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宋朝-2

但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不是说全无歧视），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　　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陆游虽觉得“鄙恶”，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女栏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商业浪潮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僦为贾久矣”。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南宋的临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樊氏辄升阶就席”，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驳。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许多人认为黄宗羲是批判“农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实，“工商皆本”的观点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为许多宋人都提出来了。北宋的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南宋的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说：“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黄震也说，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　　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　　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　　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在清代时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合会、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形态，具备了存贷汇兑功能的金融体系。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为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的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清代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全国五十一家票号当中，有二十二家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这些金融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均为民营，都是民间社会自发构建出来的。清政府对于金融业，几乎持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一点，跟我们下来将要说到的宋代金融业完全不同。　　银行　　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是吸储（支付利息）、放贷（收取利息）与汇兑。有人说，唐代的“柜坊”是中国社会诞生的银行的雏形，但准确地说，柜坊跟银行业关系不大，只是提供“保险柜”给客户存放财物，柜坊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也就是说，客户的存款只能在柜坊中积淀下来，并没有进入资本流转的循环中，并不创造“钱生钱”的收益。　　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应该是出现于北宋的抵当所。　　宋代因为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当时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抵当所、检校库等。交引库的功能是“专印造茶、盐钞引”，即负责印制各类有价证券（交引）；榷货务的功能是“掌鹾（盐）、茗（茶）、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负责发行、兑付各类有价证券；便钱务为汇兑机构，向商人提供异地汇兑的服务，“开宝三年（970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交子务（会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金融机构；检校库相当于国有的金融信托机构；抵当所则为国营的存贷款机构，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有银行。　　此外，还有大量民间开设的解库，以及私人开办的兑便铺。解库又称质库，是提供抵押贷款的私人机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一位宋代人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停塌”，是仓储业，“解质”便是开设解库、质库，经营抵押贷款业务。兑便铺则是兑换会子（纸币）与铜钱的商铺。这些民营的、国立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系统。　　我这里想详细介绍的是抵当所。抵当所创立于北宋神宗朝的熙宁变法，当时京师以及各州的“商贩要会处”，均设有抵当所。后来变法失败，新法被废，但抵当所作为国营存贷款机构，还是保留了下来。抵当所的主业务是“以官钱召人抵当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贷款，从中赚取利息，年利率大致为20%。南宋末时，政府出于公共救济的目的，还命令抵当所向贫民开放免息贷款。　　抵当所的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业务是有息存款，这也是我们认为它具有银行性质的核心指标。北宋时，京师许多政府部门，都将公款存入抵当所生息，如熙宁六年（1073年）十二月十八日，“都水监言，乞将本监钱一万五千贯送抵当所出息供用，从之。”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申请将水利部的公款15000贯钱存入抵当所生息，以利息作为水利部的经费。朝廷批准了这一申请。除了都水监之外，当时京师的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富商也纷纷将公私款存入抵当所。　　