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郎镇守三关时，萧太后请高人摆下天门大阵，约请杨六郎一决雌雄。辽宋两军对垒于九龙谷，宋军无人能识此阵，杨六郎甚至杨令婆都不知此阵的奥妙。正在束手无策之计，杨宗保站了出来，说这阵破之不难，因为尚有许多没有摆全的地方，并一一加以指出。杨宗保之所以识得此阵，是因受一仙人指点，又授了他兵书。没想到，奸人王钦若将杨宗保所言悉数转告辽方，他们迅速补齐了缺处。杨六郎与杨宗保再去看阵时，发现辽国已将残缺之处补齐，再要破阵难上加难。杨六郎当场晕了过去。 杨六郎派杨宗保去五台山搬请五哥下山，共商破敌之策。杨宗保带领孟良、焦赞二将，路经穆柯寨，上了五台山去请杨五郎。五郎推托说，因久未征战，斧柄已坏，若要出山，必须有穆柯寨的“降龙木”。杨宗保以为这事并不难办，便带着孟良、焦赞下山直奔穆柯寨。 焦孟二将头脑简单，俩人合议，如果穆柯寨不献降龙木，就把山寨灭了强夺。穆桂英听到山下吵闹叫阵，有人出言不逊，便带领女兵列队应战。孟良不知穆桂英厉害，威逼她献出降龙木，否则就放火烧山。 穆桂英非常生气，双方交战，只数十合孟良败走，穆桂英见其刀法娴熟，疑其诈败，不追。后来与杨宗保交战，战不数合，她卖个破绽拍马佯败，宗保乘势追赶，被穆桂英回身一箭射中战马，杨宗保倒落马下，被穆桂英活捉而去。 穆桂英堪称杨门女将智勇兼备的典范。 回到山寨，穆桂英见杨宗保生的俊秀，又觉得面熟，仔细一看，认了出来，这员小将正是三年前自己在离山紫霞官学艺时，救下的三关元帅杨六郎的公子杨宗保，不觉粉脸通红，芳心乱跳。 杨宗保在紫霞宫养伤期间，曾得到一个小道姑的精心护理，两人暗生情愫，那个小道姑就是现在的穆桂英。杨宗保病好下山之后，穆桂英向师父诉说心事，暗许终身。现在杨宗保就在眼前，穆桂英不能直截了当地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暗示两人的婚事。杨宗保以为山寨女子向自己提亲，宁死不允。穆桂英无奈说出实情，杨宗保也认出了穆桂英就是护理自己的小道姑，于是转怒为喜，答应了婚事。 焦赞和孟良见杨宗保被擒上山，立即回报杨六郎。杨六郎闻听震怒，立即领兵前去营救。杨六郎与穆桂英交锋，也被走马生擒，正被杨宗保看见。杨宗保大喊，“住手，那是我爹”。慌得穆桂英把杨六郎抛在地上，杨六郎心内恼怒，头也不回，上马回营。 杨宗保回营后，杨六郎下令将其推出斩首，以正军法，引出了一段“辕门斩子”的好戏。杨六郎要杀杨宗保，给他定的罪名是阵前招亲违反军令，众人劝解无效，穆桂英率兵来宋营，献上降龙木，签下军令状，誓破天门阵，方免宗保一死。 天门阵是按五行八卦所摆，讲究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每个阵都有阵门、阵眼、阵脚、阵胆，而且大阵套小阵，子阵套母阵，阵连阵，阵接阵，阵挨阵，阵靠阵，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共是一百单八阵。杨家将祖孙、母女、父子、夫妻齐上阵，在穆桂英的调配和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一举攻破天门阵。自此，三关议和，辽国再也不敢南下侵宋。 “天门阵”今在何处不得而知，但“天门”一地并非完全虚构，历史记载隐约可现。太原以西60里处有天门关，宋时名将折可求曾在此抗金。杨六郎把守“三关”，通常指的是瓦桥关（雄县）、益津关（霸县）和高阳关（高阳东）。在著名的高阳关东北15里处有“天门口”（现属任丘县），当地人认定这里曾是杨六郎“破天门阵”的地方。 天门南边有地青塔，世传为天门阵之“青龙阵”；青塔西南有地“白洋”，传说为天门阵之“白龙阵”。按照故事的描述，“天门阵” 摆在了九龙谷，但高阳关附近都是平原，并无山谷。不过，杨六郎曾在“羊山”（徐水县西北）设伏，把辽兵引入山谷，然后伏兵四出聚而歼之。此山东距瓦桥关二百里，所以天门阵的故事很可能挪移了时间和地点。《破天门》也可能事出当年的澶渊之役，当时寇准确实以宰相身份统军，而杨延昭也曾经力献计策，并且追击契丹人到今天山西大同和河北涞源一带。 戏曲、评书和传说，都称杨家将熟读《孙子兵法》，熟悉“百阵之图”。宋代的将军不懂阵图是很难生存的，宋太祖规定“将不专兵，兵不附将”，出征作战要按朝廷阵图办事。大战天门阵的故事，在明代的章回小说中屡见不鲜，所述阵形最先见于《水浒传》，《东游记》也有类似情节。在《杨家府演义》中发展得更为曲折和富于神奇色彩。天门阵之战是抗辽主战场的重头戏，大破天门阵不仅与前面的故事相照应，也与后文的故事相呼应。 但天门阵一说并不完全靠谱，穆桂英在天门阵中的神威，也都是后来的演绎。即便是在明代小说中，穆桂英也还不怎么显山露水，比她英勇的杨门女将不在少数，真正突出她的是后来的戏曲以及建国后的形象重塑。 《穆桂英挂帅》原名《老征东》或《杨文广夺印》， 1954年被豫剧搬演上舞台，定名为《穆桂英挂帅》。《穆桂英挂帅》与以往的历史故事相比，情节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情节是：北宋时，西夏犯境。辞朝隐居的佘太君闻讯，遣曾孙杨文广、曾孙女杨金花去汴京探听。杨文广在校场比武，刀劈兵部尚书王强之子王伦，夺得帅印而归。因为朝廷刻薄寡恩，奸臣屡害杨家，穆桂英心灰意冷，没有求战欲望。佘太君劝她以抵御西夏侵扰这个大局为重，为国效力不计得失，最后穆桂英听命，挂帅出征。 《穆桂英挂帅》删除了旧本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感伤情绪以及一些枝蔓性的情节，集中塑造了穆桂英这一英雄形象。尤其是《辞印》、《挂帅》两场戏，抒发了穆桂英由感慨杨家历代忠贞却不获朝廷信任，到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挂帅出征的心路转化历程，感人至深，催人奋进。“老太君她还有当年的勇，穆桂英我就无有了当年的威风？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充满苍劲、悲壮的色彩。 由马金凤领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一炮而红，1958年摄制成戏曲艺术片，影响更为深远，被评剧、河北梆子、越剧等全国不少剧种、剧团移植上演，也引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关注。马金凤饰演的穆桂英，一口气连唱一百多句，气势磅礴的唱腔让梅兰芳深为敬佩。 195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豫剧《穆桂英挂帅》被移植、改编成京剧，作为国庆献礼剧目，梅兰芳以其炉火纯青的表演塑造了他最后一个舞台新形象，李少春、李和曾、袁世海等联合出演，顿时轰动了整个北京城。随着各个剧目的不断翻演，穆桂英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穆桂英挂帅》也成为京剧的经典剧目。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到底是谁生了杨文广？《东游记》第39回讲到，钟道士派木桂英、柴太郡出战青龙阵，宗保说，桂英可往，我母亲有孕在身，如何能去？钟道士说到，但去无防，正是要以孕气压倒此阵中的妖气。柴太郡在阵中因用力太久，动了胎气，坠下马来，生一男孩。铁头太岁见状，催马来捉，被木桂英拦住，铁头太岁被郡主生产腥气所冲，战不数合拍马而走，木桂英抛出飞刀砍去，她化作一道金光冲霄而去。 而在刘兰芳的评书中，生孩子的是穆桂英： 杨家将在率兵攻打玉皇阵的时候遇到了辽兵的顽强抵抗，为了射落敌人的指挥灯，穆桂英连发三箭，因用力过猛带动胎气，她没敢惊动别人，躲进了阵边的树林准备歇息一下，正遇上了辽军主将颜容。疲惫不堪、行动不便的穆桂英此时哪里是颜容的对手，手中大刀被颜容叉条杖磕飞。情急之下她抽出背后的降龙木，使足全身的力气，照颜容砸了过去，颜容准备不足被打个正着，吐血而逃。王兰英正好赶到，结果了他的性命。穆桂英也因用力过猛，从马上摔了下来，腹内一阵剧痛，生下杨文广。桂英割断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交给王兰英。自己擦擦汗水，重整铠甲，抖擞精神，手擎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儿郎，重新驰骋在疆场上。 刘兰芳的评书只讲到大破天门阵，以后那么多神灵古怪的故事，估计编排起来难度很大。也幸亏她没全编完就先播讲，否则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听到杨家将了。 二 众说纷纭的穆桂英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穆桂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这个威震敌胆、闻名天下的女英雄，有关她的史料却十分有限，只能说“穆桂英”更趋向于传说中的人物。 《保德州志》记载，州南三十里，有个穆塔村，俗称牧塔，传说那里就是穆桂英的家乡。又讲“文广娶慕容氏，善战”，辽国兵将都惧怕她。但《保德州志》只说出了慕容这个姓，没有她的名字。后人一般认为它记载的这个“慕容”即指穆桂英，穆桂英是杨文广的妻子。《保德州志》是部地方志，产生于明清，离宋朝年代久远，其真实性备受质疑，基本被认定为历史与传说的混杂物。 传说中穆桂英是杨宗保的妻子，但“杨宗保”却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杨家只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代，杨延昭的儿子是杨文广而不是杨宗保。故事中所描述的“兵征西夏”、“平定征南”又都是与杨文广有关的事迹，所以有人指出，所谓杨宗保是杨文广分出来的形象，所谓杨穆联姻，所谓破天门阵， 都是小说家为了渲染杨家将， 渲染杨门女将而塑造的形象和推理的故事。既然杨宗保不存在， 当然也就没有穆桂英了。 小说中穆桂英常言其父穆洪（一名穆羽）为大宋名臣，受奸臣王钦若陷害，不得已兵发穆柯寨占山为王。但遍查史书，没有这样的记载，当为小说语言。不过，史书里确有杨延昭的侄子杨琪“娶慕容氏”的记载。欧阳修在给杨琪写的墓志铭中透露，杨琪“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杨琪与杨文广是同辈人，是其堂兄。 慕容氏是鲜卑族的大姓，以“战射为俗”。唐及五代以后，居住在西北边境的鲜卑人渐与汉人融合，辽宋交界的地方，也有鲜卑慕容氏居住。杨家所居的麟州，地处边陲，与慕容氏通婚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有人推测，穆桂英的“穆”很可能是“慕容”的音转。不过是侄媳变为儿媳，又虚构了一个子辈杨宗保而已。也就是说穆桂英的出现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结果。 还有另一种更为强劲的说法是，穆桂英的原型在播州，她的一些事迹在播州杨氏的活动范围里能够找到线索，几位研究“杨家将”的专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据明代大学士宋濂的《杨氏家传》记载，杨延昭有儿名充广出使贵州，其子贵迁被过继给播州杨昭，留居播州（今贵州遵义）主事，这一支的人丁慢慢兴旺，杨贵迁有6个孙子，其中一个名叫杨文广，他曾以播州土司的身份担任沿边巡检使。 杨文广治理播州时，与境内的“穆僚”有过交锋。有研究者认为，“穆僚”一族很可能是穆桂英的祖源，在《北宋志传》里这位女将就叫穆桂英，而在《杨家府演义》中穆桂英变成了木夫人，显然是有所回避。 穆僚是苗族分支仫（音木）佬族部落，古代分布在贵州一带，现今居于广西境内。在宋朝以前，穆氏一族很是繁盛。杨氏占据播州后，不断与穆姓进行斗争。杨氏是该地的土司，有宋朝的封授，而穆家是当地的大族，也算是酋长，不接受土司的管制。 据《遵义府志》记载，老鹰砦穆僚曾发生反叛，杨文广命谢都领兵前去征讨，经过一番激战，斩杀了穆僚酋长，收服了其余众人。从此以后，附近的各个部落再也没有敢不遵命的，杨氏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位也日渐巩固。 老鹰砦坐落在穆家川，当年曾叫遵义府，即现在遵义市所在地。播州杨氏的统治中心原在白锦堡，穆家川就在城东门外河二十里处。杨文广征服穆家川老鹰砦后，发现穆家川山水俱佳，又觉“旧堡隘陋”，便把治地迁到穆家川。杨家在播州落户之后，知道穆家川的人便越来越少了。 穆氏部落通过与杨氏通婚，渐渐得到播州杨氏的宠信，成为杨氏统治播州的得力助手。《杨氏家传》称，播州南平军（贵州桐梓县北）的守将是穆永忠。《明史》载，杨应龙起兵反明的时候，手下大将穆照与明兵苦战于娄山关北，此人作战勇猛，素为贵州诸族所折服。穆照战死之后，杨应龙失去最为倚仗的力量，军力一蹶不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播州南面不远处有“木獠寨”，獠的发音为“老”，木老即“穆獠”。又有一处叫“木瓜仡佬”，明时称“木瓜司”，其发音与“木阁寨”、“穆柯寨”相近，与《杨家府演义》对穆桂英老家的描述相吻合，书中穆桂英是木阁寨主、定天王木羽的女儿，又名木金花，她手下还有一员战将穆瓜，应该是谐了“木瓜”的音。 “大破天门阵”中举足轻重的降龙木，在播州也能找到影子。古时播州附近盛产“大木”，常被作为奇物进贡朝廷。明史对此有多处记载，其中播州的最后一任土司杨应龙于隆庆十四年，“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 众多事件暗合了穆桂英这一人物很可能与播州杨氏有关，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明代以前没有穆桂英，而后形象越来越鲜明的原因所在。 杨家将故事在北宋时就已广泛流传，南宋时出现了许多话本，元代也有不少关于杨家将故事的杂剧，但均未提及“穆桂英”。特别是《破天门阵》这出戏，最初是以杨六郎为主角，讲其率领焦赞、孟良、岳胜及杨宗保大破天门阵的故事，根本没有穆桂英什么事。今天的大破天门阵已经与原来的剧本相去甚远。 后来小说戏曲把有关穆桂英的“木”都改成了“穆”。所以无论如何，穆桂英当是转音而来，因为不论“慕容”还是“木”都与穆接近。至于为何要将音转化为“穆”，专家们解释说，如此转换，可以使少数民族故事更为汉化，离汉人的生活也更近，更有亲切感，在汉人居住的地区更容易传播。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穆桂英的原型是取自鲜卑的慕容氏，还是来源于南方的穆僚族，都是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更容易涌现能征惯战的女将。穆桂英破天门阵时，有收服西夏黄琼女之事。宋人称西夏为“河西”。宋史《党项传》中有“河西黄女族”投诚之事，据此推测，黄琼女的原形有可能取之于“黄女族”。可见，杨门女将的故事应该是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故事。 契丹有统兵打仗发号施令的萧太后，宋朝出现“佘太君”、“穆桂英”这样的女英雄也是时代的需要，即便是正史典籍只载节妇烈女，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北宋与契丹常年交战，边防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相杂的习俗，都可能牵连着妇女的戎马生活。尽管史家未录，但“里儿野竖”不能不道，不会不传。传说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有老太君，有少奶奶，有姑娘小姐，还有烧火丫头上战场。讲故事的人并没有认真考究张王李赵谁家之事，只借杨家将这一艺术舞台让她们纷纷登场。 穆桂英的故事在不少名胜古迹，甚至于州志中都留有痕迹，但并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在北京的密云，有不少关于穆桂英的传说。