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作者：王炳照-4

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始创于南宋初年，至南宋中期的张栻，发展成相当成熟的一大学派，成为同朱熹的闽学(或称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吕祖谦的婺学学派并立的四大理学学派之一。湖湘学派的产生是奠基于北宋的理学南传的结果。其学术渊源乃上承二程之学。据南宋晚期理学家真德秀的说法，是：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就是说，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与南宋书院的发展和勃兴有着密切的关系。湖湘学派的诞生地和研究、传播的中心在湖湘一带，湖湘一带的书院也以研究和传播湖湘学派的学术教育思想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胡氏父子与碧泉书院南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年间，胡氏父子因避战乱离荆门抵湖南，至湘潭西南衡岳一带，见此地环境十分幽美，“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xing性〕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盖太古夷荒未辟之墟”。遂决定在此定居，以潜心研究，授徒讲学。于是与同行弟子一起动手，“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胡宏集·有本亭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白手起家，自己动手，边讲学，边营造，终于建成“书堂”一所。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记述说：“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碧泉书堂，也有人统称为“精舍”、“讲舍”。开始了讲学活动。据记载：门人谭知礼随往从学，“居其精舍之旁，尽扫前日气息”。又有一门人杨训，“在文定(胡安国)碧泉讲舍，求愈久而愈恭”。表明其教学颇有成效，门人弟子收获很大，进步显著。但是，胡安国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病逝于书堂内。其次子胡宏继承父业，在初创书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修建而成碧泉书院。胡宏亲自撰写过一篇《碧泉书院上梁文》，不仅表明碧泉书堂、精舍、讲舍已正式称作碧泉书院，更重要的是表达了碧泉书院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基本特色。他提出：创办碧泉书院旨在“期圣奥以繙经，立壮图而观史，由源逢委，自叶穷根，明治乱之所由”，不追慕个人的富贵荣华。“贫者肯甘于藜藿 [lihuo离或]，来共箪瓢(像颜渊那样，居陋巷，以箪食，以瓢饮，而终不改其乐)”，期望“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师生互敬互爱，相观而善，共同努力，“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实现“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这也正是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特点的体现。胡宏用四句话阐明了湖湘学派和碧泉书院的特色，“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藉于友朋。”十分精当简明。胡氏父子还创有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或称云峰书院)。文定书堂，以胡安国的号命名，实为胡氏父子相继建成。绍兴初，胡安国“由湘潭碧泉徙南岳紫云峰下筑室居之”。胡宏又加修缮而完成，他还亲撰《文定书堂上梁文》一篇，可以证明。道山书院，或称云峰书院，是胡宏在绍兴中期，建于宁乡道山。著名学者张栻此时就学于胡宏门下，并同主道山书院。有史料记载：“道山书院，在道山之阳，宋胡仁仲、张南轩筑。”又称：“道山书院，一名云峰书院，宋胡宏、张栻讲学之所。”胡氏父子开创并发展了湖湘学派，也为南宋湖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张栻与岳麓书院张栻(公元1133—1180年)从学于胡宏碧泉书院。据《先儒宣公张子年谱》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因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近仁亲切之旨。”学成归长沙后，即着手创建书院讲学。先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了城南书院。后于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主讲岳麓书院，并使岳麓书院名震天下。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已是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曾毁于战火。胡宏曾提议“兴复旧区，重赐院宇”，自愿充任山长，以“继述先人之志”，“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但未能如愿。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gong巩〕修复岳麓书院，“书院建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张栻为之作记，并主持教学，先后达七年之久，使岳麓书院成为重要的理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张栻大力提倡岳麓书院应以“传道济民”为宗旨，反对“群居佚谈”，“缀缉文辞”，“规取利禄”，要求弟子“潜心孔孟”，首应“明义利之辨”。教学上提倡师生论辩，质疑问难，重视躬行践履，不务空谈虚论，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精心指导。张栻在主讲岳麓书院时，创立了“会讲”的教学形式，对后世书院讲学影响极大。到了明代，书院“会讲”(或称“讲会”)成为主要的讲学形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自福建武夷山来到湖南长沙，拜会张栻，并在岳麓书院共同讨论“《中庸》之义”。两位理学大师对“中和”之义理解不一。朱熹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明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因此，道德修养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去体验和涵养，然后即可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符合道德规范，即“先静后动”，“静中见动”。张栻则主张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先“察识”未发的大本，即“先动后静”，“动中见静”。这就是学术思想史上十分著名的朱张会讲。朱熹在岳麓书院两个多月，同张栻深入探讨，竟至“三日夜而不能合”。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中和”问题外，还有“太极”问题，“知行”问题。会讲中，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轻易放弃己见，但又能相互尊重，虚心学习。事后，两人深感会讲收获极大。朱熹在赠别诗中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也认为，“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在两人辩论之余，张栻还请朱熹在城南和岳麓书院讲学，“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据说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讲者甚多，至使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开创了邀请不同学派学者到书院讲学的风尚。第四章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元代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联合北少方少数民族创建的封建大帝国。蒙古民族原生活在我国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13世纪时崛起。在其领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率领下，东征西伐，于1227年灭西夏。1234年又在窝阔台率领下灭金，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 年灭南宋，从而统一了全国，建都于大都(今北京市)。蒙古民族素以游牧生活为主，辽、金时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在12至13世纪时，逐步建立了奴隶制度，在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之后，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元代的基本国策是推进封建化，其文教方针和书院政策都是为封建化的基本国策服务的。第一节 元代的文教方针及书院政策基本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蒙古民族在统一全国之后，面对着汉民族集中的中原大地，已经有上千年发展封建制度的历史，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何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又能充分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优势和特点，是元代统治者所面临的十分迫切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加速封建化必须走“汉化”之路。