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这么大的事情，那钱庄老板，本该早就卷起家当，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只是这天下午，丹州城里，县长设下筵席，为吴大员饯行，席间，吴大员记起了这个老板，也请了他去，要没有这事耽搁，这老板今天也就溜回山西离石了。 这老板在酒席上，承蒙抬爱，受宠若惊，多喝了两杯，眼下，正在屋子一边喝茶，一边哼着山西梆子。听见敲门声响得紧凑，有些犯疑，本不想开。又一想，后九天新败，各人都忙着顾命，谁吃了豹子胆、老虎心，敢此刻到这丹州城寻衅，况且吴大员还在城里。想到这里，便睁着醉眼，哼哼唧唧，一步三摇，前来开门。 门开处，醉眼望去，只见敲门的，是一个庄稼人。钱庄老板正想训斥几句，不料想那人抢先一步，抬脚进门，然后“啪”的一声，将门关了，转过身子，盯住他问道：“掌柜的，你还认得我么？” 一听这话不善，钱庄掌柜细细一瞅，认出了这正是陪黑大头闯丹州城的那个青布长衫。那酒，经这一吓，立即就醒了大半。 钱庄掌柜知道这番是凶多吉少了，于是强作镇定，说有话好说，这间屋子当街，天大的事情，到里屋去谈。说着，自己先扭头向里屋跑去。 杨作新知道里屋有暗道机关，上一次已经吃了一回亏，这次，焉能再上当。好个杨作新，快走两步，赶上前去，飞起一脚，将钱庄老板踢翻在地，复一脚，踩住了他的胸口。 钱庄老板还在嚎叫着喊“饶命”，杨作新不再多费唇舌，从腰里掏出个杀猪刀，像杀猪一样，一手按住人头，一手将刀尖插入钱庄老板的脖子，插透了，左边一按，右边一旋，那颗人头，就握在自个手里了。 杨作新说：“没你这颗人头，我杨作新就出不了丹州城了。”说罢，解下腰带，绽开，将人头裹了，背在背上。屋里腥气太大，杨作新好容易挨到天黑，离开秦晋钱庄，回到客栈。 这天夜里，约莫二更时分，守城门楼子的两个哨兵，看见有一个小媳妇，一扭一扭地，闪过山墙，从街道上过来了。小媳妇来到城门洞里，用手拍着门环，叫喊着要出城去。 两位哨兵，用手扶着城墙上的矮墙，说道：“谁家的小嫂子，城里的规矩你不懂吗？天一擦黑，就得关城门，不准出进。当今乱世，城门一开，放进来了共产党，你担当得起吗？” 小媳妇听见有人搭了茬，停止了拍门环，出了门洞，来到当街站定，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开了，说她的娘家兄弟病了，她来城里抓药，现在，药倒是抓上了，可是出不了城，眼见她的兄弟，这十亩地里一棵苗，现在就要蹬腿咽气了，她却被阻在这里。 守城的士兵，正觉得这一段寂寞的时光难熬，见有人打搅，也觉得开心，就在这城头上，和这小媳妇，斗起嘴来。一个说：“什么娘家兄弟，该不会是你老公吧，老公殁了倒好，从此以后，没人管束你了。”另一个说，他多年行伍出身，干熬着的身子，早就想侍候侍候俏娘们了。 那夜，月亮已经有了，月光很白，照着这小媳妇的一张俏脸儿。 月光下，小媳妇指着城头，回嘴骂道，她要攀上城去，撕破这两个丘八爷的臭嘴。一会儿，想起城外的害了紧病的兄弟，又号啕大哭，并且说，不准她出城，她就撞死在这城门上。 哨兵中年老的一位，这时对那年轻的说：“你去看一看吧。赶走她，当心她真的撞下人命。” 那年轻的哨兵，早就盼着这句话，听了，立即应了一声，然后倒拖着枪，顺着台阶，腾腾腾地跑了下来。 那小媳妇见来人了，非但不跑，反而直往门洞里钻。一会儿工夫，和那哨兵，便在门洞里扭作一团。 那老年哨兵，见年轻哨兵下去了好一阵，还不见上来，又听见门洞里，传来厮打的声音，间或，还有小媳妇的哭声，和喊叫“救命”的声音。 老年哨兵听了，也倒提着枪，下了台阶，他是也想去占一阵便宜，还是想去劝阻年轻士兵，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老年哨兵刚刚下了台阶，转过弯儿，这时，一个黑影，蹿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沿着台阶直奔城楼。 这是杨作新。杨作新上了城楼，来到那根竹竿跟前，一使劲，搬弯了竹竿，从竹竿顶上，取下那只木笼。 他打开木笼，从木笼里取下那颗人头，然后从自己背上的包袱里，取下另外一颗，仍旧装在木笼里，关好。 这叫调包计，或者叫狸猫换太子，黑白氏的主意。迄今为止，一切按计划行事。可惜，当杨作新换了人头，又去弯那个竹竿，想将这个木笼重新挂上的时候，过于紧张，用力过猛，那竹竿“啪”的一声，断了。 响声惊动了城门洞的两个哨兵。哨兵吃了一惊，舍了黑白氏，一前一后，跑出城门洞儿。他俩仰头往城墙上一看，看见月光照耀下明晃晃的城头上，别说木笼，连那个挑木笼的竹竿也不见了，倒见有个人影，正在低头忙活什么。 两个哨兵，吆喝着，一边顺台阶往上跑，一边拉动枪栓。 杨作新见状，明白这调包计已经不行了，事情已经败露，本该，杀了这两个哨兵，取出他们身上的钥匙，冲出城去，也是一条办法，可是，黑大头的头，还没有安在他的身上，况且那半大孩子黑寿山，还在客栈里。想到这里，他也不再管那该死的竹竿，从容地将这装着人头的包袱，背在背上，然后手端着枪，顺着台阶走了下来。 杨作新冲着两位哨兵，说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两位兄弟，那人头还在木笼里，好端端地放着。我只是个过路客，听说这丹州城严密，想取下人头，和二位耍耍，江湖上传传名字而已。” “既然手气不顺，我也就绝了这个心思了。二位不必惊慌，人头还在，你们可以交差，不过是要另换个竹竿，将木笼重新挂上而已。怎么样，两位爷们？” 杨作新说着，一边用枪，在两位的脸前比划，一边往后退着，仍旧退到那木笼跟前。 两位哨兵上了城楼，见木笼还在，木笼里的人头还在，心先放下了一半。杨作新见了，又从腰里，掏出些银钱，丢在二位脚下，说道：“是朋友，让条道儿，从此两清；不是朋友，今天你死我活，如何？” 两位哨兵听了，互相看了一眼，悄悄地从地上捡起银钱。 杨作新见状暗喜。但他也怕迟延，怕那两个哨兵拿了钱又变卦，于是倒退着步子，下了台阶。 黑白氏早在那山墙头上等候。两人相跟着，便往客栈里匆匆而去。到了客栈里，叫起睡着了的黑寿山，上山去寻那黑大头的半截身子。 白日，黑白氏将该办的事情都办了，现在，道路熟悉，三人来到七郎山上，找到了黑大头那半截身子。黑白氏用一根缝麻袋用的大针，粗针大线，将人头草草地缝在了脖子上。缝好以后，仍旧放在土里，杨作新拿起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铁锨，将尸体掩埋了，堆起一个土包。土包的一左一右，埋的是张三李四。 至此，黑白氏从荒地里，折来一根旧年的蒿草，掰成三截，权当是香，插在坟头。插好香后，唤过黑寿山过去，跪着给黑大头叩了三个响头。黑白氏跪着叩头，叩着叩着，哭了一声，声音刚刚出口，杨作新咳嗽了一声，黑白氏赶紧捂往了自己的嘴巴。 杨作新站在一旁，看着这孤儿寡母，心中颇有一丝凄然。他默默地对黑大头说：“大哥，你该瞑目了，那后九天的兄弟，都有了个好的归宿。钱庄老板那里，仇也报了，如今代替你的，正是他的人头挂在那里。至于那吴大员，他的大限，想来也不远，通往西安的路上，有人在等着他哩！” 这七郎山上，不敢过久延挨，一行三人，当即下了山，重新回到客栈。回到客栈，大家不敢合眼，只等天明以后出城。也不知那两个哨兵，会不会张扬，杨作新想到这时，颇有几分担心。 那两个哨兵，目送着杨作新与黑白氏走远了，才回过头来。今晚这事来得尴尬，两个都有些心慌不定。将银钱塞进兜里，两人去搬弄竹竿，重挂木笼。 竹竿只是从根上断了，重新安上，还可以用，只是短了半尺。挂那人头时，年轻的一位，觉得木笼轻了许多，借着月光一看，不是黑大头的头了，吓得忙唤另一位。 另一位老兵，是个兵痞，他走上前来看了一眼，说：“你瞎说什么，谁说不是的！”又说：“不管它了，挂上得了。咱们不说，谁也不知道，一会儿交给下一班，就没咱们的事了。”两人说着，将那木笼重新挂起，一会儿接班的来了，交过岗，两人回被窝数银钱去了。 到了早晨，城门一开，杨作新赶紧备好驮子，扶黑白氏上驴，又抱起黑寿山，放在驴屁股上，完了，牵着毛驴，上了街道。走到秦晋钱庄门口，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说昨晚上这里出了人命，那钱庄老板，叫人杀了，只剩下这下半截身子，满屋寻找，不见了人头。有人正喊要报官。杨作新见了，不敢停留，牵着毛驴，匆匆而过。到了城门洞，一切如故，和昨日进城时，没有什么变化，杨作新壮着胆子，牵着驴，另一只手按着枪，从哨兵跟前，大模大样地出了城。出了城后，怕后边有追赶，朝驴屁股上拍了一掌，毛驴撒着欢儿，上了一条山间小路。 却说那城里，左邻右舍见钱庄老板的人头，昨天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过了一夜，就不见了，心中害怕，有好事的，赶忙去报官。县长见了，带人来勘察了一番，也看不出个究竟，只好叫人将那半截身子埋了，将这钱庄就地查封。 那吴大员定好今日启程，昨天多贪了两杯，起身得迟了点，这时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听说那钱庄老板的人头，说声没了就没了，心中惊疑，又问这钱庄里，可曾丢了什么东西。刚刚勘察回来的县长，回答说，只丢了一颗人头，别的东西，一件没丢。吴大员听了，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他要县长到城楼上去看一看，看城楼上挂着的那颗，还是不是黑大头的。 县长换了件衣裳，去了一会儿，回来后又惊又怕，说那城门楼子上竹竿挑着的，果然不是黑大头，而是钱庄老板的人头了，两个哨兵，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谁竟有这日天的本事，鸡不鸣狗不咬地，就把个人头换了。县长又说，把昨晚上站哨的，唤来，挨个儿问，不信查不出来。吴大员阻止了他，吴大员说，你省事些吧，哨兵一班一班地换，你去问谁去，就是谁手上出的事，谁也不会承认了，再说，这桩事也就不提它了，省得惹人笑话，且让这钱庄老板，李代桃僵，挂在那里，风光上一回吧，反正过上几天，苍蝇一擞，那面目也就看不清了。 县长听了，也觉得这事不提为好，当下省了一桩心事，接下来，又想到这不速之客，能干出这桩事情，那么要取他的人头，也不是太难的事。当时便摸着自己的脖颈，脸色十分难看。 县长的神色，吴大员尽瞧在眼里，老实说，他虽然面皮上不动声色，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实在不踏实。他意识到自己该启程了，于是打个哈哈，起身拱手，与县长告别。 吴大员行前，突然想起，那后九天人马，既然和钱庄老板过不去，那么和他，岂能善罢干休，陕北前往西安的路上，一向不太太平，说不定，有人就在梢林里等着他，准备打黑枪呢。想到这里，遂吩咐随行人员，备一只船只，渡黄河去，过了山西，取道风陵渡回西安。 吴大员棋高一着，跨黄河去了山西，害得山林中那些土匪，张大眼睛等了好多天，直到听说吴大员已在西安露面，才断了这份想念。至于那钱庄老板的人头，却在这丹州城的城门楼子上，挂了很久，直到风干成一个骷髅，才被取下。过往百姓，都知道那上边挂的是谁，于是一边笑那政府，一张大纸糊在脸上，硬装门面，一边指着人头，告诫世人，可不要做那造孽的事情，提防半夜敲门。百姓们评评说说，指指点点，这丹州城城门楼子上的人头，几乎成了丹州一景，就是时至今日，还有人把这当古话说起。 闲言少叙。却说杨作新一行，离了丹州城，惊魂未定。怕后边有敌人追赶，驴蹄翻飞，一路小跑。到了晚上，人困驴乏，一打问，已经到了邻县县境，大家方才心定。 当夜，就在一家行人小店歇息。那黑白氏骑了一天的毛驴，腿脚酥软，驴子站定后，她闪了两闪，竟像长在驴身上一样，下不来了。倒是黑寿山，腿脚麻利，一侧身，溜下了驴背，然后脱了裤子，翘起屁股，叫杨干大看。原来是驴的脊梁杆子，将他的屁股磨破了，红蜡蜡地流血。杨作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说看见了，叫他把裤子穿好，然后去驴背上，去取黑白氏。杨作新力大，夹起黑白氏的腰身，轻轻一提，黑白氏便离了驴背，被款款地放在地上，像个木偶人一样站定。 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步子就徐缓了下来，骑驴婆姨赶驴汉，沿着那条走西口的道路，穿越陕北高原，向北而行。这是送黑白氏母子，去黑白氏的娘家袁家村。后九天早已成了一片废墟，去不得那里，而黑家堡，因为有当年黑大头吊打伯父的事，归路也断了，想来想去，黑白氏要杨作新，送她们母子俩回袁家村去。 七郎山上，安葬了黑大头，不管怎么说，黑大头也算是入土为安、全尸回家了。想到这里，那黑白氏，也觉得自己对得起夫妻一场了，从此不再想他，把一应前尘往事，渐渐丢在脑后。 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眼前山迎山送，应接不暇，黑白氏久居后九天，好久没有到世界上走走了，看到眼前的景象，她的脸色，也渐渐开朗起来。 从长相上看，那杨作新与黑白氏，倒像是般配的一对儿，一样的修长身材，一样的小白脸儿。心情开朗，遇到有水流的地方，黑白氏说一句“他干大，不忙着赶路”，便勒往驴儿，走到水边。她踩一块列石，打开发髻，散开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水里洗了，然后在头上，重新编好盘好。脸也捎带着洗了，洗罢脸后，拿出一点官粉，扑在脸上，于是一张俏脸儿，愈见嫩白。 时至今日，杨作新的力气已经长圆。历经炮火与硝烟的熏烤，他的面容显得有些憔悴，脸上也露出疲惫之色。嘴唇上，鬓角上，开始扎满浓浓的胡须。他的原来笔挺的身板，现在微微有些驼了，两个肩膀，也有些前倾。他穿一件对襟的粗布衫子，腰里围一条腰带，头上，白肚子手巾扎成英雄结。他更多的时间是牵着驴缰行走，不过，遇到山势平缓，道路宽些的地方，他也放了缰绳，让黑白氏拎着，而自己，跟在驴的背后，反剪着双手，身子一闪一闪地走着，像个真正的赶脚汉。 山野寂寥，看不尽的荒山秃岭，走不完的绵长山路，在这样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和一头驴的碎步，清晰地响在山间，于是给人一种空旷感和压抑感。杨作新耐不住这旅途的沉闷和环境的挤压，扯开嗓子，大声地吼叫起来，如果有歌词，这叫“信天游”，如果没有歌词，只一味地嚎叫，这叫“喊山”。 随着一声嚎叫，四面山上的崖娃娃，齐声应和起来，轰轰隆隆地，一阵接着一阵。 随着喊声四起，黑白氏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看到身边这个男人在显示力量，发泄情绪，她理解地望着他，并且在抿着嘴笑。年幼的黑寿山，也被这喊声惊动了，他饶有兴趣地支起耳朵听了一阵，也仿效杨干大的样子，喊起来，一边喊一边高声大笑。喊完了，他问杨干大，是什么在回应他。杨作新说，民间的说法，这叫崖娃娃，科学的解释，这叫回声，声音碰到四面山上，折了回来。黑白氏听了，笑着纠正说，杨干大说得不对，这既不是崖娃娃，也不是回声，小时候她做女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喊，一个过路的白云山道人告诉她，这是应声童子，每一面山崖的里边，都站着一个应声童子，等候着回人的话。黑白氏还说，那道人说，你离山崖远一点喊，当心离得近了，被山崖吸了进去，也被留作应声童子。 许是想起做女时的情景吧，黑白氏的脸上，掠过一阵红晕。她本来就是个风流的人儿，自嫁了黑大头，安生了下来，尽一个女人的本分，如今黑大头一死，没有管束，想到自家的自由身子，她不免有些放浪起来。 节令正是阴历五月，山丹丹开花的季节。“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在那山岗的背坡上，开着一片山丹丹，红艳艳的。陕北女儿家，有几个不知道这种野花的，黑白氏见了，却明知故问，问这是什么，接着又央他杨干大，采一朵来，她想瞧瞧新鲜。花儿拿到手中，她端详了一阵，便掐去秆儿，插在了鬓边。 杨作新瞅着她往鬓边插花，看得有些出神，他突然想起丹州城门洞里的事，于是问道：“嫂子，那天晚上，城门洞里，你没让那两个烧脑小子，占了便宜？” 黑白氏听了，脸色一红，她说：“没有，哪能呢，我在裤带上，绾了个死疙瘩！” 杨作新突然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该问这话，便止了口。 黑白氏正等着杨作新，将这个话题继续拉下去，见杨作新突然停了，不免有些遗憾，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她说，那天夜里，住在小店，裤带上那个死疙瘩，她死活解不开，急得没法，想叫杨作新帮她解，又嫌羞，最后，硬是自个用牙咬着，解开了。 杨作新想到，黑白氏弯着腰，用牙齿咬裤带的样子，一定很有趣，他笑了起来。他轻轻地拍了一下驴背，驴惊叫了一声，步履快了。 当天夜里，歇息在一个叫交口河的行人小店里。这类小店，通常只有一孔窑洞，一面大炕。晚上，一行人洗漱完毕，店家是一个老头，为行人做了一顿可口的面食：荞面饸饹羊腥汤，做完以后，便偎在锅台跟前，早早地睡了。 两边都是大山，中间夹一条清澈的溪流。这家小店，就在溪流的旁边。夜来，明晃晃的一轮大月亮，升起来了，照得半面窗户，一片雪白。杨作新与黑白氏，见老头睡了，也就铺了被子，早早睡觉。原来这种小店，也只有一床被子，被子奇大，可以将整个大炕严严实实地盖满，人称“塌伙被”。早年的这种走西口路上的行人小店，用的都是这种被子、这种大炕，所以并不是这家主人的独出心裁。 往日，睡这种“塌伙被”的时候，总是杨作新在一侧，黑白氏在另一侧，中间夹个半大小子黑寿山。黑大头新丧，一干人还处在悲恸之中，再加上旅途劳顿，心中耽事，所以每日夜里，那黑白氏搂着孩子，一觉天明，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自打后九天寨子，初次见了杨作新，黑白氏心中已暗暗钟情于他，只是碍着个黑大头，不敢造次。如今一路走来，一路上难免碰头磕脚，疯言浪语，也时有点掇，那黑白氏一颗不拘的心，早就野了。 今夜，也是黑白氏有意，她抱起孩子，首先在炕的一侧睡了，孩子放在了炕圪崂，她则横在了炕的中间。杨作新见了，无奈，只得在炕的这侧挨墙睡了。不过，炕很大，叙述者也曾经睡过这种走西口途中行人小店的大炕，赤条条八个后生，头枕炕沿，脚蹬窑掌，辗转反侧，仍有富余，所以，此刻的杨作新，距黑白氏尚有相当距离。 那个开店的老头，蜷曲在灶火口的柴堆上，正在呼呼大睡。门外的溪流，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月亮不停地移动，慢慢地将它的光芒，漂白了整个半月形的窗户。 黑白氏在哄着儿子入睡，一边哄着，一边蜷起膝盖，将一只小脚，搁在了杨作新的身上。那黑白氏在哄孩子入睡的时候，还不停地哼着酸曲，那酸曲，正是我们前边谈到的撩拨人心的那种：秃脑小子你赶快睡，害得你干大活受罪！ 黑白氏反复地哼着，哼到“干大”二字时，还不停地用她的小脚，去蹬杨作新。杨作新明白了，这正是所谓的“骚情”，于是佯装不知，听任黑白氏的小蹄儿蹬达。 “干大”这个称谓，在陕北，一般说来，是对有一定的人望的、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男人的一种尊称。当然。这个“干大”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上面谈的是广义，就狭义而言，“干大”是指两个要好的朋友之间，结成“拜识”，于是他们的子女，称父亲的拜识为“干大”。当然，在一些个别的地方，“干大”这个词儿，还有第三种解释，似乎是暗指母亲的情人。