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3

赵德芳与赵德昭并非一母所生。德芳出生于贺后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959年，生母姓王，是后周巢国公之女。史上对王氏的评价很高，称她优点很多，一是待人仁慈，二是恭勤不懈，三是善古琴才艺，同时还虔信佛教。王氏生有一子二女，乾德元年（963年）病逝。也就是说，赵光义取代赵匡胤的时候，她也去世十几年了。　　既然赵德芳的生母早就去世，那么主张立德芳为太子的皇后又是何许人？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赵匡胤死后，宫中太监王继恩敢不听她的命令。这位皇后姓宋，她的父亲是左卫上将军宋廷渥，母亲则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永甯公主。虽然也是系出名门，但在宫中资历尚浅。太祖去世时，她只有25岁，且不过是德芳的养母。宋皇后对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照顾有加，因为德芳年龄最小，与她更为亲近，所以尤其偏爱德芳，经常鼓动赵匡胤立德芳为太子。　　由此可以想见，这在三方势力中，赵德昭的地位最为尴尬，因为赵光义手握重权，而赵德芳有皇后的支持，他自己只有空洞的道义。史书记载，他一生寡言，喜读书，淡泊名利，但性情刚烈，这样的描述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和境遇。　　宋太祖对此可能心知肚明，所以对由谁继承王位一事，一直不轻易表态。但这种不表态对赵光义来说，就是一种表态，因为最经不起拖的人就是他。如果真有金匮盟誓，或者尽管没有，而赵光义又想当皇帝的话，那么潜在的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赵光义比太祖年轻12岁，德昭比他小11岁，他们的年龄基本就是个等差数列。宋太祖越不表态，赵光义继位的希望就越渺茫。挡在他前面的有身体强健的太祖，后面又有不断成长的两个侄儿。如果太祖不死，他继位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继位之争，看起来是赵光义与太祖的儿子之争，实际上是太祖与赵光义之争。　　对于宋太祖来说，若想顺利传位于子，必须剔除阻碍传位的障碍，在当时情况下，赵光义显然是最大的“眼中钉”。宋太祖算得上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他不仅自己不轻杀大臣，还立下秘密誓言，要求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必受天殛。　　一个连大臣都不肯轻易枉杀的皇帝，是不会将屠刀伸向看起来没什么过错的亲弟弟的。如果赵光义也如宋太祖一样，那么历史将会重写。但赵光义不是赵匡胤，他对皇位的渴望程度显然超出了宋太祖的预料。宋太祖可能寄希望于以拖待变，依靠自然的方式消解掉王位继承中的矛盾，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事方式，用软方式而不是硬杀戮的方式解决问题。　　宋太祖应该没有进行过换位思考，他感受不到赵光义对皇位的迫切要求，所以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如果赵光义想当皇帝，以他的身份，从他的角度，一场针对继位的夺权阴谋就不得不暗中进行了。宋太祖平平安安地活着意味着赵光义将失去机会，那么，若赵光义不想按照太祖的意思一直拖下去，除非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赵光义的愿望很难实现。　　“兄终弟及”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兄必须死，兄若不死，弟何以为继？所以“金匮之盟”这份盟誓的前提是赵匡胤必须死，赵光义若要当皇帝，宋太祖必须先死，如果生死由天，自然死亡，赵光义的皇帝梦可能就只是空想了。天定不可取，那就只有人算了。究竟有没有杜太后临终遗命其实已不那么重要了，赵光义想要当皇帝，宋太祖没有不死的理由。这样一种结局，杜太后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看到！　　三 “烛影斧声”之谜　　说到赵光义继位，“烛影斧声”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宋太祖33岁登上帝位，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宋王朝已初具规模。976年的一个深夜，宋朝宫廷内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经过了“烛光斧影”的变故之后， 50岁的赵匡胤突然死亡。按照传统的帝王传位制度，应该传位于子，但结果却是赵光义接过了兄长的衣钵。　　对于宋太祖的死，《宋史》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显得讳莫如深。因为官方正史给不出明确的答案，所以一直以来野史笔记对此事极为关注，出现了一些颇为离奇的记载。　　直到南宋孝宗时期，事件的真相才在史学家的笔下揭开了冰山一角。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他是赵德芳的后人，也就是赵匡胤的后代，此前为帝的都是赵光义一支。现在的“烛影斧声”之说，源自于文莹的《续湘山野录》。南宋孝宗一朝，史学家李焘主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观点，揭秘了“烛影斧声”的整个过程。　　宋太祖年轻时曾经与一位很有造诣的道士交游，开宝九年（976年），太祖巡视洛阳时他们再次相遇。道士提醒他注意当年十月二十日晚上的天气，如果天晴，太祖还可活12年，否则就应当迅速安排后事。　　十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一开始晴空万里，星光灿烂，但没过多久，天气突变，狂风骤起，天空飘起了大雪。太祖心情阴暗地离开太清阁，马上召赵光义入宫，喝退宦官和宫妾进行密谈。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无从得知，但从远处望去，在摇曳的烛影之下，赵光义时而起身离席，时而趋身向前。后来，太祖以柱斧掷地，对太宗大叫两声：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当晚四更，赵匡胤被发现死于寝宫。　　因为事件发生得影影绰绰，讲述人言辞又闪闪烁烁，后人便将这一事件概括为“烛影斧声”。宋皇后得知太祖死讯，立即派内侍王继恩去召德芳入宫，没成想王继恩直接奔向了晋王赵光义。起初赵光义还有些犹豫，王继恩催促他：“拖延久了，就要落到别人手里了。”　　王继恩赶回宫中，宋后急问德芳来了吗，不料王继恩用手一指说晋王来了。宋后见状大惊，慌忙称赵光义为“官家”，哀求其饶命。赵光义安慰她说，共保富贵，不要担忧。　　宋氏比太祖的两个儿子要幸运，最后活到至道元年（995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44岁。不过，这位曾被封为“开宝皇后”的宋氏，死后连起码的礼仪都没享受到，宋太宗只把她安葬在普济寺内。大臣王禹偁对此提出批评，立即被以诽谤罪贬斥。直到两年后赵光义自己病重，才将宋后移入皇陵。　　宋后谋划策立德芳继位，实事求是地讲也有悖常理，是感情用事。赵光义突然进宫，这让她震惊而慌乱，有被欺骗的恼怒，有突遭变故的无措，也有事情败露后的沮丧。　　许多人不理解太监王继恩为何敢背离宋皇后，直接投奔赵光义。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势，就会明白王继恩为何做出了那样的选择。首先，宋皇后在宫中根基尚浅，当时只有25岁，又不过是德芳的养母，没有什么信服力；其次，宋氏支持的德芳势力最弱，也最年轻，才17岁，没有太祖的扶持等于什么也不是，而太祖恰恰没有明确由他继位。虽然宋皇后主张立德芳为太子，但宋太祖未置可否，实际上就是没有同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封太子一事始终没有出现，不仅如此，德芳兄弟甚至连基本的封王礼遇都没有享受到。最后，即便不是势力最强的赵光义继位，按常例，皇位也应该传给德昭。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拥立德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赵光义继位不合常态，德芳继位也不名正言顺。　　如果德芳登基，德昭是法定继承人，他有理由不服；晋王手握重权，他有实力策反。德芳登基，很可能导致天下大乱。一有风吹草动，德芳的皇位就会受到冲击，甚至于垮台，王继恩很可能会因为帮助德芳而成为罪人，搞不好还要身首异处。　　所以，对王继恩来说，按宋皇后的要求去请德芳实为下策，风险也最大。去请德昭则只不过是中策，那样他在皇后与晋王这两方面都讨不到好，而德昭坐稳皇位的几率不超过50%。权衡之下，投奔赵光义才是上策，因为只有赵光义才能稳坐钓鱼台，如果帮助赵光义登基，他不须担什么风险，就可以成为大大的功臣。宫廷里的很多太监，都是能够审时度势的投机分子，王继恩更是如此，这在太宗死后，他故伎重演，又想废掉真宗一事中得到验证。　　关于宋太祖的死因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他与赵光义兄弟二人因蜀国花蕊夫人而反目。太祖宠幸蜀国花蕊夫人费氏，常留其在宫中侍寝。有一天太祖患病，赵光义夜间入宫探望，恰巧太祖熟睡，他便放手调戏费氏，不料太祖突然醒来，看到了这一幕不堪场景。赵光义慌忙回避，太祖恨恨地以柱斧触地，大呼：你做的好事，你做的好事！结果当天夜里，太祖就暴亡身死。这种说法出自南宋遗民徐大焯的《烬余录》，较之李焘的记载显得有些牵强。　　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太祖是为太宗所害，因为太祖当时正值盛年，只有50岁，而且身体一向很好。从现存史料看，太祖死前两个月，每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可见他身体健康，并无大碍，突然去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让人怀疑赵光义害死宋太祖的是，赵光义登基后的一连串做法甚不合常理，这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他继位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即便是刻意维护宋太宗形象的《太宗本纪》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　　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赵光义继位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欲盖弥彰的事，先是迫不及待地改元，再是赵德昭被逼自杀、赵德芳无辜而死，之后又是涪陵县公赵廷美壮年之死。后来宋皇后去世，赵光义又不肯按皇后礼仪下葬。这些事情归结到一起，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宋太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掩盖他所犯下的罪行。　　改元是封建王朝的重大事典，按照先例，先帝去世后，继位者第二年才能改年号，除非是王朝易姓或遇特殊变故，比如继位者在正月初一登基等等。之所以第二年才改元，为的是体现对先皇的尊重。赵光义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前后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给人以迫不及待之感。最令人生疑的是，宋太宗在还只剩几天就可以名正言顺改元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如此争分夺秒，他到底想要回避些什么、改变些什么？　　对于宋太宗登基这样的大事，《宋史》与记载宋太祖的死一样简略，也只有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对此事也有记载，“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就有定性为王朝易姓或特殊变故的倾向了。　　当时朝野上下，对赵光义非议不断，赵光义既无正式储君名分，又无太祖临终顾命，他以弟继兄，在当时看来有悖纲常，这个纲常就是自西周以来盛行的父子相传的皇位继承方式。因为继位本身的缺陷，赵光义对人们的看法格外敏感，一方面他对大臣言论和史官修史严格把持，另一方面对有继承资格的德昭、德芳和弟弟廷美严格提防。还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他急于建立起文治武功，以图尽快树立权威，掩盖世人对他的非议。　　《贺后骂殿》将赵光义登基定性为篡位，虽是后人所言，却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它曲调激越慷慨、低回悲壮，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贺后骂殿》中赵德昭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金殿之上。这事虽属虚构，但也不是全无依据。史载，赵德昭死于979年，宋太宗北伐失败之后。也就是说，《贺后骂殿》将德昭之死的时间和地点有所推移，但无论形式上有什么变化，德昭之死的性质没有变，都是为宋太宗所逼。　　赵光义夺了原本属于太祖之子的王位，表面上厚待他们，把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封了王，其中德昭受封武功郡王，朝会时还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里，赵光义对他们却非常忌惮。　　四 “八贤王”因何而死　　赵光义在宋太祖死后的当天就当上了皇帝，那时他38岁，太祖的长子德昭已经27岁，德芳17岁，封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赵廷美30岁，接替赵光义出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　　当时赵光义的孩子们年纪尚小，不适合立为储君。德昭、德芳与赵廷美和赵光义的子女一同都称皇子皇女。赵廷美出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似乎暗示他是皇帝继位的第一号候选人。对于德昭们来说，大宋一朝在宋太宗的治理下，原先的疑团和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正在逐渐被人们淡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那些被隐藏着的矛盾，随着德昭之死重新浮出水面，宋室王位继承重新洗牌，风波不断。　　一部宋朝历史，边境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北宋先是对辽，后是对西夏，边境作战吃尽了苦头。南宋则先是受金欺凌，后来又被蒙古所灭。979年正月，宋太宗决定御驾亲征北汉。皇帝出征要由储君监国，当时赵廷美为开封府尹，虽然没有明确，也有储君的意味在里面，按理应该由他留守京城。但宋太宗对他不放心，如果赵廷美有野心，那么他出征在外就给了赵廷美绝好的机会，但这种担忧又不便明说，所以总是犹豫不决，而赵廷美对此浑然不觉。　　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的吕端，当时在赵廷美府中工作，他洞察情势之后，建议廷美主动请命，要求随太宗亲征，以消除太宗的猜疑。思量之下，廷美便向太宗表示自己愿意随征，赵光义欣然同意，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吕端在太宗晚期受命任相，宋太宗赞扬他每遇大事不糊涂，果不其然，在赵光义身后，吕端机智果敢地粉碎了太监王继恩策划的又一次换帝阴谋，辅佐真宗成功登基。赵德昭此次也在随军出征之列。攻打北汉过程虽然艰难，但结果还算顺利。六月，北汉主刘继元投降，杨业父子也就是在此时归顺了北宋。宋太宗得到了北汉所属的十州十一县，胃口突然变得大了起来。　　宋太宗一心想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超越宋太祖，以此平复朝野的各种质疑。所以，他不顾部队在外征战半年极度疲劳的现状，也不顾群臣的反对，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趁势收复幽云十六州。如果成功，那他将是非常了得的帝王，其功绩也会称得上盖世之功。　　攻取燕云，一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宋军一路打到幽州城下。辽军守将耶律知古采取了避而不战、严防死守的策略。宋军连续猛攻11天都没有任何进展，而与此同时，萧太后派出大批人马进行增援。辽军增援先锋耶律沙率先与宋军交火，经过浴血奋战，宋军获胜，宋太宗下令乘胜追击，在幽州城西高梁河一带与辽国援军主力展开激战。辽军兵合一处，奋起回击，疲惫宋军已是强弩之末，抵敌不住败下阵来。　　宋太宗不得已挥师后撤，但辽将耶律休格不依不饶，乘势追击。宋军首尾不能兼顾，场面混乱不堪，宋太宗也身中两箭，最后乘驴车逃走。史书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载：　　军中尝夜惊，不知上何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然，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闻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　　简短的一段话，记录了赵德昭之死的前因后果。《涑水纪闻》、《续资治通鉴》对此的记录也基本相同，没有大的疑义。当时身处乱军之中，大家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很可能遭遇了不测。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臣找不到皇帝踪影不是虚言而是确有此事，并且这种君臣不相见的局面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当夜掌管后军的将领钱俶为怕走漏消息，保护太宗更安全地逃离，就曾连斩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卫兵，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距离，免得暴露太宗所在，引起辽军追杀。