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4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国珍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患者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　　患者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会诊。专家组的成员有：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通通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儿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的，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岁，娘四十二岁，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时，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儿了。　　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尽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儿，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1]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儿，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幸好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们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们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他们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我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儿。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那些大户，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爹求他让我们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将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人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他们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2]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们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们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　　　　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儿，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窜出个野兽把皇帝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N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到这些，他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初一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是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照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出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抽出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他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1491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也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珠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由衷地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并且，经过一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就要承担皇帝这项工作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岔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的大新闻，也就是说他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儿，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一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1514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的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皇帝又闹了这场私自出京的特大新闻，震惊全国。　　继位十二年来，这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坐不了金銮殿、住不惯紫禁城，似乎皇宫大内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这十二年间，他一次次往外跑，而且越跑圈越大。这个最初被臣民寄予厚望的新君，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个皇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放着人间最辉煌壮丽的宫殿不住，非得搬到海子边上一个局促小院不可？为什么放着万乘之尊不享，非要一个人单骑独马、独来独往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帝一顿饭九十九道大菜不吃，非要跑到街上吃大排档里的鸡毛小菜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家乐队的丝竹之声不听，非要听戏园子里的低俗小戏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家园林的清幽景色不游，非要到长城以外的荒凉大漠去顶风冒雪不可？莫非他撞了魔？　　三　　离北京越近，皇帝的心绪就越低落。他像一个逃学归来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回到课桌和书本旁边。他强忍着不耐烦，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出城迎接圣驾的大臣一拨拨行礼。“人臣不可一日无君”，见到皇帝平安归来，这些大臣如同孩子见到父母（成年孩子找到了走丢了的父母），女子找回情郎（一个过于花心的情郎），一个个满脸欣喜、如释重负。如果依着他，直接从德胜门进神武门，只需片刻工夫他就可以回到公廨。可是这些满怀欢喜迎接圣上归来的大臣已经按礼制把卤簿大驾准备好了。没办法，他只好下了马，登上御辇，在四百一十七人组成的庞大仪卫队伍的护送下，绕道正阳门，进入大明门。午门、太和门、中右门、后右门、乾清门……一重重大屋顶迢递而来，一层层，沉甸甸地经过他的头。皇帝露出惯常的忍耐表情，如同泥塑木雕一般，任由他们抬着游街似的游完了规定的路程，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豹房公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狂想。如果你问皇帝的梦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当皇帝！　　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这是天下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如果反过来说，也许离事实更近一些。十二年来，他一直忍受着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太和殿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副特殊的刑具。　　