民谣中说，“沙子打墙墙不倒，干大来了狗不咬，姑娘嫁汉娘不恼”，那里面提到的“干大”，大约就是指的母亲的情人吧。 也许，早在那黄土峁上，黑白氏要她的儿子，叩头认杨作新作“干大”的时候，就已经默许下杨作新这第三种意思了。只是杨作新是学堂里长大的，不了解这民间的许多渠渠道道，再加上十里不同俗，吴儿堡地面与袁家村地面，对“干大”的理解不同，所以他只记得这干大的责任，忘了这干大的好处了，时至今日，还不动作，难怪黑白氏着急。 孩子已经熟睡。黑白氏停止了她的催眠曲，她翻转身子，靠在了杨作新这边。 “怎么，我热身子遇上了个冷枕头，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黑白氏微微一笑，说道。 她说完这话，凑上前去，施展手段，将个热烘烘的身子，骑在了杨作新身上。那个小蹄儿一样的小脚，现在不用它了，她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杨作新的眉眼，摸得很细，杨作新只感到，像一股轻柔的风，从他的脸面上轻抚过去。那柔若无骨的手在抚过脸面以后，并没停止，它一直向下摸去，在杨作新的胸脯上，逗留了一阵，又越过胸脯，继续前行，最后她捉住了杨作新腰下的那个东西。那东西已经邦邦硬了，女人见了，微微一笑，在杨作新的嘴上，亲了个口口，然后将那东西，摆弄起来，像摆弄一个玩物，摆弄了一阵，就端起它，熟练地塞到了自己的下处。塞进去后，晃动了两下，觉得舒适了，便停止了晃动，整个身子，像一摊泥一样，摊在了杨作新的身上。 杨作新感到自己，像在云里雾里。一个大活人压在身上，他竟感到轻飘飘地像罩了一团热气。说心里话，他正等着这妖娆的女人，来摆弄自己，谁知道，到了这个火候，那女人，却停止了主动。她认为她应该做的已经完成，她这时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只是将她的一张小口，温柔地咂着杨作新长满胡子的嘴巴，舌尖儿轻轻试探，而两只手，抓着杨作新的羊粪蛋儿一样的奶奶。 杨作新感到燥热，感到恼怒，感到血液像着了火一样在全身燃烧，他再也不能忍耐，大叫一声，两只手，两只脚，盘住黑白氏，一个打滚，将黑白氏压在了身下。 “你真能行！”女人鼓励道。说着，又用她的尖指甲，在杨作新的奶奶上，死劲地掐了一下。 杨作新感到一阵疼痛，继而是一阵眩晕，继而是一阵刻骨铭心的快感。接着，究竟发生了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听任本能行事。 在苦役般的人生旅程中，在按照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错误，一场与生俱来的痛苦”这句话之后，假如，人生中还有片刻的欢乐，还有忘记了一切忧虑，将整个世界都丢在脑后的时光的话，那就是这销魂的一刻。其实，公允地讲来，这对杨作新是第一次，遥远而寒冷的吴儿堡之夜，他与灯草儿，那只是一次苦涩的义务，是受冥冥之中家族昨日的祈使，去完成一次春种秋收而已，他在那一次丝毫没有体验到什么，也没有产生什么感想。 他觉得自己，时至今日才了解女人，未免有些遗憾。他觉得世界真是奇妙，它让世上有男人和女人，然后再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来调节苦役般的人生、凄苦饥寒的生活。如果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生孩子就表示她没有成熟，那么对一个男人来说，接触一回女人就表示他成熟了一回。“老子不死儿不大”，杨干大之死，促使杨作新觉得自己猛然之间长大了，而此刻与黑白氏的接触，又给他带来一种成熟的感觉。他捧着黑白氏的小白脸儿，爱不够，恨不够，亲不够，他忘记了这个晚上有过多少次你来我往和我来你往。 “六月里黄河十二月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黑白氏在气喘咻咻的途中，还没忘了哼上这两句陕北民歌野调。 “骑马要骑那花点点，交朋友要交那毛眼眼！”杨作新这样应对。 事情总该有个结束。后来，那个睡在灶火口的老汉，被响动惊醒了，他不满地嘟囔了一声，大约是说，真没个够，你们自己不要紧，被子一扇一扇的，当心把孩子扇腾凉了。老头说完，又沉沉睡去，炕上两个风流人物，登时脸色羞红，相视一笑，亲个口口，才算罢休；彼此分开，黑白氏又去搂她的孩子去了。 第二天早晨，算了店钱，登程上路。他们两个，倒没有感觉什么，倒是这半大小子黑寿山，感觉到母亲和杨干大之间，态度有了变化，平日二位，总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从今天早晨开始，母亲又恢复了往日那懒洋洋、软绵绵的神气，骑在驴上，一会儿说屁股垫，让杨干大拽拽那垫子，一会儿又说山崖上木瓜熟了，要杨干大去打，颐指气使，呼来唤去，俨然像个“娘娘”。杨干大也放下了平日那大不咧咧的男子汉气派，黑白氏但有吩咐，有求必应，像乖哄一个孩子似的。这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那杨干大，对母亲说起话来，态度突然随便了许多，粗暴了许多。每逢这时，黑寿山便去瞅母亲的脸色，谁知母亲，非但不恼，脸上反而有一种乐于承受的愉快表情，并有一种异样的神情。两人传情，冷落了一个黑寿山。黑寿山见了，怎么也琢磨不透，心想这大人之间的事情，就是忒怪，仅仅交口河一夜，便发生了这些变化。 一路上男欢女乐，七天行程，倒走了十五天，那黑白氏的包袱皮里，有的是取之不竭的银两，沿途路上，虽说并不太平，可是一听是这几位，那些为匪为盗的恭敬还恭敬不及，哪敢有一丝为难的意思。然而道路总有个尽头，逍遥总有个结局，十五天头上，沿着秀延河走过一阵后，拐过一条小沟，远远地便望见了袁家村升起的炊烟。 黑白氏的母亲，见女儿回来了，外孙也回来了，自然欣喜。对这杨干大，看了黑白氏的眼色，更是小脚颠着，跑前跑后，问吃问喝，丝毫不敢慢待。 杨作新在黑白氏娘家，又住了半月。黑白氏有这份情义，一心要留往杨作新；那黑白氏的母亲，见了杨作新长相体体面面，知书达礼，人也靠得住，一心也盼女儿能有这么个着落（归宿）；小小的黑寿山，和杨干大混得熟了，也不忍让他离开。 但是杨作新执意要走。在袁家村，他烦躁得一日胜似一日，惦念着队伍和他的同志们，他明白自己不是个安生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守着婆姨过安生日子的人，远处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他必须前行。他也不愿意和黑白氏配成夫妻。交口河那一夜是那一夜，配成名义上的夫妻，却是另一回事。他觉得这是黑大哥的婆姨，黑大哥虽说死了，可这婆姨还是他的，他从心理上，无法将她变成自己的婆姨，无法将“黑白氏”变成“杨白氏”。 黑白氏见杨作新主意已定，知道强留无益，倒不如就此分手，给彼此留下一点作念。当下止住了哭声，好酒好菜，小心地侍候杨作新，并且留了他最后一夜。夜来缠绵悱恻中，她对杨作新说，从此她就再不沾男人了，寡妇门前是非多，她要开始过清心寡欲的日月了，余生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黑寿山拉扯大，让他有个出息。 清晨起来，杨作新上路，黑白氏情不自禁，又一次挽留他，说她昨日格，到庙里抽了一签，问行路人的安危，签上说，行路人恐怕有个血光之灾，因此她要杨作新，以后行路做事，尽量护往自己的身子，大丈夫顶天立地，难免会有一些磕绊，该伸当伸，该曲当曲。黑白氏目光之下，其实还是想挽留他，眼中柔情蜜意，杨作新都见了，只是当做没看见，一扭身子，撒了黑白氏的手，大踏步顺着山路走去。 走了不远，听见背后“哇”地一声，黑白氏扶着一棵杜梨树，哭了。杨作新硬了硬心肠，继续前行。 原来，黑白氏娘家的几个弟兄，也都投了红，如今正在红军游击队里干事。所以杨作新，对红军游击队目前的确切位置，也知道得一清二楚，那袁家村，离红军营地也不算太远，步子紧些，一天的光景，就到了。 到了红军游击队驻地，对自己的私自离队，以及这以后事情，杨作新做了解释，并主动做了自我批评。过一段时间后，肤施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急需重建中共肤施地下支部，这样，组织便又派杨作新，重返肤施，名义上是去肤施城外一家小镇，担任小学校长。这是一九二九年时候的事。 杨作新接了指示，也就依依不舍，离开红军游击队，重新换上一件长衫，另配一副二轱辘眼镜戴了，去那肤施城。行到路上，想到离家日久了，不知母亲和杨蛾子，现在情况怎样，于是便多绕了一段路程，回了趟吴儿堡。自丹州城到后九天，再到交口河，再到袁家村，再到红军游击队驻地，再到吴儿堡，接下来再去那肤施城，算起来，杨作新这半年，恰好在陕北高原，转了个弓背形的半圆。 这一次行走，没有了黑白氏，于是路途也就多了许多的孤单和寂寞，不过脚步却快了许多。第二日，翻过那架父亲当年掩护他逃跑时走过的山梁，眼前川道渐见宽阔，一溜儿窑洞，顺山腰摆开，吴儿堡到了。 杨作新家的窑洞在南头。远远地眺见自家那孤零零的三孔土窑，杨作新的心头一阵颤动。这窑洞显得更破旧和古老了，在杨作新在世界上游历了一番后，眼前的窑洞，也不似记忆中的那么高大了，它显得有些寒碜、低矮，仿佛叫它洞穴更合适。令杨作新感动的是，窑门口挂着的那串红辣椒还在，一年一茬，旧的吃了又换新的，它标志着不管怎么说，对于这家窑洞的主人来说，生活在继续着，一年一年地在倒换着步子。 母亲已经老眼昏花，她好久没有认出来儿子。直到官道上的那个行路人，在自家门口站定时，她还以为是过路人要讨水喝，忙着说让她去烧。待那过路人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她才醒悟过来。她走过去，像个孩子一样，两只手搬住来人的头，眼睛瞪在脸上，细细地瞅了半天，认出这是杨作新，于是“哇”的一声哭了。一腔热泪像撒珠子一样，跌在杨作新的胸襟，两只又枯又瘦的手，挽住了杨作新的脖子。 “我儿，是你回来了？”母亲问。 “是我，妈！确实是我！”杨作新回答。 杨作新弯下腰，轻轻地托起母亲，将她送回窑里，在炕边上坐定。 母亲只是瞅着杨作新笑，笑得脸都皱成了一朵花。见了儿子，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她不住点地打问，问杨作新这几年的情况。她还以平静得叫人吃惊的口吻，讲述了杨干大死时的情景。当然，她没有忘记说杨干大死时的嘱托，不过两件嘱托，她只说了一件，就是委托杨作新招呼杨蛾子，至于圈窑那件，她没有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好意思说。提起杨蛾子，杨作新问道，她到哪儿去了。母亲说，屋里屋外，现在全靠她了，这不，她和村上的一伙姊妹，上山掏地地菜去了。 正说到这儿，垴畔上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听到笑声，杨干妈说：“你看，死女子回来了！” 杨干妈话音未落，杨蛾子已经下了畔，挎着一只篮子，不停嘴地叫起“哥哥”。杨作新正待起身，蛾子已经抬脚进门。“哥哥！”她又叫了一句。人到了跟前，几年不见，有些怯生，竟在杨作新面前，有些忸怩地站住了。 几年不见，杨蛾子已经发育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身上，保留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所有的遗传优势：端庄、秀丽、美貌、热情，那人儿，仿佛是在黄土坬上，开放着的一朵热烈的野花。她刚刚从山坬上下来，脸色红扑扑的，泛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散发着一种青春的异样光彩。杨作新见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声，叫一声“好妹妹！” “蛾子，你咋知道我回来了？”杨作新问。 “咋知道？我在山上挖菜哩，你一从那坡坬上下来，我就瞅见你了，瞧你那走势，我一看，就知道是杨作新。我和姊妹们打赌，说是我哥回来了，她们还不信，说真是杨作新，就把她们挖的菜，都倒给我。我们站在山梁上眺呀眺，直眺到你走进咱家窑院。你瞧，我这满满的一篮地地菜！” 杨作新笑了，杨干妈也笑了。杨作新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个妹妹。自从接触了黑白氏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 杨干妈要蛾子，将那地地菜择了，洗干净，今格杨作新回来了，她要给他做一顿细饭，用地地菜，掺上干豆角，为儿子包一顿饺子。 在这样的年景，这样的家境，这算是最好的饭食了。杨蛾子将地地菜择净洗净后，又从墙上取下一串干豆角，然后将两样东西放在案上，聚成堆儿，剁了起来；这时候，杨干妈将面也和好了。配好调料的馅儿，还有和好的面团，一起拿到炕上，三口人便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套窝窝”。陕北人的包饺子，不擀饺子皮，而是从面团上撕下一块面来，在手里玩成蛋蛋，然后用大拇指转呀转，将面蛋套成一个窝窝，把馅儿放进去。这种做法，自然比那饺子皮包的饺子，皮要厚得多，做起来也别扭得多，不过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陕北人的包饺子就是这样的。 吃罢饭，见天色还早，杨作新提出，他想到父亲的坟头上看一看，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并且在坟头上添上把土。母亲说，让蛾子陪你去吧，山上满是荒坟，哪个是哪家的，你不清楚。于是，蛾子陪着哥哥，上了垴畔，沿着那条弓形的山梁，上到山顶，在那棵老杜梨树旁边，在那葬埋着两个古老的风流罪人的那一处坟地里，找到了杨干大的坟茔。 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堆，简单，平常，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人照管，这坟头就会被黄风和雨水拂平。站在父亲的坟头前，杨作新有许多感慨，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刻，倒海翻江似的涌满了心里。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像一切为人子者这时候应该想到的那样，杨作新此刻觉得，他欠父亲的太多，或者说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他觉得父亲还没有给他一个偿还的机会，就这样匆匆撒手而去了，实在叫人遗憾。他想到父亲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一天福也没享过，眉头的锁结一天也没打开过，这似乎是他的一个失职；而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让千千万万父亲这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放开肚皮吃上一顿，能在业余时间除了捉虱子以外，还有另外的精神活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的心中除了原先的悲怆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崇高的感觉。 他跪了下来，为父亲烧纸，烧完纸，又接过杨蛾子端上山来的一碗凉水。乡里人除了年节，难得见酒，遇到事情，水酒水酒，便以水代酒。杨作新接过水酒，跪在地上，自左至右，将那水酒，成一条直线，洒了三巡。祭奠完了，便将那只盛水的粗瓷大碗，扬手高高举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瓷碗顿成碎片。这叫“摔瓦罐”，本该是杨干大入土那天，他该做的，现在补上。一切结束后，就又叩了个头，然后一手拄地，站起。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离开坟头，离开乡村公墓，刚刚踏上下山的路，杨蛾子就笑了起来。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里。苦难的生活还没有磨掉这山野女子的青春的笑声。我不明白姑娘们为什么爱笑。我去请教一位懂得姑娘的专家，他告诉我，姑娘爱笑，就是因为她们想笑。我觉得他的话说的饱含深意。上面这段话是一位前辈作家说的，现在用给我们的杨蛾子，不能说不妥帖。 笑声感染了杨作新，他深深地吸了口山野间的清气，也感到心情愉快起来。前面说了，自从遇见了黑白氏以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细腻的原因。这时，他告诉了妹妹，在肤施城里，枪杀秃子的事，他问妹妹，事情发生后，花柳村那边，还找没找这边为难。 杨蛾子说，杨作新杀秃子的事，传到乡下，她也知道了，哥哥真是个大男人，说到做到，替杨家出了这口恶气。她还说，事发后，花柳村那边，也没敢到吴儿堡骚扰，大约是慑于杨作新，或者是觉得自己理亏，咽下那口气了。 杨作新这时候记起了父亲的嘱托，他对杨蛾子说，你现在是自由的身子了，该找一个了，是不是已经有了，还瞒着哥哥。 杨蛾子羞红了脸，说她没有：确实没有。闪过年龄了，好小伙子都有了家，没结婚的，她都瞧不上眼。 “莫要心高，就像我！”杨作新说着，想起了老实的灯草儿，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给我说，哥哥帮你找。” “你的腰里别着手枪吧，哥哥！你刚才叩头的时候，我看见了。”杨蛾子说，“我要找，不图银钱，不图人样，就想找一个，哥哥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站得起、蹲得下，走南闯北的男子汉。” “好妹妹，你还是心高，像我的禀性一样！”杨作新取笑妹妹。 “哥哥！”杨蛾子难为情地叫了一声。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遇见那背着短枪、打着裹腿的好小伙子，我抢也要抢一个回来给你！”杨作新赶紧说。 杨蛾子笑了。她有些害羞，于是一个人，飞也似的，顺山梁跑了下来，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杨作新在吴儿堡，盛了三天。三天期间，除祭奠了父亲杨干大以外，他还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叩拜了埋杨干大时，帮过忙的族人，并且托付他们，关照他母亲和妹妹。这件事自不必说，村里人见杨家老大，如今气宇轩昂，成了一代人物，自然满口答应。三天头上，杨作新辞了母女二位，启程上路。临行前，母亲抹着泪水，又提起抱孙子的事，杨作新这时也猛然感到，这确是一件大事，他满口应承了下来，说有合适的，就成亲。母亲说了，趁她这二年，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还能服侍月子，杨作新得把这事抓紧。杨作新听了，又是一阵鸡啄米似的点头。最后，他给家里丢了一点钱，嘱咐妹妹，好生照顾母亲，说罢，终于抽出身子，别了家门。 人世间，总是乡情最浓，那山，那水，那破旧不堪的窑洞，那衣衫褴褛的母亲，那足以引起你童年回忆的每一件物什，它们都带给你一份情感，使你真诚、崇高和善良。