，政治越来越混乱，昔日的贵族摩拳擦掌。从雁门之围后，北方草原上的马匹价格一路飙涨，以唐国公李渊为代表的各地贵族纷纷招兵买马。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们感觉时机已经成熟，隋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富豪刘武周、金城富豪校尉薜举、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萧梁子孙萧铣、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亦加入其中。 在闻听昔日贵族全部起来后，杨广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一直到死，杨广都认为他的真正敌人不是农民起义军。这些农民军不过是贵族政治游戏的前奏和引子，真正的政治军事方向，最终还是得由贵族来把握。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征在《隋书》中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隋末三支实力最雄的农民军都难以和这些贵族军阀相抗衡，一旦交锋，即土崩瓦解。瓦岗军失利于王世充，河北军被李世民一战而击溃，江淮军降于李渊，后虽又起兵，但旋即败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得到了传国宝鼎。 杨广深知大势已去，不过他还不想死。他决定南逃。毕竟他即位前曾经在江南经营了十年，别处烽火四起，这里还算安静。做不了千古一帝，那么就干脆在秀丽的江南风光中了此一生吧！据袁刚在《隋炀帝传》中的描述，正当国家一片混乱、岌岌可危之时，杨广却调集十郡数万兵力，在江苏常州一带为他建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虽然比洛阳宫苑规模要小，但“奇丽过之”。 到江南之后，杨广一头钻进离宫之内，万事不管，整天饮酒为乐。他把他过人的聪明用在发明各种新奇的玩法上，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玩法是广派宫人四处去抓萤火虫，得到数斛之多，装于布袋之中，夜里外出游玩时一齐放出，“光遍岩谷”，十分瑰丽。他命官员大量为他进奉民间美女，分为百房，每天由一房做主人，饮酒赋诗，以为笑乐。在天下水深火热之际，别人都是强颜欢笑，只有皇帝似乎真的乐在其中，诗酒会中，他作了数组颇为清新雅致的小词，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记载在《隋书·五行志》中：“求归去不得，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杨广，他的内心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残缺的、不完美的、与自己的期望已经大相径庭的生命让他不再珍视；另一方面，他体内的欲望却依然强盛，他的感觉依然敏锐，他对生活中每一点滴的甜美都依依不舍。那个励精图治者变成了及时享乐主义者，他把自己剩下的生命目标定位为体验快乐。《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载，他经常“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不饮酒时，他常穿起短衣短裤，策杖步游，遍历台馆，细斟细酌每一处景致，直到天尽黑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他知道，命运留给他体验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面在长安时就一直放在案头的名贵铜镜，他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起它。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这个人头发依然乌黑，眼睛仍然明亮，与众人相比，仍然是那么出众！很显然，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依然会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抵达终点。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好头颈，谁当斫之！” 二十九 虽然时刻准备着死，但说实话，当自己手下的卫兵闯进寝殿时，杨广还是感觉有点吃惊。 他的禁卫部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叛变。来到江南后，大臣屡次试图劝谏杨广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年那样励精图治。那样的话，他们还有可能重新控制住局势，大臣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可能重写。他们相信杨广有这个能力，也相信天下大势还有可为。 他们弄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颓唐。他们百般劝解，皇帝无动于衷，仍然沿着自己的方式，以加速度向灭亡滑落。皇帝对生命不感兴趣，他们可不想做殉葬品。在彻底灰心之后，他们终于痛下决心，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皇帝，自救图存。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载，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十四，全副武装的卫队闯进宫中，把杨广从床上拉起来。他们牵来一匹战马，令杨广骑上，把他押去朝堂。 睡眼惺忪的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显得紧张。他看着那匹战马，问道：“这是谁骑的马？马鞍子太破了，我怎能乘坐？给我换一副新的！” 昔日的侍卫给他找出了宫中最华丽的一副马鞍换上，他才上马。在朝堂之上，叛军召进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中的刀，杨广喝道：“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尚要大旱三年，斩天子之首，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昔日的部下乐于执行天子最后的命令，他们四处去寻找毒酒。但是不巧，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人们只好给了他一根白绫。 三十 杀掉了皇帝，人们这才发现，把他埋到哪里是个问题。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在继位不久即耗费巨资，给自己修筑巨大坚固的墓地。只有杨广，虽然耗尽举国之力修筑了各项流传千古的大工程，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修自己的墓地。在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大业”上了。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他“炀”字作为谥号。当初杨广送给陈叔宝这个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历史会出现这样幽默的巧合。不过李渊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杨广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 第九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从哪儿来的？”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子？”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朝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汉书·王莽传》记载，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姑姑王政君虽然已经被立为皇后，但因为不受宠，所以王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汉书·元后传》描写王氏一家的熏天气焰时说：“自此时起，朝廷要官都出自王家门下。王氏一族，穷奢极侈，各路官员贿送的奇珍异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兴土木，楼阁连属弥望，假山高台，凌驾于长安城除皇宫外所有建筑之上。” 这些雄伟的建筑中，却找不到王莽的家。由于父亲早死，王莽家并没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笔定期补助。姑姑和叔叔们忙于扶植私党，揽权纳贿，大兴土木，几乎把这对孤儿寡母给忘了。没有权力，自然就缺少收入来源，和叔叔们比起来，王莽母子的日子相当清苦。 贫困因为对比而放大，伤害因为敏感而更深。