抵当所提供的有息存款服务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思，因为存款有息，即意味着银行机构从此可以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将闲散资金吸纳进资本市场的循环中。——这跟唐代的柜坊是完全两种性质。　　那么宋代的民间解库、质库，是不是也出现了存款的服务呢？南宋黄震的《黄氏日钞》提供了一条材料：绍兴府有一位叫做孙越的读书人，幼时年贫，不过他的叔祖很赏识他，在解库存了一笔钱，作为侄孙日后参加科考的费用，“且留钱浮屠氏所谓长生库，曰：此子二十岁登第，吾不及见之矣，留此以助费。”这里的“长生库”，乃指寺院开办的解库。可见解库这类民间放款机构在宋代时已经在收纳存款。估计解库应该是向存款户支付利息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闲散于民间的资金，解库也才有更雄厚的资本放贷。　　信托机构　　现在，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宋代的金融信托业上。宋代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信托机构，叫做“检校库”。日本学者加藤繁将检校库定义为“中国10世纪乃至13世纪左右所实行的一种官营信托”。　　宋代设检校库，本意在代为清点、管理遗孤财产、户绝财产、无主货物、有纠纷的财物、官府收缴的赃物、人户存入的财物等，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代管遗孤财产：“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根据宋朝的立法，对亲人离世的遗孤，政府有责任将他们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代为保管，并定时从代管的财产中划出若干，发给遗孤作为生活费，等遗孤长大成人，政府再将代管的财产给还他们。宋朝政府希望通过官方的检校，使失去亲人的未成年人的权益获得保护，免遭他人侵夺。　　为此，宋政府不但设立了检校库，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检校制度：一、“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宋朝的检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凡符合检校条件者（亲人故去、只留下孤儿与财产），均须报官检校；二、“州、县不应检校辄检校者，许越诉”，不符合检校条件而官府强加检校的，许人控告；三、“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官府如挪用检校的人户财物，要追究法律责任；四、“州县寄纳人户物色在官库者，若有毁失”，“依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律备偿”，检校库的人户财物如有损坏或遗失，官府须给予赔偿。　　宋神宗朝时，检校库的功能又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熙宁四年（1091年），负责管理开封府检校库的行政长官吴安持（他是王安石的女婿）上报朝廷：“本库检校孤幼财物，月给钱，岁给衣，逮及长成，或至罄竭，不足推广朝廷爱民之本意，乞以见寄金银见钱，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以给孤幼。”财产放在库里，只会越发越少；如果投资于资本市场，则将用之不竭。所以吴安持请求朝廷批准检校库放贷。宋神宗同意了，从此检校库获得了将它们代为管理的财产用于投资的法律授权。而我们对于宋朝检校制度的解释，也应该再补充一条：五、“孤幼财产，官为检校，使亲戚抚养之，季给所需，资蓄不满五百万者，召人户供质当举钱，岁取息二分，为抚养费。”用利息的收益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就不存在坐吃山空的问题了。　　由于检校库具有放贷的功能，当时京师的国子监（国立大学）、军器监（兵工厂）都将本部门的公款委托检校库放贷生息，如熙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给国子监钱二万贯，送检校库出息，以供公用”。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相当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　　证券交易所　　在宋代的所有金融机构中，“证券交易所”的出现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先来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操纵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做“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　　也有人说，宋代官营金融业的发达实际上压抑了民间金融的发育。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金融史的演进却确凿无误地证明了，正由于明清时期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毫无作为，才导致抵当所、检校库、交引铺只是在宋代昙花一现，未能发育成近代意义上的银行、金融信托与证券交易所。这里便引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关节点（而不是在现代社会），到底是一个积极探索市场的政府，还是一个对于商业与市场视而不见的政府，更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我只抛出问题，将答案留给读者自己思索。　　涨海声中万国商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当然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处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19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10世纪的宋朝皇帝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从“朝贡”到“互市”　　清政府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分歧，实际上便是近代通商体制与朝贡体制之间的冲突：一方要求两国平等通商，一方却仍坚持朝贡关系，视对方为朝贡格局中的一个藩属国。乾隆朝《大清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名单上便有“西洋”，清人观念中的“西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家，清人甚至将英吉利当成荷兰的属国。