我们想象中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然而，与此想象截然不同的是，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只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正月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在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在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中，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了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皇帝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皇帝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由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顺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道：“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资聪颖，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了他“多血质”的人格特征——他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的人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两个沉重的部分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明史·志第三十一》记载，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上午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地在座位上枯坐半个小时。　　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完全不解其意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课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与书本的七年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都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就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仅仅是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　　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循规蹈矩。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横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上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上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成员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儿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到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如此说：“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副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据《明武宗实录》记载，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做活儿，有失身份；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四是经常外出行猎；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干活儿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而已，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　　几位大臣详细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鸡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继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儿，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地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地上了几天朝。　　可是他的耐性实在是有限。不过半个月之后，他又故态复萌了。而且这次，他变本加厉，开始“逃席”。皇帝的早朝次数逐渐稀少。有许多次，文武百官集合在宫门之外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却等来了司礼监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难听声音：“圣上身体不豫，早朝免！”可是不久之后，后宫就会传出鼓乐和喊杀之声。人们知道，皇帝又开始玩那些骑射作战的游戏了。　　七　　顾命大臣决定动真格的了。他们认为，皇帝如此荒嬉，主要是由于身边太监的引诱和纵容。这些太监为了讨皇帝欢心，日夜不断地给皇帝出歪主意，千方百计地为皇帝发明嬉戏的花样，其中最有名的是八个人，号称“八虎”。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八月，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上了一道严厉的奏折：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　　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号为‘八虎’，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乃至引万乘之尊与宫外人交往，不顾礼体，日游不足，继之以夜。遂使天道失序，地气不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恐非吉兆……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葆灵长之祚。　　读罢这份奏折，朱厚照的心沉了下去，脸上的稚气被愁云驱走。这是他登基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他知道事态的严重：这封奏折是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所上，代表了全体朝臣的意志，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是与全体朝臣为敌。可是，杀掉八个最亲近的太监，于情于理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八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在朱厚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儿子。按照明代贵族传统，皇后对他的“抚养”不过是偶尔来看视一下，每天赐他几样食物。真正和太子朝夕相伴、耳鬓厮磨的是太监。伺候太子的太监是百里挑一的。他们的机灵乖巧超出一般人，有眼色，会来事。他们对太子忠心耿耿，一往情深，事事从太子角度考虑，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太子不高兴，他们比谁都着急；太子开心，他们比太子还开心。能分到太子身边，是他们三世修来的运气，和太子爷建立起亲密的感情是他们切身利益之所在。　　日久天长，他们和太子建立了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无间。朱厚照有什么心里话，不和自己的父母说，却会对身边的太监说。太监也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他们和太子在一起，经常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他们不懂游戏会破坏“圣德”，影响“圣学”，危及“天理人心”，甚至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他们的任务是让太子活得舒服，玩得开心。“八虎”个个是哄孩子的好手，他们可以弄来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玩具，可以发明种种新的游戏，他们有的是骑马射猎的好手，有的是蹴球下棋的行家，有的人擅讲评书，有的人会唱鼓词。他们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的目的只是赢得太子的好感，博得太子一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让他杀掉“八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太监的偏见不以为然。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太监没好人，似乎人一阉割，立刻就从正常人变成了恶魔。但在朱厚照的生命经验里，太监也是人，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忠诚和热情不比寻常人多，也不比寻常人少。在历史故事中，太监从来都是负面角色，似乎太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地要祸国殃民。朱厚照却绝不这样看。他认为，绝大多数太监对皇室成员是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就如同听话的狗。