对早熟的王莽来说，由地位及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无疑是早年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为上学时乘不起车马，王莽要步行穿过长安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的眼神经常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郁。冬天的早晨，他经常能在街头看到冻饿而毙的尸体，达官贵人驱着高头大马从尸体边走过，不屑一顾，王莽却不能视而不见。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种各样的车队。这些车队通常会绵延半里地长，在长街上疾驰而过，半个城市如同地震般战抖。如果谁躲避不及，被车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霉。车马过去后，人们会纷纷掸着身上的尘土，对车队发出恶毒的咒骂。 王莽不会开口骂人，但他内心的反感肯定比别人更甚。因为车队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们。对于这些整天名车宝马招摇过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厌恶又鄙视。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是王莽与他们相隔这样遥远。华丽的外表掩藏不了他们内心的浅薄、愚蠢和无能，如果没有叔叔们的权势，他们不堪一击。 贫困和苦难会赋予人正义感的说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王莽终生厌恶铺张和招摇。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好强的寡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礼经》。像所有的寡妇一样，她在王莽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特别是当她的长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独子之后。虽然不太识字，但是她每天都要陪王莽温书到半夜。她剥夺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许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头地，光大家室，为她这个被人忽视的寡妇争取加倍的报偿。 孤儿往往天生严肃，眼神里有一丝忧郁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挫折。王莽学习非常刻苦。他深知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重要资本。与权力中心的遥远距离形成了其强大的张力，深刻的屈辱体验化作了向上攀登的不竭动力。地处孤寒、冷眼旁观使他观察到了社会的黑暗，圣贤的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赏信修睦，选贤与能”，这些话在他口中读出来异常地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将最终帮助自己走入权力中心，把这些寄生虫一样的表兄表弟踩在脚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终将留名千古，光耀万世。 三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得到了最丰厚的奖赏——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而《华阳国志》记载的一位东汉人赵宣，他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记载了同样是东汉人的许武，他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声名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机制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一个人往往行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 四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意识深处，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圣人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进“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力的考验，当成了“为贤做圣”路上必然的磨难。他认为这个人人放纵苟且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圣人之徒必须让社会适应自己，为此他就要带头克己复礼。被圣贤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弘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特立独行，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这些礼节只见于古书的记载，在上古是否实行无法考证，反正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早已失传了。所以当王莽毕恭毕敬地躬着身子躲在路边给人让路时，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然而王莽不以为意，经典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充满自信。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朝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五 虽然受到忽视，但是王莽毕竟是皇帝的至亲，这一社会关系使他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潜在优势，一旦机缘巧合，优势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现实利益。 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王凤所患大约是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床。《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而自己平日里提携备至的子侄，从小娇生惯养，谁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不要说收拾秽物，就是探望一次都是待不了一会儿就匆匆离去。相比之下，王凤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后，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欢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没想到这个几乎被自己遗忘的侄子居然拥有这样的影响力。老谋深算的她立刻看到了王莽的价值：他有助于挽回王氏家族不佳的名声。不久，又升王莽为射声校尉，使他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王莽一点儿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对王莽不遗余力的赞誉，实际上就是对其他权贵行为的批判。 这一年，王莽二十四岁，达到了心智完全成熟的成年。在他谦恭和气的外表下，隐藏着说出来会吓任何人一跳的雄心——他要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天下立万世太平之基，使自己跻身孔孟之列，被后世永远景仰。 这是一个真诚的、儒家式的雄心壮志。 要达到这个目标，他首先要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顶峰，成为王凤那样的人物。 从自己的晋升之路中，他已经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攀登过程中，他下意识地重复自己的成功经验，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行动也更加有力。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如下事迹： 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特别是自己以前的同学。 他倾其所有，把长兄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宴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王莽也这样好色？