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的顺治十一年（1653年），荷兰曾以朝贡的名义遣使来华，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请求朝廷接受贡品并给予回赐（此即朝贡贸易）。顺治帝批复：“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荷兰因此获得了跟大清国开展朝贡贸易的机会，每八年来华一次，每次可带商船四艘。　　在过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体上被纳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清王朝是朝贡体制的回光返照，鸦片战争之后，朝贡体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条约体制所代替。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贡贸易的鼎盛期，《新唐书》说：“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诗人王维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描绘了大唐朝贡贸易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的荣耀让明清两代的皇帝一直忍不住“东施效颦”的冲动。　　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固然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不过这样的朝贡贸易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朝廷听从广州官员的建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通行证）、料（物资）。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南宋时，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年），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从开放到封闭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确保护在华蕃商的财产权、遗产继承权。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亚利在绍兴年间“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中国是在明清时期才走向封闭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厚往而薄来”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朝廷将互市纳入朝贡系统之内，非入贡不准互市，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朱棣时代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下西洋的目的并非开拓自由的海上贸易，而是耀兵异域，招徕朝贡，民间的互市依然在禁止之列，“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现有者，限三个月内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唐宋时期一直保持互市与朝贡两套系统，宋朝甚至有意抑制朝贡、发展互市，但明王朝却干脆让朝贡系统吞并了互市系统，开历史倒车。　　从洪武朝到隆庆朝二百年间，明王朝基本上都在推行海禁之政，只不过时松时严。而随着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民间也盛行海上走私之风。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才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即便是隆庆开关，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清室入关之初，立即又恢复了更加严厉的海禁，“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后，才放开了海禁，设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个海关口岸，准许商船出海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清代的海外贸易很快形成了所谓的“公行”制，由“公行”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其他商人不得分享特权。到乾隆朝时，“四口通商”又变成“一口通商”，只特许开放广州一个口岸，所有南洋、西洋商船必须从广州入关。乾隆还对在华外商实施严厉的管制：禁止外商在广州自由出入；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即使有事必须住冬，也只能“往澳门寄住”。与唐宋时期政府在口岸城市设蕃坊供蕃商定居、置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的开放胸襟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　　英人遣使洽商之路既行之不通，最后竟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的国门，迫着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条约签订那一年，恰好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这部著作介绍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商业、社会、政制，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另有说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第一人”之说，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历来均闭目塞听，只有到了魏源时代才晓得去了解海外世界。其实这是错觉。早在南宋时，赵汝适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权泉州市舶使，即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写成一部《诸蕃志》。《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远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经济政治，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意大利半岛、东北非等地域，并记录有自大宋国航海至海外诸国的里程与日程。