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5

明朝人郎英对熊大木所在的建阳书坊有如下评价：　　“凡遇各省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板纸最滥恶”，“品最下，而值最廉”。　　郎英的记载，部分解释了《北宋志传》为何情节缺失、前后不一的原因。熊大木的建阳书坊有点类似现在的盗版基地，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他们把一部书分为两部，省却中间很多情节，不为别的，只为降低成本，多赚点钱。　　商业利益固然可以解释《北宋志传》为什么要删除一些故事，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再深一步讲，既然明初就有杨家将的完整版本，为什么只有万历年间的保存了下来，是什么原因让之前的版本突然失传了呢？明小说为什么妖魔鬼怪成风，风格突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些什么蹊跷原因？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天灾还是人祸？　　二 明朝大学士为播州杨氏寻根　　杨家将小说的突然消亡，一定与社会的重大变故和人为操纵有关。付爱民先生在《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中进行了细致推演，他认为，这一切很可能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二十九年（1601年），明政府平灭播州土司杨应龙有关。　　历史上的播州，位于现在的贵州遵义老城，那里有杨家将的另一支血脉。明代初期，播州杨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切都得益于明政府的大力扶持。　　当年朱元璋发兵征南，播州杨氏审时度势，在各土司中率先来归，对明王朝顺利实现统一堪称有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对播州杨氏格外宽容，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朝廷除了不向播州征收税赋之外，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　　杨氏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多朝官也畏之三分。遇有紧急边情，政府还要从播州征调兵将抵御外寇。在具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后，播州杨氏开始重视起家族的地位和名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初大学士宋濂（1310—1381）所作的《杨氏家传》出炉，这部书为播州杨氏追祖溯宗，巧妙地考证出他们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　　元末明初，借助于各种艺术样式的广泛传播，杨家将已名满天下，附会名门可以使播州杨氏获得更高的威望和荣耀，而借助于宋濂之口认定此事，它的可信度与含金量就更高。　　宋濂是明初最有影响的文臣，朝廷的礼乐制度多由他来制定。朱元璋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当年传诵一时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就是宋濂的大作。　　宋濂的这篇檄文第一次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理念和口号，反复强调讨元北伐是为了“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这些思想确立了明军讨伐元军的正义主题，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操刀播州杨氏家传，对于确立并提升杨氏声望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据《杨氏家传》披露，播州杨氏一世祖杨端原籍太原，与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业同族同宗。唐朝末年，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入伍，随大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当了酋长。他的后人杨昭始终没有子嗣，恰逢杨延昭之子充广到广西为官，双方联宗通谱之后，杨充广把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自此以后，播州杨氏就是地地道道的杨家将后人了。　　历史上，播州杨氏也是英雄辈出。两宋时代，他们为抗击契丹、西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宋末，成为抗击元蒙入侵西南的主力，杨家将的故事得以继续传承与发扬。　　1206年，南宋宁宗时，杨贵迁的第六代传人杨粲请求大举北伐以雪前耻，最后虽然没能成行，但彰显了播州杨氏的爱国精神。宋理宗时，元人已非常强盛，杨粲之子杨价自愿请命，屯兵江南，声势浩大，威震敌胆，使得北兵多年不敢南犯。　　杨价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文继续坚守播州。杨文曾上书朝廷，献上御敌三策，指出元兵南侵之所以能如入无人之境，关键在于没有拒敌于城门之外。元兵攻占西南时，他派兵北援四川，西救云南，为危难的南宋苦苦支撑局面。　　当然，《杨氏家传》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播州杨氏土司却不管这些，他们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其事迹也开始融入杨家将故事之中，而且很可能，他们还凭借自己的势力，动用了舆论宣传工具，把杨家将故事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请宋濂为本族修传，是播州杨氏自我宣传炒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播州虽然偏居一方，但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杨氏土司的子弟可以常年寄居京城。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播州子孙曾入朝进入太学，接受国子监官的训导。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结识了大学士宋濂并邀其为本族作传。　　既然最受明太祖宠信的宋濂都甘愿为杨家撰写家谱传记，那么请一些文人、艺人编写、说唱新的杨家将节目应该并不是太难的事。而对于明太祖来讲，通过杨家将故事宣扬忠孝仁义也是他想要的，这是一件能够双赢的好事。　　有关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关联的新发现，为杨家将故事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方向，盘活了已经基本定型的杨家将故事，这些崭新的节目因其鲜活的当代色彩在播州以及京城都广为流传。至今遵义附近仍有浓重的戏曲表演风气，六郎城、六郎屯等方位的存在，是杨家将说唱节目在遵义地区兴盛的遗证。明初的都城设在南京，后来编订《杨家府演义》的纪振纶正是南京人。　　明代杨家将小说新增加的内容，很多都带有播州杨氏的痕迹，有的甚至还可以在杨氏土司中找到原型。播州杨氏土司中也有叫杨文广的，他是杨光震之子，即杨贵迁的孙子。　　播州杨文广经常统军讨伐周边叛乱的南蛮酋长，他的征服策略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恩威并用，这与小说中最后释放五国蛮王相似。杨文广还有一个兄弟叫文宣，他很有可能是宣娘的原型。小说中，杨宗保之死与狄青派人行刺有关，而播州杨文广的爷爷杨贵迁恰恰是被川南的酋长所刺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内容。新增加的故事，诸如借木、盗马、女将等精彩情节，都很有播州风情。