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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鹿角、蚌刀、蚌镰等。第六节 规模巨大的城市城市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早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到了商代，更由于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土木工程有了很大发展，使城市规模扩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城市遗址，尤其是都城遗址，在194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已有重大发现。1983年在河南偃师县西发现了商汤的都城西亳〔bo博〕遗址(图11)。城址南临洛河，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最长达1710米，东西最宽达1240米，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厚17—19米，残高1—2米。已发现北城门一座，西城门二座，东城门二座。1984年发掘了东二门，门道长19.4米，宽2.4—3米。在门道下0.4米处发现了用石块及木盖板砌筑的排水沟；向西通往宫城，全长达800余米。城内发现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干道。在城内南部发现三座方形的小城。居中的二号小城，可能是宫城，平面略呈方形，每面长约200米。夯土围墙厚约二米，南面有一座大门。小城内有数组封闭式的建筑。现以位于宫城内中部偏东的四号建筑为例，东西长约51米，南北宽约32米。北部为正殿，坐北朝南，建于长方形夯土台基之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有四个台阶。其东、西、南三面为廊庑围绕，中间为庭院。南部廊庑中部偏东为大门，门道宽2.1—2.4米。西面廊庑北部还有一个宽约一米的侧门。城内出土有青铜斝、尊、戈、刀和玉器以及大量的陶鬲、斝、大口尊等。此外，在尸乡沟西南约6公里的二里头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宗庙宫殿遗址以及较大型贵族墓葬等。图11 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平面图1955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ao熬，又作嚣〕都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米，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最高处达五米。在四面城垣上共发现11处缺口，有的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内中部偏北及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了20余处夯土基址，最大的有2000余平方米，上面残存有柱穴及柱础石。近年来又发现了宫城夯土城墙以及地下供水管道、汲水井及蓄水池等。在城外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遗址以及墓地及窖藏等。例如在南关外发掘的铸铜遗址，发掘面积达1050平方米，出土了熔铜坩锅残片及1000余块陶范，其中以钁范和镞范为最多，说明当时青铜生产工具的制造是大量的。1974年在城西杜岭张寨南街出土了两件青铜大方鼎及一件青铜鬲，其中最大的一件青铜方鼎高达一米，重86.4公斤。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外侧约700—1200米处，又发现了一道夯土城墙，可能是外城的遗迹。又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及濠沟等，出土青铜建筑构件、石磬、石圭、石祖及陶缸、原始瓷尊等，并在陶缸表面发现朱书文字，可能是商王祭祀建筑遗迹。此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山西垣曲古城等地也发现了商代中期的城址，发现有夯土城墙、宫殿建筑基址及墓葬等，并出土了青铜礼器及兵器等。根据文献记载，商代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直至商代灭亡，在273年间没有再迁都。考古工作者从1928年起在安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证实在今安阳西北以小屯村为中心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殷墟之所在(图12)。在这里已发现了数十座成组的宗庙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商王的陵墓和一般贵族与平民的墓地等。宗庙宫殿建筑基址在小屯村东北地，其东面及北面为洹河环绕，其西面与南面有一条长达1750米的大濠沟护卫。这些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乙组可能是宗庙建筑。它们均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有长方形、近正方形及凹字形等，规模巨大。例如乙组八号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并且在基址上下及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仪式而杀人杀牲的葬坑。例如在乙组七号基址前(南)面发现了宗庙建成以后举行祭祀典礼时杀人或埋车马的成排的葬坑。其中人牲即达数百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庙宫殿建筑基址上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石柱础，而且在石柱础上发现了放置的铜〔ZHI质〕。例如在甲组11号基址就发现了11个檐柱的铜，呈扁圆形，直径约15厘米，厚约三厘米，上面微凸，下面微凹，容易放平。铜有隔潮作用，利于保护木柱。铜的使用，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业的发达。图12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平面图与商王的宗庙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宫殿宗庙区四周的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等地发现的广大平民和奴隶居住的房子，却大多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即先向地面下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一般面积约10平方米左右。就以坑壁为墙，周围或有台阶可以上下。室内有灶坑，上面用茅草作屋顶。狭小潮湿，仅能容身而已。此外，在殷墟遗址南部的苗圃北地、西部的北辛庄等地，发现了当时的冶铜、制陶及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第七节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生前拚命压迫剥削奴隶，而且还要让奴隶给他们修建巨大的坟墓，随葬大批青铜器等供他们死后享用。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分布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现已发现13座大墓。可分为东、西两区。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长方形，有四条、二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巨大。例如M1001号大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墓室深10.5米。在墓室中用木板建成高约3米的亚字形椁室，中置木棺。在墓室的东、南、西、北有四条墓道，墓室加墓道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在王陵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殉葬人。以1950年发掘的安阳武官村大墓为例，在墓室中发现有殉人45个，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和姬妾；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34个，可能是埋祭时被杀的人牲。王室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物品。以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为例，共随葬有青铜器460余件，玉器755件，骨器、牙器560余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计1928件，此外还有海贝6800余枚及海螺两枚。青铜器中有礼器210件，其中有方鼎5件、圆鼎26件、甗10件、簋5件、方彝5件、尊10件、壶4件、卣2件、方罍2件、斝12件、觯2件、觚53件、爵40件、觥8件、盉6件、盘2件及编铙一组5件等。圆鼎中两件成对的有三套，6件成组的有两套。从总体上来看，以酒器为最多；在酒器中又以饮酒器爵和觚为最多，合计为93件，占全部礼器的44.6%。这有力地说明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主，这也是商人酗酒的具体物证。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场，南北宽约250米，东西长约450米。历年来共发掘了祭祀坑1400余座，估计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祭祀坑因为排列整齐，又称为排葬坑。大多数坑中埋人牲，少数埋马、狗或车子等。埋人牲的坑多为长方形，一般长约2米、宽约1米，大多排放着10个人。坑内所埋人牲有全躯的，也有的是无首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长宽皆为1.5米，是专埋人头的。据研究，这里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场所，所用人牲大部分是青壮年战俘，其中最多的是羌人。一次祭祀最多时要杀三四百人。累累白骨鲜明地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劳动力恣意地进行杀戮摧残，这也是商代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商代晚期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可以安阳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作为典型代表。本世纪70年代发掘了939座墓葬。大多是小墓，长约二米，宽不到一米，埋葬着一人，有木棺及随葬品。此外还有少数较大的墓，并有少量殉葬人。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可以分为八个墓区，每区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组群。各区的墓葬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等方面有所差别，例如有的区多用陶鬲随葬，而有的区陶鬲则很少。而且在随葬的青铜器上分别铸有不同族氏的铭文。这说明各个墓区分别属于不同的族氏。这种商人“族墓地”的发现，反映了商人生前是聚族而居，死后同族合葬在一起，说明在商代血缘关系、宗族纽带还是十分强烈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第八节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数百年之久了，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经出土了10余万片。其中1936年发掘的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甲骨17096片，是殷墟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7000余片，其中刻有卜辞的有4589片，而且地层关系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又在花园庄东发现了一坑(H3)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完整的有卜辞的龟甲近300版，一版多者达200余字，是一次重要的发现。甲骨文又称为卜辞，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等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500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1/3。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少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方国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祖先之时杀戮人牲的记载，又有关于田猎、疾病等等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青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5.5厘米，刃宽0.8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上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50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或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刻画或书写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及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3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髳〔mao矛〕、微、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因为其首都在镐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列鼎)制度，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等级分明。