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作者：毕诚-2

例二，《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曾就学于胥臣。开始晋文公认为自己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只能多闻而已。胥臣却鼓励他说，学习不单是为了获得广博的书本知识，而且在于通过教育手段改造和提高德性，只有德性修养达到完善的国君，才有贤良之士来辅佐他。晋文公明白了这个道理，让阳处父傅(教育)太子让，太子让就是后来的晋襄公。例三，《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也是十分重视太子家教的。他请士亹〔men门〕傅太子箴，太子箴就是后来的楚共王。楚庄王不仅聘请学识渊博的人当太子的家庭教师，而且还虚心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太子的方法。申叔时回答：“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春秋》是历史书，主要是讲国家和国君政治的经验教训。学习它，有助于统治者对“修己治人”之道的修养。申叔时还向楚庄王介绍了《礼》、《乐》、《诗》、《国语》等等书籍，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王太子的家庭教学内容。从申叔时所阐述的各书教育目的，以及关于诸侯子弟的家教的宗旨来看，春秋时期的诸侯家教已被视为有关国家兴亡和争霸诸侯的有力措施之一。到战国时期，不仅诸侯的家教得到发展，而且诸侯大夫之家，也在养士的同时，大量聘用德才兼备的士作为家庭教师。第十节 孔子论家教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不仅首创私学，祖述宪章文武之道，删订六经，创立了经久不衰的儒家学派，而且他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也有卓越的理论贡献。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ou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所处时代，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初期，宗族家长制走向崩溃。个体家庭制随着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的形成而迅速发展。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原来的旧礼乐文化走向衰弱，旧道德体系走向崩溃，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鉴于这种现状，立志于整顿自国至家的政治伦理纲常，重建礼乐文化。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主张以教育的手段建立以“孝”为根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仁礼”政治道德体系，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由“天下大坏”走向“天下大治”。孔子认为，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伦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家庭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对国家政治的保障。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他十分强调把孝道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内容。在孔子看来，如果人知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因为，“孝”是“仁”的根本，也是“礼”的根本。如果一个人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一方面就会考虑到父母兄弟以及家人的切身利益，把个人置身于个体小家庭这个生活共同体之中，不会因为个人的“犯上作乱”而造成他们的不幸；另一方面一个人有孝悌德行的素养，会把这种处理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转化为服从上司，乃至忠诚于国君。孔子认为，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睦和巩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古代统治者提倡孝道家教和社会教化，目的亦在于“移孝作忠”，使伦理道德直接转化为政治道德。自汉代以后，流传有“忠臣出于孝子”的说法，可见孝道之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孔子认为，家庭伦理教育是一种情谊的教育。因为，因情而有礼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乃至与家庭(家族)一脉相关的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父母乃至兄嫂对子女及年幼弟妹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及弟弟对父母及兄嫂有赡养的义务，这种义务既是礼义，又是孝悌和仁爱，同时又是情谊关系的最基本的反映。所以，孔子强调孝悌之教，重在伦理情感的培养。如儿子当父母在时，不应远游，以免父母需要他照顾时无人照应，再说也会让父母悬念。又如子辈赡养年老的父母，应当把情感的笃真放在首位，不单是让父母衣食有着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儿子赡养他们是尽了孝心，所以孔子说孝敬父母在于“色难”，和颜悦色，礼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在孔子看来，不仅子辈孝顺父母“色难”，而且在家教过程中作为父亲对待妻子和小孩的情感，也是很难把握的，“远则怨”，“近则无礼”。所以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养”，就是教养的意思。在春秋时期，人们尚缺乏家庭教育的经验，主要是难以克服感情关，所以往往出现“质子而教”的现象。后来的儒家为了克服家教的这一困难，努力从父母的性格调节和施教方法上作了探讨，提出“严父慈母”的刚柔互补的家教原则，发展了孔子的家教方法。在《论语》中，大量记载了孔子关于教导学生凡疑难不决之事要请教父母的言论。孔子认为，父母的经验足以指导子辈的行为，父母应当替子女的行为结果负责。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当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带坏。孔子还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环境。他说：“里仁为美。”认为子女的成长与周围的文化道德环境有关系，所以父母应当注意“居必择邻”，同时对孩子交友也应予以指导，要留心自己的孩子被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坏。他认为只有注意良好环境的影响，则“长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总之，孔子的家教理论主要是针对士阶层的，同时也普遍适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他强调的家教，核心内容是以“孝悌”为本的伦理情谊的培养，其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教育手段，来巩固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完善家庭等级，使“父父”、“子子”，从而移孝作忠，将家庭伦理关系外延到社会人际关系和转化为政治道德领域，使国在家的基础上建立统治秩序。第十一节 敬姜教子春秋后期的鲁国，政在季氏。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地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没有这样做，还是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织。公父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地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线，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地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敬姜听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线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把国家命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懂得立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说给你听。”公父文伯恭敬地坐于母亲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地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为何？凡是老百姓勤劳，则思考为善，否则逸则思淫，淫则亡善，人不思善良就恶念滋生。自古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天子之国如此，若诸侯国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不让任何职官逸淫，那么诸侯之国安宁。卿大夫如果朝考其职，白天勤修庶政，晚上抓紧学习典乐文化，修业进德，并时常关心家事的操守，那么才有安宁。读书人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练巩固，在夜里反省无憾，则自然业修身安。老百姓也是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听着老母教诲，公父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地说：“老母言之，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老母年高，本当坐享清福，又不是儿子不孝。”