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附近地下4米深处发现古栈道群，据考证，此处正是杨延昭用于防守的地下室穴通道。暗道内有可供多人聚集的屋室，有将领议事的秘堡、兵器室、陷坑、翻板、掩体洞和迂回洞，还有放灯处、通气孔、监视敌人的设置台等。这些设施集防、打、藏、走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杨六郎的智慧和用兵之道。不管怎么说，辽兵畏之如“六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三 郡马身份之疑 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不过，其郡马身份问题，到底是真是假，还值得进行一番探讨。 早期的几部杂剧，包括《谢金吾》、《活拿萧天佑》等都提到了杨六郎的郡马身份，特别是《谢金吾》一剧说得更为明白。 戏中杨六郎被奸臣所害，押赴法场问斩。他的岳母长国姑前去营救，长国姑有一段道白，称自己是杜太后的女儿，太祖的妹妹、太宗的姐姐，真宗的姑姑，嫁给了柴世宗，这一串头衔非同凡响。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皇帝之位转到了赵家，长国姑的女儿也由公主变为了郡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杂剧虽然称杨六郎是郡马，但柴郡主却并未出场。直到明代小说中才有柴郡主出现，成为杨门女将中的一员，在大破天门阵时生下一子。 至于杨六郎与柴郡主是如何结缘的，京剧《状元媒》有专门演绎。该剧又名《铜台阵》、《杨六郎招亲》， 1960年改编为《状元媒》，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首演，成为张派代表作。豫剧、汉剧、越剧也有类似题材，有的称作《八贤王说媒》。 《状元媒》是一出好听好看的喜庆戏，张君秋号称“铁嗓钢喉”，唱腔华丽，很擅长塑造柴郡主这样的贵族少女形象。《状元媒》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里面有很多巧合。 宋太宗带着柴郡主到潼台射猎。辽国大将巴若里探得太宗和柴郡主行踪，决定带领人马设伏，强抢柴郡主为妻。在大宋内部，定山王傅龙之子傅丁奎对柴郡主也早有思慕，忍不住要去潼台，偷偷一睹柴郡主的芳姿。太宗到达潼台，正准备捕猎。辽将巴若里率众杀出，抢走了柴郡主。宋王命此时出现在面前的傅丁奎前去解救郡主，并允诺事成之后为其赐婚。 抢走柴郡主的巴若里，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镇守边关的杨延昭。杨延昭因回家探母，恰巧赶上两军厮杀，他杀败巴若里，救下柴郡主。柴郡主见他一表人才、又是将门虎子，不禁怦然心动，决定相许终身。因为不好明说，便将珍珠衫赠于杨延昭，并留下四句诗，“老王言在先，贤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嘱咐他有什么不明之事，去找八贤王帮忙。事情平定之后，杨延昭去找八贤王，备说前因后果。赵德芳明白了郡主的心意，仔细研究了诗文之后，把新科状元吕蒙正请到南清宫共议此事。因为郡主的留诗里说，事情若要成功，除了八贤王外，还须一状元帮忙。八贤王请吕蒙正为郡主做媒，但太宗认定救驾和救郡主的都是傅丁奎。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柴郡主亲自见驾，对宋太宗备说前因后果，叫杨延昭与傅丁奎金殿之上当面对质。傅丁奎因为没有经历阵势，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杨延昭陈述清楚，事事吻合。宋王下令按老王临终遗言办，以珍珠衫定终身，柴郡主事先早已把珍珠衫给了杨延昭，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 《状元媒》除了原有的八贤王等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科状元吕蒙正。吕蒙正史上确有其人，曾三次为相，是宋朝的一代名臣。他出生于后晋开运三年（944年），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状元。如果以吕蒙正为新科状元论，《状元媒》一事应该发生在977年前后，那时杨延昭19岁，吕蒙正33岁，赵德芳27岁，从年龄层次来讲，尚说得过去。吕蒙正于988年、993年和1001年，在太宗和真宗时三度为相。1003年，已近花甲之年时，退出了大宋政治舞台。历史上并未记载吕蒙正与杨家有什么渊源，倒是稍后为相的寇准，在澶渊之盟中与杨延昭的某些政见相合。 杨延昭婚姻情况历史上没有记载，柴郡主其人也查不到历史踪迹。戏剧故事一向认为赵柴两家关系亲密，柴郡主与宋王、八贤王以“叔王”、“郡主”，“皇兄”、“御妹”相称。演义及戏曲中把柴郡主下嫁杨六郎，自然有推崇杨家将之意，也使得杨家与皇室，特别是与“八贤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实际情况是，非但“八贤王”这个人物与历史事实不够靠谱（后文专门有一章论及此事），而且宋时与柴家联姻不仅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还可能冒很大风险。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夺走了柴家的王位，为了回报柴家，遂给了他们很高的地位。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赵匡胤不杀柴氏子孙就已是很大的恩典了，柴家的状况远没有传说的那样从容。 新、旧《五代史》记载柴世宗有子7人，没有提到他还有个女儿。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周立宋，年仅7岁的周主宗训被贬为郑王，与符太后一起移居西宫。符太后看破红尘，不久即皈依佛门。之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 ），年刚9岁的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在那个十分荒凉的居住地，度过了11个孤独的岁月，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 三月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柴宗训死时距20岁生日还差5个月，他一直没有结婚，所以也就没留下什么后代。死了的柴宗训比活着的柴宗训更为幸运。他活着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软禁，随着年龄的一年年增大，内心一定痛苦不堪。死后却受到了超豪华的待遇，赵匡胤亲自为其穿孝发哀，并辍朝十日，举行隆重的国葬，赐其“恭皇帝”的谥号，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柴宗训尽管有些压抑，但能活到20岁，已算是万幸。柴世宗另外几个儿子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当年赵匡胤兵变后发生了什么，历史已不能再现，但宋人的一些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描述比后代的传说更为可靠。 赵匡胤入宫登基时，除了柴宗训外还发现了柴荣两个更小的儿子纪王熙谨与蕲王熙诲。当时赵普、潘美以及后周开国上将卢琰等人都在场，太祖顾问左右如何处置，赵普毫不犹豫地说杀掉他们。赵普话音刚落，左右侍卫迅速将纪王与蕲王抓了起来，两个孩子大惊失色，哭声震天。卢琰冒死谏阻：“尧舜授受不废朱（丹朱）、均（商均），今受周禅，安得不存其后？”这话既有美化赵匡胤的成份在内，又有保护柴家的意味。赵匡胤称帝是和平夺权，走了一道柴宗训主动禅让的程序，所以卢琰说他是“受周禅”。 赵匡胤见赵普与卢琰正方反方意见相左，而潘美手扶殿柱低头不语，太祖便厉声问他是不是也认为不能杀了熙谨与熙诲。潘美回答说臣不敢这么认为，但若杀了他们，确实是于理难容。潘美同时坦承自己的难言之情；自己当年与陛下一起面事世宗，现在如果劝陛下杀掉他们，岂不是有负世宗。但若劝说陛下刀下留人，陛下一定又会怀疑自己的忠诚……太祖打断了潘美，表态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会让他于心不忍，他让潘美等人把那两个孩子抱走。 最后潘美收养了小纪王，卢琰抱养了小蕲王。962年，宋太祖贬斥柴宗训，同时封卢琰为越国公，此举有以示安抚之意。潘美为柴熙谨更名为潘惟正。乾德二年十月，纪王柴熙谨不明原因地夭折。之后，宋太祖追问柴熙诲的下落，卢琰为避人耳目，把柴熙诲更名为卢璇，倍加呵护，又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卢锦嫁给了他。 公元968年，为了保护熙诲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卢琰向宋太祖请求告老归农，在征得同意后，带着家眷连夜出京，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直到宋真宗年间，他才重新出山，出任殿前防御使、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被封为武烈侯。 至此之后，柴家骨肉基本不见踪影。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年已半百的宋仁宗不知出于何因，忽然想起要关照柴家。他下令找来柴氏族谱，从柴氏家族的旁支诸房中找一个辈分最长的人，由他承担奉祀后周皇族之职，但这位柴氏后人，已经与柴荣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起到的只是一种象征意味而已。 从以上柴家的经历分析，别说柴家没有女儿，即便是有，而且也真的嫁了杨六郎，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相反很可能会把杨六郎卷入皇室的恩怨杀戮之中。传说中杨六郎身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郡马爷，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完全是虚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从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又怎么可能成了柴家或其他皇室的驸马？！ 四 事迹真相盘点 杨延昭生于957年，979年杨业归宋时，不过22岁。杨六郎镇守边关20多年，历史上有关他的英雄事迹却并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与传说中的英勇神奇大相径庭。 杨延昭少年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杨业对他很是钟爱，觉得他最像自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经受战斗锻炼。二十多岁的时候，杨延昭就在军中协助父亲守卫宁武关沿线。宁武关沿线包括现在山西省的平鲁、朔县、崞县等地，是他当年抗辽的主要活动所在，至今当地依然保留着六郎寨等遗迹。 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征辽战役，28岁的杨六郎冲锋在前。攻打朔州城时，杨六郎手臂被流矢射中，入肉很深，但他没有退却，忍痛鏖战，奋力向前。他高昂的战斗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宋军将士，官兵们舍命拼杀，把强悍的辽兵打得一败涂地。这一年的陈家谷口一役，他的兄弟杨延玉随父亲战死，而一贯跟随父亲左右的杨延昭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想必是因为臂伤留守代州了。 杨延昭与他的父亲一样，起初并没有受到宋王朝的重用。太平兴国年间，他被荫补为供奉官，这是级别比较低的军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父亲牺牲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为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是个中级军官。当时江、淮一带局势不稳，他被任命为当地的都巡检使。后来杨延昭被调回河北，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南面）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人们在撰写杨家故事的时候，可能觉得巡检使这个职位太低，配不上英雄的身份。所以有的故事中说，杨业死后，一开始他并无官职，带着两个妹妹到晋阳破敌。后来朝廷任命他为高州节度，他却宁愿选择边关巡检，理由是只为能上阵杀敌。杨家将小说则借佘太君之口，称出任巡检使有辱先人门庭，但为了报效国家不计官职大小。这也反映了小说创作者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能完全抛开历史，一方面又为历史中杨六郎不够显赫的地位抱不平。 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杨家将的英勇传说，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传扬。如今雁门关附近山上，仍然留有杨六郎砦等地名，这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咸平二年冬（999年），辽国大举南犯，声势浩大，气焰嚣张。杨六郎在与辽军的对抗中，率兵打了几个胜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他不是宋军的主将，所取得的胜利也只是局部的，但还是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有一次，六郎到保州以北的遂城巡查，遭遇了大队辽兵的围攻。遂城是个小地方，城墙不高，兵力也不多，形势非常危急。杨延昭紧急动员全城的壮年男子配合宋军上城防御，打退了敌人的数次猛烈围攻。 战局暂时稳定下来，但城内人心惶惶。遂城易攻难守，没有良策很难坚守。入夜时分，杨六郎到城头巡查，阴历十月，北方的天气滴水成冰，已十分寒冷。一阵寒风吹过，杨六郎计上心头。他连夜安排人往城上浇水，等到天明，城墙上结起又硬又滑的冰层，辽军无法架梯也无法爬城，不得不自行退却。宋军乘机出城追击，大获全胜。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被授予莫州（河北任丘）刺史。（据《宋史·杨延昭传》）。 辽兵入侵中原，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辽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做。更可恨的是，他们还把当地民众抓去做苦力，甚至在攻城时逼迫他们爬城，让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目睹此情此景，杨六郎恨不能率百万雄兵痛杀辽寇，但他人微言轻，官小兵少，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他屡次请求高阳关都部署傅潜发兵增援，都得不到回音。 当时傅潜手下有8万多兵马，但他消极畏战，闭门不出。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阻抗辽兵，傅潜都充耳不闻。更有甚者，他还刻意掩盖部下抗辽的功绩。贪生怕死的傅潜受到了众人的严厉谴责，当时一位叫钱若水的文官，主张杀掉傅潜，通告全军以振军威，然后挑选像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军官，委以重任，驱逐辽军。后来宋真宗亲率大军前往大名府督阵，宋军绵延数十里，气势庞大，深入宋境的辽军担心被围，于1000年正月撤退。 辽兵撤退后，宋真宗将傅潜削职流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延昭有幸得到宋真宗的召见。真宗皇帝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情势，杨延昭对答如流，谈吐不凡。宋真宗非常满意，对诸位大臣说：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非常值得称赞。这可能是杨延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皇帝。 咸平四年（1001年），辽军又一次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下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叫阵，将辽军引诱到伏击圈后，伏兵四出，杨延昭又率众杀回，辽军大败，其领军大将当场阵亡，此一阵大涨宋军士气。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与保州杨嗣并名。杨延昭升了官，照例又引起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和大臣们谈及此事，表白自己知人善任。他说杨延昭远在边关，朝里没什么熟人，全仗自己忠心勇敢取得些功名，对他眼红的人很多，不是朕保护他，他哪里会有今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杨六郎根本不可能为当朝郡马，否则就不是朝中无人了。