国不可一日无主，既然皇帝下落不明，有急于表现的便提议立赵德昭为帝，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太宗回来之后，这事也就作罢，再没有人提，没想到有好事者偏偏向太宗吹风，这使得本来就很紧张的叔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太宗对德昭的疑忌与防范之心更甚。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此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提醒太宗，征辽虽然失败，但还是应该及时为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德昭直率，以为这种建言于公于私都应该无碍，没想到却正触到了太宗的痛处，他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迟！”　　兵败高梁河，宋太宗心情极为沮丧。他原本想借征战抖抖威风，不成想落了个鸡飞蛋打，自己还身中两箭，这些都让他不堪回首。当他得知两军阵中还曾有人要立德昭为君，这更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偏巧德昭此时主动送上门来了。　　德昭原本刚烈，又比较内向，再加上身边没有谋士，所以他的行动完全是率性而为，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初时，他还不知宋太宗为什么会如此怒气冲天，等到他考虑明白了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觉得后怕。皇位原本应该属于自己，被太宗无端夺去，如今反过来还要受他怀疑，现在太宗话中已露杀机，自己又翻身无望，与其受辱被杀还不如自我解决，所以在一时无从排解之下，自刎身死，年仅29岁。　　也许他是在以死明志，表达自己的清白，但他这一死恰恰成全了宋太宗，也为宋太宗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一个思路。顺着这个思路前行，上面沾满斑斑血迹。此时，太宗的猜忌之心已表露无遗，如果以前还掩藏些的话，现在是再也遮不住了。哥哥德昭去世之后，德芳更加惶恐。当年宋皇后让王继恩去招的人是德芳而不是德昭，可以想见，宋太宗对德芳的疑忌比德昭更甚。父亲赵匡胤去世时，他不过17岁，失去兄长时，他也只有20岁。又过了一年半，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22岁的赵德芳突然暴病身亡，赵德芳之死的神秘程度不亚于其父宋太祖。　　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宋太宗对那段历史封锁甚严，赵德芳的死因已很难查得清楚。留下记载的倒是太宗皇帝的悲痛，他在德芳灵柩前放声痛哭，甚至废朝五日表达哀思，这是不是在作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当年，宋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托付于官家了，看来她还真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女子。赵光义没有兑现要与她们母子共保富贵的承诺，在他就位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几个能够威胁王位的人物，德昭、德芳以及廷美相继不明不白地死去。　　赵光义为皇位苦心孤诣，他可能不会想到，到南宋时，因为宋高宗无子，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又成了德芳之后，他就是宋孝宗，此后的四位皇帝都是他的后人，再后来的四位皇帝则是德昭之后。如果赵光义真的以亲人之死为痛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廷美之死。除掉太祖的两个儿子之后，能够威胁到皇位的就剩下了他的弟弟廷美，因而廷美的危险与日俱增。赵廷美之死与宋朝的另一大悬疑“金匮之盟”的出笼密切相关。　　赵光义登基缺乏法理依据，当时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受命于杜太后，但也只是那么一说，空口无凭，很多人并不相信。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金匮之盟”，但这个“金匮之盟”却是在赵光义当上皇帝5年之后，杜太后去世20年之后才由赵普抛出。赵光义弟继兄位之时面对着那么强大的舆论压力，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如果真有所谓的“金匮之盟”，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很多人由此怀疑，“金匮盟誓”一说，更像是赵普与赵光义联合编造的一出谎言。“金匮之盟”很可能是莫须有之词，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宋太宗得帝位的合理性而已。　　情急之下，赵光义可能并没有想得太远，“金匮盟誓”虽然可以证明他取得帝位的合理性，但却成为他传位于子的障碍。如果真有“金匮盟誓”，宋太宗之后的传位顺序应该是先赵廷美，后赵德昭，再后为赵德芳，最后才可能是赵光义的孩子们。德昭与德芳死后，赵廷美成了唯一的障碍，而赵廷美恰恰还是开封府尹，占据着这个貌似储君的位子。　　赵廷美要想保平安，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效仿赵光义，谋求尽快取而代之，而不是被动等待，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实力、勇气外加机遇，以当时赵廷美的实力看，走此路无异于死路。另一条就是明哲保身，避免被视为眼中钉，主动退出储君人选，请宋太宗立皇子为太子，如此也许尚可共保富贵。　　在赵光义出征北汉的时候，每遇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曾经为赵廷美出过这样的主意，不过，此时吕端已离开了开封府，如吕端一样洞明世事的人物在赵廷美府中再也没有出现。赵廷美在不知不觉之间走上了一条中间路，他不仅没有想办法消除太宗对他的猜忌，反而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拉拢朝中的一些大臣，包括当朝宰相卢多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等于在告诉赵光义，自己对帝王有着某种想法。更为糟糕的是，他有关“太宗有负兄意”这样的牢骚也传入了太宗的耳内。　　这一切对赵廷美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短期内还没什么危机的话，那只不过是还不到时候。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德芳死后半年，赵廷美的麻烦来了。　　一些朝中大臣向宋太宗揭发赵廷美图谋作乱。虽然那些指控都只是在借题发挥，根本无法证实，但宋太宗还是据此免去了赵廷美的开封府尹一职，把他发配到西京做留守，这也意味着赵廷美不再是储君。不仅如此，指控赵廷美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出任了朝中要职，这为构陷赵廷美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似乎只要伺机罗列他的罪状就可以升官发财。　　老政客赵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契机。宋太祖在位时，赵普屡屡打压赵光义。赵光义继位后，马上召赵普入朝出任太子太保。太子太保与太傅、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属于从一品官，一般都是封赏的加官，如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更多的只是荣誉象征，没有什么实权。把赵普放在这个位置，一方面是便于加强对他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安天下民心，赵普是知道赵家机密最多的朝臣，如果他有什么不利于赵光义的言行，那影响可就大了。　　后来，局势渐稳，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当政，对赵普百般打压，赵普处境相当窘困。巧的是，卢多逊与赵廷美关系紧密，引起太宗疑忌。赵普若要东山再起，必须扳倒卢多逊，而赵光义想要除去赵廷美也必须绕过卢多逊。　　宋太宗适时召见了赵普，两人一见倾心，共同的愿望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先前的隔膜与障碍已不复存在。赵普向宋太宗表了忠心，决定“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回到家后，赵普连夜赶写奏折，“金匮之盟”就此抛出，这也是“金匮盟誓”内容首次公之于众，赵普成为除杜太后以及宋太祖之外的唯一见证人，而此时杜太后和宋太祖早已做古，赵普的地位不言而喻。　　赵普以“金匮之盟”表明忠心，既帮助太宗洗刷清白，又打击了政敌，还帮自己恢复了相位，可谓一举多得。“金匮之盟”完全是赵普的一面之词，他说杜太后临终前曾有遗言，“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为了避免将皇位传于未成年人，嘱咐太祖将王位传于光义，并由赵普写下密约妥善保存。　　令人生疑的是，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太后去世时没有让人知道，在太宗继位急需正名之时也没有让人知道，偏偏在太后去世20多年、太祖去世5年之后，在赵普急需复出打击政敌卢多逊之时公布于世。赵普在此刻突然抛出“金匮之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政治交易。　　首先，杜太后死时，太祖不过35岁，德昭也已11岁了。她怎么能确定太祖死时，其子年岁还小呢，除非太祖不久即死。　　其二，太祖去世时，德昭27岁，德芳17岁，均已成年，根本不存在传位于幼子一说，也就是说杜太后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赵光义以这个理由登基还是荒唐。　　其三，若真有此事，赵光义和赵普又都是亲历之人，为何不在登位之初及时公布，以平息众怒，反而任由各种说法疯传。因为既是传位约定，大可不必深藏固封。　　其四，太宗时所修《太祖实录》没有提及此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太祖实录》才加上了这一条，这又是为何？　　“金匮盟誓”乍听有理，却经不起推敲，与事实相差甚远。但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赵普显然由此重获太宗欢心，也为自己东山再起加上了重要的筹码。后来的事情也一步步验证着人们的猜测，赵光义与赵普联手将他们各自的对手一同歼灭。宋太宗曾问赵普是否要传位于赵廷美，赵普一语中的，自古帝王传位都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难道陛下还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吗？　　这话说得相当暧昧，如果真有“金匮之盟”，传位于赵廷美那是理所当然，赵普如此说岂不是违约？再者，他说先帝已误，可见他对宋太宗登位之事了如指掌。赵普的对答坚定了宋太宗传位于子的决心，也坚定了自己重回相位之路，决定了赵廷美的悲惨下场。　　太宗即位后第七年（983年），赵廷美被告“骄恣”、与卢多逊串通“阴谋窃反”，一再被贬。赵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推测，若对赵廷美的处分过轻，他便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于是他授意开封知府李符上书，称赵廷美心怀怨言，不思悔改，常想翻案。于是赵廷美罪加一等，又被贬为涪陵县公，发配到更为偏远的地方，宋太宗还派当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赵廷美气愤难平，不过两年，于984年忧愤成疾客死他乡，年仅38岁，这与赵光义登基时的年龄相当。之前上书状告赵廷美的开封知府李符，因用刑不当被流放春州，不明不白地死去。赵普做事可谓干净，不留后患。　　杨家将故事中所讲的“八贤王”，不管是赵德芳还是赵德昭，史实都是一样的，在那个年代，他们不仅没有什么权势，而且命运相当凄惨。他们在太宗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得直接一点是自身都难保，所谓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都只是人们的想象和美好愿望而已，根本不可能成为杨家的保护神。　　有关太祖之死、太宗继位的记录，在官修史书中要么失载，要么语焉不详。而另一方面，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却异常繁富，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非常少见。宋太宗自己曾经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他对涉及当朝政治的舆论把持非常严格，他很怕自己有不光彩的事情载入史册，因而一改前朝不干预史料编撰的惯例，专门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送他审阅，然后才能交付史馆。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宗实录》、《太宗本纪》靠不住的原因了，但凡涉及到宋太宗不光彩的一面，正史中都已隐去，甚或反话正说，粉饰美化。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也大抵如此。　　因为官方没有明确合理的说法，人们只好自己寻找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官方越是讳莫如深，民间离奇传闻越多的原因。南宋之后，因为太祖的后代当政，这段历史的管制逐渐松动，许多说法浮出水面，很多人对德昭、德芳之死深表同情。有人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的报应。有代表性的当属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书中讲，灭亡北宋的金国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北宋灭亡那是宋太祖索债来了。尽管这只是一种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法，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舆情民意。　　人们同情太祖之子的悲剧遭遇，将他化身为公正无私的“贤王”，赋予他超级权威，让他手执金锏，上敢打昏君，下敢打奸臣，以出愤懑之气，这相对于因果报应来说更为合理解气。　　五 另一版本的“八贤王”　　杨家将故事中的八王千岁赵德芳离历史人物赵德芳相去太远，所以又有人分析推测，八贤王的原型可能另有其人。　　宋代人所说的八大王一般都指宋太宗的儿子赵元俨，他排行第八，宫中称为“二十八太保”。《宋史》卷245《宗室传》对他的描述是“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 “生而颖悟， 广颡丰颐， 凛不可犯， 名闻外夷， 小儿夜啼， 其家必惊之曰： 八大王来也。”可见，赵元俨在民间确实有“八大王”之称。　　另一部有关杨家将故事的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也没有把八王与赵德芳混为一谈，而强调他是宋太宗的儿子，还说他不接受宋太宗传位，把王位让给了七王元侃，元侃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因为这层关系，他格外受尊重，在真宗、仁宗时代比较有发言权。这种说法其实也存在不少漏洞，真宗实为太宗第三子，在前两位皇子相继出事之后，他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不存在八王元俨谦让的问题。　　宋太宗身后的皇位继承也是问题不断，一波三折。八王赵元俨虽然当时没有搅入其中，但在真宗之后的仁宗一朝却一度受到牵连。德昭、德芳和廷美相继离世之后，影响皇位继承的因素基本消除，宋太宗开始放手安排他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983年，他将自己的孩子由德字辈改为元字辈，以区别于宋太祖的后代。　　长子赵德崇改名为赵元佐，立为太子。他长得酷似太宗，深受太宗和皇后喜爱，被封为楚王。赵元佐非常有正义感，文武俱佳，曾随太宗征北汉、伐辽国，经过大场面的历练，对人对事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宋太宗联合赵普刻意打击赵廷美之时，他很看不下去，曾经想办法营救赵廷美，但没有成功。　　赵廷美贬死在房州之后，赵元佐大受刺激，由此发疯。病情发作之时，在府中见人就砍。太宗非常痛心，为此专门大赦天下，希望能够补救，但并没有任何收效。　　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孩子们在宫中宴饮，因赵元佐病情未愈，没有邀请他。他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放火烧了东宫。宋太宗非常失望，下令将他贬为庶人，后来虽然恢复了其楚王地位，但父子关系渐趋冷淡。宋真宗是赵元佐的同母胞兄，对他优待有加。但赵元佐对宫中事已失去兴趣，兄弟俩再也没有谋面。赵元佐安享晚年，于仁宗年间病逝。　　宋太宗第一次立太子失败，第二次选继承人也并不顺利。赵元佐失宠之后，他的弟弟赵元佑改名赵元僖出任开封府尹兼侍中，成为新皇储人选。赵元僖有才干也有野心，他起用被冷落了的前相赵普为自己壮大势力，逐步清除了赵元佐一派残余。但没想到的是，赵元僖在最春风得意之时死于非命。　　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府，被侍妾张氏下毒误杀，年仅27岁。