推行“汉化”的文教方针正是由元代加速封建化的基本国策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元世祖忽必烈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奠基人。他对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清醒地认识到蒙古民族“武功迭兴，文治多缺”正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封建化程度不足的体现。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首先表现在提倡尊孔崇儒。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自汉代以后就一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尊孔崇儒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核心。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并将在战乱时“为人掠卖”的儒士“官赎为民”。接着又下令，“凡儒户徭役，一切蠲〔juan捐〕免”。曾有儒生“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表现了元世祖对尊孔崇儒的积极态度。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时，曾任中书令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曾建议重用儒臣。公元1232年元军攻克汴梁，耶律楚材“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箸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举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元史·耶律楚材传》)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奏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太宗表示同意，“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等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慝〔te特〕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当时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转运使刘子振，都是汉人儒生，曾犯贪赃罪，太宗责问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耶律楚材回答说：“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太宗感到颇有道理，遂坚信不移。元世祖正是继承太宗帝业，继续推行“汉化”文教方针，进一步提倡尊孔崇儒，诏令各地修复或新建孔庙，令地方长官通过祭孔，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加强学校的恢复和建设，开展各种社会教化。元代在尊孔崇儒的推动下，孔子的地位也急剧上升，至武宗朝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历代之极。儒家经书在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元世祖率先研读儒家经典，并敕令从官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等，供其学习之用。理学家的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四书”、“五经”、《孝经》、《小学》都成为士子必读之书，并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程式之中，为理学的北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重用儒士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内容和措施，也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保证。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就曾网罗大批亡金的儒士大夫，如：耶律楚材、王楫、李藻、郭宝玉、李国昌、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奠定了元代“汉化”文教方针的基础，并在元代确立“汉化”文教方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元世祖忽必烈进兵南宋时，杨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理学耆儒赵复，倍加优待，请他北上传授程朱理学。北方的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人，都是通过赵复才得知理学的奥义，特别是许衡对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大批儒士大夫在元代受到重用，有的从政，有的兴学设教，更多的人则是潜心学问和从事著述，为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在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蒙古族的顽固贵族往往以“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为由，反对“遵用汉法”，尤其反对重用儒士，更反对重用汉人、南人儒士。他们坚持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严格的民族歧视标准划分亲疏远近。但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是元代统一中国，巩固其统治的必由之路。实现封建化，必须推行“汉化”，而推行“汉化”必然要遵孔崇儒，重用儒士。一大批儒士为元代的发展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也证明了重用儒士的意义，回击了推行“汉化”的反对派，更坚定了统治者推行“汉化”的决心和信心。元代的书院政策是服从和服务于元代的“汉化”文教方针的。因此，元代的书院政策是“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汉化”文教方针的具体体现和实际内容，也是“汉化”文教方针得以顺利持续推行的制度保证。元代书院政策的制定、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不成熟不稳定到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过程。大体上可以说，元代对书院采取了由注意保护到鼓励发展，又由积极创办到加强控制的政策。元代初入中原时，对书院采取了注意保护的政策。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下令保护一切文化教育设施，规定：“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勿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罚。”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树立“施仁发政”的形象，尽量缓解被占领区军民的反抗情绪，对儒士文人采取安抚怀柔之策，其目的在于表示“上答天意，下结民心”，“国家育才待聘风动四方之美”。这一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奠定了元代书院发展的基础。早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跟随皇子库春征宋时，就注意收集大量宋儒所著经籍图书送至燕京，并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名儒赵复讲学其中。这是元代自建的第一所书院，也是中国北方地区设立书院的开端。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精力仍在军事征讨，而且书院原多在南方，北方士人多不熟悉，所以反响不大。随着巩固中原，统一江南的进展，文教建设日渐迫切。元代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了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此后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元代对书院采取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逐步加强控制。一方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加强管理，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书院讲学自主灵活等特色的发挥。这是封建统治者难以克服的一个矛盾，鼓励发展担心失控造成威胁，加强管理又会管死，失去书院的特色。特别是在元代统治者内部对保护和鼓励发展书院的政策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一部分官僚贵族不赞成保护和发展书院。据记载，著名学者许有壬之父去世后，门人弟子为纪念他，建东冈书院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极言书院不当立，并造浮辞，加以诬陷，许有壬被迫称病归里。书院当立不当立，仍然反映了对“汉化”方针的态度。鼓励发展、加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者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第二节 元代书院的发展和官学化清代学者朱彝尊的《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xi戏〕以养之，几遍天下。”