终其一生，杨六郎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和故事传说中的朝廷重臣相去甚远。 不过话说回来，宋真宗对他还算不错。咸平五年（1002年），辽军兵困保州，杨延昭、杨嗣领兵救援，队伍还未列阵就遇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因其素以忠勇闻名，将其从轻发落，革职待办以观后效。过了一年，边境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边将用兵不利，在望都一战中损失惨重，杨六郎才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说到底，杨延昭始终不过是一个普通战将。《宋史》对他的记载，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远没有故事传说那么精彩传奇。 宋朝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官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杨延昭虽然权力不大，地位不高，但却始终不忘为国分忧。他镇守边关兢兢业业，已经有了不小的威名，辽军对他十分敬畏。景德元年（1004年），为有效地防范辽军的进攻，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并且赋予他一定的特权，如遇辽国进犯，允许他机动行事，可以不受都部署王超的指挥。这大概也是吸取了杨业悲剧的教训。 1004年，萧太后和皇帝耶律隆绪率领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下，直逼北宋要地澶州。澶州是扼守京城东京的重要门户，当时的黄河从澶州城穿过，黄河北岸为澶州北城，南岸为南城。杨延昭驻守遂城，兵力虽然增加到一万人，但面对二十多万强敌，除了牵制拦截敌兵外，起不了更大的作用。但他对全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辽兵孤军深入，处于宋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只要果断决策，一定会围而歼之大获全胜。他由此大胆向朝廷进言：“辽军孤兵深入，离其国境上千里，数量虽多，但人困马乏，且贪财好物，很容易被打败。只要命令各地军队严守重要关隘，同时部署军队合力围攻，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然后再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收复幽州等地也大有希望。” 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的主战大臣寇准不谋而合。杨家将故事中，杨家与寇准有着许多精彩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杨六郎确实与寇准同时为宋真宗效力，但寇准是北宋名相，地位远在杨家之上。杨六郎有可能与寇准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不交情。 大臣们的建议虽然合理，但宋真宗的想法却不同，他从京城出发之际，着眼点就在于尽快息兵议和。萧太后的初衷也不是要侵占大宋地盘，而是尽可能多地掠夺财物。她软硬两手并施，一方面驱动大兵，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和谈。 辽军兵进澶州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萧太后也意识到再拖下去局势会更加不利。辽、宋双方都想议和，于是便签下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澶渊之盟”。辽朝皇帝名义上称北宋皇帝为兄，但北宋每年要将二十万匹绸缎和十万两银子送给大辽。 金钱换和平，至此以后基本上成了大宋坚持的国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延昭虽有一腔爱国之心，但却无用武之地。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也许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他在镇守遂城期间，前前后后共打退过辽军的百余次进攻，遂城也因此获得了“铁遂城”的称号。他也曾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 杨延昭的威名传于后世。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并要求增加岁币。双方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交锋，仁宗说，当年若听杨延昭诸将之言，何至有今日之事？丞相富弼出使辽国，对辽兴宗说，你们难道忘了我朝先帝的恩德吗？当年若是听由诸将所言，你们还能逃脱吗？澶渊之盟的得失，双方皇帝都心知肚明，辽人哑口无言。 澶渊定盟之后，杨延昭因为守边有功，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屡次获得升迁。经寇准推荐，宋真宗在挑选守边之将时，钦点了杨延昭，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景德二年，也即1005年，升任保州防御使，5月，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即高阳关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朝重文抑武，军事干部只能担任副职。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延昭担任的是高阳关路副都部署，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与高阳关副都部署，一字之差，权限大不相同。北宋的“路”相当于后来的行省，高阳关路管辖河北十五军、州、关，高阳是高阳关路的治地所在。高阳关与高阳关路的区别，就如同今天的省会与省会所在地的关系，以山东济南为例，高阳关副都部署相当于济南的副市长，高阳关路副都部署则相当于山东省的副省长。1005年至1014年，杨延昭担任的是级别较低的高阳关副都部署。 高阳关在今天的河北高阳东，是当时的边防重镇，它北面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等三关是抗辽的前哨阵地。戏曲故事经常提到的杨六郎镇守三关，依据就在这里。至今，晋冀一带的流行小调《小放牛》中仍有“什么人把定三关口，杨六郎把定三关口”之句。清代无名氏有诗：“拒马河边古战场，山花埋没纸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震三关说六郎。”《雄州志》中也有：“牢落三关在战场，延昭事业瓦桥霜。可怜野调盲词里，附会犹能说六郎。” 高阳关副都部署是杨六郎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位了。杨延昭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治军有方，能与官兵同甘共苦。他生活简朴，不讲排场。战斗中身先士卒，有了奖赏先分给大家，立了战功先往将士身上记，所以很得军心，“人乐为用”。另有记载，他“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一心扑在事业上，顾大家、舍小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很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杨六郎镇守三关是一个传遍大江南北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信号，说其“功在国家，泽被生民”毫不夸张。雁门关附近，有多个六郎寨或六郎城遗迹，此外还有不少焦孟二人的遗迹，“亚古城荒焦赞墓，桑乾河近孟良营。行人多少兴亡感，落日秋烟画角声”，不管这些古迹是真是假，至少说明杨家将故事在此流传很广。 大中祥符九年（1006年），王钦若进谗言，寇准罢相。朝廷对杨延昭的职责权限进行了限制，升任高阳关后，对他的限制进一步加大，告诫他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保州出兵攻击辽国，或者私越边境，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1012年，宋朝廷甚至明令抗辽有罪，如若有犯，要按“罪痛绳之”。与此同时，朝廷还不断派监军前去视察，宋军必须以守为主，收复失地一说只能抛之脑后。杨延昭镇守边关的第九个年头出了一点乱子。因为他为人正直，不懂“吏事”，上面派小校周正来修理他，引发了一些混乱。宋真宗知道这件事后，将周正召回并对杨延昭进行了提醒，事态才得以平息。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57岁的杨六郎积劳成疾，病死于边关。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伤心不已。杨延昭镇守边关20多年，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他毕竟不是边关主帅，能量到底多大不得而知。有关他的英雄事迹，野史多于正史，传说多于正传。在民间，杨延昭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威震敌胆的故事流传甚为广泛，赢得了百姓的极大尊敬和爱戴。 [1] 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当今道教宫观或者各种店铺中供奉的财神像就是武财神赵玄朗，也叫赵公元帅像。他一手举着钢鞭，一手托着金元宝，旁边围绕着许多奇珍异宝。“举钢鞭”表示可以辟邪挡灾、保平安；“托金元宝”表示可以诚信互利、招财增福。民间有“赵公明催快财”之说，据说托他“办事”效率很高，适宜做生意或渴望立马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士奉祀。 第四章 杨四郎：移花接木成驸马 杨四郎是杨家将中的另类人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传说中杨家将满门忠烈，但对杨业的第四子杨四郎，从古至今一直存有争议。原因就在于传说中他被辽国招为驸马，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从元代起就有杨四郎入赘辽国之说，后来所有的演绎都没有离开这个基点。有关杨四郎被招为驸马的传说，各种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 一 现代版的杨四郎 杨四郎原本是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中的一员，但最后却成了敌对国家的金刀驸马。这种巨大的反差，使他成为杨家将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传奇人物。在杨四郎身上， 战争与人性的冲突，战场与情场的矛盾，这些很现代的元素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新版电视连续剧《杨门虎将》，是部以杨四郎为主线的杨家将故事，苏有朋扮演的杨四郎与潘仁美的女儿潘语嫣相恋，两人的爱情激化了北宋两大豪门之间的恩怨，这怎么看都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版。 剧情是这样的： 北宋初期，杨业率诸子归宋后屡立战功，太宗赐其天波府，优待有加，这引起了丞相潘仁美的觊觎，潘杨两家由此展开了迫害与反迫害的不断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四郎与潘仁美的女儿潘语嫣上演了一段注定被仇恨诅咒而得不到祝福的爱情。 英挺俊朗的杨四郎性格孤僻，虽受母亲佘赛花呵护，但因为见解不同，屡次与父亲发生言语冲突。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潘语嫣，两人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前提下，逐渐陷入爱河。这段感情当然不能为潘家所容，潘仁美用尽各种手段想要拆散语嫣和四郎，然而两人的爱情却越挫越坚。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四郎失手打死了语嫣的哥哥、潘仁美的独子潘豹。潘杨两家的积怨迅猛爆发，为泄胸中之愤，潘仁美决意要让杨家家破人亡。在他的刻意陷害之下，杨家男将一个接一个地踏上不归路。 佘赛花将丈夫、儿郎送上战场，经历着他们战死沙场却尸骨无归的悲痛，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她几近崩溃。踏上战场的杨四郎，与父亲杨业一起陷入绝境，为了突破潘仁美与辽国设下的死局，杨业临死之前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要求他到辽国卧底，利用明姬公主对他的感情获取关键情报。为了大宋江山，为了报杀兄、杀父之仇，杨四郎接受了父亲的嘱托，潜入辽国假意叛变，忍气吞声地在辽国当了卧底，并且娶了辽国公主明姬，成了北宋宿敌的金刀驸马。不明就里的语嫣为了搭救四郎披荆斩棘来到辽国，但她见到的竟然是四郎与明姬在举行华丽的婚礼。 明姬为了试探杨四郎对自己的忠心，当着四郎的面羞辱语嫣，四郎为了国恨家仇，咬牙力忍，却将语嫣的心彻底伤透。杨四郎从此成了为家为国所不能容的叛徒，背负了十恶不赦的骂名。在这一过程当中，与他沙场交战的好友呼延丕显为了不暴露他的卧底身份而自杀，宋辽两国的人都以为呼延丕显为杨四郎所杀……四郎的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了众多的矛盾和无奈。他忍辱负重，一度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叛徒，就连自己的母亲也误会了他，与他断绝了母子关系，并向皇帝请命通缉四郎，格杀勿论。 但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大宋新主继位，潘仁美逃奔辽国，潜伏已久的四郎终于得到了正名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六郎将辽国的绝密情报以及潘仁美押回了大宋。最后，四郎偷取了被辽军挂在城门羞辱的杨业尸骨，千里迢迢策马回乡，一心想见到翘盼爱儿归来的佘赛花和等着与爱郎团聚的潘语嫣…… 不是每段爱都一定有结果“、”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快乐“、”不是每种痛都一定要诉说“，用这样三句剧中插曲的话来形容《杨门虎将》中的杨四郎应该还算恰切。 不过，《杨门虎将》只是一部娱乐作品，为了好看，进行了全方位的想象和虚构，戏说得有些离谱，与以往的故事相去甚远，更不要说真实的历史了。 二 杨四郎的命运和最后结局 有关杨四郎成为北国驸马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人们的观念中深深扎下了根。但是杨四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被辽国招为驸马了吗？其结局到底如何？ 一部杨家将，几代王朝史。历经了宋、元、明、清等几个朝代，每一个新的朝代来临，“杨家将”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地增添一些新的形式和色彩。 尽管在他被招为驸马这一点上，各种版本的故事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杨四郎的命运和最后结局却大不相同，其中就有“自杀”、“阵亡”和“团圆”等不同的说法，而关于他成为辽国驸马的动因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叛徒说，代表作是元杂剧《昊天塔》。 《昊天塔》最早讲述了杨四郎入赘辽国之事。昊天塔是辽国的一座寺庙，传说中，杨继业的遗体就存放在那里。 《昊天塔》共有四本，第一本名为《昊天塔》。焦赞、孟良去盗杨令公骨殖，两人发生误会，先后身亡，老更夫受托将骨殖送回杨府。 第二本名为《五绝阵》。六郎病中接到父亲尸骨，再加上焦孟二人死亡，病情加重，一命归西。萧银宗乘机发兵，杨宗保率兵抗击辽军，陷入五绝阵之中，被招为北国驸马的杨四郎出手相救才幸免于难。这个“五绝阵”后来被演化成了天门阵。宋王派佘太君率兵前去救援，老太君上关之后，哭夫痛子，极度悲伤，不幸染疾。 第三本名为《八娘盗发》。老太君病情危重，命在旦夕。八仙之一的钟汉离为其诊治，声言只有萧银宗之发才能治愈其病。为此八娘潜入辽国，期待能够盗取萧银宗之发。但是头发长在敌人身上，要去盗来，谈何容易，正常情况下，那是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好辽国有个杨驸马，在他的帮助之下，杨八娘圆满地完成使命。太君病好后，披坚执锐，率领孤儿寡母大败辽兵，迫使萧银宗三关议和。 第四本名叫《三关排宴》，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围绕着杨四郎展开，讲的就是杨四郎的最后结局。宋辽两国在三关议和之时，佘太君当众要求辽国交还叛子杨延辉。萧银宗得知自己的爱婿木易竟为杨家之子，气得吐血；桃花公主羞愤已极，摔死幼子，当场撞死。 