敬姜接着说：“你听我讲来，怠惰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列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淫心惜力？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见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怎么能避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如此这样你绝了季氏的烟火！”老母的谆谆教诲，以从小见大的言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绩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而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也很受教育。从此以后，公父文伯每日退朝回家，总要伫立于母亲旁边，望着母亲那枯干的手指牵着纺线，嗡嗡的纺车声好像在不停地教诲。第十二节 孟母家教生于战国时鲁国邹(今山东邹县)的孟轲，是继大教育家孔子之后的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历来被人们尊为“亚圣”。由于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所以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被纳入孔子学说思想体系，而且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尊奉为统治思想，孔、孟的地位之高，就连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望尘莫及。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虽然他出身贵族，但实际上他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并没有享受到贵族子弟那饭来张口和衣来伸手的特权生活。孟子的父亲死得很早，其抚养和教育完全仰仗他的母亲。孟母是一位勤劳而善于教育孩子的母亲，她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享有盛誉，尤其是“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孟子自父丧之后，孟母所居住的房舍处在墓地旁边。孟子自幼是一个天性活泼的孩子，喜好游戏，每天在坟墓之间的空地里，学筑土坟。孟母意识到这里不是让孩子呆的地方。于是把家迁到热闹的集市旁边，她以为人多热闹的地方可以使孩子见闻丰富，学到做人的本领。哪知，小孩天生爱模仿大人的行为。孟子的游戏尽管不再筑坟，但却学着买卖人拉腔拉调地整天吆喝，活像一个小商贩。孟母很不满意，认为这里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地方，于是又把家迁到学校的旁边。从此后，孟子的游戏改为模仿学校的师生，设俎〔zu祖〕豆揖让进退，对礼乐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孟母注意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主动选择居处，乃至三迁其舍，最后使孟子培养了好学的兴趣，长成之后学六艺，好儒术。孟子上学之后，进步很快。几年的功夫，他自觉学有所成，感到自满自足。一天，他高兴地回家告诉母亲，他准备停止学习了。孟母正在织布，问儿子：“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算到了顶呢？”孟子回答：“自己以为行了就可以了呗。”孟母一听，二话没说，就抽刀砍断了纺线。孟子见此情形，胆怯地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孟母说：“孩子啊，你现在废止学业，就像我砍断这些纺线一样。有志之士求学问是为了建立功名，干大事，所以学问要求广博，以致居则安宁，动则避祸。今天你废止学业，不求进步，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使你将来只能成为一般的庶民，不仅有劳役之苦，而且有当兵之祸。这与我终日靠织布谋生有什么区别呢？你求学半途而废，难道能够使你今后的妻子儿女有衣穿，长年不饿肚子吗？妇女尚且不能丢下谋食的劳动，男子汉如果不加强修养道德，就会堕落，不去当窃盗之徒，就势必去服劳役或当兵。”孟子听了这番话，深有触动。从此旦夕勤学不辍，倍加用功。后来，他远离家门，拜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为师，认真研读《六经》，不仅深得儒学真谛，而且还把儒学弘扬光大，成为天下名儒。“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这两则故事却反映了中国古代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历来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把孟母作为家教的楷模；她那注意环境教育和善于耐心启发诱导的方法，也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参观孟子故居，仍然还可以看到那两块纪念孟母家教风范的丰碑——“孟母三迁”和“孟母断机处”的石碑。第十三节 田母诫子战国时期的齐国，国富民殷，在诸侯列国中是国力很强的大国。齐宣王执政时，他任用田稷[ji季]为相，政治清明，官吏廉洁。然而，人们却把这一功劳归于田母家教有方，并流传着一桩动人的故事。一天，田稷乘车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他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是在高堂叩拜母亲，给母亲大人请安。善于察颜观色的老母，总是能从儿子的表情及言语中看出他一天从政的情况。田稷向母亲问安后，脸上露出一丝喜气，顺手从袖中掏出百镒金子，双手捧上：“孩儿孝敬母亲。”田母瞧见如此重额的金子，顿生疑虑。沉着脸问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是君王奖赏的？还是士大夫贿赂的？”田稷不敢作声。田母见状，心里已知道七八分，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回答？”身为齐相的田稷，尽管在宫廷中威严不可凌犯，但在家中却永远畏惧母亲的严教。他不想也从不敢欺瞒老母，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讲出了这百镒金子的来历。原来是一位大夫因渎职，企求田稷在宣王面前说几句好话，求得宽恕，所以就暗地里给了他这些金子。田稷当时也执意不要，但无奈这位大夫死缠不放，并说是孝敬田老夫人的。田稷是个孝子，最终还是收下了。田母听后，正色道：“儿子听着，你接受下属的贿赂，是不诚不义，不忠不孝啊！我听说士人修身洁行，不取苟得之物；竭情尽实，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言行如一，情貌相符。你受贿赂，就得为人开脱罪过，而且还坏了国家吏治的法度。这是不诚实、丧礼义的！如今君王让你做了齐相，享受俸禄优厚，可是你的言行能够报答君王的信赖和恩情吗？作为国家的重臣，事事处处应当作群僚的表率，事君如事父，尽心竭能，忠信不欺，把效忠必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执行君王命令和国家法律，应当廉洁公正，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灾难降临。可是你现在离忠义太远了。为人臣不忠，就等于为人子不孝，以老母之名受人不义之财，实陷亲于不义。所以你既不是个忠臣，也不是个孝子！不孝之子，就不是我的儿子，请立即滚出这个家门！”说完，田母头也不回，扶着拐杖，气愤地回房去了。田稷匍匐在地，满面羞赧[nan蝻]，冷汗涔[cen岑]涔，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待母亲离开大堂后，他立即让家人驾车，将金子退还给属下，至晚方归。次日，田稷上朝，面见齐宣王，恳求给他治罪，罢免相职。宣王派人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对田母的母德风范称赞不已，并亲自到相府看望田母，随行人员亦对田母由衷敬佩。宣王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他当着田母的面，表扬田稷改过请罪的光明磊落品德，赦免了田稷的罪行，恢复了相位，并亲自赏赐田母金子和布帛，以表示对她的敬意。从此之后，田稷更加注意修身洁行，遂成为战国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代名相。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第一节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 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艺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第二节 陆贾劝教中国封建社会，皇家的家庭教育，虽然在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如太子扶苏和秦二世胡亥均对儒学和治道有相当的修养。但是，真正认识到皇家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却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是借助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建立汉朝的。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洋洋自得，以为从此之后天下就永远姓刘，而且以为只要他刘家的兵强马壮，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太平无事。所以他十分鄙薄读书人，根本不把皇家子孙的教育放在心上。一天，儒士大臣陆贾在高皇帝面前称道《诗》、《书》，有意启示他重视文教。