《杨家府演义》中多次出现与马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孟良三次盗马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当地风俗的曲笔反映。　　播州虽然也产马，但都是比较短小的“羁縻马”，不适合行军作战。不过当地产茶，他们经常以本地的茶换取西面诸番的良马。这种茶马互换的方式，在宋代就已经建立，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大观初，诏播州夷界巡抚杨光荣，岁市马十匹于南平军”。　　《续资治通鉴》有记，曾与播州杨家作战的罗罗部落酋长乞弟、阿永等均曾带着马匹入市交易。播州土司交换而来的良马多次向朝廷进献，南宋时，为支持抗金战争，杨粲向朝廷献战马300匹；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杨铿入朝进见，献贡马10匹。　　小说中杨文广在奉命取宝的过程中收了三个妻子，她们都是贼寇出身，性格泼辣豪爽，为争夺夫婿相互攻打，这样的事情在播州附近并不鲜见。播州杨氏在收服周边部落的时候，常常采用联姻的手段，以期通过“姻媾”使盟友关系更为牢固。播州土司与剧贼联姻以及妻妾间的争斗，这些事情在小说里的杨文广身上都有隐约的体现。　　播州杨氏因为妻妾众多，虽然在继承权问题上一直强调“立嗣以嫡”，但家族内部经常因为庶出夺嫡引发妻子与妾室及其子女间的争斗。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件事：土司杨相宠爱庶子，嫡子杨烈及其母亲张氏不服，史称“悍甚”的张氏用计巧取兵权，驱逐杨相。大权旁落的杨相，无奈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他乡。　　“十二寡妇征西”的对象“西番新罗国”，在播州附近也可以找到原型，它影射的是播州杨氏的夙敌罗罗族人。播州以西广袤的川南地区，宋时称“罗氏”，即现在彝族的先民，他们与播州杨氏世代为敌，双方征战不止。　　“西番新罗国”的大将张奉国号称“鬼王”，这也可以从当地找到印迹。《明史》316卷“贵州土司列传”中载：“贵州，古罗施鬼国”。罗罗族人风俗尚鬼，他们所有的宗教活动均称为“做鬼”，首领被称为“鬼主”，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罗鬼国”。　　播州杨氏与西面聚居的罗罗人发生过多次激战，杨贵迁之子杨光震曾协助泸州守将平叛，征服罗罗酋长乞弟。杨光震之子杨文广更是与罗罗人频繁激战，结下世仇。至南宋末，播州土司杨价、杨文、杨邦宪祖孙三代坚奉宋统，杨价屡次被征调抵御侵川的蒙古军，杨文则辅助主将平服了吐蕃诸部。　　后来归降了蒙古的大理国与乌江罗罗族人曾犯播州，杨邦宪义勇拒战，待敌军半渡之时，在中流杀贼数千，生擒罗罗族的大酋长阿苏。为了感化他们，杨邦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数罗罗族罪状，在阿苏表态知过悔改后将其释放，罗罗人从此降服播州 。“六郎三擒孟良”、“诸葛亮七擒孟获”等宣扬以德服人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受了这些史实的启发。　　“十二寡妇征西”所征的“西番新罗国”，既不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也不是西部边陲的西夏，主要原型就是播州西南面的“古罗氏鬼国”，当然也混合着征讨吐蕃、蒙古军的痕迹。　　在《杨家府演义》中，最后擒杀鬼王的大战发生在江水里，鬼王虽多有变化，但仍然不能逃脱，最后被杨宣娘撒下的天罗地网罩住生擒，这条江应当就是杨家将与罗罗人交战的主战场乌江之写照。　　杨家将小说现实主义色彩淡化，魔幻色彩凸显。杨宗保居然也擅使法术，杨文广和部将魏化都能幻化人形。这种风格的变化，很可能受了播州风俗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播州，基本上还处于部落氏族时代，部落首领既是统帅又是宗教首领，在族人眼里，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在疆场上呼风唤雨、念咒画符也就不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另外，杨家将小说增加了众多的女将故事，也与播州的风俗有关。故事传奇虽然多系虚构，但总要有一定的灵感源泉和生活基础，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在宋朝，女将参与作战的故事不能说没有，但与杨家将的关系太远，更形成不了杨门女将那么大的规模。杨门女将的传奇故事，历史上没有，宋元以前的戏曲中也没有，在明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越演越盛。　　杨氏土司的亲家永宁土司，自洪武末年起（1398年），大权时常为母族奢氏所控。奢氏与杨氏媾姻，是一个女豪频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播州一带由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丈夫去世由妻子接任土官，女人站到前台主持政务、军事的情况屡有发生，当时播州附近各地女土官也经常被朝廷征调出征，有功也一样接受封赏。最为有名的当属与杨氏土司为邻的女土司秦良玉，以及前文提到的女土司奢香、刘淑贞等人，她们的事迹在明代即名满天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此外，杨家将小说中皇帝遇险、十大朝臣被围、六郎被困双龙谷等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增的故事与明朝的某些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郎幽州保驾替主赴难的故事，与明代正统年间英宗被俘，申佑舍生取义之事极为相似。　　三 大郎舍命救主的历史真相　　大郎杨渊平舍身救主一事，宋史没有根据，明史却有原型，而且也与播州有关。这位舍身救驾的英雄名叫申佑。申佑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乔装成英宗皇帝，吸引蒙古瓦剌大军，掩护英宗突围，最后战死于乱军之中。申佑只活到24岁，但他的一生极具传奇和悲壮色彩，“虎口救父”、“冒死救师”、“舍身救主”，他是名副其实的“三忠三烈”之士。　　申佑于1425年出生于贵州婺川火岩垭（今婺川自治县太坪乡龙潭村）。童年时的申佑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力壮孔武。一日他随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林中窜出一只黄斑猛虎，申佑父亲躲避不及，被老虎拦腰一口叼住。年仅7岁的申佑，操起杀猪用的棒槌，用力猛击老虎，老虎也许是被吓怕了，丢下申父窜入林中。《思南府续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逞猛虎之威，竟出黄童之手，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　　申佑晨耕暮读慢慢长大，正统五年（1440年），15岁的申佑考入北京太学（即国子监）。当时英宗皇帝朱祁镇软弱无能，朝中大权尽由太监王振操纵。王振掌握着锦衣卫，权倾一时，专横朝野。国子监的祭酒（“祭酒”是学府的最高官，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向敢言直谏。上书朝廷呼请改建国学，英宗委派王振前去考察。由于李时勉向来瞧不起不学无术的王振，言谈举止多有流露，得罪了王振。王振找了个借口，将李时勉套上重枷，站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国子监师生因为害怕王振势大凶残，大多敢怒不敢言。这时申佑站了出来，号召国子监学生联名上书营救李时勉。申佑的义举，受到不少好心人的劝阻，让他不要去招惹王振，以免性命难保。申佑听罢大笑：“难道我申佑是贪生怕死之徒吗？我相信国子监不缺男子气概！”申佑与监生李贵、石大用等人，集结学生千余人前往朝廷请愿，声称愿以己身代师赴死。做贼心虚的王振担心事情激变躲了起来，通政司将申佑、石大用等人的奏章呈给英宗，又经孙太后从中斡旋，英宗终于下旨释放李时勉，并将其官复原职。《思南府续志》称赞：“公（申佑）之所为，皆人所不敢为也。”　　正统十年（1445年），经过几年的国子监历练，20岁的申佑荣中进士，不久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申佑仍然以言行正直著称，颇受同僚称道。