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之前，600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赈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自古天灾频仍，为应付灾荒、防止灾民流离失所，早在公元前的西周时代，便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赈灾制度，叫做“荒政”，由十二项政策构成：散利（发放救济物资）、薄征（减免赋税）；缓刑（暂缓刑罚）；弛力（放宽力役）；舍禁（开禁山泽资源）；去几（停征关市之税）；眚礼（减省吉礼）；杀哀（减省凶礼）；蕃乐（停止娱乐）；多婚（鼓励婚育）；索鬼神（向神灵祈祷）；除盗贼。　　到了11至13世纪的宋王朝，由于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也更加密集，两宋三百余年，单就史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其中浙江一带发生了130多次，是水患最厉害的地方。宋朝的荒政也因此更加完备，中国第一部救荒专书《救荒活民书》，便诞生在南宋。　　一千年前还没有公共媒体，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灾荒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现代人遇到水灾什么的，可以在微博上呼救，但古人无法这么做。怎么办？政府便鼓励民众“诉灾”，并立法规定，地方官府若阻止民众“诉灾”，即“举劾之”。为防止地方官员隐瞒灾情，宋人还提出，对夸大灾情的地方官，朝廷可不予追究；对掩饰灾荒者，则坐其罪。　　灾情核实之后，政府就必须立即启动荒政。宋代的赈灾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是第一时间的赈济，包括“赈给”，即向灾民无偿放发粮食及生活必需品，这主要针对赤贫、老幼疾病不能自存之人；“赈粜”，即启动粮食储备，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给市民；“赈贷”，即免息或低息借粮、借钱给受灾民众，助其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军赈”，宋朝将赈灾与募兵制结合起来，每有灾荒发生，则派人招募流离失所的饥民入伍，“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　　灾后生产与秩序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时间的赈济之后，便进入荒政的第二阶段了，包括“倚阁”，即对受灾民众暂缓征税，今年的赋税暂停了，合并到明年；“免役”，即免去灾民的服役义务；“蠲免”，将灾民应征的赋税以及拖欠官府的贷款干脆免除了。宋朝的税率较高，但国家提供的社会救济也最为完备，有点“左翼国家”的色彩；宋朝也经常蠲免赋税，宋人说，“宋以仁立国，蠲租已责之事视前代尤为过之，而中兴后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盗贼、逃移、倚阁钱谷，则以诏旨径直蠲除，无岁无之，殆不胜书”；“宽禁捕”，对灾民因为饥饿、情急而做出的一些轻罪行为，比如盗抢食物、出于表达不满的过激举动等，给予宽免刑罚；“停作乐”，官方停止娱乐活动，如北宋皇佑元年春，宋仁宗“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停作乐”。灾荒严重时，皇帝还要下诏罪己，以示承担政治责任。　　这些赈灾政策组合，基本上都在传统荒政范围内。宋代比较有现代气息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察系统反应灵敏、运作正常，如果无人出来弹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赵抃在越州赈灾，也使用过范仲淹的“凯恩斯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置配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手段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广告与商标　　商业的发达使宋朝商人产生了明显的广告自觉。宋人庄绰的《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欧阳修《归田录》也载，京师食店，“皆大书牌榜于通衢”。这便是自觉的广告意识。繁华的城市中，商业广告随处可见。展开《清明上河图》，我们会发现画家捕捉到的广告就有几十个，其中广告幌子有10面、广告招牌有23块，灯箱广告至少有4个，大型广告装饰——彩楼欢门有5座。　　“小市酒旗能唤客”，宋代的酒店业尤其重视做广告。《容斋续笔》载，“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这个“青白布”便是“酒旗”。《东京梦华录》也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九桥门街市的酒店，更是“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这里的“绣旆”，是指市招；“彩楼欢门”则是用竹木与彩帛搭建起来的门楼，是流行于宋代的酒店业广告装饰，越是高级的酒店，彩楼欢门越是豪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孙羊正店”，彩楼欢门有两三层楼高，非常气派。画中虹桥附近的一家“脚店”（宋代的脚店是指小型酒店），也扎有十分显眼的彩楼欢门。如果我们有机会穿越到宋朝，只要看到彩楼欢门，便可以判定那是一家酒店。　　比较新鲜的市招当属灯箱广告。《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大门前，有三块立体招牌，分别写着“孙羊”、“正店”、“香醪”字栏，这三块立体招牌，便是灯箱广告。由于这种广告牌应用了照明技术——内置蜡烛，夜间明亮照人，特别引人注目。虹桥附近的那家“脚店”门口，也设置了一个灯箱广告，上书“十千”、“脚店”四字。“十千”为美酒的代称，如唐诗有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灯箱广告在现代商业社会不过是寻常事物，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朝已出现了灯箱广告的形式。今日在日本、韩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广告，古香古色，别有风味。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但宋人的观念是，好酒还需做广告，为吸引眼球，广告还得别出心裁。