穆家裕是回民聚集区，相传穆桂英出生在这里。该地的卸甲公社，有挂甲寺，还有穆桂英山。有趣的是，山上的柏树不少都弯着头，传说是穆桂英夫妇挂甲休息时给压的。宋辽边界在北京以南，杨家将是不太可能打到密云的，但穆家裕的人一向认为穆桂英是他们的祖先。 在香山附近也有穆桂英的传说。从香山顶上远远望去，西南方向有一个小塔，那就是有名的“挂甲塔”，“挂甲塔”所在的地方叫“挂甲塔”村，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杨七郎有关。传说有一次辽宋大战，宋军被困，杨七郎杀出重围去搬救兵，遇到大批辽兵围堵，陷入困境。粗中有细的杨七郎情急之下想出一个对策，把自己的盔甲解下挂在一个小塔上，以金蝉脱壳之计骗过辽兵追杀，他挂甲的那个地方就是如今的“挂甲塔”。 离“挂甲塔”村不远，有一个斧砍刀劈般的山崖。这个山崖被视为穆桂英的杰作。有一次，穆桂英乘胜追击辽寇，眼看敌人就要逃过山口，穆桂英急中生智，将绣绒大刀向辽兵逃去的方向抛去，大砍刀砍在山头上，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把山头砍下一半儿，五百多辽兵被埋在山下，那座被穆桂英劈开的山崖就是如今的“刀劈崖”。 “刀劈崖”更像是一个传奇，不过刀劈崖的形成却有科学道理。从地理学上讲，“刀劈崖”附近是地震断裂带，站在对面的山腰上，可以看到一条上下蜿蜒的断裂线，所以，形成这样的地貌不足为奇。 与穆桂英有关的地名，在昌平区还有一个“了思台”。相传当年穆桂英身怀六甲，仍然上阵杀敌，生下一子后不得已将孩子放在密林中的一个山洞里，自己重又杀回敌阵。当地人们为了纪念杨家将为国家而舍自家的忘我精神，就把穆桂英撂下孩子的地方叫做“撂子台”，久而久之，“撂子台”被叫成了“了思台”。 八达岭长城一带，也有几处景点与穆桂英有关。居庸关下有一处“穆桂英点将台”，传说穆桂英当年在此提兵点将，大退辽兵。 北京密云县冯家峪以北15公里处有白马关，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原称“三关口”。白马关由南北两道关墙组成，当地百姓称南墙为头道关，北墙为二道关，现在新建公路穿关而过，城堡大部已经毁坏，部分城墙和城门洞仍然保留下来，城门洞上留有“白马关堡”四个大字。 白马关附近也有穆桂英的故事。“白马关”内外，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司营子”，一个叫“冯家峪”。但“司营子”里没有姓司的，“冯家峪”里没有姓冯的，那么它们因何而得名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穆桂英在白马关外曾与辽兵激战，盔甲衣物全被撕破，但她仍然催马抡枪，奋力杀敌。辽兵败退后，穆桂英回师，路过关内的一个村庄，天已傍晚，她下令安营扎寨，坐在军帐内脱下盔甲缝补起来。为了感怀她的功绩，当地的百姓，把她盔甲被撕破的地方，叫做“撕甲营子”， 缝甲的地方叫成“缝甲峪”，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司营子”和“冯家峪”，这两个村落的名字与姓司的和姓冯的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北京顺义有穆家寨，河北有穆柯寨，山西繁峙和浑源都分别有穆柯寨遗址，山西还有穆桂英墓，有关她的传说和逸事遍及雁门关南北，这些地方都有穆家寨的传奇故事。这么多地方与穆桂英有关，可见民间传说流传之广，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有关穆桂英的故事大多是附会，不可能全都是真的。 穆桂英诚然是个艺术化了的人物，但若说完全子虚乌有也不够客观，近年山西代县和山西原平发现的《杨氏宗谱》，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甚至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 生文广、同信二子”，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延续，还是根据传说的附会，已无从考证，但其可信度相信不会比明代大学士宋濂所撰的《杨氏家传》更为可靠。 三 你所不知道的穆桂英 穆桂英的故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然定型，但穆桂英和杨门女将最后有个什么样的结局却很少有人触及。《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里没有穆桂英。十二寡妇出场时，穆桂英已去世，但并没有交代死因。 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杨家将的故事传说很多都是残缺不全的，例如一方面说杨文广羽化而死，另一方面又在后面几回说杨文广飞回来重新领兵。中间衔接不上的地方很多，穆桂英之死很可能就在这一缺失的段落中。 杨家将小说历史上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在明万历年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之时，去除了涉嫌为播州杨家评功摆好的部分；另一次是1949年后的重新“整理”，剔除了所谓的“封、资、修、迷信”成分，情节有很大改动。现在的《穆桂英挂帅》、《百岁挂帅》等杨门女将曲目都是解放后新编的，原本并无这些传说。所谓“穆桂英五十上阵、佘太君百岁出征”都是现代作品。 《杨家府演义》交待，杨怀玉杀死了一心诬害杨门忠良的丞相张茂全家之后，瞒着杨文广举家迁入太行，过起与世无争的生活，这是杨家将的最终结局。但女将们的最后结局很少有故事提及，有的故事提到大刀王怀女是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遭遇敌人车轮战，筋疲力尽之时不慎掉入陷马坑，被敌人乱刀砍死，杨八娘则是在平定湖北土著叛乱的战斗中阵亡，但这些都是零散的，不够系统。 有关杨门女将的完整结局，在甘肃武威一带流传着“杨门女将战死滴泪崖”的故事。现在当地还有滴泪崖、杨家将坟等传说中的地名。 大破天门阵之后，穆桂英等十二名女将奉命出征西夏，在虎狼峡遇到阻击。经过激战，穆桂英发现从正面夺关比登天还难，只能另想他法。于是，穆桂英率两女将攀崖而上寻找捷径，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三人被乱箭射死。留守崖下的女将见穆桂英遇难，急忙前往救援，不料又被敌兵伏击，女将浴血拼杀，最终寡不敌众，全部牺牲。她们的头颅被西夏兵割去交令，无头尸则被抛到崖下。后来，从另一路进攻的女将杨满堂率援兵赶到，才将穆桂英等人的尸体收殓安葬，形成了现在的杨家将坟。佘太君闻讯赶来祭奠，悲恸而哭，声震山岳，感动了鹰嘴山崖，山神亦流泪不止，泪滴化作石子沿崖滚下，人们遂把此崖叫做“滴泪崖”。 穆桂英和杨门女将战死滴泪崖的传说流传于甘肃、宁夏一带，如今“杨门女将坟”和“滴泪崖”，都已成为当地受保护的“文物古迹”。滴泪崖在解放后因修路炸掉了大半，已不复当年原貌，不过现在又重新开发以吸引游客。《杨门女将战死滴泪崖》的传说最早刊载于《甘肃民间故事》。 旧话本中杨门女将战死的故事并非少见。例如穆桂英之前的女英雄刘金锭，在传统评书中，除了能征惯战还能呼风唤雨。她扶保宋朝扫平南唐，在打败妖道余洪后，被余洪的师傅困在阴魂阵，用三块金砖打死。当时刘金锭已经怀孕，尸体入殓后在棺中百日不腐，最后产下一子，她的灵魂转生为穆桂英。这段情节在解放前的话本中都有提到，但因为涉及“棺中产子”和“灵魂转生”等迷信思想，被封杀叫停。只有东北二人转还有所保留，但也鲜有演出。另外，其他地区也还有穆桂英之死的传说，但都登不了大雅之堂，人们更愿意为英雄保留一方净土，保存心中美好的形象不被损伤。 四 寡妇土司的英雄传奇 穆桂英的形象取材于少数民族地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播州杨家将故事里，有一个英勇无比的寡妇土司，她的经历与穆桂英很有些相合之处，这位女英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夫人。 根据秦良玉遗留的衣物测定，她的身高约1.86米。秦良玉一生戎马40余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良玉也是一个寡妇，她活跃的时候，正是明朝杨家将小说改编校正的时候。 秦良玉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初二申时，自幼深受“执干戈以卫社稷”思想的影响，经常与兄弟们一起跟随父亲操练武艺，演习阵法，显露出一般女子所难企及的军事才能。她少小时就很有雄心壮志，父亲非常感慨：“你的兄弟都不如你，只可惜你不是男儿。” 她回答道，“不是男儿也没什么，如果让我掌兵，应不输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和冼夫人（隋时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夫人城、娘子军皆不足道。” 成年后的秦良玉，“饶胆智、善骑射、熟韬略、工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1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为妻，石砫因石潼关、砫薄关两地而名。 马氏土司虽然只是一方土酋，但却号称是汉代以“马革裹尸”闻名的马援的后人，这与播州土司定位于宋朝杨家将的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秦良玉深谋远虑，她对丈夫分析说，“现在天下为多事之秋，我们石砫以黔、楚、蜀三地为邻，不可不练兵以求自保。” 秦良玉鼓励丈夫志存高远，立功万里，不可囚困于一隅。在她的帮助下，马千乘建立了一支远近闻名的“白杆兵”。秦良玉亲自参与治军，马千乘遇事都与她相商，无论干部战士对她都十分敬畏。这种女强男弱的模式，与杨门女将的模式很相似。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秦良玉与丈夫一起率军参加了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秦良玉与播州杨家的关系很有些复杂，其中掺杂着权力与家事的瓜葛。秦良玉的婆婆覃氏也是一个寡妇土司，千乘之父早逝，他和弟弟千驷年幼，宣抚使一职因而由覃氏代领。 覃氏善专权，有谋略，与杨应龙关系暧昧。长子千乘对母亲的行为非常不满，由此引起了覃氏的嫉恨。于是覃氏专宠次子千驷，并借杨应龙的权力压制千乘，让千驷能得以承袭宣抚使之职，还专门聘娶杨应龙的二女儿为千驷之妻，与杨氏结为姻亲。 当地的土吏马邦聘不服覃氏继位，一直谋夺其印，纠结党羽围攻覃氏，纵火焚烧公私庐舍八十余所，杀掠一空。覃氏上书朝廷，要求对谋篡之事严惩。正在朝廷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播州的杨应龙开始反明。马千驷认为时机到了，立即率部赶到播州，与杨应龙会合。 马千乘因而有机会继承了马氏土司之位，应朝廷征调，讨伐杨应龙。至此，兄弟、母子反目成仇。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腊月，八路平叛大军汇集，川师四路，黔师三路，还有一路楚师。每路三万人马，主要力量皆为地方土司的军队。马千乘率本部三千军，为川南路先行，跟随四川总督李化龙从征。 石砫兵手持特制长矛，矛端呈勾状，矛尾有圆环，攀援险峻山地之时，前后搭接，敏捷如猿。由于矛杆皆为白色，时人称之为“白杆兵”。丈夫前线杀敌，秦良玉也自愿为朝廷效力，她统精兵五百，自备军粮马匹，扼守险地邓坎（今贵州凤岗），引弓持剑杀贼。总督李化龙闻讯大为叹异，命人打造一面银牌，上镌“女中丈夫”四个大字，以示表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初二，明军由于连连克捷，又正值新年，部队上下都有所松懈，各路军马大摆酒宴， 马千乘也应邀前去大营赴宴。秦良玉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很可能偷营劫寨，于是下令“白杆军”持矛裹甲，连夜分守险隘。半夜时分，杨应龙发动突袭，醉梦中的官军四处逃散。秦良玉夫妇与早有准备的“白杆兵”发起反突袭，播州军先胜后败，惶骇间被长矛捅倒无数，大败而逃。这次反偷袭战斗的胜利，各路官军一致认为良玉“应数战功第一”，“当时若无良玉，则官兵被袭，不知作何究竟”。 随后，各路大军马不停蹄，乘胜追击，连破叛军在桑木、娄山两关之外的金筑等七寨，扫除了进军黔北的第一道障碍，顺利进入贵州境内，直抵桑木关下。桑木关为杨应龙的军事要塞，山险沟深，易守难攻。杨应龙利用各种火器，凭高拒险坚守。 甲胄齐身的明军一时束手无策，“白杆兵”再显神威，他们的攀援能力本来就强，再加上特制的矛钩搭连，迅速地荡破险关。关口一经拿下，官军夺门而入，众人合兵，杨应龙败退，退守黔北要塞娄山关。 娄山关为黔北门户，雄关如铁，万峰插天，丛林之中，一径数尺，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杨应龙增设木关十三座，置排栅，挖深濠，百险俱备，决意死守。明军兵分两路，绕山道由丛山中攀藤萝上关，暗伏其后，两下夹击。杨应龙自知抵挡不住，弃关从斜刺里逃遁。拿下娄山关，征播平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四月中旬，八路大军汇集杨应龙的老巢——播州海龙屯。明军坚筑长围，将海龙屯团团困住。各路军马轮番进攻，历时四十余日，终于拿下海龙囤。杨应龙叫妻儿各自逃命，安排随从放火，自己闭门上吊自杀，居室和尸身一并被焚毁。杨应龙之子杨朝栋与女婿马千驷等人，都被生擒。马千乘仍袭土司之位。 此次平乱，秦良玉、马千乘夫妇“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女将军”的称号开始传扬，此时秦良玉年仅26岁。也许是因为弟弟马千驷也参与叛乱的缘故，秦良玉夫妇对平播之功非常低调，夫妇二人仍回石砫本分生活。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川贵总督王象乾上书朝廷对秦良玉夫妇大加赞赏，称其功大却不言功，“何其勇且顺也”。 天启帝得知实情深为感动，即御赐“忠义可嘉”匾额，以旌其功。良玉携匾率部返回石砫，将匾悬于帅忠堂上，以显荣耀。 十年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八月，秦良玉丈夫马千乘冤死于云阳狱中。官方的说辞是，石砫部民状告马千乘，明廷才把他逮捕下狱。其实真实的原因是，马千乘因开矿一事得罪了太监邱乘云，邱乘云是万历皇帝派出的监税太监，他到石砫后向马千乘索贿，马千乘自恃于朝廷有功，没有理睬。碰了一鼻子灰的邱公公大怒，指使手下捏造罪名，把马土司逮捕入狱，活活折磨而死，马千乘时年仅41岁。 一下子变成孤儿寡母，秦良玉悲痛万分，但为顾全大局，她忍辱负重，殡敛丈夫后，袭任了石砫宣抚使之位，未有生出任何反叛之心，一直忠于职守，不负朝廷，成为抗击外族最为有力的女土司。这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国家遇有危难即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与传说中“杨家将”的风骨一脉相承。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立“大金”政权（即后金），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一役，明军惨败，诸营皆溃。自此之后，驻辽明军一见到后金军便闻风而逃。