如果说出现什么错误，那也是主人的错误指令导致的，与狗何干？《明史·刘健传》记载，每听到大臣们进言太监祸国，他都要反驳：“天下事难道都是叫太监坏的？那文官里我看十个也有四五个是坏事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讲理讲不过这些文官。一个是他的知识没有他们渊博，表达能力不如他们；再一个，他深知这些人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认死理，有理也跟他们讲不清。　　这道奏折在宫中留了好几天。据明朝稗史记载，朱厚照在这几天时间里茶饭不思，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向大臣们让步。大臣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他孤身一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全体朝臣的对立面。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政治这架复杂的机器还是一头雾水，国家大政的运转全靠这些文臣。同时，他也知道社会舆论站在文臣一边，确实自己这一阵玩得太疯了。如果他拒不改正，就会把自己置于“昏君”的位置，受到天下人的一致指责。痛定思痛，为了大局，他咬着牙，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他人屈服。他基本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只不过把对这些太监的处分由杀掉改为发往南京宫中闲住。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让他杀掉这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决心从此以后煞煞自己的性子，好好上班，多看看折子，省得他们成天在耳边啰唣。　　然而，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他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项事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身心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却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都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　　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但是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便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但是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显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骑，跑在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据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迎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十六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防卫，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达到了朱厚照预期的目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1518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能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饰”。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为麒麟，五、六、七品为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檐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毕恭毕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声名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意。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征战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儿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朝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甚至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有“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有“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人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　　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上书谏阻，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七》记载，他们说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继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所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傍晚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的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弃自己专用的卤簿，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致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后来，这些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他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的那一刻清醒。在这个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已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　　　　第六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　　末代帝王的悲惨命运　　一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朱钟镒并非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二　　人口如此急剧地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权。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权贵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1526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五　　虽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瓖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总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　　山西一省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朝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监，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运曲线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乱重重，不断有诸侯被灭国，但是胜利者对亡国之君一般都是以礼相待的。就拿著名的吴越恩仇来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并没有想杀掉夫差。他的计划是迁夫差于越国东部边陲，封他一百户以养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之所以如此优待，是贵族政治的风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贵族社会，“礼”是政治的最高原则。对贵族来说，胜利是重要的，风度更为重要。考察世界历史，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拉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　　虽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杀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国之君的政治传统又一度恢复。