刘邦很不高兴，说：“天下是我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一见皇上满脸的怒气，就语重心长地劝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接着又说：“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历史上的开国君王，他们且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之术啊！历史上的吴王夫差、智伯，都是靠武力统治的，结果极武而亡；秦始皇严刑峻法，不用德治文教，结果灭亡在赵高的手里。如果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之教，效法先王，遵循圣人教诲，陛下哪会得到这天下呢？”(《史记·陆贾列传》)陆贾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刘邦，认识到是否重视教育关系到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他开始注重自身的文化学习，要求陆贾著书叙述历代成败的原因。陆贾每进《新语》一篇，他未尝不称善。刘邦明白了皇帝自身学习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古文艺》记载，刘邦曾手敕太子说：“吾遭逢乱世，适当秦王朝禁学，自喜，并说读书无益。但自从当了皇帝，才时常读书，知晓作者的用心。追思过去的所为，多有不是。”他现身说法，劝诫皇太子要认真记取他过去轻视文化学习的教训，认真读书。他不仅要求皇太子要刻苦读书，而且还要求皇太子要勤奋练习写字，他批评皇太子写的字太差，还不如他。因此，他手谕太子要“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全汉文》卷一)，确实重视起家教来了。第三节 汉文帝尊师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是汉初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文帝在即位前，因汉高祖重视了太子的教育，所以他对儒家的学说和历史知识有比较深广的了解。他即位之后，发布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诏书，渴望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匡辅他治国和修德。后来，洛阳少年贾谊，以能诵读《诗》、《书》，善作文章，年仅18岁就被汉文帝征为博士，作为他时备顾问的老师。汉初承袭秦制，博士既是皇帝的政治顾问，又是文史知识的教师。汉文帝设有博士官多人，有的已年过花甲，知识也十分渊博。汉文帝对博士官是十分敬重的，而且往往根据博士的才识、德行的高低来任用，不把年龄的大小看作主要条件。贾谊当了文帝的博士官后，文帝虚心求教，由于采取了贾谊的许多好建议，使国家的治理很有起色。于是，在一年之内，文帝破格提升贾谊为太中大夫，备受敬重。从此，汉文帝与贾谊几乎是形影不离，言听计从。为了充分发挥贾谊的辅佐才能，汉文帝想提升贾谊为公卿大臣，但却遭到权臣们的反对。汉文帝奈何不得，只好暂派贾谊到长沙王那里当太傅。贾谊走后，汉文帝十分想念他。一年过后，又把他召回宫中，促膝谈至深夜，十分感慨地说：“久不见贾谊，朕以为学问超过了他。但从今日谈话来看，还是远不及他啊！”不久，汉文帝派他充任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少年聪颖，好学上进，是文帝的爱子。文帝有意立他为太子，所以让最受敬重的贾谊当梁怀王的老师。贾谊自知责任重大，所以竭诚辅导梁怀王，从而使他的学问一日千里，令文帝十分满意。非常惋惜，数年之后，梁怀王长大了，却不幸骑马摔死。贾谊自以为辜负了文帝的重托，非常悲伤，从此郁郁寡欢。然而，汉文帝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仍然十分敬重这位才学过人的老师，并且采纳了他关于削弱诸侯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建议。不久，贾谊英年早逝。汉文帝时常怀念这位难得的师傅。汉文帝如此敬重贾谊，是与贾谊的才识博洽并给予汉文帝的巨大帮助分不开的。贾谊作为皇家的家庭教师，在实践上很有一套成功的经验，而且他向汉文帝进献了大量的有关注重皇家家庭教育的建议。他认为，夏有10世，殷有20余世，周有30余世，而秦王朝的家天下，不过二世而亡。其人之性不甚相远，而夏商周“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贾谊集·陈政事疏》)，其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之君重视家教，而且这种家教自太子为赤子时，就已经开始了。他劝谏汉文帝，皇太子的教育应当从胎教开始，长成之后要有师、傅、保竭力辅导。只有这样，才能国运久长，否则就会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汉文帝不仅虚心听取采纳了贾谊的这一重要建议，而且他切实建立了其家庭教育制度。自汉文帝以后，汉皇室的家庭教育不断得到加强，恢复了西周的师、傅、保三公三少之职，而且后来把皇家的家庭教育普及到诸侯郡邑王，设置了宗师。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建议之后，汉皇室的家庭教育开始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而且征聘当时的硕学鸿儒入宫为皇太子及诸王子讲授经学，如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张禹、桓谭等经学大师，都被征聘为皇太子或皇帝的教师。东汉时，具有家学渊源的桓荣，和他的儿子桓郁以及孙子桓焉，祖孙三代，相继教授了汉明、章、安、顺四代皇帝。汉明帝对经学颇有造诣，曾亲临讲堂，命皇太子及诸王说经。汉章帝曾亲自主持了经学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讨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汉代皇家的家庭教育取得的这些成绩，应当说与汉文帝尊师重教的家风有关。第四节 汉皇家的女子教育汉代的皇家家教，除皇太子、诸王子男性之外，其皇后、公主等女性也在受教育之列。汉代皇家女子教育先例的开启，对我国封建社会皇家女子教育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后汉书·邓太后纪》载，邓太后邓绥，即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相传她六岁能读史书，12岁通《诗》、《论语》，家人号为“诸生”，即太学生的意思。永元年间，她入皇宫为贵人，从曹大家[gu姑]受经书，兼习天文、算术。后来她被立为皇后，临朝17年之久。邓太后临朝时，儒学不振，尚书樊准上《请振兴儒学上邓太后疏》，建议“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zuan纂〕其业”。他以贾谊“人君不可以不学”的名言劝说邓太后，要注重皇家的家教，以“推述先帝进业之道”。邓太后认真采纳了樊准的建议，诏征和帝的弟弟济北、河间王子和五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共40余人，以及邓太后近亲子孙30余人，为他们开设学堂，教学经书，并且邓太后亲自监试，抚育教导，恩宠到了极点。她命令这些皇室子孙，年幼的都配置师保，采用皇太子的保傅之法。为了保证教师质量，特别是保证照顾这些皇室子孙的宫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邓太后诏令中宫太监到洛阳皇宫的校书场即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后汉书·邓太后纪》)。东汉和帝时注重皇家女子教育，邓太后又以兴学强化，这不仅是皇家的家庭教育史上的先例，而且也是我国女子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班昭的《女诫》，可以说是阐述女子家教的代表作，她所阐述的女子家教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适应了封建皇家宗法伦理政治的需要，历来备受统治者青睐。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她出身于史学家的家庭，她的哥哥班固著作《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遂而卒，均由班昭续成。 由于班昭学识渊博，朝野皆知，所以和帝屡召她入宫，教皇后和诸贵人读书，称她为“曹大家”，当时的邓贵人即后来的邓太后就是她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她阐发儒家的纲常名教，著有《女诫》等，作为皇家女子教材。《女诫》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当好“三从四德”的女性，共由七章组成。第一章讲的“卑弱”，即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和如何“卑弱下人”。班昭认为，女子“谦让恭敬”、“忍辱含垢”以“卑弱下人”；“晚寝早作，勿惮夙夜”以侍奉丈夫；“正色端操，以事夫主”，为夫家继承宗嗣香火等，是女人的“常道”，是礼法的“典教”。第二章讲的是“夫妇之道”。班昭认为，丈夫管束妻子，方显示男子的威仪；妻子侍奉丈夫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礼义不存”。所以她主张家教应当重视女子的妇德，并且要把礼教放在首位。第三章讲的“敬慎”，即如何小心修养性情。班昭说：“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子要达到“美”，就要注意修身，而修身的最好方法莫若“敬顺”。所谓“敬顺”，就是在家事上，处处听从丈夫，是非曲直，都由丈夫决断，夫唱妇随，一切以协调夫妇关系为行为目的。第四章讲的“妇行”，就是女人的四种行为道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妇德，不是指“才明绝异”，而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所谓妇言，不是指“辩口利辞”，而是说话有分寸，不说伤害人的“恶语”，不要多嘴多舌，让人讨厌；所谓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衣服整洁，“身不垢辱”；所谓妇功，不是指“工巧过人”，而是专心纺绩，不好嘻笑，洁齐酒食，热情招待宾客。班昭认为这四种德行，是女人的“大德”。第五章讲的“专心”，就是对丈夫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对丈夫娶妾有什么抱怨。因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道理)”。作为女人，应当专心正色。