明英宗时国势渐衰，防务松懈，蒙古族瓦剌部落经常侵扰边疆。1449年七月，瓦剌四路大军进逼中原，也先亲率大军攻打大同。手握兵权的太监王振老家是大同，他担心大同遭瓦剌洗劫，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明朝廷紧急拼凑了50多万人随帝出征，申佑亦在阵中。明军先锋与瓦剌军在阳和交手，被打得溃败不堪，几乎全军覆没。坐镇大同的英宗异常惊恐，急令撤军，途中遭遇瓦剌军多次截杀。七月，英宗退守土木堡，土木堡是一片高地，瓦剌军切断水源，围困土木堡。　　为了尽快拿下土木堡，也先用计诱兵，先是派人讲和，接着佯装撤退。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以为机会来了，迅速指挥明军移营突围。瓦剌骑兵四面围杀，申佑随驾左右，为英宗挡敌开路，战斗中，申佑舍生忘死，身上的鲜血都溅到了英宗衣服上，但因为瓦剌军太过凶猛，明军始终不能脱困，也先率骑直闯明军中营，欲生擒英宗皇帝。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在这700多年间，中原及四川地区历经五代十六国之乱、金人之乱、蒙人铁骑统治、元末大乱，播州之境岿然，巴蜀流民多有归附。播州杨氏保疆垦土，屡有战功。这样一个家族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呢？这跟明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切相关。　　土司制度始于唐，盛于明，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时也盛极一时。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取道播州，准备平灭元军在四川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他派使者前去劝降播州杨氏。播州土司杨铿审时度势，率领大小官员来归。朱元璋非常高兴，对播州杨氏大加赏赐，让杨铿仍旧领命播州，部下大小官员任命等事务一切照旧，政府不向播州征收赋税。　　1374年，中书省提议向播州征取贡赋以作军储，标准是每年纳粮2500石（一石约为120斤）。朱元璋否决了这一提议。他指出，播州杨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早率众附归的，于朝廷统一有功，所以决定免掉他们的赋税，任其自由支配。由此，播州杨氏正式获得了包括税赋豁免在内的很大特权，他们只是每三年象征性地向朝廷纳贡一次。　　在朝廷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播州杨氏的势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们又得到了一份荣耀，播州杨氏的子弟可以入朝进入太学，由国子监官亲自督导学习。嘉靖元年（1522年），应播州土司的要求，朝廷赐给他们儒学典籍《四书集注》。　　杨氏土司在自治的过程中，兵力不断壮大，多次帮助朝廷平定苗民叛乱和附近少数民族叛乱。到了杨应龙时代，播州杨氏已是湘、贵、川一带的名门望族，势力达到顶峰，屡屡与周边的土司、地方官以及朝廷命官发生冲突，贵州流官不满土官横行无忌、不服流官管束的霸道作风，矛盾已很难调和，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明史对杨应龙的描述基本都是反面的，说他好猜疑，性情残忍。1571年，杨应龙继承父亲杨烈之位，一开始表现得尚属低调，对朝廷毕恭毕敬，也屡受皇恩。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杨应龙及时献上当地“大木七十”，因其“材美”，讨得朝廷的欢心，赐其“飞鱼服”，授予都指挥使一衔。　　为了独霸一方，杨应龙对内酷杀树威，不仅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切。播州附近的一些土司也对他心存不满，朝廷中更是有人想要除掉他。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指出，杨应龙有诸多凶恶之事，巡按陈效则直接给出了杨应龙的24条罪状。但是在如何评价和处置杨应龙一事上，明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在黔的官员认为杨应龙罪大恶极，但蜀地官员认为其无可勘之罪，黔官便指责蜀官有意包庇。当时为防御松潘，播州土兵被征调协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潘地处险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巡按李化龙提议，暂免对杨应龙的勘问，准允他戴罪立功。　　两派意见相左，明政府犹疑不决。其实，叶梦熊弹奏杨应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推行所谓的“改土为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欲把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全部划归重庆管理。所谓“改土为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官制度，改为非本地的流动官员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对当地的统治即将化为乌有，杨应龙当然不会答应，所以极力加强对所辖五司的控制。　　此时杨应龙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杨氏家族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朝廷的反杨势力抓住了把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为了争夺嫡系之位杀了嫡妻张氏。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与部下何恩、宋世臣等人含恨上书朝廷，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闻讯大喜，立即请求发兵剿灭杨应龙，但受到蜀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蜀地三面邻播，与播州关系密切，而且播州兵将骁勇，多次受朝廷征调，立有战功，突然发兵征讨不是良策，应以安抚为宜。但是，谋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朝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令四川、贵州两省联合勘调此事。杨应龙表态，愿意配合调查。不过他提出，黔地官员一向必欲除己而后快，所以他愿意赴蜀而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在重庆受审，结果被判定有罪，依法当斩。杨应龙大惊，急忙疏通各种关系以求活命，允诺愿以二万金赎命，正在狱审犹疑不定之际，国际国内突然发生的一场重大事变，使杨应龙逃过一劫。那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决定发兵援朝，于是广征天下之兵。杨应龙闻讯，立即表态愿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自赎。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杨应龙的所谓率兵援朝看来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回到播州后一直按兵不出，没有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巡抚王继光前去督办，杨应龙仍然没有回应。此时，张时照等人再次上书弹劾，王继光遂发兵征讨。　　征讨杨应龙的战事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播州辖内山高林密，道路难行，大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差，在与杨应龙的交战中屡屡受挫。