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后金兵入侵辽东，东北告急，朝廷发出诏令在全国征兵援辽。秦良玉闻调，派兄长秦邦屏与弟弟秦民屏率五千白杆兵先行。第二年农历三月，后金兵围困沈阳。秦邦屏、秦民屏兄弟奉命驰援，兵至浑河时，得知沈阳失守。白杆兵率先渡过浑河，遭到了敌人的四面突袭。 秦氏兄弟率兵血战，杀死辫子兵数千，令战无不胜的八旗军胆寒。激战中，敌军主力增援，明军寡不敌众，邦屏捐躯沙场，民屏身负重伤突围脱险，两千多白杆兵战死。但自此以后，石砫“白杆兵”名闻天下。 得知兄长牺牲消息后，秦良玉制一千件冬衣，配送给远在辽地的石砫兵。四月，46岁的秦良玉亲统精卒三千，与儿子祥麟一起北上，所过之处秋毫无犯。 她率兵直抵榆关（今山海关）布防，控扼满洲兵入关咽喉，与后金兵遭遇。激战中，祥麟的眼睛中箭，但他毫无惧色，拔箭杀敌，血流如注，英勇如故，敌兵惊吓而退。此一役，祥麟被军中誉为“赵子龙”、“小马超”。朝廷闻报，御赐“忠义可嘉”匾额，赐秦良玉诰命夫人，进二品服，封诰褒奖。 秦良玉虽然受到封赏，但此次战争中的一些殉难者，却未得到应有的优恤。于是，良玉亲自立状，面呈天启帝，申述秦氏一行自平播以来的屡屡战功和对国家民族尽职尽责的耿耿忠心。特别是浑河战役，邦屏为国事英勇死难，理应予以优恤。秦良玉据理力争，很有点佘太君痛说家史的味道。朝廷即行追赠邦屏为都督佥事，享受世代恩荫，民屏也受到了重用。 由于“白杆兵”战斗力强，明廷下令再征兵两千。秦良玉闻诏即行，与弟弟秦民屏驰还石砫，征调士兵准备援辽。九月，秦良玉回到家乡，正逢重庆发生叛乱。永宁土司奢崇明借奉诏援辽之机，率马步兵二万，公然反抗朝廷，占据了重庆，然后发兵围攻成都。得知秦良玉返乡，奢土司派人前去送上重礼，要求与秦良玉结盟。 秦良玉对奢氏这种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搞分裂的叛乱行为，极为愤慨，下令斩杀来使，誓不同流。当时川地诸土司大多逗留观望，秦良玉则不然，亲率四千人马，倍道兼程，溯江西上，解围成都，收复重庆，于天启三年（1623年），最终平定了永宁奢氏土司的叛乱，随后又平定了“松藩叛乱”。明朝廷封其为诰命夫人，授总兵一职。 秦良玉因功受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却引起一些官军将领的妒嫉。在继续平叛的战斗中，竟有官员或闻风先遁，或坐地牵制，故意为难秦良玉。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秦良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朝廷奏明此情，直陈官军中存在的弊端。 她指出，官军中的一些将领，没见到敌人的时候大肆吹嘘，等到两军对垒却闻风先遁。打了败仗的生怕别人打胜仗，临敌怯阵的唯恐别人英勇。她还特别指斥总兵李维新，渡河一役，他不但不协同攻敌，反而败逃归营。当良玉问其究竟时，李竟闭门不见。对此，良玉感慨万端：“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 天启帝得报，即诏令安抚，要求文武大吏，对土官首领、有功之臣，一定要以礼相待，不得疑忌。感动之下，秦良玉更加为明廷卖命。 奢氏父子兵败后，相继逃往永宁老巢。是时，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亦举兵叛乱，与奢氏“遥倚为声援”。安邦彦据水西，进黔北，以重兵困围贵阳，黔省震恐。巡抚王三善集各路军马尽力征剿。秦民屏及其二子佐明和祚明亦随军征战。在一次战役中，民屏力战殉国，二子佐明、祚明奋力突围，皆受重伤。安、奢之叛，历时7年才得以平息，秦良玉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道长城喜峰口入侵，攻陷遵化后，直抵北京城外，连克永平等四城，畿辅震动。皇帝下诏令天下之师勤王，各方将领逗留不前。 年已54岁的秦良玉慷慨誓众，率军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屯兵宣武门外。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无力支付军饷，良玉散尽家财以济，日夜兼程，赶赴京师。秦良玉虽然只有数千“白杆兵”，但当年浑河血战扬名，令满洲兵忌惮。不久四镇相继恢复，明军上下通力合作，皇太极担心遭首尾截击，在“白杆兵”及明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放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撤围而去，秦良玉再建“首功”。 解围京都之后，崇祯帝深为良玉的忠勇奋战和尽忠国事的精神所感动，特意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封其为镇东将军，并赋诗四首赞美她的功绩。 第一首：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第二首： 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第三首：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第四首： 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凭将箕帚”一句，原文为“扫胡虏”，其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避祸，把“扫胡虏”挖去，代以“作蝥弧”三字。崇祯皇帝有生之年，国难频发，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迢迢西南边陲的一位女土司，竟能得到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崇祯六年（1633年），满洲军兵退之后，秦良玉率石砫兵回乡，其侄秦翼明留守京师近郊，护卫筑城，大凌河城建筑完毕之后，翼明奉命撤兵还镇。良玉深感崇祯赠诗之恩，特意在土司署内建楼一座，计七楹三层，高六十余丈，名“玉音楼”。将崇祯所赠之诗刻板，供奉楼内。玉音楼与帅忠堂相互依印，显得更为雄伟壮丽。 崇祯时，明王朝可谓危机四伏，病入膏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义军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由于当时张献忠、罗汝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负责守御川地，“专办蜀贼”。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破夔州（今重庆奉节），兵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与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张献忠退走湖广。 1640年，罗汝才犯四川，秦良玉领兵前来，敌军不战而逃，秦良玉率“白杆兵”追击，在巫山和夔州重创罗汝才农民军。几场战役下来，秦良玉统领部下斩敌近万，获甲杖马骡无数。但是兵败之后的罗汝才与张献忠合兵反扑，四川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土地岭（重庆奉节草堂镇）一役，明军与张献忠部队激战，由于统帅指挥不当，三万“白杆兵”全军覆没，秦良玉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平生未有之惨败。此役过后，川鄂交界地带32处隘口尽失，蜀中大乱。秦良玉去见四川巡抚邵捷春，答应再集兵二万，只要国家出资粮饷一半，她愿率军再与义军周旋对抗。但邵捷春与督帅杨嗣昌因争权集怨，不愿筹军，且仓中已无存粮，故拒绝了良玉的请求。良玉悲愤异常，忿忿然回到石砫。 从此明军形势急转直下，秦良玉也无力回天。三年之后，公元1644年春，张献忠再度挥师进川，大举进攻夔州。秦良玉深知四川形势危在旦夕，亲手绘制了全蜀形势、城池关隘、用兵险要、设障布防等详尽的军事作战图表，上呈巡抚陈士奇，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13处险隘。陈士奇昏庸无能，不予采纳。良玉并不死心， 又椎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然国家实已势穷力竭，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无粮可增，良好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 秦良玉无可奈何，仅以孤军于夔州迎战义军，结果溃败返乡。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在攻克万县、重庆、成都之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但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砫地区始终未归于“大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王朝，就此寿终正寝。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张献忠向各地土司发送印信，各地土司大多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当众毁之，怒斥来者，“我的两个兄弟都为国战死，我一孱弱妇人蒙受国恩20余年，如今国家有难，我岂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随后，她召集部属郑重声明，“石砫一地有敢从贼者，诛灭全族！”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始终不敢入犯石砫。后来张献忠去世，秦良玉得以寿终。 不久，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的独子马祥麟战死于襄阳。他给秦良玉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秦良玉见到儿子的绝笔血书，泪如雨下，但随即擦干眼泪，挥笔写道，“好，好，真吾儿！” 相信看过《杨门女将》的观众都会记得，佘太君在杨府祝寿之时，沙场传来杨宗保死讯，其情其景何等类似。 1646年，清军攻占北京，大举南侵。72岁的秦良玉继续效忠于南明政权，毅然接受隆武政权“太子太保总镇关防”的官印，准备前往福建抗清，然郑芝龙叛变，隆武帝被捉，未能成行。 清顺治五年（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为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当时秦良玉已74岁，久卧病床，但是见到信使前来，仍然瞿然而起，拜伏受诏，“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帝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使者大喜，即刻回朝复命，可惜的是，几日之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一日，秦良玉因病抱恨而终，南明朝廷谥号“忠贞”。 秦良玉一生传奇色彩颇浓，抗金、抗清、平定叛乱，历经明朝三代君王，东挡西杀，功勋卓著。丈夫含冤屈死，秦良玉仍然痴心不改，一心为国，其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的形象更似传说中的“杨门女将”。 秦良玉一生心向中央政府，忠贞不二，破家为国，数赴国难，至死不叛国，不降清，大义凛然，为历代仁人志士叹息称绝。秦氏和马氏二族，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堪称忠烈。她的两个兄弟先后战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几个侄儿一生为国血战，或死或伤，代价惨重。秦良玉死后，其孙马万年把她葬于回龙山。 可叹的是，如此女中豪杰，“文革”中墓地也不能幸免，被“红卫兵”砸墓挖棺，干出连满清政府都没能做出的令人发指之事。这些革命小将毁墓的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秦良玉是“土司婆娘”，出身“反动”；其二，她胆敢抵抗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逆不道。 历史终有公论，奥运会火炬接力图形所选的凤纹，就出自明朝廷御赐秦良玉的平金绣龙凤袍。秦良玉请缨抗清，威震四海，屡立战功，声名远扬，为后世传颂。 清代教育家李西讴有诗《吊秦良玉四川营遗址》，“金印夙传三世将，绣旗争认四川营”，四川营为秦良玉进京勤王兵营驻地。又有诗赞曰，“一旅勤王寡妇高，平如召见荷殊遭；未曾杨邵贻巾帼，特为江山赐战袍”，“料敌如神操胜算，裙钗一例合封侯”，“慷慨勤王大义伸，桃花马上走风尘；中原方镇知多少，不及将军一女人”。 清末女英雄秋瑾有一组感怀秦良玉的诗篇，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其一： 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其二： 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 其三：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 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充分表达了对这位巾帼英雄的敬仰与怀念： 秦良玉死了，他的哥哥邦屏、弟弟民屏、儿子祥麟、媳妇凤仪，都为国家壮烈地牺牲了！她虽是一位出身儒门的闺秀，可是志安社稷，爱国忠君。她生在多事之秋的明朝，国内有土匪流寇的骚扰，国外有满骑倭奴的侵略，多少文武百官，士大夫将帅，没有不为自己的名利在明争暗斗的，有谁像秦良玉一样，一生的精神，都拿来放在安内攘外，剿贼御侮上面呢？她一生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她没有过一天舒服快乐 的日子，日夜在为战事筹划。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保存她的 石砫，这种爱国保家的精神，非但使后世的人永远赞美，永远 敬佩，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的！ 秦良玉25岁开始平叛，50多岁两次北上抵抗后金，这与戏文中的穆桂英年少时大破天门，50岁挂帅平定西夏，有着某些类似。秦良玉与穆氏家族一样，与播州杨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播州杨氏之败，与秦良玉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女人被朝廷直接封以高官的现象非常少，封以军职的就更为罕见。秦良玉的故事一定为“杨门女将”的故事小说提供了某种样板。 如今，当人们乘长江轮东下漫游三峡，船过丰都快到忠县时，就会看到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的江上明珠——石宝寨。寨上所建的十二层楼飞阁内，供奉着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塑像。