赵元僖因宠爱张氏而不断冷落正妻李氏，造成两人矛盾加深，张氏恃宠而骄，因而经常受到李氏训斥，张氏遂起了毒杀李氏之心，没想到阴差阳错毒死了赵元僖。　　赵元佐痴狂，赵元僖暴死，宋太宗的子孙像是中了恐怖魔咒，王位继承被一种说不清的恐怖阴影所笼罩，朝内又是议论纷纷。起初，宋太宗罢朝五日，追赠赵元僖皇太子身份。在得知赵元僖的死因后，遂废止了他皇太子的追赠仪式，并降低了葬礼的规格。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中驾崩。至此，与“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离开了人世。　　前文所说的八王赵元俨，在太宗一朝，受封泾王，与真宗的继位并没有什么冲突，倒是在宋仁宗即位之时卷入了一场宫廷斗争。宋真宗后期大权渐渐落入皇后刘氏之手。1022年二月，55岁的宋真宗病情恶化，宋真宗临终前已说不出话来，他让病榻前的大臣靠上前来，指指自己的胸口，伸出五个手指，然后又伸出三指……接着便一命归西。　　真宗临终发出的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大臣猜测说，真宗的意思可能是让自己的八弟赵元俨摄政以辅佐年幼的太子，这种假设立即遭到刘后的斥责。她分析说，真宗的手势无非是想宽慰大家，说自己的病情三五日之内就可好些。当时朝政基本都在刘氏控制之下，赵元俨听说此事，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事，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在这一点上，他远比赵廷美聪明。　　宋真宗去世，年幼的赵祯继位，史称宋仁宗，由刘氏垂帘听政。赵祯就是传说中那位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他本为宸妃所生，被刘氏当做自己的儿子收养，亲生母子不得相见。刘后垂帘12年，这个秘密宋仁宗一直无从得知。刘氏病逝后，“八大王”站了出来向仁宗说出事实真相，宋仁宗起初不敢相信，追问他为何不早说。赵元俨说出一番原委来：先帝真宗在位时，刘氏已经开始参政，到仁宗登基之时，她已把持朝政。他也曾想当时就说出事实真相，但思量之后觉得那样风险太大，自己的安危倒在其次，最怕连累皇帝和后宫的生母宸妃。所以12年来，他一直闭门养晦，明哲保身，就是为了能有一天向仁宗说明真相。　　也许是十多年来受到刘氏太多的压制，赵元俨积郁心底的情绪太多太久，所以他最后几句话直指刘后：可怜宸妃生下陛下，却始终不能相认，即使是宸妃之死，怕也受奸人陷害。宋仁宗听罢，连忙向宰相吕夷简等人求证，在得到证实后，内心无比悲痛。为了验明宸妃到底是否受害而死，宋仁宗决定开棺验尸，结果事实大白于天下，赵元俨所言纯属猜测，刘后并没有迫害宸妃。　　这就是关于八王赵元俨为数不多的故事，与戏曲中刚直不阿的形象大相径庭，在那个时代，他只能以避祸为主，谈不上什么仗义执言，更谈不上什么主持公道。这位“八大王”的作为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也远，但他的事迹很可能影响丰富了“八贤王”的传说。　　六 保护神存于民心　　通过上述综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八贤王”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完全与之对应、吻合的人物，他是多个历史人物的综合体。“八贤王”借用了宋太祖之子赵德芳的名，将赵德昭的事迹合而为一，又将宋太宗第八子赵元俨的事迹融入其中。　　在戏曲故事中，以太宗、真宗、仁宗为背景的故事中都有“八贤王”的身影出现，但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与后来包公戏中的“八贤王”应该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太宗时与真宗、仁宗时的“八贤王”不是同一个人。虽然都称“八贤王”，但一个是太祖之子，另一个则是太宗之子。　　具体地讲，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其活动主要发生在太宗时代，原形应该是德芳和德昭。包公戏中的“八贤王”，事件发生在仁宗时期，原型应该是赵元俨。而寇准戏主要发生在真宗年代，原型介于两者之间，很难分割得清楚。“八贤王”不是个单一的历史人物，而是经过加工升华的艺术形象，也是一种刚直不阿精神的象征。在他身上，不仅有赵德芳、赵德昭和赵元俨的某些特性，更寄寓了人们许多美好的设想和期望。“八贤王”有历史原型，不完全是虚构，但又加入了不少虚构的成份，如果对号入座、按图索骥难免会发生差错。　　但凡艺术形象，其原型未必只局限于某一个人，很有可能集中了多个人的特点，“八贤王”就是这样。他是由宋初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人民群众的感情倾向，经过剧作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在戏中，“八贤王”的出现，不仅增加了戏剧冲突，还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正因为这样，这位虚构的戏剧性人物“八贤王”赵德芳，才会如此栩栩如生地活在人们的印象中。　　保护神其实还不止“八大王”一人，最早的元杂剧中还有一个国姑，杨六郎是他的女婿，她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做了杨家将的保护人。在杂剧《谢金吾》中，杨六郎私下三关，因焦赞杀死谢金吾一家而被绑到法场处决。王钦若要杀他们，国姑要解救他们，引发了尖锐斗争。杨家将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特别显赫，根据戏剧故事的发展， 需要从有权有势的王室中找出堪与奸佞对抗的力量， 帮助杨家将对付那些危害朝政的权臣，以使戏剧矛盾更加尖锐，更有嚼头。把这个人物与赵德芳、赵德昭、赵元俨这些失意人物结合起来，大概是人们出于对他们的一种同情吧。宋太宗赵光义夺占侄子皇位， 这在《续资治通鉴》、《涑水纪闻》等史料和《湘山野录》等宋人笔记中都有隐隐约约的记载， 所以《贺后骂殿》等戏剧， 把同情寄于赵德昭、赵德芳一方， 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不只是民间传说，太宗的子孙们自己也觉得在太宗继位这件事上，他们有着说不清的责任。太宗的长子就是因为无法挽救赵廷美而厌倦宫廷生活的。宋真宗赵恒在即位后不久，立即下旨追复了皇叔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自杀的堂兄赵德昭为太傅，追赠莫名身死的堂兄赵德芳为太保。宋真宗一上任就做出这样的举动，至少说明他跟兄长赵元佐一样，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父亲对那些亲人的迫害，估计他也听到过有关父亲与死去的皇叔与堂兄弟之间的恩怨，也许他是想以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某种程度的补偿。这也间接证明，即使是宋太宗的儿子，也认为赵廷美死得冤枉，赵德昭、赵德芳死得可疑。　　到了南宋，有关宋太宗杀兄夺位的民间传说更加活灵活现，甚至于太宗的子孙们也开始倾向于相信这一传闻。北宋末年，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掳，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宋太祖借金太宗之手，报了当日之仇。南宋首位皇帝赵构无子，在选立太子的过程中，要求立宋太祖子嗣的呼声非常强劲。起初宋高宗坚决不同意，最后却将赵德芳的七世孙找来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成就了宋孝宗。他对大臣们解释说，太祖皇帝大公无私，自己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现在朕准备将皇位传回太祖后人。至此，宋朝皇帝中，太祖与太宗一脉各有9人登上皇位，数量相当，平分秋色。　　是什么原因让宋高宗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历史没有记载赵构的内心活动，只有传说佐证。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赵构曾做过一个梦，宋太祖带他回到当年的万岁殿，为他重现了太宗谋害太祖的真实场景，并告诉他只有将皇位传于太祖的子孙，宋室江山才有一线转机。既然宋太宗的子孙们都存此心，那么民间把赵德芳等人塑造成高高在上的“八贤王”也属情有可原，人们觉得他们应该享受那样的待遇，宋真宗对他们的追封可谓是顺应民心，同时对民间故事的进一步丰富也是一种启发。可以说，小说、戏曲、故事中的“八贤王”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上民众的情绪，而不是历史真实。　　故事中，忠奸对立势同水火，那些想要迫害杨家的奸臣个个位高权重，不可一世，能够为杨家将主持公道的也必须位高权重，如果皇帝指望不上，那就只能在皇族中寻找代理人了。人们为太祖后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怒，又为杨家将的屡被构陷而怨，于是现实中失意的赵德芳兄弟便演变成了得意的“八贤王”，这既有对现实的清醒的一面，又有反映理想的一面，因为实现公正的理想虽然没有寄托在皇帝身上，但却严重依赖皇帝近亲。“八贤王”是高度艺术化的典型，不是历史人物，他在忠与奸的对立斗争中，起到了一道屏障作用，使得忠臣不会无辜受伤。正所谓，是非自在人心，天地自有公道。　　第七章 天波府：京城里何处可觅　　在杨家将故事里，朝廷为表彰杨家抗辽保国之功，在京城为其修建了豪宅“天波府”，宋朝大小官员经过此地，文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甚至于皇上也要龙行七步方可上辇，真是好生了得。　　一 天波府缘何而来　　杨家将的许多故事在元代就已定型，最早提到杨家在京城开封有府宅的，并非源于史料，而是出自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是元代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如今已不知是谁所作，但其故事情节已深入人心。　　在这出戏里，金刀令公杨业与其妻佘太君共育有七子，最为出名的当属六郎杨延景。他镇守三关，受六使，手下猛将如云，自关胜、孟良以下，有二十四员大将。“三关”是指梁州的遂城关、霸州的益津关以及雄州的瓦桥关。“六使”则指边关里外点检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和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　　杨六郎镇守边关，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辽军向南用兵屡战屡败，于是他们指使潜伏大宋的卧底王钦若，让他设计除掉杨六郎。　　王钦若得令后不敢有误，千方百计地找茬迫害杨家。当时杨家居住的地方叫清风府，适逢宋真宗要拓展官道，下旨把危旧房屋“拆到”杨家清风府为止，责成王枢密督办此事。书中讲到，宋真宗之所以强调只拆到清风府，是考虑到了清风府的威望和特殊性。清风府乃先帝所赐建，上有三朝天子御笔敕书，大小官员过此，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天子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前往降香。　　宋真宗要注意皇家形象，王钦若却不管这些，他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诏书上“拆到清风无佞楼”改为“拆倒”，“到”与“倒”一字之差，意义颠覆，引起了轩然大波。王枢密企图以强拆清风府为诱饵，激六郎私下三关，好办他一个死罪。他料定，边关的杨六郎若知道家中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必定会回京探视，而武将私离防地那是死罪。　　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依计行事，拆到无佞楼时，老太君前来阻拦，被推倒在地，摔伤了身体。杨六郎闻听家中变故，怒火中烧，飞马赶回京城。部将焦赞得知真情，决定为杨家报仇。他深夜潜入谢府，杀光了谢金吾全家，出于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个性，题血诗留下自己的姓名。焦赞本欲再去谋杀王钦若，却被巡军当场擒获。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王枢密的预期，谢金吾被杀让他十分痛心，为抓住时机除掉杨六郎，他迅速赶写奏折，状告杨六郎私下三关、焦赞血洗谢府，要将他们依律严惩速办。宋真宗准奏，杨六郎和焦赞被押赴法场，即刻开刑。杨六郎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不是我们熟知的八贤王，而是杨六郎的丈母长国姑。她是太祖的妹妹，太宗的姐姐，也就是当朝皇帝宋真宗的姑姑，身份自然非同一般。为了搭救杨六郎，她与王钦若发生了正面冲突，两人一直闹到了宋真宗面前。　　长国姑指斥王钦若是辽国奸细，目的是为辽国除掉杨家将，误国害民。王钦若大呼冤枉，辩解称杨六郎犯下死罪，罪不可赦，将他处死是依法办事。正在双方争执不下，宋真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戏剧性的情节出现。在边关，辽军主将韩延寿派人送给王钦若的信，被岳胜截获。岳胜不敢怠慢，急忙派人星夜兼程送到开封。　　王钦若原是番邦萧太后的心腹，本名贺驴儿，是辽国派往中原的卧底。临行前，萧太后为防他贪恋南朝富贵而忘却自身使命，特意在他左脚底下刺上了“贺驴儿”三个大字，又配以“宁反南朝，不背北朝”八个小字。王钦若通四国语言，懂六国典籍。潜入大宋后，正值太子大选文学之士，他因才学出众得以入选，后来太子即位，王钦若辅佐宋真宗，官至枢密使。前因后果一经挑明，宋真宗恍然大悟，他命令脱去王钦若的鞋袜查验，果然发现了萧太后的刺字。于是真相大白，奸细被除，忠良得以保全。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围绕着拆除还是保全清风府展开，向大众透露出杨家在京城居有豪宅的重要信息，这也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天波府的最早出处。明代杨家将小说又据此进行了演义，使得故事情节更为合理。熊大木编写的《杨家将演义》，从第27回“枢密计倾无佞府，金吾拆毁天波楼”开始，给出了杨六郎私下三关的另一种结局：　　杨六郎私离边关犯下死罪，但在八王的极力保举之下，宋帝格外开恩，将其从轻发落，免去死罪，发配汝州，焦赞被发配到邓州。但王钦若害杨六郎之心不死，他以杨六郎在汝州私提酒价为由，告其意欲造反。宋真宗大怒，派呼延赞到汝州取杨六郎首级。　　皇帝圣旨既出，那便是金口玉言，一时间难以改变。八王与寇准忧心忡忡，没有了杨家将，如果辽人再次用兵，朝中谁能领兵退敌？大宋危矣。最后两人商议出一个迫不得已的计策，让汝州太守安排，用一个犯人顶替杨六郎，首级送往京城，蒙混过关。杨六郎则埋名隐居，以图再起，效力国家。　　辽人得知杨六郎死，立即发兵攻宋，朝中无人可以临阵退兵，八王保本请出杨六郎。危急时刻，皇帝也只能不计前嫌，允许杨六郎戴罪立功。经过激烈交战，杨六郎大破辽兵。辽国战败后，王钦若担心事情败露，假扮成云游道人，深夜仓皇出逃，被杨宗保抓回。书中有关如何惩治王钦若的描述虽然解气，但却近乎残酷，他们把王枢密缚于堂上，慢慢割下他身上的肉，只用十数刀，这个风云一时的枢密当下气绝身亡。后人有诗云：　　作恶年深祸亦深，试看今日戮王钦。　　苍天报应无私眼，不使登行竟被擒。　　王钦若，宋时确有其人，宋史有《王钦若传》，他算得上著名人物，史上对他评价褒贬不一。王钦若应该是有才华的，当年宋太宗攻北汉、伐太原之时，刚满18岁的王钦若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平晋赋论》，深受好评，在大宋舞台上初露头角。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他被任命为“枢密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达到了人生政治生涯的顶峰。1014年，王钦若被罢掉枢密使，但第二年又很快官复原职，复拜枢密使、同平章事。1015年，出判杭州。　　1023年，也就是仁宗天圣元年，王钦若又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但宋仁宗似乎并不怎么喜欢王钦若，他曾对辅臣说，自己久居朝堂，观王钦若所为，真奸邪也。当时的大臣王曾附和道，“确实如此，王钦若与丁谓等人被称为‘五鬼’，其奸邪险伪，时人多有微词”。　　王钦若1026年去世，而有关他的死，按史书的记载，很有点鞠躬尽瘁、积劳成疾、死而后已的味道。王钦若非常敬业，病重期间一直坚持翻译经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罢笔停歇，他的执着令人动容，皇帝赐他白金五千两，死后又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他的20多名亲属和亲信也都受到朝廷的录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耀。　　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很难让人与辽国的奸细联想到一起，萧太后也不可能在他脚底刺上贺驴儿。只不过他与寇准政见不和，在对辽用兵方面又是主和派，所以多为世人痛恨，故而编排了一些故事，对他进行丑化，以泄胸中块垒。　　就凭贺驴儿这名字，也知故事是虚构的。否则，如果不是有意贬损，谁会起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而且从时间上推算，王钦若不太可能有机会迫害杨六郎，特别是如故事传说中那么多层次的迫害更是匪夷所思。杨延昭死于大中祥符七年，也就是1014年，当年王钦若也不得意，被罢去枢密使一职。杨延昭死前两年，王钦若才刚刚升为枢密使。　　明代杨家将小说，填补了《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关于天波府来历的留白。秦淮墨客纪振伦在编写《杨家府演义》时又有新的发挥，增添了北宋皇帝为何要赐杨家豪宅的细节，修建天波府是宋太祖的临终遗言。　　宋太祖去世前交代继位的宋太宗三件事，第一件是必取河东，第二件是收服太行山的呼延赞，第三件就是要招降杨业父子。宋太祖授计赵光义，为了表示对杨家的敬重以及求贤若渴的诚意，要先在京城的金水河边建造无佞宅，借此打消杨业的顾虑和怀疑。　　