而作为游子来说，当他在险恶的世界上游历的时候，他明白，有一处地方，永远在他的世界上存在着的，那就是故乡，无论他在外边，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吴儿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你在外边或荣或辱，那是你的事，他们不问这个，他们永远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爱你，无条件地爱你。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 杨作新离了吴儿堡，晓行夜宿，不几日，进了肤施城。肤施城里，时过境迁，认得当年那个激进学生的人，不会多了，况且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多次换防，因此杨作新放开胆子，进了北城门。 世事沧桑，这几年，肤施城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尽管是战乱加上灾荒，城内的建筑物还是新起了不少。 杨作新在一个小客栈里下榻。洗漱一毕，吃了顿饭后，便将短枪别在腰里，径直来到市场沟一家山货店门口。 山货店生意异常冷落，只一个掌柜的，站在柜台里边，向街上张望，见了杨作新，叫一声“发财发财”，算是招呼。 杨作新站定，一只手扶住柜台，另一只插在腰里，回敬一声“彼此彼此”，然后说道：“兄弟是从北草地下来的皮货商，这次赶脚，带回来一些上等皮货。” “都是些什么？”掌柜的问道。 “五十张黑羊皮，五十张白羊皮，外带两领狐皮！” 掌柜的听了，笑起来。笑罢之后，他说：“客官是个外行，还是故意逗趣，羊皮不论黑白，只论山羊皮和绵羊皮。” “此话怎讲？”杨作新问。 掌柜的答道：“山羊皮做穷汉穿的光板子皮袄，绵羊皮做富汉穿的皮大氅！” 杨作新接着说：“山羊皮擀穷汉睡的沙毡，绵羊皮擀富汉睡的绵毡！” 掌柜的说：“正是这样！”杨作新亦回应一句：“正是这样！”说罢，二人击掌，哈哈大笑。暗号对上了，掌柜的四下瞅瞅，说句“屋里说话”，杨作新听了，一闪身，进了柜台。 接上头后，杨作新召集支部内部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指出在肤施城这样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宜灰不宜红，宜散不宜聚，首要任务，是保证肤施作为中枢地带，以交通站性质，沟通远在陕北北部边缘的红军游击队和上级的联系，接送过往首长，及时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等。 安排停当后，杨作新便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装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前往小镇小学就教。这一次，他在小镇，待了好几年时间，一边教书，一边领导肤施城区的地下党活动。他的婚姻问题，也在小镇得到了解决。 学校建在一所旧庙里，刚刚成立，规模很小，教书先生连同这个校长在内，一共三位，所教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合起来，也就是四五十人。这里虽是肤施城郊区，却十分落后，农民的生活也很苦，经济的制约，农民们对孩子上学，也不热心。没法子，杨作新只好挨门挨户地去请，好容易收起了几十名学生，于是制订教学规划，安排国语、算术诸类课程，破庙里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了。 杨作新是农家出身，知道孩子上学的艰难，对农民的苦处，也不乏深刻了解，所以在教学中，尽心尽力，加之他为人和蔼，学识渊博，所以过了不久，便在这小镇及周围几个有学生的村子，熬上了好乡俗。那些上过一段学的学生，回家后写个对联，记个出入小账，也都没给杨校长丢脸，这样久而久之，学校便巩固下来，并且得到肤施教育局督学的表扬。 那肤施城教育局的督学，你知道是谁？原来这位女士，正是当年，与杨作新生别死离的那个“密斯赵”小姐。她嫁给警察局长后，接着又去省城，上了两年大学堂，回到肤施，可以说是肤施城中学识最高的女才人了，所以入了官场，占了督学这个位置。赵督学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不料有一喜即有一悲，她的丈夫，警察局长在一次“剿红”时，不幸阵亡，所以，赵督学至今还空守闺房。以她的才貌，来求亲的自然不少，想占便宜的也不少，但是都被她婉拒了，据说她拒绝的自然都是些凡夫俗子，但和肤施城中，几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却私下里有些来往，不然如何能久占督学这个位子。说是说，这话也不一定当真。 赵督学来小镇小学视察，眼睛一亮，瞅见了正在操场领学生们跑步的杨作新。虽然杨作新脸上落满风尘，挺直的腰身也稍有一点前倾，已不是当年那个白面书生的模样了，但是赵督学当年动过真情，动过真情自然也就记得实在。她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亡命出肤施的那个人，只是碍着还有几位冬烘先生，于是，她只意味深长地瞅了杨作新一眼，并没露出什么。 杨作新也认出了当年的“密斯赵”。他暗暗叫苦。肤施城内，人事沧桑，他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能认出他的人不会多了，入肤施城初始，他怕的就是这个昔日的情人，知道她肯定会认出他来。事已至此，这个早晨，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打着哈哈，支应这一伙上峰来的视察大员。那赵督学几次想找一个说话的机会，单独和杨作新拉一拉，杨作新经历了这些年的摔打，也是一个场面上的人物，只是虚应，不给心慌不定的赵督学这个机会。 这赵督学自然不是一般的女子，见了杨作新这样，她于是装做不知。一行人视察了校舍，观摩了杨作新的讲课，就要启程回城时，赵督学说，让各位先走，她还想和杨校长，再拉一拉“盐蛹蛹”的事，杨校长除了治学有方以外，视民众如父母，这个“盐蛹蛹”的事，她早就有所风闻，现在，想听杨校长再亲自谈一谈。 一行人走了以后，这赵督学便昂首走进了杨作新的办公室兼寝室。杨作新见她将别人都支应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料想她没有恶意，起码这次没有恶意，于是也就放下心来。既然赵督学想问问“盐蛹蛹”的事，于是坐定之后，便清清嗓子，讲了起来。 待到坐定，四目相对时，赵督学也早就没了刚才的气势。眼见得杨作新的官样文章，她忍耐了几次，终于忍耐不住，竟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下几滴眼泪。她掏出手帕，将眼泪擦了，问道：“杨作新，你真的不认得我是谁吗？” 杨作新停止了汇报，故意有些诧异地说：“你是赵督学呀！” 赵督学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说：“你只知道你眼前的是赵督学，你就不记得，当年那个剪着短发的，热情洋溢的女学生，那个叫嚷着要学秋瑾，也写出一幅‘秋风秋雨愁煞人’条幅的‘密斯赵’了。” “记得，当然记得，不过那都是当年的事了。‘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那时的少不更事，少年狂热，我们都不要提它了吧！如今，我是国民政府的顺民、模范小学的校长奇*shu$网收集整理，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个衣食饭碗而已。我想，你不至于寻我的麻烦吧！即便寻，我想我也不怕，时过境迁，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赵督学想不到杨作新这样绝情，也想不到杨作新现在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她有些信了。这些年来，她的心里，其实一直有杨作新，她希望他干成一番大事，不管干什么，就是当共产党也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总是把自己最初钟情的男人，看做整个世界，看做崇拜的偶像，希望有一天，在邂逅相遇的时候，男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以君临万方的姿态降临人间，这时，她将对她身边的人说：“瞧，这是我最初的恋人！” 赵督学深深地感慨起来，看见生活将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昔日的英雄，变成了现在的冬烘先生，她甚至有些可怜他了。她开导他说，应当面对生活，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她看见她所爱的一个男人，最后竟在这座破庙里，消磨掉他的生命，直到死亡，她会伤心的。她接着问起杨作新的婚姻，听说杨作新如今还是单身，她很留意，她强调自己目前也是单身。最后，她鼓励杨作新说，在省城上学的时候，她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抄了一句一个外国作家的名言，名言是写给男人的，出言粗鲁，有伤风化之嫌，但是现在就他们两个，因此她斗胆将这名言说出，算是口赠给杨作新吧！ “这句名言是：”赵督学停顿了一下，脸上泛起一阵杨作新曾经熟悉的红晕。她很快地接着说，“这句名言是：‘男人的事业在酒杯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肚皮上！’”说完以后，她镇定了一下自己，然后盯着杨作新看。她毕竟不是当年的“密斯赵”了，经历了社会，经历了人生，经历了婚姻，她已经成了一个干练的女人了。 杨作新迎住了赵督学的热辣辣的目光，并且从她的话语中，也听出了那露骨的暗示。但是他装做困惑不解，他的眼神是迟钝的和惶惑的，而且似乎还有一丝胆怯，其实在他的心中，也翻滚着一股滚烫的激情，故人相见，不管怎么说，那一段感情总是存在过的，并且曾经是那样美好，因此此刻杨作新真想迎上前去，攥起她的手，彼此都卸去伪装，认真地或者轻松地谈一谈。女人先卸去伪装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虽然聪明过人，对这个世界毕竟还知之甚浅。杨作新成命在身，不敢有丝毫闪失，对于女人的用情，一时间也难辨真伪，他明白，一定要稳定住自己，不能感情用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想法子请这位赵督学上路。于是，好个杨校长，拽拽衣襟，咳嗽了一声，避开赵督学刚才抛过来的话题，又开始汇报起他的“盐蛹蛹”来。 杨作新迟钝的目光本来已经使赵督学难堪，觉得初次相逢，她的话说得多了点，露了点，正有一丝悔意，这时，见杨作新又拉起了那肮脏的“盐蛹蛹”，于是有些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赵督学说：“改天再拉你的‘盐蛹蛹’吧！杨作新，你也明白，我不是为这事才在你这里耽搁的。我现在要走了，不过，我还会常常来的，或者，将你调到城里的学校去。唉，谁叫咱们曾经有过那一阵子哩！” 女人说到这，眼圈有些红，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匆匆地收拾了一下，最后，她要起身告辞了。这时，她看见了杨作新叠得有些零乱的被子。“你还没有学会叠被子？”她说，“记得上肤施中学时，我到男生宿舍找你，进了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你将被子整好。我一边整一边说：‘我的乖孩子，你什么时候才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呢！’” 杨作新见女人这样说，学校里的那些日子，顿时历历在目，浮现在了眼前，他觉得他和眼前的这个赵督学，接近了许多。如果赵督学现在能不走，能继续说下去，也许，她将攻破杨作新，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个鸿沟，起码在这个高原的早晨，会暂时填平，她所期望的那个当年的杨作新，会放下冷漠、戒心和自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遗憾的是，赵督学没有能够继续说下去，出于一种习惯使然，她现在走到了杨作新的床前，伸出手来，要为杨作新整理被子。 杨作新见状，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刚才那骤然而止的温情，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原来他的枕头底下，压着那支短枪。前面说了，肤施城距小镇，仅二十华里，敌人的马队，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平日里，小镇的街道上，一溜一串，南来的、北往的，时常过队伍，所以杨作新不能不防。平日睡觉时，这支短枪，老在枕头底下，以防不测，白天就塞进被子里，以备急用。督学一行来视察，已属意外，那赵督学却是故人，则更是意外，如今这督学大人的纤纤玉手，正待揭开被子，则意外之处，又添一层惊惧了。 杨作新一改刚才木讷委琐的样子，一个箭步赶上前去，拦住了赵督学的手，然后陪着笑说：“赵督学，咱们为人师表的，你看窗外，有学生在瞅哩！” 赵督学听了，也感到前面的举动，有失督学尊严，于是缩回手，起身告辞。杨作新赶紧打发两个大一点的学生，送赵督学回肤施城去。 “我还会看你来的！”赵督学说。 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返回屋子，关了门，将那只短枪，藏进那只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想一想，觉得放在箱子里，还是不方便，又取出来，重新塞进被子里。收拾停当，锁上门，出来为学生上课。 又过了些日子，相安无事，于是杨作新便安下心来，依旧晨钟暮鼓，度着他的教书先生生涯，不提。 前面三番两次，提到的那个“盐蛹蛹”，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杨作新除了教书以外，出于天性使然，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那“盐蛹蛹”的事，只是其中一例。 先生吃饭，没有个专门的灶，只是轮流在学生家中吃派饭。杨作新喜欢吃酸菜，这大约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学生家长见他爱吃，便每顿饭都有一碟酸菜侍候，或生调着，或熬成熟菜。却说有一次，做饭的婆姨忙着，或者说杨作新来得早了点，于是他就发个勤快，拿起一双筷子，一只碗，自己去那酸菜缸里捞。面板盖一揭开，只见酸菜缸里，咕容咕容，白花花一层，尽是蛆。那顿饭，尽管切好的酸菜里，主家婆姨还特地泼了些葱花油，可杨作新一筷子也没有动它。第二天学校里一上课，杨作新就给学生们讲了一通卫生和文明的道理，告诉学生，回家闹一场“卫生革命”，从酸菜缸闹起，把酸菜缸里的蛆捞出来，或者干脆，把盐水倒了，另腌。学生们下午来到学校后，告诉杨校长，家里大人们说，那酸菜缸里，不是蛆，是“盐蛹蛹”，酸菜所以好吃，所以不坏，就是因为水里有盐蛹蛹。这腌菜水，虽然黑糊糊的看起来恶心，却是他们老几辈人一直用下来的，万万倒不得。杨作新听了，哭笑不得。上课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拿起一块肉，放在课桌上，这时正是秋天，一会儿，便飞来苍蝇无数。那苍蝇擞过的肉上，开始有几个白色的小点，小点慢慢地变大，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些白色小点，已经变成涌涌蠕动的蛆了。杨作新让学生们排成一行，轮流看着，看这桌上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学生们看了以后，信了；杨作新告诉他们，回到家后，也仿照他，给父母做这样一个实验。学生回去，照此办理，家长们见了这白花花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盐蛹蛹，确实是一样的，登时恶心起来，纷纷将腌菜水倒掉，把酸菜缸扛到河里去洗，更有恨不得把自己这些年来吃下去的酸菜，也都吐出来的。一时节，小镇及其周围几个村子，倒腌菜水成为一种风气。 赵督学谈起这“盐蛹蛹”，倒给杨作新一个提醒，他虽然明白，赵督学所以缠他，是另外的原因，这“盐蛹蛹”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但是，自己在教学中，是不是表现得进步了些，违背了上级制订的“宜灰不宜红”的原则？从此他格外谨慎起来，言谈举止，都思忖再三。那赵督学，接着又来了几次，看来对于杨作新，确有一番旧情，杨作新虽然时时有所冲动，但总是能克制住自己，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赵督学见杨作新，不似她那天见到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言语过往之间，也多了几分敬重成分，并且重新提出，要将他调往肤施城去，杨作新听了，只是笑着摇头。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僵持着。 其实，杨作新何尝不想揭开枕头，亮出短枪，当着昔日的情人，公开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他杨作新是个什么人。只是，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女人依旧良心未泯，她愿意舍弃自己眼前的荣华富贵，跟定这个共产党，和他一起去经历风风雨雨；另一种可能是这女人突然变了脸色，那样杨作新不但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肤施地区的党的工作将受到严重危害。想来想去，杨作新不敢担这个风险了。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些情形，小镇的人也都瞧在了眼里。他们看见那个态度傲岸、服装鲜艳的年轻女人，三番两次来找杨作新，断定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男人女人，往一起凑，还有什么好事情？这样他们想到了杨先生原来也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后来他们见杨先生见到那女人后，并不欢喜，脸上常透出闷闷不乐之色，于是他们明白了，事情出在那个女人身上，杨先生只是迫于她是督学，敷衍应付而已，于是从心里可怜起杨先生来。这时，风闻那个女督学，想将杨先生调进城里去，乡亲们听了，有些发慌。