这里已成为海内外游人所景仰的三峡风光，每当人们登临览胜， 必然要瞻仰这位杰出的女军事家、巾帼英雄。秦良玉一生与传说中的“杨家将”一样，南北征战，建功无数，永远值得后人称颂和崇敬。 第十一章 十二寡妇：虚幻的时尚之痛 杨家将故事除了塑造出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等一系列男性英雄，还设计了佘令婆、柴郡主、穆桂英、八娘[1]、九妹、杨宣娘乃至十二寡妇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杨门女将同男儿一样浴血沙场，代代皆有英贤出，有杨继业就有佘太君，有七子就有能征善战的儿媳，有杨宗保就有穆桂英，有杨文广就有杨宣娘……此外还有八娘、九妹，甚至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她们个个武艺高强，性格鲜明，有着堪与男将比肩，甚至超越男将的功绩，这是杨家将有别于其他故事传奇的独特之处。在杨家“男儿伤亡殆尽”之后，女人们妇承夫志、女继父志，世代相袭、前仆后继，在国无良将的时候，“十二寡妇”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杨门女将的故事生动感人，关于她们的评书、小说、戏剧深入人心，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些人物实有其人。那么，杨门女将的鲜活形象是否有可靠的历史依据，十二寡妇到底是确有其人还是完全虚构呢？ 一 十二寡妇疑云重重 历史上关于杨家男将的记载本来就不多，有关女将的记载就更少。确切地说，宋元时代尚没有杨门女将的记载，后来出现的少数记述都出自明清以后，已经是历史与传说相互混杂了。佘太君和穆桂英是留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女英雄，堪称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但有关她们的历史真实性争议都很大。更不用说十二寡妇的可信度了。 “十二寡妇征西”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有很多演绎，但“十二寡妇”都是谁，由谁统领，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征战的对象又是谁？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版本的故事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很少有人完全说得清楚。 在新疆的准格尔地区，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十二寡妇在十二连城各守一方的传说。这个传说中的十二寡妇，就是杨家将中征西的十二寡妇。宋仁宗时，西夏大军进犯，忠勇的杨宗保率兵迎敌，结果中箭身亡，其子杨文广被困陷绝地。噩耗传来，已经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毅然上殿请缨，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她们在十二连城与西夏军队交锋，十二寡妇各守一城，与西夏军队展开血战。由于杨门女将个个武艺高强，又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十二连城，最终打败了西夏大军。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十二寡妇”当以佘太君为首，加上几个儿子的遗孀共8个儿媳，还有八娘九妹和穆桂英，共计12员女将，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也很不可信。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较早提出“十二寡妇”这一概念的是明代的两部杨家将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这两部小说都提到了十二寡妇征西。 《杨家府演义》第55回“白马关杨文广被困，十二寡妇征西番”给出了十二寡妇名单。书中交代，十二寡妇出征的起因是神宗熙宁五年 （1072年）西番新罗国侵犯边境。 新罗国王李高材，招纳了西夏的一位鬼才张奉国，此人身长两丈，腰阔二十围，两肋生有八臂，徒手能打猛虎，号称“八臂鬼王”。李高材不满每年都向宋朝进贡，欲一雪前耻。他和张奉国合议后认为，宋朝昔日良将尽皆凋零，现今掌握兵权把守边关的都是膏粱子弟，他们既没有作战经验又没有战争准备，如果新罗国突发奇兵，他们一定会阵脚大乱，望风逃窜。新罗国应该抓住天赐良机，顺天行事。 事不宜迟，张奉国率领15万大军杀奔宋境。大敌当前，宋神宗命右丞相张茂为统兵征西大元帅。张茂帅印在握有点得意忘形，路过杨家无佞府时，不肯遵从官员下马的规定，趾高气扬地敲鼓鸣金而过。 此时杨文广年已六十，当年为躲狄青陷害，隐匿家中四十多年，外界都以为他早已去世。 （在《杨家府演义》中，杨文广是杨宗保的儿子，膝下有四子一女，长子公正一郎，次子唐兴二郎，三子彩保三郎，四子怀玉四郎，女儿满堂春。） 当时杨文广与杜月英所生的女儿满堂春主动请缨，杨宣娘不放心，要试她的武功。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也即满堂春的姑姑，当年杨文广兵陷柳州城时，杨宣娘成功解围，立下大功。杨宣娘与满堂春比武一段，很像京剧《杨门女将》中穆桂英试探杨文广、决定他是否能随军西征的那场戏，只是人物和辈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杨宣娘连试两阵，满堂春表现出色，获得了出征允可。 书中交代，当时木夫人已死，魏老夫人还在。按《杨家府演义》的说法，穆桂英50岁生的杨文广，征西时杨文广60岁，若她在世则是110的年纪了，所以木夫人已死是很合于情理的事情。 杨宣娘请出魏老夫人，决定与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人、白夫人、刘八娘、殷九娘共十二员女将一起立誓出征。 很显然，《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不包括佘太君，也没有穆桂英，挂帅的是杨宗保的女儿杨宣娘，十二寡妇除了杨宣娘和满堂春外，在小说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出场，前文没有进行任何交待，因而很难搞清她们的身份，给人的感觉是先有了“十二寡妇”的说法，然后临时拼凑的人物。 木夫人应该就是穆桂英，魏老夫人是谁，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十二员女将都是寡妇也让人一头雾水，前文还说满堂春年幼，怎么突然间也成了寡妇，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怎么也成了寡妇，如果是寡妇应该住在婆家才对，怎么老不离开娘家……总之，《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的说法太过牵强，不仅如此，她们出征的新罗国也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传统意义上的新罗国存在于朝鲜半岛，建国于公元前57年，它与高句丽、百济曾经并存，被称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660年，新罗联合唐朝军队灭掉百济，663年击败倭军，668年灭亡高句丽，朝鲜进入了统一的新罗时代。 780年之后，新罗因王位继承等问题发生暴乱，由此走向衰落。892年新罗王族建立后百济国、901年又建立后高句丽国，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最终后高句丽武将王建夺取后高句丽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并于935年灭亡新罗，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宋朝建立的时候，新罗国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新罗在朝鲜半岛，不与宋朝接界，更不会出现在西部。很显然，杨家将中的新罗国是一个虚化挪移的国名，究竟为何，后文还要论及。 尽管小说提供的“十二寡妇”名单不够靠谱，但对其英雄事迹不吝惜赞美之词，有诗为证：“十二孀人出事戎，腰悬龙剑识雌雄。风云入阵惊神鬼，关塞胡尘一扫空。” 《杨家府演义》中领军的杨宣娘，很有穆桂英的风范，后人有可能将她的事迹合在了穆桂英身上，不再提杨宣娘。第四十四回，杨宗保之女杨宣娘解柳州之困，不逊于传说中穆桂英与佘太君的帅才。 当时，侬王天子率五国之兵，三十五万大军入侵北宋，狄青、杨宗保纷纷战败，杨宗保与杨文广被困柳州。魏化突围求救，杨宣娘请战，仁宗命她统军征南。由于调度得当，柳州之围顺利解决。宗保感叹：若非我儿救老父之命，几不能保。侬王被擒，五王自缚请降，非常畅快淋漓。车骑将军惊叹：杨门妇女也有这般本领。杨宣娘在统领十二寡妇平定西夏之后，被神宗封为代国夫人，满堂春等十一员女将，俱封为骠骑将军。 《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以杨文广的姐姐杨宣娘为首，与佘太君、穆桂英完全没有干系，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的1072年，平灭的是西番新罗国。 另一部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对有关十二寡妇的表述则完全不同。《北宋志传》第48回“杨宗保困陷金山，周夫人力主救兵”，交代了十二寡妇名单。这部书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较之《杨家府演义》给出的故事发生时间要早五十多年。 按照《北宋志传》第32回，辽国摆下天门阵的时间应该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之后。那一年，蓬莱山上的两位神仙钟汉离和吕洞宾在三岛洞炼丹下棋，闲谈间师傅钟汉离谈到下界南朝龙祖与北朝龙母正有一争，两年之后龙祖将胜。吕洞宾不服，暗派椿木精下凡前去相助龙母，摆下“南天七十二阵”，指望能够打破钟汉离参透的宿命。后来在钟汉离的帮助下，杨家将齐心协力大破天门阵，天下从此太平，但是没过多久，杨六郎病死三关。 西夏达达国王李穆得知宋朝攻破幽州，北番又归中原，很是眼红，遂起了攻取中原之心。李穆手下有一位大将殷奇，使二柄大杆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呼风唤雨，号称“殷太岁”。殷奇兵锋所到之处，宋军望风而逃，边防告急文书不断送往枢密院，宋真宗下令杨宗保领军御敌。 杨宗保在雄州金山一带中了敌人的埋伏，深陷重围，不得已派人回朝搬取救兵。宋真宗得知此事大惊失色，朝中已无将可派，只好发下榜文，召募将帅。佘太君得知杨宗保被困顿足痛哭，穆桂英、八娘、九妹闻声出来劝慰，穆桂英等女将齐声表态，愿意出征去救宗保。领头的大郎夫人周氏言道：“既然侄儿有难，凭我等众人武艺，一则可以为朝廷出力，二则也解令婆烦忧，一定要救回宗保。”令婆听罢大喜，也不再哭了，吩咐众人做好准备，待奏明皇帝后即刻出征。 《北宋志传》列出的十二寡妇包括周夫人、黄琼女、单阳公主、杨七姐、杜夫人、马赛英、耿金花、董月娥、邹兰秀、孟四娘、重阳女和杨秋菊。十二寡妇的来历出身都有交代，其中有大郎杨渊平的两位妻子，周夫人是正妻，最有智识；孟四娘是太原孟令公养女，有力善战，军中呼为孟四娘，嫁于大郎为次妻。杨六郎也有两位妻子，黄琼女和重阳女，都善使双刀。杨延定的两位妻子是好用大刀的耿金花和极善枪法的邹兰秀。 宋时不是一夫一妻，所以出现一个人拥有两个妻子也算正常。此外，还有杨延德之妻马赛英，善使九股绳索；杨延辉之妻董月娥，目力精锐，能百步穿杨；杨延嗣之妻杜夫人，她是上天麓星降世，从小就受九华仙人秘法，会藏兵接刃之术，武艺出众，使三口飞刀，百发百中。 这九位夫人成为寡妇比较好理解。还有三位也被视作寡妇就要打上问号了，一位是杨七姐，她是杨六郎之女，书中注明尚未纳婚，却也被称为寡妇；另一位是杨秋菊，她是杨宗保的妹妹，应该也是杨六郎的女儿，与杨七姐是姊妹，她武艺高强，箭法更精。另有一种说法称杨七姐的名字叫秋菊，那样的话杨七姐和杨秋菊就是同一个人了；还有一位是单阳公主，她是萧太后的女儿，破天门阵的时候被捉回宋营，不知如何成了杨门寡妇。 书里所说的十二寡妇应该是指十二妇，而不是十二寡妇，其中杨秋菊和单阳公主很可能不是寡妇，而杨七姐则肯定不是寡妇，因为她还没有结婚。这十二妇当中没有包括最为人们熟知的佘令婆、桂英、八娘和九妹，甚至也没有柴郡主，也就是说杨门女将除了这十二妇之外，最少还有四五位。佘太君和柴郡主应该算作寡妇，但十二寡妇中未列其名。杨宗保虽然被困，但并没有去世，因而穆桂英不能算作寡妇。 此书中说，为解边关之围，宋真宗封大郎杨渊平之妻周夫人为上将军，统兵五万西征解围，穆桂英、八娘、九妹和其他十二妇一同随军，也就是说此次西征的杨门女将是十五妇，不是十二妇，更不是十二寡妇，但后世流传的都是十二寡妇征西，《北宋志传》也如此叙述，完全无法自圆其说。明明是十五妇出征，却偏偏说是十二妇，最后回朝受封的也是十五妇，题目却偏叫“十二妇得胜回朝”。 可见，《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一说是不成立的，“十二寡妇”也可能是虚指，不是实数。书中佘太君大哭当时，除了桂英、八娘、九妹、佘太君之外，堂前还有周夫人以下十二妇。也许在作者编写此书之前，早有十二寡妇的故事流传，并且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但十二寡妇的原貌是什么样子，由于年代久远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谁也说不确切了，作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附会，所以难免有误。 明代人没有搞清楚的事，以后的人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纵然十二寡妇征西之说很盛，但交代得都有些含糊，无法令人信服。这也难怪，杨家将故事中，男将们的排行和名字都有些混乱，何况女将呢。 在明代杨家将故事里，佘太君和穆桂英都还不是太突出的女英雄。《杨家府演义》中，在十二寡妇征西之时，佘太君和穆桂英都已过世。《北宋志传》中佘太君虽然健在，但并没有参战，平定西夏实际上没令婆什么事。杨门女将的主帅是大郎之妻周夫人，穆桂英只是个副将。重阳女攻打黑水国时，穆桂英“副之”；杜夫人大破妖党，穆桂英也只是跟随，她的特长是射箭。 佘太君、穆桂英的形象是清代以后通过戏剧艺术的再创造逐步确立起来的，与原先的描述差别很大。 按《北宋志传》的说法，以周夫人为帅的十二寡妇征西发生在宋真宗时代，但是此说经不起认真推敲和史实检验。 《北宋志传》有些事情是附会历史的，比如它把大破天门阵的时间设计在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1011年，十二寡妇征西发生在15年之后，即1026年，但此时宋真宗已于1022年去世，在位的已然是宋仁宗。 十二寡妇征西不可能发生在宋真宗时代，而且宋真宗时代与西夏也没有大的战事，北宋真正与西夏交恶的时间是11世纪40年代。历史上，宋朝与西夏在1040至1042年间连续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1043年底杨文广开始驻守西部边防。