《武林旧事》与《梦粱录》都记述说，每到新酒出炉时，酒库（即官营大酒店）必大张旗鼓：一、用长竿挂出广告长幅，上书“某库选大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醲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之类的广告词，这叫做“布牌”；二、又“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驾空飞动”，即将儿童或伶人固定在木制台架上，扮成仙佛鬼神的模样，在酒店门面表演，这叫做“台阁”；三、“酒库颁发告示，邀请官私妓女、鼓乐随行，诸行社队，迤逦半街，街市往来，无不围观”，类似于今日公司邀请演艺界明星来代言产品。　　看来，幌子、招牌等广告形式在宋朝已不新鲜，明星代言的广告形式也出现了。这里值得一说还有宋朝的印刷品广告。印刷品广告的特点是可以大量复制、广为散发或张贴。宋代的药铺已经开始应用一种叫做“仿单”（夹带在商品中的广告传单）的印刷品广告。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有一个镂刻自南宋咸淳年间的仿单铜版，是四川“万柳堂药铺”用来印制广告传单的印板，印出的广告相当精美：约六七寸方，四周有花纹，上面花纹间刻“万柳堂药铺”五字，广告图文并茂，其中一张图中画有二人，一人作气喘状，另一人则精神健旺，图中注有“气喘”、“愈功”字样，可以看出这是表现患者服药前后的状态，用以说明药物的疗效（据王伯敏《中国版画通史》33页，河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内也收藏有一块北宋年间的广告铜版，用这块铜版印出来的印刷品：最上方是一行大字：“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是一个“白兔捣药”图案；图案两侧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两行说明，下方则是广告词：“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偷工，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若被兴贩，别有加饶”的意思是说，若来批发，可加优惠）四五百年后，欧洲才出现了第一张英文印刷品广告。这份宋代的广告传单，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广告，而且其中有一个细节更值得注意：它不是仅仅宣传产品（功夫细针），而是宣传品牌（刘家功夫针铺），那个“白兔儿”更是可以确证的世界最早的商标。　　宋朝的工商业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商标意识，翻开《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或者《清明上河图》，作者（画家）记录的各类招牌可谓琳琅满目，如“钱家干果铺”、“戈家蜜枣儿”、“俞家冠子铺”、“凌家刷子铺”、“徐茂之家扇子铺”、“张古老胭脂铺”、“枣王家金银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双葫芦眼药铺”、“郭医产药铺”、“赵太丞家”医馆、“仁爱堂熟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孙羊正店”、“黄尖嘴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招牌，都具有商标的性质。南宋当涂县有位“外科医徐楼台，累世能治痈疖，其门首画楼台标记，以故得名”（《夷坚丁志》），“徐楼台”便是徐家医馆独有的商标。饶州城内德化桥也有个医生，“世以售风药为业”，自制了一个“（一人）手执叉钩，牵一黑漆木猪”的标志，挂于医馆门口中，人称“高屠”（《夷坚三志·辛卷》）。这个“高屠”，成了饶州城的一块驰名商标。　　从今天出土的宋代铜镜、瓷器、金属器，可以看到各种“铭记”，其实这也是商标。商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物勒工名”传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最早的“物勒工名”只是强制的责任认定，还不能说是商标。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它使一部分优秀商号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商从业者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倾向于积极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于是商标便诞生了。宋代湖州出产的一些铜镜，会铭刻上制镜的铺号，如“湖州镇石家念二叔照子（照子，即镜子）”、“湖州真正石家念二叔照子”。之所以在“石家念二叔”前面特别加上“真正”二字，是为了强调自己不是冒牌货。这也说明“石家念二叔”已经成为当时湖州的制镜品牌，以致出现了一些冒牌产品。　　宋代工商业者之所以产生了宣传品牌（而不是产品）的自觉，当然是因为宋朝的消费者已经有了追求名牌商品的意识。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有个细节：许仙外出遇雨，便向开生药铺的亲戚李将仕借把伞用。李将仕吩咐药铺的老陈给了许仙一把雨伞。老陈将一把雨伞递给许仙，再三嘱咐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许仙说：“不必分付。”后来许仙又将这把伞借与白娘子，定下了一段姻缘。不过我们这里要注意的不是许仙的爱情，而是老陈所代表的宋代市民消费意识：显然，“老实舒家”是制伞的大品牌，深受消费者欢迎。宋话本的情节虽属虚构，却是宋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当时市民确实有追求品牌的消费心理，《梦粱录》说，“大抵都下买物，多趋名家驰誉者。”所谓“名家驰誉者”，换成今日的话说，不就是“名牌”、“驰名商标”吗？　　向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　　也许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古代的皇家林苑是老百姓的禁区，平民是绝对没有机会进去游赏的。清朝的圆明园等林苑，确实专属于皇家，园内的山水再秀美宜人，也与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但宋代的皇家林苑，却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的，并且通过诏书的形式确立为一项制度。　　北宋皇家林苑“玉津园”是一个动物园，当时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即豢养于玉津园，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下诏，“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外苑即玉津园。养于玉津园的动物有交趾驯象、占城金毛狮、神羊（廌鹿）、灵犀、天竺狻猊（狮子）、孔雀、白鹇、大象、犎牛、独峰橐、白驼，等等。其中大象就有四十六头，为了给大象提供足够的草料，朝廷“令玉津园布种象食茭草十五顷”。　　玉津园虽是皇家林苑，但对群臣开放，“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士大夫可以在园中游赏宴乐。