担心者一，是怕杨先生走了后，上边派一个只会吃皇粮的校长来，那样，非但误了他们孩子的学业，就连学校能否惨淡经营下去，都是问题。担心者二，既然杨先生不喜欢这位女督学，那么调进城里以后，整天在这女督学的眼皮底下，杨先生胳膊敌不过大腿，难免有一天就范，那岂不欺侮了杨先生。 乡里人有乡里人的思维方法。大家想，就在这小镇方圆，为杨作新物色一个媳妇吧，这样，既留住了杨校长，令他不能远走高飞，不得不终生服务于咱们这个学校，又抵挡住了那妖冶女人，杨作新的床上不空着，她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不至于再往床上挤吧。 乡下人爱热闹红火，这个主意一定，于是就有不少好事者，四处张罗，八方奔走，踢塌了不少家门槛，费了不少唾沫星子，最后，这个以笑谈开始的行动，想不到倒真有了结果。那杨作新，果真在这小镇上，唢呐吹奏，红绸披挂，成就了一桩婚姻，而因为有这桩婚姻，我们这部小说，在杨作新屈死肤施城后，才又有了一个新的主人公，使这部以二十世纪高原的世纪史为题材的小说，它的下半部免了断裂之虞。至于那新人是小镇上哪家的女子，下边自有叙述。 农家的女子，大约十二三岁上、十三四岁上，就嫁出去了；有些虽还没有出嫁，却也有了主家：过了财礼，就算人家的人了，现在只不过是娘家代为监护而已。何况这一带时兴“奶头亲”，男孩女孩，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换过八字定了亲。因此说媳妇这件事，说说容易，真正实施起来，也很费事，搭眼一眺，畔上、窑院里、大路边，穿红挂绿的不少，耀得人眼睛乱乱的，细一打听，不是已经做了媳妇了，就是已经有了主了。大家忙活了一阵，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杨先生物色了两个。一个是一条拐沟的闺女，叫荞麦儿，刚从绥米一带逃年馑下来的，一个是本镇的寡妇，叫灵秀儿，男人当兵死了，如今只她一个在家，守着空房。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叫荞麦的，长得粗俗一些，那个叫灵秀的，长得秀气一些。 事情办得妥帖了，才说给杨作新听。杨作新听了，抿着嘴笑，把这当做是笑谈。这天下午吃派饭，又轮到那家酸菜缸里有“盐蛹蛹”的人家了，杨作新明白那“盐蛹蛹”早已除掉，酸菜水也重新换过了，不过进了这家，头皮仍有些发怵。进窑坐定，看到饭菜比往日丰盛了些，不独有酸菜，炕桌上还有一盘肉粉汤，一壶酒，吃饭的人，主家之外，镇上几个好说事故的人①都来了，杨作新见了，有些诧异。吃饭期间，大家又说起了为杨作新问媳妇的事，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个荞麦，一个灵秀，两个中间，选定哪个是哪个。又有好事者，为杨作新参谋，说荞麦虽说长得次一点，可是个没沾过男人的闺女家；那灵秀，结婚才三个月，男人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死在外边，没了音讯，她虽然是个二婚，可是人长得体面，大家伙公认的小镇上的人物尖子，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杨作新图个大女子，就找荞麦，图个人样，就找灵秀，主意自己拿。 陕北的大炕，通常给锅台跟炕连接的地方，筑道短墙。这矮墙叫背墙，歇后语“纸糊的背墙：靠不住”里面所说的背墙，即是指此。这背墙上，通常架一块木板，木板的另一头，担在炕靠近窑掌的那面墙上；木板上，便成了一个放着坛坛罐罐，或者箱子，或者一应杂物的地方；木板下边，虽然仍属于炕的一部分，但是相对隐蔽，如果这家主人爱好，给板上缦一道布帘，就又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的空间。 这家，正有这样一个去处。那木板上架着箱子，木板下缦道布帘，如今，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上面一番话后，然后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就都不说话了，席间出现暂时的冷场，好像为一个重要的行动酝酿气氛似的。稍过片刻，只见这家主人，“刺拉”一声，拉开了布缦，随着响声，炕上所有的人，一齐朝那箱子底下瞅去。杨作新也随着大家的目光瞅去，这一瞅不打紧，登时脸色绯红：原来那箱子底下，盘盘脚坐着两个女子，两人正襟危坐，好像两具菩萨，全身不动不摇，只有扑噜扑噜的两只大眼睛，毫不怯生地盯着他看。同在一个炕上，咫尺之间，杨作新竟没有发现这两个大活人，他不免有些惊讶。他细看这两个女人，一个肤色黑一点，粗手大脚，头上梳着一个大辫子，辫根上扎一道红皮绳，他想这是荞麦了。另一个女子，面皮白净，小手小脚小脸儿，头上剪着短发，脸上搽着官粉，他想这是灵秀了。粗一看，这荞麦，与他过去的妻子灯草儿，有点相似，那灵秀，又与那黑白氏有些相似，再细细一看，所谓百人百样，相似固然相似，只是那荞麦，面皮更为黧黑一点，而这灵秀，尽管同样的一张小粉脸儿，却少了黑白氏那大家闺秀的韵致。 众人趁热打铁，发一声喊，说这荞麦灵秀，由你自个定，不要不好意思；说一句唐突的话，你要是情愿，将这两个，一并娶了，一个做大，一个做小，也未尝不可以；总之，大家不过是古道热肠，想叫杨校长，成为他们镇上的女婿而已。 事出突然，杨作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瞅了众人一眼，又瞅了瞅箱子底下的两个女子，然后说道，乡亲们的一番美意，他心领了，只是他现在还不想谈这类事情，荞麦与灵秀，愿意嫁人的就去嫁，愿意守身子的就去守，不要耽搁了人家吧，也不要把他，和这二位扯在一起！说完，一甩袖子，竟自去了。 乡亲们见了，觉得自己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都有些尴尬。有的人说，人家不承你这个美意，何必自讨没趣，去磨这个闲牙；有的却觉得，煸腾起这事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家打听到杨作新是个孝子，于是合计一番，派了个办事牢靠的人，一头毛驴，从吴儿堡请来了杨老太太。 杨老太太一听这事，登时乐了，不顾路途遥远，骑着毛驴，从吴儿堡乐颠颠地来到小镇。杨老太太下了毛驴，不奔那破庙学校去见儿子，却要吆驴的，领着她先去相媳妇。见了灵秀，看见灵秀搽着官粉、打着胭脂、梳着油头、穿着洋布袜子红缎鞋的样子，先有几分不悦。一打问，又是个正守空房的寡妇，杨老太太心想，寡妇人家，正该门户紧闭，衣着俭朴，防止人家说长道短才对，这番打扮，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一个心眼，将灵秀排在了圈外。其实这灵秀的一身装束，正是为杨作新打扮的，想不到弄巧成拙，杨作新没见到，倒让这横桃鼻子竖挑眼的杨老太太遇上了。看完灵秀，又看荞麦。荞麦老实，见了杨老太太，不似灵秀那样伶牙俐齿，家里也穷。谁知杨老太太见了，却中意这个，其中的道理，大约与当年选后庄的灯草时的考虑一样。而且这荞麦，较之灯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胯骨很大，杨老太太始终认为，胯骨大的女人，容易坐住孩子，就像有的花容易坐住果一样，她娘家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一年一个，一气生了十三四个，当然对于杨作新，她也没有这个奢想，但是，起码，你杨作新得为杨家，留下一个男丁才对。 杨老太太大包大揽，将这桩婚事说死了，嘱咐镇上的人准备办事，然后才下了毛驴，拖着两条又酸又乏的腿，颤巍巍的，踏进了小镇小学。杨老太太准备，一旦杨作新不愿意，她就拼了老命，你死我活地和杨作新大干一番。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杨作新早早就睡了。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睡不着，将思绪理了理，这时才明白，他仍在惦念着黑白氏，惦念着在交口河的那个月夜，叫他懂得女人的那个女人；但凡遇见女子，尤其是提到婚姻这档事时，他总拿出个黑白氏，和人家比较，他不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物，黑白氏的人样、禀性，只出在无定河流域。那一块地面，是曾经出过美女貂蝉的地方呀。 世界上事情，偏偏都遇到了一起。第二天早晨，那个衣冠楚楚、洋味儿十足的赵督学，也赶到学校里凑热闹来了。她当然不知道小镇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镇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她来找杨作新，纯粹是想来看他一眼，大约她的生活除了抛头露面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很空虚，她需要一个她做女时就认识她的人，来和她拉一拉她做女时的事情。或者，如前所说，她还爱着杨作新，她想培养杨作新按她的标准振作起来。或者，她的自尊心在杨作新的面前碰了壁，从而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她想得到他，哪怕是片刻的工夫。总之，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去追逐一个卑微的人，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她的行动寻找更多的依据。而且，如果杨作新斗胆，说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见得这顽强的踏访者就会突然翻脸，说不定，事情会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杨作新已经无心，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往往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失之交臂。 好容易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一时间变得心事重重，他明白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支持不住，从而倒在这个女人的怀里，或者，她在频繁的踏访中，终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想到这里，他想离开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渴望着根据地那种痛快的兵刃相见的生活，而不愿在这里过得如此窝囊。但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这里，支撑这里的局面，投身革命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八五八书房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失身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共产党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陕北这块荒凉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风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几块革命根据地中之一块，并且建立了并不逊色的一支武装。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这话后来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而受到批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到，当时陕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规模。 这支队伍由最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达到了数万浩浩之众，以两个军的建制活跃于陕北和陕甘边一带。他们也由最初的拥有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队伍。这其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可书可记的史诗，它们构成了中国革命英勇卓绝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里的荒凉和贫瘠，闭塞和粗蛮，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残酷壮烈和更加勇敢豪迈。 我们所记述的收编后九天武装的经过，只是这红军草创期间，许多次斗争中的一件。其实，每一支小部队，哪怕是只有几个人的小部队的扯起旗帜，都有一番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农民丢下犁杖，成为红军战士，也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人一马一杆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百川归海，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于是便在陕北高原，形成了一番大气候。 民国十八年的大年馑，是这场革命得以在陕北大大风行的直接的契机。正如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后，问自己的话那样，大年馑中，那些坐以待毙的农民，也在用同样的话问自己，不过，他们将斯诺先生的“他们”这个词儿换成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联合成一支大军，攻打那些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我们吃饱、强占我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我们不打进大城市去，去抢那些把我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不要忘了这些头上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英雄结的人，曾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的直系后裔，曾是八大王张献忠的直系后裔，曾是高迎祥高桂英的直系后裔，在他们的血管里，澎湃着叛逆者的高贵血液，而祖先的光荣又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块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于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致使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我相信我们的吴儿堡故事，已经准确无误地向读者告诉了这一点。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是这块土地显赫一时的重要原因，并且为不久就要到来的毛泽东以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风行高原以至风行全国，准备了基础。 于是，成千上万的饿得发昏的农民，开始抢粮，吃大户，打家劫舍，甚至绑票，而成千上万的人，则涌进陕北高原的几十座县城，冲进衙门，冲进粮行。许多人没有走到县城，就倒毙在路旁了，许多人进了县城，但是手指刚触到那囤积的白花花的大米、黄灿灿的小米，就挨了枪子儿，大部分人于是又重新回到乡间，守着老婆孩子和几孔破窑，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死亡降临。对“死去还是活着”这个问题上，他们思谋了很久，最后决定扯旗造反，走向革命，这样或许还有一步活路。 公允地说，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在这个年代，在陕北高原，仍然不会安生，仍然会有人举旗造反，但那就是黄巢李闯式的农民起义了。共产主义运动适时而至，从而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希望，给这些愤怒的可怜的人们，带来了行动纲领，从而引导他们结伙成团，为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 陕北高原的革命武装割据，在与国民党当局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日益壮大，大约到了一九三四年，达到全盛，控制了陕北高原一半的县城，并且成立了刘志丹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谢子长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一个以陕北与甘肃接壤的子午岭山系为依托，一个以陕北高原腹心地带、山大沟深的安定横山地区为依托，两块根据地互成犄角之势。当时，“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陕北民歌，宛如当年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一样，唱彻了陕北高原偏远山区的山山岭岭。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中国地面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先后失陷之际，独有在这块偏远的陕北高原上，在这块中国的西北角，保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块，从而给历经两万五千里风尘之苦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地，提供了一次恢复元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愿意在这里，再引用一段斯诺先生珍贵的笔墨。当然倒不仅仅是为了省力，而是由于这一段历史，诸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党史专家的琐碎考证，又使每一个试图再现这波澜壮阔一页的人，望而生畏，那么，我想我们的求助于斯诺先生，就是读者可以谅解的事情了。