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出现了簠〔fu府〕、盨〔xu许〕、匜〔yi夷〕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与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与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一节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1.6—1.7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tuo驼〕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已达1200℃—1250℃。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斝、觚、觯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制度，一般称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分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称为“特”。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九、七、五、三、一鼎称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内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王陵尚未发现。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职为膳夫，被周王派遣“舍命于成周”，其地位约当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陕西宝鸡茹家庄M1甲西周穆王时期[弓鱼]〔yu鱼〕伯后妻(儿)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长甶〔si思〕墓出土四件圆鼎，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还有簋二件。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中期五号墓出土铜鼎一件及簋一件。这些都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证明。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黍稷稻梁的青铜食器簠与盨。簠，古代文献称为瑚〔hu胡〕。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双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盨，体为长方形圆角，敛口，鼓腹，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春秋初期已较少见。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来代替盉，盥洗时用来浇水，与盘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下有圈足或无足。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钟(图13)。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钟是悬挂起来、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的甬的称为甬钟，用来侧悬；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用来直悬；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镈〔bo博〕，亦为直悬。甬钟各部分皆有专名。甬顶称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钮之处称为旋，钮称为斡。钟体顶部称为舞，上部谓之钲〔zheng征〕，下部谓之鼓。钲部的钟乳称为枚，枚端称为景。钟乳之间的花纹带称为篆。钲部正中部位亦称为钲，经常铸有铭文。鼓部下端两角称为铣，中部称为于。鼓内部为调音而制出的凹槽称为隧。单独一个悬挂使用的钟称为特钟；大小相次、成组悬挂使用的称为编钟。例如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甶墓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1960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钟八件一组。一般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鼓部正中发一个音(正鼓音)，侧(右)鼓部又发一个音(侧鼓音)，大多高于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关系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钟第三件，正鼓音为角(e)，侧鼓音为徵(g)。钟出现以后，一直盛行到战国时期，“钟鸣鼎食”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奢侈生活的写照。图13 西周青铜甬钟各部分名称图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基本上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形成了周人青铜礼器的特有风格。从造型上看，稳重谨严。例如鼎多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为带盖、敛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个短足。纹饰上变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缛的风格，变为素朴粗放；通体装饰花纹以及主纹突出于地纹之上者已较少见；纹饰的母题不再是神秘的兽面纹与夔纹等，而是由粗宽带组成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与鳞纹等，而且一般没有地纹。虽然这些纹饰是由神秘的动物纹发展而来，但神秘的意味已大为减弱。这些纹饰一直延续使用到春秋初期，个别更晚。具体来讲，窃曲纹，大多由双线构成S形或C形图案，中间常有目形纹。环带纹，中间为波浪起伏的宽带，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纹。重环纹，由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组成两重或三重的环形图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鳞纹，形似鱼鳞，大多上下重迭组成图案。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高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的鼎盛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目前已发现的最长的铭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长达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大造舆论，必须借助于礼器上的铭文来宣扬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宠与封赏，并传之久远，“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其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反过来，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又大大加强了青铜礼器维护礼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作用。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诸侯分封、赏赐采邑或田地、赏赐民众或奴隶、买卖人口、土地交易、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对臣下的训诰和颂扬先祖、记载西周的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西周时期的商业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下面分别举例予以介绍。第一，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者。例如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32字：“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lan兰〕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岁(木)星当空(当位)，一夜之间，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管)地(今郑州)，赏赐给官员利铜，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甲子日是3月27日，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又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2字。内容是记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阳)京室一次祭典上对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训诰。其中讲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决定在中土洛阳营建成周，以统治全国。铭文又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并“迁宅于成周”。铭文所记与《逸周书·度邑篇》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西周初为巩固对东方乃至全国的统治而营建成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研究洛阳城市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再如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时的墙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284字，系统地叙述了西周从文王到恭王诸王的主要政绩，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例如其中谈到：“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寏〔huan环〕(贯)南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相互印证。第二，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的。西周初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例如传1931年河南浚〔xun讯〕县辛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氵杳]司徒□簋，铭文记载：“王刺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鄙，《广雅·释诂》：“国也。”这与《史记·卫康叔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周成王时，因商纣之子武庚起兵叛周，成王派周公再次征伐商邑，杀武庚。尔后，为了巩固统治，将康叔徙封于黄河与淇水之间的商人故地为卫侯，管理商遗民。又如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M1193)出土的克盉与克罍。两器的盖内与器口沿内铸有相同的铭文43字，其中心内容是记载周王“令克侯于匽(燕)”。经研究，克是太保召公奭的长子，是第一代燕侯。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以及唐代司马贞索隐：“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址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对北京建都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或释俎)侯夨(ZHE 者)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于宜，并赐给土地及人民：“锡(赐)土：厥甽(畎)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王室下级官吏)□(十)又七姓，锡郑七伯，厥盧(徒属)□(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农夫)六百又□(十)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时“授民授疆土”(《大盂鼎》)的具体资料，可与《诗经·鲁颂·閟〔bi必〕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相参证。第三，记载赏赐采邑或田地的。例如周昭王时的遣尊。铭文记述：“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岸，赐遣采曰□。”即将名叫□的采邑赏赐给遣。在西周时期卿大夫的封邑称为采邑或食邑，即《礼记·礼运》：“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又如1969年陕西兰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永盂。