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记载，太极书院为元建书院之始，其后，兴建书院蔚然成风。据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统计，元代新建书院143所，兴复原有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合计227所。今人丁益吾先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整理成《历代书院名录》，其中载元代计有书院296所，均注明为元代所建。这项统计是比较齐全的，但仍有遗漏。如：王旭为之作记的长芦中和书院，为元初高伯川所建，即未收录。考虑到宋代已有书院600余所，在元代大部分得以保存和复修，估计元代书院约近千所，真可谓“几遍天下”了。元代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书院的地域分布与宋代相比，也有很大变化。元代书院仍以江南为最多，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按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统计，在总数227所书院中，152所在长江流域，占66.96%，仍居第一位；32所在珠江流域，占14.10%； 43所在黄河流域，占18.94%。和宋代相比，珠江流域由第二位降为第三位，而黄河流域则由第三位升为第二位。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的书院都是元代以后才兴建的。这对于由元代开始的“南学北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王旭在《中和书院记》中称：“草创以来，国家以伐宋为事，未暇文治，今圣人在上，天下一家，书籍盛于中国，学校遍于四方，斯文其将复兴乎！且书院一事，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伯川)营此，盖将以为北方倡，而因以上迎乎天意，安知不有好事者随而和之哉！他日择形胜之地，尽规模之大，有如白鹿，如石鼓，如岳麓，称于天下，名于后世，以惠学者于无穷。”充分肯定了元代书院改变了“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的状况，意义十分重大。元代提倡私人出钱资、捐田亩建书院。元代不少书院是私人捐资献田修建的。如：江西吉水张文先捐田兴建白沙书院；新乐县赵氏兄弟捐家资修建壁里书院；建宁路浦城县甄西山之孙联合族人捐私田建西山书院等。元代政府对有些不愿在朝做官，退而讲学，特别是捐私田建书院者，加以鼓励，倍加褒奖。如：千奴，乞致仕，退居濮〔pu仆〕上，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地方官奏明圣上，朝廷御赐历山书院额，以示褒赏；段直，割田千亩，置书万卷，聘名师，招四方来学者，朝廷特命嘉奖；田希吕在天门山麓建讲堂，成礼殿，备庖库，购经书，添祭器，捐田200亩，作为书院膏火之用，朝廷赐名为天门书院。当然元代各级官府更加强由官方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元代以前的书院几乎全由私人或民间创办，朝廷或官府只是予以承认，支持或部分资助，元代则由官府直接创办或修复书院，据统计，元代官办书院占书院总数的52.49%，超过了半数以上，其中有7.8%的书院是由朝廷直接主办的，民办书院只占总数的47.51%。实际上，即使是私人或民办的书院，朝廷和各级官府也逐步加强了控制。从而造成了元代书院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书院逐步官学化。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重要体现或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官方加强对书院经费的管理和控制。元代各级官府增加经费直接兴办书院，为书院专拨学田，享受与各级官学同样的官费待遇；对经费困难的民间或私办书院，也尽量给予经费上的资助；同时，对书院自筹经费和自营田产也加强管理和控制，明确规定：“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这一措施，表明了官府对书院的重视，并且为书院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当然，这一措施也导致了书院在经营管理上独立自主地位的削弱，书院教育的特色日益淡薄。书院与官学相差无几，仅有书院之名，而乏书院之实了。而且随着书院数量大增，官府经费有限，时常出现书院经费难以为继的困境。正如吴澄所言，许多书院“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xia下〕漏，用匮则止矣。”官方经费不足，又无自筹经费的途径和能力，不少书院名存实亡。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由各级官府为书院委派山长，选任主讲。有不少书院的山长、教授直接由各级官府官员兼任。即使是私人延聘的山长或教授，也要由官府认可后才能授以学官之职，也同官学同等对待。这一措施，同样表明了官府对书院的重视，有利于稳定书院的管理和教学质量，也有助于提高书院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的社会地位。这一措施的初期，确实对书院的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它对书院发展也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到后期，其弊端更充分暴露，导致书院管理混乱，师资猥杂。元代学者虞集曾批评说：“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选用多不精，而称职者寡”。元代学者程钜夫也指出：“近年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何也？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徒徇其名不求其实然耳。”吴澄更明确指出：“今日所在书院，鳞比栉密，然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书院过多地“受官府之拘牵”，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特点。第三节 元代的书院和理学的传播元代的“汉化”方针在元初已初步形成，“尊孔崇儒”是“汉化”的基本内容。不过在元初，由于当时南北“声教不通”，宋代理学还未传到北方，北方仍是“句读”之学。在入主中原、进兵南宋之后，理学才逐步北传。“尊孔崇儒”发展为“尊崇理学”，这一变化与书院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元代首创的太极书院，既是北方创办书院之始，又是理学在北方传播的第一个基地。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说：“乃于燕都筑室，贮江淮书，立周子(敦颐)，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宋史·赵复传》也称：“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姚枢)”，“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许衡是赵复百余名门徒中的佼佼者。当他从赵复处得理学义旨后，曾对弟子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于是众弟子“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在他的努力下，程朱理学被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列为教育官定内容。赵复的弟子门徒除许衡外，还有姚枢、郝经、窦默、刘因、梁枢、赵彧〔yu玉〕等。这些人都对元代书院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本人创办书院，有的由他们的弟子创办书院，而且均以程朱理学为讲学宗旨和内容。如：刘因，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入元终身不仕，一生隐迹乡野，创建静修书院授徒讲学达25年之久。他极力推崇理学大师，“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据说他教学中，“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南方诸儒，创建书院，传播程朱理学之风更盛。如：金华王柏，得朱子三传之学。讲学于上蔡书院；许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从之甚众，江浙中书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徽州胡炳文，于朱熹所著“四书”，用力极深，东南学者深慕其学，愿从之游者众，建明经书院并任山长；黄泽，居九江，以明经学道为志，义理一宗程朱，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又为东湖书院山长，从学者益众；同恕，入元不仕，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炎，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先后从学者殆千余人；周仁荣，受性理之旨，工为文章，授美化书院山长。对元代书院和传播程朱理学影响甚大的还有程端礼。程端礼先后任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山长。程端礼从学于史蒙卿，传朱熹“明体达用”之学，学者及门人甚众。他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遵循朱熹“读书穷理”，“达于日用”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成为元代书院和各级官学通用的教学指导纲要。他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更进一步集中阐发了程朱的为学之道和治学之方，逐条阐述了朱熹的读书法，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号称“朱子读书法”。