当然，斯诺先生的叙述，中间肯定也有许多的不周不到之处，但是大致的走向是正确的，况且那些现成的文字，是已为社会所认可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写道：“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他们的行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附近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失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和西方的红军主力用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里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份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而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候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的‘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北，他双目凝视着他幼年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妻子和遗孤，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①。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斯诺先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准确生动地概括了陕北高原那一段历史。如果说要给他的缜密的叙述稍作补充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补充进去谢子长之死这个事件。谢子长将军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北红军创始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死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的一次围剿中，他在河口战役中负了重伤，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只好用南瓜瓤儿贴在伤口上。他在死前曾与刘志丹见过一面。谢子长死后，正如苏区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来纪念刘志丹将军一样，苏区将陕北的另一个县安定县改名子长县，来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者。 如果还需要稍作补充的话，那就是刘志丹及其属下在那次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所受到的迫害较之斯诺先生所说，更为严重。陕北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活埋，刘志丹和一些高级将领，则被关在瓦窑堡，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埋他，多亏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及时赶到，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那些机会主义者派人送来了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人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把信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忠诚的刘志丹看完信后，自动让人把自己绑在马上，前往瓦窑堡。如果说，事情发展到“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的程度时就足以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奇怪，那么，如果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话，则更是令人对刘志丹将军的做法困惑不解了。然而，这个事情的本身，却也显示了刘志丹将军的高贵气质和对革命的愚忠般的虔诚。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陕北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许多特征。 还需要对叙述订正一点的是，刘志丹膝下，是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不是男孩。也许她自己曾希望她成为一个男孩，好像父亲那样驰骋沙场，但是遗憾的是她确实是个女孩。她的光荣的名字叫刘力贞。 “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这首陕北民歌最初由与甘肃交界的吴起镇唱起，接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弥漫了整个陕北高原，从而揭开了陕北高原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革命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从而使杨作新及其他的领导和同志们在先前所从事的一地一域的斗争，有了直接的全国性的意义，从而使这块人迹罕至的高原，有整整一十三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样的，从而使这部描述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世纪史。 这个经典世纪的经典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经典地点是吴起镇。在高原，那已经是个有些寒气的日子了，那天天有点阴，我们知道，那天的晚上，吴起镇下了一场初雪。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作为长途跋涉刚刚在这里落脚的毛泽东，阅历已经使他见过了不少落雪的日子和积雪的大地，然而，当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的时候，当积雪笼盖起这被斯诺先生认为是“疯神捏就的世界，抽象派的写生画”的高原地貌时，那雄伟的气象，仍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加之，在飘飘白雪中，在吴起镇这个落雪的夜晚以及翌日玫瑰色的高原黎明，那个气质不凡的陕北人杨先生始终陪伴着他，作为陕北红军的联络员，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述着陕北，讲述着当前的斗争，讲述着诸如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杜甫鄜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等等高原辉煌的历史陈迹，诸如此类，亦不能不给他的踌躇满腹的胸怀以激荡。这些思想和感情恰好与眼底的雪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雪升华为意象，一年以后，在陕北的另一个地方，在倥偬的战争之间隙，在一个高高的山峁上注视北国原野、沉吟良久后，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清涧袁家村，在房东黑白氏的暖窑里，在黑寿山学习写字用的那张炕桌上，写下了那首直抒胸臆、雄视古今的泱泱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驱(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吴起镇是个只有六户半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一个半里宽的川道上，浑浊的洛河水自川道中间匆匆流过。它的地名可以令人想起遥远年代的当地驻军大将吴起，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更多地留给人们印象的，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镇，通往边关路上换马的驿站，《走西口》歌儿中那种“住店你住大店，莫要住小店”的行人小店。 这一天，从子午岭方向，顺着蜿蜒的黄土山路，走来了一支络绎不绝的队伍。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没有穿裤子，有的打着赤脚，而那些穿着衣服的士兵，他们的衣服也是千疮百孔，补丁累累。这些补丁是由男人粗笨的手匆匆连缀上去的，补丁的颜色不同，质地不同，也许是来自松潘地区的一片绵毡，也许是来自回民地区的一块白布；补丁累累，遮盖了军服原来的颜色。吴起镇是陕北最为贫困的地区了，这些士兵们的服饰较当地农民却还要差些。当第一拨人马在远远的头道梁子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当地哨兵的注意，这条死气沉沉的道路通常是很少人迹的，他们最初以为这是一支迎亲或送女的队伍，他们是从服饰上这样判断的。接着，随着队伍渐渐走近，随着后边那不断涌来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长阵，他们明白自己的判断错了。因为这群人中没有唢呐声和花轿，还因为随着视野的接近，他们看见了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钢枪。这支身份不明的庞大队伍突然进入陕北高原，令哨兵吃了一惊。这里已经是刘志丹治下的陕甘边苏区了。苏维埃哨兵见状，立即搬倒了消息树，于是，消息立即传到了陕北红军驻地永宁山。 庞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吴起镇停下。镇上的人已经跑光，队伍围住了一孔挂着吴起镇苏维埃主席团招牌的窑洞。看着牌子，抚摸着牌子，疲惫的士兵们有不少人哭出声来。“我们到家了！”他们喊道。队伍好容易从村里，找了个没有来得及跑的老乡，他们告诉老乡说，他们是红军，明白吗，红军！：走过漫长道路的中央红军。说话的人也许是湖南人，也许是湖北人，他把“红”字的音念成了“丰”字。陕北老乡不知道“丰军”这个名词，他很害怕，摇了摇头。“红军呀！”队伍中的人急了，有人指着自己头顶的红五星，还有人提到毛泽东这个名字。老乡这回明白了，是自己的队伍来了，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不是井岳秀，更不是马回回，而是红军呀！他先前听公家人谈论过神奇的毛泽东，这时又认出了士兵们头上的红星，于是他一个蹦子，攀上了吴起镇旁边的大山，扯开嗓子喊道：“红军来了！中央红军来了！老共产党来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了歌声：“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毛泽东，势力重，麾下领着百万兵！”喊声起处，四面的崖娃娃一齐回响。 坦白地讲，在中央红军由甘入陕的这漫漫长途的最后一站中，有不少红军士兵没有熬到吴起镇，他们由于饥饿和寒冷，倒毙在了路旁，还有一部分掉队的红军士兵，被当地老乡在半路上，用镢头打下了山崖。老乡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他们看中了士兵手中的枪支和背上的大烟土。由于缺乏给养，许多红军士兵的背上，除了枪支以外，都背着一包路途上收购来或没收来的大烟土，用做解决粮饷时以物易物的交换品。 在这庞大队伍的中间，有一副单架。单架上抬着正在患病的毛泽东。他面色浮肿，目光忧郁。他大约有半年光景没有理发了吧，零乱的头发掩住了脖颈。他的面孔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异常消瘦、苍白，下巴很尖，下巴上的痣很明显，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也显得大得出奇。他在长征中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单架上度过的，长龙般的队伍用脚步在行动，而他却是用思想在行动，极度的艰难困苦，随时都有陷入灭顶之灾的可能，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党内斗争，从而令这个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他，在这一年的行旅中，锤炼了意志，消磨掉了身上最后一丝书生气，成为一个讲究实际的、最了解中国国情的革命者，一个令一切政敌都不寒而栗的权术家和铁腕人物，一个以无限的爱心热爱他的事业和他的人民的人，一个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世界进程的领袖，一个无可争议的中国革命之父。 鬼使神差，历史把这一次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这块黄土地，给了这片轩辕本土。斯诺先生当年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奇妙的巧合，他说，这块高原以及毗邻地区，曾经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的地方，“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按照传统的说法，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法家，而按照同样的说法，陕北高原是一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所以在这块剽悍而豪迈的高原上，毛泽东如鱼得水，深厚的大文化沉淀层有利于张扬他的个性，而有异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助于他独立思考的完成。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踏入陕北高原，也许是一种天意。 他下了单架，他撩起有些浑浊的洛河水，拍在自己发烫的前额上。然后，他命令随行人员架起电台，给尚在四十里外、处于中军位置的彭德怀司令员发报，告诉彭他同美髯公周恩来，已率前军，进入陕北苏区的门户吴起镇，命令彭就地扎营，部队走路太多，务必注意给养，休整部队，并注意游击来犯敌人。末了，请彭于第二日来吴起镇议事，彭部暂交叶剑英指挥。 尔后，他久久地站立在山坡上、他的那孔临时用做办公室兼寝室的窑洞门口，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苍茫的陕北群山。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奇形怪状，拥拥挤挤，向他压来，田地里的几根稀疏的庄稼已经收割，光秃秃的山城、山梁、沟壑，呈现出一片黄色或褐色，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方向吹来，夹杂着沙砾和黄尘，掠过空寂荒落的山野，吹动他的有些破旧的衣服，和头上的长发。尽管行进在陕甘道上的时候，尽管在通渭河畔捡到了那张国民党的旧报纸，知道了刘志丹和陕北苏区的消息，从而决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他已经对这贫瘠与荒凉的李自成的故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眼前的一切仍然使他吃惊。面对这样的地形地貌，面对这一方人类之群的生活图景，不久以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先生曾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虽然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他不至于发出那样的布尔乔亚式的惊叹，但他毕竟在这注望的一刻，有些惊讶了的。那时，他对究竟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还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在见到刘志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将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吴起镇以北的三边地区，作为侧翼，并在三边建立一个特区，一旦在陕北高原不能立脚，就经三边而达内蒙、外蒙：三边是一条退路。他那时候纵然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料到，他的一生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度过，将在这土挖的窑洞、砖箍的窑洞、石砌的窑洞中展开，他的千秋霸业(准确地讲是阶级的千秋伟业)实际上是在这个金黄色的祭坛上奠基的。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十二年又四个月零四天，刨去去重庆谈判的七天，一共四千四百九十七天，占去了他生命的几乎六分之一的时间，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他从陕北高原的另一面吴堡县(有理由相信此处的吴堡，亦是“匈奴高筑吴儿堡”时诸多的“吴儿堡”之一，只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它在本世纪缩写成现名)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后，他站在黄河东岸，满怀感慨、满面热泪地望着陕北，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他还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陕北”。