杨四郎归宋后，老太君绑子上殿，请求宋王依律严惩。当时杨家七郎八虎只剩杨四郎一人，八千岁上殿保本，杨宗保上前求情，宋王也格外开恩，表示愿意赦免杨四郎，但佘太君不为所动，准备大义灭亲。她痛斥四郎，慨然而答： 我杨家受皇恩祖孙三代， 一个个为国家死无葬埋， 我本当奉君命留他命在， 除非是臣妻死恕饶蠢才。 杨延辉听后羞愧难当，碰死在金殿之上。 《三关排宴》是一出非常惨烈的戏，原名又叫《忠孝节义》，佘太君逼四郎死为“忠”，桃花公主摔子自尽为“节”，杨四郎撞死金殿为“孝”，剧中还有一位焦光普则是“义”的化身。该剧渗透着浓烈的忠、孝、节、义思想，结局过于残酷，后代流传不甚广泛。这是“投降说”和“自杀说”的最典型剧目。 第二种是潜伏说，代表作是明代杨家将小说。 杨四郎与辽国公主成亲只是权宜之计，他是“假投降”“真卧底”，后来与杨家将里应外合，在大破天门阵中立下大功。杨四郎最后率公主圆满归宋，得到了老太君的祝福和认可。 这是“卧底说”与“团圆说”的结合。 明代两部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对杨四郎的描述大抵相同，甚至有些雷同。 《北宋志传》第十七回杨四郎被俘之后，萧太后亲自审问： “汝系宋朝何人？现居何职？” 杨四郎挺身不屈，厉声应曰：“误遭汝擒，今日惟有一死，何多问为！” 后怒曰：“罕见杀汝一人耶？”即令军校押出。 四郎全无惧色，顾曰：“大丈夫不怕死，要杀便请开刀，何须怒起？！”言罢，慨然就诛。 萧太后见其“言语激厉，人物丰雅”，心中甚不忍，起了招为驸马之心。后来四郎答应招亲，内心却有自己的想法：“吾既被敌擒，死亦无益于国。不如应允，留在他国，或知此中动静，徐图报仇，岂不是机会乎？” 纪振伦编校的《杨家将府演义》，杨四郎仍然是卧底，完成了许多别人不可替代的任务，比如盗取萧太后的银发，给被围困的宋军暗送粮草，放走被辽抓住的大将孟良等等，最后又与杨家将里应外合夺回了幽州。在宋军兵临幽州城下之际，萧太后担心被俘受辱，在后殿上吊而死。 明朝人写的这部小说非常有意思，历史上并没有萧太后自尽一说，倒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吊死在景山。 当时辽国军营非常混乱，公主找到杨四郎让他快走。这时候，杨四郎向公主说出了事实真相，告诉公主，木易是自己的化名，他本是北宋的杨四郎。公主听到这样的消息会作何反响？ 书中写道，公主听罢，双泪交流，双膝跪在地下说，“妾身全凭郎君发落”。这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宋太祖去世之后，王皇后急招赵德芳进宫继位，但率先赶来的却是赵光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王皇后说的是，“我母子性命全托官人”。 杨四郎叹了口气：“公主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么多年你我夫妻情深，如今你若愿意跟我回宋，那是最好，你若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 公主说：“一则国破家亡，二则嫁夫随夫，蒙驸马念及夫妻之情，哪有不肯相从之理。” 后来，杨四郎带公主回归杨府，老太君欣然接纳，一切可谓皆大欢喜。 还有一种是模糊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剧《四郎探母》。 这出戏模糊了叛徒与潜伏的政治界限，模糊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更强调人性、亲情，更关注人物内心的情感状态。 《四郎探母》取材于杨家将故事，情节却大相径庭。该剧有意淡化战争氛围，重点渲染人物之间的人伦亲情，很有点以爱化恨的味道。 《四郎探母》将时间定位在金沙滩之战后的第15年，按历史事实推算应该是1001年，为什么可以如此肯定？ 杨四郎出场有四句定场诗： “统领貔貅战沙滩，失落番邦十五年。高堂老母难叩问，怎不叫人泪涟涟。” 接着是一段独白： “本宫，四郎延辉，乃大宋山后磁州人氏。父讳继业，人称金刀令公，我母佘氏太君，生我兄妹七男二女。只因十五年前，沙滩赴会，只杀得我杨家东逃西散。本宫被擒，改名易姓，多蒙太后不斩，还将公主匹配。今日韩昌奏道，萧天佐在九龙飞虎谷，摆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征，六弟挂帅，老娘押粮前来。我有心过营见母一面，怎奈关口阻拦，插翅难飞，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杨四郎的定场诗和开场白，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矛盾冲突做了定位。因为杨继业战死在986年，这是有确凿历史记载的，而故事发生在杨继业死后15年，简单相加自然就是1001年，当时正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当政。 以下是《四郎探母》的情节： 杨四郎出场时，已是辽国铁镜公主的驸马。按照故事的说法，金沙滩一战，杨家将七子去一子回，损失惨重。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下，大郎替宋王殉难，二郎被乱剑砍死，三郎被马踩如泥，五郎削发出家，七郎被潘仁美害死。那么杨四郎呢，他如何成了辽国的金刀驸马？ 萧太后在金沙滩大摆鸿门宴，原本是要捉拿宋王的，但杨大郎假扮宋王掩护宋太宗走脱，萧太后的目的落空，心情很是不爽。不过辽军俘获了十几名宋将，这让她多少有些宽慰。她下令把他们押上来亲自审问，借此找一下心理平衡。 辽兵将十余宋将一起推到阶下，内中有一人卓尔不群，立而不跪。萧太后大感意外，指着他骂道：你这蛮狗，还不跪下，意欲何为？那个人非常坦然：大丈夫何惧一死，现在被你们抓住，要杀要剐，尽管动手，何必啰唆。 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萧太后突然受到顶撞，还是一个俘虏的顶撞，顿时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把他们推出去一起砍了。这时候，那条汉子纵声大笑：砍了万事便休，你又生得什么鸟气。在这生死关头，他觉得萧太后好笑，而且想笑就忍不住纵声大笑，这种率真的性格，这种豪迈的气度，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一下子感染和打动了萧太后。 萧太后忍不住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人，发现他气宇不凡，英俊威武，在辽国的那些将领中还真挑不出如此脱俗的人物来，心下有意将此人招为铁镜公主的驸马。 于是萧太后委托萧天佐从中说媒，那人自称姓木名易，是宋朝的代州教练使。 一开始杨四郎断然不肯答应婚事，萧天佐反复劝说，杨四郎细想之下，觉得君、父尚在，为臣为子的不可以轻易言死，不如暂且应承下来，再做长远打算。就这样，杨四郎隐姓埋名成为辽国驸马。 宋、辽金沙滩一役，双方损失惨重。杨家将几乎全军覆没，据杨四郎回忆：“大哥替宋王席前殉难”，“二哥短箭下死得惨然”，“三哥被马踏尸如泥烂”，“五弟弃红尘削发深山”，“七弟被潘洪射死高竿”，只有“六弟掌帅印三关征战”。 辽国在金沙滩一役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萧太后的丈夫，也就是铁镜公主的父亲，被杨大郎用袖箭射死，萧太后因而得以执掌朝政。战争给双方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杨四郎与铁镜公主这两位被国恨家仇激荡的男女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 一晃15年过去了。这一年宋辽两国又一次开战，萧天佐摆下天门阵，萧太后亲自督战；宋朝那面，杨六郎领兵挂帅，佘太君押运粮草。杨四郎得知母亲、六弟齐聚边关的消息之后，思母心切，起了过关探母之心，但两军阵前要想出关，必须有萧太后的令箭。矛盾冲突由此展开。 大敌当前，生死决战当前，杨四郎要到敌营探母，这件事怎么看都是“情况很复杂、后果很严重”的那类棘手问题，更不要说他还是隐姓埋名的杨家将。 摆在杨四郎面前的困难很多，概括起来至少有四难。首先，要得到公主的信任难；第二，要拿到出关的令箭难；第三，到宋营后如何交代难；第四，要想不受萧太后的处罚难。 这四个难题如何破解，带出了《四郎探母》的四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铁镜公主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四郎吐露实情后，铁镜公主相当震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一起生活了15年的爱人竟然是有着家仇国恨的死敌。15年来，他们恩爱有加，情深似海，而且还有了爱子阿哥，这个孩子身上流淌着两个仇家共同的血脉。 铁镜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要去拜见高堂老母我不阻拦。杨四郎说可是没有令箭我过不了关啊，言下之意就是你得帮我。 公主有心帮他，但有两个问题让她下不了决心。第一，公主说我怕你到宋营后一去不回还，杨四郎保证见母一面即刻还。第二，宋营离此路途远，你一夜之间怎么可能赶得回来。杨四郎不加犹豫地回答，路途虽远，我快马加鞭一夜可回。 铁镜还在犹豫，杨四郎发下毒誓，如果有违承诺，就让我“黄沙盖脸魂不还”。铁镜公主连忙捂住杨四郎的嘴，她知道，单是驸马是杨家将就足以杀头问斩，更何况他还要盗取令箭过关探母。但恩怨情仇最终抵不过夫妻情深，她甘冒生死之险为丈夫一搏。 第二个看点，怎样才能取得令箭？ 铁镜公主虽然答应帮助杨四郎，但其实她自己心里一点谱都没有，是非常典型的“心中无数办法多，情况不明决心大”。但出于爱，出于夫妻情深，为了解除驸马的痛苦，千斤重担她一个人挑，铁镜公主算得上柔肠侠女。 铁镜公主骗取令箭的过程非常有意思，看起来简单而荒唐。她抱着阿哥前去拜见萧太后，跟母亲东拉西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盗取令箭的办法。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她在阿哥的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阿哥疼得大哭起来。 萧太后心疼外孙忙问怎么了。公主趁机说，小奴才该死，他想拿母后的令箭玩，这是死罪，母后传旨把他杀了吧。萧太后把脸一沉，随后又笑了起来，看谁敢动我外孙一根汗毛。别人要箭按理当斩，我外孙要箭玩吗？那就快拿去吧，不过要记住了，五更之前必须还回来。 第三个看点，杨四郎还会返辽吗？ 四郎拿到令箭之后，趁夜混出关去，正遇杨宗保巡营查夜，把四郎当做奸细捉回。六郎认出了四哥，亲自松绑，急急忙忙带他去见佘太君，一家人悲喜交集，抱头痛哭。 佘太君的一段唱很有点痛说家史的味道，催人泪下： （佘太君·西皮导板）： 一见四儿泪满腮！ （转西皮流水板）： 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只杀得杨家好不悲哀： 儿大哥长枪来刺坏； 儿二哥短剑下他命赴泉台； 儿三哥马踏如泥块； 我的儿失落番邦一十五载未曾回来； 惟有儿五弟把性情改，削发为僧出家在五台； 儿六弟镇守三关为元帅，最可叹儿七弟被潘洪就绑在芭蕉树上乱箭攒身死无葬埋。 娘只说我的儿难得见，延辉，我的儿啊！ 杨延辉对母亲则是千拜万拜都拜不完思念之苦，杨四郎身在番邦一十五载，他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两句话形容，“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花开心不开”。 八娘、九妹听说四哥回来了，都到母亲帐上相见。一家人团聚，喜不自禁，杨四郎在中原的妻子孟氏更是倍加感怀。一家人正在互诉衷肠，完全忘记了时间，忽听得打更人敲了三更，四郎吃了一惊，铁镜公主与萧太后定的是五更交还令箭，如果回去晚了，公主的性命恐怕难保。 佘太君明晓事理，尽管非常希望杨四郎能留在身边，但想到辽国公主一直都在为杨四郎担惊受怕，还是忍痛放杨四郎归辽。15年的骨肉离别，短暂的片刻团聚，在声声更鼓的催促下，杨四郎与家中亲人分别的场景不用细说也知道有多么伤感。真正是却才相聚，又要分离，这一切都是因为战争。 第四个看点：萧太后会放过杨四郎吗？ 杨四郎快马加鞭，一路狂奔，没想到刚过雁门，就被北番军兵拿下，萧太后喝令将其斩首。 杨四郎过关探母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和铁镜公主都太过侥幸，一个大活人拿着令箭出关，萧太后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铁镜公主闻讯赶来，萧太后撂下一句话，无论是谁，一律不准求情。 公主问道：母后若把驸马斩了，叫我以后依托何人？ 太后说，大不了再给你招个驸马。公主说，再招个驸马，好不好暂且不论，可是阿哥没了亲爹，他长大后会不会埋怨于你？ 萧太后一时无话可说，但就是不肯饶恕杨四郎。一来辽国与杨家有血海深仇，二来女儿与驸马合伙骗了她的令箭，这让她气愤难消。 公主又说，母后倒不如当初就把他杀了。太后说，那时我不知道他是杨家的人。公主说，既然当初你不知道就给我招了驸马，现在知道了又要杀他，这岂不是害了我！你怨我骗你的令箭，我满腹的冤屈又该埋怨谁？ 萧太后又是无话可说。公主的两个兄弟向铁镜示意：当初是因为太后疼爱阿哥才取得的令箭，现在何不再发挥阿哥的作用。铁镜公主就又在阿哥的屁股上拧了一把，阿哥“哇哇”大哭起来。 公主趁机喊道，小畜生，你闹也没有用，太后要杀你爹，你娘也不想活了。说着，把阿哥往太后怀里一塞：母后，阿哥就交给你了…… 阿哥的哭声一阵阵钻心，萧太后钢硬的内心开始柔软，萧家的几个兄弟乘势说情：太后，为了阿哥，你就放驸马这一回吧；驸马平日里对你忠心耿耿，这次去瞧他的老娘，也算尽了他的一分孝义…… 事已至此，萧太后只好就坡下驴：既然大伙都替驸马说话，我也不做这个恶人了，恕驸马无罪！ 四郎探母引发的风波就这样平息。 《四郎探母》是生、旦唱腔成就较高的传统京戏，又名《四盘山》，也叫《北天门》。该剧淡化战争，突出人情，强调人性美，充满人情关怀和人文色彩，因而流传甚广，很多人都能哼唱几句，是京剧的保留曲目，也是春节晚会特别是春节戏曲晚会的保留曲目。 整部《四郎探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抒发着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人伦之情，苍凉凄楚，哀婉动人。亲情至上的原则在这出剧中无处不在，大敌当前，生死决战当前，杨四郎考虑的不是双方的胜负，而只关心能否见上老母一面；铁镜公主为圆丈夫心愿，甘冒杀头罪名骗得令箭；萧太后军令如山，却因外孙一哭而大动柔情；老太君放杨四郎归辽，担心的是铁镜公主为盗令箭而受到处罚…… 在这些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里，亲情与战争无关，人情超越了战争。在这里，爱超越了恨，情盖过了仇，恩化解了怨，爱恨、恩怨、情仇，都有了一个算得上完美的了断。 《四郎探母》把人性关怀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1949年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日子里，《四郎探母》被很多人所不能理解，一度被视为汉奸戏，受到了很多批判和抨击。 批判者认为，《四郎探母》同情美化了“叛国投敌”的杨四郎，宣扬了“叛徒哲学”，有辱杨家将一门忠烈的英雄形象，应当否定，甚至禁演。最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四郎探母〉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 后来形势日渐宽松，人们不再以政治标签划分人群，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四郎探母》的看法。许多人认为杨四郎的“叛徒”罪名不能成立，属于“冤假错案”，应予平反。 不管双方对《四郎探母》思想倾向有何不同评价，但都认同《四郎探母》的艺术成就，该剧结构严谨，情节流畅，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这也是《四郎探母》历经波折依然传唱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年代，“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战争不仅让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对杨家将、萧太后这样的豪门造成了无以复加的摧残。他们既是亲家又是仇家，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的婚事，使两家、两国陷入了爱恨交织之中，被连绵不断的不幸阴影所笼罩。 以往的杨家将故事，在“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的桎梏之下，母子、夫妻、手足、母女都只是一种机械概念，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真性情反而被忽略，忠臣良将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和玩偶。《四郎探母》中的帝王将相都被赋予了普通人的情感，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无论是铁镜公主、萧太后，还是杨四郎、佘太君，尽管他们是敌对双方、生死仇家，但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温暖而感人。 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战争，覆盖了仇恨。情感面前，战争褪色；关爱之中，融解仇恨。