他自称：“惟精庐(即书院)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意，使他日义精仁熟，贤材辈出，则朱子之训不为虚语，精庐不为虚设，顾不美欤！”元代书院绝大部分是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但元代的程朱理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院的讲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和会朱陆”的倾向和特色。主讲于太极书院的赵复，是传朱学于北方的第一位学者。然而，在他的学术教育思想中，已兼陆学的因素。人称赵复“乐易而耿介”，易即简易、直截。他主张“博溺心，末丧本”，教人“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在博约和本末关系上，不同于朱熹的泛观博览、支离琐碎，而溶入直求本心之意，近似陆学的简易工夫。从学于赵复的许衡，被誉为“朱子之后第一人”，也被视为是谨守朱学的。事实上，他也并未严守朱学门槛，而是同意了天理赋予人心的命题，强调了尽心知性，知之其方可行之力。与许衡并称“二许”的许谦也非“株守一家”，杂入了陆学的心本论。他甚至认为求之心外，天下事物不可能穷尽，“执词泛求”等于弃本逐末，“非尊德性，则不能道问学”。几乎否定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重要命题。吴澄是元代理学在南方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北方的许衡齐名，有“南吴北许”之称。吴澄从学于饶鲁的门人程若庸。而饶鲁本是朱熹高足黄榦的弟子，但他不株守朱学门户，“晚年多不同于朱子”。程若庸主讲临汝书院20余年，虽以朱熹学说教人，但“不尽合朱子之意”。吴澄在偏离朱学，“和会朱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至有“宗陆背朱”之嫌。吴澄认为，所谓朱陆之争，实际上是朱陆的庸劣门徒们制造出来的，朱熹与陆九渊“二师之为教一也”。吴澄对元代书院的发展影响很大，他早年就读于临汝书院，从师于程若庸，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刻印象。他在《送临汝书院山长黄孟安序》中追忆说：“余昔游处其中，有宿儒揭领于上，有时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谈道义、论文章者彬彬也。昼之来集者如市，夜之留止者如家。”后又曾从师于程绍开。程绍开“尝筑道一书院，以和朱陆两家之说”。吴澄对书院有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了解。他本人长期以“草庐”为名从事讲学，还热心帮助和支持别人创办书院。如：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安乐夏友兰筹建鳌溪书院，吴澄“与闻其议”，亲自审阅举谏申办书院的公移文书；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曾到王氏义塾讲学并代订义塾规则，王氏义塾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获赐额江东书院。他多次应邀赴外地书院讲学，如：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讲学于永丰武城书院；次年讲学于江州濂溪书院。吴澄的弟子门人大都热心于书院教育，积极传扬“和会朱陆”的宗旨。虞集是吴澄最得意的弟子。 自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15岁起，直至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25岁，整整10年随吴澄游学。虞集对书院讲学十分重视，早年曾自号书屋为“邵庵”，晚年讲学于崇仁山中仍以“邵庵”为名，因来学者日众，至不能容，弟子们助其扩建规模，作邵庵书院。他经常应邀到各地书院讲学，关心各地书院的发展，对书院教育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书院记等有关书院的文稿10余篇。如：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作《慈利州天门书院记》，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作《西山书院记》，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作《故丹阳书院山长马君墓碣铭》，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作《鹤山书院记》、《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作《光泽县云岩书院记》、《兰山书院记》，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作《重修张岩书院记》，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作《尼山书院记》，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作《南轩书院新建藏书阁记》，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作《屏山书院记》、《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抚州临汝书院复南湖记》。为元代书院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吴澄的门人中还有不少创建书院或在书院中讲学，阐述“和会朱陆”的人。如：夏友兰，捐田500亩创鳌溪书院，书院宗旨为“必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收敛此心……其求端用力之方，在研读四书、五经、初非记览无益之书以夸情洽，雕琢无用之文以炫华藻”。吴澄赞其“悉明孔子之道，故其于先宋后宋所创书院之意皆兼而有之。”实际上是充分肯定其兼取朱陆之长而逊两家之短。又如：虞槃〔pan盘〕，虞集之弟，曾任全州清湘书院山长。包希鲁受教于吴澄，曾任龙溪书院山长，主张“教人必先德行而后文艺”。张鉴，深得吴澄赏识，曾任景星书院山长。值得注意的是，饶鲁、程若庸、程绍开、吴澄、虞集等都是有感于朱学的“支离”偏颇日甚，探索如何吸收陆学之长，以补朱学之短，从而力求发展和完善朱学，而走上“和会朱陆”的道路，也可以说是“由朱入陆”的。元代还有一批主张“和会朱陆”的学者，是“由陆入朱”的。他们同样有感于陆学的弊端丛生，欲以朱学之长补陆学之短，以发展和弘扬陆学。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史蒙卿、郑玉等。他们对元代书院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史蒙卿，自号静清，入元不仕，设教于乡，讲学不辍，众学者从之。在天台山讲学达八年之久。其门人为建静清书院。他主张：“学问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宋元学案·静清学案》)。明显反映了“和会朱陆”的学术特色。郑玉，讲学于师山，其门人因其地建师山书院。他明确提出“兼综”朱陆的主张，“(朱陆)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昌明道学为己任……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遽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他认为：“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师山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他主张应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见其长防其短，弃其短扬其长，“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惰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功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家山也。”(《师山集·与王真卿书》)在激烈复杂的长期学派纷争中，能有如此的识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元代书院在推动“汉化”方针，加速元代封建化进程中，在促进南北学术交流，和会朱陆之争中均有独特的作用。书院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完善。第五章 明代书院的新发展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阶阶段。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初步觉醒又从封建社会内部撼动着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样，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和加强思想控制，同要求冲破中央集权统治和解除思想控制的斗争进行着反复的较量。明代书院作为与民间，特别是知识阶层有著血肉联系的文化教育机构，对此有最敏锐的反应。明代书院正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激烈斗争中，获得新的发展。第一节 明代的文教政策与书院明代书院的发展与明代的文教政策有密切关系。明代初年，在结束了元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出现了所谓“洪永”盛世。在此期间，朝廷坚持“世治宜用文”的文教政策，集中精力发展官学和强化科举考试，并且取得明显的成效，官学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据《明史·选举志》称：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问于下邑荒徼、山陬〔zou邹〕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中央官学规模扩大，设施充备，制度完善，待遇优厚。有人称：明代中央官学“规制之备，人文之盛，自有成钧，未之尝闻也”。地方各级官学也普遍设立，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调动入官学读书的积极性，一度形成“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风气。