比如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下场就比较有面子。曹丕称帝之时，识时务的刘协亲自“劝进”，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谓“禅让”仪式，让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恶名，顺利当了皇帝。过后，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甚至行汉正朔。刘协太太平平地当了十四年山阳公后，得以善终，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他不但被谥“孝献皇帝”，还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他身后，他的儿孙刘康等人相继继位，山阳国存在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间被少数民族所灭。对一位亡国之君来说，刘协可谓功德圆满，幸运得空前绝后。蜀国末主刘禅和吴国末代君主孙皓的命运也与此大致相类。　　曹丕导演“禅让”大戏之时，肯定不会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权臣司马炎以几乎同样的手段，从他侄孙曹奂手中夺取了皇冠。曹丕代汉的成功演出，为后世树立了范本。在这之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芦画瓢，将“禅让”剧本搬演了十次。　　开始几次，大家都是搬演旧本，规规矩矩，亡国之君都得到了善终。对亡国之君首开杀戒的是南朝宋主刘裕，本来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识相地在禅位诏书上签字，又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刘裕也按历代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然而，中国历史的内核在此时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皇位的争夺者由平民阶层转向了流氓。刘裕是市井无赖出身，根基太浅，士族并不真心拥戴。何况称帝之时，刘裕已经年近七十，司马德文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司马德文的存在，让刘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将司马德文杀死。接着，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几乎夷杀了司马全族，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从那之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模式发生变化：新皇帝逼旧王朝末帝禅让后，先封前末帝为王，然后再找机会暗杀并灭族。南朝的齐王萧道成逼刘裕重孙子刘凖逊位，萧道成的后代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的后代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都是这个做法，一丝不差。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陈霸先派亲信前去诛杀萧方智。十六岁的萧方智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不可，现在又要杀我！”士兵追了好几圈，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这种先封后杀的把戏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时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过神来。五代时期的末代皇帝中有两位是自杀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李友贞是国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国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较明智的。　　不过，被直接杀死，还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惨的，最惨的是像北宋徽、钦二帝那样在无比屈辱的流放中受尽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后，赵氏父子倒是“经得住打击”，选择了顽强地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风沙尘中吃着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忆往事过活。徽宗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了重病，双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虏生涯后凄惨去世。而赵桓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绝望中死去。　　长平公主的最后结局　　“汝何故生我家！”这句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名言，是崇祯皇帝说给长平公主的。　　1644年，本来应该是长平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公主十五岁，正值豆蔻华年。史载她“喜诗文，善针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皇帝已经为她选定了翩翩佳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可惜天翻地覆的局势让婚礼一推再推。　　农民军攻占北京城的速度远超出崇祯皇帝的预料，更让深宫中整理嫁妆的公主毫无思想准备。《明史》载：“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当时，崇祯命周皇后自缢，长平公主闻讯前来，看到皇后的尸体，痛哭失声，跪在地上，爬上前想抱住崇祯皇帝的膝。崇祯一脚把公主踢翻，说道：“汝何故生我家？”举起剑来，劈头砍下。公主下意识地抬起左臂一搪，剑锋从左颊扫过，左小臂从肘部下面被齐齐斩断。公主哼了一声，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步，想砍下公主的头，手却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什么也握不住剑，“手栗而止”，转身出了寿宁宫。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幕。而在这之后的史实，则大都被史书所省略了。　　断臂之后，不光崇祯，连所有的宫女从人都以为公主必因流血过多而死。尚衣监何新和宫女费氏怕公主尸体受辱，将昏迷中的长平公主抬出了宫，送到她的外祖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府中。周家将她安置在一间空屋，只等着她死去。不料公主生命力非常顽强，五天之后，居然转醒，并且度过了伤后感染等重重危机，活了下来。　　活下来当然更不幸。　　清朝高层的政治策略十分精巧：他们公开悬赏寻找崇祯帝的男性后代，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实际上是打算骗到手后斩草除根。而崇祯的女眷们，因为不可能被人拥立，所以倒真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清朝拨给公主很高的生活费用，命周奎善待公主，作为宣传清朝“恩仁”和拉拢反清势力的工具。国已破，家已亡，身又残，长平公主早无活下去的意趣，时时说：“父皇赐我死，何敢偷生？”无奈身为弱女子，除了听任命运摆布，又有什么办法？唯日日以泪洗面，靠读读佛经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心中还燃烧着的唯一希望，是自己的两个兄弟能逃到南方，有朝一日光复大明。这就是吴伟业所说的“死早随诸妹，生犹望二王”。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顺治二年（1645年），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没能南下到南明地界，而是从乱军之中逃回，一路乞讨回到北京，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周奎府门口。周奎和公主闻讯出见，“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离难中的兄妹没想到这样见了面，悲喜交加。　　然而，太子的出现，给周奎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早已投降了清朝，收留前朝太子岂不是大罪？所以过了两天，他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　　清廷没想到这么快太子就自投罗网。由于太子的号召力太强，清廷决定迅速将他杀掉，以绝后患。然而刚刚颁布优待前明的诏令，怎好马上自食其言？多尔衮脑筋一转，导演了一出认真为伪的闹剧。他私下派人，要求周奎和长平公主声明太子是假冒的。　　长平公主当然不干，但被周奎痛打一耳光之后，便不敢再开口了。于是，先是周奎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清廷又先后命数十名太监和大臣去辩论。十几名坚持认为太子为真的太监和大臣都被处死，太子身份就这样被确定，“假”太子被迅速处斩。　　这一事件给了十六岁的长平公主以极大刺激。