如果因为丈夫再娶而由此行为轻浮，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那就和礼教相违了。第六章讲的“曲从”，就是作为媳妇，要善于屈己从人，在公婆面前言听计从，俯首听命。第七章讲的“和叔妹”，就是如何处理好妯娌关系。处理同辈关系在于谦顺，关心别人。《女诫》是封建礼教的产物。它作为皇家的家教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朝，在千百年间，为之注释和作白话直解的不乏其人，影响十分深远。第五节 东宫太子教育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乱，“家天下”的“大家长”轮番更迭，因此皇家的家庭教育也像学校教育一样，时兴时废。然而，为了确保帝位代有嗣承，无论如何，皇太子的教育是不可不兴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整个皇家家庭教育虽有削弱，而皇太子的教育却大大加强。三国时期，魏国的皇家教育最受重视，保傅之职也大体沿袭了前代，并设有詹事诸官。曹操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位在诗坛上驰名的大诗人。由于他注重家教，他的儿子曹植、曹丕的文学创作也很有成就。吴国在孙权即位之初，曾设置四友之官，辅翼教导太子，时号“东宫多士”。同时还设置太子庶子、中庶子，帮助教育太子。蜀国也设置太子庶子、中庶子和太子洗马，照管东宫事宜，教育太子。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东宫的职官如太子詹事、丞、中庶子、庶子、中舍人、左右率、率令和典兵二傅等等，作为辅导太子的教师，先后予以设立，而且分工越来越具体。北魏时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号称为“东宫三师”，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号称为“东宫三少”。在以前，“三公三少”多为皇帝服务。但在南北朝则随着东宫教职的增多，“三公三少”的职责由主要辅弼皇帝逐步转向主要负责东宫太子的教育和对东宫诸官的管理，并且日益形成比较完备的东宫太子教官制度。随着东宫太子教育的加强，皇家的家庭教育的礼仪也受到重视。如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诏太子行拜太傅少傅之礼，要求太子行弟子事师的礼仪，表示尊崇师傅。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6年)立皇子衍为皇太子，下令朝廷议定太子与师傅相见的礼仪，取消汉魏以来让师傅称臣礼拜太子的旧礼仪。后来，晋成帝又明文规定，尊崇师傅之教，太子拜敬保傅，是为了明傅崇德，这一礼仪，要“永奉遗范”。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加强东宫太子的教育，在太子出阁讲学时举行盛大的释奠礼，旨在表示皇帝重视皇储的教育。行礼之日，皇帝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参加视学仪式，其气氛庄严肃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了皇家把太子教育作为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第六节 崇尚经学的家教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保障官僚队伍的素质，除了设立学校训练和培养“国子”外，还十分注重官僚之家的子孙教育。在西周时期，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学在官府，贵族子弟所学无非“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为了确保国家官吏即那些作为奴仆性质的职官后继有人，当时也采取了“宦学事师”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即求学者唯在入仕途之后，就学于官府，边做官边学，向经验丰富的官吏学习为官之道。春秋战国时期，“政教分离”，私学教育以培养“为政之士”为对象，所以官吏的教育下移到民间。秦代禁私学，使官吏的培养与训练由民间私学又归入朝廷，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汉代大力发展文教，兴办国家教育，提倡私学，同时也保留了“宦学事师”的传统，如王充在《论衡·程材》记载：“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官府注意录用熟悉吏事的“学僮”，于是一些士人的家教“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一般说来，汉代的宦学是文武分途，武以习武将兵之道为主要内容，而文则要求学习“史书”，学习儒经和明习法令以及为吏之道等。汉代自实行“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日益摒弃杂家学说而崇尚经学。这一特点，与当时的私学教学风气的影响很有关系。汉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大体说来，有初、中、高三种程度。初等程度的教育是启蒙教育，主要在“家馆”进行。家馆类似于后世的私塾，它是由仕宦之家(亦有贵门富户之家)设立的，聘请书师来家教授本家和本族的适龄入学的儿童。学习内容主要有《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学习识字和习字。此外也兼习《九章算术》。中等程度是诵读经书。所谓经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汉代主要学习的经书有《孝经》、《论语》、《易》、《尚书》、《诗》等。古代的教材，不像今天的课本分课目，一本书就是一部教材，这样就有必要按照经书的内容划分成若干部分，形成单元课程以便于把握教学进度。这些被划分的若干部分，习惯上称为章，章被编为顺序，如《论语》被分成《学而第一》、《为政第二》等等。章是比较大的单元，因此章还要分细些，于是就以“句”为单位。句是一句完整的话，或者是讲的一个完整的事或道理。儒家的经典因为教学的需要，都被人们划分为章句，所以中等程度的教学主要是章句教学。章句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粗知文义”或“略通文义”，主要的形式是“诵读”。古代的诵读要求很高，它不是仅仅能读下来，而且要能讲述章句大意，并且要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由此，死记硬背的教学原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教学要求。高级阶段的学习是专经研习。专经研习的风气在汉代非常时髦，当时流传有“遗子黄金满籝〔ying营〕，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因为只要能精通一经，即可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当然，要精通一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读书人很多，各家各派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都有不同的见解，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师法”和“家法”。此外，经学中还有古今文经的经学纷争。所以精通一经的家教，要聘请对经学有相当造诣的人为师，如果请不到经学大师，就让自己的孩子出门拜访名师，以就其学。汉代的硕学鸿儒甚多，一般不在仕宦之家当少数学生的家庭教师，而是自立“精舍”教授，往往门徒千数，多者达万人之众。如东汉名儒张霸之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门徒常千人，宾客聚时，车马填街。他的学生大都是仕宦之家的求学子弟。总之，汉代的仕宦之家的家教开始兴盛，一方面来自求官的动力，因为注重家教是保持后代为官的途径，另一方面与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的制度有关。第七节 世代家传的家学中国封建社会的仕宦之家，素有“书香门第”之称，即使不能世代为官，但却不失为缙绅之士。不论仕宦之家是否能以高官厚禄显达于世，大都有世代家传的家学教育。武官有其超群的武艺，有的在某一武艺方面形成有独特的门派，或者是某一绝艺，这些是不轻易传授别人的，因为这是入仕进身、建功立业的本钱。文官也是这样，自汉代以来，如精通某一经术，或者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某一方面有绝艺，就视作“传家宝”，世代相传。在汉代，这样的事例就很多。如翟酺〔pu匍〕，四代传《诗》。杨震从父杨宝学习《欧阳尚书》，他的儿子杨秉、杨赐都“少传家学”，“少传父业”(《后汉书·杨震传》)。曾作光武帝经师的桓荣，精通《尚书》，后封关内侯。他的儿子桓郁，能传其家学，又以《尚书》教授东汉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后成为太子太傅的桓焉，即桓郁之子，又以《尚书》教授汉顺帝，封阳平侯，累官至大鸿胪、太常。桓氏祖宗三代以世传的《尚书》家学绝艺，作了汉明、章、安、顺四朝皇帝的国师，位列公卿。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因继承家学，成为朝廷的史官。班彪之子班固及女班昭，皆传父家学，亦成为史官。在科技方面，如刘歆[xin欣]继承家学，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成为我国古代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刘歆的父亲刘向，是西汉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对算术颇有造诣，著有《新序》、《说苑》、《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等，官至光禄大夫。刘歆少学于父，与父亲一起奉皇帝之命，校勘秘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诗歌文赋、天文地理、数术方技之术，无不涉猎，后继承父业完成了校书任务，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同时他继承父业，在古文经学方面独开生面，推动了汉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后来，刘歆官至国师，位列上公。