铭文记载：“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赐矢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及)师俗父田。”即益公传达恭王的命令，赏赐给官员永两处田地：阴阳洛及原为师俗父的田地。根据铭文，当时师俗父也在场。永盂铭文说明周王有权将田地改赐，因而具有重要价值。第四，关于赏赐民众或奴隶以及其他物品的。例如清朝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赏赐给贵族盂：“锡汝邦司(邦国官员)四伯，人鬲(民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奴隶)自驭(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锡夷司(异族)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即一次共赏赐给盂官员17人及1709名民众，总计1726人，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又如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M52)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复尊。铭文记载：“燕侯赏复冕〔mian免〕衣、臣妾、贝。”臣妾就是男女奴隶，可与衣服、货贝一同赏赐。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述赏赐礼器、命服、车马及货贝等，是很普遍与常见的，兹不赘述。第五，关于买卖人口及其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人口买卖价格的记载，而清代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曶〔hu忽〕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这就是：“我既赎(买)汝五(于)父，用匹马束丝……用[上(左彳右屮)下貝](金属称量货币)，诞赎兹五夫，用百锾〔huan环〕。”即最初议定五个人(或认为是奴隶)的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但最后以一百锾铜的金属称量货币成交。一锾铜约为6两，百锾约为60斤。即一个人(或奴隶)的价格为20锾即约为12斤铜。说明在西周时期人(奴隶)远不如牛马值钱，人(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第六，关于土地交易的。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盖内铸有铭文132字，其中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作价)八十朋，厥贾(价)，其舍(予)田十田。矩或(又)取赤琥两、麂[上卉下仐]〔BAI拜〕两、[上卉下仐]韐〔ge革〕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即裘卫用价值贝币百朋的玉器和皮毛换取矩伯的13块田地。但铭文在下面又提到，这件事还要报告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执政大臣还要派官员司徒、司马、司工来参加田地交割。这说明西周初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土地国有制，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动摇，贵族之间土地已经可以交易。这是西周中、晚期奴隶制开始没落的具体反映。第七，记述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的。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而青铜礼器中又有许多是祭器，因而在铭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典礼的记载。例如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的剌鼎，其铭文曰：“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褅〔di帝〕。用牡于大室，褅昭王。”即记载了周穆王为其父昭王举行褅祭的典礼。记述周王对臣下的册命典礼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数量较多，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晚期的颂壶(另一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高63厘米，口长21.2厘米，宽16.9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戍，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造贾，用宫御。锡汝玄衣黹〔zhi旨〕纯、赤市(绂)朱黄(衡)、銮旂、攸〔tiao条〕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纳)瑾璋……”共151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册命典礼过程、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第八，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以及称扬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的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鼓腹，口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三个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及凸弦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499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中之最长者。其内容记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其中谈到当时西周社会已是“□〔CE册〕□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努力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大量的称扬其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内容。例如周恭王时期的师望鼎，铭文称扬“丕显皇考宄〔gui轨〕公，穆穆克盟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无敃。”因此“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师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第九，记载西周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的。西周的军制，古代文献记载仅有六师，例如《诗经·大雅·常武》：“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但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来看，除六师(又称西六师)外，还有成周八师，或称殷八师。例如传1930年河南汲县出土的周康王时的小臣[訁速]〔cu促〕簋，其铭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又如1942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西周厉王时的禹鼎，其铭曰：“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西周时期作为通称，师与军同。据《周礼·夏官》序官记载，每师(军)为12500人。关于记载周王朝对少数民族征伐的，重要的有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guo国〕川司出土的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高40.8厘米，口纵86厘米，横137.3厘米，重215.3公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盘。内底铸有铭文111字(图14)：“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玁狁〔xianyun显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赵字乂换亘]〔yuan元〕[赵字乂换亘]子白，献馘〔guo国〕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记载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数民族玁狁(匈奴的前身)，获得了胜利。周王在周庙予以赏赐和宴飨。全篇铭文以四言为主，句式整齐，方、阳、行、王、飨、光、王、央、方、疆，阳部协韵，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图14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第十，记载法律判决书的。《尚书·吕刑》：“五刑(墨、劓〔yi艺〕、剕〔fei费〕、宫、大辟)之属三千。”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亻朕]〔ying硬〕匜。高20.5厘米，流至鋬长31.5厘米。器上的铭文与盖上的铭文相连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共计157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亻朕]的下属牧牛因为与上司[亻朕]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被赦免了500鞭，其余500鞭及墨刑改用铜300锾来赎，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亻朕]。[亻朕]胜诉后，将此判决书铸在这件青铜礼器之上。这是古代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官·司约》)的具体例证。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具体的资料。第十一，反映西周时期商业情况的。例如宋代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今仅有拓本传世，器已不知下落。腹内底铸有铭文133字，其中有：“其(南淮夷)贾(商人)毋敢不即[師字去帀换束](师次)即市(市场)，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商人)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奸)贾(买卖)，则亦刑。”该文字说明西周晚期诸侯百姓与南淮夷之间的商业贸易已有相当发展，南淮夷盛产的丝帛及铜锡，对西周的经济有重大影响。因而周王室严加管理，要求双方商人必须到指定的由官方管理的市场上交易，否则要严刑处罚。又如1981年陕西岐山流龙嘴村出土的西周恭王时期的鲁方彝盖，铭文记载：“齐生鲁肇贾，休，多嬴。”即记述齐国人名鲁者(即这件器物的作者)经商获利，这与《史记·齐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的齐国自太公以来重视商业的情况恰相符合。以上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的商业是发达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月相”(月亮盈亏变化)。即周人把一个月分为四段，自初一至初七、八日称为“初吉”，初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称为“既生霸”，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称为“既望”，二十三日以后至月末(晦)称为“既死霸”(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在初期时，与商代晚期波磔体近似，首尾出锋，风格雄肆。如上述大盂鼎的铭文。到了西周中晚期，字形长方规整，笔道匀称，首尾如一，不露锋芒，称为“玉箸体”。如上述虢季子白盘的铭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宣王时的太史籀〔zhou宙〕作《史籀》15篇，可能就是玉箸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之为大篆，或称为籀文。第二节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西周时期青铜武器有了新的发展与改进。主要武器戈，形式较多，主要是在援的后端下部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缚柲用的穿孔(称为穿)，常见的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柲之上，使杀伤力更加提高。戟，西周时期出现了十字形戟，即将戈与刺(矛)合铸为一体的戟。例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侯墓出土的十字形戟，直援，援末有一个圆穿，直内，上部为直刺，下部为长胡二穿。内部铸有铭文“侯”字。其中一件高27.35厘米，宽18.85厘米。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M1193)出土的十字形戟，上部为刀形刺，而且前锋后卷，或称钩戟。内部铸有铭文：“燕侯舞戈”。剑，是短兵，用于扎刺。商代晚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例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羊首曲柄短剑。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较多地发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均出土了青铜剑。其特点是大多呈柳叶形，直身有脊，两刃尖锋，扁直柄，无格，无首，均为短剑。例如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初期的青铜短剑，长27厘米，柄部有两个圆穿。