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吴起镇宿营。接到彭德怀的回电后，毛泽东又去电一封，详细告诉了吴起镇周围的军事态势，及各纵队驻营情况，并请彭务必第二日七时赶到吴起镇议事。电文刚刚发出，这时通讯员前来报告说，陕北红军派人联系来了，来人叫杨作新，现在是永宁山地区的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永宁山小学的校长。毛泽东听了，将来人迎进窑。见了杨作新，详细地询问了当时陕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情况，并着重询问了前往红军总部下寺湾的路径。谈话期间，又接到彭总回电，电告毛政委部队驻防的摆布，并建议近日在吴起镇，进行一次战斗，伏击尾随的敌骑兵。我们知道，这场战斗在两日之后付诸实施了，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长征路上最后一仗：割尾巴战斗。 原来这个匆匆赶往吴起镇的杨作新，正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籍贯吴儿堡的杨作新。 正当杨作新在小镇小学，过着他的平淡和担惊受怕的日子的时候，他接到了刘志丹将军的邀请。刘志丹邀请这个文武兼备的教书先生，担任他的秘书。这样，杨作新便辞别了小镇上那些热情的人们，离开了他的丈人村，带着荞麦，前往根据地。其时，杨老太太的谆谆教导发生了效益，荞麦已经怀孕了，面对难以割舍的小镇上的乡亲们，杨作新只能说，他此行仅仅是将有了双身子的妻子送回吴儿堡，他还会回来的。他也只能这么说，他怕看见乡亲们那失望的眼神。他最后一次地吃了一顿没有了“盐蛹蛹”的酸菜，便启程了。他在吴儿堡安顿好了荞麦，当他看见母亲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公主一样迎接身子已经显形的荞麦时，他感到一丝欣慰。他没有在吴儿堡停留，就匆匆地赶到了永宁山，投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豪迈序列中去了。杨作新在刘志丹将军身边，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苏维埃政府在永宁山成立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并命名为永宁山列宁小学。小学建成，急需一名校长，于是，刘志丹忍痛割爱，委派杨作新前往永宁山小学任职，并兼永宁山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杨作新后来才意识到，刘志丹要他离开部队，到地方任职，也许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不久之后，陕北红军中，大部分团以上领导人被活埋，甚至包括刘志丹本人，也被关押，而就在此刻，毛泽东与杨作新在吴起镇这孔窑洞里谈话时，刘志丹正被押在几百里外的瓦窑堡城里。所以说如果杨作新不离开部队的话，他本人也很难逃脱那场被后来的党史专家称之为“肃反扩大化”的厄运。鬼使神差，他留了下来，并且在毛泽东到达陕北苏区的第一天，就将这个消息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他，致使毛泽东在愤怒之中，发出了“刀下留人”的指示，并派员紧急赶往瓦窑堡，救出刘志丹，而美髯公周恩来，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为他的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刘志丹，松了绑。 这天夜里，在吴起镇半山腰这孔简陋的土窑里，杨作新与闻名已久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谈。杨作新告诉他，早在自己上省立肤施中学的时候，就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岁月中那些神奇的传说，他也早有风闻，而中国革命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将是全党的大幸和中国革命的大幸。毛泽东耐心地听着这些话，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但是，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多听这位陕北同志谈谈陕北。因此，在杨作新谈话的间隙，他适可而止地打断了他，将话题引到了杨作新的身世，引到了陕北的历史沿革，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内容方面，他津津有味地听着陕北民歌、陕北剪纸、陕北唢呐、陕北腰鼓以及构成高原大文化的一切东西，他记住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陕北俚语，他还对那个清代的翰林御史王培棻来陕北视察后所写的《七笔勾》发生了兴趣。毛泽东认为《七笔勾》中“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是解开奇异的陕北大文化现象、了解陕北人强悍性格的一把钥匙。他说他可惜革命工作过于忙碌，要不，如果有闲暇，顺着这句话深入探讨下去，一定会揭示出一些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奥秘来的。他叮咛杨作新说，有了空闲，请杨作新将《七笔勾》的全文，抄写一份给他。 杨作新注意到了，拉话的当中，毛泽东时不时地将手伸进衣领里，或者裤腰里，摸出一个虱子来，然后当着杨作新的面，毫不掩饰地用两只指甲盖“嘎嘣”一声，将虱子挤碎。“又消灭了一个寄生阶级！”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一直谈到雪花在门外纷纷扬扬地下起。他们就要分手了，因为毛泽东行军了一天，而明晨七点钟就要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一次关于“割尾巴战斗”的重要的谈话；还因为杨作新要赶回永宁山，赶快组织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安排解决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并且，杨作新有些害羞地告诉毛泽东，他的妻子生孩子了，是个男孩，他临离开永宁山、前往吴起镇时，吴儿堡来人报了讯。分手时，毛泽东向这位刚刚做了父亲的陕北同志祝贺，并祝愿那小生命在未来的岁月里幸福。他笑着问杨作新，为孩子起下名儿没有。杨作新告诉他，自从妻子有了身子以后，他就为孩子想名字了，他想将那个还未见过面的小生命，起名叫“杨岸乡”：一棵白杨傲岸地屹立在故乡的原野上。毛泽东听了，拍着手说，名字很好，听名字，将来恐怕会是个读书人的。最后，当杨作新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向畔上走去时，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住他。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一把自己用的德国造手枪，和用布包着的三十发子弹，递给杨作新，然后说，这支手枪，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杨作新辞别了毛泽东，顺山路天明赶到了永宁山。他没有工夫回吴儿堡了，于是托人，给家里送去了一点资助，和一个叫“杨岸乡”的名字，然后，便召集会议，发动群众，为中央红军筹粮。十多天后，共筹粮十万多斤，猪二百多头，羊一千多只，然后吹着唢呐，送给中央红军；并且在吴起镇至红军总部下寺湾一路，设立了二百多个欢迎接待中心站，以候中央红军前往下寺湾，与陕北红军主力会师。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对陕北高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的吴儿堡家族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毛泽东率领他的红色队伍，由甘入陕，那胶鞋、布鞋、草鞋，或者赤脚板儿开始隆隆踏响这块高原的时候，在距吴起镇不远的吴儿堡，杨作新的妻子荞麦，正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痛。 按照民间的说法，贵人来临，必有大福。这块高原封闭得太久了，这块高原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从庄前的大路上匆匆经过，况且带着两万五千里遥远的祝福。所以说出生在这个时辰的这个孩子，委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荞麦的妊娠期，基本上是在吴儿堡度过的。尽管男人不在身边，但是善良的杨老太太和同样善良的杨蛾子，对她进行了也许是人世间对一个孕妇最好的照顾。当杨作新带着自己已经显形的妻子出现在杨老太太面前时，杨老太太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她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衰老下去了，因为有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她的生命在暮年的时候放射出一阵奇异的光彩。从那一刻起，她就承揽了照顾孕妇的一切责任。做荞麦喜欢吃的饭食，拆洗荞麦替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忙窑内窑外一切力所能及的活计。而当休息的时候，她的身子闲了，眼睛和嘴巴却没有闲住，她睁着昏花的老眼，跟踪着或在炕上坐着，或在地上站着，或在畔上晒阳阳的荞麦，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着荞麦的所有不利于腹中胎儿的姿势。这时，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在整个妊娠期间，除了吃饭需要自己张口以外，荞麦不干任何事情。她于心不忍，于是便帮婆婆烧一阵火，或者帮小姑子把一背柴从背上卸下来，或者偷偷地挑起水桶，到泉边去担水。每当发现她在抢着干活时，杨老太太便立即抢上前去，将她拉回窑里，接着便开始骂杨蛾子，她认为这是杨蛾子没有尽到职责。直骂得杨蛾子眼泪汪汪，才算罢休。荞麦见自己并没能帮小姑子干些什么，倒是常常惹她们母女俩怄气，于是就不再下炕了。她也是受苦人出身，坐在炕上闲不住，便央蛾子扯了些花布，开始针针剪剪，为那即将出世的小生命缝制小衣服。 这次杨老太太没有阻拦她，一则这些细活不会伤着肚里的孩子，二则这其实也是母亲的天职。见婆婆不再制止，荞麦就大胆地做起来，一边做一边红着脸唱歌。到后来，她的双脚因为妊娠反应而浮肿，穿不进去鞋了，从此便安安宁宁地坐在炕上。她先为那未来的小生命做了一身小棉衣，因为他或她降临人间时，就是冬天了，接着又做了一身夹衣。当衣服做完后，她又细针密线，为他或她缝制了一件红裹肚。最后，她还做了一双老虎鞋和老虎枕头，按照惯例，这两件，是当孩子满月的时候，由孩子的娘舅来送的，可惜荞麦家里没人了，所以她提前自己做。 这天早晨，太阳冒红的时候，杨岸乡出生了。一个通体粉红的孩子，正在接生婆怀里，伸胳膊乍腿。他的头发黑油油的，沾了些血迹和羊水，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于是伸出小手，在脸上使劲地抓挠着，试图借助手的力量，将眼皮掰开。他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眼睛睁开了，最初像在地里潜伏了很久的瞎狯的眼睛，渐渐地，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他看见他的母亲脸色苍白，下身满是血，疲惫地蜷曲在炕的一角，那神情，好像经历了一次路途遥远的长征，终于在吴起镇的一孔窑洞里歇了脚似的。他看见他的祖母正在笑着，神经质一样地笑着。他看见他的美丽的姑姑，正坐在灶火前烧水，火光映着她的脸，脸上出现一种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严峻。接着，他听到剪刀一声响，随之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扯开嗓子，大声地、毫无忌惮地啼哭起来。 接生婆麻利地剪断了脐带，将脐带的一头，塞进杨岸乡的脐窝里。另一头，放进胎衣。做完这一切后，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坐下来，喘口气，吃了一碗杨老太太专门为她做的荷包鸡蛋。吃饭的时候，她用筷子指着那刚刚从杨岸乡身上褪下的胎衣，吩咐杨蛾子就在窑洞里挖个坑，将它埋了。她说杨家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看好这个衣包，并且为埋藏的这个地点保密，不能让孤魂野鬼知道，更不能让野物叼了去，这是规程。 吃完荷包蛋，接生婆接过礼钱，就要启程了。这时，她从怀里掏出一只已经刮得不成形状的鹿角，进行她接生工作的最后一道程序。她要杨老太太拿来一片新打碎了的碗的瓷片，开始刮那只鹿角。鹿角白色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一只碗里。接生婆安顿说，将这粉末，用开水冲了，给娃他妈喝，催奶。 接生婆走的时候，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走到布包跟前，看了一眼布包里的婴儿。她的最后一眼是落在那小脚丫子上的。她注意到了婴儿左脚的小拇指是通红的、完整的一块，于是笑着说：一个匈奴崽子！ 接生婆刚走，杨老太太便拿起接生婆刚刚用过的剪刀(剪刀刚才杨蛾子在锅里用开水煮过)，从荞麦的红裤带上，剪下一截头儿。她搬过一个凳子，将这红布条儿，挂在了窑门门楣的那个闩眼上。这红布条是个标志，表明这家有喜了，对于来串门的闲人来说，他不该再进这个屋子了，以防冲了月子，也提防孕妇的脏血给带来晦气；而对于那些在山野间四处游荡，无家可归、无法托生的孤魂野鬼来说，这红布条则是对它们亮起的红灯：那生命尚且稚嫩，不许它们来打搅他。 当杨蛾子吭哧吭哧地挖地皮、埋衣包的时候，杨老太太出去了一趟，她央村里一位手巧的妇女，铰了一群手拉着手的“抓髻娃娃”，然后把这些“抓髻娃娃”，在窑沿的墙壁上，贴成一行。在贴剪纸的时候，她想起了她的第一个儿媳妇灯草儿，她没有忘记灯草曾是个剪纸的好手。 给永宁山捎了话，杨作新没有回来，只给家里捎来一点钱，还给这个红扑扑的小生命捎来一个大号。有这些就够了，窑里的三个女人知道，杨作新在外面干大事，他不回来自有他不回来的道理，所以她们没有埋怨他，彼此之间反而说着一些为他辩解的话。由于窑里没有男人，这桩庄严的事情，它的庄严成分显然显得不够，如果家里有男人就好了，即便他只蹲在窑门外抽烟，一句话也不说，一件事也不干，但只要有他的存在，好像有一堵墙立在那里一样，家里的其他人心里便会感到踏实。 荞麦喝了用鹿角粉末冲下的水后，奶水便像涌涌不断的山泉一样的了。奶水很多，很丰富，胸前鼓起了两个颤巍巍的大包。奶水除了满足供应杨岸乡以外，显然还有许多的剩余，所以涌涌不断的奶水，憋得荞麦的奶头生疼，鼓鼓的奶头，轻轻用手一碰，就“惊”了，如果荞麦的怀敞着，这奶水一下子会射出好远。 既然这里提到了奶头和奶水，而且是荞麦的奶头和奶水，那么，我们不妨插一句闲笔。未来的某一天，当杨岸乡推开肤施市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的门，为他的父亲杨作新的冤案奔走时，接待他的中共肤施市委书记黑寿山，记起了杨作新这个名字，并且谈到了记忆中的杨干大的许多事情。他当时还不知道这荞麦就是杨干大的妻子，他的杨干妈。当知道了这些后，他也谈到了荞麦的一些事情，并且着重谈了荞麦的奶头和奶水。 一九四七年著名的延安七天七夜保卫战中，黑寿山当时是指导员。那一次战斗损失惨重，他也负了重伤。火线上下来的伤员，要经过一个叫小镇的中转站，稍事包扎，然后分期分批转移到后方医院。伤员流血过多，口渴得难受，可是又不能喝水，一喝水，血又会汩汩地流出来；在没有手术之前，就会死去。于是，地方政府从周围村庄，招集了一群奶娃娃的妇女，分期分批给这些重伤员喂奶。这批妇女一共有二百名之多。黑寿山永远忘不了，一个面色黝黑的妇女，将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嘴里的情景。那时他正发着高烧，处在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地喊着“冲呀”之类的字眼，突然，他感到嘴里塞进了东西，那东西仿佛记忆中母亲的奶头，于是他停止了呼喊，开始拼命地吮吸起来。立即，一股清凉的、稍带咸味的汁液流进他的喉咙。他的眼睫毛被血糊住了，凝固的血又将上下眼睫毛结在一起，因此，当他清醒过来时，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细缝。透过细缝，他看见了一张黝黑的脸，看见了那脸因为痛苦而抽搐，后来，他用手在嘴角抹了一把，才发现他吮吸的原来是血。那女人的奶水也许早就被别的伤员扎干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奶水，她所以应募而来，只是出于一位劳动妇女对革命的感情和对战士的感情。他记下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她叫“荞麦”。嗣后，大反攻时，他率领部队路经这个镇子，他打问那名叫荞麦的女人的消息，镇上人说，那女人已经害病死了。他打问荞麦埋在了哪里，他好去祭奠一下，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位置。部队正在行进中，不便停留，于是，年轻的指导员同志，双膝跪倒在小镇石板街道上，“咚咚咚”地叩了三个响头，算是对这位陕北大嫂的遥祭。 不说那未来发生的事情了，那毕竟还有些遥远，而如果时间的流程流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故事行进到那个时间空间时，相信我，亲爱的读者，我自然会浓墨重彩的，而此刻，我们说的是吴儿堡的事，是襁褓中的杨岸乡，是乳汁尚像山泉一样奔涌的这位年轻的母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这侍候月婆子的事情，是由娘家妈来做。荞麦的娘家没有人了，这项工作便由杨老太太承担起来。