她万念俱灰，实在承受不了人生之悲苦，绝望之余，上书朝廷，请求出家：“九死臣妾，局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　　朝廷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因为他们还要用公主这块金字招牌将安抚工作进行到底。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施恩”于公主，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四处访查驸马周世显，找到之后，拨出巨款，给他们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其规格等同于清室公主——“土田邸第，金钱牛车，赐予有加，称备物焉”。那些投降了清朝的大臣立刻上表，颂扬朝廷的“深仁厚德”。　　命运就是这样弄人。两年前，公主日夜梦想着这场婚礼的幸福，却被世事变故阻隔。两年后，婚礼虽然仍然盛大，然而除了屈辱和痛苦，她还能感受到什么？大清王朝这样深厚的“恩仁”，她实在无力承受了。结婚几个月后，清军攻陷了南京，弘光小朝廷灭亡了，被俘到北京的南明皇帝和王公都在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被同时处死，公主受到最后一次精神打击。顺治三年八月十八，还不满十八岁的她带着沉重的伤痛猝然病逝，这时她结婚才刚刚一年，死时尚有五个月的身孕。　　直到此时，清廷还不放过利用她来笼络人心的机会，为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厚葬于广宁门外。　　多尔衮费尽心机处理崇祯太子　　清军入关之初，多尔衮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一个人的下落——崇祯太子朱慈烺。因为崇祯皇帝既死，太子是残明势力最名正言顺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明朝灭亡这一年，十六岁的太子逃出宫中，被农民军俘获。李自成封他为宋王。后来李自成败走，带他出城南下，遂不知所终。　　多尔衮深知，崇祯的皇子或者其他男性至亲，都有可能为反清势力所拥立。所以，尽早把他们掌握到自己手中，方为上策。为了招抚这些人，他制定了高明的统战策略。进入北京之次日，多尔衮即发布命令：“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　　多尔衮的统战策略十分成功。不久之后，大鱼果然上钩了——崇祯太子出现在京城。　　原来，李自成败亡之后，崇祯太子从乱军中逃出。他没有去投奔南明，反而一路乞讨返回北京，投奔了外祖父周奎家。　　自幼生养在深宫、不识世事的太子，一遇困境，本能地想到投奔熟悉的亲人。另外，清朝的“招抚政策”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天真的太子认为，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相信清人对他不会比李自成更差。　　太子的出现，在周奎府引起了巨大震动。“（长平）公主与太子抱头而哭，哭罢，奎饭之，举家行君臣礼。”周奎的第一反应是惊喜，然而，镇定下来之后，他马上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麻烦——周奎在明末政治高层生存多年，深知清朝绝不会容许拥有巨大政治号召力的故明太子活下去。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暗暗地把太子收留下来；另一种是向清朝汇报太子的出现，将太子交给清人。　　暗暗收留，风险太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被清廷得知，他定是死罪。明朝既亡，他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思来想去，周奎最后下了决心，他写了一封奏折，向清廷汇报了太子的出现，请示如何处理。　　得到这个消息，多尔衮又喜又忧。喜的是，头号政治隐患终于落入手心了。忧的是，他刚刚宣布要优遇前朝，怎么来处理这个对清朝统治具有重大威胁的太子？真的封他为王，养在身边，那岂不是鼓励那些反清势力前来进攻北京吗？　　脑筋一转，计上心来。他密授周奎：指认此太子为假冒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杀掉他。对早已出卖了灵魂的周奎来说，这当然不难做到。然而，对于广大官民来说，太子出现，公主与太子抱头痛哭的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让他们相信周奎的说法很难。　　于是多尔衮又不得不导演了一场“辨认真假”的大戏。多尔衮亲自主持，命太子坐于室中，令前明官员及一些内侍前来辨认。结果，那些“聪明”之人，比如晋王朱求桂及大学士谢升、冯铨、洪承畴等，都供称太子为假。然而也有不识好歹的内监以及曾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校尉十人等，称太子为真。而长平公主的反应最引人注目：“复令宫主认之。宫主见太子泪下，周奎掌其颊，宫主惊走，亦言不是。”　　消息传出后，轰动京城，北京市民很激动，“正阳门各具疏请释太子”，还有人要求让太子与长平公主“赴部面质，滴血对认”。更有许多大臣上书，要求慎重确认，不可误杀。这其中，有两道奏折最有杀伤力。一道是钱凤览的，他透露了周奎私下所说的隐秘内容：“昨周奎言，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此语真情已露。”周奎以真为伪的真相于是大白。另一道是朱徽的奏折，朱徽强调：“周奎既以太子为假，何留宿两日乃始奏闻？见时公主抱持痛哭，岂陌路能动至情如此？奎初与之衣食，后忽加以棰楚，情事诪张，何其变幻？”这份奏折确实逻辑有力，难以辩驳。　　这种局面确实大出多尔衮意料，由此他认识到，前明官民仍然认太子朱慈烺代表明朝正统，他们恋明之心依然不死，这让他坚定了杀掉太子的决心。局面看起来似乎难以处理，但是对于暴力机器在手的人，一点儿也不难：他决定快刀斩乱麻，以免越拖越乱。　　多尔衮召集大臣会议，毅然宣布，经过认真辨认，此太子确为假冒。随后派人在狱中将十七岁的太子活活勒死。然后，为了压下汹汹议论，他又采取强硬手段，将那些上书要求慎重确认的大臣及百姓都抓起来，将坚持太子为真的钱凤览绞死，另外指认太子为真的十余人一律斩决。这一招非常奏效，整个北京城马上就风平浪静下来。　　当然，对那些“配合工作”的“聪明人”，多尔衮也不会忘了“表示表示”。《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他赏给“大学士冯铨、谢升、洪承畴等各黄金二十两，白金一千两，嵌宝金钟盘二副，螺钿盒二架，玉壶一执”。　　形形色色的朱三太子　　清朝初年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一方面，由于清王朝的全力追杀，真正的明朝皇室成员无不隐姓埋名；另一方面，假冒的朱氏后代层出不穷，有假冒王妃的，有假冒亲王的，当然最多的是假冒太子，特别是“朱三太子”。这些人不甘寂寞，刀头舐血，铤而走险，希望以此浑水摸鱼，捞些好处。　　最典型的案子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朱三太子”案。一伙江湖无赖组成一个骗子集团，其中一个号称是朱三太子朱慈英。他们说朱三太子因为地位特殊，可以和顺治皇帝直接搭上线，只要交钱，他们就有办法让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立刻成为现职清朝官员，而且还都是盐道、粮道、工部、吏部等肥缺。凭着这样荒诞不经的谎言，他们半年间居然骗到了七万余两银子，案发之后，一时朝野轰动。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案子发生在稍早的顺治十三年（1656年），真定的一个商人破产之后，突发奇想，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煷，搞了一个庙会，招揽香火钱。他承诺，香客可以按照未来“光复明朝”后的官职高低来捐献香火钱，一年后原价退回。按现在的说法，是一起典型的招摇撞骗兼非法集资案。事发的原因也很可笑：有两个人都花了几两银子，预购了“未来”的七品“县令”。拿到收据之后，他们马上自认为已经是有身份的人，在大街上争抢道路，互不相让，直至大打出手，闹成治安案件。到县衙一审，最终自然是骗子落网。　　这类骗子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当是“南太子”王之明。此人乃万历朝驸马王蘂的侄孙，小时候他经常听老人们聊起宫中的奇闻异事，对帝王生活艳羡不已。正巧天地大变，他和太子相仿，又颇知“宫中故事”，遂自称东宫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来找自己的“伯伯”弘光帝。　　弘光皇帝虽然以昏庸闻名，但是在这一突发事件上，处理却相当理智。他被权臣拥立，是一个弱势皇帝，所以必须妥善处理此案，以示“公心”。他宣布，关键是要鉴定太子真假，自己壮年无子，太子如果为真，将来正好继位，“若果系真东宫……迎入宫中，仍为太子”。为了让鉴定结果有说服力，弘光拍板，一、审问过程中不得刑讯逼供；二、鉴定过程全程公开，“集百官廷讯，在京士民俱得入（内旁听）”。　　在公开鉴定这一天，大殿里人山人海。骗子王之明被迎入殿内，他人小鬼大，故意大摇大摆，径直“踞上座，南面”。那些大学士、尚书只好位居其下。　　王铎曾经当过三年太子的老师，一见面马上断定此“太子”为假。为了让大家信服，他问“太子”：“汝识我不？”“太子”说：“不也。”王铎又问：“讲书在何殿？”王之明只知道宫中有文华、武英等殿，随口答“文华”，其实是在端敬殿。刘宗政、李景琏两个翰林曾见过太子，也都认定这个少年比太子朱慈烺要矮，太子“眉长于目”，而此人眉毛很短。朝臣们考问其他宫中内情，他回答也大多不着四六。不过小骗子王之明心理素质不错，遇到这类质问，他态度傲慢，动辄答以“尔等宵小懂得什么”。　　虽然审讯结果最终证明太子是假冒的，但是中国民众的判断，从来都是更多地基于情绪而非理智。南明政府的公信力，早已破产，何况中国人几千年前就都变成了“阴谋论者”。百姓认为王铎等人都是弘光指使，因此纷传太子为真。连外地的领兵大臣，也相信这种传言，纷纷上书要求弘光善待“太子”。弘光为了不担上“故杀”的罪名，就决定把王之明先关起来再说。王之明就这样在监狱里待了好几个月。　　直到五月初十，清军南下，朱由崧弃城而逃，王之明终于翻了身。