后来宋夏两国达成和议，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到宋神宗继位时，西夏又一次挑起边衅，杨文广一度重回边防，并于1068年在筚篥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杨文广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时两度镇守西部边防，杨门女将若出兵救援最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段。 但为什么《北宋志传》要把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提前到宋真宗时代？ 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女将们的年龄问题。《北宋志传》中讲，979年杨继业归宋时，八娘15岁，九妹13岁。八娘和九妹历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杨六郎是有确切记载的，他生于958年，当时21岁，他们的父亲杨继业50岁左右。由此看，若真有八娘和九妹，她们的年龄尚在情理之中，不算荒唐。 如果寡妇征西的故事真如《北宋志传》发生在1026年，八娘62岁，九妹60岁，周夫人等众夫人应该是70岁左右的年纪，以佘太君与杨继业同龄计，她就是将近百岁的老人。这可能就是“百岁挂帅”故事的历史依据。虽然寡妇们的年龄比较适合，但与历史真实太远，因为此时宋与西夏并无大规模战事。 若要使事件符合史实，征西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杨文广镇守边防的1043年前后，也即宋仁宗时代，此时十二寡妇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了。再如果，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神宗1067年登基，1068年与西夏发生战事，佘太君将近140岁，八娘104岁，九妹102岁，几个儿媳都超过了一百岁，那就会出现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观，出征的杨门女将非但佘太君一个人超过百岁，而是一群百岁老太集体上战场，这种事怎么看都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了。 所以，从年龄因素考虑，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若要可信，必须发生在宋真宗时代以前，那时杨门寡妇的年龄尚不是太大，但问题是宋真宗时代已与辽国议和，与西夏的边防问题还没有爆发出来，而且杨延昭、杨文广，杨家将的第二代、第三代人物都在，宋朝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男将们都无需征战，寡妇们自然也无出征的必要。 纵观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都提到了十二寡妇，但差别非常大。十二寡妇征西的情节也有不少出入，《北宋志传》第48回，救的是杨宗保，而《杨家府演义》救的是杨文广。 《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征伐的对象是西番新罗国，领军人物为杨文广的姐姐杨宣娘，佘太君与穆桂英都已去世。从事件的逻辑关系上看较为合理，但十二寡妇交代得较为含糊，只有姓氏，不知究竟是谁的夫人、为谁守寡，杨府主事的夫人里也没有出现杨文广娶过的任何一位本领高强的妻子，给人的感觉非常突兀。 《北宋志传》里十二寡妇的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征讨的是西夏达达国，对十二寡妇交代得比较清楚，有名有姓有来历，似乎《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是更早的祖本，但堂前十二寡妇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语焉不详，故事发生的时间与时代背景也自相矛盾。 两部小说都力推十二寡妇，但陈述时又各不相同，这至少可以说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早已被大众所称道，只是改编者把十二寡妇弄得面目全非，很让人费解。 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地方剧中多叫《百岁挂帅》。解放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创造，着重突出了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1960年初，中国京剧团以扬剧为基础，改编出《杨门女将》，以反西夏侵略为大背景，塑造了爱家爱国的女英雄群像，在与西夏战与和的摇摆中，佘太君挺身而出，打消了仁宗的犹豫。杨门女将征西，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先行，与西夏殊死一搏，赢得了最后胜利。 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二寡妇出征》，由郝艳霞、王润生编写。佘太君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十二寡妇分别是佘太君与8个儿媳，再加上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英之妻姜翠苹和杨宗勉之妻焦月娘。8个儿媳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平、三郎之妻朱玉梅、四郎之妻林素梅、五郎之妻马赛英、六郎之妻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周淑荣。 这个版本的十二寡妇与很多评书、鼓书的人物大致相同，但也稍有区别，那就是没有包括柴郡主和八娘、九妹，而以杨宗英之妻姜翠苹和杨宗勉之妻焦月娘取代。这样的设计，好处是避免了人们对八娘和九妹怎么也成了寡妇的疑问，但问题是杨宗英和杨宗勉这两个人物又过于戏剧化，离真实的历史更远。 十二寡妇征西发生的时间、人物和征伐的对象等等都无法确定统一，可见十二寡妇征西的传说色彩太浓，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之事。所谓征西，西在何方，也是众说不一。 《杨家府演义》指的是新罗国，《北宋志传》讲的是西夏达达国，而豫剧说是西羌，扬剧称是西夏，《太君辞朝》里说的是黄花国，这黄花国到底是何国也不得而知。杨家将小说第47回描述了对方的长相，“番帅生得面如青靛，眼若铜铃，须发似朱染就，甚是可惧”，这不是东方人的长相，倒是西方人的模样了。 二 寡妇背后的时尚之痛 杨门女将“十二寡妇”这朵艺术奇葩是在封建礼教正严的时候盛开的。杨门女将最早出现在元代，到了明清，她们的戏份越来越重，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说，她们“成长”在女人逐渐把脚裹起来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朝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俩，搞了部所谓的《女论语》，这部书在北宋以前影响并不大，但到了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女论语》成为后世女性的行为准则。 宋若莘是唐代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擅长文辞诗文，志向高远，一生未嫁，“以艺学扬名显亲”。唐德宗贞元中期，宋若莘被召入宫中，封为“学士”，贞元七年（791年），皇帝下诏让宋若莘总领秘阁图籍。在此期间，宋若莘“恐女教未修”，编撰《女论语》10篇。后来她的妹妹宋若昭对《女论语》进行了加注解释。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管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见附录）。 《女论语》详细规定了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事应遵循的各种礼节，声称“若依其信，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如果不能做到就是“懒妇”、“恶妇”、“愚妇”、“蠢妇”、“泼妇”。在封建时代，《女论语》的要求就是淑女贤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今天看来，其中所言未必全无可取之处，比如第九“营家”提倡“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一日之计，惟在于寅”，但就整体而言，《女论语》更多的还是被视为束缚女子的枷锁和桎梏。其中立身部分是这样规定的：“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 女人的地位卑微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除了《女论语》之外，“三从四德”自明代以后对女人的影响也格外深远。“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男权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时的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对男性绝对服从。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九嫔”是其中的较高职位，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礼数。“四德”本来是宫廷妇女的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用，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等诸方面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到了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得到大力鼓吹，“三从四德”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妇女禁锢最厉害的年代。鲁迅先生所说的封建礼教“吃人”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讲究贞节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明清时期的寡妇增多，甚至有不少惨酷而愚蠢的殉夫事件发生。 清代的闽南曾经有过一种陋习，男人死了，亡妻要梳妆打扮坐在花轿上任人抬着游街，吹吹打打三天三夜后，众人来观看她上吊殉夫，当寡妇由家人扶上高台自尽时，台下人头攒动，拍手称赞。 做寡妇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从明代开始，政府开始运用舆论导向乃至物质刺激来确立贞节观，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死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 “十二寡妇”的故事出自明代而不是宋元，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政府的寡妇政策。 宋代并不主张女人守寡，人们大多支持寡妇择机再嫁。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改嫁，范仲淹的儿子去世后，他不忍儿媳守寡，将她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一代名相王安石，因为儿子精神失常，便为儿媳选了个好人家嫁了出去。即便是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他的外甥女和侄媳妇也都曾再嫁。 在元代，寡妇改嫁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甚至于不改嫁反而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元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州尹氏在丈夫死后不愿再嫁，婆母不断地劝说她：“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 寡妇再嫁遭人歧视那是明代以后的事，也只有在那样的年代，才会有寡妇云集却备受赞誉的事情发生。寡妇坚守贞节，不仅自己可以名标青史，也可以光耀门庭，实现“夫以妻荣”。 清代的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乾隆五十二年，军机章京、给事中刘谨之病故，他的妻子汤氏以身殉节，事情被当做典型上报到了朝堂之上，刘谨之因而被特赐“鸿胪寺卿”之衔，家中又受赏银百两治办丧事，汤氏被“特旨旌表”。这样的时代背景，很可能就是“十二寡妇”的故事之所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杨门寡妇众多，她们不仅仅是英雄，还是社会的楷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来有要求妇女坚守贞节的传统。秦始皇时就明确提出了“贞”的概念，“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意思是说妇女抛弃孩子而另嫁他人为不贞。秦时的不贞，多指妇女不抚养孩子而改嫁，并不完全反对妇女再婚，前提是不能使“子不得母”，此时的贞节观和后来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汉宣帝首开表彰妇女贞节的先河，此后表彰“节妇”成为历代王朝遵循的惯例。但汉时表彰的女人不光是“节妇”，还有很多男人无可比拟的贤明女人。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宰相晏子的车夫自以为赶车的技术不错，便洋洋得意，他的妻子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提出了要跟他离婚。她说，晏子身高不足三尺，能做齐国宰相，人家名显诸侯，但还是谦和谨慎。你身高八尺甘为人仆，会赶个车就自鸣得意，如果你一直这样，我必将离你而去。 这位要与丈夫离婚的妇女并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因为自己的智识受到了表彰。最初的《列女传》并非只为限制妇女，也有比较公道的地方，比如讲求“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并不强求“从一而终”。明代以前，妇女改嫁再婚是比较平常的事情，在汉魏南北朝和唐代，后妃、皇后和太后中也有再婚的妇女，这并没有影响她们“母仪天下”的风范。汉武帝登基后，曾以隆重的礼节迎回母亲以及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姐姐。