后来宋太宗兵伐北汉，受到杨业父子的顽强抵抗。为了加大胜算，宋军用离间计挑拨北汉君臣，逼杨业归宋。右枢密使杨光美前去劝降杨业，故意将无佞宅的图纸丢于军中，并标明此宅是专为接待杨家父子而建。这所豪宅内设无佞宅、梳妆楼、歇马亭、圣旨坊等，估计一定建造得非常美丽和豪华，杨业的几个儿子看到图纸后大发感慨，他们都觉得，这样的居所别说住，就是能看上一眼也非常满足。无佞宅在收降杨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杨家归宋后，便居住在这所建造在金水河边的无佞宅，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波府。　　在秦淮墨客纪振伦编写的故事里，宋太宗是先建好了天波府，后迎接的杨家将。　　而在《杨家将演义》中，无佞宅的来历稍有不同。杨家初归宋时并没有提及住宅的问题。后来在高梁河一役中，杨家父子舍命救主，宋太宗感念其功，遂将杨家父子个个封赏，并赐宅无佞府。　　对于高梁河一战，《北宋志传》是这样描写的：　　宋太宗中了埋伏，被番营二将追逼。杨业发现后，立即率诸子前往救驾。杨延昭一马当先，杀散追兵。太宗战马被乱箭所伤，没法再骑。延昭说，陛下可乘臣的战马，我当步战杀出。太宗怕延昭无马不能取胜，就说：你当骑马而战，我可乘驴车而去。危急之时，七郎也已赶到，扶太宗上马，一起冲杀。　　回到京城后，宋太宗加封杨家将。杨业为代州刺史兼兵马大元帅，长子以下俱封代州团练使。群臣中有人不服，认为杨业未立大功，封赐过重。杨业主动上表，辞其众子之职：　　“蒙陛下覆载之仁，浩荡之恩：赐第宅于金水之河，授敕命以代州之仁。如此宏恩，使臣虽碎骨捐躯，莫能效命于万一。日夜怀惧，惟思报本。愚蠢之子，未见寸功于朝廷，而皆得团练使之职。恩命既下，中外骇焉。臣何敢当！乞陛下以赏罚为慎，追还众子之诰，使臣得免滥受之罪，以图尽职。频思致命，不胜幸甚。”　　太宗看罢很是高兴，降旨准其所请，杨业谢恩。客观地说，杨业诸子的升迁确实有点过快，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那个位置。现实中，杨文广五十多岁时，也还只是个低级军官，他们一下子提升为团练使，确实惹人眼红。　　在故事传说中，无佞府跟天波楼并不是一个概念，无佞府是杨家住的地方，天波楼是宅前的象征性建筑，类似于功勋牌坊，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天波楼离无佞府有一望之地，中间是繁华地段，为南北要道，遇有重大节日，百官朝贺或各地使节入朝，必先过天波府。　　从元代的杂剧到明代的小说，以至于后世的各种戏剧，都言之凿凿地称杨家在京城有座豪宅天波府，这似乎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故事演义说得这么热闹，宋时的开封是不是真的有天波府存在？　　二 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　　杨家府宅真的有如此显赫吗，京城里到底有没有“天波府”，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杨家将的很多故事都附会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不管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宋时的开封确实有天波地名，“金水河”也不是虚构。　　关于“天波”，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有载，“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其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城濠曰护龙河……浚濠水深三丈，东侧景龙门桥，西侧天波门桥”。可见，“天波门”在宋都开封的西部，天波门桥、天波门是“大内”要地，宋朝都城核心大门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关于金水河，《宋史》也有记载。金水河又名天源，导自荥阳黄堆山，经过几番整治，俨然成为开封的母亲河。　　太祖建隆二年春（961年），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奉命率水工凿渠，引水入都，抵达城西，共百余里，命名金水河，向东汇于五丈河。乾德三年（965年），金水河引进皇城，后苑、内庭中的池沼都有河水注入。开宝九年（976年），金水河水又被引至赵光义的府第。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在供备库使谢德权的整治之下，金水河至天波门经皇城到乾元门，缭太庙入后庙，金水河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官寺、民舍都能汲用河水。　　这个谢德权，就是《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谢金吾，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他原本是个一身正气的官员，但因整治都市街道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达官权贵，也有市井小人，因而被后世的小说给丑化了。　　“天波”与“金水河”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但宋朝皇帝是否就在那里为杨家赐宅还需要更为有力的佐证。　　宋代皇帝似乎有为官员赐宅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故事传说中，也渗透在历史记载中。　　在现实中，据宋史记载，朝廷曾为郭进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为慕容延钊“赐宅一区”；对赵保吉“赐第京师”，对刘继元赐“京师甲第一区”。　　赵保吉与刘继元都是降王，北汉降臣卫融也曾“赐第京师”，卫融原是北汉宰相，后被宋军擒获。名满天下的狄青也被皇帝赐过豪宅。即便是与杨延昭一同并肩战斗过且名声相当的杨嗣也“留其家京师，假官第以居”。这位杨嗣后来被演义成了杨七郎杨延嗣，因为他的功劳和地位不够赐宅，所以只能借宅而居。　　被赐宅的刘继元是北汉王，杨继业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于与杨延昭齐名的杨嗣都可以住在京城，杨家将安居京城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史书上有那么多人被皇帝赐宅京师，这里面有功臣也有降臣，但竟然没有一条是关于杨家的。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宋时赐宅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杨家可能真的没有被皇上赐宅，否则不会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宋时的各种史料，没有留下关于杨家府宅的任何记录。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令人奇怪的是，在远离宋朝数百年后的清代却出现了有关杨家府宅的历史记载。　　乾隆时代，周城著有一部《宋东京考》，是专门追寻开封旧事的，这部书提到了杨六郎故居和杨业家庙。杨六郎宅址又叫玉阳关，在“宜秋门内”，宅外还有湖泊。乾隆年间的《开封府志》称，杨六郎故宅在明朝正德年间被河水淹没。　　杨业家庙又叫“孝严寺”，“在城西北隅，旧金水内”。“雍熙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谕其请，赐额曰孝严”。宋室南迁之时，孝严寺毁于战火。　　按照清人的说法，杨业在世时，开封城内就有杨家家庙。因位于东京汴梁城天波门外，金水河旁，故名天波府。杨业殉国后，杨延昭请改家庙为寺。这些记载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宋朝都城里真有杨家府宅。　　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杨业那个时代，宋朝根本没有家庙制度。　　家庙制度，兴盛于唐代，到五代时已完全消亡，宋初没有恢复，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才有人提议恢复家庙制度。司马光在为文彦博所作的家庙碑记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唐世贵臣皆有庙”，“五代荡析”，“庙制遂绝”，宋代“久而未讲”。仁宗皇帝考虑到群臣贵极公相，对祖先的祭奉却与常人无异，因此允许文武官员建立家庙。　　皇祐二年（1050年），家庙解禁的有关政策正式出台，但很久都没有人行动。因为家庙制度废除日久，当朝的士大夫不仅不知道家中竟然可以设庙，更不知道家庙应该如何修建。　　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成了宋时第一个要吃螃蟹的人，但因为不知家庙如何修建，他派人专程去了长安，详细观摩了一杜姓家庙，才确定出蓝图样本，建成了宋代第一座家庙。　　从907年五代废止家庙，到1055年文彦博修建家庙，期间家庙制度失传152年，杨业归宋时已没有家庙制度，所以在杨业、杨延昭那个时代，开封是绝无不可能存有杨氏家庙的。　　这段历史的厘清，说明清人关于杨业家庙的说辞是想当然的附会，是想象基础之上的杜撰，与故事小说的说法一样，不足为信。尽管杨家没有被皇帝赐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功业伟大，被赐豪宅当属情理之中。现实与故事的差别就是这么巨大。　　如今开封的天波府也并不是什么遗迹，它于1994年才建成，是一座仿宋建筑群。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开封天波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新版的天波府由东、中、西三个庭院组成。中院为天波杨府的主体天波楼，高24米，面积1000平方米，为夹层重檐歇山式建筑。　　天波楼内有很多塑像，一楼大厅设“杨业发兵幽州救主”，二楼有“佘太君杨门选将”，均为大型群雕。两侧的配殿，设置了杨家将故事组雕，东配殿是杨家热血男儿的雕塑，包括大郎代主赴难、七郎单骑闯营、五郎斧砍萧天佐等；西配殿的主角是杨门女将，有穆桂英大破天门、七娘迎战马吐温、八娘九妹杀败耶律方等等。这些内容大多源自故事演义，没有多少历史真实可作依凭。　　西院为杨家花园，采用江南园林营造手法，南部挖池叠山，山上建亭，山下修洞，水池上修建九曲桥，临水建有水榭，形成敞开式山水景致，曰“天波碧潭”。东院为演兵场，由点将台、练兵场、大门、帅旗及连接中院的走廊等设施组成。　　气势威严的“天波杨府”坐落于开封杨家西湖北畔，东靠北宋皇宫遗址龙亭公园，西临清明上河园和翰园碑林，是今日开封著名的旅游景点。　　天波杨府投下了800万巨资，虽然宏伟壮观，但只不过是一座仿宋宅院，虽然参照了《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等记载，但离历史真实相距甚远。　　其实不仅是开封的天波府，全国各地有关杨家将的不少古迹，很多都是根据故事附会。　　京城里根本没有什么天波府。之所以会有天波府一说，可能是人民根据杨家将的功劳，觉得他们应该享受那样的待遇，尽管有很多功劳是人民凭空想象出来的。　　京城里没有天波府，也不可能有天波府，宋朝的帝王不可能在解除了大将的兵权之后，又重新重用武将养虎遗患。但是人民爱戴杨家将，人民比封建帝王更加珍惜英雄爱惜英雄。真正爱才爱英雄的是人民而不是帝王，宋朝的帝王不仅不爱戴英雄，甚至非常忌惮英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也是宋朝军力不强、国力不振，最终为外敌所灭的根本原因。在人们的心目中，天波府已是一个定了型的概念，一个永恒的概念，它寄托着人们对爱国英雄的无上礼遇和无限崇敬。　　三 杨家将居于何处　　京城里面没有天波府，杨家父子只不过是边防守将，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多少施展抱负的机会，甚至他们可能都很少到京城，更谈不上在京城居住或拥有豪宅了。　　这从他们的履历和官位也可以看出，杨家父子的官位能够折射出他们的历史地位，考察杨家父子的官职升迁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杨家将。一直以来，在杨业父子是否为宋朝所重用一事上存在着某些争议，其实只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官职情况，许多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　　杨家父子的军中履历并不复杂，但宋朝的官制名称难懂，所以要真正搞明白他们都当过什么样的官还是有一点困难。　　杨业的履历（？—986）：　　杨业在归宋之前，官至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979年，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　　979年冬天，宋太宗派他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　　公元980年3月，雁门关一战，杨业奇兵制胜，宋太宗提拔他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　　杨业镇守雁门关八年，986年战死于第二次征辽之战。死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杨家被赐予布帛千匹、粟千石。杨六郎由供奉官升为崇仪副使，其他的几个儿子分别被授予供奉官或殿直。　　杨延昭的履历（958—1014）：　　太平兴国年间，杨延昭被荫补为供奉官。　　986年，杨业牺牲后，28岁的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杨延昭被调回河北，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南面）缘边都巡检使。　　公元999年，杨延昭因遂城保卫战有功升为莫州刺史（河北任丘）。咸平四年（1001年），杨延昭在边关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　　1002年，辽军兵困保州，杨延昭、杨嗣领兵救援，遇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杨延昭因而被革职待办。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景德二年（1005年），又升任保州防御使，不久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积劳成疾，病死于边关。　　杨文广的履历（？—1074）：　　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最初由殿直起家。宋仁宗时，被范仲淹留在帐下做了镇将。　　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　　1068年，宋朝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　　杨家父子的官位看起来有点陌生，这些称谓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搞清楚这一点，要先了解宋时的官制。　　宋朝的官制经历过三次变化，分别是政和以前武将官制（1116年前），政和官制（1116至1131）和绍兴官制（1131以后），杨家将祖孙三代活跃在1116年以前，所以后两次改制可以不必涉猎。　　政和以前，宋代的武将官制设九品52阶（见附录），每品中有正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正职和副职。太尉为当时的武阶之首，属正二品第1阶。　　宋代文官的地位远比武将高，武将最高只能升到正二品，而实际上真正能升到二品的少之又少。宋时官职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对于武将来说，阶官就像是现在的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两名武将若比较官职大小，一般是比较阶官，而比较阶官要先看是几品，同品的再比阶次，阶次如附录所列共分为52个等级。　　当然，从武将官阶列表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　　第1阶是二品的太尉，第2阶就是正五品的通侍大夫“内客省使”了，这中间的跳跃幅度未免太大。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从四品的诸卫将军，正四品的诸卫大将军，从三品的诸卫上将军，正三品的上护军这些将官。此外，还有节度使（从二品）、节度使留后（又名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防御使（从五品）、团练使（从五品）、刺史（从五品）等武将虚衔。这些虚衔虽然不在官阶编制之列，但其作用不亚于阶官，很多武将官职大小的比较，都是通过虚衔进行区分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宋时的武将官品与我们习惯思维里的官品概念不同，大家常讲七品芝麻官，意即非常小的官，其实对于宋时武将来说，从七品官已相当于现时的中级军官，地位并不算低。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了，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是低级武官。　　至于杨家祖孙，他们的官阶品位究竟如何呢？　　首先看杨业的官位。杨业归宋时，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无论是右领军卫大将军还是郑州刺史都是虚的，大将军是一个虚衔，郑州刺史是一个虚职，相当于从五品。杨业手下既无兵也无管辖的地盘，没有真正的实权，等于被闲置，这两个虚位只是领取薪俸的参照而已。　　这比起杨业在北汉的地位，相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简直是天壤之别。杨业在北汉时为建雄军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和走向，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势力非常强大。