由上述数例可见，家学教育在汉代的仕宦之家已经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受到玄学的冲击，加上国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所以经学在仕宦之家的家学教育中，其地位也有所动摇。尽管豪门士族的子弟可以凭门第入仕，但并不等于说仕宦之家就可以不要家学了。恰恰相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学校教育时兴时衰，仕宦之家要想保持士族世袭，就不得不加强家庭教育。不过，这一时期的家教已大不同于汉代只注重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涉猎老庄、玄学、史学、天文、算术等等。如在士族豪门之家崇尚玄学，玄学遂成为官僚的家学；时风兴盛文学，故仕宦之家的家教注重诗歌文赋；社会审美意识兴起，书法作为审美艺术也在仕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时人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从小跟他学习书法，也很有造诣，称为小圣。又如南朝宋国王淮之，把保存的南朝旧事档案资料密封于青箱之中，世代相传，世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由于王氏家族熟悉朝廷礼仪制度，藉此家学，祖孙都做上了大官。《南齐书·良政传》载：“傅琰〔yan眼〕，父子并著奇绩，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为官自有为官之道，世代为官的家庭和家族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如果上升到理论就可能成为一门“学问”，仕宦之家对这种学问是注意保密的。中国古代，仕宦之家对这门家学十分重视，对于在官场上如何做人，如何避祸，如何夤〔yin银〕缘，如何与同僚和上司处好关系等为官要术，许多仕宦之家研习得炉火纯青，世代相传，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总之，仕宦之家的家教，其核心是传授为官之道。尽管它们也涉及到而且往往把文化学术作为教学内容，但其目的不在发展学术本身，而是把这些东西作为入仕和晋升的利器。第八节 汉魏六朝的家书汉魏六朝仕宦之家的家教，形式多样，其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重要方式就是家书。所谓家书，就是家信，杜甫曾说：“家书抵万金。”运用家书来教诫其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家教的一大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还很有生命力。家书的特点是感情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父子之间的肺腑之情，肝胆相照。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富有感染力和教育效果。汉代名臣中给自己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遇事“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千万不要浮躁用事，乐极生悲，自招祸至。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后汉书·马援列传》)他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龙伯高，不要效法那豪侠好义、招人惹祸的杜季良，因为效法杜季良会成为“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同上)。马援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将门子弟好恃勇逞强，弄不好就会为非作歹，招纳流氓地痞横行乡里，最后违法犯罪，株连家族。汉末魏初的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也在外地做官，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说：“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观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他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他说：“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同上)，真是语重心长，爱子之情溢于言表。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集》)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而且他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同上)他十分注重其子弟的交友，告诫他的儿子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同上)，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的这些人生经验之谈，很有哲理，被后世人奉为金玉良言。在魏晋南北朝，不少名臣贤达之士，都曾在离乡背井的异地以家书的方式辅导子女的教育。如魏国的名臣王昶[chang敞]，写有《诫兄子及子书》和《家诫》。魏晋之际的名士嵇康在狱中写《家诫》，实为遗书。蜀国丞相长史向郎在年逾八旬时，写下《诫子遗言》。吴国的太常卿姚信写有《诫子》。南朝的雷次宗写有《与子侄书》。颜延之写有《庭诰》。王僧虔写有《诫子书》。徐勉写有《诫子崧书》。北朝的颜之推写有《颜氏家训》20篇，后人视为家教规范。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以家书教育和指导自己的子女修身进学，表明士大夫对子女成长的深切关怀和期望。家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指导进学修业，还是辅导道德修养，都遵循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效果颇佳。第九节 司马迁家传家教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著《史记》而留芳千古。在他治史成才的道路上，最值得世人玩味的是那家传家教故事。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之家，在先秦时期，学在官府，史官世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氏世典周史，在周朝里即为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官居太史令之职。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中央政府的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并且保管文书档案和图书典籍，要求知识渊博，随时以资顾问。司马谈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于黄子”。所著有《论六家要旨》，全面总结和分析了先秦诸子百家各学派，是一位富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在父亲的教导下，司马迁自幼即以继承父业为学习动力，勤学苦读。加之他天资聪颖，10岁时就能诵读古文，对一些古史书籍有所接触。稍长，父亲即让儿子向当时的名师宿儒学习，攻读《古文尚书》、《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骚赋等汉代以前的古书，同时父亲还精心传授作太史令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如搜集民间遗文古书，保管和整理图书典籍，研习天文星历、占卜祭祀等等。所有这些，作为子承父职的家传家教也是当时必要的职官教育，司马氏父子无不用心。然而，尽职尽责的司马谈自撰述《论六家要旨》始，就有编著一部巨史的夙愿，他企图通过对先周以来的古籍整理，将绵延不断的华夏民族发展历史进行总结，以承先启后，以资益于天下一统的明主贤君借鉴。司马迁朝夕侍奉于父亲身旁，父亲为编史的准备工作以及口授心传的治史家学教诲，无疑成为他日后治史、编撰《史记》的主要条件。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始建汉家之封，封禅泰山。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被留滞周南，不得与之从行，故郁愤而卒。在弥留之际，司马氏父子会见于河洛之间。父亲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迁儿，我家先祖为周室的太史官。自从上世曾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难道在我这里衰绝了吗？不！你将复为太史，承继我祖上事业了。今朝天子接千岁之继统，封禅泰山，而我不得从行，是命运如此，是命运如此啊！我死之后，你必定为太史。你为太史，千万不要忘我所欲论著之事。”父亲的话深深地触动着儿子的心，司马迁俯首流涕，字字记在心上。父亲为宏愿未展而即将谢世无比伤怀，断断续续地告诫儿子：“近四百年来，诸侯兼并，战乱不息，以致历史记载停止断绝了。今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和忠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官而来不及论载，天下的文史废弛未修，我深感恐惧的唯此过失，望迁儿念念不忘！”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教诲与嘱托，决心不辜负父亲的遗训。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开始掌管皇家藏书。在皇家石室金匮之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史资料。与此同时，他为编述史书，除广泛收集整理已有的国家藏书资料外，还利用充当皇帝侍卫之职的方便，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各地的历史古迹和风土人情，以获取第一手信史资料。据载，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还游历考察了巴、蜀、邛〔qiong穷〕、笮〔ze则〕、昆明等西南各地。这些非凡的经历，成为他编著《史记》难得的条件。