正是在明代朝廷全力发展官学，强化科举考试的文教政策导引下，造成了明初近百年书院备受冷落，陷入沉寂状态。近代学者、书院史研究专家柳诒征先生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一书中指出：“明初教士，一归学校”，而“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先儒耳”。清代学者黄以周也曾说过：“学校兴，书院自无异教；学校衰，书院所以扶其弊也。”在这期间，有不少书院被并入地方官学或社学，连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自元末毁于兵火，一直无人问津，竟然“昔日规制不可见，惟闻山鸟相呼，山鸣谷应，余音悠扬，恍类弦歌声”(《白鹿洞志》卷十二，《游鹿洞记》)。著名的岳麓书院在明初也处于荒废状态：“破屋断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当时有人留下一首《书院废迹》诗：“峨峨岳麓山，前贤读书处。世远人亦亡，遗基尽荒秽。犹存北海碑，尚有南轩记。公暇一来过，徘徊发长喟！”(《岳麓志》)少数书院虽得以保留，主要是用作祭祀之所，如：洙泗、尼山书院只为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不复有讲学之举了。自明宪宗成化年间至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由于宦官势力膨胀，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加剧。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弊端丛生。官学学生“但取食廪年深者”，“只有资格”、“不讲学力”，“士风浇漓”、“不胜其滥”。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朝臣和读书士子担心文教事业每况愈下，强烈要求朝廷采取措施，“颁布明诏，广开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士气”(《明通鉴》卷三十三)。同时着手恢复书院讲学，以弥补或纠正官学和科举之弊。如：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南康太守李龄在白鹿洞书院旧址增建房舍，招郡人子弟相约其中，聘著名理学家胡居仁掌教事，“名士弦诵其间，而风教始著”，并立规约六条，“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审查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吸引“四方英明豪杰之士，相与讲论，切磋于其间”(《胡敬斋集》)。又如：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长沙知府钱澍修复岳麓书院，使“百数十年丘墟之地，顿觏大观”，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陈钢、杨茂元继续修复，至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再次“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以便“振文教于湖南，流声光于天下”(《岳麓志》卷七)。白鹿洞、岳麓两座著名书院的相继修复，确实起到了“流声光于天下”的作用。朝廷也一改长期对书院冷漠的态度，主动提倡建书院，如：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以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这都标志着明代书院全面兴盛时期即将来临。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书院进入极盛时期。“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其直接原因是王阳明、湛若水等一批名流大师倡书院以聚徒讲学。据《明史·王守仁传》赞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沈德符在其所著《野获编》中也说：“自武宗朝(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王新建(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故称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湛若水是一位“志笃而力勤”的教育家，55年间无日不授徒，无日不讲学，“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陈白沙，湛若水之师)，从游者殆遍天下”。有人统计，明代共建书院近1600所，其中正德年之前所建约500所，正德年之后所建约1100所。就是说，从朱元璋建明至正德元年(公元1368—1506年)近140年，所建书院，仅占明代书院总数的30%，正德之后同样不足140年(公元1506—1644年)，所建书院占明代书院总数的70%。而正德、嘉靖两朝(公元1506—1566年)共60年，却建书院达634所，占总数近40%，超过正德前140年所建书院的总和。在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及其弟子门人讲学活动的主要地区，书院增设更盛，如：江西书院达265所，浙江也达173所，广东(含海南)149所。三省之和近600所，占全国书院1/3以上。连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如甘肃、宁夏、贵州、云南等省区，也创建了不少书院，而且绝大部分为正德年之后所建。正德、嘉靖两朝对书院发展采取支持、鼓励的方针，促使书院蓬勃发展，结果发展规模扩大，书院数量猛增，书院讲学的宗旨和内容也出现不合官方意图的趋势。朝廷感到有失控的危险。尤其是不少书院被卷入朝野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引起朝廷的警觉，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操纵下，自嘉靖后期起，多次出现禁毁书院的事件。但是，书院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生命力，事实上是禁而不止，毁而难废的。纵观明代书院的发展，明初百余年，“国学网络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正德之后，“国学之制渐堕，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江苏书院志初稿》)王阳明等人聚徒讲学，倾动朝野，东南景附，远近相望，流风所被，书院顿盛。至东林书院兴，其讲学力主“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廷又采取了粗暴地禁毁措施，然而又禁而不能止。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后学与明代书院明初学术一宗程朱理学，有人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朝廷以推崇程朱理学，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非代圣贤立言之学不讲”。朱学日益支离琐繁，僵化呆滞，毫无创见，毫无生气。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在兵部主事任上因卷入宦官刘瑾与科道官戴铣等人的政治斗争，而遭贬谪至贵州龙场任驿丞。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潜心学术，反思检讨理学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埋头读《易》，并招来远近诸生相互讲论，创龙冈书院。颁《教条》以示龙场诸生，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相激勉。他首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而一以“良知”为倡发，一时“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用变”，轰动一时。“阳明洞”为贵州龙冈书院正门(选自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应邀讲学于文明书院，首倡“知行合一”之说，州县子弟伏俊者纷纷前来求教，“设问答疑或至深夜，诸生环而听讲者数百计”。从此，王阳明的“良知”之论，“知行合一”之说风行各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自此之后，王阳明先后在江西修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辐辏〔fucou服凑〕”；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讲学，“揭良知之教”，欲同门人共明此学；在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支持和邀请下“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新建、泰和等八方学者300余人环坐而听；又在广西建敷文书院，传播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学。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明中叶书院的蓬勃发展，书院的兴盛也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形式和场所。阳明之学“东南景附”，“风靡天下”，弟子门人遍于国中，所建书院也就遍及各地。浙中一带，王门弟子甚众，影响也极大。主要代表人物，有：钱德洪，早年即师从王阳明，同邑范引年等数十人会聚于中天阁，同学共进。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阳明出征广西思田，他与王畿“居守越中书院”，此后，“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she 社〕、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从王阳明学，“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黄绾〔wan晚〕，从学于王阳明，主张以“良知”之说为核心，吸收朱学“学与思”的“实地工夫”，曾两次与王畿展开“深辩”。