汉武帝最终没有以母亲再婚为耻，他的做法很受称道。 明代以前的列女，特别是汉代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以及范晔的《后汉书》，它们所涉及的列女面比较宽，里面有很多是因为“才行高秀”而入传，“非独贵节烈也”。直到隋唐以前，入传的列女“以至奇至苦为难能可贵”，其中既有能带兵打仗的女统帅，也有能徒手杀虎救父的乡村女子。明代的史学家发现，女性常常成为文人笔下浓墨重彩描写的对象，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要高于史学地位，较之史书而言，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传播更远，她们的事迹为“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非常深入人心。 明代的《列女传》，节妇烈女的数量开始上升，但也只占到总数的一半，有不少才女“以文艺显”而入传，不过政府对贞节的重视与鼓吹与前朝已不可同日而语。明代的典制明确规定皇室之女不得再嫁，审查民间妇女的贞节观甚至成为政府官员的一项职责。被封为节妇烈女的，可以享有国家免除差役的优惠政策，事迹卓著的妇女还被当地政府或皇宫赐祠祀，立牌坊。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上层社会尤其是士大夫和儒学之家，再婚女子寥寥无几，“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 到了清代，鼓励女人守寡的政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为阵亡的丈夫守寡的满族妇女终身由国家供养。统治者把妇女的贞洁看得同男性的忠君一样重要，有“君为臣纲”便有“夫为妻纲”。女子对丈夫的贞洁，男子对君王的忠诚，成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原则。清政府对于贞洁烈女的旌表，与明代一样，不遗余力。 一个地方节妇烈女的多少要作为政绩记录在案，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指标，节烈妇女享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待遇，有的可以名垂青史。相反，寡妇再嫁则要忍受很大的非议和歧视。 贞节和节烈其实是两个概念。出嫁或订婚后，如果丈夫去世，该女子一生没有再嫁，也没有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称为“贞节”。在女子一生中，如果碰到性暴力，能够以身殉节，避免身体被“污染”，则为“节烈”或“贞烈”。同时，女子应随时警惕和抵制来自外部的诱惑和源自内心的欲望，若能经受考验，便为有“贞操”。 明清一代，节妇烈女最多，二十四史中有据可查的《列女传》，共录节妇烈女235人，仅明代就占了113人，约与上下两千多年间其他各个朝代的总和相当。另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统计，可以归入“闺节”和“闺烈”的妇女，先秦有13人，汉代42人，唐代53人。宋元时代数量猛增，宋代达到282人，元代700人。明清时代则达到顶峰，明代36000人，清代12000人，是先秦的数以千倍。 女人们捍卫贞节的一些举动，在今天看来很是荒唐。清代的一位官员、学者兼画家姚元之写过一部《竹叶亭杂记》，内中记录了这样一位贞女。道光十一年，姚元之的老家安徽桐城发生水灾，大水中，一女子深陷水中，情势非常危险。一男子出于好意伸手救援，拉了一下她的左臂。女子便呼号大哭，引以为耻：“我几十年的贞节，怎么能让陌生男子轻易污了”，抢下一把菜刀，猛砍自己的左臂。 那个时候，女人讲究贞节甚至到了变态的地步，被男子偶然触碰一下便要自杀的事情并不鲜见。乾隆时，扬州东关街鞋工郭某之妻王氏“美而贤”，同街富户子弟储某对其垂涎，于是借钱给郭某开了一间小店，想以此为契机接近王氏。一天，储某乘郭某不在，进店与其搭讪，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王氏大呼“杀人啦”，回家把事情经过告诉丈夫，丈夫不以为然，“我借了人家的钱开店，这事你就忍了吧”。王氏听罢非常悲愤，第二天，趁丈夫外出，闭门自缢而死。后来，王氏被誉为烈女而葬于扬州五烈墓旁。 安徽歙县有两个相邻的女子汪氏与贺氏，情同姐妹。某夜，当地发生火灾，汪氏未睡，急呼家人去救贺氏，到了贺家楼下，贺在楼上问，姐姐已逃出来了吗？汪氏回答，已出来了，所以来找你。过了一会儿，贺氏在楼上喊：我找不到外衣，不能出来了，谢谢姐姐来救我。大火顷刻间覆盖了贺氏的住所，汪家人想冲进去救贺氏，但贺氏在内怒骂，只好退出来，贺氏就这样被焚于大火之中。汪氏大哭，妹妹死，我怎么能独生，也跳进大火之中。因为找不到外衣，两个讲求贞节的女子宁愿被大火吞噬掉生命。这些故事都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先生要说封建礼教吃人。 妇女的贞节问题，一度成为治国安天下的国策，从朝廷到各级政府都极力推动，所谓“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妇女贞节观贯穿于法令、制度和教材、民俗之中，层层宣扬，一些家规、族规甚至可以以“失贞”或“失节”为由，处死妇女。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明清时期民族矛盾加剧，女人的贞节问题一度上升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满人入关后，中原各地推崇“男死于斗，女死于义，无为贼辱”的抗敌气节，汉人中流行“男降女不降”的社会风气。 《清史稿·列女传四》卷510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初，寡妇李氏与家人避难后回到杭州，当时清军刚刚进入这一地区，检查很严，有车入城，男子须下车，女子也要查看。李氏的车子入城时，守门的军卒掀开车帘，盘问了她几句。李氏自觉受辱，回到家中终日涕泣，绝食而死。 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年间，出现了“十女墓”等记载，这些妇女为了避免落入“贼寇”之手集体殉难，以示坚守气节和不辱家风的贞洁。“十女墓”中的一位主人公名叫月娥，原是西域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元代官为武昌尹，名叫职马禄丁，她的弟弟丁鹤年是史上的一位名人。丁鹤年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明太祖渡江之六年，月娥与家中妇女避祸的城池被敌人攻破，面对危境，月娥生死不惧，她说，“吾生诗礼家，岂可失节于贼邪”，遂怀抱幼女赴水而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康熙十五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甘肃巡抚报告，会宁县典史之妻陈氏，被敌军抓获，骂贼不辱，投井而死，堪称节烈，朝廷下令给银三十两，立贞烈碑。安徽宣城生员妻孙氏，遇兵乱，与婆婆在山中避难。婆婆被敌人抓住，将要受害。危急之时，孙氏挺身而出，请求替婆婆而死，敌兵要把她带走，她死死抱定松树，大呼“人死不足惜，但义不可辱”，结果被乱兵杀害。广州顺德县李氏有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六女，遭遇三藩之乱，发誓同死，六人一同联臂投水而死，可谓群贞烈。 战乱年代，中国传统文人在不堪重负的现实面前，常会生发出“女性救国”的奇想。战乱中以死御辱的女子为当时所称道，如果能够奋死御敌那就更值得世人崇仰了，杨门女将的故事应运而生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 每逢末世，文人们无计可施之时，往往沉醉于对女性救国的憧憬，男人们虽然不行，动用女人就可以把强敌仇家一一干掉，实在是大快人心。 在中国，自春秋时代的《诗经》到汉魏六朝的各种故事及歌谣中，一直有女性救国的故事。《诗经》中的《载驰》记载了许穆夫人救兄弟之邦的故事。在“杨门女将”之前，女子救国最为典型的，当属木兰从军。花木兰源出北朝少数民族，她代父从军虽属无奈，但非常符合中原女子的道德精神。 明代以后，故事传奇中出现众多女英雄，似乎那是女将风行的年代。《北宋志传》最先出场的不是杨门女将而是呼门女将：在攻击北汉泽州时，呼延赞为守将希烈之妻张氏所败，折去大将祖兴，自己也左臂被刺。延赞归来忧虑，夫人马氏将计就计，让延赞诈伤，自己设伏诱敌，将其一举歼灭。 女人上战场本身就是新奇事物，如果还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这类故事在国难重重的宋元以后得到了极大的铺陈，晚清国势更加危殆，加之西太后的爱好与提倡，女性参与救国的故事愈盛。南宋的梁红玉，明末的秦良玉等等，这些美人将军的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扬， 女将之花盛开。 寡妇被英雄化很符合时代潮流，杨门女将当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杨门女将就“成长”在女人必须如此这般的时代。台下的女人笑不露齿，并且把脚越裹越小，而台上的女英雄乘着高头马，手中梅花枪，挂帅出征，驰骋疆场，面对强敌，勇猛陷阵。 “十二寡妇征西”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气节大展现，出现在明清一代绝非偶然，那是个喜欢拿寡妇说事的年代。杨门女将成为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是对中国历史上男女观念的一大讽刺，也是对男性统治的国家乱到无法收拾的某种虚幻想象。每逢国难无助，便有人拿女人说事，这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是企图用幻想的迷醉掩盖现实之痛的无奈。 除了保家卫国，“杨门女将”的出现，还有另一番使命。“杨门女将”兴盛在妇女地位最为低落的时代，朱元璋一当上皇帝就命儒臣修《女戒》，朱棣则大修《古今列女传》，用古代贤德妇女的所谓事迹来教育妇女。“有子则守志奉主，妻道也；无子则洁身殉夫，妇节也”。杨门十二寡妇莫不守妇道，战场上神勇无敌的杨门女将与封建社会对妇女忠孝节烈的要求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她们都有很强的忠孝节烈观念，堪称时代的楷模，成为教化女人遵守“妻道”、 恪守“妇节”的杰出榜样。 三 巾帼群英各显神通 “杨门女将”手段高强，她们身上体现了新的审美理想和价值标准，有别于其他古典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无论是“三国”还是“水浒”，主角都瞄着那些好汉，女人只是配角，形象甚为不堪。《水浒传》中的女人，漂亮的都是祸水，能战的不是母老虎就是母夜叉，没一点女人味。稍微好一点的扈三娘还出身于邪恶世家，不得已只能忍气吞声地嫁给武大郎似的人物矮脚虎王英，完全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三国”讲述的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的故事，女人偶尔点缀其中，要么是玩物，要么是祸水，要么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深居闺阁，行不露足，笑不露齿，弱不禁风。 杨门女将则完全不同，佘令婆，柴郡主，穆桂英，八娘，九妹，杨宣娘，十二寡妇，个个光辉照人，她们同男人一起冲锋陷阵，其智勇有时更胜男人一筹，使男英雄都相形逊色，在她们身上寄寓着作家和民众的理想。 杨门女将的形象塑造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1）大胆热烈，率真可爱。 从佘太君、柴郡主，到穆桂英，再到杜月英、窦锦姑、鲍云飞，这些嫁入杨门的女子都能够放下少女的矜持，不受世俗界限制约，勇敢大胆地示爱。 她们要么有高出男将的本领，要么有高于杨门的地位，人又贤慧通达，愿意以身相许，由于她们总是处于强势，容不得男人不接受这门婚事。 穆桂英在生擒杨宗保后见其“生的眉目清秀，齿白唇红”，不禁心动，“暗忖道，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尘世”，于是“密着喽啰将匹配之事道之”，就这样二人成就了一桩美事。令婆最后说：“此女真吾孙之偶也。” 杨文广与三位女将的婚事，也都是在打斗中擒将逼亲。她们对杨文广一见倾心，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实在。一是杨家小将甚是俊美，二是杨家为名门，自己终身有靠。杨文广的貌美被宣扬到极致，他六十多岁出征的时候，犹被敌方视作美男。 最初月英把想与杨文广“成就鸾交”的心事告诉了锦姑，没想到锦姑先下手为强，率先逼杨文广成亲。本来女孩的私房话就不轻易与人，月英得知锦姑占了先机之后，一怒之下率兵攻打锦姑。 为了嫁个如意郎君，两个昔日的好姐妹差点成为仇敌。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够大胆火辣的了，何况是在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的年代。她们不仅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而且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妇女的婚姻由自己决定，一旦看中就大胆、主动地去争取，完全没有门第观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敢于追求幸福的胆大妄为，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而备受人们的憧憬和喜爱。 （2）英勇无畏，充满智慧。 杨家归宋后，在“兄妹晋阳比试”一章中，八娘九妹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情节很像“三国”里温酒斩华雄的关羽。辽国大将土金秀、麻哩招吉、麻哩庆吉驻兵晋阳约战宋兵。刚一交战，宋军主将贾能被辽将麻哩招吉刺落马下，危急关头，杨八娘如风骤出，接战三合，把红绵套索一抛，麻哩招吉应声跌落马下，被杨八娘活擒而归。 后来宋军大将赵彦又被辽将麻哩庆吉杀败，杨九妹舞刀迎敌，只数合便将敌将斩于马下，杨门女将之英勇由此可见。 在风云变幻的战场上没有男尊女卑，没有男强女弱，有的是一样的责任、一样的危险。 杨门女将往往是在与男人的对比中展现智勇的。八娘的勇武与贾能的战败相对，九妹在与赵彦的对比中大放光彩，通过这些一对一的较量，女将们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令男士们汗颜。 八娘和九妹两个人物形象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她们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称七娘子、八娘子，在另一部杂剧中称八娘子和九妹，后来逐渐固定为八娘九妹。九妹艺高人胆大，为打探六郎的消息，她化名胡元，深入敌军心脏，后与五郎里应外合打败了辽军。 关于九妹还有些歧义，《下河东》称其为杨延瑛，字秋菊，排行第九故又称九妹，书中惯称杨瑛，她从小喜欢诗词歌赋，声称“只要男子做得到，女子也一定能做到”。