由于司马迁自幼得家传家教，而且始终以父亲的临终嘱托与教诲为巨大动力，所以在他自身坎坷遭遇的逆境中，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巨著《史记》的撰述，不仅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而且树立了千古效法的子从父教的楷模。第十节 曹操家教三国时期的曹操，毕生为统一中原而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日理万机，然而他在鞍马劳顿之间，仍然十分注重他的儿子们的教育。曹操的儿子较多，曹昂、曹丕、曹彰、曹植、曹熊等长成后都先后封侯，从政从军，辅佐曹操。幼子曹冲亦颇聪颖，相传有曹冲称象的故事，可惜少年夭折。其余各子，如曹昂因随父征战，死于宛城。曹丕继承父志，废汉立魏，文韬武略亦不逊于其父。曹植颇有才名，为“建安七子”之一，尤其在诗赋方面多有建树。曹彰尚武，深通武艺，攻城必克，战无不胜，很受曹操钟爱。作为一代有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曹操，对儿子们的教育是颇费心血的。在他的幕府下，文臣武将，济济一堂，如谋士郭嘉、程昱[yu玉]、荀攸、孔融、贾诩、杨修、钟繇[yao摇]、陈琳、司马懿等，武将有曹仁、夏侯敦、典韦、许褚、李典、张辽、徐晃、张郃[he合]等，他们不仅是听命曹操的重臣，而且也是曹操用以教育儿子们的良师。其儿子们的成长，或文或武，大多得益于他们的教育。曹彰是次子，字子文，少善骑射，膂力过人，能手格猛兽。曹操知道兵家之事是极险的，对曹彰尚武而鲁莽的性格颇为忧虑。一天，他教诫儿子：“汝不读书而好弓马，此匹夫之勇。何足贵乎？”要求曹彰好好读书，成为儒士。然而曹彰说：“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场，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曹操遂问其志，彰说：“好为将。”操问：“为将则当如何？”彰答：“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操听儿子言，深感此儿有为将之志，高兴得大笑。此后曹操亲自为儿子传授兵家之学，并请武将传授武艺。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曹操令曹彰带兵五万讨之，以考验其实战能力。临行时诫之：“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由于曹彰在父亲的精心教育之下，精通兵法，又深通武艺，所以到代北之后，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势如破竹，很快平定北方，班师凯旋。曹操常对儿子们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尔等与孙仲谋若何？”并经常以统一中国，平定东吴、蜀汉的大业，激励儿子们奋发向上。曹植从小深受曹操的影响，爱好文学，于是曹操请杨修、陈琳、钟繇、王朗等文臣作为曹植的老师，不仅教给他文学知识，而且还教以治国平天下的治政能力。杨修为人旷达，意气豪迈，才华横溢，人称：“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为学与治国之道，彻夜不息。在杨修等人的教导下，曹植的才华在诸兄弟中佼佼超群，深得曹操的钟爱，以致有意立植为世子。为了考核曹植的真才实学，曹操经常以政事为题考问，曹植在杨修等人的教诲下，于军国之事广博学习，常常对答如流，出口成章，语惊四座。曹植所写的《铜雀台赋》，就是曹操命题的急就之作，流传甚广。曹操为防止其诸子为争王位，相互倾轧，故在他临终之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托付家事。他说：“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叙，特以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卿等宜辅佐之。”至死仍不忘嘱咐文武大臣教育和辅佐他的儿子们。第十一节 叔母教子泪西晋时期，河南郡新安县(今渑池县)到处传闻着浪荡公子皇甫谧〔mi密〕折节向学的传奇故事。皇甫谧，字士安，公元215年出生于陇西皇甫世家大族，曾祖父是东汉灵帝时大官僚皇甫嵩，虽说是汉亡晋兴，但皇甫家族作为世家的显赫家世仍为时人瞩目。然而，谁也没曾想到，世代高官辈出的皇甫家族，到了皇甫谧这里，却让世人看他的笑话：一个十足的天资低下的“蠢才”！皇甫谧从小过继给叔父，跟随叔父母生活在河南郡新安县。叔父母将他视作亲骨肉，疼爱万分，满指望他能读书进学，日后能求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谁知这侄儿子偏偏不爱读书，整日里游荡无度，常常彻夜不归家门，冥顽不听教诲。眼看他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的早到衙门任职为官了，然他20多岁仍未脱稚气，与一些八九岁的小男孩编荆为盾，执杖为戈，分阵相刺，傻乎乎地玩着军事游戏，痴喊乱叫，气得叔父母两眼直冒青烟。一天，在外玩得满头大汗的皇甫谧，踉踉跄跄地抱着一些不知何处弄来的瓜果，兴冲冲地送到叔母跟前，口称孝敬母亲，以为叔母一定会高兴。叔母对儿子的管教已用尽了心血，不知暗地里流过多少泪，但这匹脱缰的野马就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教训。如今见到此状，她强忍着内心的辛酸和不满，没有接儿子的瓜，却亲切地叫他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劝诫说：“儿啊，你已经20多岁的人了，世事不懂，目不存教，心不入道，说话办事粗鲁糊涂，一味地放任着野性子贪玩，什么时候让娘看你能成器呢？你这模样儿，即使拿牛羊猪肉给我吃，也丝毫不能安慰我啊！”说罢，连声叹息不止。皇甫谧仍然直愣愣地站立着，兴头一下子没有了。正不知叔母为什么如此，叔母又长叹一声，说：“过去孟母三迁，终于使孟子改邪归正，成为一个学者，难道是我这个为娘的没有选择好邻居，让他们把你带坏了？唉，怎么怪人家呢？邻居的子弟哪个像你这样顽皮愚钝！看来还是我对你教育不够，或是教育不得法罢。 儿啊，娘也管教不了你。勤学修身，全靠你自己努力，最终也是你自己受益，与我有什么关系！”说罢，叔母不禁声泪俱下，接着大哭不止。皇甫谧从前总是听到叔父母大声的呵斥训骂，所以总是听不进去。这时，叔母苦口婆心的开导，泪流满面的痛楚，深刻痛心的自责，使他突然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内心触动，双手丢下瓜果，扑通一声跪于地下，当即向叔母表示从今以后要痛改前非，弃旧从新，浪子回头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像古人孟子一样，发愤学习，成为名垂千古的学者。第二天，天刚放亮，皇甫谧起床穿衣，悄悄地溜出家门。叔母听到门声，以为儿子又像往日一样出门放荡去了，习惯地唉叹了一声，万般无奈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然而，叔母怎么也没有想到，皇甫谧这次却是出门拜村里一个名叫坦席的老先生为师。从此，皇甫谧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在外游荡，而是如饥似渴地沉醉于书本之中，“耽玩典籍，忘寝与食”，“勤力不怠”。也不再好吃懒做，却“躬自稼穑，带经而农”。待叔母家境逐渐好转时，他更是踏实地做起学问来。由于他废寝忘食地发愤求学，时人也劝他不要用功过度，批评他成了“书淫”。皇甫谧自觉过去浪费宝贵时光太多，立志要把损失补回来，遂不分昼夜，博综典籍百家之言，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皇甫谧的学问与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好心人劝他：“你已经满腹经纶，又颇有名气，应当结交一些权豪势要，也好为自己博个一官半职，何必老死书房。”皇甫谧说：“叔母要我学孟子，我安贫乐道，何必要以学问求荣利呢？”叔母听了十分高兴。后来，皇甫谧的名气传遍天下，晋武帝一次又一次地下诏敦促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矢志潜心学术研究，直到去世为止，始终手不释卷，笔不辍述。皇甫谧从20多岁开始拜师向学，尔后潜心著述，一生写了大量著作，成了著名的学者、史学家和医学家。他的著作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帝王世纪》记叙了上自三皇五帝，下至三国曹魏时期，上下3000年的历史，是一部博古通今的史学巨著，受到时人及后人推重。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如《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皇甫士安依诸方撰》、《论寒食散方》等，这些医学著作不仅至今仍在中国流传，而且《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的针灸专著，还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成为世界上颇有影响的针灸学专著。皇甫谧叔母的教子泪没有白流，它开了花，也结了果。第十二节 《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占代公元6世纪后期诞生的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它上承汉魏六朝以来的“诫子书”、“家诫”的遗风，下开唐宋元明清诸朝士大夫之家家训的先河，所以《颜氏家训》一书在我国古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颜氏家训》一书，出自颜之推的手笔。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人，祖籍在琅琊临沂。他自谓“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颜氏家训·慕贤》)。他出身于士族之家，世代为官，深受世传儒学传统的影响，不仅从小接受了世传《周官》、《左氏春秋》等儒经的教育，而且喜欢博览群书。从19岁始入梁为官，后来，他为北齐政权效力，曾主编了《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文林馆诗府》等书。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北周的御史上士。581年隋又取代了北周，他又被隋朝召为学士。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统治由顶峰转向没落、中国社会由南北朝分裂而趋向重新统一的时期。士族势力腐败，九品中正制行将瓦解。