对于杨岸乡，这个还只会啼哭的小生命，杨老太太也像当年他的外婆对待杨作新一样，从杨岸乡吃第一口奶的时候起，便开始对他施展起了家法。 陕北人的体型，颀长而又健美，两条笔直而又笔直的长腿，挺拔的腰身，很不突出的、几乎与腰身与大腿成一条直线的臀部，当他们在最初没有因为劳动而破坏体型时，给人以“玉树临风”之感。至于陕北人的脸型，我们相信由于上边对杨作新、对刘志丹、谢子长的描述，以及读者心目中的那个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的虚幻的印象，已经有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对面孔的另一面，即脖颈、颈窝，以及后脑勺，还没有来得及细说。陕北人的脑后部分，其实也很耐看，他们一般没有颈窝，后脑勺也不突出，也就是说，从肩部，越过脖子，直达囟门，仿佛笔直的一条线，平整的一个大陆板块。因此给人的感觉，十分俊美，并且有一种男子汉的豪迈的成分。如果，如果再配上一头浓密的猪鬃一样的黑发，如果在头顶再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一个英雄结，那么，当这样一个男人，反剪着双手，跟在一个毛驴后边，腰身一闪一闪地向你走来时，你会想起苏格兰诗人彭斯那“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高原，我的漂亮的高原大汉”的诗句。 陕北人的这种体型特征，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遗传因素，但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却在于当他们还处在哺乳期时，他们的体型便开始受到严格的控制。 杨老太太将杨干大当年衿的那条腰带，扯成一绺一绺的布条；将杨岸乡的两条腿并拢，两只脚并齐；然后用这些布条，嗖嗖地缠起来。这时候婴儿的骨骼，还没有变硬，因此，一段时间后，婴儿的骨骼定型，就成笔直笔直的了；两条腿并拢，中间连个虱子也爬不过去。对腿的部分如是处理，那么对头部呢？婴儿的头更软，脑门顶上，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个窝窝，透过半透明的皮肤，甚至能看见皮肤下面的血管和骨骼。那只荞麦缝下的老虎枕头，杨老太太没有用它，那只是装饰品、吉祥物，孩子能坐起来时，抱在怀里当玩具用的。她现在另外缝了一个小枕头，枕头里装上了小米。小米凉，这样孩子不会上火，小米又相对来说比荞麦皮坚硬，这样孩子枕着它时，可以使后脑把子变得平直，还可以挤压头部，使天庭饱满，而“天庭饱满四方平”被认为是一种“福相”。杨岸乡枕上这样的枕头以后，头型自然在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变化，而杨老太太还不满足，担心荞麦不会管理，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头向两边偏，这样后脑勺便不会平整了。于是，她又找来些杨作新当年用过的旧课本，分成两摞，分别挡在枕头的两侧。 说话间满月到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这是属于他的第一个节日。这天一早，荞麦将红裹肚、小棉衣、老虎鞋，找出来给杨岸乡穿上。然后，她自己也找了件干净的衣服穿上，抱着孩子，坐在了炕沿。衣服有些小了，紧紧地绷住她的身子。经过这一个月，这母子俩仿佛罩窝的母鸡小鸡，现在满了月子，该出窝了。 这天，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了代表，来为杨岸乡祝贺满月。有的人用粗布手帕，包了几个鸡蛋，有的人从腰里摸出几块铜板，有的人带来一张羊皮，有的人带来二尺白洋布。礼物都很轻，都有一些寒酸，但是乡亲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他们真诚地祝福吴儿堡村添丁加口，他们为这个古老的家族，将又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诞生而高兴。 杨老太太也不吝啬，自从杨作新成了公家人以后，不管怎么说，她的经济来源，较村里人要宽展一些。杨岸乡满月，这是一桩大事，同时，也是一个显富的机会。杨老太太，从村里请来两个厨子，又让厨子，在窑门口临时搭起锅台，杀了自家的一只羊，五只鸡，又让憨憨，从集镇上，买回来半扇猪肉，再用自己的两筐洋芋，换回来一捆粉条，就这么些吃食，交给厨子，尽意去做。待客的场所，放在窑院里，桌子凳子，是从前庄小学借来的。虽然已经是初冬了，可是这里地势向阳，中午时分，阳婆婆一照，倒是十分暖和。村上的人们，见杨老太太这样实心待人，也就不再拘束，面对满桌美味佳肴，放开肚皮，尽情享受。三杯酒下肚，猜拳的，行令的，唱酒曲的，异常热闹，间或，路过官道的要饭吃的，听到这里的嘈杂声，也赶来凑热闹，搅红火。要饭吃的，拄着根棍子，搭着个褡裢，站在桌子旁，眼睛盯着桌上的饭菜，嘴边一边流着涎水，一边倒核桃似的，说出一长串莲花落。杨老太太倚在门框上，听着这些祝福词儿，眼睛笑成了一朵花，她觉得自己真是活成人了。对于那祝福词，她耳朵背，只听出其中的两句：“生下女子赛天仙，生下儿子中状元”，光这两句，就足以使老太太乐不可支。她忙不迭地唤杨蛾子，要她掬一碗肉粉汤，外加两个花点馍馍，给这位要饭吃的干大送去。“可惜死老汉命薄，看不到这些了！”杨老太太想。 杨老太太还破费两块大洋，请来了一班吹手。在陕北，即便家里再穷，即便这孩子命再贱，逢满月这天，吹手是不可少的，唢呐声是不可没有的。确实请不起的话，便由这孩子的父亲，举着自家的唢呐，站在畔上吹上两声。 按照一位民俗学家的考究，陕北人的一生，三次与唢呐结缘，一次是过满月，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抬埋上山。唢呐那高亢的凄厉的辉煌的哭音，将三次在窑院里响起。三次吹奏，其实都是一个主题：我已生，我已死，我将婚将嫁，并添丁加口；我用这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向这个麻木的世界宣告我的已经存在和曾经存在，张扬我的自我；我用这高亢的音律扩张我的渺小，从而不至于被这单调的背景吞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次吹奏其实是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三次抗议和威胁，人类在这宗教般的旋律中得到陶醉，从而继续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 一班唢呐手，站在杨家窑院的畔上，对着吴儿堡川道，对着那条南达肤施城北达北草地的官道，对着眼前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拥拥挤挤的群山，运足气力，鼓出腮帮，猛烈地吹奏起来。他们擦得明光锃亮的铜唢呐，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唢呐把手上的红缨缨，像火苗儿一样在胸前荡漾。也许是因为刚才喝了两口开场酒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现在太用力的缘故，血往头上涌，他们每人的脸色，都像猪肝一样，像成熟了的杜梨果一样，成了酱紫色，并且沁着汗珠。 唢呐声在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在浮山上回荡，唢呐声在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在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届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她的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 杨作新仍旧没有回来。他不回来不要紧，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他的在场，无法解决。按照习惯，通常在这一天，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指定一个“干大”。如果杨作新原来就有换帖儿的“拜识”，那杨岸乡的干大，不用说，就是那拜识了。他会主动的，在生日这天，备一份厚礼，再请细石匠，凿一个石锁，给孩子带上，当着众人的面，认下这个干儿。如果事先没有拜识，那么在这满月筵上，随便指定一个，也是可以的；好朋友会认为这是抬举他，当即就慨然应允。可是这天，杨作新没有回来。怎么办呢？荞麦和蛾子，自然都不懂这个礼势，独有杨老太太，见热闹的场面，缺了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心中不免着急。 事有凑巧，那个憨憨，受杨老太太差遣，上了镇子一趟，回来后窑里窑外，又忙活了一番，后来见众人落座，于是就拣一条旧些的凳子，坐了。吃饭的当口，他见来贺喜的人，都或多或少，手里不空，于是满身不自在起来。他说他要上茅坑，抽身回了趟家。憨憨的家里太穷，他在家里翻腾遍了，也没找见一件可以拿上席面的东西。正在着急，瞅见了地上扔着的一堆石刻，于是信手摸了一件，重新返回杨家窑院。 这是一件石锁。底下一个石座儿，上边是一头袖珍狮子，狮子的前后腿，蹬在石座上，中间的裆部，留下一个空隙，恰好是个旧式锁子的形状。原来这憨憨，虽然别的心眼儿塞着，可这一窍洞开，平日上山拦羊，闲着没事，找一块细青石，一个人躲在山圪崂里，又凿又刻又磨，所以手下出了许多这样的巧活儿。 众人见了这石锁，都喝一声彩，叫道：“好手艺！”杨老太太接过石锁，也明白了，这是天意，杨岸乡的“干大”，看来就是他了。随之叫过抱着孩子的荞麦，要她过来，让儿子给干大叩头。杨岸乡还小，自然不会叩头，这事就由荞麦代了。而荞麦在称呼憨憨的时候，也就借儿子的口吻，称他“他干大”。 干大在这个满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石锁上，绑一道红绳，并且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都要加一道，直绑到十三根红绳，也就是孩子虚岁十三岁上，才算监护完毕。眼下，这红绳杨老太太早有准备，于是拿出来，让“他干大”给系在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桩事儿结束，憨憨重新找到自己的旧凳子，再去吃筵席，不提。 满月一过，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杨家窑院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全家人齐心协力，养家糊口，打发着沉闷的日月。只是较之以前，窑里窑外，有了孩子的笑声和哭声，这孩子给这三孔土窑，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也使这窑里人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朵朵红云飘得远”。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革命势力日重，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夹在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吴儿堡，一夜之间，也成了红区。镇上成立了苏维埃，村上有了革命政权指定的村长，这个偏僻的吴儿堡，也热闹起来。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 是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其时国共两党，已因西安事变为转机，达成“合作抗日”的谅解，所以这次训练班，也给肤施城分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了，通知到时，便由当时的神秘人物康生，直接与杨作新谈话，安排他去庐山受训。杨作新当时还蒙在鼓里，鼎鼎大名的康生找他谈话，他应该有所觉察，明白此行不同寻常。可是他毕竟见识短些，觉得这是一件光耀的事，于是慨然应允，稍事收拾，便直赴九江庐山。 算起来，杨蛾子这一年，已经满二十三岁了。她像一朵山乡里风吹雨打的野花，在迎风怒放着，娇艳，健康，善良，美丽。爱神并没有久久地冷落她，它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那合适的、杨蛾子可心的人来叩击她的门扉。前面说了，这个野姑娘，她继承了吴儿堡家族相貌上的一切优点：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对双眼皮，白皙的面孔上，两个高颧骨，颧骨上停两朵红晕，尖下巴，有些消瘦的面颊上，时隐时现出两个酒窝。较之前两年，她的胸脯丰满了许多，皮肤上也呈现出一种羊脂般的光泽，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掉她身上青春的光彩，反而由于劳动的砥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荞麦母子前脚刚走，当地政府，给这一带疏散了一群红军伤兵。这些伤兵是东征战役挂彩的，还是西征战役挂彩的，或者是平型关与日寇打仗时挂彩的，上边没有说。吴儿堡也分来了一个伤兵，照着装束和身份看，可能还是一个首长，一只指挥打仗用的怀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儿拴在第二个纽扣上。一头高头大马驮着伤兵，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员扶着，来到吴儿堡，将他交给村长。村长于是将这个伤兵，分配给了杨老太太和杨蛾子照管。一则杨家是公家人的家属，可以信得过，二则杨家的偏窑闲着，正好可以让伤兵在那里居住。警卫员见安顿停当了，便留下一些药品，牵着马回部队去了。 那伤兵中等身材，消瘦面容，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也把红军说成是“丰军”，因此可以断定是湖南人或者湖北人。他的伤是在胯骨上，一颗子弹，从屁股蛋子里钻进去，碰到骨头，便嵌进骨头缝里去了。在部队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看着没有危险了，于是便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养伤。 伤兵在战场上厮杀惯了，习惯了东征西讨，猛丁来到这个安静的偏僻的小村子，显然有些不适应。在这里，一切都是以慢节奏进行着的，太阳到了半早上，才懒洋洋地从东山出来，到了下午，又懒洋洋地落入西山那个垛口。一座座山丘死气沉沉地僵卧着，不见一丝绿色，好像害了浮肿病的病人的脸色。空气自然是洁净的，没有一丝硝烟，也没有一点噪音，但太静寂了，也令人生出一丝惊悸与不安。最初几天，伤兵显得焦躁，尽管杨老太太和杨蛾子做了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但他只是吃很少的一点儿，筷子头动一下，就停了。有一次，蛾子劝得紧了，他竟使起性子，端起碗，摔在了地上，气得个杨蛾子，脸色煞白。伤兵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赶快道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津贴费，来赔这只打碎的碗。杨蛾子一甩手，抹着眼泪走了。 杨老太太待伤兵，像待亲生儿子一样。乡间老太婆，本来就是个菩萨心肠，加之这时候，她也以革命家庭自居，儿子杨作新在外，给共产党干事，那么杨作新的同志，从广义上讲，也就是她的干儿子。所以不管这伤兵如何烦躁、无礼，她只是小心侍候，尽自己的慈母心肠，生怕有一点慢待了同志。 自从那骑着高头大马的伤兵，在吴儿堡川道里一露头，杨蛾子的心就跳起来了。她的眼睛一直瞅着那骑马的伤兵，在村长家窑门口停下，才收回目光。这里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官道上常过队伍，所以杨蛾子最初以为，这大约又是过往的什么人，谁知，信不信由你，生活中果然有那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命”、被外国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骑马的人，不是过路的，是要在这村子住一段时间的，而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偏偏这个伤兵，来了杨蛾子的家。 杨蛾子有了这番心事，见了伤兵，反而显出一股矜持之意。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姑娘家毕竟是姑娘家。只是这个从来不注意自己服饰打扮的姑娘，自伤兵来到家里后，从头到脚，整天穿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春二三月，地里没活，所以一天到晚，脚上不沾尘土，她还拿出自己攒下的钱，下了趟镇上，买了双洋布袜子穿上，洋布袜子穿在里边，看不见，于是杨蛾子将裤角绾起，走起路来，故意将两个脚片子踩得有了响声。可惜杨老太太老眼昏花，看不见女儿的新奇变化，而那个伤兵，只一个劲儿地惦着自己的部队，整天不是发脾气，就是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擦枪，或者顶着这春二三月的寒风，站在畔上，手扶胯骨，望着大路发呆，杨蛾子的一番苦心，他竟没有发觉。杨蛾子这一番打扮，算是白打扮了，气得她背过人，直捂着脸哭。 伤兵的伤口，隔几天要换一次药。伤兵说他的伤面已经结痂了，可以自己换，只让蛾子为他烧上一盆盐开水，洗伤口用。杨老太太却执意要让蛾子为伤员换药。杨蛾子前些日子当过一次担架队，抬过伤员，并且也为伤员包扎过伤口，所以说换换药，应当说不是一件难事，奈何这伤员伤的不是地方，所以杨蛾子见杨老太太说了，脸色登时红了起来，口里应承着，脚底下却不动。伤兵还是说，他自己能换，有盆盐开水，洗伤口就行了，说完，就回自己窑里去了。 杨老太太见支使不动蛾子，有些冒火，捡起一把扫炕的笤帚疙瘩，想打杨蛾子。杨蛾子说：“好妈妈，我怕羞！”杨老太太说：“权当是你哥哥，怕什么羞！‘揽君是君，揽臣是臣’，咱们揽上这桩事情了，就揽到底。你哥哥在外边闹世事哩，咱们家里人，要给他争脸！” 话说到这个份儿了，杨蛾子也就不再推辞，开始烧水化盐。那伤兵的伤口，虽说已经结痂，可是仍然有血水脓水从里边沁出来，沾在外边裹着的纱布上。换药的时候，得先用盐水将纱布浸湿，揭下来，或者用在开水里煮过的剪刀，将纱布一点点地剪掉，然后消过毒后涂上新药，换上纱布。杨老太太估计对了，那伤兵虽然逞强，可是他确实自己给自己换不了药，除了上边说的伤势本身的原因之外，我们知道，这伤也确实伤的不是地方。 