《四郎探母》既是对战争的反思，又是对战争的控诉，非常具有现代意义。 不过说到底，《四郎探母》也只是一件艺术作品，其中呈现的许多情节，不但《宋史》没有，就连以前的杨家将故事也没有提到，它是京剧对杨家将故事的又一次加工创造。 上述关于杨四郎命运的三种观点，叛徒说也好，卧底说也好，模糊政治色彩也好，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杨四郎被辽国招为了驸马。但杨四郎究竟被哪位公主招为驸马却说法混乱，《三关排宴》里是桃花公主，《杨家府演义》中是琼娥公主，《杨门虎将》中是明姬公主，而在《四郎探母》等故事中又变成了铁镜公主。 不仅如此，杨四郎叫什么名字也是众说不一。 明代小说《南宋志传》里有一段介绍：“杨无敌生有七子，长子延平，次子延定，三子延辉，四子延朗，五子延德，六子延昭，七子延嗣，义子怀亮”，似乎杨四郎应该叫杨延朗。但《三关排宴》、《四郎探母》等很多故事都把杨四郎称作杨延辉，还有人说杨四郎应该叫杨延环，这又是为何，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一个公主叫出了四个名字，杨四郎的名字也出现不少分歧，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如此不确定，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能够从一个角度印证，杨四郎被招为驸马一事并不怎么靠谱？模糊不清的潜台词也许意味着，杨四郎被招驸马这件事很可能不是真的，换句话说就是假的。那么，杨四郎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三 入赘辽国有无可能 关于杨家将故事的真实性，有一种说法：如果《三国》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杨家将”正好相反，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还有专家说过两句话，第一句“信者皆以为有”，第二句，“疑者皆以为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杨家将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于史有据：杨业、杨延昭等人，历史上有其传记，功过都有评说；第二类于史有记：大郎、二郎、三郎，史上确有其人，但事迹不详；第三类于史有影：有男将必有家眷，所以杨门女将是应该存在的，但无史料查证；第四类于史有别：跟历史无关，纯粹虚构。 关于杨家将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要针对不同的类型，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到杨四郎身上，从正史的角度看，他被招为驸马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两国不和常交战的那个年代，敌对双方是不是有可能结成这样的姻缘？ 答案当然要从历史中寻找。 其实只要翻翻《宋史》，这是个并不难搞清楚的问题。杨业确实有七个儿子，除了长子杨延玉和他一同战死之外，其他六个儿子都安好地活在大宋，并且因为父兄的战功受到了朝廷的封赏。 《宋史·杨业传》记载： 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议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为殿直。 在宋时，殿直和供奉官都是军队中的初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杨继业战死时，他的儿子中，有6位受到封赏，即前文提到的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此外还有一子叫杨延玉，他随杨继业战死在沙场。 在杨继业这七个儿子中，究竟哪个是老四还不好判断，因为史书没有明说，而专家们对此又存有疑义。争议最多的就是杨延昭“杨六郎”应该排行第几，杨延昭的排行也决定了杨四郎到底是哪一位。 如果望文生义地认为，“杨六郎”就是排行第六，而战死的杨延玉又比那哥几个年长的话，杨四郎应该是杨延环。但是很多人认为，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并不是因为排行而是另有深意，他和杨延玉一样，应该比那几个兄弟都大，按照这样的观点，杨四郎就应该是杨延训。 故事中所谓的杨延辉和杨延朗都不可能是杨四郎的真名。把四郎当做杨延朗显然是误传，因为杨延昭的原名就叫杨延朗，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宋真宗年间，为了避“圣祖”赵玄朗的名讳，杨延朗才改名杨延昭。 古时的民间艺人文化层次都不是很高，他们传艺的方式依据的不是文字记载，而是口口相传，年代越久，误传的可能性就越大。至于杨四郎为什么又被叫成了杨延辉，这在后文中还要提到，最大的可能是故事创作过程中，进行了移花接木。 不管杨四郎是杨延训还是杨延环，依据历史记载，有几点都可以肯定：第一，杨四郎确有其人；第二，杨继业战死的时候，杨四郎不在前线；第三，他在战后被提拔为供奉官，并没有失落番营下落不明。 从正史的角度看，杨四郎应该是属于“于史有记”的那一类，他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成为辽国的驸马，他成为驸马的概率等于零。但历史上，杨业第四子除了受朝廷封赏之外，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任何记录。 986年的陈家谷口一战，除了杨延玉壮烈殉国外，杨业其余的几个儿子都安然无恙。那一战，经常跟随他的杨延昭显然是没有参加，有人推测他可能正在养伤。杨延昭以下的几个兄弟很可能因为年纪尚小也没有出战，史书没有他们随军征战的记录，却有他们受到封赏的记载。所以，无论杨延训还是杨延环是四郎，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被辽国招为驸马，他们都安好地活在大宋，并且因为父兄的战功而受到提升。民间流传的“七子去，一子回”的传说只不过是虚构。 1051年，北宋名臣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称杨业“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那时距离杨业战死65年，杨延昭去世37年，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尚在世上，正在跟随范仲淹抗击西夏。欧阳修的记录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杨家将投降辽邦做驸马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演绎，否则也就不会有“父子皆名将”一说。 既然杨家兄弟没有被招为驸马，那么驸马一说又从何而来，是完全的虚构吗？这种传说是否过于大胆和离奇？在两国经常交战的那个年代，敌对双方是不是有可能结成这样的姻缘？这背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神秘故事？ 四 有关驸马的真实故事 杨四郎成为辽国驸马的传说最早出自于元杂剧，众所周知，元代杂剧虽然以故事形式出现，但都非常讲究“事有源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不太可能完全凭空虚构。 那么，这些依据又在哪呢？杨四郎生活的年代，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杨四郎和杨六郎一样，主要生活在宋真宗时代。查阅史料，还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杨家兄弟虽然没有被招为驸马，但当时，确实有位宋朝大将曾经入赘辽国。 这个人与杨六郎生活在同一时代，名叫王继忠。他是宋真宗的侍卫，一度官为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算得上宋朝的高级将领，其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在杨家将之下。 《宋史》卷二七九有《王继忠传》，南宋的《续资治通鉴》以及《辽史》81卷和其他一些史料都有关于他的记录，不过宋辽两方面的记载稍有不同。 王继忠祖籍开封，父亲在宋太宗时统兵戍守重要隘口瓦桥关，任武骑指挥使。父亲去世时，他只有6岁，得益于父亲的战功，他被任命为东西班殿侍，虽然是军中的最低职位，但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军官了。 宋史有载，“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也就是说在真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王继忠就是其贴身随从，因为行事谨慎忠厚，很受器重。 真宗当上皇帝之后，大力提拔自己手下的人，王继忠好运不断，屡受提升，官至殿前都虞候兼云州观察史，后来又被派到地方任实职，类似于今天领导身边人员下基层代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王继忠先是出任深州副都部署，后来又改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不久又到定州赴任，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就已荣升至相当于今天战区副司令的职位，进步不可谓不快。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也就是辽国的统和二十一年，辽国乘宋朝西部边防有事，契丹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纠集十万大军，杀向宋朝军事要塞望都（今河北望都县）。形势非常危急，宋朝北部边防三路大军总指挥王超，调动六万兵马前往增援，王继忠是定州副都部署，属于三路大军之一。 双方在望都以南的康村交火，战斗从下午激战至深夜，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辽军死伤惨重，被“杀戮甚多”，不得已暂时后撤。第二天，辽军重新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宋军布防最为薄弱的东翼，另一方面派兵包抄宋军后路，焚烧宋军补给和辎重，一时间狼烟四起，形势急转直下。 王继忠急忙率兵去救，因为身穿官服，被辽军盯上。辽兵认定他是个重要人物，将他团团围住。危急关头，总指挥王超等宋军将领一看形势不妙率先跑了，丢下王继忠孤军奋战。 《宋史》用了三句话描述当时王继忠的状况，“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王继忠与部下且战且退，战至白城，由于寡不敌众、筋疲力尽之下被敌俘获，宋军全军覆没。这与杨家父子的陈家谷口血战有类似之处，主将与监军临阵撤退，副将血战到底，只不过时间和人物发生了转换，故事与历史在这里有着诸多的重合。 当时的行营都部署、先行撤回定州的最高指挥官王超，以为王继忠战死，派使者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真宗对王继忠进行了隆重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又给他的四个儿子封了官。 望都之战对宋人的触动很大，宋真宗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震痛”，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实力，宋朝廷重新调整人员和兵力部署，杨延昭被任命为前线都巡检使。 再说被俘的王继忠。《宋史》对他入赘辽国的过程没有记录，《辽史》的记载也非常简略。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的。辽军俘获王继忠之后，把他押送到炭山，萧太后亲自出面，招降了王继忠。 萧太后招纳王继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王继忠的身份很特殊，既是高官又是皇帝的亲信，如果将他招降，其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将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王继忠“姿仪雄美”，史书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他，他的风度和气质一定很令人折服；第三，王继忠很有才干，辽史的原话称“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并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嫁给他。在宋人看来，王继忠就等于成了辽国的驸马。 在宋辽两国战端不断的那个年代，双方将领互有投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辽国推行的俘虏政策更为宽厚，他们更善于在俘获人心上做文章。辽人如果想招降宋将，一般采取攻心三部曲： 第一，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他，给宋将极大的尊重与信任，让他们有得遇知音的感觉；第二，给予他们物质上极大的满足，让他们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张罗家眷，让他们娶妻生子，在辽扎根。 王继忠一开始也是宁死不屈，决不妥协的，他本身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否则也不会在其他宋将都已逃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在辽人实施攻心战之后，最后也被感化，愿意有条件地为辽人做事。可见，金钱、美色、权力固然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但很多人都可以抵挡，只有赏识、信任和器重才是无价的，是俘获人心的最有效手段，宋将归降辽国多半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景德初年（1004年）九月，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 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这个时候宋廷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 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是不是其中有诈？ 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 真宗听罢分析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根据辽国的记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承矩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往计议。 当时宋真宗已下诏准备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挞览，契丹震惊。 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之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三十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和议也不能久长。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太远。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叙及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 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得知他家中没有奴隶，便赐他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太平三年去世。 《辽史》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节、怀敏、怀德、怀政。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两国只是各自记录了他在本国生下的孩子。 王继忠是历史上一位很奇特的传奇人物，很难说他不忠于宋朝，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抢夺粮道而拼死力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上司王超，危难时刻抽身而走，这也是王继忠孤军被围的重要原因。 王继忠现象，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将他当做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生在宋朝。 