五代建国的方式，往往都是节度使拥兵夺权另立政权。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建立了后汉，刘崇建立北汉之前则是河东节度使。　　所以，有人分析说杨业归宋后并不受重用，此话并非没有道理。979年冬天，杨业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官阶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为从五品，但有了一定的军权。代州和三交都是地名，在今天的山西，是当时的抗辽前线。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驻三交的兵马指挥官，而三交都部署潘美是当地的总指挥。杨业与潘美的关系大约相当于参谋长与司令官的关系。　　980年3月，杨业升为云州（大同）观察使，等于升了一级，观察使为正五品，而刺史为从五品，这是杨业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至于他战死之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那只是某种荣誉称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再看杨延昭的官位。杨延昭是从荫补为供奉官开始在军中为官的，供奉官属于从八品，分为46和47两阶。虽然供奉官是个下级军官，但应该说杨延昭的起点不低，他一下子越过了正九品以下的六七个官阶。　　986年杨业牺牲后，28岁的杨延昭又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杨延昭自此跨入了中级军官行列。28岁就相当于今天的团职军官，杨延昭算得上年轻有为。后来他被派往河北前线，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崇仪使与崇仪副使同为从七品，但阶次由39升到了31，有了大幅跃升。至于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则是指杨延昭有了实权和具体的工作任务。知定远军就是管辖定远军。　　《杨家将演义》曾对杨延昭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一职有所评价，称其为卑陋之官，延昭的母亲则说担任这样的官职有辱没先人之嫌。实际上，这是个从七品的中级军官，远非卑陋之官，而且按照杨延昭的年龄算，担任这样的官阶也算是比较厚待的了，比起他的后人杨文广50多岁了还是低级军官要强上百倍。　　公元999年，杨延昭升为莫州刺史，刺史是从五品的阶官，这与杨业归宋时的官职相当，意味着刚刚四十出头的杨延昭已迈入高级军官行列。1001年，他又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团练使与刺史同为从五品，但阶次较高，因而也算是提升了。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这是实权性安排，也就是命他统领保州事务。1005年，杨延昭升任保州防御使，防御使仍然是从五品，但阶次比团练使更高。　　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病死于任上。他虽然起点较高，但最终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官员，没有超越杨业的正五品。杨延昭镇守边关之时，宋辽已经讲和，和平时代的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少，这也许是他最终没能超越杨业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看杨文广的官位。按照宋朝的官制，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也就是正五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使自己的孩子享有荫补的待遇。杨业官至观察使，他的几个孩子因而都享受到了荫补之恩。　　杨文广最初是从殿直开始干的，殿直是正九品的低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后来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已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了。　　1068年，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团练使、防御使都属于从五品，这与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仍然是从五品的官。团练使、防御使是杨文广的虚衔，代表官职的大小为从五品，而定州路副都总管是职官，表示他实际行使定州路副指挥官的权力。　　说到“路”，不得不提到宋代的地方官制。宋初沿袭唐及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把全国分为若干路，变成为路、州、县三级。“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　　杨文广身为从五品，与其祖上杨业、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但与同时代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相比，却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因此，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载有限，似乎也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事了。　　若要真正把握杨家父子的历史地位，单单了解杨家将的官位情况还不够。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对比才会看到差距，可供考察的是狄青的履历，狄青曾为杨文广的上司，出身比杨文广还低。　　狄青从军中一卒成长为宋军统帅，最后官至枢密使，其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枢密使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长，是宋时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　　康定元年十一月（1040年），狄青被提拔为泾州都监，这是正八品的官职，后来又因功提升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做过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这都是从五品的官职。后来他又任过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这也是从五品，但阶次高了一些。　　杨文广到了这样的官位就止步不前，但狄青一路不停，又历任真定路副都总管，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虽然依旧是从五品，但阶次又高了。后来升至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这已经是正五品。再后来升为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这是从二品的大官。　　与狄青相比可知杨文广的差距有多大。尽管能升至从五品已非常不容易，因为驸马都尉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官职。宋朝武将的升迁是以军功论的，所以狄青才能从普通一兵升至最高军事长官。　　关于杨家将，他们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受轻视，也不像传说中讲的那样是国家举足轻重的栋梁。　　杨业归宋时宋朝的疆域已基本定型。杨延昭时代，宋辽议和，没有太大的战事。而杨文广时，发挥作用的是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风云人物，与他们相比，杨文广算不得什么。杨家将在宋朝的存亡中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军职干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宋史对于杨家将的记录非常不完整，杨家三代，只有杨延昭的生死年月清楚，杨业与杨文广都是生年不详，只有死亡年月。　　在《宋史》中，杨家将的地位不及潘美、范仲淹、狄青，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地位更崇高、更神圣，远高于朝廷的记录。这也许就是纸上的历史与人们心中“历史”的区别吧。从杨家祖孙三代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可能居住在京城开封。　　杨家祖居麟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神木县一带。杨业20岁的时候到了太原，镇守边防30年，曾贵为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建雄军设在今天的山西代县。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这样一个虚职，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后来边关情急，他又被派往代州做刺史，兼任三交前线指挥官，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史载，上前线之时，宋太宗给予杨业很丰厚的赏赐，如果有天波府这么大的恩赐肯定是要记载的。杨业效力宋朝前后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最后死于边关，从他的履历看，无论是归宋前还是归宋之后，都未曾驻过宋朝京城开封。　　杨家第二代杨延昭只是个边防守将而不是京官。杨延昭年轻时在父亲帐下听令，杨业阵亡之后，他一度被派往南方，后来又调往北部边防，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杨延昭一生都是在边关度过，他也病死在边关。　　杨家第三代杨文广的成就远不及前两代，更不可能享受豪宅的待遇。他曾跟随范仲淹抵御过西夏，在韩琦手下当过差。也曾随大将狄青南征，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宜山一带做过官。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一生漂泊，老于任上。　　既然京城里没有天波府，那么杨家归宋后究竟居住在哪里呢？李裕民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在郑州。　　归宋前，杨业一家久居太原。979年归降宋朝以后，先是授郑州刺史，接着又被调往代州前线，但仍兼郑州刺史。杨业身在对辽作战的前线代州，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是他的家安在哪里？　　杨业身在代州，却判郑州，一个人身兼两职，到底为何？　　答案就是，他的家属安顿在郑州。杨业兼这个职，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养家糊口。这样的安排是宋代对守边将领的优待，也是一种惯例，并非杨业一人所独享的特权。《杨业传》虽然没有点明这一点，但另一位代州守将的事迹中却记录得很清楚。　　这个人叫谭延美，杨业去世后的第三年，他出任代州守将。宋史在讲述这件事时提到，“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谭延美是杨业的后继者，与杨业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境况应该与杨业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边防守将都会在内地的某一个州兼职，目的就是安顿他们的家属，这是宋代通行的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边将家属的安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边防；二是以防边将叛变，一旦事发，家属就是人质，投降敌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宋时对待边将的政策，太祖与太宗略有不同。太祖时立下边将在内地兼职的制度，边将可以享用兼职州的一部分赋税，有的甚至是全部。太祖多把边将家属安置在首都，太宗时则开始收紧优待政策，把他们的家属分散安置，只要是在内地即可，未必就在首都。杨业因是降将，能够享受的优待自然要比“根正苗红”的守将差些，家属安置在京城边上的郑州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　　第八章 杨家将有没有到过北京城　　杨家将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余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杨家将遗迹，北京也有很多地名与杨家将故事有关，百望山、六郎庄、挂甲塔、刀劈崖、白马关、了思台、点将台、七郎坟等等，这众多地名记载着杨家将的英雄传奇，寄托着人们对杨门忠烈的无限爱戴。　　一 百望山：佘太君擂鼓助威　　百望山原来被称作望儿山，名字的来历与佘太君有关。此地盛传，在辽宋争战时，这里是宋军的营地，宋辽两军在此地展开过殊死搏杀。杨家将率兵和辽军交战时，佘老太君站在百望山制高点上为杨六郎观敌料阵，擂鼓助威。后人为了纪念她，便把此山叫做望儿山。　　百望山地处北京西北部，位于五环之外、香山之东，颐和园之北3公里处。它是太行山余脉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虽然主峰海拔只有210米，不及香山高度的一半，但历来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称，这一带是与杨家将有关的地名最为集中的地方。　　如今百望山建起了森林公园，在山顶上有依山势而建的五层观望台，登上最高处你会发现佘太君庙。　　站在望儿山上，触目所及西北方的村子被叫成了西北望（旺），东北方的村子则被叫成了东北望（旺），这就是今天西北旺和东北旺的来历。　　在望儿山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村子叫南羊（杨）坊和韩家川，传说中那是杨家将和辽兵统帅韩昌各自安营扎寨的地方。大概源于战争中两军水火不容的旧例，这两个相隔不远的村落，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着“杨韩不通婚”的习俗。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村的一对青年男女才大胆冲破历史隔阂，得以喜结连理。　　从百望山顶向东南方向观望，可以隐约看到肖家河的方位，肖家河因与杨家将征战多年的萧太后而得名，原名叫萧家后村。　　萧太后就是辽景帝睿智皇后，按民间传说，她曾在此建行宫驻跸。所谓驻跸，即指帝王出行沿路停留暂住。据史料记载，肖家河村西北约百米处的高地上，曾有一座占地十多亩的洪觉寺，里面供奉着三霄娘娘。萧太后每游玩至此，必沐浴整装，入寺朝拜，因而村西杨家坟南侧又曾留有“萧太后梳妆台”遗迹，不过这一切现今都已不复存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此处发大水，萧家后村被河水分割成四部分，因有河从村庄流过，村名逐渐由“萧家后”演化为“萧家河”，以后又简化为肖家河。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赶集上店的时候，他们还曾看到有村民使用的钱褡子上印有“萧家后村”的字样。　　百望山一带因杨家将故事而留下传奇地名的还有不少。由百望山往北数里，有个地方叫“亮甲店”，相传有一次杨六郎率兵路过此地宿营时被大雨淋湿，雨过天晴，杨六郎在此晾甲备战，故此留名“晾甲店”，后来按此谐音，叫成了“亮甲店”。　　二 六郎庄：柳浪庄隐匿六郎　　百望山往南，颐和园东墙外有个村子叫“六郎庄”，六郎庄的村名也始自杨家将传说，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当年六郎杨延昭领兵抗辽，负伤后在这个村落休养，养伤期间还为村里除掉了一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因而深受人们爱戴。为了纪念他，人们就把村子定名为“六郎庄”。　　另一种说法是，杨六郎曾率三百人马在西山脚下与辽兵相遇，杀得辽兵仓皇而逃。机智多谋的杨六郎料定辽兵不会就此罢休，于是率兵埋伏在村子里，准备出其不意再杀辽兵。不久辽兵果然来犯，他率兵奇袭辽兵大获全胜。后人为纪念杨家将英勇善战，便将杨六郎藏匿的“柳浪庄”谐音成了“六郎庄”。　　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六郎庄之名确实因六郎而来。如今的六郎庄交通已比较方便，公交车在此设有站牌，不过从公交车站到庄里还有大约两里地的路程。　　六郎庄里有一个小狮子胡同，据说，当年杨六郎就在这一带的民居里养伤，小狮子胡同东口曾有一石桩，桩顶镌有狮像，那是杨六郎的拴马桩。　　随着六郎庄的出现，附近还产生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离六郎庄咫尺之遥的挂甲屯，再往北一点还有造甲屯等等，这些地名强烈附会着杨家将的铁马生涯，使人们生出无限感怀。　　关于六郎庄，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古时的六郎庄，水草丰沛，是天然的放牧场所，因而曾名牛栏庄。又因这一带风光秀丽，柳烟如浪，借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之说，一度更名柳浪庄。如今附近还有个游泳场名为柳浪游泳场，想必是命名时受到了历史的启发。　　六郎庄还曾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它是享有盛誉的京西稻的产地。京西稻晶莹剔透，粒粒如珠，是明清两朝皇宫里帝王们的美食。