在众说纷纭之际，王莽对朋友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王莽的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所有乱世一样，西汉末年也是个道德沦丧的年代。越是在污浊的空气中，人们越渴望清新。 不知不觉，王莽入仕已经六年，可是由于洁身自好、不结交权贵、不请托送礼，官位升迁得很慢。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上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而他依然作风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对其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六 汉朝时候，“天人感应论”蔚为流行。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朝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大汉王朝的气数看起来也确实快要尽了。 西汉末期，贫富分化达到了社会不能承受的极点。贵族拥有土地动辄几十万亩，而常年有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上层社会风气奢侈，靡费巨大，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异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整个社会充斥着紧张不安的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 皇室也惶惶不安，汉成帝在诏书中也不得不痛心疾首：“灾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朱博传》） 皇帝一次又一次下罪己诏，到天坛去跪拜上天，承认错误，可是形势丝毫不能好转。 《汉书·眭弘传》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脚下突然降下一块巨石。一位儒生上书昭帝，说泰山乃神山，泰山坠石，预示将有匹夫而为天子。他劝皇帝顺天应人，择天下贤者，让出帝位。 理所当然，这位天真的儒生被砍了头。 可是，后继者居然络绎不绝。《汉书·盖宽饶传》载，宣帝之时，当时的一个小官盖宽饶又上书，建议皇帝传位于贤者。 这次皇帝没敢动手杀他，而是迫令他自杀了。 汉成帝时，一个叫甘忠可的普通儒生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宣称汉朝天命已终，应该重新受命，这样就能延续汉朝的命运。他还组织了许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自己的理论。甘忠可被关进了监狱，但他的弟子锲而不舍地继续宣传，到了汉哀帝时期，居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汉哀帝真的举行典礼，宣布重新“受天命”，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可是改号之后，天下甚至比以前更乱了。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有传言说，大祸将要降临，关东各地的人民“无故惊走”，数十万人手持麻秆在全国各地奔走祈祷，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天崩地裂的大祸。几万人聚集到长安城里，半夜三更祭祀“西王母”，点火游行，“击鼓号呼相惊恐”，弄得整个长安城彻夜无眠。 看来，文字游戏骗不了上天，上天改朝换代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七 登上了权力顶峰的王莽俯视天下，看到的是一片末世衰败的景象。 混乱他不怕，甚至希望再乱一些，那样，他的能力才会更好地体现。他要让奄奄一息的大汉王朝在他手里重新强壮起来，他要让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相信自己的雄才大略，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圣人之学，他以《周礼》和《论语》为指导，澄清天下，应该指日可待。 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计划。 《汉书·王莽传》记载，首先，他希望以自己为表率，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刹住浪费之风，自己上下班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简朴作风传遍长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 第二步，王莽通过艰苦的斗争，动员政府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 上任第二年，王莽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 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候终于就要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极权政治中，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脆弱的。汉成帝的死打乱了王莽的整个计划。 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莽上任不到六个月，汉成帝去世。由于成帝无子，召定陶恭王之子继承帝位，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大搞自己的裙带。他违背礼仪规定，擅自尊自己的祖母傅氏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并且在宴会的时候，把傅太后的座位与王太后平等安放。 这是完全不符合礼法的事情。傅太后的头衔本来已经可疑，即使真的做了太后，与王太后也有正庶之分，怎能并尊？王莽见此情形，严厉斥责太监：“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立刻命令把傅氏的座位搬到一边。 傅太后一怒之下，索性不出席宴会。就这样，王莽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新帝。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七月，王莽被免职，回到南阳封地闲居。 奋斗了几十年的成果就因为一次大义凛然而失去了。做模范有时必须付出代价。 这一年，王莽三十九岁。 八 这次挫折，对以政治为生命的王莽来说，无疑是严重的。但是，王莽有着钢铁般的性格，挫折于上升期的他，就像给好钢淬一次火，只会让他更加坚韧。 在血亲社会，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新帝登基，王氏的血统立刻贬值。王莽和王政君都是明智之人，他们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政治中心，过起了隐居生活。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就看上天是否能再次给他们机会了。 然而，王莽并没有真的闲下来。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单纯的儒生变成了政治动物。他已经深深领略了权力的滋味，这滋味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不能放弃。他渴望着再过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生活，渴望着再次见到人们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渴望再次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再次掌握权力，他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人们对道德楷模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把慷慨的赞美送给你的同时，要求你在道德枷锁下不能有一丝松懈。因此，他必须倾尽全力，战战兢兢，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为了这一点，他有时也不得不矫饰自己。道德于他，此时已由单纯的目的变成了手段。 他知道，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 在闲居的日子里，王莽做了这几件事情：一是倾心结交官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建设自己的人际资源网；二是密切关注朝廷政局变化，同时又绝口不谈政治，不惹是非；三是继续进行自己的形象建设，丰厚自己的人格资源。 真是天将亡汉，刚刚登上帝位的汉哀帝恰好是历代皇帝中最不争气的一个。