中华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契丹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古代，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今天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 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平实实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 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 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招为驸马，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也肯定为民间艺人所关注。王继忠的经历被移花接木到史上并无多少记载的杨四郎身上，也算得上别有匠心。 五 “四郎探母”也有故事原型 既然杨四郎被招为辽国驸马有故事原型，那么《四郎探母》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又是否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快马加鞭一夜还”的探母故事还真不是凭空虚构，也有历史原型，而且还与杨四郎为什么叫了“杨延辉”有直接关联。 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十一《契丹入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混战不断。911年，河北的一个节度使刘守光被山西的晋王打败，为求生存，他派参军向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求援。这位参军就是后来契丹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韩延徽。 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八大部落，每个部落首领都称大人，八个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为“八部长”，三年一任。唐末，耶律阿保机逐渐强势，他不断连任“八部长”。 韩延徽到达契丹，耶律阿保机不仅不肯派兵，反而要求韩延徽归附契丹。韩延徽虽然是去向契丹求援的，但表现得非常有气节。他一口回绝了耶律阿保机，并且坚持不行跪拜之礼。 契丹主也是火爆脾气，一怒之下将他扣压下来做苦力。后来阿保机的妻子了解到此事，又发现了韩延徽的才干，便劝说耶律阿保机放了韩延徽： “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大意是说，韩延徽守节不屈，是当代的贤者，应该以礼相待才对，怎么能囚禁羞辱他呢？） 耶律阿保机顿悟，立即将韩延徽请回待为上宾，通过交谈，双方竟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韩延徽由此受到器重，成了阿保机的高参，他帮助契丹建衙署，筑城郭，分市里，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成为契丹的佐命功臣。 尽管在契丹获得了很大成功，韩延徽还是身在契丹心在中原。他是个孝子，因为想念母亲，他不顾一切地要回乡探母。 有一次，他抓住一个机会，悄悄离开契丹逃奔晋阳。此时的晋阳已不是当初的晋阳，物是人非，当地的官僚对他很是轻慢，没有人重视他。与在契丹所受的高看和优待相比，晋阳之行让他非常失落也非常伤心。 拜见完母亲之后，他决定再回契丹。朋友劝他，你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再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杀掉你的。韩延徽语出惊人：我走之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我回去就如同耳目与手足失而复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掉我？ 果然不出所料。韩延徽回到契丹后，一开始受到契丹主的责问。他从容答道，“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大意就是，我因为非常思念母亲，回家看娘去了。之所以事先没跟你们商量，是怕你们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了。但我现在回来了，我的心是忠于陛下的。 契丹主大为感动，认为他是有情有义有信之人，更加信任和重用他，内外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任命他为守政事令，地位相当于中原的宰相。 韩延徽在辽国出人头地，但始终不忘故土。因为母亲不愿来北国，他便托人悉心照料，并向中原保证，只要他韩延徽在，决不让契丹南侵。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位，韩延徽仍然受到重用。 《通鉴纪事本末》由南宋袁枢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素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记史方式。 《四郎探母》的故事很可能取自这个历史典故，只不过在戏剧里韩延徽成了杨延辉，两个人的名字都这么相像，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着，杨四郎的故事很可能取自韩延徽。 关于“探母”还有一个相近的故事，不过那是讲杨八郎的。 历史上杨业只有七个儿子，没有杨八郎。故事传说中，杨八郎的事迹也是少之又少。按照《南宋志传》的说法，杨八郎是杨业的义子，名叫高怀亮。在周世宗亲征北汉时，他曾与高怀德交手，两人相见之后，觉得对方很像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便在战场上相认。他因而投奔到了周营，改回原名高怀亮。传说杨八郎也被辽国招为驸马，但历史上高家是宋皇室的驸马。 有一出梆子戏叫《万寿宫》，其中第五本《雁门关》，又名《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有映照之妙。梆子戏发源于山西、陕西一带，那里是宋代抗击辽金和西夏的前沿阵地。 在这出戏中，八郎名叫杨延光。他流落北国，化名王鳌，听从呼延丕显的劝告假意降辽，当了辽国梨花公主的驸马。奸臣庞元借此状告呼、杨两家谋反，仁宗听信谗言，欲将杨家正法。八千岁以及寇准、包拯二相舍命相保，形势才发生了转机。 皇帝要求佘太君戴罪立功，亲自出征捉拿八郎，并限定三日内取来萧太后首级，否则便以谋反罪论处。太君带兵赶赴边关，八郎闻讯以“偷袭敌营”为名，让梨花公主盗来令箭，直奔宋营探母。母子相见，抱头痛哭。太君怒斥八郎不忠不孝，命八郎返辽，三日内杀了萧太后，取来首级，一可为国除害，二可救呼、杨两家。八郎连夜回营取了萧后首级，携妻带子奔回宋营。后遇辽兵穷追不舍，他自己断后，被辽兵包围，最后自刎而死。 《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和《四郎探母》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一些明显差别。同是失节投敌做了辽国驸马，在平衡家与国的利益之时，四郎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摇摆，虽然没有哀告求生的无耻，但也没有慷慨而死的豪迈。八郎则完全不同，他毫无条件地向忠孝靠拢，更像是封建王朝宣扬的传统中的英雄。 《三关排宴》与《八郎探母》作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忠孝节义”。在佘太君眼里，杨家的名节最重要，为保大宋，为保江山，哪怕是昏君当政，他们也要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包括最宝贵的生命。 《四郎探母》说到底有两个原型，一个是驸马原型，另一个是故事原型。驸马原型源自王继忠，故事原型取材于韩延徽，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到杨四郎一身，既是创造英雄群像的需要，也是小说故事惯常的创作手法，还体现出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特点。 “杨家将”与“三国”的传播方式不同，《三国演义》早在成书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故事酝酿的时间长、定型早。而杨家将故事则以民间流传为主，正史的记录简略而且滞后，没有形成权威，影响力不够。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杨家将故事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不断扩充和发展，受时代影响非常大，一部“杨家将”折射了几代王朝史。杨四郎的故事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最后结局的种种变化，无不留有历史的印记。 在元代，汉人备受压迫，民族矛盾空前突出，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根本，是最被人们所看重的，因而在元杂剧中，杨驸马就是叛徒，就要被佘太君大义灭掉。到了明代，国家危机重重。1449年明英宗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三次侵扰京城，人们呼唤英雄、渴望胜利，于是杨四郎就成了卧底，潜伏在敌国立功。到了《四郎探母》那个时代，社会历经战乱，人心痛定思痛，反战情绪弥漫，人文色彩占了上风，因而过关探母成了最关键的焦点。 杨家将故事是一幅英雄群像，准确地说是一部家族英雄群像，也堪称中华英雄群像，杨家将人物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编写杨家将故事，可供借鉴的史实太少，八个儿子的境遇又需要各自不同，那只有移花接木，信手拈来了。史书上没有关于杨四郎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历史上一些闪光的人物和故事挪搬到“杨家将”身上，这是艺术创作中最惯常的手法，也是千百年来杨家将能够始终吸引大众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只有韩延徽，没有杨延辉；只有杨四郎，没有杨驸马。但这丝毫不影响杨四郎这一人物形象带来的震撼与冲击，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第五章 杨文广：坎坷尴尬度一生 杨文广是杨家将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在民间声名响亮，在朝廷名声不大，宋史对他的记载寥寥，甚至于连出生年月都无法确定。与故事传说中的年少英雄、挥斥方遒完全不同，历史中的杨文广并不走运，在军队最底层一干就是30年，始终得不到升迁，四十几岁了仍然只是个类似排长的殿直。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杨文广生活的那个时代，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人物都开始或已经粉墨登场，算得上群星灿烂，与他们相比，他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杨文广一生与名人为伍，有幸与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一代贤臣名将打交道，他只不过是个配角，始终站不到舞台中心，他的故事只能追随着别人的名字传扬。 一 无法考证的“美男” 如果要在杨家将传说中选美的话，杨文广当之无愧是第一美男。传说中的杨文广貌美如花、俊秀非常，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借杜月英、窦锦姑和鲍飞云等几个女人之口，盛赞杨文广“面如敷粉”、“唇如涂朱”、“美如冠玉”，这三个女人对杨文广都是一见钟情，并且设计将自己嫁与杨文广，上演了一出三女争夫的喜剧。小说还套用历史上夸耀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典故来极誉文广之美：人谓杨郎貌美恰似莲花，宋太后道莲花亚于杨郎。人问其故，太后回答说：杨郎解语，莲花岂能解语？人人爱着杨郎貌美，看起来果然是莲花不及。 中国古代的审美标准，一度以“脸如满月，面如荷花”为美，特别是在唐代，这种风气尤盛。唐代的第一美女杨贵妃就面如荷花，《长恨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比喻就是“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即荷花也即莲花。女人面如荷花是美女，男人面如荷花就是靓仔了。 “荷花脸”是一种富态相，唐代壁画上的女人通常都是富态的“荷花脸”，很符合唐朝的时代风尚。唐代的审美标准影响到了宋代，因而宋人也常用“莲花”比美男，从小说的描述看，张昌宗虽似莲花，比杨文广还要逊色很多。 杨文广是否真是个绝世美男已无法考证，因为史书对杨文广的记载并不详细，很多事情跟故事大相径庭，甚至于美男子杨文广究竟是谁的儿子都成了疑问。很多杨家将故事，都将杨文广视为杨宗保之子，也就是杨延昭之孙。这种传说虽然离谱，但在民间流传甚广。 实际上杨文广应为杨延昭之子。据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延昭有三个儿子，1014年他去世后，三个儿子都受到了宋真宗的封赏，但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封的什么官都没有细说。《宋史·杨业传》记载得稍微明确一些，杨延昭有三子，杨文广是其中之一，并立有传记，其他二人为谁没有提及。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得更为明确，杨延昭的三个儿子分别是传永、德政、文广，传永、德政两人皆默默无闻，没有更多的记录。这也不足为怪，杨业有七个儿子，单独有传的也只不过杨延昭一人。 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嘉祐二年（1057）进士，1019至1083年间人。他出生于杨延昭死后的第五年，比杨文广小几岁，1074年杨文广去世时，他55岁。曾巩与杨文广为同时代人，他的记录应该比较可信。后来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杨宗保、穆桂英等都是虚构的，史上并无其人。民间传说多把杨宗保当成了杨延昭的儿子，这种说法借助于戏曲评书的广泛传播，已有点以假乱真了。 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延昭之孙的说法多为民间传说，而且出现在宋代以后。元代徐大焯的《烬余录》、明代王世贞的《宛委余编》都是其中的代表，元代杂剧《破天阵》最早把宗保视为六郎之子。 史载杨文广死于1074年，反观杨延昭去世于1014年，有人从二者的死亡年代出发提出疑问，文广卒年是在延昭故后整整60年，按常规推算，父子两人相差这么多年的比较少见，中间若再有一代人似乎更合于情理。王世贞的《宛委余编》第六卷，引用巷人俚歌，称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征南，被敌人围困。此书内容多来自话本、小说，不是历史读本，可信度并不大。徐大焯为南宋遗民，《烬余录》称“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这部书错误很多，有些还是常识性的，而且被怀疑为伪书，所以也不足为信。 还有一种说法，杨文广为杨宗保之弟。因为文广字仲容，依过去的习惯，这是排行第二的标志，仲（老二）之上必有“伯”或“宗”，宗保应为老大。杨延昭担任过保州防御使，很可能是从杨家世代保卫边疆的意思出发，引申出“宗保”二字。杨文广有兄长是历史事实，不过他的兄长应为传永或德政。如果杨宗保真为杨文广之兄，他应该是传永和德政中的一个。 为什么杨宗保不见于历史记载而只存在于故事演义中呢？原因很可能是避帝王讳，宋仁宗有位族弟叫赵宗保，在宋一代，如果真有杨宗保其人，也只能改名他叫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没有杨宗保历史记载的重要原因。就如杨延昭之前叫杨延朗一样，因为避讳而不得不改名，杨宗保很可能是杨文广兄弟中一个的别名。杨宗保确有其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较为有利的证据是山西代县等地保存的《杨氏族谱》有宗字辈，河南还发现了记载杨宗保逸事的碑文，不过那个杨宗保是女性。 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把杨文广的出生时间安排在了大破天门阵，柴郡主在破青龙阵时生下一子。老太君看后，称这孩子与其兄杨宗保长得很像，取名为杨文广。《杨家府演义》中也提到柴郡主阵前生下一子，但并没有提及此子是谁。 关于杨文广的辈分，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称杨延昭有子充广，其子贵迁，有孙称文广，杨文广与杨延昭的关系又相差了好几代。宋濂写此文时，《隆平集》已流传开来，宋史也早已刊行，这部号称“家传”的书，不知缘何与正史差距这么大。