明代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十二寡妇中的杨七姐和杨秋菊都是杨六郎的女儿，即老令公的孙女，与八娘九妹差着辈分了。 杨门女将每次取得胜利，都能全身而退，依赖的不仅仅是勇武和运气，还有她们的满腹韬略。杨门女将中最先登场的是杨业之妻佘令婆，她与杨业并肩出战，打着白字令旗，一出场就力敌二将，勇不可挡。 北汉主被困太原，杨业染病之时，她一人前往救主，在太原城下箭射潘美，刀砍洪家兄弟，套倒党进，令宋将胆战心寒，四处逃窜。若论智谋的话，她做事比杨业更为决断。宋朝用了反间计意欲招降杨家，但杨业始终犹豫不决，佘太君帮他分析利弊，痛下决心归宋。 杨门女将与杨门男将平起平坐，甚至更为重要。国家遇有困境，男性身陷重围，往往都是女将前往解救。杨业染病时，有佘令婆力敌宋将；杨六郎一筹莫展时，有穆桂英大破天门；杨宗保被困柳州时，是杨宣娘率兵解围；杨文广兵陷白马关，是十二寡妇力挽狂澜。 在小说戏文里，宋神宗对杨门女将曾大加赞誉，“朕今日视杨家女将出兵，军前锐气，胜如边将远矣”，正因为此，杨门女将的受重视程度也逐步提高。大破天门阵后，真宗“宴犒征北将士”，“杨家女将皆与其席”，在“评定幽州之勋”时“八娘授银花上将军、九妹授金花上将军”……穆桂英以下十四员女将俱皆受封。后来杨门女将征西成功之后，杨宣娘又被封为代国夫人，满堂春等十一员女将俱为骠骑将军。 历史上，女性封官的很少，封军职的就更少。在中国，只有提拔当官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被认可，虚拟世界里杨门女将被大规模封官，是对女性的极端褒奖的想像。 杨门女将高于男将的智识，还在于她们面对奸佞当道的现实并不一味愚忠。 《杨家府演义》第八卷“十二寡妇征西”，朝廷曾听信谗言，将杨家将尽数收捕，后虽赖周王周旋得以免罪，但杨门女将深以为耻。 杨宣娘出征前有一段话掷地有声：“今朝廷听信谗言，不肯矜恤我家，动辄全家抄斩。亦不须领朝廷兵。我今聚集家兵与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等去救兄弟而来。”宣娘有如此气概，比起一味诺诺听命于昏君的男人，更令人平添了许多畅快。 （3）奇门功夫，仙化妖法。 明代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相互影响，杨门女将多有奇门功夫，能够仙化妖法。穆桂英有仙授飞刀与神箭，百发百中，天门阵中，她以飞刀斩铁头太岁，平西夏中又以飞刀斩束天神。 《杨家府演义》后半部不是凡人在战斗，全成了神仙斗法，里面的人物动辄就能飞上云端。特别是十二寡妇征西之时，女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宣娘和满堂春都会飞行，能够撒豆成兵，呼风唤雨。 十二寡妇征西的很多情节跟《西游记》相像，特别是活捉鬼王一段，宣娘与鬼王互相变形斗法，简直就是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翻版。先是宣娘化作苍蝇，向鬼王念咒。鬼王变作蟒之后，她又化作鹰，将蟒啄得遍体鳞伤。鬼王无奈又变作木头，宣娘解下衣带，欲变作铁链将它锁住。鬼王化作一只鹁鸽冲天而去，宣娘脱下征衣变作天罗地网。鬼王无处可躲，宣娘念动咒语，将网越收越紧，最终将鬼王捉住。 这样的故事看似荒诞，却有着深刻的寓意。 宋、元、明、清时代，中原备受侵扰，国家危亡不断，近现代更是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不同时代编戏的、演戏的、看戏的，都拿杨家将说事儿，经过不断的艺术加工和形象塑造，杨家将故事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想象与愿望，因而与历史真实越来越远，甚至超越现实，玩起了魔幻。 杨门女将大显神威，也是对宋代以来，在外族欺侮之下“雌了男儿”的绝妙讽刺，外敌当前，满朝文武无人能挡，众多男儿束手无策，只能靠想象中的十二寡妇血洗沙场，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巨大讽刺。 另外，从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角度来讲，纯男人的戏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杨门女将”的出现，受戏曲艺术的影响很大。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最初的片名叫《沂蒙六姐妹》，后来发行商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加上了“战争中的女人”几个字。 旧时的戏曲也是要迎合市场和观众的，观众喜欢看旦角，自然要加大女性角色的分量。剧目要吸引人，就要出奇制胜，同男将相比，女将更具吸引力。大人打不过小孩，男人打不过女人，会给人以颠覆性的刺激。 在对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国家屡战屡败，雌化的男儿沙场无用，在山穷水尽之际，让被男人看不起的女人征战沙场，迎来柳暗花明，实在是可以让民众情绪高涨的兴奋点。杨门女将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百姓的心理，给遭受战乱折磨的人们一些安慰，让长期处于郁闷之中的心灵得到某种解脱和安慰。 杨家将故事，越到后来女将越突出，女人不再是点缀，相反经常居于主导地位，男人也要听命于她们帐下。比如杨六郎、杨宗保都曾经被穆桂英生擒，杨文广在与女将的交锋中更是占不到任何便宜。战场上男人是配角，女人处于支配地位。文艺作品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折射了时政的无能，讽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杨家将故事是一种艺术真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存在，但不是历史真实。北宋时杨家将只有杨继业、杨延昭和杨文广三代，至于女将，都没有切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元代以前，杨家将故事中出现的女性只有佘太君和柴郡主。在元代杂剧情节中，威武作战的杨门女将没有出场，直到明代后期的杂剧《三关记》，佘太君才开始出现在边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门女将”日渐增多，故事逐渐丰富。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杨家府演义》，出现了“穆桂英擒六郎”、“宣娘化兵截路”、“十二寡妇征西”等章节。清代以后，戏剧繁盛，《佘赛花》、《天门阵》、《杨金花夺帅印》、《杨八娘游春》等戏剧广为传播，女英雄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剔除糟粕、推陈出新的原则，戏剧中杨门女将的故事，无论是思想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京剧《杨门女将》，豫剧《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扬剧《百岁挂帅》等，杨门女将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佘太君老谋深算、沉着刚毅，柴郡主深明大义、虑事周全，杨七娘爽快明朗、风风火火，穆桂英智勇双全、谋略过人……她们以特有的女性魅力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 古人讲“豹死留皮”，杨家将故事演绎到明代，一个个悲壮感人的男将故事基本已成定型，杨令公血洒陈家谷，杨七郎乱箭穿心、杨六郎镇守三关、杨五郎出家五台山，杨四郎被招驸马等等……这些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已非常深入人心，没有多少突破的余地，但他们身后家眷们的故事是一片空白，还有很大的艺术发挥空间，要进一步塑造杨家将，只有在他们的家眷身上做文章。而杨家将若要演义成满门忠烈，杨门女将的登场势在必行，不得不发。 杨门女将可视作男将的后传。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决不放弃……杨家将上下满门忠烈前仆后继、忠心报国，其精神可歌可泣。以她们为主角的《十二寡妇征西》、《百岁挂帅》、《杨门女将》是京剧、豫剧、晋剧等诸多剧种的看家戏。杨门女将的故事，千百年来常演常新、盛传不衰，是真正的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杨门女将的故事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们在成功推出《花木兰》之后，有意谋划拍摄杨门女将。 但是，杨门男将的故事与历史相比都是半真半假、扑朔迷离，“杨门女将”就更是多为戏说。特别是十二寡妇，正史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宋史《杨业传》收录杨业及其子杨延昭、孙杨文广的传，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列女传》当会记载，但遍查宋史《列女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人出自杨门。 古代女子没什么地位，留名千古的多半是才女或美女，才女有自己的诗文留下来，而美女有别人的诗文为证。有时候民间传说太过风行，传说多了，传扬得久了，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是真实，特别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在虚构艺术面前，历史反而被忽略了。杭州有雷峰塔，传说是白蛇娘娘的葬身之地。连云港有花果山，传说是孙悟空的故乡，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 [1] 明代小说中称“八娘”，现代戏剧中称“八姐”。 第十二章 明代小说：故事中还有故事 明代是我国讲史、传奇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杨家将小说风行一时，风格突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节，如杨家将保驾幽州的“替主赴难”、“六郎三擒孟良”以及“穆柯寨借降龙木”、“十二寡妇征西”等女将故事，这些情节的出现奠定了杨家将小说的完整结构，也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疑问。 一 小说背后隐含的秘密 杨家将小说综合了史实、野史和民间传说，使杨家将故事得以定型。现今存世的明代杨家将小说有两种版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两种版本都出现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 《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由《南宋志传》和《北宋志传》两部分组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之前就已成型，共20卷100回。《北宋志传》是该书的后半部，单独成书，主要讲述杨家将故事。 《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刊印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简称《杨家府演义》，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拉长，一直写到杨家将第五代人物杨怀玉辞官，举家隐居太行山。 两种版本前后相差13年，相比较而言，《北宋志传》流传更广，到清代又以《北宋金枪全传》、《杨家将》、《天门阵演义》等多种名目出现。《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叙述各有不同，特别是自杨六郎去世之后，故事更是有了明显的差异。《杨家府演义》包含了杨宗保父子平定侬智高和杨文广父子征讨西番新罗国，内有“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北宋志传》关于杨家将的情节要简略许多，只有杨宗保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却夹杂了宋朝其他人物的不少故事。 “南北宋志传”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单其名字就充满了疑问。《南宋志传》是其前半部，也就是上集，内容从石敬瑭征蜀开始到曹彬平定江南为止，讲述的是五代及北宋开国的故事。下集《北宋志传》，以杨家将祖孙三代的英雄故事为主，从北汉主驱逐忠臣开始，一直到杨宗保平定西夏，讲述了发生在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的故事。也就是说，《南宋志传》在前，《北宋志传》在后，这与历史上的南北宋之分根本不搭界，为什么反而叫了南宋、北宋呢？ 南宋、北宋是一个历史名词，但宋时人们并不这么称呼。宋人自称“大宋”，金人称其为“大宋”或“宋”，没有南宋北宋之分，南北宋的概念是后人提出来的。 有关“南宋北宋志传”书名的缘由，各界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的旧版本叫《五代志传》，为了与《北宋志传》相统一，后来改成了《南宋志传》。 另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所讲的宋太祖登基及平定诸国之事，都发生在宋本土和南方，所以叫“南宋”；而《北宋志传》讲的是平定北汉，继而与辽、西夏征战，都在宋之北境，所以叫“北宋”。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匡胤曾被周世宗柴荣封为南宋王，因而以他为主角的书便被称为《南宋志传》。赵匡胤被封王一事见于《飞龙传》第52回。 第四种说法是，《南宋志传》原先的书名，很可能类似于《南宋王赵匡胤志传》，后人翻刻时并不深究其中之意，简写为《南宋志传》。而《北宋志传》的原名可能近似于《杨家将志传》一类，为了与《南宋志传》对应而改成了《北宋志传》。 不管“南北宋志传”缘何叫了这样一个名字，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南宋志传》与《北宋志传》在内容上有很大关联。《南宋志传》的很多内容取材于《五代史评话》，但也牵涉到杨家将的部分事迹，因为杨家是北宋征伐北汉的主要对手。如果只读《北宋志传》，有些情节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答案往往要追溯到《南宋志传》。五郎出家为僧的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北宋志传》第十七回写到了杨五郎出家五台山： 幽州救驾之后，杨家将死伤惨重，五郎有幸冲出重围，后面喊杀声不断。他转过林边，一种劫后余生的凄凉感油然而生，心内一片烦闷，战场上血肉模糊的场面让他始终静不下心来……他突然想起，当日在五台山，智聪禅师送给他一个小匣子，嘱咐他在急难之时打开。如今父亲兄弟浴血拼杀不知所踪，自己又不知该何去何从，确实到了该打开匣子的时候了。 杨五郎顿了顿神，从怀中取出小匣，打开来，发现里面装有一把剃刀和一张度牒。他看后顿时明白，立刻将长斧去掉斧柄纳入怀中，卸下盔甲战袍，剃净须发，径直奔五台山出家去了。 