此外，西周时期还出现了匕首，例如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初期墓出土的铃首匕首，全长26厘米，但刃部较短，约占全长的1/3。西周时期的漆木盾也有了改进。盾面大多镶有青铜盾饰，古代称为钖〔yang阳〕，有圆形、人面形或兽面形等。既加固了盾，又起到美观和威慑作用。例如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出土的漆木盾，高约1.30米，宽0.70米，表面除涂有朱色或黑色等漆外，还镶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钖。其中圆形者，直径多为14—15厘米，中间圆鼓，窄平沿上有三组(每组两个)穿孔，背面铸有阳文铭文：“燕侯舞”或“燕侯舞[钖字去钅](钖)”。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有了新的发展，说明西周时期的车子较商代完善和进步。新出现的青铜构件与饰件主要有车辖、毂〔gu谷〕饰、轴饰、衡饰及銮等，此外还出现了车盖。青铜车辖一般呈长条形，上端大，下端小，用以代替商代的木辖，插入铜车軎的孔内，使铜軎更牢固地固定于木车轴两端。青铜毂饰装在车轮两边的车毂上，一般由輨〔guan管〕、[車川]〔chun春〕、軧〔di底〕三部分组成，也有连铸成一个整体的。略呈喇叭形圆筒状，套在车毂上既可以强化车毂，又可以使车轮保持直立，防止内外倾斜。西周时期新出现的青铜轴饰，或称为锏〔jian涧〕，略呈椭圆形，套在车轴上，用来固定伏兔(轴上横木)。其外端呈平板状，用来遮挡、保护内侧的车毂。西周时期曲衡增多，即衡加长(有的长达2.5米)并且两端上扬外翘。有的末端套以镂空青铜矛状衡饰，有的衡身上套有青铜管状衡饰(一端平齐，一端呈锯齿状)及用以贯辔的[車义]〔yi蚁〕饰，统称为衡饰。銮，下部是一个梯形座，上部是一个扁圆形的铃，装在车子前面的木衡上或车轭的上方。其作用正如《韩诗内传》所记：“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尤其重要的是，西周时期出现了车盖，一般呈伞状。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的车盖，圆形，直径1.5米。总之，西周时期增加了上述青铜车器，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西周时期新增加的青铜马饰主要有马冠，略呈扇面形，上饰兽面纹，周边有穿孔，用皮带系于马额之上。此外，西周时期铜当卢普遍应用，其形状大多是中部为圆形，上面出双角，下部为长条形。西周时期又盛行角镳及角状铜镳。马辔头上的铜饰增多，其中十字形交叉的管状铜饰称为节约。第三节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缫丝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并且在古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唯一的一个养蚕丝织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养蚕丝织。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半割的蚕茧。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盛在竹筐中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等。经鉴定，是用家蚕丝织成，绢片系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48根。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蚕丝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蚕，长3.15厘米。在一些青铜器上还留下了当时丝织品的残痕。例如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有绢、罗、绮的遗痕。从发现的菱形花纹绮来看，当时已有了具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到了西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经》中有许多讴歌采桑养蚕的诗篇，如《豳〔bin宾〕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苍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玉蚕，大的长约四厘米，小的长约一厘米。在青铜器上或淤土上又发现了许多丝织品的印痕，有的三四层叠压在一起。大多为平纹组织，也有山形纹图案的提花织物，也应是用提花织机织造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印痕，花纹舒卷自如，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技法娴熟，针脚均匀整齐，其颜色是在绣后平涂上去的。第四节 建筑技术的进步文献记载周文王建都于丰，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武王建都于镐，在今长安沣河东岸。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两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丰邑的中心地区在沣河中游偏北，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东至沣河，西至灵沼河，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及贵族墓地。例如1983—1985年在沣西马王村及客省庄发现的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四号建筑基址，平面为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宽：西部最宽处为35.5米，东部残宽27.3米，总面积达1826.96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关于镐京，现已查明其中心地区在沣河东岸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其中一部分被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修昆明池破坏了，现存面积约有四平方公里。在洛水村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周人兴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岐山以南的周原，建国以来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宗庙宫殿建筑遗址。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一组西周时期的宫室或宗庙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全部坐落于夯土高台基之上，南北全长45.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南面正中是大门，门道宽三米，东、西两旁为房屋(东、西塾)，大门外南边有影壁(屏)。进大门后是一个大的庭院(中庭)，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庭院北面是一座殿堂(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面阔六间，长17.2米，进深三间，宽6.1米。主体建筑之后是一个小庭院，又被中间一条宽约三米的过廊分为东、西两个各八平方米见方的小庭院。后庭之北为最后的一座建筑(室)，面阔五间，东西长23米，南北进深3.1米。在大门、主体建筑至最后面建筑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各有八间，进深2.6米，宽4.2米至6.2米。这样就由大门、东、西厢房及后室组成了略呈回字形的封闭式建筑，将主体殿堂包围于中心，布局规整严谨。与《仪礼》等古代文献记载的“前堂后室”或“前朝后寝”制度相符合。房屋的墙壁用夯土筑成，一般厚0.58米至0.60米，地面及墙面均抹以由细砂、白灰和粘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平整而坚硬。瓦的发明和使用是建筑用材和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考古发现，西周以前房屋的屋顶全部用茅草覆盖，即文献所载的“茅茨土阶”(《吕氏春秋·恃君览》)。西周初期开始出现了瓦，最初数量少，可能仅用于覆盖屋脊。到了西周晚期，瓦已大量出现和使用。1976年在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宫殿建筑基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板瓦和筒瓦，有的筒瓦还带有半圆形瓦当。在瓦的背面或正面，出现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在长安沣河东岸洛水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大板瓦，长约45厘米，宽约30厘米。这些都说明到了西周晚期屋顶已大部分用瓦覆盖，已能较好地解决屋顶的防雨问题。由于屋顶用瓦，使屋顶的重量大增，这就促使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架结构及柱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的柱子加密、柱础加大及加固就是证明。第五节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西周时期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发现，诸侯一级的大墓已发现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及夫人墓、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以及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辛村位于浚县城西约35公里，村南为淇河及浮山，卫侯墓地在村东，规模很大，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已发现八座大型墓葬及60座中小型墓和14座车马坑。大型墓在东、西两边，中小型墓在中间，排列有序，可见西周时期诸侯的墓地仍是聚族而葬，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这种墓地称为“公墓”。辛村大墓墓室略呈方形，长6.3米至10.6米，宽五米至九米，面积最大者达95平方米。有南、北两条墓道。墓室中央为椁室，底部铺硃砂，棺置于椁室之中。辛村大墓均已被盗，随葬的青铜礼器多已不存。例如一座西周初期的大墓仅残存鼎、簋、甗、爵、尊与卣，共六件，此外还残存一批车马器和武器。出土的青铜戟上，有的铸有“侯”字铭文，因此这些大墓应是卫侯或夫人墓。墓地的一座大型车马坑，长10米，宽9.1米，深三米，共埋12辆车、72匹马及八只犬。西周燕侯墓地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村西北、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董家林村)东南，京广铁路以东。1974年以来进行勘探发掘，发现有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其中大型墓有十余座。从已发掘的数座大型墓来看，一般有一至二条墓道。其中1986年发掘的一座大型燕侯墓(M1193)，墓室长方形，南北长7.68米，东西宽5.25米至5.45米，墓深10.25米，墓室四角有四条墓道。墓室正中为椁室，南北长三米，东西宽1.8米，高1.58米，用方木构成。墓已被盗，残存一些青铜礼器、武器及马器等，其中有前面介绍的克盉、克罍，说明这是燕侯克之墓。据研究，克为西周初太保召公奭的长子，代召公就封于燕，为第一代燕侯。西周晋侯墓地在山西曲沃北赵村西南一公里，属于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30米。1992年至199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发现8组17座大墓，大体呈南北两排排列。大多是两墓一组，即晋侯与夫人并穴合葬。其时代为西周昭王、穆王至春秋初。墓室大多为长方形，大多在南部有一条斜坡墓道，此外还有两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各组晋侯及夫人墓的东侧大多有一个随葬的车马坑。有的墓还有陪葬墓及祭祀坑。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及玉石器等，有些青铜礼器上铸有晋侯僰〔bo驳〕马、晋侯喜父、晋侯对、晋侯苏、晋侯邦父等铭文，确证这里是西周时期晋侯的墓地。例如八号墓，墓室呈长方形，长6.65米，宽5.6米，深6.65米。连同南面的墓道长达25.1米。墓室中部置木椁，四周填以木炭。椁内置木棺一具，长2.08米，宽1.12米。此墓曾于1992年被盗，墓中的晋侯苏编钟被盗卖至香港，后被上海博物馆购回。199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椁室内出土了青铜兔尊三件以及鼎、簋、甗、方壶、盉、盘等。其中晋侯苏鼎，高19厘米，口径24.8厘米。圆形，附耳，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13字：“晋侯[木鱼](苏)作宝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据《史记·晋世家》：“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索隐：“系(世)本及鐎周皆作苏。”说明此墓为晋献侯(约当西周宣王时期)之墓。此墓的棺内还出土有黄金带饰一组以及大量成组成套的玉石器。包括玉覆面，以及由成组的玉瑗、环、玦、璜、玉管、玉珠和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组成的项饰、胸饰以及衣服上的玉缀饰等，可视为汉代玉衣的先声。又如91号墓，出土青铜列鼎七件、簋五件，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诸侯一级的用鼎制度相符。墓中出土的一件残青铜器底上，铸有铭文27字：“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剌(厉)侯宝[钅(上此下皿)]，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据此，发掘者认为该墓为晋厉侯之子、晋靖侯(喜父)之墓。卿大夫的墓葬可以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井叔墓地作为代表。