《汉书·哀帝纪》记载，上任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外戚，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两家的亲戚一股脑儿拥进朝廷，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各路要津。这个时候，人们才又想起王氏外戚的好处，王家虽然骄奢，但毕竟大都是有能力的人，在他们的控制下，朝廷的运转基本正常。而傅、丁两家的人大都是草包，因为意外的机缘成了皇亲，便如同乡下人进城，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回家去，刚刚进入长安就忙着建宅第、买仆人、讲排场、比阔气，一上任便迫不及待地钩心斗角、卖官鬻爵、大开贪贿之门。一时间，整个朝廷上下鸡飞狗跳，乌烟瘴气，长安城的奢侈之风再次兴起。 汉哀帝做的第二件事是搞起了同性恋。他喜欢上了一个叫董贤的漂亮侍从，两人很快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汉哀帝停止了王莽的“限田令”，一次赏赐给董贤二十万亩土地，不久，又任命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汉哀帝甚至想把皇位让给董贤。 汉朝的衰败在汉哀帝手中达到了顶点，混乱的朝政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他使汉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人心，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汉哀帝如上文所述，搞了一次荒唐的“再受命”仪式。这个仪式反而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大汉王朝已经丧尽人心。 王莽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长安城内的一幕幕光怪陆离的闹剧，平平静静地读书养性。这时，他家里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事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一个奴役。 当时的豪贵之家，每家都有几百名奴役。奴役是可以像牛马那样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失手打死了，官府罚几个钱就了事了。 王莽却不这样看。“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奴隶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奴役也有自己的生命尊严，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 《汉书·王莽传》载，经过痛苦的权衡，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世界观的统一。而且，下意识中，王莽明白这样处理会带来巨大的轰动效应。 全家上下一下子乱了套，王莽的妻子急得要和王莽拼命，终日以泪洗面，儿子与女儿都在王莽面前连日长跪，为王获求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王莽的儿女之情是比较淡薄的，但并不是没有感情。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也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那毕竟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亲生骨肉。更何况，这次所有的亲人都站到了对立的一边。 然而，王莽已经习惯于在情感和礼法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倒向礼法。四十年来的修身磨炼似乎就是为了面对今天的考验。要做改天换地的圣人，要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他就不能按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得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超人，变成超越世俗情感的神，这样才能承担起挽救天下的重任。天理和人欲的交战中，后退一步，就会前功尽弃。 上天也许是用这件事来考验王莽能否承担大事，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关节都要碎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练就了铁石心肠，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心还保持着几分弹性。每一个夜晚，他都几乎要向感情投降，然而随着天明的到来，理智又一次占了上风。 王莽的意志最终不可违背，经过几天的争执，王获终于自杀。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没法不震动，人们没法不感动，人们没法不敬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确实已经接近了圣人的高度，让人只能仰视，心怀惭愧。在这个裙带成风的黑暗时代，王莽的行为像一盏明灯，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希望。 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了他的俘虏。 《汉书·哀帝纪》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在汉朝人看来，这是上天明确无误的警告。汉哀帝惊恐不已，下诏让大臣献策。郁郁已久的大臣纷纷上书说，这是上天对王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应。鉴于舆论的压力，汉哀帝只好以侍候王政君的名义让王莽重返京师。 九 还没等王莽为重新获得权力进行更多的努力，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突然去世。而在此之前，他的祖母与母亲傅、丁两后都已去世。上天又一次向王莽露出笑脸。 在汉哀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王政君默默地独居深宫，不动声色。而现在，这个资深女政治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了行动。《资治通鉴·哀帝元寿二年》记载，在汉哀帝去世的当天，她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皇帝的玺绶；接着召见大司马，即皇帝的情人董贤，问他打算怎么处理皇帝的丧事。乳臭未干的董贤在王政君面前居然吓得连句完整话都说不来了。王政君马上掂出了这个人的轻重，命使者火速召王莽进宫。 王莽又成了大司马。 王莽做的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此人早已成为汉哀帝的替罪羊，成为人人痛恨的目标。《汉书·董贤传》载，董贤畏罪自杀后，其财产四十三亿钱被没收，充实国库。 王莽做的第二件事是选立中山孝王之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此人与无子的汉哀帝血缘最近，立他为帝顺理成章。同时，王莽命令，汉平帝的亲属不得进京，以绝外戚之患。 接着，他把傅、丁两家的外戚全部赶出长安，让自己那些声名良好的朋友亲信占据要津。《汉书·外戚·孝哀傅皇后传》载，他还下令挖傅、丁两后的坟墓，以平民愤。三件拨乱反正的大事做罢，整个大汉天下欢声雷动。久久压抑的人心得到了充分舒展，人人都以为，灾难终于过去，光明就要来临。王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大汉王朝在王莽的领导下，眼看就要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 有人说王莽处心积虑地篡位，而实际上，他更像是被民众一步步推到皇帝的宝座上去的。 汉朝时的上天和民心看来是心有灵犀，高度默契。王莽执政前的百十年间，灾异屡见，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涌、地震陨石、日食月食、星辰逆行，老天爷装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品种在西汉末年几乎都全了。一旦有了一点儿什么事，老百姓就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三人成虎、口耳相传，闹得天下人心惶惶。 可是，王莽上台后，这类灾异渐渐消失了。相反，“祥瑞”却渐渐出现了。 祥瑞这个东西，是上天心情愉快的表现。如果天下大治，人心舒畅，上天就会降下些稀奇好玩的东西，以资精神鼓励。《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打猎的时候，就捕获了一头独角怪兽，被认为是白麟，一种传说中的瑞兽，于是举国同庆。《汉书·宣帝纪》载，汉宣帝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五色鸟飞到长安附近的宫苑，许多人都一口咬定是亲眼所见。于是皇帝上尊号，百官加官晋爵，大家急忙进行自我奖励。 