颜之推预见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量才授官的新制度即将到来，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后代世承儒学家教传统，以保自己家族长远富贵，世代为官，于是在晚年写下了《颜氏家训》一书。颜之推亲身经历了战乱，当过西魏政权的俘虏，同时也目睹许多仕宦之家的悲惨下场。他告诫自家子弟，在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他说：“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氏家训·勉学》认为士大夫之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注重家教，千载终不至于为“小人”。而魏晋以来，豪门士族以门第入仕为官，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此消日，以此终年。有的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在承平之日尚可悠闲自得，但一到战乱和朝代更迭之时，则身不保命，家破人亡。因此，他认为仕宦之家应当居安思危，学艺保身。学艺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读儒家的五经，可以获得立身处世的道理和方法。同时除了研习五经之外，还应兼及百家之书，从百家之书中获得对书、数、医、画、射等百艺的了解。颜之推认为，国家之臣不外乎六种，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保卫)之臣、使命(外交)之臣、兴造(土木建筑)之臣。这六类官吏都应有专才专艺的教育，然后方能专精一职，否则遇有国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堕云雾。关于专才专艺的教育，颜之推认为仕宦之家应当打破门第之见，走出高墙大院，让贵胄子弟接触下层社会的农工商贾，博而求之。在他看来，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来自民间，知道民间疾苦，知道稼穑的艰难，所以表现出超人的佐时治国的才能。相反，士大夫子弟“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像这样的废物怎么能不在动乱年代沦为“小人”，去耕田养牛呢？(《颜氏家训·勉学》)在《颜氏家训·教子》中，颜之推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在婴幼儿时及早开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再施教就困难多了。他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爱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来管制他们，这样的结果是父母丧失威信，也无教育效果。仕宦之家的父母应当“威严而有慈”，这样子女畏而生孝。同时，父母应当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和天赋，因材施教，如在儿童时期要注意学好语言，讲标准话，讲文明礼貌的话，长辈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脏秽之词和粗暴无礼之言禁绝不讲。长成之后，要教以诗书，学以才艺，养以道德。第三章 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家教特点隋朝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之后，开始出现了全国大统一和文化繁荣景象，但隋朝的国运不长。唐代继隋朝之后，在文化上有很多开拓和创新，如完成自汉以来的儒家经学的总结，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推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选士制度等，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庶族地主通过教育和科举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读书做官热”。宋代沿袭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特别注重文化与教育，由此在整个社会自皇室宗亲贵族阶级至官僚阶层和广大平民之家，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概括说来，唐宋时期的家教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从皇家的家教来看，开始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学校体系。如隋代最早在东宫设置“门下坊”和“典书坊”。门下坊设左庶子、内舍人和录事诸官，典书坊也设庶子、舍人、洗马诸官，这些官员主要从事皇太子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唐代除三公三少外，还设有太子宾客，并设置詹事府统管东宫政教，詹事府内设左右谕德官专门讽谕规谏皇太子。唐代将隋代的门下坊改为左春坊，典书坊改为右春坊，在贞观年间又专为皇太子设置崇文馆，设学士官，并建有东宫图书馆，所藏大量图书为“秘书”，专供皇室子弟教育使用。宋代为了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增设詹事讲读官、太子侍读、太子侍讲官等，并设置资善堂为皇太子及其他诸王子的肄业之所。资善堂的教官有翊善、赞读、直讲、说书等。南宋初还在东宫门内建有书院，因为书院是民间兴起的文教机构，不能体现皇家教育的特殊性，所以后来又弃书院之名改为“学新堂”。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广大庶族地主阶层和少数平民之家的读书兴趣，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在一起，“望子成龙”成为家庭教育的动机和目的。在一利益，于是延师教子的风气常盛不衰。一些富家大户人家，也纷纷兴办“家塾”，或者联合数家或一族，建立私塾性质的学校，延聘当地或外地的名师任教。这样，家庭教育也日益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以至出现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倾向。此外，唐宋时期的家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封建纲常的礼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礼教，在汉代就以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出现，并贯彻在各类学校教育中。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把“礼”解释为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以后，礼教不仅有了成套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随着家庭教育的学校化，日渐渗透到家庭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在唐代和宋代，《家范》、《家规》、《治家格言》之类的礼教内容，开始丰富和完善起来，它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家风的形成也很有影响。第二节 唐太宗家教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皇家的家教，并且在家教理论和实践方面有重大建树的皇帝。首先，唐太宗创建了宫廷馆学，对皇家子弟的教育机构的设置有所改革。馆学之设，始于南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的馆学与汉代的太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为天下读书人开设的教育机构。唐太宗开设的馆学只为皇家子弟教育专用，同时还设有国子学、太学等非皇家贵族子弟的学校。这样，他明确地把皇家子弟的教育与平民子弟的学校教育分成两个不同的体系。唐太宗为秦王时，虽然南征北战，风餐露宿，但他却注重文化学习。他开设文学馆，招纳名儒18人为馆学士，虚心向他们请教修身治国之道。这18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xu续]、于志宁、张世长、薛牧、季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和许敬宗，他们都是隋末唐初的知名学者。他们与唐太宗朝夕相处，教授经史，议论天下事，出谋划策，为唐王朝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即位后，在殿左设置弘文馆，学士们更番宿值，与之讨论古今之变，总结前代帝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七年，唐太宗命魏征编录《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一书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这本书选自历史上帝王及诸侯王积善积恶所造成的成败得失故事，按历史顺序和善恶两类，编辑成册，用以教育皇家子孙以古为鉴，注重道德修养。后来，唐太宗又开设崇文馆。在馆学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命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购买天下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善长书法者缮写，然后藏于皇家秘书库，以供皇家的家庭教育专用。自唐太宗开设馆学之后，作为皇家的教育机构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馆学教官之职亦多由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尚书、宰相等兼领，学生皆皇族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的皇家子弟。唐玄宗时，馆学藏书十分丰富，以至在东宫特设书院，也就是图书馆。唐代有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各列经史子集四库。