因为当年水源充足，此处种植的莲藕和养殖的北京鸭也非常有名，是北京的老字号名牌产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依然绿柳婆娑、河渠交纵，泉水奔涌。《暴风骤雨》、《南征北战》、《武林志》等电影的好多镜头都取自六郎庄的田园风光。　　六郎庄的名字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出现，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慈禧太后非常喜爱颐和园，垂帘听政以后，把颐和园当成了夏季寝宫，她每年住在颐和园的时间甚至多于城里的大内皇宫。　　六郎庄紧挨颐和园，是慈禧弃舟登岸的必经之地，慈禧一生极为迷信，她认为六郎庄的郎（狼）字犯了她属羊的忌讳，“一狼”尚且不能容，何况是“六狼”，所以她传旨改六郎庄为吉祥庄，但老佛爷的旨意归老佛爷的旨意，几百年过去了，六郎庄依旧叫六郎庄，并没有迎合老佛爷的所谓“吉祥”。　　三 白马关：神奇战马能退敌　　白马关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冯家峪以北15公里处，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原称“三关口”。白马关由南北两道关墙组成。当地百姓称南墙为头道关，北墙为二道关，现在新建公路穿关而过，城堡大部已经毁坏，部分城墙和上书“白马关堡”的城门洞仍然保留下来。　　关于白马关，有两个民间故事。　　第一个故事与杨六郎有关。　　密云番字牌村北有一条大川叫野马川，古时候这里地势复杂，河水咆哮奔流，两岸壁岩陡峭。有一匹异常凶猛剽悍的野马经常出没于山林与河水之中，这匹马见物就咬，逢人便踢，为此很多人都不敢打此经过。　　一次，杨六郎打仗路过此地，看到白色的野马在河川里嬉戏，他细看之下发现那是难得的宝马良驹，凭着过人的胆识，六郎从岸上跃起，飞身去骑，野马凶性发作，一声长鸣跃出水面。杨六郎抓住马鬃，挥起马鞭，不为所动，马跑得越快，他抽得越狠，最后将这匹宝马收为坐骑。　　白龙马跟随六郎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人只要看到杨六郎的战马就会望风而逃。有一次，辽军准备进犯中原，而六郎正转战雁北，无暇分心，便把这匹马放在了现在白马关的关口上，辽兵奔袭到此认出杨延昭的白龙马，吓得抱头鼠窜，不战而败。从此，传出了白龙马独守“三关口”的动人故事，这个关口因而也被称为“白马关”。　　明代修补长城，在关口上又修建了一座城池，城门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镌刻着“白马关堡”四个大字。　　在昌平区关沟的石佛寺隧道西洞口半山腰的峭壁上，有一尊人工雕刻的佛像，石像两米多高，传说那是镇守三关抗辽大元帅杨延昭的影像，因而得名“六郎影”。不远处，还残留着一处断壁残墙的遗迹，据说是杨六郎当年所筑的“拦马墙”，用以屯兵养马，为再战辽兵积蓄力量。　　与杨家将有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在延庆、平谷、大兴、门头沟、房山等区县都有与杨家将有关的传说和地名。如此众多活灵活现的杨家将故事与北京地名有关，似乎北京周边当年应该有过宋辽间的激烈且频繁的交战。　　但事实却不尽然。宋时北京称为幽州，北宋建国之初，辽国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自从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后，北京一直控制在辽人手中。北宋初年，宋朝皇帝也曾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经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此后多年一直被辽人逼迫，从没有染指过北京。高梁河位于今天北京的魏公村一带，杨业父子当时刚从北汉归降，是否参与过那场战斗已无史料可考。　　此后，在宋辽并存的那些年代，双方基本上都在霸州到雄州一线对峙，杨家将进驻北京的几率等于零，杨家将抗辽的主战场在山西和河北中西部，往北最远处也不过是在易水河一带，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易县、涞源、涿州、霸州和雄县附近。杨六郎镇守的“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也在这一带，而白马关古时也称三关，很可能有人将此三关与彼三关发生了混淆。另一个无法证明杨家将到过北京的根据是，除了口口相传的故事之外，北京各区县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关于杨家将活动的确切记载。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京郊地区有这么多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和地名呢？　　杨业战死后，其事迹“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因为敬仰杨家将，人们在他们活动和战斗过的地方，甚至于他们不曾到过的地方，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地名，这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隆重、最持久的缅怀和纪念，尽管有时这种缅怀和纪念有点“无中生有”的味道。　　古北口杨无敌庙当属“无中生有”的典范，天波府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无中生有”。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杨家将传说的北京地名，大多出现在明代以后。那时，杨家将故事经过宋元两代的不断加工与充实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峰。明朝所处的周边环境与杨家将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北宋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辽，明时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满洲。不过宋时的边防在河北山西一带，而明朝时，京城已迁至北京，满洲的崛起不断威胁着北部边防，北京自然也更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有专家做过统计，从宋到清，有关杨家将活动的遗址、遗迹和世人为他们所建的祠庙，仅陕西、山西、河北就多达200余处。特别是在明清两代，由于杨家将题材的文艺作品极度兴盛，杨家将故事流传更为广泛，在乡间民野有时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很多据传说、附会而来的遗址、祭礼祠庙，甚至于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构杜撰的杨家将故事也大量地进入地方志等各种文献，以史料的形式得以保存。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清代就已有学者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康熙年间《延绥镇志》的主编谭吉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即今闻杨六郎之名，犹天下相与咨嗟叹息，而想见其猛概矣！甚有谓其部将有焦赞、孟良者，一居于延安嘉岭，为孟良寨；一居于延安之清凉为焦赞寨。此，非闻杨六郎之名，可谓其目如车轮者乎？更可异者，以李全之妻杨氏善梨花枪，亦谓之杨家女将，有若六郎之妹。然夫六郎生于太平之时，四娘叛于嘉定之际，相去二百余年，而牵合附会乃尔，甚矣！　　时光流逝、物去人非，多少往事散落在落花流水之中了无痕迹，但杨家将东征西讨、抗敌卫国的英雄事迹，却寄托在高山大河之中，深入到民间乡野之间，世代相传，不断光大。　　第九章 佘太君：真实不是你想象　　作为“杨门女将”的核心人物，佘太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故事传说中，佘太君是个叱咤风云的女英雄，原名佘赛花，是北宋名将老令公杨继业之妻。佘赛花巾帼不让须眉，少年时便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不爱红装爱武装。她性机敏、善骑射，精兵法、通谋略，以戍边御侵、保卫疆域、守护中原为己任，助杨继业屡立战功。杨继业殉国后，她的几个儿子也先后为国捐躯，西夏入侵时，她以百岁高龄挂帅出征，率领十二寡妇大破敌军。　　这个佘太君的形象感人至深，但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述少之又少，佘太君究竟何许人也，她到底是艺术虚构，还是确有其人？　　一 传说中的女英雄　　中国历来的先贤，无论文人还是武将，大都是男人扬名，女人无名。比如关公几乎无人不知，但关夫人却无人能晓。杨家将则不同，男将与女将齐名，女将的声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盖过男将。提起杨家将，没有不知道佘太君、穆桂英的，没有杨门女将，杨家将就不会那么动人，就要逊色很多。对杨门女将的描述最早不是见于史书，而是出于戏剧故事。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出现了杨门女将的第一个人物佘太君。她第一次出场时人物形象很弱，纯粹是一老年女性，被人一推就能摔坏，遇事只会哭泣。　　到了明代，杨门女将故事精彩迭出，“佘太君”也焕发出新的光彩。佘太君与杨业一同出战，各打一旗，同放光芒，并称“令公令婆”，其勇武不让须眉。在北汉主被困太原，杨业染病不能出战之时，佘令婆一人率军前往救主。她力敌四将毫无惧色，箭伤潘美、刀斩二洪，越战越勇，宋将胆战心惊，无人能挡，终使太原得以保全。这种勇武刚强的传说形象，在那个要求女性深居闺阁、行不露足、笑不露齿的时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当然，佘太君也有软弱的一面，在谢金吾要拆天波楼与六郎相见时不觉“两泪汪汪”，在六郎因久不能破天门阵“昏闷倒地”之时，佘太君竟完全失去理智地“放声大哭”。从力敌四将到时常爱哭，佘太君的形象有血有肉，非常丰满。　　提到“佘太君”，必然要涉及她与杨业的姻缘。“佘赛花”是如何与杨继业结为夫妇的，有多个版本的传说，最典型的故事源于“七星庙”。七星庙位于现今陕西榆林府谷县。　　相传五代时期，分别镇守麟、府二州的杨家将和佘家军不和，经常大动干戈。一次双方再次刀枪相向，杨家出战的是小将杨继业，佘家是女将佘赛花。两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时已傍晚，天色渐暗，佘赛花卖一个破绽，调马便走。杨继业一心想活擒对手，紧追不舍。马至七星庙，佘赛花下马进殿，杨继业尾随而入，不料佘赛花躲在门后出其不意地将他生擒。此时夜幕降临，两人只得在殿内休息等待天明，佘赛花仰慕杨继业英名多时，杨继业也耳闻佘赛花多次，攀谈之下，两人渐生情愫，相见恨晚，在庙中订下百年之好。庙中七星为之感动，后来依次投胎，成了杨家七虎。佘、杨两家至此也化干戈为玉帛，为保国卫疆立下汗马功劳。　　这个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的戏剧，内容大同小异，有的又有所发展。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中便有《七星庙》。当时京剧盛极一时，地方戏争相效仿，很多剧种都有佘太君的戏，比较有名的是豫剧《佘赛花招亲》。　　另一版本的结缘故事出自清人佘明逵编制的《佘氏大族谱》，这部书不仅讲述了佘寨花与杨继业成亲的故事，还探究了佘姓的起源。　　佘姓并不是一个常见姓氏，出现也比较晚，人口总数不多，没有跻身百名人口大姓之列。汉代以前无佘氏，所以周、春秋、战国时代都无“佘”氏记载。唐朝时，蒙古族人铁木尔参加朝廷的科举应试，迁居河南开封，改为汉姓“佘”，这是最早的一支佘姓。到了五代时的后周，铁木尔的后人佘志龙镇守雁门关，约在960年前后举家迁往内蒙古大佘（天镇县）。　　在这部书里，大佘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佘王城就设在此处。杨业攻打佘王城时，佘王派女儿佘赛花出战，两人都有一身好武艺，几次交手不分胜负，双方在交战中互生爱慕，最后私定了终身。由于这层关系，佘王投靠了大宋。后来，佘王城又被辽国萧太后攻破。多年后，佘太君领兵出征，宋军重新夺回此地，佘太君筑城驻军。人们为了纪念佘太君，把佘王城叫做佘太城。　　按照这部族谱的说法，佘太君的父亲是佘讽，为雁门关守将。她有四个叔父，佘文斌（洪州佘姓始祖）、佘刚（菏州佘氏始祖）、佘赫（1100年迁安徽铜陵）、佘起（迁江西丰城）。佘赛花善使“走线铜锤”，关键时刻出手，让人防不胜防。和杨业结亲后，她随夫到了北汉，居住在太原“杨府”（府西街）。夫君于边关打仗，她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这些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上述观点都是传说，无证可考，真假难辨，而《佘氏大族谱》为私人所编，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不够权威，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传说中的佘太君英勇神奇，但故事终归是故事，佘太君究竟何许人也？有关佘太君是否为杨业之妻、是否为历史真实人物的争论一直存在，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二 真假佘太君之辨　　佘太君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记载模糊不清。　　关于佘太君，清以前的史料从未提及。地方志中，明代成化时期的《山西通志》只记载了杨家三代，没有佘太君。到了清代，地方志才出现了有关佘太君的记载，有人认为佘太君为杨令公之妻，并称“佘为折”之误，甚至认为佘太君是宋初的晋北大家族折德扆之女。在现今佘太君墓所在地，山西保德县折窝村和陕西白鹿县佘家坡头村一带，流传着佘太君改姓的故事：　　佘太君本不姓佘，原姓“折”，在长期征战过程中，折太君有感于丈夫和儿子都为国战死沙场，为了图个吉利，便将“折”改为同音的“佘”字，意在子孙福禄有余，由她一人承受外来之灾。这是“折太君”为何变成“佘太君”的一种解读。　　最早推断折太君是历史人物，并且是杨业之妻的，出自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称有“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保德州志·人物·列女》记载，“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其父为麟州刺史，又为火山节度使，业后为代州刺史，皆距此不远，故缔缘烟卜地于此与？”其实《保德州志》对自身的这段记载也是存有疑问的，所以句尾用的是疑问语气，但后人为了证明佘太君的真实性，便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　　光绪十年续修《岢岚州志》，沿用了《保德州志》的说法，而且又有新的发展，增加了佘太君为夫伸冤的情节，内容更加丰富。其中的《节妇》卷称，“杨业妻折氏，业初名刘继业，仕北汉……娶折德扆女。后归宋，赐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岢岚州志》的这段记载，史实与传说混杂。关于杨继业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实，但对佘太君替夫申冤和潘美的记述则更多地与民间传说相近，与历史真实相远。潘美当时只被削去了三个虚官，仍是朝廷宠臣，“除名为民”那是故事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很显然《岢岚州志》的记录不完全依据可靠史料，内中收录了一些故事传说，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对《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并不认同。　　有关杨业之妻佘太君的信息实在太少，《保德州志》和《岢岚州志》的出现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所以尽管内容多有谬误，还是被广泛引用。清代的一些文史学者根据方志所载对折太君加以肯定，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状元，在其所著的《关中金石记》中称，“考折太君，杨继业妻，折德扆女也，墓在保德州折宭村”。近代学者李慈铭（1830-1894年），在《越缦堂诗话》中也说，曾发现过折太君墓碑等等，但并没有记录碑文。其实他俩既未见墓碑，更不见碑文，不过是根据听闻和地方志引申而已。　　折太君墓的说法并不可信，在这一观点产生的当时就备受质疑，被认为是清人的自我炫耀和信口开河，因为那根本不符合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山西乃至中国古代都有个传统，嫁出去的姑娘如同泼出去的水，不可能死后回娘家安葬，这是古人之大忌。如果真有佘太君墓，也不可能在其娘家，而应该在杨家，折太君墓演义附会的成分太浓。　　孔另镜的《中国小说史料·杨家将》也沿用了前人的说法，认为杨业娶了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之女，在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建成的折太君墓，也就是说佘太君至少在1010年之前就已去世，如果此说成立，百岁挂帅的说法就很荒唐。《杨家城和杨家将》则讲，杨业殉国后“奸贼仍然诬蔑他。直到后来折太君上书控诉，老将军的冤屈才得以昭雪”。所谓“奸贼仍然诬蔑他”、“折太君上书控诉”之类，史无实据，不过是小说、戏曲和传说中的情节。　　事实上，杨业牺牲后，宋太宗一点都没有耽搁，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将事情调查清楚，将王侁、刘文裕革职，潘美削职，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赠布帛千尺，粟千石”。应该说这件事处理得效率很高，不存在“折太君上书控诉”再昭雪的问题。再说杨业全军覆没，杨业之妻既未参与军事决策，又未参加战斗，她身居后方如何得知杨业被害，如何取得证据？