朝廷一时拿杨应龙没有办法，又考虑到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再次招抚杨应龙。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 “万历三大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杨家将”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杨家府小说消失得那么迅速而彻底。在那种专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因收藏书籍而被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播州杨氏事发之后，如果有谁胆敢收藏为其歌功颂德的作品，轻则肢体受损，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肃杀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话又说回来，其实朱元璋不是不喜欢戏剧，也不是不懂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个专家。“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曾经有首诗：“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他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元人杂剧楔子引白的影响：“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为关注的是，戏剧不能亵渎帝王皇权，他的这个禁忌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翰林编修高启做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御史张尚礼做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将全寺僧人尽皆杀了。　　明代的文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明代还专门设有锦衣卫，用以监视官员与百姓，厂卫特务横行，布满全国各地，动辄指人为奸，忠良官吏无辜受冤者甚多。人们时刻生活在心惊胆颤之中，当时官员每次入朝都要与家人诀别，到了晚上平安回来则以掌相庆又多活了一天。　　在明代，从朱元璋始，巩固政权成了皇帝关心的头等大事，民族矛盾反而下降到次要地位。文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录1 狄青传[1]　　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兄长与乡人斗殴闯下大祸，狄青代兄受过，被发配充军。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边境局势紧张。宋仁宗下诏在京师中挑选卫士从边，狄青因善骑能射而入选，被任命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大约可以指挥500余人。　　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到延州后，以作战勇敢不怕死著称。每次临战，他一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战中，头戴铜面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任他来回驰骋，无人敢与其交锋。宋军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经过数次交战，狄青威名大盛，西夏兵不知指使为何官，都称他为“天使”。　　狄青在延州四年屡建战功，前后经历大小战斗25次，身上仅箭伤就有8处，每次都轻伤不下火线，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拥护。在安远一役中，狄青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铠甲。但当听到贼寇又来突袭的消息，立即挺身而出，仍然冲锋在前，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在狄青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一些被占的领地，控制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当时宋军与西夏作战经常处于被动，狄青的杰出表现逐渐引起了陕西防御大臣的注意。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亲自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认为他是“良将材也”，遂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宋时的判官是朝廷派来督战的，他的推荐自然很有分量。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范仲淹比狄青大将近二十岁，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狄青，为将之道在于智勇双全，“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很受启发，此后发愤读书，潜心研究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能力和素质又有了新的飞跃。战场上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能征惯战的骁将，更是运筹帷幄、驾驭千军的统帅，逐渐成长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将领。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并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狄青与韩琦同为1008年生人，不过韩琦是进士，属科班出身。狄青出身低微，起点很低，但是经过西夏战场的砺练，狄青进步飞快，先是被提拔为西上阁门副使，后来又升级为秦州刺史（甘肃天水）、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经略招讨副使已经是韩琦初入陕西时的官职了，狄青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狄青作战讲究以奇取胜，一次西夏大军进攻，双方实力对比宋军处于劣势，狄青巧施疑阵，杀了个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西夏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宋仁宗听闻狄青屡立战功，为边塞有如此干将高兴不已。有一次他想接见狄青，见识一下他的制敌方略。不料恰逢敌军侵犯渭州，宋仁宗便命他画阵形图进呈。仁宗看罢很是赞叹，连连点头称许，从此狄青成为宋仁宗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将领之一。　　1044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36岁的狄青调任真定路副都总管，后来又担任过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两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崛起于行伍间，地位已相当显赫，但他从不忘本，脸上始终留有当兵时的刺字。有一次，宋仁宗让他除掉脸上的刺字，黥文若想用药除去并不难，真宗时杨妃的兄弟杨景宗曾经犯罪被刺字，后来用药去除黥痕，效果非常好。但是狄青不肯从命，他指着自己的脸，非常动情：　　陛下按军功提升我，并不在意臣出身低微，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全赖于此。