更重要的是，每年的三、四月，玉津园也对市民开放。宋神宗元丰年间，周邦彦作《汴都赋》，提到“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銮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宋徽宗时的李长民《广汴都赋》也说，“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这些对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自然包括玉津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有钱君兄弟，赴京赶考，“因休暇出游玉津园”。说明宋朝的一般平民是可以浏览玉津园的。只要是大宋的子民，都可以在开放期进入玉津园，不收门票。　　“金明池”与“琼林苑”则是东京城最大、最繁华的皇家林苑。每年从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这两处林苑也都会对外开放，“许士庶游行”，“其在京官司（即政府部门），不妨公事，任便宴游”。换言之，每年有一个月多的时间，这两处皇家园林便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任何大宋国的民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游玩，只要不妨碍政府办公就行。因此，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皇家林苑探春，便成了汴梁市民的习俗，“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南宋的皇家林苑也是“每岁春月，放人游玩”。　　在开放期间，宋政府还会在“金明池”组织、举行盛大的博彩节目、水戏表演、龙舟争标，吸引了无数市民前往观看。精明的商家则早已抢先在金明池的岸边搭起彩棚，租给游客，“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金明池上的宝津楼，是皇帝观赏百戏表演与赐宴君臣的所在，“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但在开放期间，天下与民同乐，宝津楼的门口“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　　林苑内还有商家开设的“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只做旅游旺季的生意，“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金明池的西岸，相对比较冷清，“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但聪明的商家自有做生意的妙招，推出“有偿钓鱼”的经营项目：“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游客钓到鱼后，可以花比外面市场高两倍的价格将鱼买下来，让商家“临水砟脍”，做成很美味的美食。今日的公园，不是也有经营钓鱼、钓虾的项目吗？一千年前的宋人，玩着跟今人差不多的游园节目，让我们不能不感叹宋代市民生活的“现代性”。　　更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金明池与琼林苑在对外开放的时间内，居然允许市民纵情赌博。赌博，英文为Gamble，宋人叫做“关扑”，发音相近。到元朝时，还是这么叫。我有点疑心英语Gamble就是“关扑”的音译，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入欧洲。宋人非常爱玩的关扑游戏，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有奖竞猜、博彩活动。每到皇家林苑的开放期，“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多以彩幕缴络，铺设珍玉、奇玩、匹帛、动使（日用器具）、茶、酒、器物关扑”。意思是说，商家在皇家园林内围彩幕卖货物，用博彩的小游戏吸引游人光顾。对于到皇家林苑游玩的市民来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带着关扑赢来的物品回家了——“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　　一部分宫殿也“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这些开放的宫殿，到处都是游人，艺人来这里表演娱乐节目，商家在这里设饮食摊、关扑商品。而那些关扑的人，“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即赔率是1比30），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连“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拿出来当赌注。在我们想象中以为严肃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皇家宫殿，原来居然是充满市井气息的与民同乐之所在。　　在宋代最隆重的节日——元宵节期间，皇城内的部分宫殿也会开放给市民游览：“（皇城）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北宋徽宗时，还因此发生了一桩有趣的故事：元宵夜，一名女子到皇城内游玩，吃了一杯皇室赏赐的“金瓯酒”，因为担心脸有酒容，回家怕丈夫责备，便偷了一只金杯，准备拿回家作为凭证，看，酒是皇上赐喝的。谁知道偷杯时被卫士抓到了，不过宋徽宗大方地将金杯送给了那女市民——“妇女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妾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帘后那个说“与之”的人，便是宋徽宗。这则故事被改编进话本《宣和遗事》时，又更有戏剧性：“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可以说，宋代御苑乃至一部分宫殿的开放性，是其他任何王朝都难以比拟的。中国古代似无“公园”的概念，但显然，宋代的皇家林苑已经具有了“公园”的性质。　　花样繁多的体育运动　　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此话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没有一个引述者注明出处，真伪莫辨。不过我这里并不打算考证汤因比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话，而是干脆假设小汤穿越到了12世纪的中国，那么他将会发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　　如果汤因比在北宋的汴梁或者南宋的临安逛了一圈，并对宋朝人的文娱生活有一股好奇心，那么我想他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流行于宋人的体育运动，比小汤所生活的19世纪欧洲还要丰富多彩。