五月十一，天将亮时，南京百姓在两三个士绅的率领下，跑到监狱，放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真太子”，拥着他在武英殿“即位登基”。有些没有逃跑的南明官员也跟着上殿行礼如仪。　　王之明终于苦尽甘来，一偿夙愿。南京百姓拥立他，是希望他率领南京军民抵挡住清军。不过王之明志不在此，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居然要选秀女。秀女还没选好，南京城就被攻破了。王之明被清军抓获。一开始，清人想利用他来安抚江南百姓，所以对他很礼貌。多铎“离席迎之”，与之并坐，还“衣以金紫”，问王之明最想要什么，王之明表示最想要“秀女”。多铎“旋以弘光所选淑女配之”。王之明于是怀抱着弘光没能享受到的“秀女”，一心做起清王朝的封王梦来。　　不过小骗子好运不长。江南地方很快“内外俱定”，王之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清人遂将他和弘光帝等人一起送到北京。不久之后，找了个借口，把他和弘光帝等一起处死了。　　躲藏一生未逃一死的崇祯之子　　各地明朝皇室上层人物被诛杀得只有崇祯之子朱慈焕侥幸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七十多岁。　　朱慈焕幼时被封为永王，在长大成人的皇子中排行第三。明朝灭亡那年，他刚刚十二岁，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李自成军俘获，又一起被李自成挟裹出北京城南下。　　李自成兵败后，朱慈焕开始了乱世飘零。他乞讨到了一户王姓乡绅家。乡绅见他气质特别，“细询根由”。没有城府的朱慈焕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王乡绅是故明官员，见皇子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执手悲泣”，冒着风险收留了他，给他改名王士元，与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五年之后，王乡绅病故，王家不愿意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流浪到江南当了和尚。后来浙江余姚一位胡乡绅到庙里游玩，见二十出头的朱慈焕容貌清秀，气质不俗，又满腹诗书，十分健谈（几十年后，蓬莱人李力远遇到朱慈焕，称其“丰标秀整，议论风生……学识渊博，且工手谈，精音律”，可见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胡乡绅极为欣赏，劝他还俗，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朱慈焕落户浙江，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结婚后，朱慈焕以教书为业。岳父去世后，随着生儿育女，家累日重，他不得不四处寻找教席，还经常向一些地方绅士打秋风，勉强维持生活。他一生小心翼翼，安分守法，哪里风声紧，他就赶紧带着一大家子逃亡，几十年间流动于大江南北，历尽艰辛。虽然一辈子受尽委屈劳累，不过毕竟活过了古稀之年，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又有了孙子，也总算儿孙满堂。到了晚年，赶上康熙盛世，政治局面日益安定。康熙为了争取民心，六次拜谒明皇陵，行三跪九叩之礼。特别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拜了明孝陵后，还向大臣表示要查访一个明朝皇室后裔，来管理明孝陵：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尔等与九卿会议俱奏。　　虽然朱慈焕不敢出头去接受康熙皇帝的这个好意，但是皇帝对故明的态度如此“亲善”，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可以善终了。　　不料，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大祸发生。这一年四月，他正和东家在书房下棋，突然闯入一队官兵，将他锁拿。　　回忆起来，事发的根由是自己几年前的一次口风不严。按理说，环境如此险恶，朱慈焕应该守口如瓶才对。但是，人总是有倾诉的欲望，特别是一个前朝皇子，如今却沦落为打秋风讨饭吃的可怜教书先生，自己的身份如此巨大的落差，让他心里难免产生巨大的不平衡感。到了晚年，朱慈焕觉得自己可以松一口气了，所以有一次酒后向一位交往很久的老友透露了一点自己的“秘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有爆炸力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浙江东部有一位志在反清复明的念一和尚，听说这个消息，就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打起了朱慈焕的旗号，在大岚山起事。朱慈焕闻讯大惊，立刻带着一个儿子由浙江逃到山东，没想到两年之后还是被抓了。在抓他之前，官员曾到余姚，到他的家中搜查。他家中还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听官兵来捕，气势汹汹，知道大事不好，除了一个儿子外，其他六个人“皆投缳，六命俱尽”。　　审讯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虽然念一和尚打着他的旗号，但其实从来没有直接联系上他。官员们当庭让念一和尚来与朱慈焕对质，“及提先生对质，又云不相识”，证明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朱慈焕为自己的辩护也是极为有力的。他说：“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避祸耳……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乃不反于三晋变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　　审问官员也觉得朱慈焕所供有理，将审问结果上报给康熙。几年前，皇帝还说过要访查一位明朝后代来当官，这个朱慈焕看起来是最佳人选，所以官员对他很礼貌，给他好吃好喝，就等着皇帝下处理决定。　　不料，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所说的“查访明朝后裔”，其实是叶公好龙。如今，真的“朱三太子”落网，他大喜过望。虽然康熙一生都以“宽大仁慈”闻名，对手又是一个七十五岁的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他却绝不放过。皇帝发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逃亡一生，须发皆白的朱慈焕，被押上了刑场，眼看着两个儿子被斩首后，自己又被一刀刀凌迟。至此，崇祯的子孙被彻底消灭，真正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最后一个延恩侯　　很少有人知道，朱元璋的一个后代在清代被封为“延恩侯”，并且一直世袭到清朝灭亡。　　清朝入关之初，在如何对待明朝皇室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聪明。李自成军曾将崇祯帝暴尸三日，引起北京士民的极大反感。而清军一入北京，多尔衮立刻为崇祯帝隆重发丧，谕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这一举动令百姓大为感动，纷纷称颂多尔衮“仁慈”，这对争取北方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亡国之主举行盛大葬礼，已属旷世之盛典，康熙皇帝又前后六次趋谒明太祖陵，并且行三跪九叩大礼，把在场的南京数万父老感动得流泪不止。江南的民心也因此得到安抚。　　面子工程做得如此漂亮，但是内里，清王朝对朱元璋的子孙却毫不放过。为了防止人们拥戴朱氏后人造反，从清朝入关到康熙晚年，清政权把各地明朝数百名宗室藩王的后代诛戮殆尽，宁可错杀千人，也绝不放过一个。　　到了雍正年间，天下已经彻底太平，朱元璋子孙的存在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雍正皇帝又想起“受命之君”应该“礼遇”前朝子孙，这样才能显示“兴灭继绝”之盛意。所以他命人在天下访一个“合格”的朱氏后代，封以高官，来显示清王朝的宽宏大量。经过几年寻找，礼部发现了一个合格人选——直隶正定知府朱之琏。朱之琏的祖父被清军俘虏，编入汉军，至他已经做了三代旗人，因为一直对大清恭顺忠诚，没有二心，所以前些年没有被杀掉。雍正大喜，遂封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世袭罔替，负责祭祀明朝皇陵。天下臣民皆认为此举超越前朝，有“上古遗风”，纷纷称赞圣朝之殊仁盛德。　　从朱之琏开始，直到最后一个延恩侯，总共传了十二代。这个侯爵与其他贵族不同，专靠朝廷赐给的几十顷祭田过活。他们没有根基，没有势力，为了防止人们借他的名头对清朝统治构成任何威胁，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严格控制，除了春秋两季去祭扫十三陵外，不许进行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大清王朝的一个摆设，纯粹是社会生活圈子之外的人物，过了几代之后，整个大清社会几乎都忘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但是他们对保护祖陵并没有什么热情。因为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是剩下的祭祀经费，所以历代延恩侯们总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祭扫活动进行得潦草不堪。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清朝灭亡之后，最后一个延恩侯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张相文有一次在查阅北京市户口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延恩侯的住址，于1919年时曾和两位好友一起专门慕名去拜访他。