保留脸上的刺字就等于宣示陛下的恩德，士兵们看到臣的刺字就会明白，只要英勇善战，不论出身多么低微，一样可以获取意想不到的功名。请允许臣保留这块刺字。　　仁宗听后感慨不已，对狄青更加敬佩和器重，任命他担任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1052年5月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10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5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　　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狄青是在数名边将大败于侬智高之后主动请缨出征的。　　狄青南征侬智高，随军的杨文广算不上太重要的将领。而且至少已经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不再是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1052年5月，广源州（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建立所谓的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侬智高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9个州，随后围攻广州，一时间岭外骚动。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开战之初，侬智高的威力显然是被低估了，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　　值此紧要关头，宋仁宗忧心如焚。这一年，范仲淹已病逝徐州，狄青出任了枢密副使。危急时刻，狄青主动上表请求出战。宋仁宗立即接见了他，狄青慷慨陈词：“我是战士出身，不去攻战征伐就无以报答国家，国家遇此危难，我请求即刻出征，去取侬智高首级来见陛下。”　　仁宗欣然应允，认为他忠勇可嘉，任命他统一指挥广南军讨伐侬智高。这一任命在当时是突破先例的大事，宋朝对武将严加防范，领兵打仗都是文官掌权，武将只能是副手。狄青身为武将而独掌兵权，是破天荒的大事，可见仁宗对他有多么信任。仁宗对狄青寄寓的期望很大，生怕他有什么闪失。狄青出征后，仁宗若有所思，他认为狄青威名之下，一定会有人陷害他，但凡饮食起居都要严防敌人暗中下手，左右使唤之人必须是自己的亲信。仁宗想到做到，立即派人飞马前去提醒狄青。　　狄青到达前线后即刻叫停了一项向外借兵平叛的计划。当时侬智高气焰很盛，宋军陷入被动后一时无计可施。交趾国主动提出愿意帮助讨伐侬智高，大将余靖认为不妨相信他们，宋仁宗也同意了这项计划，下诏赐钱三万缗给交趾国作军费，并许诺平敌之后再重重加赏。　　狄青认为不可，他上奏仁宗分析说，从外国借兵剿除内寇后患无穷，与国家利益格格不入。如果一个侬智高都无法铲平，还要借助蛮夷之兵，那等于引狼入室。他进而指出，蛮夷小国都是贪利忘义之徒，交趾国声称用五万步兵、一千骑兵前来支援，这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到时一旦发生兵变，岂不是乱上添乱，又将如何抵御？　　仁宗认为他的话非常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人们都十分佩服狄青的才干和深谋远虑。狄青率军南征可谓是有备而去，他认真分析研究了宋军失败的教训，针对侬军使用藤制盾牌的特点，制定了以骑兵冲击的策略。在人员任用上，选拔真正能征善战的人，坚决清除趁战争混入军队捞取功名之徒，这恐怕也是杨文广年过半百仍能入选的真正原因。　　1053年正月初，狄青与余靖、孙沔所率宋军会合。在此之前，宋军中不听号令，轻敌冒进、贪功轻进的事情屡有发生。蒋偕、张忠等将领因为轻敌而兵败身死，广西铃辖陈曙意欲在狄青到来之时抢头功，擅自带八千步兵向侬智高发起进攻，结果在昆仑关被打得大败，部下殿直袁用等人临阵脱逃，影响很坏。为了严肃军纪，狄青下令对不听将令的陈曙等30多位当事人当场处斩，宋军上下无不震动，连余靖、孙沔也都相顾失色。　　狄青分析地势和军情后认为，若要拿下侬智高据守的邕州，必取通道要地昆仑关。但昆仑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狄青以筹备军粮为由，高调宣称部队休整十天。侬智高打了一些胜仗，不自觉地就有些飘飘然。他认为既然宋军粮草不济，肯定不会马上发动进攻，精神上有所放松。狄青对外放风部队休整，第二天凌晨却紧急下令部队进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昆仑关。当天晚上狂风大作，天降大雨，狄青换上普通将士的军装，率领突击队冒雨进攻，侬智高还没回过神来，宋军犹如神兵天降已越昆仑关。　　为挽回败局，侬智高急派骁勇兵将手持长枪阻挡宋军。狄青则让步兵居前，2000骑兵藏在阵后，以待敌变。侬智高凭借先前对宋军交锋的经验，以为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获胜。两军在归仁铺一带发生激烈交锋，侬智高军十分强悍，宋军前锋孙节英勇牺牲，孙沔等人大惊失色。狄青毫不畏惧，他登上高处手挥令旗，指挥骑兵从左右两翼杀出，将敌军分割成三段。敌军阵脚大乱，宋军追击50里，斩首五千余级，侬智高放火烧城，化装逃往大理。　　狄青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消息传回京师，宋仁宗大喜过望，对当朝宰相庞籍说，赶快商议封赏，慢了就不足以激励了。狄青还师回朝之时，宋仁宗亲自相迎，赏赐狄青一座豪宅，又拜狄青为枢密使，他由此成为北宋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这在宋朝更是破例，枢密使一向只由文官担任，武将当政有违祖宗惯例。防范武将夺权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宋仁宗的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极大争议，也为日后狄青的失势埋下祸根。　　侬智高平定之后，宋廷对有功之臣一一封赏，杨文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致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　　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卖油翁》是欧阳修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内中主人公陈尧咨并非虚构，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箭术高超，到了百发百中、出神入化的地步。为此，宋真宗曾打算让他改授武职与契丹使者比射。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边用棍子抽打边教训他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阀阅，忍乎？”　　一个文人改授武职就是有辱门第，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陈尧咨的母亲一个，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文臣的气焰高涨也就是难免的了。在相同级别的文臣面前，武将一般都要承让三分。而且不仅文人瞧不起武将，武将有时也瞧不起武将，自古都道文人相轻，在宋代，武将也经常相轻，甚至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相互陷害。　　狄青在真定路当副都总管时，曾经很受他的顶头上司韩琦的气。狄青与韩琦虽然同岁，但韩琦成名要早得多，当年经略判官尹诛将狄青推荐给范仲淹和韩琦时，狄青尚是无名之辈，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地位慢慢已与韩琦相当，但韩琦对他从来都不怎么重视。　　一天，韩琦设宴招待客人，席上一名侍宴的歌伎白牡丹，受韩琦怂恿向狄青劝酒，竟然说“我看斑儿你还是喝一杯吧”，一个妓女居然敢明目张胆地讥笑狄青脸上的黥文，真是匪夷所思。更令人奇怪的是，韩琦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哈哈大笑，这令狄青非常不爽。隔了几天，狄青找了个碴，给白牡丹招呼了一顿板子，总算出了口恶气。