充广之孙名为文广，听起来有点荒谬，孩子起名都是要避祖讳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濂竟然在这一点上出错，多少有点莫名其妙。 明人小说《杨家府演义》，第三代英雄是杨宗保、穆桂英，他们有一儿一女，杨文广和杨宣娘，文广的儿子杨怀玉则为杨门第五代传人。宋时确有杨怀玉其人，不过他是内臣，且比杨文广年长，与杨家将无关。杨怀玉在真宗晚年时入宫，作为仁宗的伴读，仁宗当时称寿春郡王。1020年，宋朝发生了周怀政谋叛之事，杨怀玉因没有举报而被贬为杭州都监，两年之后复又回宫担任内侍押班。那时候杨文广不过才刚刚二十几岁，这个杨怀玉不可能是杨文广之子。 宋史记载杨文广死后被赐同州观察使，对照《烬余录》，杨文广与杨宗保官职相同，只是名字不同，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推断后代的戏曲小说中的宗保和文广应由一人演化而来，以前合二为一的多，现在也有一分为二的。因为是演义所以并不拘泥于历史真实，杨文广忽而是杨宗保之弟，忽而又是其子，让人拿捏不定。但无论如何变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突出杨家将为国为家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 二 早年坎坷 传说中的杨文广是个少年英雄，史书上写的却都是他晚年的事，更像是个烈士暮年、壮志难酬的老者。他虽然是将门之子，但仕途并不平坦，没有多少出人头地的机会，晋升非常缓慢，年近五十了还是个很不起眼的下级军官。 宋史记录杨文广的第一件事是“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这大约是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事。“班行”相当于现今的排级干部，是宋军中最低职位，包括“三班借职”和“三班供职”两级，军官向上晋升的顺序依次是“三班借职”、“三班供职”、“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杨文广由班行晋升为殿直，类似于现今由排级提到了副连职。 1014年杨延昭病逝，次年，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制度，防御使一级的武将，子可授予右班殿直（正九品），其他的则可授予三班奉职或借职（从九品）。杨文广并非长子，所以初任官阶在“殿直”之下，这与当时的政策相符。杨文广从“班行”（1014年）晋升为“殿直”（1043年），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 宋朝有规定，接受恩荫的子女必须年满15。如果1014年杨延昭去世时他刚好15岁的话，1043年升任殿直时至少应该是44岁。从十几岁的青涩少年到四十多岁的中年长者，杨文广在排长的位置上一干将近30年，这在古今中外都算是罕见。以44岁的年纪还只是个排长，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但在宋朝却不算太过稀奇。 宋朝官员冗多是不争之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荫过滥。1015年宋神宗生日那天，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条例，恩荫的名目更加繁多，恩荫之滥也自此开始，正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据统计，当时每年恩荫补官者多达500人，是科举取士的数倍，这些人多为纨绔子弟，有的百无一用，只能由国家出钱养着。 以杨文广的职位“班行”为例，宋真宗天禧年间就有4000多人，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达到6500多人，到神宗末年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如此众多的“班行”，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可以想见竞争有多么激烈，低级武臣升迁非常困难，僧多粥少，有的人只能老死于“班行”之中。 宋朝的武将基本上是以战功定升迁的，按说这也算公平。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祖父杨业都是因为屡立战功才得以不断提升的，以他们的为人和处境，不可能给杨文广留下太多可供依赖的资源，能使杨文广迈入军官行列已经是最大的恩荫了，剩下的就全靠杨文广自己。但自从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北部边防基本处于安定状态，武将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大大减少。1004年宋辽两国息战时，杨文广应该在5岁左右，他堪称是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进入11世纪40年代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西部边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西夏的威胁越来越大。1040、1041和1042年，两国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宋朝兵将损失惨重，其中有些正是将门之子，开国大将石守信的孙子就死于阵中。不过，杨文广并没有出现在西征的队伍里，因而也就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时杨文广已经四十多岁，年龄很可能是他出征西夏的障碍，已经当了30年“班行”的杨文广，不知道还要在这个行列里滞留多久，他的人生之花是不是还没绽放就要凋谢。 转机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 11世纪40年代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宋军在边境被西夏重创，接着国内的安定又出现了问题，1043年张海叛乱引起朝野上下不小的震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八月辛酉”，陕西“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令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陕西一带张海等人聚众起事，队伍迅速壮大，当地州县无兵无备，无计可施，只好向上汇报请命。朝廷派两个“殿直”和一个“三班借职”率千余禁军前去剿捕。很显然，张海最初并没被放在眼里，朝廷以为禁军出动，自然会马到成功。 轻敌便要误事，托大肯定吃亏。一千禁兵远道剿匪，毫无建树。张海等人备有甲马，日行百里，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禁兵久居京城，对当地情势不够熟悉，被张海来回调动，只能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后来朝廷又派出两批人马前去剿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险些闹出兵变来。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有些慌了，才真正重视起张海叛乱一事。宋仁宗下旨，让各地举荐剿匪人才，并且允诺捕贼者按功论赏，一律提拔重用。 杨文广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经人举荐担任巡检追捕张海的。当时张海作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他们公然攻入州城，劫掠府库，施散钱财。其实张海一部不过千余人，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得手即撤，纵横千里无人能敌。千余人的游兵散勇，竟让号称战斗力最强的禁军束手无策，由此可以想见，北宋中叶，宋军的战斗力疲弱到何种地步。 与强大的西夏相比，张海确实只能算是小毛贼，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家伙，也让大宋使出了吃奶的劲，甚至不得不动用牛刀，后来还是韩琦领兵将张海剿灭。1043年十二月，韩琦到了陕西，身份是陕西宣抚使。他改变了单纯依靠禁军围捕的做法，任用谢云行等熟悉当地特点的将领和士兵，深入山林围捕。张海等人身单势孤，无处可逃，又没有什么援手，相继被杀，这场叛乱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整个剿匪过程，史书并没有提及杨文广，除了“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外，再没有别的记录。杨文广经何人举荐参与平叛，在其中又立有何功，一切全是未知数，无从考证。有人推论，杨文广获得机会参战，很可能得益于其堂侄杨畋的推荐。那一年，杨畋以殿中丞知岳州，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平叛之后的论功行赏，很可能是人人有份，只要参与了就能够受到提拔。 张海之乱平定之后，杨文广留在了陕西，等待着新的机会。年过不惑的杨文广在史书上的第一次亮相算不上精彩，但却是他人生新的开始，从军30年，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晋升。与父亲杨延昭相比，杨文广的起点更低，杨延昭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殿直，他44岁才达到这样的高度。殿直的地位尽管依旧低微，但杨文广毕竟已经起步，开始走向崭新的人生之路。 三 得遇范公 史书讲到杨文广的第二件事是：“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 这里讲到的范仲淹经略陕西是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之后的事，当时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因变法受阻，自请到西部边防，被任命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第二年春天，范仲淹的职位又有所变化，由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朝廷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为由，罢免了他的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 范仲淹的身份之所以变化如此频繁，起因还得从宋与西夏的三次战役说起。双方在1040至1042年间连续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战役。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元昊调集十万大军，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围攻延州（陕西延安）。宋军大败，主将战死，开国元勋石守信的孙子石元孙被擒，西夏军大获全胜。 延州兵败之后，宋军重新调整边防部署，把沿边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统一协调指挥边务。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主持泾原路和鄜延路的防务。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卷土重来，欲与泾原路宋军主力决一死战。泾原路主将韩琦派行营总管任福率万余人前往迎敌。任福轻敌冒进，中了西夏军埋伏，几十名宋将全部殉难，士兵死伤万余。事后夏竦被撤职，韩琦被贬往秦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十万西夏大军再次出击，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等16员战将尽皆战死，9400多士卒被俘。 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再到定川砦，宋军三战皆墨。在西部边防，无论是韩琦还是范仲淹都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但据说当地民间却流传着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此中缘由真是天晓得。西夏军虽然三战皆胜，但元昊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连年用兵，国内兵源开始枯竭。再加上宋朝停止了边境贸易，西夏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内人怨沸腾。另外，辽国也感受到了西夏势力日益膨胀的威胁，夏辽关系开始紧张。于是元昊萌生了求和之念，1043年他派使者到汴京与宋和谈，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西夏对宋财富的掠夺用条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不需要再打仗，财源依旧滚滚而来，宋朝也因此赢得了和平与发展之机。 西夏三役的沉重打击，使朝中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他将范仲淹调回京师升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推行“庆历新政”。 范仲淹处事极为认真，一次在选拔各路转运使时，遇有庸碌贪鄙、不能称职的官员便毫不犹豫地一笔勾去。富弼在一旁感叹，“公但知一笔勾，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正色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路”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类似今天的“省”，为了免“一省”之哭，必须舍得拿下不称职的官员，这也算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是因此，“庆历新政”触及了权贵们的痛处。范仲淹们已无法在朝廷立足。 就这样，范仲淹又一次来到西部边防，不过此次陕西之行的时间并不长，若从1044年6月算起，到1045年11月，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杨文广就是在这期间见到了范仲淹，一个下级军官能与一个边防统帅对话，机遇相当难得。经过一番交谈，范仲淹认可了杨文广，将他留在自己帐下，杨文广有幸成为范仲淹的直接部属。如果没有范仲淹的赏识，杨文广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史书讲范仲淹“奇之”，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杨文广有什么地方让范仲淹称奇呢？除了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殿直之外，杨文广的家世应该也能够引起范仲淹的注意。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经流传甚广，1051年欧阳修曾撰文称“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范仲淹身为朝中重臣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家世就让范仲淹称奇理由并不充分，无论是杨业还是杨延昭都算不上宋朝最顶尖的名将，比他们身世显赫的大有人在。 这里面应该还有范仲淹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出身贫苦乐于助人，尤愿帮助不得志者，杨文广的际遇一定也引起了他的某种同情。此时的范仲淹也是郁郁不得志，1024年当他初为京官时，曾写下“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的诗句，豪迈之情溢于言表。20年过去了，范仲淹一度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当之无愧的“万人英”，但是从变法宠臣到被逐出朝廷重新回到边塞，55岁的范仲淹经历了人生从最巅峰处滑落的失意。惯看春月秋风的范仲淹见到45岁仍然在低级军官中打转的杨文广心中一定是别有滋味。 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人士，如胡瑷、李觏、张载和石介等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乐善好施是范仲淹的天性，他喜欢提携后人或有潜力的人，无论那人时下如何不得志，将杨文广留在帐下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范仲淹是个老西夏，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范仲淹很注重在要地修堡建寨，他认为那是防御西夏铁骑的有效办法。也许杨文广正好具备他所倚重的才能，符合他对西夏作战的理念。