吸引了众多学者，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气氛。此外，还有张元冲，为官江西时，辟正学书院，与东廓、洛村、枫潭联讲会，又建怀玉书院。程文德，被黜为信宜典史，应总督陶谐之邀，主苍梧书院。江右一带，王门弟子众多。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正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王时槐)、思默(万廷言)，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邹守益是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代表，一生从未间断讲学，先后筑复古书院、白鹭书院等。他特别热衷于联讲会，在复古书院讲学，春秋两季，“乡大夫在郡邑者，皆入会”。“延同门王艮及诸贤讲学兴礼，风动邻郡”，家居之后，“聚讲”不辍，“大会凡十”，“常会七十”，“会聚以百计”，他的足迹遍及江南大部地区，尤其江西境内，弟子动辄“以千计”。罗洪先(念庵)、聂豹(双江)与欧阳德、邹守益等都师事王阳明讲求良知之学，建龙津书院讲论，学者远集而至，称门人者半天下。聂豹在任福建巡抚时，建养正书院，“以明正学”。邹元标，阳明后学，曾因谏诤张居正而遭贬斥，又因上疏被谪贬南京三年，罢官家居，建仁文书院，聚徒讲学。天启初年，在京师建首善书院，与冯恭定一起讲学其中，并成为东林党的重要首领之一。苏皖一带王门后学，被称为“南中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黄省会(五岳)、朱得之(近斋)、唐顺之(荆川)、徐阶(存斋)等。苏皖地区盛行讲会，如：泾县水西会，宁国同善会，江阴君山会，贵池光岳会，太平九龙会，广德复初会，江北南樵精舍，新安程氏世庙会，泰州心斋讲堂等，都是王门弟子书院讲会的具体组织形式。湖北一带主要有蒋信(道林)、冀元亨(闇斋)等。蒋信早年从学于王阳明，后又学于湛若水，因此，主张“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兼有王学与甘泉学的思想成分。先后建正学书院与文明书院。学徒云集。山东、河南一带也有王学传人，如，穆孔晖(元庵)、尤时照(西川)、孟化鲤(云浦)等，分别在愿学书院、见大书院和湭〔qiu求〕西书院讲学。泰州学派是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而在学术旨趣上又大有别于阳明学派，其代表人物多出于社会下层，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常被称为王学“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近代的不少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均颇受其影响。泰州学派与明代书院的兴盛关系也极为密切。王艮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起，追随王阳明，朝夕相待，沿途聚讲，先后在会稽筑书院于城市中，又在广德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在泰州主持安定书院教事，后至金陵，与湛若水、吕柟〔nan南〕、邹守益、欧阳德等讲论于新泉书院。在王阳明去世后，弟子多前往会葬，而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四方从游者甚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何心隐，闻王艮为学立本之旨，遂放弃科举仕途，专事聚徒讲学，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伎杂流无不相从。后为避官僚严嵩的迫害，踪迹不常，所游几半天下，南至八闽，东至杭州，西至重庆，到处聚徒讲学，终被反对书院讲学的张居正拘捕而死。罗汝芳，在任宁国府守时，宣讲王阳明亲订之《南赣乡约》，后在京师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致仕后“与门人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黄，益张皇其学，所至弟子满座，而未尝以师席自居。”方学渐，曾任国子祭酒，后弃职专事讲学，主教于紫阳书院，创制了《崇实会约》，对书院会讲制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周汝登，先后讲学于天真书院、慈湖书院、鹿山书院，对书院讲会贡献颇多。可以说，明代书院因王阳明及其后学讲学而兴盛，而明代书院的兴盛也为王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第三节 明代书院的讲会和学风讲会(或称会讲)是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也是明代书院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院讲会之风大盛，是在王阳明的倡导下形成的，实施于书院教育中，逐步成为一种相当完备的制度。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最好的方式是经常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世利纷华之染日远日疏，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讲会类似于近代的学会组织，以书院为中心，联合附近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主持，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当时著名的学会有：惜阴书院讲会，东林书院讲会，关中书院讲会，紫阳书院讲会，姚江书院讲会，还有：同善会，水西会，西原会，青原会，云兴会，依仁会，天泉会等。讲会都有特定的规约，所谓“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制订的《学约》、《会约》、《会规》详细明确地标明宗旨、组织、仪式、程序等。现摘录《崇实会约》为例，以见一斑：《崇实会约》是桐城方学渐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主持紫阳书院讲会新安六邑大会时，聚讲数日，临别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共十二则，现存十一则：一、会有统；二、会有期；三、会有仪；四、会有图；五、会有辅；六、会有指；七、会有录；八、会有论；九、会有程；十、会有章；十一、会有戒；十二、……在“会有戒”条下，列有下列戒规：学贵下，傲心宜戒；中贵虚，满心宜戒；功贵恒，怠心宜戒；入贵巽〔xun逊〕，躁心宜戒；养贵静，荡心宜戒；应贵直，机心宜戒；器贵宏，褊心宜戒；欲贵寡，贪心宜戒；用贵节，侈心宜戒；识贵超，习心宜戒。紫阳讲会有严密的组织，设会宗、会长、会正、会赞、会通诸职。会宗“主盟阐教，躬执牛耳”，由各县推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会长处理会中一切事务；会正协助会长处理会务；会赞综理庶事，应酬来学；会通专管报事约友，通报联络，由才敏童子担任。讲会有规定的日程：讲会分月会、年会两种，月会每月初八、二十三各举行一次，巳时开讲，申时散会。年会在每年九月十五日(朱熹生日)或三月十五日(朱熹忌日)。每会各举行三日。讲会有隆重的仪式：开始时举行释菜(以果蔬祭先圣先师)典礼，祭孔子及宋儒；会日，由会赞设朱熹神位，供香案；会友至，首揖朱熹神位，次揖会宗，再次揖会长以下。交实录于朱熹神位前，就坐于堂前位中；会宗或会长宣读讲义 一章后，歌诗一章；少选，再进讲，再歌诗；少选，查实录，赏罚讫，登记考核成绩；布席，饭讫，撤席，复坐，质疑问难，议事辨礼，至下午申时，揖朱熹神位及会宗、会长，歌诗而散。讲会的内容，除“四书”“五经”外，理学家的著述、语录等都是讲论的材料。每次会讲，先由会宗预选一章，誊发给会友，会日进讲，又选邵雍、程颢、朱熹等理学家的诗数十首，在会讲时歌唱，散会后，会友要各备日录一本，记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读何书，吐何论。须忠实记载，于下次会讲时交会，与会友共睹，以备查核。紫阳讲会是尊朱辟王的。其他讲会也各有所宗，所以讲会演变成一种稳定的学术团体，有的还带有某种政治团体的色彩。明代书院讲会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来阳明学派的兴起，对明代书院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王阳明提出：“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其次是平等论学，求同存异，不株守门户，不以己见强加于人，提倡在学术论争中兼容宽量，具有一种豪杰之气，侠义之风。第四节 东林书院和明末书院遭禁明代后期的书院以徽州、江右、关中、无锡四处为最盛，其中无锡的东林书院更为著名。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有东林，所有书院都被称为东林。江苏东林书院石牌坊(选自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东林书院原是程颐的门人杨时讲学的地方。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就其地建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就此讲学。据记载：东林书院，也称龟山书院，在无锡县城东南隅。当顾宪成、高攀龙讲学时，岁两大会，月一小会，各三日，一切仿效白鹿洞书院学规，“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东林书院所形成的东林学派，基本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反对王学末流的放诞、任性，不务实学，无所归宿的陋习，主张人人提倡气节，个个讲求实学。“相与共图兴复”，“以崇先哲之懿范”，“坐收濂洛关闽之胜”。顾宪成亲自制订了《东林会约》，明确提出“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四要”为：知本、立志、尊经、审几。“二惑”为：不当惑而惑、不必惑而惑。“九益”指讲学有九大好处，如：以道义相切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广见博闻，预筹未来，起旧图新。“九损”是指人们讲学、治学中所常犯的毛病，提醒学者多加警惕，竭力避免，如：比昵狎玩，党同伐异，假公行私，评议是非，谈论琐怪，文过饰非，多言人过，执事争端，道听途说。