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曾回忆这次拜访的经过。　　他们来到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延恩侯的“宅邸”，发现其实就是普通民居，没有任何侯府气派，“邸无门额，类寻常百姓”。可见清政府对这个“侯爷”的重视程度。进了他家门，发现一家上下是旗人装束。书房桌子上摆着的几本书，“皆市井所传《玉匣记》《七侠五义》等也”，显示着这位侯爷的文化水平和精神追求。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长得和朱元璋一点儿也不像。见礼寒暄之后，侯爷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探讨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好用这个钱养家致富。三人一听，觉得这个人粗俗不堪，没什么共同语言，遂告辞而出。从这则记载来看，延恩侯的生活远谈不上养尊处优，仅能保持在小康市民的水平。　　延恩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1924年。原来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偶然在故纸堆中发现清代还有过一个这样的侯爵，遂起了好奇心，建议溥仪召见一次，看看这个朱元璋的子孙长得什么样。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四十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他说：“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说：“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这次召见之后不久，溥仪就被赶出了故宫，惶惶逃往天津，“陷入隐姓埋名和贫困潦倒的境地”，无力再顾及这个大清王朝的旧摆设，最后一个延恩侯从此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不知所终了。　　　　第七章　　　　永历：生为猎物　　逃难　　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朱由榔在北京桂王府里出生那一刻，掌事房太监为朱由榔开列的衣被清单如下：春绸小袄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白纺丝小带四条，锦丝红肚兜四个，潞绸小被十八床，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块，蓝素缎挡头两块，石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蓝扣布挖单十块，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块……　　无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儿准备这么多衣服被褥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除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明代的中国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证明新生儿的地位高贵。怎么样来说明他血脉的不凡呢？三年前去世的神宗皇帝是他的亲祖父，当今皇帝天启和不久后继任的皇帝崇祯都是他的亲叔伯哥哥。天潢贵胄，支脉显赫。在朱明家族的血统树上，这是高居树端的为数不多的最高贵的几颗果实之一。为了迎接这个小王子的出生，桂王府里已经忙乱几个月了。这种用物质来把“幸福”数字化的做法，正是朱元璋的“祖制”。　　二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臣民最残酷而对子孙最慈祥的帝王。　　在北京王府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五年之后，朱由榔随父亲桂王到湖南“就国”。十八岁以前，朱由榔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雄伟壮丽的衡阳王府。朱元璋的“祖制”，为桂王府的生活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朱元璋规定，分封到各地的王爷有权挑选当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大明天下最膏腴的田地都归各地王府所有。桂王一到湖南，朝廷就在衡阳划出三万顷土地，作为庄田。　　王府中的每位正式成员，都享受着丰厚的国家俸禄。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朱元璋规定皇族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政府承担。　　在保证了后代的物质生活之外，朱元璋还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写大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替子孙后代考虑到了几乎所有问题。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可谓登峰造极。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两把……也就是说，明朝宗室亲王，已经“幸福”到了出生时不用携带大脑的程度。　　三　　朱由榔的性格有点像女孩。　　桂王性格淡泊，凡事都是由性格强硬的王妃主持。　　朱由榔的一生都是被王妃安排好了的。一生下来，他就被安排的十几个保姆和太监侍候。从小到大，在群星捧月中被呵护着长大，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舞过枪弄过棒，一根寒毛也没有被碰过。在温室雨露的滋养下，他养成了几分女孩气质，说话和声细语。八岁那年，他被安排开蒙读了书。王妃屡次三番派人传谕老师，不可太严格了，恐累着或者吓着孩子，反正也用不着去考进士。所以，读了十几年书，四书五经一本也背不下来。不过比起别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已经是太“出类拔萃”了。是啊，明代王族子弟，肯读书识字的极少，他们的正务是纵酒听戏、强抢民女。而朱由榔在王妃的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饲养金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十岁那年，他按惯例被封为郡王，号永明王，这是帝国内仅次于亲王的第二等爵位。十八岁那年，他被安排与大家闺秀王氏成婚。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的一切衣食起居仍然都由母亲安排。他被安排每天起来到各处请安，按早晚每天换三套衣服，坐享每顿饭二十四道菜、每月二百两银子零花钱的“幸福”。　　上天还给了他十分英俊的外表。他长相俊美，文质彬彬，性格稳重柔和，举止玉树临风。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待人接物，十分礼貌。大家都知道桂王有一个知书识礼、玉质温粹、聪明特达的好儿子。人们见了桂王，总要说上一句：“王爷，你好福气啊！”　　然而，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叫作幸福，朱由榔不知道。正如你问他爱不爱自己的妃子，他没有答案一样。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知道，上天安排给他的任务就是享用尽可能多的醇酒妇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正像大明二百年间的所有皇族一样。　　确实，如果历史之流不起波澜，他的一生都将像贾宝玉向往的富贵闲人那样平安度过。然而，很不幸，他的生命中注定要遇到这场天地大变局。　　四　　崇祯三年（1630年），也就是朱由榔开始启蒙读书的八岁那年起，他就经常听家里大人提起两个字——流贼。从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流贼”势力忽然井喷，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各地皇族都遭到屠戮。　　在众多消息中，最让桂王府惊恐的是这样一个消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桂王的同胞哥哥福王朱常洵被抓获。李自成杀掉福王，命人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消息传来，桂王与其寡母赵太妃当即病倒，赵太妃于两个月后去世。桂王则从此落下一个病根——不能提“贼”、“寇”、“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字眼，否则就浑身出汗，神志不清。　　五　　按理说，桂王一家算不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一类。自从就藩到湖南开始，湖南地方官民就觉得，这一家王爷很好打交道。事实上，桂王朱常瀛是出了名的“老实”王爷，生来老实内向，自小胆小怕事。万历朝轰轰烈烈的皇储之争没他什么事，东林党人和郑贵妃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反倒吓坏了他。他在宫中一贯遵章守法，就藩之后，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吃朝廷俸禄，从来没像别的不安分的藩王那样琢磨着要什么特权，搞什么第三产业，从不和地方官来往，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劣迹。