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王莽就任六个月之后，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一查古书，《尚书》记载周朝之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在此时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两万八千户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纷纷响应。 王莽再三辞让，最后接受了这一称号，但拒绝接受封户。 《汉书·王莽传》说，此事是王莽暗示地方官搞的阴谋，这一说法像诸多其他不利于王莽的记载一样，是缺乏根据的臆测。更大的可能是，西南地区的地方官主动策划了此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莽执政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拥护。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了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依《周礼》的精神，封宣帝子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在他的带领下，共有两百三十名贵族捐献田地，分给贫民。 王莽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作为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 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宽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大汉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是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由于王莽不遗余力地大抓意识形态建设，纪纲恢复，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所以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是他们利益最好的代言人，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领袖。 一个隐秘的想法在全国人民心中蠢蠢欲动：为什么不让王莽做皇帝呢？ 人们对刘姓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汉平帝长大了，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汉朝老百姓人人都知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莽符合皇帝的条件。让王莽做皇帝，天下人的利益就有了永远的依靠，就可以避免平帝亲政后受二茬苦、遭二茬罪。 不过，这个想法想想可以，说出来的风险太大了。恶莫大于叛逆。所以，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表达对王莽的支持，呼吁提高王莽的地位，至于最后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尽量不去想，以免受到心中罪恶感的压迫。 千万人的想法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形然而能量巨大的洪流，并且像滚雪球那样，势力越来越大，终于，把全国人民都裹挟进去，形成了天崩地裂的巨大势能。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汉平帝十二岁，按《周礼》到了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诏书，在天下博采名门之后，选拔皇后。为了避嫌，他特意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与竞争。王政君同意了这个提议。 消息传出，社会上反应强烈。大家都觉得这样对王莽不公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朝廷，和朝廷论理。这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和学生。上书的人挤得政府门前水泄不通，几乎形成骚乱。王莽还特意派遣长史到各处去做工作，劝阻人们。结果上书的人更多了，一天数千起，人们纷纷呼吁：“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形势迫人，王政君只好收回成命，把王莽的女儿列为候选对象。结果不言而喻，王莽之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顺利地成为大汉皇后。 朝臣查阅古书，上古的天子封后父的土地多达百里，所以加封王莽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反复力争，终于退回了土地。按过去的先例，聘皇后的礼金达数万万钱，王莽只接受四千万，还把其中三千三百万用来周济别人。 第二年，汉成帝成婚，有大臣提议应该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几天之内，就有八千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宰衡一职，是把上古伊尹和周公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起的新名，古所未有。王莽求见王政君，痛哭流涕地拒绝这一封号，并且以称病辞职为要挟。但是朝廷坚决不许，王莽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一封号，同时，从封赏中拿出千万，交给侍候王政君起居的官员，表示其孝敬之心。 大汉在王莽的领导下继续欣欣向荣。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主持重定了“车服”制度，全国人民的着装、住房、器用按等级得到了整齐划一的规范。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根据德政精神，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并且按《礼记》的记载，修建据说上古时曾有过的明堂。一时之间，文治达到极盛。大学者扬雄也被王莽的皇皇治绩所倾倒，孤傲的他满怀热情地作了《剧秦美新》一文，赞颂王莽的伟大。他说，王莽的治理完全符合先圣精神，在他的领导下，大汉王朝“帝典缺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他激动地赞美王莽之治“郁郁乎焕哉”！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当政五年之后，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说他的德行，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 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487，572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数字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核对了当时的政府档案。 48万多件上书在汉朝意味着什么呢？西汉末年，全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盲，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比48万多多少。这就是说，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普通百姓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如果在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肯定达95%以上。 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达902人，几乎占了全部。 几乎所有的手都想把王莽推向“至尊”的宝座。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汉王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册文说：“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 这道众臣精心撰写的册文，把王莽神化到了半人半神的地步。而九锡之制从形制上更是把王莽从众人中分别出来，专门为王莽设了宗官、卜官、史官、祝官。王莽出行，坐特殊形制的车，竖九绦龙旗，执金斧玉勺。这种充满神秘气息的仪式，无疑使王莽的形象大为神化。 终于，在王莽加九锡之后七个月，长安附近有人在挖井时挖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上面赫然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这出历史大戏，马上就要接近高潮。