东林书院闻名于当时，不仅因为其学术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它把学术活动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社会地位，也招来了反对者的忌恨。据《明史·顾宪成传》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也多。”“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是东林书院树立的新学风，东林书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学术组织，而且成了一个舆论中心，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当时凡是与东林书院有关系和有来往的人物，都被指控为“东林党”，后来，甚至与东林书院全无关联，只是与当权者意见不一，也被视为“东林党”，而遭受迫害，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榜标，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正因为东林书院坚持“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学风，遂招致一些当权者的忌恨。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屡兴冤狱，制造东林党案，杀戮左光斗等，遂殃及东林书院，进而魏忠贤更视所有书院都与东林为同党，一律严令禁毁。史称：天启五年八月“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天启六年，“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明史·熹宗本纪》)东林书院遭受禁毁，已是明末第四次禁毁书院。早在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公元1537、1538年)，正当书院蓬勃发展之时，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建议禁毁其所创书院，以正人心。次年，吏部尚书许赞再次提出：“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朝廷准其奏，令拆毁书院。嘉靖十六年、十七年，连续两次禁毁书院，均因当时在朝执政者多尊朱学，而反对王、湛之学，遂对王、湛等广建书院，聚徒讲学，怀恨在心，妄加罪名，严令禁毁，开启了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发展的恶例。明末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执政时。《明史》称：“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明纪》记载稍详：“七年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为公廨。”《明通鉴》更说明了禁毁的缘由。“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si思〕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张居正禁毁书院的主要目的是整顿和强化思想控制。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应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张居正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夫昔之为同志者(指当时在书院讲授理学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导趋为事。大者撼摇朝廷，[爽字去爻换女]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群聚党徒”，“空谈废业”，“徒侣众盛，导趋为事”，是给书院妄加的罪名，“科敛民财”更是一个借口，实在原因是担心书院讲学会“撼摇朝廷，[爽字去爻换女]乱名实”。第四次禁毁书院，即魏忠贤制造的禁毁东林书院，扩及全国书院，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明代书院由明初的多年沉寂到明中期的空前兴盛，又到明末的连续遭受禁毁，这种忽衰忽盛的曲折历程，正好说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政局不稳，已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很值得深思。第六章 清代书院的衰落和改学堂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到清代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第一节 清代的文教政策和书院发展明中叶书院的兴盛和讲会制度的发展，曾经带动了学术的活跃，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情，也招致统治集团的恐惧，从而采取了连续禁毁的极端措施。清代统治者在统一全国之后，吸取明代的经验教训，对书院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就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但是，书院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简单的禁令又会加剧社会矛盾，所以又在严密控制下有限度地允许书院讲学，并且开始表彰某些书院，如：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应湖南巡抚袁廓宇之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以“表彰前贤，兴起后学”。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手书“学达性天”匾额赐给朱熹当年所建武夷五曲书院、婺源华阳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又手书“大儒世泽”匾及“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的对联，赐给福建考亭等书院。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再书“学宗洙泗”匾额赐苏州紫阳书院。透露出支持尊崇程朱理学书院发展的意向。但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仍宣称：“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业者少，则教泽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纳污。”因此，对请求聘师建书院者，仍是“部议不准”。对私人创办书院仍严加限制。从雍正十一年起，在禁止私人创办书院的同时，却开始提倡官办书院，首先在各省会所在地兴建或恢复书院一二所，并拨给帑金以资膏火。雍正十一年世宗谕令：近见各省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兢之习，则创建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砺行，有所成就，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有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实弊，乃朕之所厚望也。根据这则谕令，各省陆续兴办书院，并使之成为省内的最高学府。先后修复或创建的书院有：保定莲池书院、济南泺源书院、太原晋阳书院、开封大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南昌豫章书院、杭州敷文书院、福州鳌峰书院、武昌江汉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西安关中书院、兰州兰山书院、成都锦江书院、肇庆端溪书院、广州粤秀书院、桂林秀峰书院、昆明五华书院、贵阳贵山书院、北京金台书院、桂林宣成书院、沈阳沈阳书院，共23所。在这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设立书院，“或绅士出资建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复。”各级书院多被纳入了官学的轨道。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屡有诏谕，乾隆关心书院发展，命督抚、学政慎选山长，奖励成绩卓著者，要求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如：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谕：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于学校所不及……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桯课，使贯通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清代统治者在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控制的力度。书院逐步变成仅是“广学校之不足”的官学附庸，书院主持者和主讲人多不再讲学修德，只是应付科举考试，读书士子也多迷恋于八股试帖，领取膏火。衡量书院成败得失也多以登科人数多少为准。 书院讲学的主动性大为降低，学风日渐腐败。统治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书院山长，“遂致徇情延请，有名无实”，教学“其日所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生徒一味追求“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而不肯去者”，“各省书院，日就废弛，均系有名无实。”尽管如此，清代书院的发展并非全无成就。清代书院发展也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清代书院数量空前，分布地域甚广。