看罢这样一段描述，不由得人产生疑问，杨五郎是如何得到小匣子的，智聪禅师又是谁，他为什么单单把小匣子给了五郎？ 这个问题，《北宋志传》没有交代，但却可以在《南宋志传》找到答案。 当年周世宗亲征北汉，遇到了杨业的顽强抵抗，周世宗取胜无望无奈退兵。杨业班师回朝路过五台山，素闻山上有位高僧智聪禅师，他相术高明，能够预知未来。 因为顺路，杨业起了前去拜望之心，期望为自己的几个儿子透视未来，指点迷津。智聪大师将杨业父子逐一相过之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在杨业的催问之下，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军之子都乃当世豪杰，我一介贫僧怎可胡言乱语。” 杨业道：“理贵直言，不管禅师说出什么来，我们都不会怪罪于你，大师明言便是。” 智聪笑道，“既然令公不怒，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可能对七位将军多有冒犯……几位将军都是忠国勤王之相，只可惜刚质太露，怕是难以善终。” 令公听后并未当真，拍掌大笑，“大丈夫战死沙场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相反却值得骄傲，我怎么会斤斤计较呢？” 当晚，杨业父子安歇在五台山。除了五郎，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特别的反应，唯有五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起智聪相面之事，不由得心下难安，便偷偷起身到僧房去见智聪。 智聪问他，“将军深夜不睡，到此有何贵干？” 五郎说：“今天听禅师所言，心下甚觉不安。希望大师能指一条活路，大恩大德虽死不忘。” 智聪说：“这是分定之事，贫僧如何救得？” 五郎再三恳求，智聪沉吟半晌才说，“将军若要脱离患难，除非是远走高飞，遁迹于山林泉水之间，或许可以免除其祸。” 五郎不明白：“禅师所言极是，只是我父子兄弟一向相随，如何舍得分开？” 智聪双手合十：“此乃天机，不可泄漏。”随后，智聪取过一个小皮匣交给五郎，“平时不要拆开，遇到实在不能化解的急难之事方可打开。里面有救你之策，千万不要忘了。” 关于五郎为何出家，还有不同的说法。京剧有《五郎出家》一戏，称杨五郎是代赵光义出家。幽州之战，宋军大败，赵光义避难五台山，许下心愿，若能脱难，便不再留恋皇权，即刻出家。群臣极力劝阻，但又想不出替赵光义还愿的办法，此时杨五郎挺身而出，请求替宋太宗出家。五郎替皇帝出家虽然没有大郎舍身救主那么悲壮，但也平添了一层英雄色彩，进一步充实了杨家将英雄事迹库。 五郎出家的故事元代就有流传。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第三折，长国姑为救杨六郎，与王枢密展开了唇枪舌剑，内中就提到五郎为僧。 王枢密说：“想那杨家父子，有甚么功劳……杨景便也罢，想他父亲杨业，没本事死在阵上，这也是有功劳的？……想他哥哥杨五郎，削发为僧，这等怕死，也是有功劳的？” 长国姑回道：“……你道是杨和尚破天阵吃了些亏，却不道救铜台是靠着伊谁。他兄弟在沙场上苦争战，刀尖上博功绩，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他家没的功劳，倒是你有功劳来？” 另一部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第四折，杨六郎取回父亲骸骨，受到辽兵紧追，在五台山碰见一个莽和尚，双方各有戒心，神情紧张，不料这和尚却是五郎。此时辽将韩延寿赶来，眼看一场厮杀就要发生，五郎设计轻而易举地将他擒获。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与《昊天塔孟良盗骨》流传甚广，对杨家将故事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宋艺人也说唱“五郎为僧”，但内容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想必应该与元杂剧一脉相承。有关五郎为僧的传说，出家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在宋辽对峙的一些关键时刻，若杨家将遇到无法破解的难题，都还需要五郎出山施以援手。 更具戏剧性的是，五郎虽然出家，却还率有五百和尚兵，成了不在编的杨家将，屡助大宋破辽，特别是大破天门阵，五郎功不可没。 唐代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说法，宋代也有五台山和尚与官兵交往的记载，《宋史·冯行已传》就曾提到五台山寺“调厢兵义勇缮葺”之事，不过这些记载都跟杨五郎扯不上什么关系。 在杨家众兄弟中，五郎是独具特色的，其他兄弟个个使枪，他却使一把长斧。 五郎出家似乎合情合理，真假难辨，但若跳出故事传说，放到整个历史大背景来看，就知道完全是虚构。《宋史》记载，杨业有七子，能上战场征杀的不过是延玉和延昭两人，其余六子都没有征战疆场的记录。杨五郎在杨业战死之后，受到了朝廷的封赏，荫恩为殿直，根本没有出家。“五郎为僧”的故事再一次表明，杨家将故事已游离于历史事实，趋向于文学创作。 尽管五郎出家纯系子虚乌有，但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家，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事实，并且对此进行了不断的附会，明清两代这种风气尤甚。 明代郑若曾编著的《筹海图编》，卷十一《僧兵》中讲：“五台之枪，本之杨氏，世所谓杨家枪是也。以五台山僧善杨家枪，拟调征倭寇”。《筹海图编》是筹划沿海防务的专著，其论述海防、日本诸事多系作者耳闻目睹，是研究明代抗倭战争的重要文献。但若说五台山曾有杨家枪法，那还真无法考证是真是假了。 清朝人的联想力更为丰富，光绪年间修订的《山西通志》称，五台山北有太平兴国寺，寺内的主持即为杨五郎之师。这座寺赐建于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太宗兵败的第二年。寺内西院供杨五郎像，像旁有五郎所用的铁棍，重八十一斤。寺庙所在的沟叫五郎沟，庙外有五郎阅兵台。这些遗迹在“文革”时被铲除，人们只能在历史记载中窥见一二。 五台山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一块圣地，山上的寺庙让人崇拜有加，那里是祭神的好去处。《北宋志传》讲，宋太宗为圆先帝遗愿，执意到五台山进香，才落入辽人的圈套。五台山的景色很美，套用书中的原话：“果然一座好山，前探幽州，后接太原，端然限界中耸出一奇峰，层峦叠翠，万峰在目。” 宋时五台山属辽国地盘，赵光义要想在五台山还愿恐怕很难成行。所以历史上，明确记载先帝许愿五台山、帝王驾临五台山的，都是在元代而非宋代。如此看来，五郎在元代被设计为五台山出家绝非偶然。 与杨家其他兄弟的故事相仿，历史上虽然没有五郎出家的记载，但却有厌倦红尘、意欲出家的宋朝士大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算作五郎出家的故事原型。 宋史《查道传》中有载：查道“游五台，将落发为僧”。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宁人，是个有名的孝子。他从小不苟言笑，好学多思，未冠之年就以学业闻名。有一次他的母亲病了，无意中说到想吃鳜鱼羹，查道牢记于心。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市场上根本没有鳜鱼可卖。 查道跑到河边，凿开冰块，边哭边祈祷边捉鱼，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捕到一条鳜鱼。查道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在母亲治病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虔诚，他刺破手臂，用血书写佛经。也许是爱让苍天动了心，母亲的病终于有所好转。 又过了几年，母亲年老去世，查道伤心已极，对追求功名失去兴趣。有一次，他巡游到五台山，发现这是一块难得的圣地，便准备在那里落发为僧。一天晚上，大雨瓢泼，雷声震天，一道闪电过后，廊上的一根支柱被击断，查道刚好坐在那根柱子之下，但他面无惧色，不为所动。寺僧大为惊异，视之为天人，纷纷劝他出仕为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 端拱初（988年），查道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后来受到寇准等人的赏识和推荐，名扬四海。查道与杨五郎、杨六郎为同一时代人，他将要“落发为僧”之处，正是传说中杨五郎出家的地方。世人对杨家将和五台山都敬意颇深，两种情愫叠加起来，使得人们对杨家将与五台山产生了某种联想，查道的故事正好为小说家行了方便。 杨家将小说把前朝零散、片断的故事系统了起来，还附会了大量名人故事、奇闻逸事，集百家之事，安于杨家将一身。这正是杨家将小说吸引人的所在，也是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风靡之前，明代就已出现了相当流行的完整版本。《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都提到了这一点。《北宋志传》编辑整理者熊大木称，该书是收集《杨家府》等传，再参入史鉴年月等编写而成。所谓“参入史鉴年月”，就是在每卷前面按正史添加历史编年。 《杨家府演义》第四回，五郎用降龙棒把萧天佐打得露出原形，接着有一段按语： 旧小说天佐现出本相，被五郎砍为两段，其头飞落黄琼城，化为人，后称火离国王；其尾飞落铁林洞，化为人，后作河口军师，复大乱中国。 《北宋志传》第三十八回： 旧小说天左头截飞落黄州城，后称火离国王；尾截飞到铁林洞，后作河口军师，又乱中国，不提。 从两部书描述的情形看，他们所提及的“旧小说”内容相仿，很可能是同一部书。《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都深受旧小说的影响，又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所发展和创编。 无独有偶，明人叶盛在他的《水东日记》中有载，当时南方的私人书坊流行过一部叫做《杨六使》的长篇小说。叶盛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的进士，他所提到的这部书，比现今存世的杨家将小说要早一百多年。 熊大木所称的《杨家府》与叶盛所言的《杨六使》是否为同一部书已无从考证，因为它们都没能流传下来，好像突然间就从人间蒸发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北宋志传》给人的感觉是拼凑的痕迹太重，前八回与杨家将无关，讲的都是呼家将的故事，后面又有高怀德、赵普、宋琪、曹彬等人之事，似乎有心把杨家将故事加工成北宋演义。 另外，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妖魔鬼怪盛行。 元代及明初，杨家将人物塑造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到了明代中后期，冒出大量神怪内容，从写实到神魔，风格变化可谓大矣。著名史学家余嘉锡先生曾经感叹，杨家将小说“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呕”。 这种说法虽然稍显极端，但却是对杨家将小说荒诞色彩的客观评价。元明戏曲中的杨家将故事，神怪色彩很少出现。《昊天塔》中有杨业托梦的情节，但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破天门阵》一戏，虽然也是妖道设阵，但重点渲染的是天门阵如何神秘莫测，阵中有阵、阵中套阵，杨六郎及其属下二十四使是破阵的主力，宋军取胜靠的是人力而不是神力，没有太多的神怪、巫术。 在明小说中，破天门完全变了味道，神魔色彩相当浓重，人只是某种道具，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一切都要仰仗神仙鬼怪斗法。明代中期的《东游记》也讲到了天门阵，一些情节雷同。至于破天门阵之后的故事，更是邪乎得离谱，两军交战，取胜之道不再是将军自身的武艺、胆识和谋略，而全靠法术与魔法克敌。这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却迎合了明代的政治与现实需要。 “巫术”对现代人来说是个并不怎么光彩的词汇，但在中国古代，它对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山海经》、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以及唐代传奇，无一例外地都有巫术出现。明代小说也深受影响，神妖内容不时出现，《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和“水浒”也不能脱俗，都有不同程度的神怪内容。 明代杨家将小说也是巫术风行，战争不再是凡人的斗争，将军们若想赢得胜利，不会巫术是万万不行的。杨文广、杨宣娘与敌斗争，几乎每次都要依靠巫术取胜，巫术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手段。取材于元代戏曲和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到了明代演变成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混合物。 木桂英的出现，杨文广的故事，十二寡妇征西，其表现手法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类似。第四十五回，宣娘撒米成兵截敌去路；第五十五回，杨门女将与八臂鬼王斗法，鬼王黔驴技穷，战败被擒，最后被打回原形，却原来是一只偷吃了仙丹的螃蟹精。 古人认为，人间的重要人物与天上的星辰是对应的，星象变化预示着人间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巫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志传》第25回，五郎观星象，“见将星明朗，正照于双龙谷”，所以知六郎尚在。两部杨家将小说都讲到了八王患病，寇准请华真人为八王向北斗祈寿之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类似情节，诸葛亮为延长寿命而向北斗祈禳，不料被魏延将本命灯踏灭，功败垂成。 除了神怪、巫术，杨家将小说还充斥了大量的宗教宿命色彩。杨六郎是白虎托生，追随六郎的岳胜、焦赞发现了此中的奥秘，将其视为神人而终生追随。 不仅如此，《北宋志传》很有一些地方题不达意，比如第一回前有首古风：“仁宗统御升平盛，蛮王智高兵寇境；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命归。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但正文却没有诗中提及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北宋志传》把一些情节删除了，但又没有很好地修订，不能自圆其说，这看起来是破绽，却为解读历史真实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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