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整个剧场暂时出现了可怕的寂静。 十一 刚刚上台的时候，王莽绝没有想到做皇帝。他确实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杆。周公之伟大，正在于他可做天子而没有做。 “篡逆”是整个汉语系统里最丑恶的一个词，王莽怎么会让这个词做自己名字的定语呢？ 在汉语里，克己，就意味着伟大。 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心就是天心，难道上天真的要自己做皇帝吗？一想到这里，他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迅速游走，开创新王朝、九五至尊、万岁、万世、龙、明黄色、朕……这些辉煌崇高的字眼在眼前不连贯地跳动起伏；群臣在自己脚下匍匐，亿万人山呼万岁，自己站在人世最高点，与天相通……这些情景让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激情在心底抑制不住地汹涌，稍不努力，就要泛滥出来……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内心对皇位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如果上天真的属意于我，又有什么不对呢？周公不能做皇帝，是因为他辅佐的周成王乃是自己的亲侄子，天命在周，没有必要取代同姓。而现在，刘姓似乎真的失去了天心，上天似乎真的在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如果上天真要改朝换代，谁会比我更适合呢？只有获得皇位，才能使自己的事业获得永久的保障。 王莽毕竟是凡人，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民意渐渐把他拍晕了，特别是在加九锡之时，那四十八万多件上书，件件情真意切，字字出于百姓内心啊！这样感人的事情，前无古人，想必也后无来者。读着一封封称颂自己的奏折，听着那一句句悦耳动听的词句，王莽也不得不觉得自己真的是伟大、正确，真的是经天纬地之才。 听听他们都说了自己什么吧： 普天之下，惟公是赖…… 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 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 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 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 其实，在执政不久，王莽就敏锐地嗅到了百官颂词中的特殊味道，在民众的一次次推戴中，他心领神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导演。他越谦虚，百姓就越急迫；他越无私，百姓就越狂热。他就在这汹涌的大潮中，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向前走着，终于，“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出现了。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政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的目的是想颠覆大汉江山！老太太勃然大怒，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王莽却认为这一符命是真的。本来，符命这种东西，并非不能伪造，但他不愿往那方面想。在下意识里，王莽其实是在盼望着这道符命的出现，也相信这道符命必然会出现。 但，他不能即皇帝位。因为在坚硬真实的伦理道德面前，虚幻的天意毕竟有些虚弱。退一步讲，即使天意昭昭，他也不能立刻接受。因为按礼的精神，遇到这种事必须极力推辞。 大臣们却迫不及待，他们再三譬喻，做通了太后的工作。王政君发过火之后，明白大势已去，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然后，大臣们又来做王莽的工作。 王莽的工作就不那么好做了，不论人们如何劝解，他就是不肯迈过这最后一道坎。当然，王莽也绝不否认符命的真实。经过反复争取，达成妥协：王莽不做皇帝，但又不能违背上天旨意，因此，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将来皇子长大仍要还政。 王莽的举动堵住了所有准备指责他篡逆的嘴。 十二 上天好像不满意王莽的谦虚，催促他即位的符命一道又一道。 《汉书·王莽传》记载，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梦见天公派人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并且说，为了表示神异，亭中当有新井。辛当早上起来跑进亭中一看，亭中果然出现了一口很深的新井。 全国各地都送来带有天命信息的奇石。王莽去未央宫前观看这些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尘土迷漫，风过之后，奇石前出现了铜符帛图，上面写道：“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面对上天的催促，王莽说：“臣莽敢不承用！”但是还是不即位，只是让大臣们上书时不称“摄皇帝”，而直称“皇帝”，但摄政性质不变。 王莽就这样，走一步，停一停，逐步消解掉可能出现的不满因素，让天下慢慢适应改朝换代的现实。应该说，他做得相当高明。 十三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到刘邦庙门前，求见守庙官员，说有要事相告。 这个学生一脸神神秘秘，从怀里掏出两个铜盒，交到守庙官手里，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就看见身边有了这两个盒子。守庙官打开一看，一个盒子里装着一幅图，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盒子里是一封信，“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原来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给王莽的信，说他是真命天子，要他即位，改朝换代，新朝的名字就叫作“新”。 刘邦还特意在信上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些人是新朝的辅佐大臣，要王莽重用他们。 符命被火速送入宫中。 王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打乱了阵脚。他没有理由置这道符命于不顾，因为这道符命以不容分说的口气，规定了他即位的时间，甚至规定了新王朝的称号。这就迫使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或是宣布此符命为假造，逮捕献符人；或是接受符命，打乱自己的计划，提前即位。 这道符命还真值得怀疑，最可疑的一点，是“刘邦推荐”的十一人名单。这十一个人，有八位是他的亲信，而另外三位中，两个分别叫王兴、王盛，不知是何许人也，最后一个，居然就是献符人哀章！这太让人引起种种联想了。 然而，静下心来一想，王莽却发现他居然不能怀疑，只能接受。第一，他真诚地信奉古书经典，相信符命的存在，虽然符命中有可能存在假托，但那是个别现象。第二，这道符命如果被宣布为假，那么以往的种种祥瑞符命也都值得怀疑，天命在他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已经有人在对符命窃窃私语了，在目前形势下，任何符命他都不能怀疑，即使错了，也只能错到底，否则就是给人口实，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威信一落千丈。第三，这道符命制作精美，格式完全符合礼仪，不像以往有的符命语焉不详，粗俗鄙俚，不能登大雅之堂。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符命明确规定了即位时间，使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让拒绝，也就意味着为他解决了最大的礼仪上的难题。因此，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王莽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一趟趟来回走着，不时拿起这道符命，端详一下。已经过了子夜时分，他下令，立刻召亲信大臣入宫！ 大臣们看过符命，立刻向他叩首祝贺，一致认为应该顺天应命，立刻即位。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天已经快亮了，他们火速起草了一道诏书：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十四 话说长安东城仁义巷有个卖烧饼的汉子，为人老实懦弱，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烤上百来个烧饼，沿街叫卖，赚几个小钱，养家糊口。