在教材方面，命徐坚等人编纂《初学记》、吴兢编辑《贞观政要》，均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其次，唐太宗在皇家的家庭教育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亲自撰写的12篇《帝范》和吴兢编辑的《贞观政要》等书籍中。(1)尊师重教。唐太宗认为，培养皇家子孙是国家大事。要使皇家的教育切实搞好，尊师和重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条件。所谓尊师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太子三师之职必须有朝廷德高望重的重臣来担任，同时必须建立尊师礼仪。唐太宗曾选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的老师，后来又拜德高望重的魏征为太子师。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诏令撰《三师仪注》，规定太子接三师要出殿门，先礼拜三师，三师答拜后再入殿门。三师入东宫殿门时，太子要先让三师入门。三师坐后，太子才敢就座。太子向三师写求教的书札，必须在前面写上“惶恐”，结尾写上“惶恐再拜”。唐太宗拜李纲为太子师，因李纲年迈又有脚疾，他赐予李纲一轿步舆，令东宫卫士抬举他入宫，并命太子引师上殿礼拜。唐太宗认为如果三师不受崇敬，就得不到皇太子的尊重；不尊师就不会重视师教，教学就不能发挥作用。(2)自古圣王皆由学。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在一诏文中说：“朕近来研习经史，自古明王圣帝，何曾不是由师傅造就的呢？黄帝学于大颠，颛顼〔zhuanxu专须〕学于绿图，尧学于尹寿，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戚子伯，文王学于子期，武王学于虢叔。前代的圣王，如果未遇上这些老师，哪有功业显著于天下，名誉流传于史册呢？况且朕接续百王的余绪，智不同于圣人，如果没有师傅，那怎么能当好国君呢？”由此他主张恢复“三公三少”制度，加强皇帝本身及皇家子孙的教育。(3)慎选明师，长善救失。唐太宗曾对大臣说：“除非天生的圣贤，一般人都是从教而变的，况且太子师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公和召公为保傅，左右都是贤人，日闻雅训，方能长仁益德，使之成为圣君。秦朝的胡亥，因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杀功臣和亲族，结果旋踵而亡。由此可知，人的善恶品德的形成是由于近习之人的教导和影响。朕今天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必须要考察其礼度品德，使明师之教有益于太子及诸王长善救失。”(《贞观政要·尊敬师傅》)他还认为，自古帝王子孙，生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及其成人，没有不骄逸成性的，所以倾覆相踵而至，鲜能自济。所以，对皇家子弟必须实施“严教”。此外还必须让他们知道衣食来之不易，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以便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觉克服骄逸之病，不夺农时。唐太宗亲自教诲太子及诸王子，往往借物喻理。如乘舟，他告诫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诸如此类的教育，旨在让太子了解社会，明白事理，学会治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当好守成之君。第三节 误教亡国丧身唐太宗是个英明皇帝，十分注重家教，所以他的子孙有出息的也不少，如唐玄宗继太宗的“贞观之治”，又开创了“开元之治”。但唐玄宗并没有牢记祖宗的遗训，中途松懈，而且对后世子孙的教育放任自流，以致“安史之乱”以后，唐太宗开创的唐朝盛世由此而日渐衰落。导致唐后期急剧衰败的原因很多，其中皇家的家庭教育失误，培养了一些不肖子孙也是一个直接因素。如唐玄宗的长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所爱好的“教学”是下象棋。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亡四川，太子李亨乘乱登基，当了皇帝。在家国存亡之际，这位肃宗皇帝却不理政事，整日与爱妃张良娣在室内下象棋。当时的象棋子由金和铜鎏金制成，落在金属制成的棋盘上叮当直响。如果说太平时日，搞些娱乐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时却是兵荒马乱。跟随肃宗的丞相李泌[bi必]进言规劝，说连日淫雨，兵士们忍饥挨饿拥挤在寒舍之中，怨声沸腾，如果皇上如此行为，会引起兵变，重现马嵬坡危险①。然而肃宗不听规劝，下棋兴趣未减，只是将金铜成形的象棋子搁置一旁，令人另以软木“干树鸡”雕成木棋子，以免着子时发出响声。虽然他别出心裁发明了木质象棋，但跟随他的大臣对他这种行为十分不满，险些步了玄宗的后尘。又如，唐后期的皇家家教把打球作为一项内容，倒是培养了几个球迷皇帝。唐穆宗就十分迷恋玩球，《唐书》说他“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三日”。有其父必有其子，穆宗的儿子李湛，学着父亲日夜打球打猎，登基做了皇帝(即敬宗)以后，还是整日打球，不问政事。不仅如此，而且昏庸无道，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后来，有一天他被和他打球的球匠灌醉，懵懵懂懂地被杀死在更衣室里。有唐一代，中后期的皇家家教日趋没落，除了出现唐文宗李昂个别热爱读书的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在学习上肯下功夫的了。但是，这不等于说皇家的家教就此停止了，而是唐后期的外戚和宦官把皇家的家庭教育引向了歧途。他们不让皇家子孙学正经事，尽教些打球、打猎、下棋、斗鸡走狗之事；或者使之迷恋女色，醉生梦死，以致其昏庸无能，任由他们操纵裹胁。外戚与宦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误教造就昏庸无能的“儿皇帝”，以便他们窃取朝廷大权，横行霸道。唐后期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内乱迭起，皇帝有名无实，像文宗李昂因有意翦除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未成，结果过上了名为皇帝实为囚徒的生活。注释：①唐玄宗携杨贵妃至马嵬坡，仍寻欢作乐。士兵们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并逼着唐玄宗下旨，赐杨贵妃死。第四节 唐代仕宦家教一斑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阶层的读书人入仕为官的机会逐渐多了，先后涌现出许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同时由于科举制的持久推行，官僚政治制度日益强固，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神童诗》)的文人春风得意的局面。由于大批的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诗》)，所以当他们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享受荣华富贵之余，考虑的身后大计不是给子孙留下丰厚的家产，而是传授读书做官的本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明白：“将相本无种”，科举制给广大读书人铺开了从田舍通达天子堂的康庄大道，因此要使自己的子孙世代为官，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神童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既得利益的仕宦之家，自然蕴有无比的家教热情。如《新唐书·房玄龄传》载，房玄龄治家颇有法度，常恐诸子弟骄侈，仗势凌人，不事诗书，于是搜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让他们各取一具，作为座右铭，以勉励进取。唐初的勋臣如此，唐中后期的仕宦之家更不待言。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出身于仕宦世家。但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幼年处境艰苦，他的伯兄韩会收养了他。在兄嫂的精心抚育下，习读诗书，日记数千百言，六经百家之学无不博洽贯通，25岁时考取了进士。从韩愈自述的学习经验来看，仕宦之家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而且也很讲究学习方法。他说，自己读书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这就是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同时广博地阅读百家之书。他认为读书唯在勤奋，方能有所得。他自己就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学习方法上，他的经验是：“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宏其中而肆其外”；“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劝学解》)。他积累了如此宝贵的经验，与他从小严格的家教有·很大关系。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也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他父亲白季庚曾在徐州做官，他随父侨寓徐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县符离集)，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后因时乱年荒，迫使他从童年始就流转四方。他的足迹南到苏、杭、宣、饶、襄樊，北至邯郸、太行，西至洛阳、长安。在流转期间，他的父母仍十分严格地管教其学业，让他努力读书写作，并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终于在29岁时考取了进士。如果说，唐初科举取士促进了仕宦之家的家教，那么在唐末仕宦之家的家教则几乎为科举所左右，“望子成龙”成了家教的理想与追求，而且家教的目的与内容日益呈现科举化的倾向。第五节 柳玭[pin频]家诫