曹松叶在《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统计，清代书院共有1800余所，近人统计，清代书院3000余所。不仅内地沿海各省区广建书院，许多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也建有不少书院，如：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宁夏都有书院。特别是台湾地区，清代创立的书院60余所，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载列海东书院、崇文书院、南湖书院、正音书院、引心书院、蓬壶书院、李楼书院、凤仪书院、屏东书院、玉峰书院、宏文书院、白沙书院、文开书院、龙门书院、兰田书院、英才书院、登瀛书院、明道书院、学海书院、明志书院、仰山书院、崇基书院、文石书院等共23所。其次，官办书院占绝大多数，除各级官府以公银建立外，也有各级官员出私产创建者。据曹松叶统计：清代书院1800所，地方官府创办1088所，占60.44%；督抚创办186所，占10.33%；中央京师创办6所，占0.33%；敕奏创办(朝廷特批)101所，占5.61%，合计官办1381所，占76.71%。民办只有182所，占10.11%。再次，商人出资创办书院增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中国长期存在“重儒轻商”的传统观念。不少商人在取得经济地位后，也想在文化上，进而在政治上谋取一定的地位，因此希望子弟染被儒风，获得科第功名，积极捐资赞助书院或支持官府专为商籍子弟开办书院。如：杭州就有徽商与盐运官员共同创办的崇文、紫阳两大书院。又如：安徽旌德县洋川镇谭子文早年曾弃学从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起筹建书院，倾其全囊，用银20000余两，花费三四年时间建成规模宏大的毓文书院。又如：盐商马回琯〔guan管〕独立出资，在甘泉书院旧址重建书院，称梅花书院。广州盐商王贵购旧宅一所，占地八亩余，建越华书院，“以备众商子弟藏修息游之地。”此外，典当业、茶业、棉业、丝绸业的商人也有捐资建书院或为书院提供经费资助者。清代末年更有外国士商捐资建书院者，如：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就是由外国在沪轮船公司捐资建成的。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上海电报局总经理经元善出资创办过经正书院。这预示着新的教育形态在逐步萌芽和成长。第二节 清代独具特色的书院清代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成同官学无区别的考课式书院，并同官学一样沦为科举的附庸。但也有几所独具特色、影响极大，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院。(1)黄宗羲和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著名教育家黄宗羲创办的。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黄宗羲应众门人之请，赴宁波讲学，遂创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原为甬上证人讲社，又称甬上讲经会、甬上五经会。甬上，即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一带，素有结社讲论之风，故家子弟多结文社。先后有秋水社、澹园社、文业之会，又有策论会。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策论会曾联合甬上27人，集体到余姚黄竹浦向黄宗羲拜师求学，返回宁波后，成立讲经会，根据黄宗羲“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的思想作为讲经会的宗旨。讲经会一反明中后期“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学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反而招致“阖郡惊疑”，甚至有人“间出违言”。黄宗羲为了支持讲经会，欣然应邀至甬上讲学，正式创立甬上证人书院，并亲主教席。甬上证人书院不设固定的院址和讲堂。多借僧寺、祠堂，或在学生家中讲习，颇像一个流动的讲学团体、学术团体。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强调穷经、读史、经世，力改明末空疏浮华浅薄的鄙陋学风。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指出：“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重视发扬经史致世的学风，是黄宗羲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甬上证人书院的独特学风。甬上证人书院，除重视经史、文学之外，还重视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技知识的传授，有弟子回忆说：“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厉，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郑梁：《寒村杂录·寒村七十寿序》)以经术为本，辅之以史学、文学，以及天地律算诸学，归之于“经世”、“应务”，因而使“讲堂痼疾，为之一变”。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教学中，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从，不专主一家之说，而要“参伍而观”，“积思自悟”。这正是黄宗羲明显的实学思想和初步民主意识在书院讲学中的表现。(2)颜元和漳南书院颜元，明末清初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和卓有贡献的教育家。其思想特点是重习行而不尚空谈，因而改号习斋。 一生潜心自修，边事稼圃，边读书教学，不喜交际，不慕名利。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李塨〔gong工〕。后人称其师生的学说为“颜李学派”，其突出特色是“实”，强调“实文，实行，实学，实用”。在教育上强调习、行、动。漳南书院，原为河北省肥乡县屯子堡所建的一所义学，县丞许三礼题此义学为“漳南书院”，郝文灿主持该学，因问学者日众，感到有必要另觅师长，以满足来学者的求学要求和愿望。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郝文灿远涉数百里之遥到河北博野造访颜元，意欲聘请颜元前往主持漳南书院。开始颜元未应，后经反复力请，颜元才答应受聘，赴漳南书院任教。但因漳水时常洪水泛滥，终于将院舍冲毁。颜元在漳南书院任教仅四个月，即归里还乡。颜元在漳南书院任教的第一天，即在欢迎他讲学的开讲仪式上，讲读了他精心准备的《习斋教条》，表示要在漳南书院推行周公、孔子的六艺之学。他说：昔周公、孔子，专以艺学教人。近世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只在二七日习八股举业。(《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颜元在漳南书院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为漳南书院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远景发展规划。请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牓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牓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书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悬许公“漳南书院”匾，不轻改旧称也。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皆北向。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以智仁圣义中和之德，孝友睦姻任恤之行……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左处宾价，右宿来学。(《颜李丛书·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颜元以复古的形式，构想了一个近代分科大学的蓝图。虽未能得以实施，但却提供了一幅发人深省的近代教育的早期理想模式。(3)阮元和诂经精舍、学海堂阮元(公元1764—1849年)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高峰，故又称乾嘉学派。其学术宗旨为“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以六经为根柢，由古书文字音训求义理，故也称汉学或朴学。清代自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以后，积极兴办省城和州府县官办书院，书院数量大增，然而书院固有的讲学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师徒醉心于应考的时文帖括，只求功名，不务实学。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寻求改革的呼声日起，人们积极探索改革的途径。如：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在《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中，要求天下书院慎选山长，并“仿苏湖、白鹿之遗意以为教，入其中者先行谊而治经治史、务使各尽其材，以核其实，而勿责以科举之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陈宏谋(公元1696—1771年)为紫阳书院新订条规，要求“每月课文两次，讲书六次，或四书，或经，或史，不拘长短”。钱大昕、杨绳武、卢文弨〔chao超〕、章学诚等都曾进行过改革，中心思想是“穷经学”，“通史学”，“博文道古”，“通经致用”，以摒弃举业时文，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阮元走上了弘扬汉学，恢复书院优良传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