井叔是周王的重臣，整个墓地的布局以几代井叔墓为中心，其他较小的墓在旁边，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说明西周时期卿大夫也是实行族葬制。其中一座井叔墓，墓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4米，深8.24米。南北有两条墓道，墓道内置木车及青铜车器軎、辖等。墓室中部为椁室，长3.95米，宽2.6米，高1.84米，由方木垒成，椁顶上亦置有青铜车马器。椁室内置重棺。墓已被盗，随葬品大部分已不存在，残存有石磬等。井叔墓东边其夫人墓虽亦被盗，但残存井叔采钟二件及牺尊、尊、爵及卣盖等青铜礼器。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西周中期[弓鱼]伯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簋、鬲、豆、甗、爵、觯、尊、卣、罍、编钟一组三件以及武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方鼎有三件、圆鼎有五件，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小的诸侯国国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等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除其妻井姬与其并穴而葬外，该墓还发现了以其妾同穴来殉葬。此外，该墓还附有车马坑。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中期长甶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四件、簋二件以及鬲、甗、爵、觚、卣、罍、壶、盉、盘和编钟一组三件等。四件青铜鼎中有三件形制相近，可能是盛肉用的列鼎；另一件不但形制有些区别，而且个体较大，可能是煮肉用的镬〔huo获〕鼎。此墓没有发现车马坑，墓主人的身分可能是士一级的奴隶主贵族。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发掘了西周中期的一座一鼎墓，随葬有青铜鼎一件、簋一件以及青铜武器戈、矛及车马器镳、衔等，这显然是最下层的士的墓葬，因此，该墓也没有发现车马坑。综上所述，可以说明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已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在随葬青铜礼器上已形成用鼎(列鼎)制度。与用鼎制度相配合，诸侯、卿大夫的墓葬还随葬青铜乐器并附有车马坑，而士一级墓葬一般不随葬青铜乐器，也没有车马坑。这是西周时期礼制有了发展和加强的具体反映。这也说明古代文献记载的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是可信的。第六节 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1977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17000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289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30字。其内容有祭祀商王武乙、文丁、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太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西周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949年以来西周甲骨文还先后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北京昌平白浮、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1949年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西周最后的一个王——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进攻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申侯等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都城于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时期，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取名于孔子所著的史书《春秋》而称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2年称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相继称霸。此时，铁器开始逐步应用，随着各诸侯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的青铜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青铜工艺灿烂辉煌，分铸法有了高度发展，失蜡法出现，镶嵌金银及红铜等工艺也有所提高。媵〔ying映，随嫁〕器铭文有了较大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及水陆攻战纹出现。并且列国城市，尤其是各大诸侯国的都城都有所扩展。不仅如此，在春秋时期诞生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同时还产生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第一节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商代已经发现了用陨铁加热锻打制作的铁刃铜钺，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铁的最初认识与利用。根据考古发现，到了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人工冶炼制造的铁器开始出现。例如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测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系用块炼法锻制而成。又如1978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剑叶残长九厘米(原长约20厘米)，亦为块炼法制成。块炼法是将铁矿石在约1000℃的较低的温度下，在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而得到铁的方法，需要再经锻打除去杂质才能制作器物。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用白口铸铁制作的铁器。例如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铁鼎，残高6.9厘米，经鉴定为白口铸造生铁。白口铸铁是用铁矿石在1146℃的高温下，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得到的铁，一般含碳量在2%以上。白口铸铁的出现是与当时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白口铸铁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用来铸造各种铁器，使铁器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推动生产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使用生铁的时间比欧洲早1800余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在长沙杨家山同墓中还出土了一柄铜格铁剑，残长38.4厘米。经金相鉴定，系含碳约0.5%的中碳钢，组织比较均匀，十分坚硬，可能经过高温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产生了块炼渗碳钢。总之，春秋晚期铁器的开始逐步应用，尤其是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不仅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给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有了新的飞跃。第二节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春秋时期，尤其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冶铸业的规模与技术有了一次新的巨大的发展。首先，青铜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已采用竖井与平巷等结合进行回采，每座冶铜炉日产铜300公斤以上。根据遗存的炼渣估计，这里曾冶炼出8—12万吨铜。据此推论当时全国的铜产量当是十分巨大的。其次，范铸法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胎壁变薄，趋于轻巧。1959年开始发掘的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熔铜炉、烘范窑、工作场地、水井、窖穴等，出土陶模、陶范五万余块，其中配套的达百余件，有鼎、壶、鉴、钟、钁、戈、带钩、车軎及货币空首布等。通过研究发现此时陶模与陶范多系分制、组装而成，外范上的花纹也是采用一块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这样不仅使产品规格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此时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分铸法就是将器物的附件，例如耳、足、提梁等预先铸好，然后将其嵌入器身的范中，最后再浇铸器身，使附件和器身铸合在一起。或是先铸好器身，然后再在其上铸接出附件。分铸法使器形复杂的器物的铸造变得简单易行，因此能够生产出结构复杂、优美生动、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物。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壶身下面由两个立雕的伏兽承托，壶腹侧面有四个立雕的兽爬附，盖顶周围呈双层莲瓣形，中间站立一只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之状。器身上又满饰相互蟠绕的龙纹，极其华丽而生动，是分铸法的典型代表作。再有，此时除分铸法之外，将附件(耳、附饰等)焊接于器体之上的焊接技术也有了普遍的发展与应用，使器物的制作更为简易。第三，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根据对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等的研究，说明在春秋晚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理应在更早的时期，也可能在春秋初、中期时已经产生。并且，19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由尊与盘各一件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尊置于盘中。尊与盘的口沿上均有层次繁复的镂空蟠虺〔hui毁〕纹附件，亦系失蜡法铸造。这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第四，由于春秋晚期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使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金银镶嵌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刻出凹下的花纹，然后将金银丝或片嵌入，用错石加以磨平。所以又称为金银错。这种工艺技术不仅用于花纹，而且也用于铭文，尤其在南方吴、越、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更为多见，也起到表面装饰的效果。其次为嵌红铜工艺。即将用红铜丝或片作成的花纹嵌在青铜器表面，然后加以错平。以上这两种工艺都是利用不同金属的不同色泽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打破过去单一色彩的局限，而收到红黄白相间的绚丽的效果，显得十分富丽而华贵。此外还有线刻工艺。春秋末期，除了铸造的青铜器以外，又出现了用纯铜片锤打而成的薄胎铜器，如铜匜、铜缶、铜鉴及铜杯等。往往在上面用钢刀刻出狩猎纹、宴乐纹和水陆攻战纹等，线条细如毫发，别开生面。第三节 青铜敦、鉴、缶、盆、钲、錞于的出现和媵器铭文的增多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因此，周王及其臣下所铸造的青铜器大为减少，而各国诸侯及卿大夫所制作的青铜器大为发展起来。此时，青铜器在器类上，新出现的主要有敦、鉴、缶、盆、钲及錞〔chun纯〕于等。敦，盛黍稷的食器。大多呈圆形，深腹，颈部有二耳，三足。有盖，盖上有三钮。有的盖与器身形状相同，上下扣合呈卵圆形。鉴，盛水(或冰)的大盆。圆形，大口，敛颈，深腹，平底，有的有圈足。腹侧有双耳或四耳衔环。战国时期有方形的。古代铜镜普遍使用之前，人们常用鉴盛水以照容，因而，古代也称镜为鉴。缶，盛酒或水的器皿。圆形，深鼓腹，有盖。也有方形的。盛酒的称为尊缶，例如晋国的栾书缶，体较高，腹上部有四个环钮，盖上亦有四个环钮。颈、肩、腹部有错金铭文五行40字，精美华丽。盛水的称为盥缶。例如大孟姬盥缶，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体较矮胖，肩部有二耳。盆，或称为[上奠下皿]〔zheng政〕。盛水或盛血的器皿。圆形，平缘，敛口，折肩，深腹，平底，肩腹部有双耳。钲，又名钲[钅(上成下土)]〔cheng成〕、丁宁或句鑃〔diao吊〕。宴飨或战争中使用的敲击乐器。形状似铙，体较细长。于部向上呈弧形，下为手执之长柄。有的大小成组，多者可达11件。南方吴、徐、楚地盛行。錞于，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也用于宗庙祭祀。椭圆筒形，上大下小。顶部有钮，大多呈虎形，又称虎钮錞于。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及汉代盛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较多。