伤兵回到偏窑后，不等盐开水端来，便真的自己给自己换药了。大约揭纱布时揭得太猛，只听从那偏窑里，发出一阵呻吟。杨老太太耳聋，没听见，蛾子倒是听真了，呻吟声听得她一阵阵心疼，这时盐开水已经烧好，杨蛾子于是不再考虑，舀了一盆，匆匆地端进偏窑去了。 凡事开了个头，抹下了脸，接下来就容易了。从此以后，隔三过五，不等杨老太太督促，杨蛾子总是准时给伤兵换药。伤兵的伤势一天天好起来，饭食大增，面皮也渐渐变得红润。杨老太太见了，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我们的杨蛾子，自那一次开始，也就放下了自己的矜持，又变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姑娘家。每一次换药，对她来说，都不啻是一个节日，换过一次药后，她就兴奋地等着下一次。她以一个女儿家的全部的热情和爱心，为这个伤兵大哥换药和洗伤口。而在平时的时候，她总找各种话题，令伤兵大哥开心，怕他有丝毫的寂寞，怕他产生离开这里的念头。随着伤兵的伤势渐渐好转，她开始搀着伤兵，在窑院和村头转悠。 伤兵也喜欢上了这位姑娘。我们知道，在换药的时候，在吴儿堡村头散步的时候，在彼此长期的踢搅中，伤兵不可能不发现这姑娘惊人的美丽，而美丽和善良结合起来，不能不打动一个钢铁般坚硬的男人的心。伤兵应杨蛾子的要求，给她讲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激烈的战斗故事，他还将自己的枪卸成零件，顺着炕沿，摆成一溜，然后闭着眼睛，用五十秒的时间(杨蛾子盯着表)，将枪全部装好。杨蛾子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看过几遍后，也学会自己安装了，开始是睁着眼睛，一边听伤兵讲解，一边往一块对落，后来，她也可以闭着眼睛，一口气“砰砰啪啪”地，将这支短枪安装在一起了。 杨蛾子将伤兵的皮腰带，襟在腰里，将那支擦得锃光发亮的手枪，别在上边，裤脚上，再扎上伤兵的裹缠。她往地上一站，打个立正，问伤兵，看她威风不威风。伤兵笑着说：她很威风，只是，头上的扎着一根红头绳的大辫子，和这身装束不协调，如果：， “如果怎么样？”杨蛾子追着问。伤兵说：“如果剪成个短帽盖，那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军婆了！” 伤兵只是随便地说说，谁知，杨蛾子听了这话，不吱声，抬脚离了偏窑，回到自家的正窑里。她从针线笸箩里拿出一把剪刀，对着那只只剩下半块的玻璃镜子，只听“嚓嚓嚓”的一阵响声，大辫子就剪了下来。等到她再一次站在伤兵面前时，伤兵惊呆了，他瞅着眼前这个姑娘说：“你真漂亮，杨蛾子！”伤兵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杨蛾子的手，但是他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快把手松开了。 “猴女子，你疯了！”窑外传来了杨老太太的骂声。原来，她发现了丢在炕沿上的大辫子，现在提着辫子，出来寻杨蛾子。 听到骂声，杨蛾子搬住伤员的肩膀，在他脸上，匆匆地亲了一口，然后转过身，一阵风似的跑了。 时令接近初夏了。天气慢慢地热起来。吴儿堡川道里的那条小河，开始发出淙淙的流水声。青蛙也在夜晚，不歇气地叫起来。青草开始露出地面，山冈披上了一层浅浅的新绿，在那新绿中间，往往会有一团鲜艳的红色，那是山桃花。牧羊人赶着羊群，在这嫩绿之间游弋，轻风吹来，送来羊只那撩拨人心的骚味。 这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喝过汤以后，蛾子陪着伤兵，在畔上的碾盘上坐着。最初是农人们吆着牲口，扛着犁杖，从那高高的山峁上，忽悠忽悠地过去了，接着是憨憨，赶着一群喧喧闹闹的羊只，从大路上进了村子，最后，一切便都静寂下来，只有那西天的晚霞，在垴畔上边的浮山上燃烧着，将它的玫瑰色的光芒，填满了这吴儿堡附近的沟沟洼洼，给这单调的景色，带来一种虚幻的梦境。星星也一颗接一颗地出来了，为数不多的星星，在那深不可测的遥远天际闪烁着，偶尔有一颗流星，斜斜地滑下来。 伤兵为蛾子讲了许多的战斗故事。作为对等原则，蛾子也为伤兵，唱了许多的陕北民歌。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十分亲密，亲密到可以唱那些酸曲的程度了。原来，在唱酸曲方面，杨蛾子也是一把好手。其实，在每一个外表一本正经的姑娘的内心深处，谁没有产生过非分之想，谁没有萌动过那种有些轻浮的念头呢？只是当她们在没有遇到可心的人以前，严格地把握自己，而将那些伴随着她们成熟过程的，给她们以耳濡目染的酸曲，毫不动容地装进心里，以便有一日对着心上人吟唱。 “那是一首叫《大女子要汉》的酸曲，我从十三上就会唱了，”杨蛾子盯着变幻无穷的夜空，深情地说道，“只是，我会唱是会唱，可从来没有给一个男人唱过！我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人躲在被窝，一边流眼泪，一边低声唱，或者，在山上受苦的时候，瞅瞅四下里没人，扯开嗓子吼上一阵。伤兵大哥，这歌酸着哩，你听了不要笑话我！” 蛾子说着，朝窑里瞅了一眼，看杨老太太不知在窑里忙活什么，并没有注意到她和伤兵，于是胆子大了，清清嗓子，唱了起来：十七八女娃门前站，公鸡倒把个母鸡断，女娃泪不干。 哎哟，女娃泪不干！ 娘问女娃为啥哭，没吃没喝有你大，针线不会有妈妈。 哎哟，针线不会有妈妈！ 每一段歌词完了后，都有一句撒娇似的“哎哟”作为副词。如果配上简谱，这“哎哟”是这样唱的： 。伤兵听得有些呆了，从那柔美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渴求。他对陕北话应该说有一点顺耳了，只是，这个“公鸡倒把母鸡断”的“断”字，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便打断了杨蛾子的歌唱，请教这个字。“这还不明白吗？”杨蛾子羞红着脸说，“断，就是‘撵’，就是‘赶’，就是想要……‘踏蛋儿’！”杨蛾子咽下了最后一个字眼，她不说了。不过伤兵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他说：“噢，女娃家站在自家窑门口，看见公鸡在撵着母鸡，于是动了心思。” “你还让我唱耶不唱！平白无故地打断人家的话，我不唱了！”杨蛾子说。 伤兵见了，赶紧央告他，说自己再也不插杠子了。 “这就好！”杨蛾子说。说罢，续上前面的，又唱起来：叫一声妈妈你听话，奴家长得个这么大，不给奴家寻婆家。 哎哟，不给奴家寻婆家！ 叫一声女娃我告诉你，一来为你真小哩，二来妈妈舍不得你。 哎哟，二来妈妈舍不得你！ 叫一声妈妈我告诉你，我嫂嫂和我同年岁，人家妈妈咋舍得？ 哎哟，人家妈妈咋舍得！ 叫一声女孩你听话，你大大回来寻个女婿，秋后再出嫁你。 哎哟，秋后再出嫁你！ 叫一声妈妈我告诉你，你和我大大同床睡，我咋能等到秋后去？ 哎哟，我咋能等到秋后去！ 叫一声女娃没黄水，院邻家听见欺杀你，不怕人家笑话你？ 哎哟，不怕人家笑话你！ 叫一声妈妈你听话，女娃我今年刚十八，一心就想抱个娃娃。 哎哟，一心就想抱个娃娃！ 歪说好说你没血鬼，你大大回来要打你，妈妈我不拉你。 哎哟，妈妈我不拉你！ 三打两打尽他打，人要眉眼做什么？ 我的就儿妈妈。 哎哟，我的就儿妈妈！ 撩起个棍子拉下打，叫你死在这个家，不叫你寻婆家。 哎哟，不叫你寻婆家！ 唱到这里，杨蛾子的歌声停了下来。这次，不是人家伤兵插一杠子，又有什么问题要提，而是蛾子主动停了下来。伤兵正听得出神，见歌声突然停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完了。“没有！”蛾子笑着说，“还长着哩，歌词太脏了，什么‘坏了身子’呀，难听死了，你不怕羞，我还怕羞哩！不过：”蛾子接下来说：“有新歌词，刚流行起来的，革命内容，我把这个给你唱唱，好吗？” “好，小妹妹！”伤兵答道。这次，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捉住了蛾子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让蛾子坐在自己那只没有受伤的腿上。夜色温柔，现在，那两个遥远的风流罪人所曾经体验过的感觉，不可遏制地来到了这两个身份迥异的年轻人身上。 杨蛾子继续唱道：一蹦蹦在区政府，进了个门来当地上站，区长把我看。 哎哟，区长把我看！ 区长开言同志你听，有什么问题你谈精明，冤枉不办人。 哎哟，冤枉不办人！ 我大我妈老脑筋，政府的号召他不听，压迫得活不成。 哎哟，压迫得活不成！ 我大我妈要财礼，给奴家寻了个疤女婿，奴家我不愿意。 哎哟，奴家我不愿意！ 耳又聋来眼又花，满嘴长一口大酥牙，脊背上背个大疙瘩。 哎哟，脊背上背个大疙瘩！ 隔壁有个王大妈，她的儿子十七八，心里就有个他。 哎哟，心里就有个他！ 区里介绍县里批，我们两个都愿意，心里真满意。 哎哟，心里真满意！ 结罢婚儿拉回走，我大大门口把我们看，寻得一个穷光蛋。 哎哟，寻得一个穷光蛋！ 进你个门来拉上看，脚底下只有一点炭，灶火也搭不严。 哎哟，灶火也搭不严！ 两双筷子两只碗，后面无锅盖石板，怀前把小锅安。 哎哟，怀前把小锅安！ 叫一声丈夫把话听，明天亲戚都来看，这事情咋价办？ 哎哟，这事情咋价办？ 叫一声丈夫把话听，大街镇上买花生，牢牢记在心。 哎哟，牢牢记在心！ 一条纸烟两把茶，瓜子花生拿手抓，腔子上又戴花。 哎哟，腔子上又戴花。 政府给地二亩半，叫我们二人好好干，争取当模范。 哎哟，争取当模范！ 身上又穿烂布衫，上下擦了个稀巴烂，浑身出了汗。 哎哟，浑身出了汗！ 大锄锄来小锄砍，人进庄稼看不见，能打十来石。 哎哟，能打十来石。 红旗绿旗满天飘，锣鼓大钹一哇声，天下都有名。 哎哟，天下都有名！ 酸曲到这里就唱完了。有些冗长，正如杨蛾子所说，这后半部分的革命的内容，是临时加上去的，这内容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后来叫解放区)老百姓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预兆了先声。当然，增加了这些内容后，它就使原先妙趣横生的题材，显得有点一本正经了，用杨蛾子的话说，就是不够酸了。这使杨蛾子有些担心，担心伤兵大哥的期望值太高，这首过于冗长的酸曲，他会不喜欢的。 杨蛾子的担心多余了，伤兵很喜欢它，经历了残酷的战斗，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洗礼之后，现在，一位姑娘坐在他的腿上，并且用那柔美的女中音，为他哼着这些奇异的歌曲，光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满意了。他这时候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地安静了下来，习惯了这安宁的平和的环境，和这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他甚至担心自己的伤好得太快，那样就会离开吴儿堡。 一个初夏的夜晚过去了。杨蛾子听见母亲在窑里唤她，这时她才意识到夜已经很深了，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伤兵的腿上的，于是她吓了一跳，她说：“我得回窑里去了，伤兵大哥。明晚上我再给你唱吧！”说完，她从伤兵的腿上溜了下来。 杨蛾子抬脚要走，这时，她听见背后“哎哟”了一声，就像她歌词中的副歌“哎哟”一样。她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伤兵大哥栽倒了。杨蛾子赶紧走过去，扶住他。她埋怨自己走得太急，忘了照顾伤兵这个责任。：伤兵在砬盘上坐得太久了，或者说，一只腿有伤，而另一只腿，被蛾子压麻了，因此，当他一闪身子往起站时，没有站稳。 蛾子扶着伤兵，向偏窑里走去。走到偏窑门口，她取出胳膊，就要离去时，伤兵拽住了她的胳膊。伤兵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亮，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蛾子说：“蛾子，你能不能到我窑里来，将那首酸曲：改编前的那一部分唱给我听。我不嫌脏！” 听到这话，蛾子站住了，她转过身子，愣了一下，接着伸开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伤兵。压抑了二十多年的少女的感情，在这个夜晚，在这个时刻，因了这句话，一下子喷发出来了。她搂住伤兵的腰身，将两片火热的嘴唇，紧紧地胶在伤兵的嘴唇上，最后，他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地挑开，然后歪歪斜斜地，一个拥着一个，进了偏窑。 “我爱你，我要把身子给你！自从你骑着高头大马，在吴儿堡的川道里一出现，我就明白了，你是来勾我魂的！”窑里，传来杨蛾子喃喃的低语。 直到后半夜的时候，杨蛾子才偷偷地溜出了伤兵的窑洞，抱着外衣，回到自家正窑。母亲睡得正香，连灯也没有点，她拉开被子，黑摸着，睡下了。 一个处在这种年龄的女性，一旦爱上一个人，一旦初尝了那初夜的滋味，那情形是可以想见的。对于我们的杨蛾子来说，她将把自己漫长苦难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伤兵以前的阶段和遇见伤兵以后的阶段。她笑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弥漫在杨家窑院内外。如果说在原先的笑声中，尚且有一种无所依傍的孤独的成分，那么从那个初夏的夜晚起，便变得充实而满足。女孩子为什么会笑？：这个愚蠢的问题，除了我们曾经解释过的那个答案外，它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答案。 杨蛾子觉得从那一天开始，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像梦境一样地美丽。她想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周围的人，可是她明白，这个幸福只能由她一个人独享，她是不能向任何人，包括吴儿堡和她一起掏苦菜的姊妹讲的，在这一点上，她不是一个傻姑娘。她只是憋得难受，于是就偷偷地一个人傻笑。连迟钝的杨老太太，也感觉到了蛾子身上的变化，她数落蛾子说：“你越大越傻了！龇着个嘴，光知道笑，莫非吃了喜娃妈的奶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蛾子在杨老太太睡着以后，都要爬起来，到伤兵的窑里去上一回。时间久了，杨老太太难免觉察。你想那杨老太太，不呆不傻，只是年纪大了，耳聋眼花，迟钝些而已。话说这一天晚上，杨老太太多了个心眼，睡下以后，假寐着，看杨蛾子的动静。果然，一会儿工夫，杨蛾子起了身，披上衣服，向炕边溜去。杨老太太那个气呀，羞呀，怒呀，就甭提了。她控制不住自己，打了声嗝。蛾子见了，吓了一跳，连忙蹲在炕边，两手抱住身子，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见杨老太太的呼吸平缓了，以为她已经睡死，就下了炕，鞋也没穿，向伤兵住的那孔窑里跑去。 随着杨蛾子开门的“吱哑”声，杨老太太的眼睛睁开了。她坐起来，披上衣服，又摸摸索索地从背墙上找见洋火，点亮油灯，然后，从坑圪崂里摸起一把扫炕笤帚，向窑外走去。 一弯上弦月，斜斜地挂在东山顶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满世界一片银白。这月光似水的初夏之夜，也许正是青年男女偷情的好时光，如果是两姓旁人，杨老太太绝不干涉，也许将会以宽容的欣赏的目光看待这一切，是呀，谁没有年轻过两天。可是，这件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不能不管：杨蛾子还没有活人哩，她怕坏了女儿的名声。 杨老太太的小脚，在偏窑门口停住了。她本来想踢开门去，用笤帚疙瘩在女儿的光屁股上，狠狠打上一顿，可是，来到门口，听到窑里杨蛾子那欢乐的笑声时，她停住了。 女儿无疑正处在幸福之中，她快乐地笑着，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杨老太太的记忆中，她的亲爱的女儿，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忧无虑地笑过。自从她生下来后，生活所给予她的只是苦难和屈辱，杨干大和杨干妈，都从来没有给过女儿这种笑声，而她的哥哥杨作新，整天心思中只有他的工作，也从来没有为他的苦命的妹妹，动过一点心思。“可怜的女儿！苦命的女儿！”杨老太太想。她的眼眶里流出两滴冰冷的眼泪。她实在不忍心打搅女儿的欢乐，于是车转身，提着笤帚疙瘩，重新回到窑里，和衣躺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杨蛾子回来了。窑外有窃窃私语的声音，一定是那个伤兵，恋恋不舍，将蛾子送出了窑外。现在，他们看见正窑里亮着的灯光了，于是明白事情已经败露。两个风流罪人，在窑外，耳朵对着嘴巴，说了好长时间。窑里的杨老太太，辗转反侧，自然是不能成眠。夜已静，她也隐隐约约听见了窑外的声音。直到后来，窑门“吱哑”一声开了，她才合上眼睛，不再动弹。 杨蛾子回到窑里，她怯生生地叫了声“妈妈”。杨老太太听了，只是不吱声。女儿便上了炕，一口气吹灭了油灯，钻进被窝里去。接着杨老太太听到，女儿用被子捂着头，在一声接一声抽泣，于是她咳嗽了一声。女儿听见咳嗽声，于是掀开被子，钻进了妈妈的被窝里，抱住妈妈的脖子，大声哭起来。 “妈妈，妈妈。”杨蛾子哽咽着说。 “你少叫我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嫌你贱！”杨老太太不动感情地说。 “妈妈，妈妈，是他想要我；不，是由不得我了！” “哼，母狗不掉头，公狗不敢上身子，我看这事儿，和人家同志一点关系没有，是你太轻贱了！” “其实，论起起根发苗，这事怪你，妈妈！是你硬要我给他换药，你知道，开始我多难为情。” 听了蛾子的这话，杨老太太有些语塞，便不再言语了。蛾子却不停下来，她接着郑重其事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这不是胡来，他答应过我，要娶我的！” “娶你？”听到这话，杨老太太追问了一句。既然有这话，那么这件事的严重性便减弱了许多。“只是，”杨老太太继续问道，“一个外路人，不知根不知底的，靠得住靠不住；再说，即就是他愿意，为娘的，心里也不踏实，他毕竟是个南蛮，明天说一声‘开拔’，就抬脚走了。” 蛾子见母亲松了口，于是对母亲说，跟伤兵好，她是铁了心的，即就是将来被扔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也心甘情愿。她说这伤兵已经告诉了她他的大号，他叫赵连胜，湖北人，这一年二十九岁了，是个单身；明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伤兵会亲自向母亲求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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