不过没高兴几天，他又犯到了韩琦手里。　　狄青的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被所押的犯人控告克扣供给，韩琦准备诛杀焦用以肃军纪。为救焦用，狄青数次求见韩琦，韩琦都不理睬。最后狄青一直在韩琦公署的门外阶下等候，见到韩琦后说：“焦用有军功，是个好男儿”。韩琦非常轻蔑地撇了撇嘴，“东华门外状元及第敲锣打鼓庆祝的才是好男儿，焦用一介武夫也敢说是好男儿？”　　硬是当着狄青的面把焦用给杀了。　　狄青的战功，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按理说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对他的出身和脸上的黥文总会流露出某种轻蔑或歧视。《杨家府演义》借杨文广之子怀玉之口说出身为武将的心声，“他们恃是文臣就欺凌我等武夫，受几多呕气”。狄青也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感叹：“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代的进士分为三个档次，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进士及第是最高等，没有进士及第就如同今天没有一张好的大学文凭一样，凭空就要受人歧视，难怪狄青会发出那样的叹息。狄青的功业远胜过韩琦，但就是因为没有进士及第而觉得低人一等。即便他以后位列枢密使，成了当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境况仍然没有多少好转。　　狄青升任枢密副使时，枢密院派人迎接，等了几天他都没来，迎接的人恨恨地骂道：“迎一赤老，还屡日不来！”狄青身为武将威名四震，升任枢密使后，文臣们更是担心他功高盖主，有朝一日难免不会夺权，一些流言蜚语开始传播。因为他不肯去掉脸上的黥文，有人编出这么一首歌：“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川河子畔。”“汉似胡儿胡似汉”指他姓狄而为汉人，“改头换面总一般”指他脸上有黥文，“只在汾川河子畔”指他的籍贯汾州西河。这首歌的隐意是说，狄青将危害大宋。　　嘉祐年间，京师洪水泛滥，为了避水，狄青把家搬到大相国寺殿。一天，他穿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开封的人便盛传黄衣登殿了。这又是一件敏感事，浅黄色的袄子当然与黄袍不同，不过前朝曹利用的儿子就是因为穿浅黄色的袄子被人陷害下油锅烹了，曹利用本人也受牵连被贬谪房陵，在路上无奈自杀。这两件事尽管都是捕风捉影，但如果较起真来，杀伤力也是极大的。　　还有更为离奇和荒唐的事在流传，典型的就是光怪烛天和狗生异角，有人称狄青家养的狗长出了角，而且屡屡出现怪异的光象，凡此种种叠加在一起，让文彦博、欧阳修等朝中大臣得出一个结论，狄青是朝廷的隐患，狄青不除，朝廷危矣。原本武将就不能担当枢密使，这回他们更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当初任命狄青为枢密使时，宰相庞籍就力称不可，理由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七月以前，欧阳修三次上书，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欧阳修（1007—1072）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在北宋政坛、文坛及史学发展上，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他人品高洁为人敬仰，早年参与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终其一生为谋求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不遗余力地举贤荐能。就是这样一个泰斗和导师级的人物，却多次无中生有地弹劾构陷狄青。欧阳修所上的第一疏叫《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文中的一些观点非常值得玩味：　　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独能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入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切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因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又加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才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官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官者，唯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尔。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官狂计愚，不敢自默。　　欧阳修说得非常明白，不论狄青有没有过错，也不管他有没有二心，为了防患于未然，都必须罢掉他的枢密使。欧阳修对晚唐至五代盛行的武将拥兵自重，篡位夺权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得出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的结论，极力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　　宋仁宗初时对大臣们的言论将信将疑，未置可否。欧阳修也不含糊，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后在七月连上两状《上仁宗论水灾》，甚至搬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指出“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息害”，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在他看来，只有罢免狄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患害”。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狄青被罢的过程中，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文彦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彦博是当朝宰相，因为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再加上越来越大的倒狄声势，使得他也加入倒狄的行列之中，力劝仁宗免掉狄青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心这样处置：“狄青是个忠臣，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文彦博正色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一句话噎得宋仁宗无言以对。宋太祖赵匡胤当然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就是这位最值得信赖的忠臣最终夺了周世宗的皇位，宋仁宗又怎么能够保证狄青的清白呢？对于武将的篡位野心，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怀疑即为有，“莫须有”即为有！　　莫名其妙地被外放，狄青很是委屈，他向文彦博询问其中的缘由。没想到文彦博对他怒目横视，声色俱厉地说出一句话，“无他，朝廷疑耳”。吓得狄青倒吸一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这件事的发生，绝对是历史的教训。　　