杨文广毕竟是名将之后，很可能继承了祖上修建军事要堡的本领，日后的情况也证明，杨文广确实善于修筑。后来在韩琦手下，他奉命在秦凤路大修堡寨，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可惜的是，杨文广在范仲淹麾下并没呆多长时间，他如何跟随范仲淹征战，找不到任何记录和佐证。那时候范仲淹离其政治生涯的最辉煌处已渐行渐远，1045年底，他离开西部边防，之后一再被贬。 宋朝对西夏虽然战败，但却使久不经战的宋军受到了一次历练。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在韩琦、范仲淹等人的经营之下，西部边防“人谋渐得，武备渐修”，“勇夫锐将”“稍稍而出”，一代名将狄青自不必言。杨文广在范仲淹帐下，也受到了战争氛围的熏染，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他连现有的功名都是奢望。杨文广虽然没有更大的战功，但跟随名将名臣的经历，为他日后的晋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 恩怨狄青 范仲淹离开西夏后的5年，从1046至1051年，杨文广的履历是一片空白。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总算是有了些功劳，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宜是今天的宜山县，邕是今天的南宁，这已经是宋军的中层领导干部了。宋史对杨文广这一时段的描述是：“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带御器械。”左藏库使、带御器械都是武官荣誉性的官阶，并无实际职掌。 杨文广与狄青的关系有些微妙。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将狄青设计为杨家的死敌。每一代“杨家将”都会遭遇奸人陷害，杨业时有潘美，杨延昭时有王强，杨文广时代的奸臣则是狄青。按照小说的描写，杨家与狄青结仇起因于宋仁宗时的侬智高之乱。故事中这样交代： 侬智高联合五国蛮王率大军围攻北宋之时，狄青领20万大军南征，被侬智高斩将夺旗，地失千里，社稷危在旦夕。包拯无奈，推荐已告老还乡的杨宗保出征，杨文广为先锋，父子领军5万前去代狄青为帅。杨宗保到了前线，因不满狄青笑其老迈，下令将狄青推出辕门斩首，虽经杨文广劝说放了狄青，但狄青从此对杨家怀恨在心，发誓要将杨家灭门绝户。杨文广父子平南之战立下大功，受到仁宗的厚赏。狄青本来就恨杨宗保，见到杨家满门受封，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便派心腹家丁师金潜入杨府，伺机取杨宗保性命。不料那夜，杨宗保喝多了酒，再加上年事已高，竟然一命归西。狄青大喜，进而加害杨文广。杨文广向皇帝禀明真相，自己化作一只飞鹤冲天而去，自此隐匿家中不问朝政。 《杨家府演义》描述的狄青和杨文广与历史真相完全不同。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最初引起朝臣的注意是因为他在与西夏作战中的勇猛表现。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却完全不同。每次临战，他总是冲锋在前，头戴铜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后，认为狄青是“良将材也”，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十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五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 1052年5月，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九个州，随后围攻广州。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侬智高非常凶猛，当时的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危急时刻，身为枢密副使的狄青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狄青还师回朝时，宋仁宗亲自相迎，拜狄青为枢密使，他由此成为北宋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 狄青南征侬智高之时，杨文广只不过是随军出征的一个普通将领，对于他立下什么样的战功，史书只字未提。而且当时杨文广也已经至少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并非故事中宣扬的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侬智高平定之后，宋廷对有功之臣一一封赏，杨文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而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杀人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再往前看，杨业也是受害者。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朝，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狄青事详见附录《狄青传》） 五 老骥伏枥 1064年，宋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杨文广因新帝登基又获得新的升迁机会。英宗身体虽然虚弱，但还算勤政，很想有一番作为。当时管军出现空位，英宗下决心挑选有才干的人充任。十月，他亲自检阅禁军将校武艺，期望从中发现人才，杨文广幸运地得以中选，被任命为龙神卫四厢大将军，兼成州团练使。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是中央禁军的将领之一。凡升至都指挥使的都可以遥领团练。宋代的成州，属陕西秦凤路（今甘肃成县）。杨文广身为宿卫将领，不必到成州赴任，成州团练使只是个虚职，标志着杨文广的身份和级别。 当时杨文广已经65岁了，他被英宗选中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宋英宗之所以选中杨文广至少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杨文广是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一定的名望。第二，杨文广曾经跟随范仲淹和狄青征战，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年跟随狄青的战将多数得到提拔，杨文广受赏识也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杨文广很可能还受到了宰相韩琦的推荐，杨文广与韩琦的亲信关系非同一般。 杨文广担任此职，在宋朝文臣眼中，是个莫大的荣宠。20多年之后的1090年，苏辙论述过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对内平定骚乱，对外威服夷夏，任务非常重要。 治平四年（1067年）一月，35岁的宋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不久，西夏又发起挑衅，十一月，神宗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宋神宗时陕西四路合并为两路，一路为永兴路，治今西安，由韩琦兼领；二路为秦凤路，治今秦州（甘肃天水）。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宋代的兴州位于现今的陕西略阳县，秦凤路都总管是马仲甫，杨文广是他的副手。宋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以观察使以下充任。秦凤路辖区南起岷山、秦岭，东到六盘山，其西部与北部因受西夏侵逼而缩至定西、秦川一线。此线以外的居民多为羌族部落，归附宋朝的称“熟户”，没有归附的称“生户”。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杨文广被韩琦派往边境一个叫做筚篥的地方筑城，目的是掌握要道控制权，更有效地抵御西夏。筚篥在甘谷县城北40公里的散渡河旁（今甘肃武山县大庄乡杨家城子村一带），面积有百里之广，原是秦州“熟户”居住的地方，因为经常受西夏人的劫掠而被迫迁徙。杨文广接到建城的任务后，立即整装待发，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他故意散布消息说要在喷珠筑城，西夏兵果然闻讯而去。文广抓住机会，急行军180里到达筚篥，连夜抢修城寨，构筑防御工事并作好了战斗准备。天明以后，敌人发现上当，移兵前来，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敌兵无机可乘，无奈之下只好退兵。临走前，他们派人送信威胁杨文广说，要派大军前来报复。杨文广不为所动，立即派兵追杀，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展现杨文广才智的事件，史书记载的少之又少，只有筑城筚篥这件事还算是比较突出。他判断敌情准确，行军布阵快速，有勇又有谋。事后手下将领问他为何事先要虚张声势，杨文广回答说，筚篥是兵家要地，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先而据之，我们就没有完成计划的可能，必须抢在他们前头实施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 文广据筚篥建堡后，切断了西夏王国与岷山地区氐羌部落的联系。他一面加固城防工事，一面自鸡川砦（今甘肃天水市）至南谷筑堡，此后古渭东南数百里皆成宋朝“内地”。宋神宗闻报大喜，“诏书褒谕，赐裘衣带马”，改筚篥堡为“甘谷堡”。由于御敌有方，秦凤路的兵力和军储都大为增强。 筚篥堡建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六七月间，距今已近千年，仍然沿用。距筚篥堡不足20公里处有一安远寨，又名柳州城，当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与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有关。 据说当年西夏侵扰，宋王感到威胁很大，下诏令杨延昭率十万大军出征。杨延昭当时驻军广西柳州，征战西夏时受围攻退守安远，见当地两河环抱，依山背川，土地平旷，便筑城坚守。 驻扎已定，杨延昭问当地居民此处叫什么名字，百姓说一直无名。杨延昭想，我过去在柳州做郡守，那里绿柳遍地，山清水秀，到这儿也是山清水秀，绿柳成荫，干脆就叫柳州城吧。由此可见，安远也算得上塞上江南。 后来杨延昭班师回朝，百姓将他曾经穿过的一件战袍埋到城南盈谷山顶，并于山腰平地设牌位以祀，年长日久，香火渐盛，人们就把盈谷山称为香台山，把埋有杨延昭战袍的山顶大土堆称为六郎坟。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却可以反映百姓对杨家将的景仰。西夏攻取筚篥的计划失败以后，转而自清水河谷南下谋求渭水流域。韩琦建言朝廷，任命杨文广知泾州镇戎军，以加强当地的防御。镇戎军为至道元年（995年）所设，在现今的甘肃固原县。 这一年杨文广已69岁，若以虚岁计，已是年过古稀，老将迟暮是不争之事实。在杨文广的最后时代，中国顶尖的几位人物已然登场。王安石46岁，司马光49岁，苏东坡31岁。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大红大紫的年代由此开始。而在此前的1057年，年方二十的苏轼兄弟由四川来到京城一举中第，宋仁宗盛赞他们是未来的相才。 杨文广虽然算不上宋朝的顶尖人物，但杨文广所处的时代却是顶尖人物云集，中国文化的繁盛几乎触到了云层的最顶端。杨文广之后，宋朝最好的年华也随风而过。杨文广死后50年，北宋灭亡。1072年，陕甘经略使王韶统大军向西夏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促使西夏王国向宋廷称臣，维护了边境的安定。 六 梦断边关 就在宋与西夏发生战事的时候，辽道宗耶律宠基乘机挑起事端，要求宋割让北境土地，企图使宋两面受敌。1069年，杨文广以70岁的高龄被调往北线，以步兵都虞侯的身份兼领定州路副都总管。定州屯重兵，位于中部，是防契丹南下的要冲。如遇重大战事，皇帝御驾亲征，行营必设在定州。杨文广所受之职是定州路的副帅。自从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多年，北部防务已十分松懈。 1073年六月，边防通报发现辽人有异常动向，神宗非常担心，但国内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主政的王安石不想节外生枝，没有把河北防务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他开导神宗说，不必担心，只要加强军事训练，完善边防城垒就应该没有问题。十月，宋朝在西线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神宗却高兴不起来，他更担心辽国的进攻，而且据当时的情报分析，辽人很可能南下入侵。如果假想成真，宋军两线作战将会非常被动。王安石再次为他宽心，辽人不会轻易放弃和平局面，双方毕竟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宋神宗仍然不能放心，王安石进一步解释说，即使出现不利局面也不用惊慌，对辽可以主守，对西夏可以主攻，西夏不足畏惧。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开始寻衅发难，借口宋军越界筑城进入蔚、应、朔三州，派使臣到宋都争河东地界，要求以雁门山为分水岭划界。九月，双方派使在代州进行谈判，谈判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宋朝内部意见不统一。以沈括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绝不可屈从，不能为辽人所要挟。蔡挺一派则主张克制忍让，甚至建议召回河北沿边将士以示无事。王安石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说出了一句令人琢磨不透的话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宋神宗下令王安石改善边境防务，但王安石依然执迷于自己的判断，认为辽国不会动武，甚至主张在河北裁军。在宋使赴辽的过程中，王安石因为改革受到强烈抨击，宋神宗不得已将其罢相。继任的韩绛系王安石推荐，基本上仍然沿用了王安石的政策。 杨文广身为边防大将，坚决支持抗辽。他认为如果辽人胆敢破坏盟约，必须给予迎头痛击，还可以乘机恢复故疆。杨文广在抗辽前线做了大量的调研，结合镇守定州的工作经验，向朝廷献上了收复失地的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计划，但还没等到朝廷的回音，杨文广就一命归西，时间是1074年十月，享年75岁。第二年四月，宋廷赐其为同州观察使。杜甫《蜀相》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于杨文广而言却是“尚未出师身先死，更使英雄泪满襟”。 杨文广一向低调，此次高调上奏，引发了朝中非议。1075年三月，也就是杨文广身故后的第四个月。宋神宗召集大臣共商对辽之事，韩琦似乎已知道杨文广献策之事。他对神宗说，现在有些好进之人，以为边防有事，正是谋取富贵的良机。他们肯定会向陛下献策，无非是说现在敌势已衰，以陛下神圣文武，如果选择良将率大兵深入敌境，那么幽蓟之地，可以一举收复。接着韩琦话锋一转，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河朔之地连年灾荒，民力匮乏，粮草不济，新选的将官没有作战经验，士兵多年不进行正规训练，如果就此发兵去攻强敌，敌人四向来援，我军腹背受敌，再加上粮道不畅，此时进退两难，将如何处之？这也正是太宗前朝，即使拥有曹彬、米信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都无法避免兵败的原因所在。 当年和欧阳修一起逼退狄青的文彦博也出言反对伐辽。韩琦、文彦博是宋时名将名相，他们众口一词，不能不引起神宗的重视。可以想见，当时如杨文广一样主张北伐的也一定大有人在，神宗本人可能也有光复的想法，但光有想法是不行的，还要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等待时机成熟。如果准备不足仓促用兵，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以当时边防的情势而论，对辽用兵可能确实并非明智之举。后来南宋的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反证。 杨文广一生不甚得志，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他并没能建立与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时代因素。北宋坚守的是保守的退让政策，对辽主和防御，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不断摇摆。