其次，此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再具有前述西周时期铭文的书史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媵器铭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各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需要彼此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结盟一方面需要举行盟誓，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婚姻。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因此，此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大为发展，促使青铜礼器中为陪嫁女儿而制作的媵器大为增加，其中以盘、匜、鉴为最多。并且还要在上面铸上加强两国政治友好的铭文，成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例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夫差之父)鉴，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内底铸有铭文53字：“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銧白銧，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孙孙勿忘。”大意是：五月的时候，已经临近了出嫁的日子。在大吉的庚日，吴王光选择上好的铜和铅锡，制作了为三女儿寺吁陪嫁用的青铜鉴。并叮嘱寺吁说：去吧！要尊敬你的夫君(指蔡侯)，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吴蔡两国的友好。铭文有韵，内容十分生动。第四节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商代以来的兽面纹等已很少见到，而且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很少见了，而是以蟠螭〔chi痴〕纹和蟠虺纹为主了。螭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虺是小蛇。这两种纹饰就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的螭或虺互相缠绕组成一个纹饰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这和上述春秋时期冶铸工艺出现并盛行印模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两种纹饰都是分别用一个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的。这些纹饰已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这就是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例如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图15)，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壶身从上到下嵌错有四层纹饰。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像，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布矢、射向布侯(箭靶)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像，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这可能就是《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的写照。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像。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总之，表现的是贵族们宴飨宾客的情景。右边则是弋射及会射图像。弋射表现的是人们跪在地上正弯弓向天上射鹄，而矢上皆系有缴〔zhuo酌〕线。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像。左边是陆战情景，上层是徒兵格斗守城，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像，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总之，上述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的世界，艺术手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审美观点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结果，它开启了汉代画像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图15 宴乐狩猎攻战纹铜壶纹展开图第五节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逐渐形成，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周王室的青铜器以外，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郸、都〔ruo若〕、邓、许、陈、曹、滕、邾〔zhu朱〕、薛、莒、部、杞、纪、铸、虞、虢、苏、芮、[昔阝]〔xi习〕、费、郳〔ni泥〕、戴、息、潘、胡、邳〔pi批〕等40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第一，晋文化区。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圜〔huan环〕底、附耳、蹄足，浅圆形盖，多饰有蟠螭纹和蟠虺纹，晚期多呈浮雕状，繁复华丽。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晋姜(晋文侯夫人)鼎、晋(定)公[上奠下皿]、子犯(狐偃)编钟、郘〔lu吕〕[上(左户右戈)下黑]钟及赵孟介壶等。例如子犯编钟，共16件，8件成组合成一篇长达132字的铭文，说明作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五月十一日，记载了子犯协助晋文公进行城濮之战及践土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赵孟介壶，两件，传河南辉县出土。高48.3厘米。圆形，侈口，敛颈，腹下部圆鼓，矮圈足。颈部有两个立雕兽形耳，盖顶呈莲瓣形。颈部及腹部饰有浮雕状的蟠螭纹、兽面纹及绹〔tao淘〕纹。盖外铸有铭文19字，记载了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画的特点是尖头、肥腹，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纹。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作用。例如传出土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22.2厘米，口径43.5厘米，腹内铸铭六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第二，齐文化区。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和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今河南偃城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例如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河北易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齐侯敦，高17.5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画平直，为其特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青铜器有叔夷镈、叔夷钟、[素命]〔ming命〕镈、国差[缶詹]〔dan丹〕、齐侯盂、齐侯鉴、洹子孟姜壶、公孙灶壶及国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叔夷镈，铭文长达491字，记述了齐灵公赐给叔夷莱都地方的300县以及4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素命]镈，传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旁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高大厚重。钮作双龙噬兽形，篆间及鼓部饰云雷纹。铸有铭文174字，记齐侯赐给鲍叔([素命]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都鄙，补充了《史记·管晏世家》记载之疏略。第三，燕文化区。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1949年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燕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并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春秋时期燕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杕〔di弟〕氏壶，高37.8厘米。圆形，侈口，长颈，鼓腹，圈足，有盖。颈部有两个环耳，系有提链，并与盖顶之钮相连。颈部和腹部饰有精美的镶嵌狩猎纹三道，并以三道凸弦纹相隔。在中间凸弦纹上刻有铭文41字，记载杕氏战胜鲜虞，以此壶为珍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第四，秦文化区。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籀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青铜器有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和宋代已见于著录的秦公钟以及1923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圆形，口微敛，鼓腹，圈足，双兽耳无珥，有盖。器及盖皆饰以蟠螭纹及瓦纹。器与盖共铸有相连的铭文105字，内容主要记载秦景公自述秦国的历史：“鼏〔mi密〕宅禹迹，十又二公……保业厥秦，虩〔xiao小〕事蛮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其铭文是每个字单独作模，然后压印在泥范上，再浇铸而成。因此，可视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术之滥觞。第五，楚文化区。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ing影〕，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鄀、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画上下加上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青铜器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王孙遗者钟、楚王领钟、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盏盂、王子婴次炉、楚王孙渔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为七件一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公斤。圆形，侈口，束腰，浅腹，平底。双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只怪兽。有盖，器内附一匕。腹部饰以夔纹、窃曲纹及云纹等。腹内铸有铭文84字，盖铭四字，为鸟书。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为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第六，吴越文化区。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482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备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琉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如新、锋利异常。其次，吴越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称越式鼎。簋为小口扁腹，双耳外侧或加镂空扉棱。尊为扁圆腹外凸，或呈鸟形。盘的双耳紧贴腹壁，成为装饰。纹饰则多为变形的兽面纹、变形的夔纹、编织纹及锥刺纹等。另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角状器、三轮盘、飞鸟盖双环耳壶等。此外，春秋时期著名的吴越青铜器还有者减钟、者[氵刀]〔dao刀〕钟、配儿钩鑃、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吴王孙无壬鼎、吴王御士簠、邗王是野(寿梦)戈、王子于戈及攻敔〔wu吴〕王光剑等。第六节 列国城市的兴起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首先，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为周都；周敬王时因王子朝之乱，迁都于东面的成周，至周赧〔nan蝻〕王时又迁回王城。该城略呈方形，北墙长2890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南墙和东墙各残存约10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10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五米的护城濠。城内中部汉代时为河南县城所在，因而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遭到毁坏。