公元1056年8月狄青被外放陈州，文彦博等文臣仍不放心，每月两次遣使探视。每次听到使者前来，狄青“惊疑终日”，第二年便“病作而卒”，终年50岁。“陈州出梨，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狄青之死竟然验证了这句预言，令人悲哀。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了文臣的口舌之间。文臣们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还装扮成正义之剑高悬在武将头顶。　　狄青与岳飞之死是宋代的两大悲剧。岳飞之死，大家同仇敌忾。狄青之冤，又有几人知晓？狄青之死比岳飞更惨、更令人无语凝咽。岳飞毕竟还是死于奸臣之手，人们找得着痛骂的对象，可以一吐胸中块垒。狄青死于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千古名臣之手，文彦博把“朝廷疑耳”这几个字说得正气凛然，声若洪钟，让人欲哭无泪，有冤难伸。杀害岳飞还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狄青被贬则不需要任何理由，当年韩世忠责问秦桧，“莫须有”何以服天下？谁人曾问文彦博，“朝廷疑耳”又如何服天下？　　如果狄青不死，必会有更大的贡献。狄青死后，北宋再无良将。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逐个考察宋代的将帅，为出身行伍而官至枢密使的狄青所感动，认为他出身行伍而名震中外，一生始终谨慎，性格深沉，富有智慧谋略。宋神宗亲笔撰写祭文，派使者到他家中御赐贡品祭祀，并下令取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表达求贤若渴之情。怎奈斯人已去，空怀余悲！　　宋朝不是没有名将，而是名将多不得善终，这也是为什么为宋一朝总被外敌欺侮的重要原因。宋朝造反的武将很少，在重文抑武的制度之下，武将成不了气候，在还“未萌”之时就已经被清除了。狄青和岳飞都是如此，只不过岳飞是明杀，狄青是阴死。岳飞之死有其不得不死的大背景，而狄青则完全可以不死。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欧阳修屡次构陷狄青并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或恩怨。欧阳修的人品同他的文品一样堪称完美，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狄青，完全出于崇高的信念，他坚信这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最有利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一代名臣无端构陷一代名将，一代名将被一代名臣所不容，这是宋朝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如果宋朝也有廉颇与蔺相如般的“将相和”，宋朝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1]　作者为张永廷。　　|附录2 宋代武将官阶　　政和以前，宋代的武将官制设九品52阶，每品中有正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正职和副职。　　太尉为当时的武阶之首，属正二品第1阶。　　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五品 2 ；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正五品 3 ；　　宣正大夫 履正大夫 正五品 4 ；　　协忠大夫 并政和新置　正五品 5 ；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正五品 6 ；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从五品 7 ；　　中卫大夫 引进使 从五品 8 ；　　翊卫大夫 从五品 9 ；　　亲卫大夫 从五品 10 ；　　（中缺）　　拱卫大夫 并政和增置　正六品 12 ；　　左武大夫 东上哱门使 正六品 13 ；　　右武大夫 西上哱门使 正六品 14 ；　　正侍郎 正七品 15 ；　　宣正郎 正七品 16 ；　　履正郎 正七品 17；　　协忠郎 正七品 18 ；　　中侍郎 并政和增置。 正七品 19 ；　　中亮郎 客省副使 正七品 20 ；　　中卫郎 引进副使 正七品 21 ；　　翊卫郎 正七品 22 ；　　（中缺）　　拱卫郎 并政和增置哱从七品 24 ；　　左武郎 东上哱门副使 从七品 25 ；　　右武郎 西上哱门副使 从七品 26 ；　　武功大夫 皇城使 从七品 27 ；　　武德大夫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使 从七品 28 ；　　武显大夫 左藏库、东西作坊使 从七品 29 ；　　武节大夫 庄宅、六宅、文思使 从七品 30 ；　　武略大夫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从七品 31 ；　　武经大夫 西京左藏库使 从七品 32 ；　　武义大夫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 礼宾使 从七品 33 ；　　武翼大夫 供备库使 从七品 34 ；　　武功郎 皇城副使 从七品 35 ；　　武德郎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副使 从七品 36 ；　　武德郎 左藏库、东西作坊副使 从七品 37 ；　　武节郎 庄宅、六宅、文思副使 从七品 38 ；　　武略郎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副使 从七品 39 ；　　武经郎 西京左藏库副使 从七品 40 ；　　武义郎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副使哱从七品 41 ；　　武郎翼 供备库副使 从七品 42 ；　　敦武郎 内殿承制 正八品 43 ；　　修武郎 内殿崇班 正八品 44 ；　　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 从八品 45 ；　　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 从八品 46 ；　　忠训郎 左侍禁 正九品 47 ；　　忠翊郎 右侍禁 正九品 48 ；　　成忠郎 左班殿直 正九品 49 ；　　保义郎 右班殿直 正九品 50 ；　　承节郎 三班奉职 从九品 51 ；　　承信郎 三班借职 从九品 52 。　　|附录3 《女论语》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　　第一：立身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　　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　　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　　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第二：学作　　凡为女子，须学女工。纫麻缉苎，粗细不同。　　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　　采桑摘拓，看雨占风。滓湿即替，寒冷须烘。　　取叶饲食，必得其中。取丝经纬，丈疋成工。　　轻纱下轴，细布入筒。绸绢苎葛，织造重重。　　亦可货卖，亦可自缝。刺鞋作袜，引线绣绒。　　缝联补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　　衣不愁破，家不愁穷。莫学懒妇，积小痴慵。　　不贪女务，不计春秋。针线粗率，为人所攻。　　嫁为人妇，耻辱门庭。衣裳破损，牵西遮东。　　遭人指点，耻笑乡中。奉劝女子，听取言中。　　第三：学礼　　凡为女子，当知礼数。女客相过，安排坐具。　　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　　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　　备办茶汤，迎来递去。莫学他人，抬身不顾。　　接见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当知女务。　　