若要控诉，属于空口无凭，很难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清人有私人笔记讲到折氏善骑射，其功力远在一般人之上。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卷二十》记载，“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之亲援桴鼓然”，人们把佘太君比作蕲王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梁红玉是南宋人，佘太君若真有其人的话，应该活在北宋，用后人比先人，怎么看都有点奇怪，可见这个所谓的世传，不会早于南宋。　　康基田和梁绍壬把对佘太君的记载来源，限定为“乡传”和“世传”，也就是说有关折太君的事迹，是来源于世俗传说，于史无凭。梁绍壬甚至发出疑问，“称杨老令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康基田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经“考证史”，折太君“不传其事，姑阙所疑”。　　对佘太君是否为真实人物的质疑从未间断，人们也一直怀疑保德县是否有折窝村、折窝村是否有“佘太君墓”、杨业妻是否为折德扆女等等，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没有历史依据证实，只能依靠推测得出结论。如果佘太君真为宋初的历史人物，且英勇无敌而又敢于为夫申冤，这样的女中豪杰，即便正史不载，广为纪录的时事政治、遗闻轶事的宋人笔记，也不可能只字不提。反而偏偏是到了清代，离事发当时的宋朝已相当遥远，佘太君的事迹才进入史料，这不是很奇怪和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吗？　　既然有人认定佘太君是折德扆之女，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折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五代史》有折氏宗族传记。折家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折家军”，折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折德戾为宋初镇守边防的名将，屡立战功，《宋史》有《折德扆传》，他生于917年，卒于964年。今天的陕北府谷县一带，从晋汉以来一直为折氏家族所占据，《宋史·折德扆传》很显然是借用了《五代史》的说法，称折氏“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后来折氏一族归附周世宗，很受重用。广顺年间，周世宗在府州建永安军，折德扆被任命为节度使。当时他的父亲折从阮镇守邠宁，父子二人同领节镇，一时传为佳话，很为人们艳羡。　　显德中，折德扆率军攻下河市镇后，由其弟折德愿统领州事，自己入朝去见周世宗，表达了迁往内地的意愿。周世宗因他对边事极为熟悉，鼓励他继续守边，并给予了非常丰厚的赏赐。宋朝建立后不久，折德扆攻破北汉的河东沙谷砦，受到宋太祖大赏。乾德元年，折德扆在太原与北汉军交手，大获全胜，擒其将杨璘，第二年（964）去世，时47岁，可谓英年早逝，有子折御勋、折御卿。　　折御卿（958-995）也是一代抗辽名将，曾跟随宋太祖征河东，大破苛岚军，擒军使，杀刺史，活捉敌军大将，官至府州观察使、永安军节度使，多次击败契丹军。　　982年，契丹主耶律贤分三路攻宋，东路攻高阳关被崔彦进打败；中路攻雁门，被杨继业所败；西路攻府州，被折御卿败于新泽砦。淳化五年（994），契丹1万众入侵，折御卿奉命御敌，在子河汊（内蒙古东胜市南）一役，歼敌5千，获马1万，宋太祖赐旗30竿，以壮军威。契丹窥边不止，折御卿整日练兵备战，劳累成疾。　　995年底，辽将韩德威乘机再次入侵，折御卿带病出战，敌将望见折御卿出征即抱头鼠窜。因为折御卿病重，折母几次派人接他回家养病，他都坚决不从，始终坚守一线，他曾说：“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毕声泪俱下，次日死在军中，年仅37岁。皇帝哀悼痛惜，赠侍中。　　折御卿的事迹放在现代也足够感人，折氏的忠勇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在向下延续。折御卿去世后，其子折惟正继任府州，经略府州、泾源一带，为北宋边防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108年，折惟正的侄孙，泾源经略大夫折克行病逝，朝野一片赞誉，“善用兵，所向克捷。经略河右，为金人所畏，望见旌旗即避”，“家声著河北， 忠勇冠山西”。　　折克行的儿子折可大继续经略府州，“侄折可适未冠有勇， 驰射不习而能”，“后羌夏人十万入寇， 可适率八千部卒伏发冲之，羌兵众相蹈藉， 赴涯涧死者如积”。建炎元年（1127 年） 高宗曾派府州将折彦质（ 可适子）任宣抚副使统兵十二万拒金。　　自折从阮抗契丹到折彦质抗金， 折家将一直是宋朝廷戍边的主要力量，180 多年间前仆后继抵抗外族侵略， 战功赫赫，在华夏五千年历史上屈指可数，忠勇爱国之心可照日月。但他们从未封侯拜爵，折氏几次要求迁居朝内，也都没有成行，因为边关太需要他们了。　　折氏一门三代坚守边关，延续到北宋末已达七代，从抗契丹、西夏再到抗金，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与杨家将祖孙三代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家将到了第三代杨文广之后便日渐没落，在虚构的故事里延续到了第五代，而折家世代忠勇至第七代，其辉煌程度比杨家将还盛。杨家将故事很可能也借鉴了折家的事迹。　　折家军与杨家将通过儿女姻缘结合在一起，实在是太完美，太理想化，也太戏剧化了。问题是折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女儿，折、杨两家历史上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宋史·折德扆传》记载，折德扆有两个儿子，名折御勋和折御卿，没有提及他还有别的孩子。现在陕西保存着许多折氏墓碑，从记载折氏史事的史籍及墓碑中，从未发现有关折太君的片言只语，甚至连名字也查不到。折太君是折德扆之女的说法无据可证，不知缘何有这样的说法传出。而元杂剧中最早出场的杨业之妻姓佘，根本就与折氏无关。　　至于折、杨两家的关系倒是有据可查，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折德扆效力于后周，与契丹和北汉势不两立。而杨继业“幼事北汉世祖”，被赐以国姓，是深受器重的北汉主将。在那个年代，两国不断交战，折、杨两家免不了生死厮杀，战场上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故事屡屡上演。　　公元952年，北汉大举进攻府州，折德扆勇敢还击，消灭北汉军2000人。北宋建立后，折德扆归附北宋，与北汉的交锋从未停止。961年他还曾经入朝，“陈太原可取之状”，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儿子折御卿则参与了宋太宗平灭北汉之战，并且立下汗马功劳。　　到979年北汉灭亡，杨业坚守北汉30年。如果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继业，30年间经常亲自出战的佘太君，要经历多少与娘家的交战，她又将如何面对，折御勋和折御卿们又将如何面对？他们怎么会将她嫁到北汉之后，又频频提议灭掉北汉，那不是故意把她往火坑里推吗，所谓道不同不与谋，这事怎么看都有点荒唐。　　杨业归宋后，两个亲家同殿称臣了。折御勋虽然已经身亡，但折御卿还在，如果说杨家归宋之前，因为分属敌对两国来往不便，那么共事大宋之后也无有往来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追寻原因，只有一种解释，两家没有特别的关系，当然不会来往过于密切。如果折御卿真是佘太君的亲兄弟、杨六郎的娘舅，杨家经历了那么大的冤屈，折氏却从没有向娘家求救，折家也从未施以援手，总是无动于衷，这不是于情于理都不太说得通吗？　　从折德扆、折御卿和杨继业三人的年龄看，双方联姻的可能性也不大。折德扆生于917年，他41岁折御卿才出生，而杨继业仅比折德扆小12岁左右，如果杨继业在正当婚配之年的20岁，折德扆也才三十刚出头，若要他的女儿与杨继业般配，也应该是十七八岁了，折德扆十五六岁就有孩子，姐姐比弟弟大出二十五六岁，这又是一个匪夷所思。岳父和女婿年龄相差太少，且又分属两个对抗的国家，这样的通婚似乎不太可能，杨业妻为折德扆女的可能性很小。　　据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佘太君生于后唐清泰年间（934年），后汉乾祐二年（949年）与杨继业成婚。卒于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寿77岁。她的一生被给予高度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受龟寿五福之多，邀象服六珈之贵。不我先不我，后睹星月之重明；俾尔炽俾尔，昌焕乾刊之新渥。爰稽邦典，益进郡封。汝有子，若汉室功臣山河永誓；汝有德，如鲁侯寿母松伯弥坚。被我宠光，贰缓休祉，可特封郑国君太君夫人。”　　从清代以来，想证实佘太君确有其人的资料不少，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有关佘太君真假的论证，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莫须有的传说，甚至可能只是戏曲、小说中的故事，但因为年月既久，传播日广，便被误以为是历史实事。一些文人和地方志作者，不去辨别真伪，或者无法辨别真伪，将传说记录下来，人们以讹传讹，以为这就是历史。而后的研究者，又根据这些记录论证本来是传说的人物和事件，因果倒置，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无益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历史研究的提高。　　关于佘太君真假的论证就是如此。　　佘太君为杨业妻之说法不见于宋元正史及笔记，到了清代，家谱及方志却突然冒出这种说法，无论是《保德州志》还是《岢岚州志》都存有历史常识错误，有着明显的硬伤。而清代的族谱距杨业之死已数百年之遥，中间存有明显的历史断层。一般来说修族谱的目的在于光大本族，稳定宗族，一个宗族的社会地位常常与这个宗族的历史文化、祖先功德等紧密关联，所以托名人为祖的现象屡见不鲜，且古已有之。李唐王朝便曾以老子为宗，而赵宋朝堂则以赵玄朗为祖，帝王尚且如此，民间在宗族问题上攀龙附凤也就不是什么新奇事了。从明代开始，杨家将故事和人物大量进入地名和族谱之中，民间传说由此混入正史。　　至于地方志，那是要记一方风物的，编修的目的与族谱大同小异，在于弘扬本土文化，树立地望，以地缘关系联系一定的社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而灵”，“地不在要，有名人才行”。地方志为突出当地名望，往往都要附会名人豪杰。既然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佘氏又没有太过突出的名人，与“佘”音相同的“折”家便成了附会的主旋律，所以才有了“佘”即是“折”，佘太君是折德扆之女的逻辑，其实“佘”和“折”根本就是两个姓氏，有不同的宗族来源，是不能混到一起的。把佘太君托之于折氏之女，最简单的逻辑就像那首歌所唱的，“因为爱所以爱”，因为是所以是，感觉上很美，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唯一的缺憾就是误导了历史，造成了历史错觉，引发了歧义和混乱。　　三 一个真实的折太君　　折德扆有女无女都是未知数，怎么能够确定佘太君就是他的女儿呢，那些方志的推断有点荒唐，但如果就此说佘太君是完全虚构的，很多人感情上恐怕接受不了，也不符合历史真实。宋代没有杨业之妻折太君的记载，为何后来的杂剧小说中出现此人呢？很可能是由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　　折德扆家没有佘太君，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折太君。杨业一定是有妻子的，也可以叫做太君，这一点毋庸置疑。太君不是人名，是中国古代对一定级别官员之妻或母的尊称。在唐代，四品官之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他们的母亲则被称为太君。宋时，为了体现对大臣的优待，朝廷为群臣之母专设了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县太君等封号。宋太祖建龙三年（962年）下诏，为文武大臣的母亲和妻子封号，刺史以上官员的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县君。杨延昭官在刺史之上，其母当然可以被叫做太君。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称日本军官也为“太君”，这个“太君”的意义与宋时的“太君”完全不同。日语和韩语中“大”字的读音为汉语的“太”，如“大金”念“taikim”。中国古汉语中“大”和“太”是同音同义的异化字，“太君”实际上就是“大君”。日语taikun（日文汉字为“大君”）是对强大将军的尊称。汉奸们把侵略者叫做“太君”，实际上就是在拍马屁，视他们为“强大的将军”。　　杨业之妻“太君”究竟是谁，宋人史书从未提及。“佘太君”最早出场，不是在宋人史书笔记，而是在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佘太君从一开始就是个艺术形象而非历史人物。但当时的艺术形象离人物原型都很近，故事编排讲究“事有源流”，从杨业妻叫“太君”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迫害杨家、强拆清风府的奸臣谢金吾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有人物和故事原型的。谢金吾就是北宋的谢德权，字士衡，福州人。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折射的是北宋开封清理民宅，修建官街的一段史实。当时京城的街巷非常狭窄，朝廷觉得有辱堂堂大宋的形象，便任命谢德权负责拓街扩道。　　谢德权依令行事，铁面无私，他上拆达官贵人府邸，下撵小商小贩，毫不留情，为此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他们为泄私怨，跑到皇帝那里，添油加醋地告状。皇帝无奈，准备下诏停止扩街。谢德权听闻之后，马上面奏皇帝陈明利害，他说，皇命既然已出，怎么能够轻易中止，现在干扰正常事务的都是些权贵豪强，他们只不过舍不得出租房屋的租金罢了，没有什么大事。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谢德权放手整治街道，虽然很有成效，但却落下骂名，受到利益受损者的非议，甚至被编排到了戏剧舞台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就是以此为背景进行的再创作。　　历史上的谢德权并非卑鄙小人，相反却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喜欢建造有功效利益的工程，发现徇私枉法的官吏，一定要当面斥责，所到之处法纪严肃，政治清明。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这出戏是虚构之中隐含真实，故事情节事出有因，人物设计于史有据，反面人物谢金吾都不惧实名，要讴歌的人当然也无须避讳，所以杨业妻很可能真姓佘，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元杂剧的佘太君决不是空穴来风。《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佘太君形象较弱，与普通的家庭妇女看不出有什么两样，遇事没有主见，动辄哭泣，这也许就是杨业之妻的真实状态。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很可能是小说家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从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这个折太君史上确有其人。　　《宋会要辑稿》记述了另一个折太君，她的事迹与传说中杨业妻颇为相像，不过她是丰州刺史王承美的夫人，《宋史》有《王承美传》。五代十国时期，西北地区有一个名叫藏才族的小部落，他们乘战乱之机，进入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准格尔旗境内。辽伐西夏时，王承美的父亲率藏才族附辽，宋开宝二年（969年）王承美归宋，宋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将其占据的地方赐名丰州，封王承美为丰州牙内指挥使。　　丰州城是北宋时期兴筑的城邑，为现今内蒙古地区唯一的宋朝州城。丰州是宋时陕北的边防要地，与折家镇守的府州、杨家占据的麟州并称“河外三州”，三州成品字形分布，互为犄角，成为北宋西北边防的重要门户。　　史书记载，王承美的夫人姓折，很有谋略，辅助王承美屡立战功。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折太君和王承美夫妇率军与契丹军发生激烈交战，斩获敌人数以万计，生擒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第二年，万余契丹兵再度来犯，折太君夫妇又一次大获全胜，并乘胜向北追出百余里，所向披靡，契丹军闻名丧胆，不敢再犯，王承美因战功突出，被授为丰州团练使。　　归宋后，王承美夫妇把守丰州城35年从未有失，其事迹可圈可点。景德初年（1004年），宋真宗下诏让王承美进京，亲自接见了这位边防的传奇人物，对他的功劳给予了充分肯定，将其提拔为丰州防御使，王承美载誉而归。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特别赏赐了折氏，让她享受边疆官员的待遇，每月赐钱五万，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王承美生病的时候，朝廷派朝中大臣带御医前往探望，后来终因医治无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病逝，朝廷赠其恩州观察使。　　1012年十二月，王承美病逝之后，宋真宗招折氏入宫，内中缘由与他们的家事和继承权有关。