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344米，南北宽182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相符合。在城内现今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椁，葬式为屈肢葬，头向北方。大、中型墓随葬有青铜鼎、豆、簠、盘、匜等礼器。小型墓主要随葬陶器，根据随葬陶器组合与型式的变化，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七期，年代约当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分期的标尺。其次，从1952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所迁的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汇之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呈王、马庄等七座小城组成，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与平望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5米，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现存最高处约8.5米。牛村古城内西北部的一处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52.5米，高6.5米。两者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可能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前述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地分为若干区，可能属于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包括宗庙建筑基址和痤〔cuo嵯〕埋牺牲的土坑(“坎”)400余个以及排葬墓等。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祭玉或石圭上，称为盟书或载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000余片，大多呈圭形，长18厘米至32厘米，宽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并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前后晋国世卿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对其政敌赵尼(稷)。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第三，从1958年起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齐献公元年，公元前859年)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图16)。城址位于今临淄区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2195米，北墙长1404米，周长达七公里余。现已探明南门二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主要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是当时宫殿区所在，出土有树木卷云纹及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等。其中心建筑“桓公台”呈椭圆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高达14米。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手工作坊遗址，可能是齐侯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为廓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5209米，北墙长3316米，周长达14公里余。南、北城墙外面有宽25米至30米、深约3米的护城濠。东墙外为淄河，西墙外为系水。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二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主干大道，多与城门相连，一般宽10余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2800米、宽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濠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用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长16.7米，宽约八米，高约三米，有三层流水孔，每层五孔，相错排列。大城是官吏与平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东周陶器上，发现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内容多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字，如“高闾豆里人陶者曰汩”等。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余座，可能是姜氏齐国国君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可能是齐景公墓，外围有冂形殉马坑，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发现了殉马多达145匹，据推算总数达600余匹，数量之大，甚为罕见。此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带，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余座，俗称“四王冢”、“二王冢”，可能是田齐国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轻女子，皆有棺椁及随葬品。根据《战国策·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图16 临淄齐国都城遗址平面图第四，从1973年起对春秋中期(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至战国中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3200米，东西宽约33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宽3—8.8米，残存最高处达7.9米。在城内姚家岗、马家庄、铁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群。其中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有围墙。北部居中为祖庙，面阔20.8米，进深13.9米，绕以回廊。左侧为昭庙，右侧为穆庙，南面是大门。在中心空地——中庭发现有人、车、牛、羊各类祭祀坑181座，显系秦公的宗庙。马家庄三号大型建筑群遗址，长326.5米，宽59.5米至86米，四周亦有围墙。是一组五进院落、五门三朝的建筑，可能是秦公宫殿朝寝之所在。在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藏冰190余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发现了“市”的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周有夯土围墙，每面各开一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出土了三批共64件窖藏的青铜建筑构件，可能是古代文献所记的金釭〔gang刚〕。大多呈长方形筒状，有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饰有蟠螭纹。用来套在木质梁枋上，既起保护作用，又达到装饰效果。类似的青铜建筑构件在陕西临潼和咸阳等地也有发现，说明东周时期宫廷建筑中已广泛使用青铜建筑饰件。这些青铜建筑饰件，金光闪闪，可以起到彩绘所达不到的富丽效果。此外，在雍城遗址西南八公里的三畤原上还发现了秦公陵园，陵园以北八旗屯、高庄等地为中、小型墓葬区。第五，从本世纪50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位于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处，因其在纪山之南，所以又称为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3.9米至7.6米，底宽30米至40米，四周环绕有护城濠。现已探明城门七处，东墙一座，西墙、南墙、北墙各二座。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之处即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已经发掘的西墙北门有三个门道，两侧有门房。南墙西部的水门亦有用四排竖立木柱组成的三个门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84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呈中轴线排列。最大的建筑基址长达130米，宽100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500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个大陶瓮，当为冷藏窖。在城内西南部陈家台发现铸铜手工作坊遗址，在城内北部龙桥河两岸发现有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30余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其中大、中型墓达数百座之多，大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已发掘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有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马山一号墓(出土绢、纱、锦、绣等大批丝织品)、包山二号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祷及司法文书竹简)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第七节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春秋时期周王的陵墓尚未发现，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下面择要予以介绍。首先，从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了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南面三畤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三公里。陵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还发现了总长达7000余米的防卫壕沟。整个陵区已发现44座双墓道或单墓道的大墓，分属于13个小陵园。其中陵区中部偏北的一座陵园规模最大，从南向北排列着两座双墓道大墓及一座单墓道大墓，每座大墓东南侧都附有一个长方形坑(可能是车马坑)。最南面的一号墓规模最大，1976年至1986年发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向，长59.4米，宽38.8米，深24米，东、西两端的斜坡墓道宽7米，长达270米，总面积达533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墓中主椁室长15米，宽约6米，高约3米，用三层巨型方木套接而成。椁室外面填木炭，最厚处达3米。椁室上部及四周埋有男女殉葬人182人，皆有棺木。此墓已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玉璧、玉圭、玉璋、玉璜、20余件石磬、金带钩以及10余件铁铲、铁臿等。根据石磬上所刻文字，此墓可能是春秋晚期秦景公(公元前577年—前537年)的陵墓。其次，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掘了春秋晚期蔡昭侯(公元前518年—前491年)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棺椁已朽。墓中出土随葬品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主要有[鼎于]〔yu于〕(镬)鼎一件、升鼎七件、饲鼎九件及小鼎一件、簋八件、鬲八件、簠四件、敦二件、豆二件、笾〔bian边〕二件、尊三件、壶二件、盉一件、尊缶四件、盥缶二件、鉴四件、盘四件、匜一件以及编镈八件、甬钟12件、钮钟九件、钲一件及錞于一件等。说明当时诸侯也用九鼎，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许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如“蔡侯申之饲鼎”等。据此可知为蔡昭侯申之墓。另外还有两件吴王光鉴，系吴王光嫁女于蔡侯所作的媵器，反映了蔡、吴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外还出土有青铜戈、矛、剑等兵器和軎、辖、镳、衔等青铜车马器以及玉器、漆器、金叶等。第三，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虢国国君的墓葬二座。其一(M2001)，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向，长5.3米，宽3.55米，深11.45米。葬具为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200余件，其中青铜器1700余件。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羞鼎二件、簋八件以及鬲、豆、盨、壶、盘、匜以及甬钟一套八件、钲一件等。其中许多件铸有铭文，如“虢季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此外还有玉茎铜芯铁剑等武器以及缀玉面罩、玉佩饰及金带饰等。