这一天早上，也是运气不好，他好好地走在路上，突然被石头绊了一跤，提篮里的烧饼撒得满街都是，待拾起来时，已被无赖小儿抢去好几个，因此闷闷不乐，叫卖也无精打采。正在这时，突然身后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王盛！王盛！快点回家，有一群官人在那儿等你呢！” 王盛回头一看，是自己的邻居钱大麻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盛糊里糊涂地跟着他回到家里，只见自己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还有不少当官的，见了他，人们便喊起来：“来了！来了！” 王盛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他两腿发软，上前就要给当官的叩头，不想那当官的倒纷纷跪倒在他的面前，王盛吓得手一抖，半篮烧饼又打翻在地。当官的说什么，他全没听清，糊里糊涂地被推上一辆马车，往皇宫驶去。 过了好半天，在人家再三解释下，他才知道，上天把他的名字写进符命里，让他辅佐新皇帝王莽，他现在已经是“崇新公”了。 转眼到了皇宫，洗澡更衣，修胡子，梳头发，打扮停当，立刻把他送到未央宫前，参加新帝登基典礼。 巍峨的未央宫装饰一新，在朝阳下金碧辉煌，殿前广场上旗帜在微风中猎猎飞扬，昂首而立的一列列武士手持长枪，挺胸收腹，默默对视，数千名文武官员穿着最盛大的礼服，排列整齐，神情庄严，垂手肃立。随着司礼官的一声长叫，悦耳的鼓乐立刻响彻云霄。 一个头戴纯金平天冠，身穿明黄色龙袍，脚蹬厚底皮靴的个头稍矮的中年人在宦官的引导下缓步走向宝座。王盛注意到，这个人的靴子底有三寸厚，他长方脸，眉宇间满是庄严，方方的下巴显示着异乎寻常的坚定。 王莽转过身，默默地注视着脚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他才从宦官手中拿过诏书，声音洪亮地读了起来。 读诏毕，王莽停了一下，又高声对群臣说：“昔周公代成王摄政，最终使成王归位。如今我为天命所迫，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此时心中的滋味，一言难尽！”说着，王莽语调已转悲凉，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悲情难抑，热泪突然夺眶而出。 群臣立刻匍匐在地，“万岁”的呼声如山呼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皇宫，又弥漫到整个京城。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大事庆祝。他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诞生了。 十五 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那就是回到上古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天特别蓝，水特别清，人民在尧、舜等人的领导下，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黑暗，没有不公，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天下为公，实行井田制，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人人遵守秩序，“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人人都拾金不昧，而且男人和女人走路都不走同一条路，专门有“男路”和“女路”。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使这个混乱的世界恢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是过去每一位政治家的最高梦想，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梦想。 十六 王莽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拼命奋斗，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做人的快乐，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改变万恶的现状，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王莽没有必要去考虑古代经典的正确性。这就像日月之明，是不需要证明的先天真理。因此，他也没有一秒钟怀疑自己彻底按古代经典去用人行政，会不会取得成功。 皇帝和“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滋味。现在，他分明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天地之间，身上充满了神性，肩上沉甸甸地承担了上天亲手压上的担子。这担子，点燃了他体内的巨大能量。俯视天下，他心中涌起一股慈爱。他要对得起这些赤子一般可爱的子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个原来的工作狂现在变成了工作机器，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激情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王莽。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日夜探讨上古的制度，他们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地跋涉。 再难，他们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天下人福祉的关键所在。 经过周密的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第一项，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 上古时代，之所以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都要立刻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王莽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百分之十，这样就杜绝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第四项，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 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用全额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挨饿。 王莽厉行惩贪。他下诏清查所有官吏的家产，发现贪污者，没收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补充国家财政经费。他建立举报制度，举报查实，立予重奖。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王莽在长安城中心建了一个王路门，在门下坐了四个人，叫谏大夫，面向四个方向，听取四方百姓对政府的意见。这是按照《周礼》而设的。 蛮夷之国，名字也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王莽兴致勃勃地和儒士们讨论着官员、地名和人名，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种讨论，使他的思绪回到了学生时代，给他带来了纯粹的快乐，他就像一个儿童，兴致勃勃地建着沙上之塔。 十七 然而，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和改个名字、建座宫殿有着太大的不同。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用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向他看齐，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 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王莽虽然是大家推举的，推举上去后，就成了大家的上帝，性命掌握在他的手里。王莽可能缺乏其他品质，可是从不缺乏决心。他认准的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挥起鞭子，谁不执行，就把谁抓起来，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名公巨卿。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涕泣于市道。坐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吏民抵罪者浸众。”罪不至于死者被罚为官奴，不长时间内，二十多万人从上层社会成员沦为官府奴隶。全国各条道路上，都络绎不绝地走着一队队的罪犯，监狱几乎满员。其情形，竟和秦朝末年有些相似了。 可是剩下的人，还是拒绝交出土地，奴隶买卖，还是屡禁不绝。 