修文偃武的积弊已深，文风日盛，文人受宠，甚至于军队都要由文人统军，武将只能任副职，朝野上下讳言用兵，杨文广不可能有更大的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欧阳修们一方面在缅怀杨业，另一方面又在加紧弹劾狄青。曾为杨业之死大抱不平的欧阳修，难道不知狄青之冤吗？假若狄青健在，他比杨文广还要年轻十岁，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必能使辽与西夏不敢轻举妄动。 欧阳修对杨业父子很是景仰，但对处于同时代的杨文广却没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那个时候，民间已经盛行杨家将故事，而真正的杨家后人却被埋没。 杨文广40多岁才开始崭露头角，平张海、战西夏、征南蛮、守北关，南征北战30多年，经历堪称丰富，但并没有太过闪耀的英雄事迹，历史关于他的有限的几次记述都非常简略，无法展现他的聪明才智。 杨文广与那么多的名臣名将同时代，在他们手下谋生，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历史无言评说。杨家最大的不幸，是自杨文广之后再没有一个较为有出息的子孙，在那个盛行墓志铭的时代，甚至连为杨文广写一篇墓志铭的能力都没有，也无法保存杨文广的著作或奏议。杨文广死后，北宋朝廷追任他为同州观察使，多少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 杨家将祖孙三代都捐躯在抗辽一线。杨业在边关屡立战功，号称“无敌”，最后慷慨战死以身殉国。杨延昭自小随父出征，在澶渊之役请饬诸军扼辽归路，袭取幽、易等州，威名犹存。杨文广晚年镇守定州尽心竭力，面对强敌滋事，大胆献策议取幽燕。杨家将虽然并非宋代最有影响的战将，到了杨文广这一代也已是日薄西山，但杨家祖孙三代同仇敌忾，以忠勇传家，却是历代将帅中少见。 杨家将故事在民间不断传扬，最初只限于杨业、杨延昭两代，很少提到杨文广。明代以后借助戏曲小说的渲染，杨家将声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愿望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豹死留皮、殁而不朽，杨家将已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第六章 “八贤王”：保护神自身难保 在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和戏剧中，总有一个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 这个“八贤王”很是厉害，手中的金锏上可打昏君、下能打奸臣，再加上杨六郎还是他的御妹丈，所以每每在杨门老小被奸臣逼得走投无路的危急时刻，总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凭着机智与果敢，周旋于皇帝、奸臣与杨家将之间，帮杨家转危为安，俨然是杨家将的保护神。 在传统剧目《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戏中，“八贤王”虽是配角，但起的作用非同小可。近年来新版的电视剧，如《少年包青天》、《凌云壮志包青天》、《大宋提刑官》、《李后主与赵匡胤》等一系列有关宋朝的剧作中，“八贤王”的形象频频出现，似乎真是当时朝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杨家将故事到“寇准戏”再到“包公戏”，“八贤王”往往在最关键时刻助国家忠良一臂之力。他成了杨家将故事中离不开的“关键先生”，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可或缺，也让广大老百姓深感过瘾。然而，历史上“八贤王”是不是真有其人呢？有关他的史实究竟是怎么样的？ 一 “八贤王”原型追踪 杨家将故事中许多人物都是有历史原型的，那么在各种版本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这个“八贤王”在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他的能量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可能充当杨家将的保护神？ 但凡听过刘兰芳评书《杨家将》的人，都知道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也被称作八王千岁赵德芳，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其实，“八贤王”并不是评书《杨家将》所独创的，这一人物形象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延续。可以说，自有杨家将故事始，就有“八贤王”这个人物形象，“八大王”、“八贤王”和“八王”这几个称呼有时交替使用。 《昊天塔》是最早讲述杨家将故事的元杂剧，那里面就已提到“八贤王”。该剧第四折有寇准的一段台词：“奉圣人的命，并八大王令旨，直至瓦桥关，迎取已故护国大将军杨继业并杨延嗣的骨殖，归葬祖茔。”戏中把“八大王令旨”与皇帝命令提到了同等高度，可见“八大王”的特殊地位。不过《昊天塔》只是将“八大王”顺便一提，并没有更多的具体信息。即便是这随笔一带，也透露出“八大王”是个非同小可的大人物。 元杂剧《开诏忠》称“八大王”为赵德芳，这也是“八大王”第一次明确身份。后代许多有关杨家将的戏剧、小说和故事，包括刘兰芳的评书在内，都把“八大王”视作赵德芳，追溯起源大概都源于此。元人杂剧《抱妆盒》里也说“八大王”是赵德芳，他收养了真宗李美人生的儿子赵祯，赵祯就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这可能是后来包公戏中“八大王”人物形象的最初依据。 到了明代，《北宋志传》里也提到八王，小说第十一回八王第一次出场，呼延赞告诉杨令公：“此是宋君嫡侄金简八王也。”这里的宋君指的是宋太宗赵光义，他的侄儿金简八王自然就是宋太祖的儿子。同回里又说到围攻太原时，在激烈的混战中，众大臣找不到太宗所在，有人建议立八王为帝。 较之以往，《北宋志传》里的八王形象有了新变化，或者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补充。首先出现了“金简”的说法，使八王的权威有了更明确的体现；其次，军中拥立一事更进一步强调了八王地位的重要。不过，从《北宋志传》提供的事件线索看，这个八王似乎不应是赵德芳，而应该是赵匡胤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后文还要详细论及此事）。在这里，“八大王”究竟是谁，开始有了歧流。不过，无论是赵德芳还是赵德昭，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但其事迹与杨家将故事中所述的人物形象相去甚远。 京剧中有一出程派名剧叫《贺后骂殿》，是程砚秋与言菊朋的代表作，其中对“八大王”的来历有一番详尽解释。这出京剧曾于1976年搬上银幕，由郑国权导演，张曼玲、张元智等人主演。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弟即兄之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让长子德昭上殿质问，光义大怒，要斩杀侄子，德昭气愤，撞死金殿。贺后悲愤交加，带着次子德芳上殿责问。最终赵光义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德芳为“八贤王”。“八贤王”由六个王爷封号和两项特权组成。六个封号是：亲王、良王、忠王、正王、德王和静王，两项特权是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 宋太宗赵光义为何要对赵德芳如此重封，贺后有一段唱叫“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直指赵光义篡位，贺后将他有四比，一比王莽，二比曹操，三比赵高，四比司马师，每一比都非同寻常，每一比都事关事件的内幕真相，事关赵光义登基的合法性。关于赵匡胤的死因，关于赵光义的继位，历史记载一直都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从来没有谁诉说得如此清楚痛快，甚至于在这里都不是述说而是痛骂了，给人的感觉是畅快淋漓，非常解气。 在贺后如此不留情面的痛骂之下，赵光义作何反应呢？首先是恼羞成怒，接着是托词遮掩，其后是尽力平息。他的一段“自盘古立帝帮天子为重”大体上体现了这三种情绪，先是给贺后骂殿定罪，接着分辩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最后对德芳母子尽力抚慰，大意是说你们不要再闹了，有话好好说，咱们共享天伦富贵。赵光义话中软中带硬，硬中透虚，情感相当复杂。 德昭自杀、贺后骂殿、德芳受封这样一段故事，触动了宋史上最敏感的一处神经。如果单从京剧《贺后骂殿》来看，“八贤王”应是赵德芳无疑。但《贺后骂殿》只不过是借历史事件进行铺陈的戏剧故事，把它当做历史真相来解读，实在是有点南辕北辙。《贺后骂殿》触及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离历史真相仍然相隔十万八千里，真实的历史远比《贺后骂殿》复杂曲折百倍。这里面有几个误区应该澄清： 其一，贺后骂殿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说贺后没有那个胆量，而是因为在赵光义继位之时，贺后早已作古了。贺氏为赵匡胤的原配，是后周官员贺景思的长女，早于958年就已病逝，那时还是后周的天下，赵匡胤在柴荣手下听命。她的皇后名分是960年赵匡胤称帝之后追封的，赵匡胤死于976年，离贺氏去世已然相隔18年，所以贺后骂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其次，无论赵德昭还是赵德芳都没有受封过八王。“八贤王”的称谓只出现在民间传说和故事演义中，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宋史》卷二百四十四有“燕王德昭、秦王德芳列传”，赵德芳生前没有封王，更不要说八王了，他死后才被宋太宗追封为歧王， 后来改封楚王，徽宗时又改封秦王。赵德昭于乾德二年14岁时受封贵州防御使，任过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等重要职务，开宝六年又封兴元尹，死后追封魏王， 后又改封燕王。赵德芳兄弟两人的前后封号加起来也不够八个，而且与《贺后骂殿》中所说的亲王、良王、忠王、正王、德王和静王毫无干系。古代封王是非常慎重之事，多以被封属地为名，德芳与德昭的几个王号都是如此，而《贺后骂殿》中的几个封号与属地无关，反而与德行、操守或亲疏关系联系紧密，这显然离历史事实太远，更大的可能是虚构。 第三，德芳兄弟与杨家将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德芳生于959年，死于太平兴国六年，也就是981年，当时杨继业归宋不过两年，杨延昭才24岁， 还不是边关重将，潘杨一案也尚未发生。杨继业战死沙场的时间是986年，那时赵德芳已经去世5年。而赵德昭比赵德芳去世还要早，是在979年北伐失利之后，当时杨业刚刚归宋。赵德芳与杨继业是否有过接触，史上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赵德芳为杨业之冤讨回公道之说绝无可能，赵德芳怎么可能干预身后之事。因此可以断定，赵德芳兄弟与《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中的那个“八贤王”是没有什么干系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已长眠地下，对杨家将爱莫能助。 在澄清了这几个疑问之后，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关注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德昭到底是怎么死的。《贺后骂殿》中说赵德昭撞死于金殿，这种说法有些什么根据？赵德昭的死与赵光义夺位有没有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赵光义是如何登上王位的，这个王位到底应该由谁继承？要揭开这个谜团，就不得不翻出宋朝初年帝位传承的陈年老账，也必然牵涉到宋初的两大疑案“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在追溯这两个典故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探明赵德芳与赵德昭的身世、死因及其在宋朝的地位作用。 二 “金匮之盟”与传位之争 “金匮之盟”的核心是兄终弟继，也就是说宋太祖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而不是他的儿子。按照赵光义和赵普的说法，“金匮之盟”的订立应该在961年，太祖就位之后的第二年六月。当时赵匡胤的生母杜后病重，临危之际召见太祖，问他何以得天下。宋太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全是因为父母积德行善才有今天。 杜太后正色道，你能够顺利谋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年幼无信的儿子当了皇帝，假如后周有一位年长有威的皇帝，你还能得到天下吗？随后，杜太后嘱咐宋太祖把帝位传于赵光义，不要传于幼儿之手，以保全宋室江山。宋太祖表态一定遵从母亲的教诲，赵普受命将杜太后的遗命记录在案，藏在了金匮之中，这就是史上所传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所提到的兄终弟继的方案并不是杜太后首创，早在商代就有先例，但这种办法实施得并不顺畅。“兄终弟及”看起来可以解决弱童当政的问题，但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矛盾，那就是在弟继兄位之后，接下来的继承权应该给谁？ 按理说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当政的“弟”往往存有私心，总是想方设法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商代的传位一度非常混乱，后来实行了传位于子的办法，王室就比较安定。 到了西周，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所带来的弊病，周公吸取商代传位教训，创立了嫡长制继承方式。所谓嫡长制，就是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皇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此确定继承人的资格和顺序。因为当时君王多妻，孩子众多，必须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限定的范围内平衡过渡。从此，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沿袭了这种制度，将之奉为不可动摇的“万世上法”。 宋太祖善读书、喜学习，估计不会不知道这些前朝旧事，而且他登基以后采取的种种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巩固宋室江山，确保长治久安。关于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并不是太复杂。自西周以来，一直都按照“父位子承， 长幼有序”的原则进行。赵匡胤共有四子，其中前三子为原配贺氏所生，长子滕王赵德秀和三子赵德林夭亡，赵德昭是次子，赵德芳是第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说德昭虽然不是长子，但却是在世的最年长者，如果赵匡胤想把帝位传给德昭，那将是天经地义的事。 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是要封王的，然而宋太祖在位时，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被封王位。相反，其弟赵光义却被封为晋王。德昭只被封为“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这不能作为宋太祖无意传子的根据，因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不过35岁，赵光义22岁，德昭只有11岁，德芳刚刚2岁，一切尚早，不必急于行事，公开矛盾。 总之，宋太祖生前没有确立太子，也没有明确赵光义为合法继承人。尽管在他自己看来，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但这却使得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各方势力都瞄着皇位，觉得自己大有希望。 首先，从道理上讲，赵德昭是法定继承人，而且聪明英武，很有韬略，有点当仁不让；另一方面赵光义占据着开封府尹的核心位置，培植了大量心腹羽翼，争当接班人占了先手。但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并不是只有赵光义和赵德昭充满欲望，还有不可小视的第三方，那就是赵德芳。当时的皇后宋氏非常宠爱赵德芳，力主立他为太子，宋太祖虽然没有表态，但须知枕边风历来威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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