相见传茶，即通事故。说罢起身，再三辞去。　　主人相留，相筵待遇。酒略沾唇，食无义箸。　　退盏辞壶，过承推拒。莫学他人，呼汤呷醋。　　醉后颠狂，招人怨恶。当在家庭，少游道路。　　生面相逢，低头看顾。莫学他人，不知朝暮。　　走遍乡村，说三道四。引惹恶声，多招骂怒。　　辱贱门风，连累父母。损破自身，供他笑具。　　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第四：早起　　凡为女子，习以为常。五更鸡唱，起着衣裳。　　盥漱已了，随意梳妆。拣柴烧火，早下厨房。　　摩锅洗镬，煮水煎汤。随家丰俭，蒸煮食尝。　　安排蔬菜，炮豉舂姜。随时下料，甜淡馨香。　　整齐碗碟，铺设分张。三餐饱食，朝暮相当，　　莫学懒妇，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犹未离床。　　起来已宴，却是惭惶。未曾梳洗，突入厨房。　　容颜龌龊，手脚慌忙。煎茶煮饭，不及时常。　　又有一等，哺缀争尝，未曾炮馔，先已偷藏。　　丑呈乡里，辱及爷娘。被人传说，岂不羞惶。　　第五：事父母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　　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　　父母检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　　若有不是，改过从长。父母言语，莫作寻常。　　遵依教训，不可强梁。若有不谙，细问无妨。　　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　　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母有疾，身莫离床。　　衣不解带，汤药亲尝。祷告神祇，保佑安康，　　设有不幸，大数身亡，痛入骨髓，哭断肝肠，　　劬劳罔极，恩德难忘。衣裳装殓，持服居丧。　　安理设祭，礼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泪汪汪。　　莫学忤道，不敬爹娘。绝出一语，使气昂昂，　　需索陪送，争竞衣装。父母不幸，说短论长。　　搜求财帛，不顾哀丧。如此妇人，狗彘豺狼。　　第六：事舅姑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　　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　　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　　姑坐则立，使令便去。早起开门，莫令惊忤。　　洒扫庭堂，洗濯巾布。齿药肥皂，温凉得所，　　退步阶前，待其浣洗。万福一声，即时退步。　　整办茶盘，安排匙箸。香洁茶汤，小心敬递。　　饭则软蒸，肉则熟煮。自古老人，齿牙疏蛀。　　茶水羹汤，莫教虚度。夜晚更深，将归睡处。　　安置相辞，方回房户。日日一般，朝朝相似。　　传教庭帏，人称贤妇。莫学他人，跳梁可恶。　　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　　如此之人，号为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　　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第七：事夫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　　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　　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　　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　　夫若外出，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　　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　　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　　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　　莫学泼妇，斗闹频频。粗线细葛，熨贴缝纫。　　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　　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　　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琴瑟。　　如此之女，贤德声闻。　　第八：训男女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　　训诲之权，亦在于母。男人书堂，请延师傅。　　习学礼义，吟诗作赋。尊敬师儒，束脩酒脯。　　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　　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务。　　扫地烧香，纫麻缉苎。若在人前，教他礼数。　　莫纵娇痴，恐他啼怒。莫从跳梁，恐他轻侮。　　莫纵歌词，恐他淫污。莫纵游行，恐他恶事。　　堪笑今人，不能为主。男不知书，听其弄齿。　　斗闹贪杯，讴歌习舞。官府不忧，家乡不顾。　　女不知礼，强梁言语。不识尊卑，不能针指。　　辱及尊亲，有沾父母。如此之人，养猪养鼠。　　第九：营家　　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　　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　　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　　一日之计，惟在于寅。奉箕拥帚，洒扫秽尘。　　撮除邋遢，洁静幽清。眼前爽利，家宅光明。　　莫教秽污，有玷门庭。耕田下种，莫怨辛勤。　　炊羹造饭，馈送频频。莫教迟慢，有误工程，　　积糠聚屑，喂养孳牲。呼归放去，检点搜寻。　　莫教失落，扰乱四邻。夫有钱米，收拾经营。　　夫有酒物，存积留停。迎宾待客，不可偷侵。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麦，成栈成囷。　　油盐椒豉，盎雍装盛。猪鸡鹅鸭，成队成群。　　四时八节，免得营营。酒浆食馔，各有余盈。　　夫妇享福，欢笑欣欣。　　第十：待客　　大抵人家，皆有宾主。滚涤壶瓶，抹光橐子。　　准备人来，点汤递水。退立堂后，听夫言语。　　细语商量，杀鸡为黍。五味调和，菜蔬齐楚。　　茶酒清香，有光门户。红日含山，晚留居住。　　点烛擎灯，安排卧具。钦敬相承，温凉得理，　　次晓相看，客如辞去。酒饭殷勤，一切周至。　　夫喜能家，客称晓事，莫学他人，不持家务。　　客来无汤，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怀嗔怒。　　有箸无匙，有盐无醋。打男骂女，争啜争哺。　　夫受惭惶，客怀羞惧。有客到门，无人在户，　　须遣家童，问其来处。当见则见，不见则避。　　敬待茶汤，莫缺礼数。记其姓名，询其事务。　　等到夫归，即当说诉。奉劝后人，切依规度。　　第十一：和柔　　处家之法，妇女须能。以和为贵，孝顺为尊。　　翁姑嗔责，曾如不曾。上房下户，子侄宜亲。　　是非休习，长短休争。从来家丑，不可外闻。　　东邻西舍，礼数周全。往来动问，款曲盘旋。　　一茶一水，笑语忻然。当说则说，当行则行。　　闲是闲非，不入我门。莫学愚妇，不问根源。　　秽言污语，触突尊贤。奉劝女子，量后思前。　　第十二：守节　　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如今。　　后生宜学，勿曰难行。第一贞节，神鬼皆钦。　　有女在室，莫出闲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　　不谈私语，不听淫音。黄昏来往，秉烛掌灯。　　暗中出入，非女之经。一行有失，百行无成。　　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　　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　　殷勤训子，存殁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