其中铁剑长达33厘米，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验，为人工冶铁制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在墓葬附近四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46米，宽5.2米。其二(M2009)，墓室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5.6米，宽4.4米，深约20米。重棺单椁。随葬品较M2001更为丰富，仅青铜鼎就多达30余件，有些上面铸有“虢仲”铭文。另有编钟四套，其中一套八件钮钟铸有长篇铭文。墓中随葬的玉器多达800余件(套)，有的上面有墨书或刻写的文字。另有种类繁多的圆雕动物形玉饰件，造型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玉器为商代遗物。此外，1956年至1957年曾在这里发掘了虢太子的墓葬。墓室亦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深2米。葬具为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簋六件、鬲六件以及甗、豆、壶、盘、盉和甬钟一件、钮钟一组九件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两件铜戈的内上铸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铭文。在该墓西侧10米处还附葬有车马坑，坑底南北长29米，东西宽3.3米至3.5米，内部埋有10辆车、20匹马及3只狗。这一切均与虢太子的身分相符。同时在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随葬五件、三件或一件青铜鼎的中小贵族的墓葬。这些都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诸侯国君墓葬及其墓地礼制的珍贵资料。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2年)，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中、晚期铁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雄的局面。在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空前活跃繁荣，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例如魏国李悝〔kui亏〕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奴隶制宣告结束。因此，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也已进入了尾声。具体来讲，青铜礼器大为衰落，战国中、晚期时虽然还有一些精美的礼器，例如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错金方罍及方鉴等，但大多数礼器已是素面，朴素无纹。并且，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刻铭，一般很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其性质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而已。但是，此时的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发展，青铜器的生产转向以日用品为主了。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广泛流通与使用。其次，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再有，虽然此时铁兵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武器仍以青铜武器为主，并且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及其上的发射构件铜弩机。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经过了极其残酷而激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经过10年时间，至公元前221年灭齐，最终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几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这一切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结束。秦汉以后虽然青铜货币与铜镜等仍在继续发展和使用，但铁器以及瓷器、漆器等已在生产和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第一节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钁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廪”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钁、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ao尧〕、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节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u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2828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宫转调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驻华使节及朋友们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四组32枚、鼓四件、瑟12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箎〔chi迟〕及排箫各两件等乐器，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队阵容的庞大和乐舞所达到的高度水平。第三节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根据考古发现，商代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同时，海贝也作为货币来使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随葬有海贝6800余枚。商代还发现有用青铜、兽骨和蚌壳等仿海贝制成的铜贝、骨贝及蚌贝等。西周时期仍以海贝作为货币，并使用铜块等作为称量货币。春秋中、晚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此时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遗址出土了12枚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仿照当时使用的青铜铲的形状铸造的货币，高约12厘米，耸肩尖足，平裆，其中一件有面文六字。柄部中空，称为空首布。此外，东周王室在春秋时期也出现了空首布，有大型、小型平肩或斜肩桥足空首布，面文大多一字，如“王”字，乃“王城”之省称。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面文有“东周”等。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促使青铜货币有了空前发展，广泛流通与使用。由于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当时各国所使用的青铜货币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及铜贝四种(图17)。韩、赵、魏主要使用布币，其特点，柄部已不再是中空的，而与铲身同为扁平状，称为平首布。魏国的布币大多是平首、平肩(或圆肩)、方足、圆跨。币面上有的铸有地名，如“安邑”、“蒲阪”、“阴晋”、“共”等。有的币面铸有币值铭文，如“梁奇(或释充〔夸〕)釿〔jin斤，即“斤”的本字〕，百当锊〔lue略〕”、“梁正币(或释尚)，百当锊”、“梁奇釿，五十当锊”、“梁半币，二百当锊”等。因此，魏布一般分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等。据测定，一釿约为12—15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平(或圆)首、圆肩、尖(或圆)足，一般分为两等。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离石”、“蔺”等。此外，赵国布币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其面文有“南行唐(正面)、十二铢(背面)”等。此外，赵国也有刀币，小而直，通称直刀，面文有“甘(邯)单(郸)”等。韩国的布币大多为小型方肩、方足、方跨布，面文有“平原”等。但到战国晚期，韩、赵、魏均流行小型方足布。图17 战国货币齐与燕主要使用刀币，因其形状仿自刀削，故称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且厚重，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齐法化(货)”、“齐之法化”、“齐返(或释造)邦[立长](长)法化”、“節(即)墨之法化”等。燕国刀币，早期是尖首刀。晚期形体较小，其刀背有磬折与弧形两种，弧背时代较早，磬折时代较晚。上面多铸有面文“明”字，又称明刀。秦国主要使用圜钱，圆形，无廓，中为方穿(孔)，上面铸有铭文“半两”，又称半两钱。此外，还有“文信”等圜钱。必须指出的是，秦国同时还使用布帛作为货币。楚国使用铜贝币，椭圆形，通称蚁鼻钱。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上吅下六字去丶](巽〔XUN逊〕，或释贝)”、“[上夂下朱]([上夂下朱]朱)”，还有“君”、“金”、“[十斤](釿)”、“匋”、“行”等。楚国亦有少量铜布币，有大、小两种，长方、平肩、方足。大者首部有圆孔，面文为“斾〔pei佩〕钱当釿(旧释“殊布当釿”)”，可能是楚并吴越等地后铸造的地方性货币。楚国同时使用黄金铸币，在方形或圆形的金钣上，凿印有正方或圆形小印，印文常见有“郢爯(称，旧释爰)”、“陈称”，此外还有“[鬲阝]称”、“专称”、“卢金”等。1974年在河南扶沟古城内出土了郢称等金币、圆形金饼、马蹄金及银币18枚。银币皆为布币，长方铲形，有大、中、小之分，除一枚空首外，余为实首，为东周银币的首次发现。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晚期，除楚国以外，各国大多已制造并流通圜钱。如东周铸造的圜钱，直径约2.5厘米，圆穿有廓，面文有“西周”、“东周”等；魏国的圜钱，圆穿无廓，面文有“共”、“漆垣一釿”等；赵国的“蔺”、“离石”圜钱等；燕国的“明匕(货)”圜钱等；齐国的“賹〔ai爱〕化”、“賹四化”、“賹六化”圜钱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节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牙尺，分寸刻画，采用十进位制。经实测，一尺约为15.78—15.80厘米。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商品交换与征收赋税，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一侧刻10寸。战国青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以161/5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说明此时已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数学运算和器械制造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经计算，一升为202.15立方厘米。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量器：子禾子(田和)釜、陈纯釜、左关[釒和]〔he合〕。子禾子釜经实测容积为20460毫升，推知一升为204.6毫升。子禾子釜腹部表面还刻有铭文90余字，说明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或处以刑罚，表明当时对量器已有校量与管理制度。战国时期的青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楚国天平与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扁平条形，长27厘米。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钮。杆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钻一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铜盘直径四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九枚，分别为半斤、四两、二两、一两、12铢〔zhu朱〕、六铢、三铢、二铢、一铢。据半斤权重125克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为250克。这种天平和铜环权大概是用来称量楚国的黄金货币(郢称等)使用的衡器。一种是半球形权(少数呈瓜棱形等)，顶端有鼻钮。例如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铸有铭文16字：“三年，漆工巸(熙)、丞诎〔qu屈〕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此外，并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权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据此推知战国秦一斤约合256.3克。此种形制的秦权，也有用铁铸造的，上面往往镶嵌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铜诏版，建国以来在山东文登、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山西左云等地均有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