十八 王莽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了。他从形式主义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他用名称和制度建设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宇宙。他体验着创世的光荣。 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王莽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来试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 他认为自己是天才的经济学家，他设计了一套币制改革方案。 葛承雍在《王莽新传》描述，在王莽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如果去请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让他算算一个货泉值多少幼布，保管他算上一个上午也算不出来。 老百姓没有上古时那么聪明，自然更是算不出来，私下里还是用汉朝的五铢钱交易，被抓住了，就要被流放，罪名是“扰乱币值罪”。 十九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儿推选上去的吗？ 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山东吕母起义，很快发展成为数万人。 同年，河南南阳王匡、王凤发动绿林军起义。王莽数次派兵围剿，效果不大。 汉宗室贵族刘玄、刘演、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 天凤五年（公元18年），山东人樊崇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从汉初到王莽时代，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新汉之争，主要是社会上层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内部斗争。 王莽并不在意。他顺利即位，充分说明了上天对他的信任。上天既然选择了他，他又这样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上天没有理由对他不满。不过，各地的起义军毕竟干扰了他的思路，让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付一下。 王莽自有王莽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各地的“奇人异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热衷于和他们探讨上天的心思。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被他请来，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住反叛势力。 王莽命人以五色药石与铜合金，铸造了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威斗，从此，这个威斗与王莽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在宫中，也必须时刻有一个司命秉威斗站立在他的身边。这个威斗的把随着时辰变化不断旋转方向，王莽的座位也就时时随着转动。 很显然，过度的脑力劳动，过分的自我克制，毫无限制的权力，以及老年人格改变，让王莽的大脑有点不清醒了。威斗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经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颁布新历法。王莽命令太史令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决定每六年改元一次，据说这样就可以使“群盗消解”。 二十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熟读兵书战策、据说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到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已落入叛军手中。这个时候，王莽才真正着急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地看各地报上来的军报。 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兵，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像蛇一样悄悄地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王莽感到非常委屈。八月二十，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汉书·王莽传》记载，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六十八岁的老翁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那样高远宁静，一丝丝微风不断地从祭坛上掠过。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被天意弄得摸不着头脑的王莽终于开始向现实妥协。他匆匆下令，暂缓均分土地，开禁奴隶买卖。对于私铸钱币和“扰乱币值”的，也不再处死流放，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和罚做苦工一年。 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初一，起义军进城。十月初二，攻陷长安。十月初三早晨，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王莽戴上了纯金的平天冠，穿上了即位时那件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脚上的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司命手捧威斗，不断地报着时刻，王莽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改变自己站立的方向。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离他最近的，是前卖饼汉子，现崇新公王盛。这些年来，王盛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胖了、白了，一举一动，有了贵族气派。只是，此时此刻，面对噼啪作响的火蛇，他的眼里又流露出那天早上在自己家门口遇见官员时的惶恐。在烈焰和喊杀声中，群臣劝王莽立刻离开这里，王莽目光迷离，厌恶地望着这些慌乱的大臣，歇斯底里地大喊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喊声刚落，未央宫院门轰然崩塌，烟尘四起，起义军如潮水一拥而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军官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这时，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扑到王莽身上。 王盛的一扑使王莽的生命延长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王莽的头被切了下来，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二十一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后记 我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几乎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非专业历史写作者”序列中，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一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影视剧中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了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大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反思”。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之道”，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范围更广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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