所以在天下亲王之中，“独以安靖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帝命官员考察各地藩王的遵章守纪情况，考察大臣“俱以王贤报命”，桂王的贤名因此也远近闻名，被树成各地藩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这种“贤名”并不能保证他在玉石俱焚中的安全，农民军没有判断王爷贤或者不贤的兴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即朱由榔刚刚结婚后的第二年，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桂王府中的每个人都在空气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何去何从，成了桂王全府上下的思考焦点。眼看国土一块块残破，湖南全省的陷落似乎也是不久的事了。按理说，趁早远避他省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桂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拖延不决”，缺乏决断能力。亲王搬家可不是小事，这数千人要走，要事先联系好投奔地，要与地方官打招呼，要计划行程，要准备车马饮食……总之，千头万绪，一想起来就头大。桂王平日不理家事，最厌俗务，一切日常起居都任由正妃王氏安排。所以管家把这些情况向他禀明，他却一再表示再等等、再看看。在他看来，衡阳毕竟地处偏远，也许张献忠没兴趣到这里来转一圈。　　所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突袭衡阳的时候，桂王府里还一无所备。仓促之中，二十一岁的朱由榔跟着父亲和三哥朱由楥缒城而下，在农民军的间隙中侥幸逃生。然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桂王世子以及二王子均在逃亡路上被张献忠军擒获，折磨数日后剜心而死。五王子、六王子也在乱军之中失踪，从此再无消息。至于桂王府的庞大家财，自然在抢劫之后又被付之一炬。　　逃出城外后，朱由榔和父亲及三哥朱由楥化装成老百姓。这一段逃难生活成了朱由榔人生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从湖南到广西的路上，他们在满是鸡屎味的运活鸡的货船舱里藏了七天七夜。从来没有走出过王府之外的朱由榔从来没想到人世间还会有这样的生活。等从船里出来的时候，王爷们的鼻孔里已经满是鸡绒，神志恍惚，分不清东南西北。　　刚刚下船，他们又遇到了一股大西军的追兵。三位王爷在几名家丁的护卫下拼命奔逃，慌乱之中，朱由榔没跟上父兄，被追兵擒获。当那些黑脸膛的农民军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朱由榔的后背升起一股凉气，裤子不争气地突然湿了一片。农民军把他关进囚车，准备送回衡阳张献忠处请赏。一路上，他在农民军的打骂下半清醒半昏迷地等着死神的随时降临。幸好，吉人天相，三天后，官军赶来，把他劫了出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经过七个月的流离逃亡生活之后，朱由榔在桂林又一次见到了父母亲和三兄。大难不死的几位亲人抱头痛哭。加上带出来的眷属，原本数千人的桂王府此时只剩下不到十口人。　　晚上，几名亲人背着桂王聚到一起偷偷议论。他们反复叹息王爷的拖延不决。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再早半年逃亡，不，早一个月，哪怕再早三天，不，再早一天，几个王子也不至于死得如此之惨，王府之中也不至于遭遇如此大难。几个人都打定主意，“流贼”再来，不能再听王爷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跑。　　继位　　一　　王爷毕竟是王爷，虽然狼狈如丧家之犬，但是一到了朝廷地面，就立刻恢复了桂王的威严。广西巡抚瞿式耜以跪拜之礼迎之，在广西梧州兴建新王府，划全梧州财政收入供桂王一家之用。幸存嫔妃、僚属、宫眷、奴仆陆续从湖南逃来聚集于此，很快上下一千多口人的桂王府又开始运转起来。　　但桂王的精神再也没恢复。七子丧其五，妃子也死了十之七八。桂王一到广西就病倒了。　　搬到新王府一个月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王府的平静。八名太监闯进大门，气喘吁吁地奔到桂王病床前。他们送来了两道诏书。　　原来，就是一个多月前，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军攻占。崇祯皇帝斩杀了皇后、妃子、女儿之后自尽，三位皇子失踪。如今江淮以北，已经尽为“流贼”所有。因为江南无主，所以福王世子，也就是桂王的亲侄子朱由崧在南京继了位，改元“弘光”……　　听到这个消息，桂王当即瘫倒在地上，“伏地大恸”，号啕大哭起来。他不光是哭侄子“罹难之惨”，更是哭祖宗的江山，哭自己一家的命运。看来，重获太平的希望已经破灭，再回湖南遥遥无期，等着自己这个家族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未来……哭了一会儿，桂王昏了过去，大夫急忙抢救，“绝而复苏，遂至不起”，几天之后，就去世了。　　二　　丧事之后，三哥朱由楥继承了桂王的爵位，出头露面的事由哥哥主持。至于家中大政方针，仍然由王太妃决定。朱由榔依然是一个富贵闲人。他渐渐适应了广西的气候，喜欢上了广西的亚热带风光。他在新王府里过得很舒服，每天读读小说，听听小曲儿，侍弄侍弄自己养的金鱼。惬意生活中，只有一桩摆脱不掉的痛苦，那就是那段惊险万状的经历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梦里，经常折磨着他。　　以前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他，现在也注意起外面传来的各种消息。每天晚上，他都和三哥一起听太监们像讲评书一样讲述外面的各种新闻：李自成占据北京没几天，又被满洲人赶了出来。在大江南北，现在是大清、南明、农民起义军你争我斗。小福王改号“弘光”，享受“九五之尊”仅仅一年出头，清兵南下，就成了俘虏。福建一个皇族被拥立为皇帝，又改元为“隆武”，在浙江，另一个皇族不知道信儿，又自称监国，弄成一国两主的尴尬局面……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这场大戏演得乱糟糟。　　听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消息，朱由榔兄弟却感到一种坐山观虎斗的轻松。他们一再庆幸逃难时明智地选择了贫瘠落后的广西。这里最偏远、最交通不便，因此也最安全、最远离是非。　　崇祯皇帝去世，皇子失踪后，天下血统最高贵的，当数万历的四个儿子，即老桂王及其三个同胞兄弟，也就是福、瑞、惠、桂四藩王的后代了。这其中，老福王已经被李自成杀了吃掉。瑞王原封陕西，李自成入陕后，他逃往重庆，这个逃亡地选择得不是那么明智，次年张献忠攻克重庆，瑞王全家被杀。惠王则逃往南京附近，投靠新皇帝，这一选择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弘光被俘后，他也跟着降清，后来和弘光一起被清人处死。所以到这个时候，万历皇帝的几百名直系后代中，只剩下朱由榔兄弟二人了。　　虽然桂王一系因为血缘关系最应该继承大统，虽然广西的地方官都愤愤不平于南明政权拥立皇帝时以“联络不便”而将桂王一系排除在选择之外，但是他们兄弟正为远离皇位斗争而庆幸。他们这一家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听着太监们把高层政治斗争说得如此绘声绘色，他们兄弟只如听完全不关己事的小说一般。　　三　　世上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富贵闲人生活中也难免有各种意外。朱由榔从来没有想到，“亲王”这顶显赫的王冠居然会落到了自己头上。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也就是继承桂王爵位后不到两年，三哥一场暴病，突然死去。朱由榔出乎意料地成了这个庞大王府的主人。　　在别人看来，这是绝大的幸运；在朱由榔看来，却是天大的痛苦。当哥哥的丧礼需要由他来主持，府中的大小事务需要由他来决定时，他简直觉得自己掉进了地狱：每天早上一睁眼，已经有好几个管事的等在门口请示事情。白天需要迎接各位吊客，与客人们寒暄交谈，送走了他们，还要看管账的那天书一样难以看懂的账本……他恨不得马上把这顶王冠送人。　　所以，在哥哥的丧事告一段落之后，他又把当家的权力让给王太妃，自己能清闲一天是一天。桂王府好不容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由榔正忙于培育一个金鱼新品种。然而，一个天大的意外又一次降临王府。　　隆武皇帝的统治也没能延续多长时间，清军南下福建，隆武被诛。南明的疆域集中到了西南一角。现在，朱由榔众望所归，几乎成为皇帝的唯一人选。大臣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广西，请求朱由榔登临大宝，继皇明之血脉，图天下之中兴。　　朱由榔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弄昏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拒绝。数数最近这几个皇帝的命运吧：崇祯当了皇帝，自杀了；弘光当了皇帝，被俘了；隆武当了皇帝，也被擒获了。在这个乱世，他隐姓埋名还来不及，怎么能坐到风口浪尖，去当那招风的大树？　　一开始，大臣们以为他是故作谦虚，所以仍然一遍遍前来劝进，不依不饶。朱由榔没见过这阵势，一时慌了手脚，躲在书房里不肯见大臣，还得太妃出来解围。太妃是个女强人，说话明白直接：“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诸君何患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　　太妃说得没错。其实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朱由榔完全不适合当皇帝。从小生长于妇人之手的他是个十足的绣花枕头。由于从小生活在温室中，他不但严重缺乏政治常识，甚至日常人情世故都有隔膜之处。从受教育程度上来说，他也不算出类拔萃。虽然比起那些胡作非为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算得上知书识礼，但其实他读了十几年书，现在的水平也只能读诗词小说。这样的水平，怎么能当起天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