据《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王承美的长子是王文恭，但是王承美看来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因为他后来将王文恭的儿子怀玉收为养子，改名文玉，并上奏朝廷任命他为殿直。也就是说王承美将孙子视为儿子，钦定为他的接班人，这事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古怪。　　王承美去世后，藏才族首领认为文玉晓达军政，要求由他继承王承美的职位，这事经过族议之后也上报朝廷通过了，但是文玉的父亲、也就是承美的儿子文恭对此事有自己的想法，上表朝廷陈述此事。宋真宗于是召折氏入京商议，因为折氏也支持文玉，最终由文玉承继王承美之位。朝廷又下诏任命文恭为供奉宫，算是对他的一点安抚，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当时距开宝二年（969年）折氏归宋，已过去了40多年，折太君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继承父业继续守边的文玉原名怀玉，这又与杨家将后来一代的名字相重合。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王文玉去世，当时已身为安郡君、太君的折氏，联合王文玉的部属和部族首领联名上书，要求由文玉的长子余庆主事，为此折太君再次上朝面君，此时她已是75岁的老人了。宋仁宗同意了她的要求，“诏钤辖高继忠与府州折惟忠密切体量”。高继忠是宋真宗时，与寇准一起极力推动皇帝亲征的大将高琼的次子，史上关于他的事迹不多。折惟忠则是折御卿之子，由他来帮助料理王文玉的后事，可见折、王两家的渊源。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宋会要辑稿》是清代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的，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宋朝法律典制的重要资料。从《宋会要辑稿》的记录看，这个折太君约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她的事迹相当丰富，其抗辽、上状、进宫等活动均与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形象有相似之处。而且她的儿子文玉、怀玉在杨家将中也有类似的名字。故事小说里的佘太君很可能就是根据王承美之妻演变而来的。　　其实，折家与杨家和王家同是北宋西部边防的三大豪门，他们的事迹各有所长。王承美夫妻守边40多年，契丹闻之胆寒；折家代出将才，世代忠勇，美名传扬。杨家将故事集中了三家事迹之精华，合为杨家一门世代忠勇，不断发扬光大，看似虚构，实则是那段历史的艺术再现。　　杨业娶折德扆女为妻一事虽然不太靠谱，但王承美娶折氏女为妻却史实可靠、事迹无疑。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很可能是由王承美之妻折太君演绎而来，清代地方志则受了戏曲小说的影响。所以，佘太君即便不是历史人物，也与历史人物很为靠近，只不过她是与杨家将无关的历史人物而已。很多人把杨家将当成了宋代历史，这是艺术的骄傲却是历史的不幸，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读本。　　四 佘太君为何能活百岁　　杨家将故事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宋元明清等不同的时代风尚都影响了杨家将故事的内容。在《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中，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都不够突出，也不在“十二寡妇”之列。　　到了清嘉庆年间，随着民间戏曲的发展，情况有所转变。佘太君有了新名“赛花”，同时，杨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也显露头角，因为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被认为是清代民间艺人的优秀创造。从此以后，杨家将戏剧中的女性更加活跃，人们把她们作为巾帼英雄而大加称赞。　　建国以后，展现佘太君艺术形象的《杨门女将》和《百岁挂帅》大放异彩。　　《杨门女将》的故事来源于《北宋志传》最后三回和《杨家府通俗演义》最后两卷，在吸收明清以来戏剧与传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性编排，佘太君、穆桂英成为了其中的核心人物。京剧《杨门女将》由范钧宏、吕瑞明根据《百岁挂帅》等改编，当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非常轰动。《百岁挂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上世纪60年代初，统领欧洲盟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外事活动之余，中国方面安排他观看京剧《杨门女将》。他当场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和不解，他认为那么年老的女人当元帅不可能。中方工作人员年轻气盛，同时也基于对杨门女将的深信不疑，便自以为很机警地回敬了一句：“怎么不可能，你们的女王不就是三军统帅吗？”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　　很显然，除了犯有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之外，这位工作人员还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相信杨门女将是历史真实，容不得别人的怀疑。　　但真实往往容易跟人开玩笑，与人的设想大相径庭，杨门女将就是一段美丽的错误。　　在人们的印象中，佘太君是个老当益壮的女英雄，至于佘太君为何能活百岁，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佘赛花17岁的时候，辽国大举入侵，佘赛花奉命出征，连胜一十八阵，吓得辽军渡过黄河北逃。萧太后无奈，急令潜伏宋朝的奸细王钦若尽快除掉佘赛花。此时王钦若身为宋营监军，他假传圣旨，骗佘赛花说皇帝赐下御酒为其庆功。佘赛花信以为真，将毒酒一饮而尽，被王钦若一刀刺中小腹，肠流满地而死。　　王钦若将佘赛花的首级割下，送去辽营报功，又把佘赛花的无头尸用芦席包卷，偷偷扔进黄河毁尸灭迹。佘赛花的尸体顺流而下，被军兵打捞起来。宋朝廷急命包公查案。传说中包公日断阳夜断阴，当天晚上，他潜入地府找到佘赛花的英灵，佘赛花诉明自己的冤屈，于是包公做主为佘赛花向阎王借回阳寿九百九十九日。　　回到阳间之后，包公把王钦若抓来过堂，王钦若坚决否认暗害佘赛花一事，直到佘赛花出现与他当面对质，他才将自己的罪行全部招供。除掉了奸细王钦若，佘赛花重新领军，渡过黄河大败辽军。又经过两年的苦战，兵临辽国京城，逼辽主写下降书顺表，凯旋还朝。此时包公为她借来的999天阳寿即将用完，佘赛花谢绝天子的赏赐，回家装扮整齐准备归西。不料时辰过了之后，她依然完好无损。原来佘赛花命中注定要有七郎八虎，包公又觉得大宋江山非佘赛花难保，所以在修改生死簿时，偷偷地在日字上多加了两笔，改成了“月”字，999日变成了999月。　　佘赛花和杨继业成亲，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保大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杨家被皇帝猜忌，佘赛花愤而率族人归隐。杨家将辞朝之后，宋朝逐渐抵挡不住外敌，面对西夏临境大兵，皇帝亲自前往求援，请佘赛花出山。此时佘赛花已经是百岁高龄，但她以国事为重，挂帅出征，杀败西夏敌兵。凯旋途中，怪事发生，佘赛花的相貌越变越年轻，身材已经与少女时一般。随着相貌的变化，佘赛花不停地催促部队加快行程。佘赛花999月的阳寿也已用尽，她的尸体又回到了被王钦若杀害时的状态，一只金翅大鹏从天而降，叼起佘赛花的首级向东疾飞。女兵们追赶不及，只好含泪把佘赛花的无头尸体就地安葬。女兵们回到老家发现，叼走佘赛花首级的那只大鹏，已把佘赛花的首级放在了神案之上。乡亲们将佘赛花的首级洗净防腐后祭奠七七四十九日，然后安葬在折窝村外的大槐树下。　　五 告御状的故事因何而生　　明朝时涌现出了两个轰动一时的寡妇土司，水西安氏之妻奢香和水东宋氏之妻刘淑贞，作为当时国内的两大女土司，她们的传奇故事流传甚广，很可能融入了杨门女将的故事之中。　　安、宋、田、杨是明代贵州四大土司，水东宋氏因长期统治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及龙里、贵定等地）而得名，水西安氏正好相反，控制区域在鸭池河以西。明初，水东宋钦与水西霭翠归附明朝，明朝让二人同为贵州宣慰使，令二人同迁贵州城，明确安氏冶水西十五则溪，宋氏治水东十二码头。　　霭翠妻奢香，是现在的彝族人。清乾隆时代著名诗人袁枚曾写诗赞扬奢香的功绩：“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奢香自幼聪明好学，怀才持重，婚后常辅佐夫君处理宣慰政事，并从中逐步增长了摄政才干，以贤能闻名水西各部，族人尊称其“苴慕”，即君长之意。洪武十四年（1381年），霭翠病逝，其子尚幼，奢香代袭夫职，摄贵州宣慰使。　　奢香袭职摄政伊始，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归明王朝统一。奢香以国家利益为重，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从而使割据势力失去支持。明军顺利进入云南，一举消灭元守军，使明王朝实现了对西南边陲的统一，奢香功不可没。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三十万大军取道贵州平定云南，之后留重兵驻守贵州，次年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是当地的最高军事机关。1383年，明王朝又在贵州城设贵州卫，由马皇后的内侄马晔任都指挥使。马晔倚仗自身是皇亲权贵，处事一向傲慢，对少数民族存有偏见，视奢香为“鬼方蛮女”。为了展现他在南方的功绩，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因水西奢香力量最强，便成了他打击彝族各部首领的突破口。　　有一次，马晔寻机找茬，将奢香抓到贵阳，“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是彝族最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手段，一向为彝族人所忌讳。马晔采用这种手段就是想激怒奢香，扩大事态，然后趁机出兵，一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地方势力，从而邀功朝廷、专横贵州。　　奢香无辜受辱，极为忿怒，折断所佩革带，发誓必报此仇。此事在黔西北、滇东北彝区传开，彝族诸头领无不震惊和愤怒。奢香所属48部彝族头领，带兵于奢香军门集合，义愤填膺地表示“愿死力助香”，一场影响云贵川三省安定的民族反抗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与之世代交好的水东贵州宣慰司宋钦的妻子刘淑贞得知后，迅即赶到水西安抚奢香。刘淑贞与奢香有着相似的命运，在奢香继夫就任之前不久，刘淑贞的丈夫也不幸去世，她以寡妇之身代袭丈夫官职。　　刘淑贞和奢香都是有智识的女人，她们在互相沟通之后，识破了马晔逼反用兵的阴谋。与刚烈傲气的奢香相比，刘淑贞更加冷静。她说马晔的矛头当前看是针对奢香的，但从长远看必将危及当地的所有部族，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轮到她刘淑贞了，所以要冷静再冷静，不给马晔动武发兵的借口。　　奢香接受了刘淑贞的建议，转而劝导安抚部属冷静：“反非吾愿，且反，则歹（指马晔）得借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者，别有在也。”　　仗不能打，仇一定要报！奢香对部属讲报仇另有办法，她究竟有什么妙法呢？　　水西、水东若要平安，必须除掉马晔。但马晔不仅拥有重兵，还是皇亲国戚。如果双方动起刀兵，莫说难胜，即便胜，杀了马晔，也会引发更大的麻烦，引来更多的明兵，若想平安而不留后患地除掉马晔谈何容易。　　奢香与刘淑贞商量的结果是先进京告御状，向皇帝讨个说法，要个公道，借用朝廷的力量除去马晔，这是她们能够想到的最为稳妥的办法。当时奢香身处是非漩涡不便离开，刘淑贞自告奋勇代为进京，临行前嘱咐奢香“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定不要急于鲁莽起事，“如天子不听，再反不迟”。　　刘淑贞“卷裙走马八千里”，风尘仆仆赶奔京城，明太祖朱元璋及马皇后（马晔的姑姑）接见了她。刘淑贞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将马晔弄权误国、扰乱民安、辱挞奢香、彝民欲反等事一一道来，说到动情处刘淑贞声泪俱下，她说贵州目前的时局已非常危险，如果任由马晔继续胡作非为，西南边陲将无安定可言。　　明太祖朱元璋被刘淑贞的陈述所打动，他对马晔放弃朝廷安抚之策推行暴政激变的行为非常震惊。在朱元璋眼里，贵州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处于“滇之喉、黔之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贵州政局的稳定事关西南大局，决不可掉以轻心。刘淑贞进京告状，受到了高度重视，马皇后赐宴招待刘淑贞，对她大加褒奖，之后命她速返贵州召奢香入京。　　洪武十七年（1384年），奢香与刘淑贞一起上京入朝。奢香自陈家世和守土之功，痛斥马晔预谋逼反，祸国殃民罪状，要求严惩马晔，平息民愤，也为自己洗刷冤屈。听过这两个奇女子的陈述，朱元璋对贵州之事已心知肚明，如何处置马晔也已心中有数。但他还是要试探一下奢香，“马晔确实害苦了你，但他毕竟是皇后的侄儿，我老丈人的儿子。我若为你做主，除去你的心头之患也是要挨骂的啊，你可能知恩图报吗？”　　此仇能报，奢香大喜，她不假思索地答道：“若蒙圣恩，愿令子孙世世不敢生乱。”　　朱元璋摇了摇头：“这个不算，让部下守法，这是你的职责，何言报也？”　　奢香也马上醒悟，为臣子的不让部属生乱确实是分内之事，不应算是回报。她猛然想到朱元璋曾经说过，贵州地处荒远，“驿传官道，梗塞未置”，交通非常不便。奢香何等机变，马上表态“愿刊山凿险，开置驿道”。听到这样的承诺，朱元璋遂了心愿，赏赐奢香金银、丝织等物，让她回归贵州。随后，朱元璋下令召回马晔，以“开边衅，擅辱命妇”之罪，将其收押大狱。至此，奢香在同马晔的较量中，以女胜男，以弱胜强，兵不血刃，洗雪挞辱，金殿除奸，扬眉吐气。　　奢香回到贵州后，与刘淑贞齐心协力，一面宣扬朝廷的威德，使“诸罗大感服”，安定人心；一面又履行诺言，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亲率各部，披荆斩棘，开辟出纵横黔境的“龙场九驿”，打通了与川、滇、湘的通道，改变了贵州“夜郎自大”的险阻闭塞状况。　　奢香和刘淑贞一直和京城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当时贵州与京师（南京）一去“有四千二百五十里之遥”，边陲初附，局势未稳，山路崎岖，险境四伏，两位寡妇土司不畏艰险，进京告状，为自己平冤昭雪，并且获得了成功，在当时可谓相当轰动。　　1396年奢香病逝，明王朝遣使到水西参加祭奠葬礼，加谥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并赐以朝衣锦帛。后来，朱元璋又诰封刘淑贞为“明德夫人”，两人均为二品。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土司的母亲去世，朝廷还要遣使祭之，足见其威望和影响有多么深远。　　元明以前没有佘太君告御状一事，明代小说却设计了如此生动的情节。奢香与刘淑贞进京告状鸣冤的过程，与杨家将小说中佘太君与柴郡主商议告御状，倒潘仁美、谢金吾的故事十分接近，想必很有可能受了奢香与刘淑贞两个寡妇进京告状的启发。　　1988年元月，经国务院批准，奢香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奢与折、佘音近，佘太君的形象，有可能是多个家庭、多种故事、多个女性特点的集中与概括。　　第十章 穆桂英：多少故事在传扬　　穆桂英是巾帼英雄的代名词，“穆桂英破天门，阵阵落不下”、“七十二座天门阵，阵阵离不了穆桂英”……穆桂英的名字非常响亮，甚至融进了歇后语里。在上个世纪“一天抵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妇女都学穆桂英”一度成为口号和时尚。在很多老百姓眼里，穆桂英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穆桂英的真实性。　　一 耳熟能详的穆桂英　　人们所了解的穆桂英，主要来源于各种演义、评书和戏剧，在这些传说中，穆桂英的形象是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主要是抗辽和挂帅征西，《大破天门阵》和《穆桂英挂帅》留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戏文中的穆桂英身上有很多为人所不能、为人所不敢的闪光点。在封建礼教森严的那个年代，她自己挑选丈夫，完全不受封建礼制的框架限制。京剧里，穆桂英在杨宗保不同意招亲的时候，甚至敢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逼婚，让人感觉很是畅快。穆桂英是个女强人，但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身为女人挂帅出征，丈夫杨宗保懈怠违犯军令，她铁面无情棒打丈夫。可回到帐中，她又焕发柔情，极力争取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传说穆桂英出生时，正逢八月中秋，桂花盛开，所以起名桂英。穆桂英从小长得秀气，聪明伶俐，十分逗人喜爱。她跟着父亲和师父学习兵书战策，一点就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那口绣绒刀，更是天下绝伦。穆桂英长到十五六岁，出落得更加俊俏，做事也越加成熟。穆天王看到女儿已经长大，便把管理山寨的重担托付给她。穆桂英把山寨治理得井井有条，逐渐赢得寨中男女老少的拥护和爱戴。　　明小说《杨家府演义》中，穆桂英名叫木金花，生有勇力，且受神女传授神箭飞刀。她出场时正与众喽啰打猎，并射杀一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