1860年英格兰举行了世界最早的高尔夫球公开赛，但在12世纪的北宋，上层社会早已流行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贵族运动，而市井平民则对足球与相扑运动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　　那种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叫做“捶丸”。根据一份元朝留下来的《丸经》以及绘于明代的《秋宴图》，我们相信，捶丸运动所使用的球、球棒、场地，以及游戏规则，都很接近现代高尔夫球。作为上流社会玩的贵族运动，捶丸也是特别讲究对场地的选择，以地势起伏、草木相间的开阔山野为宜；也特别讲究玩球的绅士风度：“捶丸之式，先习家风，后学体面。折旋中矩，周旋中规。失利不嗔，得隽不逞。若喜怒见面，利口伤人，君子不与也。”　　如果说捶丸只是上流群体小圈子里的健身时尚，那么“蹴鞠”毫无疑问便是宋朝的全民运动了。蹴鞠，又称“蹴踘”，即踢足球。汤因比可能不会同意宋代蹴鞠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起源之说，但他一定无法否认，宋朝人对于蹴鞠的热爱，半点不亚于现代英国人对于足球的热情。不但城市中有蹴鞠比赛的热闹场面，“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而且农村人也很喜爱蹴鞠，“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甚至有了女子球队，“舞馀燕玉锦缠头，又著红靴踢绣球”；就连皇帝宋徽宗，也是一名蹴鞠高手，“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　　宋代有自由结社之风气，热爱蹴鞠的人还可以组织或参加各个蹴鞠社团，《梦粱录》所载的“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都城纪胜》所说的“蹴球则曰齐云社”，《事林广记续集》所记的“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毬，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都提到了宋人的蹴鞠结社，彼时称为“齐云社”、“圆社”，有点类似于今日的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圆社有社规（如规定“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主事人，向入社的成员提供技术培训、技术考核、组织比赛与表演等服务，是民间蹴鞠的自治组织。　　宋代商业发达，城市中常常可以见到商业性的蹴鞠表演。如果汤因比在元宵节前后来到北宋的汴梁，他将发现“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如果他在南宋的临安逛街，则很可能会遇见一家叫“黄尖嘴蹴球茶坊”的茶楼，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足球比赛；如果他走到临安著名的公园蒋苑，也会看到那里有“立标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汤因比的是，宋人蹴鞠所用的皮球，从形态看跟现代足球差不多，为空心充气的皮球，比较有弹性。据宋人所著《皇朝事实类苑》：“（以前的）蹴鞠以皮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亦谓为毬焉。今所作牛彘胞，纳气而张之，则喜跳跃。”如果我们以为那时候的足球是实心的、缺乏弹跳力的，那就低估宋人的智慧了。　　另一项风靡大宋朝的全民运动是“相扑”。相扑如今是日本的国技，其实那是从中土传过去的，一千年前，相扑是大宋的国技。同蹴鞠一样，宋人建立有相扑社团，叫做“角抵社”；有全国性的相扑“锦标赛”，胜者有奖金、奖杯、奖状：“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纸币）、马匹”；还有商业性的相扑表演。宋代的城市已经出现了超大型的市民娱乐文化中心，叫做“瓦子”，里面设有酒楼、茶坊、食肆、勾栏、棚，棚和勾栏都是表演相扑、杂剧、皮影戏、傀儡戏、说书、唱曲等娱乐节目的场所，相当于今日的戏院，北宋汴梁“桑家瓦子”里的一个棚，大者“可容数千人”。如果汤因比来到瓦子，就可以欣赏到宋人的时尚竞技运动——相扑表演了。《梦粱录》记述说：“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即民间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手之资。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这条记录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在宋代瓦子中，商业性相扑表演节目开锣之前，通常会先安排一段活色生香的女相扑表演，以吸引观众。宋代的女相扑是很有名的，女相扑手叫“女飐”，《梦粱录》和《武林旧事》都记录了好几位女飐的名号，如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侥六娘，这些女相扑手跟男相扑手一样，在“瓦市诸郡争胜”，并且打响了名头。　　北宋的仁宗皇帝也曾经为女相扑所吸引，在宣德门上看“妇人相扑者”，结果惹来司马光一顿批评：“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臝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司马光还提出建议：“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天子在严肃场合观看身材火辣、着装清凉的女飐表演，当然不成体统，司马光对仁宗的批评很有道理，但他想禁止市井间的女相扑，则是多管闲事了。不过我们从《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的记述来看，民间的女相扑表演显然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看看这些流行于宋人的体育运动，汤因比会感受到宋朝社会的繁华气息吗？因为，只有一个富足、安定、又有闲暇的社会，人们才可以这么欢愉地玩闹，恰如南宋诗人周文璞的诗句所形容：“有时挟弹暮云表，有时蹴踘春风前。有时却自着绛帕，走入药市寻神仙。”　　宋朝女性的合法权益　　许多人都以为宋朝是女性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的时代，但考察历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指标来衡量、评判，比如女性的财产权、离婚的权利、改嫁的权利等等。　　宋代家庭分家，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这部分财产，通常叫做“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因为法律与习惯法明确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甚至出现了女子为争家产将兄弟告上法庭的事情，“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庭府，以争嫁资”。　　宋代有这样的风俗：两个家庭结成姻亲，在议婚、定亲的阶段，女方要给男方送“定帖”，除了写明出嫁的是第几个女儿，以及她的生辰年月日，还要“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此处具列的就是随嫁的奁产。富贵人家的奁产是非常惊人的，如理宗朝时，一位姓郑的太师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十一万贯、缔纲五千贯”；有个叫做虞艾的人，“娶陈氏，得妻家標拨田一百二十种，与之随嫁”；比较常见的奁产应该是十亩田上下。　　奁产随出嫁的女子带入夫家，“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即法律规定，女子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并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实际上，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都归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来奉献给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奁产，往往会被当时的风俗所鄙视。以后假如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　　宋人袁采观察到，丈夫“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意思是说，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为不愿意以后分家时被兄弟分去财产，便以妻子的名义添置产业，后来不幸去世了，妻子以这些产业是她所有为由，在改嫁时全都带走了。袁采讲这一社会现象，是为了忠告家人，千万不可干借妻名置产的蠢事。不过袁采的话恰好从侧面证明了：宋朝女性改嫁，是有权利带走属于她所有的财产的。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这一权利。一旦发生奁产纷纷、闹上法庭时，以前定亲时的“定帖”，妻子可以拿出来作为自己主张财产权的证明，这有点像现代的“婚前财产公证”。而在宋朝之后，女子就丧失了这种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了。　　那么宋朝女子能不能够提出离婚呢？如果我们以为古代只有丈夫单方面的“休妻”，而没有双方都同意的离婚，那就想错了。古代也有离婚，法律上叫做“和离”。在宋代，在宋代，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以致宋人应俊感慨说：“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　　来看几则宋代的离婚案例：庞元英《谈薮》记载：“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这是因夫妻感情不和（不相得）而离的婚。　　李廌《师友谈记》记载：“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这是妻子因为丈夫长得丑、而且冷落了自己而提出离婚。　　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赞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篓之甚。妻弃去适他人。”这是妻子嫌弃丈夫贫穷而主动离婚。　　洪迈《夷坚志》记载：唐州有个叫王八郞的富商，在外面包了个二奶，嫌弃结发妻子。妻子“执夫袂，走诣县，县听仳离而中分其赀产。王欲取幼女，妻诉曰：‘夫无状，弃妇嬖倡，此女若随之，必流落矣。’县宰义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别村”。妻子拉着丈夫到公堂闹离婚，法官准离，并判妻子可分得一半家产，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思是说，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也有权利离婚；“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也有权利提出离婚。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女性离婚权的承认。　　不过古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这不是某一个读书人写的“放妻书”，而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　　说到宋朝的女性，许多人都会想起“缠足”。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缠足始于宋代，并被宋朝理学家推波助澜，从缠足可见宋朝妇女深受礼教压迫云云。但实际上，缠足并非发端于宋，唐朝时已经出现了缠足的风气，有诗为证：温庭筠《锦鞋赋》：“耀粲织女之束足”；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从唐至宋，缠足只是流行于上层贵妇和妓女群体的风尚，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缠足的。另外，宋人的缠足，指的是将女性足部缠得纤直一些，叫做“快上马”，并不是明清时代那种变态的“三寸金莲”。　　缠足的兴起，也跟宋代理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在宋朝的理学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说：“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后唐刘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坚持不缠足。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也提出，“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缠足陋习的控诉。提出控诉的车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　　大体来说，宋代的缠足风气，只是出于上层社会病态审美的产物，跟西欧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时尚差不多。到元代时，才出现了性别压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环记》称：“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但在宋代，妇女并不受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